Le Monde - 07.10.2026 — 2026-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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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主编程控导读:聚焦「基辅:处于永久战争氛围之中」、「沉重打击」等核心政经议题

今日《Le Monde - 07.10.2026》全报共收录 199 篇核心报道。在政经治理、法理制度与公共政策层面,版面重心聚焦于:**基辅:处于永久战争氛围之中**(随着俄罗斯袭击的加剧,这座乌克兰首都的生活节奏被每日的警报所主导);**沉重打击**(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决定在针对平民目标的行动中“不再遵守任何规则”,旨在“迫使民众逃离城...);**租赁网站显示未受轰炸影响地区的租金大幅上涨**(“每当我去超市之前,总是会提前查询是否能买到我需要的所有东西,以免在店里浪费时间,”例如21岁的电影专业学生阿里娜·弗洛...)。 在本土文化与城市记忆方面,今日重点关注**「丹麦遭遇历史性数据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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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时代思潮与社会文化雷达

🎭 当代文化观察

《Le Monde - 07.10.2026》本期社会思潮与时代切片

本期特写报道深入探索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心态变迁,详见【📖 双语精读】各专题深度报道。

🗂️ 全版面分栏导览目录 (点击标题直达正文)

📑 要闻

高中:行政部门面对一场未曾预见的危机

\- 数万名高中生原定于周二在全法国范围内举行游行,工会、教师和大学生也加入其中

\- 他们的诉求虽然多样,但反映了在学习条件、未来前景以及渴望被倾听方面的共同关切

▶ 在郊区动员的高中生中,出现了旨在配合这一势头的政治运动。但其起源是自发的 —— 在过去三周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政府最初将优先权交给了警察应对方案

\- 部分青年和警察受伤。截至目前,法国警察总监察局已启动 10 起调查

第 10 至 12 页

10月7日

“我成了哈马斯的奴隶”

奥默·谢姆·托夫

在加沙被囚禁了

505 天。

自 2025 年获释以来,

他在以色列及全球

讲述自己在该伊斯兰

组织地道中的经历

第 4 页及观点见第 27 页

社论

以色列与 10月7日的创伤

太空

欧洲依然

缺乏火箭

污染

镉:旨在降低

肥料中的

含量

校园

针对无职研究人员

来自海外的呼吁

电影

俄国电影人坎特米尔·巴拉戈夫作品《Butterfly Jam》的奇异魅力

美国

一起强奸案

引发康奈尔大学

校园愤怒

第 2 页:一名年轻女性声称在 2024 年被该名校的一家兄弟会 7 名成员下药并强奸,现已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总统大选

竞选活动

受债务压力冲击

马蒂尼翁宫警告称,预算赤字的增加将阻碍下一任国家元首的行动,而候选人们在应对措施上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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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与中国的失衡日益加剧”

前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提出了一种新工具,旨在减少与北京的贸易失衡

乔尔·科恩与伊森·科恩

马滕·沃尔特林克(荷兰)视角

为和平而创作漫画

地平线 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二十年后

M 00147-007-F:3,80 €

德国 5,10 €, 安道尔 4,50 €, 奥地利 4,90 €, 比利时 4,20 €, 西班牙 4,50 €, 希腊 4,40 €, 瓜德罗普-马提尼克 4,10 €, 意大利 4,40 €, 卢森堡 4,40 €, 摩洛哥 35 DH, 荷兰 4,90 €, 葡萄牙 4,40 €, 留尼汪 4,10 €, 塞内加尔 2 600 F CFA, 瑞士 4,90 CHF, 突尼斯 8 DT

2026年光影奖

这位著名的俄罗斯记者于 2006 年被刺杀,她曾以惊人的洞察力不断就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深刻本质发出警示

第 20 页及观点见第 27 页

光影电影节 – 10 / 18月,里昂

全球经典电影盛会

10月5日,学生们在纽约州伊萨卡市的康奈尔大学校园内游行。

LAUREN PETRACCA/

路透社

康奈尔大学校园对一起强奸案的处理方式感到震惊

一名年轻女性声称在2024年被这所美国名校的一家兄弟会七名成员下药并强奸

伊萨卡(纽约州)- 特派记者

10月5日周一,数千名学生组成规模宏大的游行队伍,涌入位于纽约州北部伊萨卡市的康奈尔大学主干道。示威者聚集在学校校长迈克尔·科特利科夫(Michael Kotlikoff)办公室的窗下,现场架起了扩音设备,演讲者们接连在麦克风前发言,要求其辞职。

人群指责该男子掩盖了一起发生在学生兄弟会场所内的集体强奸指控,这起案件在过去两周内震惊了这所名校。其影响已波及全美所有校园,并且目前已演变为一场围绕美国司法系统如何处理性暴力案件的政治议题。

“每个人都感到愤怒,这是目前唯一讨论的话题。人们想要具体的改变,而且显然他们准备采取大量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助教兼研究生会成员 Kaori Quan 讲述道,“想到我的课堂里可能存在犯下此类罪行的人,我感到深切的不安全感。”在她身边,她的朋友佩戴着一枚写有“开除科特利科夫”的徽章。

口号和歌声见证了学生的愤怒。康奈尔大学这座坐落在伊萨卡高地、俯瞰卡斯卡迪拉河(Cascadilla)峡谷的绝美校园,原本氛围静谧,但自9月16日 CBS News 披露相关消息以来,气氛发生了剧变。据受访学生称,该事件发生在2024年,此前在校园内仅有模糊的传闻。但随着大学及当地司法部门处理该案细节的公布,引发了普遍的愤怒。

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的司法文件,一名化名为“Jane Doe”的二年级学生指控 Chi Phi 兄弟会的七名成员对其实施了强奸。她的证词以及七名涉嫌袭击者的证词,在接受询问后——

在司法方面,汤普金斯县(Tompkins)副检察官并未启动调查,并在2024年将此案结案。由大学当局询问,人们得以部分还原在那场酒局期间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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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人生

在其姐妹会(一个仅限女性的学生组织)建筑内以及伊萨卡市的酒吧里喝了几杯酒后,Jane Doe 同意前往一名男学生的兄弟会宿舍与其进行第一次合意的性行为。后者建议她再次饮酒并服用氯胺酮(kétamine),这是一种在学生派对中广泛传播的药物。他还建议一名同学加入他们,她表示同意。

在药物作用下,Jane Doe 逐渐失去了意识。随后,两名男生中的一人在兄弟会学生的群聊中发送消息,怂恿其他人上来与她发生性关系。他向朋友们写道:“楼上提供自助阴道。”另外五名学生轮流进入房间。深夜,其中一人询问:“店还开着吗?”另一人回答他:“是的。”Jane Doe 声称她当时已无法做出反应,且并未同意所有这些行为。

她在随后几天发送的各种消息表明,她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派对三周后,她向校园警察举报了此事。随后,大学在“第九条修正案”(Titre IX)的框架下接手了此案。这是美国特有的一项程序,将处理性暴力的纪律责任委托给教育机构,旨在让受害者感到信任并能够发声。然而,结果似乎恰恰相反。

在听取所有相关方的陈述后(七名被指控者中有五人承认发生了性关系,但他们坚称这是合意的),大学在 2025 年开学季发放了处分:前两名学生被开除;另一名学生此前已毕业,被禁止在三年内进入校园;最后四名学生受到的处罚从停学数个学期到撰写论文或学习性暴力相关课程不等。

在司法方面,汤普金斯县副检察官马修·范·豪滕(Matthew Van Houten)并未启动调查并结案。他声称从未收到校园警察提交的提及明确“强奸”指控的文件以及消息截图。然而,警方保证已提交相关材料。在被联系时,马修·范·豪滕未予回应。

据其律师托马斯·朱夫拉(Thomas Giuffra)称,人生被摧毁的 Jane Doe 已辍学,朱夫拉未回应《世界报》的请求。九月,她决定将诉讼提交至州最高法院。该诉讼同时针对七名学生、康奈尔大学以及 Chi Phi 兄弟会。

面对此案引发的巨大影响,政治人物也介入其中。10 月 1 日,纽约州民主党州长凯西·霍楚尔(Kathy Hochul)指定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Letitia James)重新接手调查。这一决定并未逃过唐纳德·特朗普的关注,自从霍楚尔在涉及其资产估值过高的民事案件中使其被定罪以来,特朗普一直对该州长怀有强烈的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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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的背后,在一定程度上是 #MeToo 后的辩论在重演,而此次出现了一个新的口号:“我是 Jane Doe”

房地产资产。“莱蒂西亚·詹姆斯是一个腐败的人。她完全腐败了。我为任何被她盯上的人感到遗憾,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公正的审判,”美国总统对此做出回应。

这起案件的背后,在一定程度上是 #MeToo 后的辩论在重演,一个在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的新口号随之出现:“我是 Jane Doe”。一方面,有人谴责司法体系保护施暴者,以及大学为了避免丑闻而不择手段。周一,许多康奈尔大学的抗议者举着标牌,提及该校在 2018 年至 2024 年间收到了 1200 起关于性暴力的举报……但仅有 7 人被开除。另一方面,许多人谴责这是一场媒体审判,被告在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的情况下就被预先定罪。七名涉案人员的名字已被美国媒体公布,且多人试图在社交网络上揭露 Jane Doe 的真实身份。

安德鲁·米尔滕伯格(Andrew Miltenberg)是其中一名学生的律师,该学生在看到同学的消息后进入了房间——该学生承认发生了性行为,但否认任何强奸行为。他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对这种不对称性表示担忧:“一项指控,一旦在新闻标题、社交网络和公职人员的声明中被反复提及,甚至在证据被充分审查之前,就可能凝固成一项判决。”其他律师未予回应,或未能被《世界报》确认身份。

这场丑闻还波及到了兄弟会,它们是校园中过度派对文化的象征,被称为“希腊生活”(Greek life)。这些以希腊字母命名的组织与美国大学的运作密不可分。涉案的 Chi Phi 兄弟会自 1868 年起就在康奈尔大学设立,比这座常春藤联盟中最年轻的学府早创建三年。该兄弟会已在案件后被开除。在周一的抗议活动中,许多标牌要求禁止所有兄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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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叙事”

“‘希腊生活’(Greek life)是校园的支柱,但它也是性暴力的主要来源,”19岁的杰克·胡贝尔(Jack Huber)解释道,他是发起此次集会的“为了民主康奈尔的学生协会”成员。“大学不想打击兄弟会,因为这些组织及其校友是学校最大的捐赠者之一。这是一个兄弟会依赖校方获得保护,而大学依赖兄弟会获得捐款的系统。”

在接受《世界报》关于所有指控的询问时,康奈尔大学指向了其校长迈克尔·科特利科夫(Michael Kotlikoff)的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承诺将对该事件的处理情况进行独立审查;同时,公关副校长凯尔·金博尔(Kyle Kimball)发表了一份声明:“任何关于大学未对涉事人员采取重大制裁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散布这种认为该事件仅产生轻微后果的虚假叙事是不负责任的:这将加剧受害者的不安全感,削弱他们获得支持的感觉,并导致性侵案件的报案率持续低迷。”

这一信息在校园内并未获得认可。学生们已经号召在周三发起新一轮动员,进行一场为期7小时的静坐。这个时长正是简·多伊(Jane Doe)在兄弟会房间内遭受折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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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我成了哈马斯的奴隶”

被伊斯兰组织绑架,奥默·谢姆·托夫在加沙被囚禁 505 天

面对面采访

赫兹利亚(以色列)- 特派员报道

奥默·谢姆·托夫 9 月份在希腊度假。这位 23 岁的前人质被哈马斯囚禁了 505 天,他讲述了在一段时间后,一次闪回如何将他猛然拉回 2023 年 10 月 7 日,以及随后在巴勒斯坦飞地地道中漫长的被囚禁时光。“我当时坐在餐厅里,服务员走到我身后。他的声音和其中一名恐怖分子一模一样,完全一样。有一秒钟,我感到害怕,陷入了恐慌,”他回忆道,“我看着他,发现那不是他。但你会觉得回到了那个地方。你会觉得看到了那些恐怖分子。你周围的一切在瞬间改变。你被吓呆了,无法动弹,心跳快得要跳出胸膛。”

自 2025 年 2 月 22 日起,奥默·谢姆·托夫在身体上获得了自由。他与另外五人一同被该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囚禁,并在 2025 年 1 月生效的临时停火协议后的几波释放行动中获释。但被囚禁的创伤经常地袭来:“我几乎每天都要面对它。有些日子很艰难,有些日子则相对容易。有时一瞬间想到,然后它就消失了。但有时,你真的能感受到它,就像回到了那里一样,这很痛苦。”

1200 名死者和 251 名人质的命运给以色列带来了深重的创伤。尽管在美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和平计划后,加沙最后的被拘禁者已于 2025 年 10 月获释,但哈马斯撕开的伤口依然深可见骨。其中多人讲述了所遭受的暴力,包括性暴力。酷刑还包括心理层面的折磨。

“我成了他们的奴隶,”奥默·谢姆·托夫作证道。10 月 7 日早晨,当他在距离巴勒斯坦飞地几公里外的 Nova 音乐节参加活动时被绑架。“我在地道内部为他们挖掘。我将炸弹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我搬运了海量的食物:我亲手搬运了至少 500 箱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仅仅是在地道中进行分发。我习惯为他们做饭、为他们打扫、为他们挖掘,他们对我吐口水,对我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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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饥肠辘辘”

这位前人质讲述了他在地道中被看守剥夺食物的经历:“我处于极度的饥饿之中。他们每天只给我一块面包,有时只有半块,甚至有时只给我一杯像烈酒杯那么小的东西,里面装着香料、干草和盐水。”奥默·谢姆·托夫(Omer Shem Tov)从5岁起就梦想成为一名演员,他表示自己在与绑架者——哈马斯战士的接触中学会了阿拉伯语。

他没有表达复仇的欲望,尽管他对那些“恐怖分子”毫无怜悯之情。“当然,看到破坏,看到受伤或死亡的妇女儿童,对我来说很艰难。我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真的不希望,”这个年轻人解释道,“他们被洗脑了。我认为他们是被迫针对我们并支持哈马斯的。在加沙,你要么支持哈马斯,要么不支持,而后者意味着死亡。”

奥默·谢姆·托夫,

于9月9日在

以色列赫兹利亚(Herzliya)

家中。

LUCIEN LUNG / RIVA PRESS

为《世界报》拍摄

在他自己的经历中,宗教救了他的命,其作用超过了自获释以来偶尔陪伴他的心理学家。“在那里的第一周(被囚禁期间),我快疯了。我觉得自己在窒息,无法呼吸。我处于完全的黑暗之中,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脑海中充斥着震耳欲聋的喧嚣。一周后,我告诉自己有两个选择:要么在抑郁、愤怒和不解中越陷越深,要么接受现状并信任上帝——或者任何其他力量——指引我走上正确的道路。”他在8月底出版的一本书中描述了这些内容(《在地狱,与自我相遇》,Meeting Myself in Hell, Sela Meir Publishers,尚未翻译)。

这位前人质还选择在以色列和全球范围内作证。尽管有时这些交流是痛苦的。在社交网络上,每天都有评论称他在撒谎,或者称他本人应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死亡负责——三年内约有 74 000 人死亡。

在访问美国的一所大学期间,一次与一名犹太学生的争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大喊:‘你们在实施种族灭绝!’”奥默·谢姆·托夫否认这一指控:“我亲眼看到哈马斯恐怖分子如何将民众当作盾牌。例如,我就在一家学校下方:我身边有那么多的炸弹和爆炸物。”面对逆境,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继续发声:“无论是对支持我们的人,还是反对我们的人。” ■ 吕克·布隆内(LUC BRONNER)

丹麦遭遇历史性数据泄露

哥本哈根周一透露,一次黑客攻击瞄准了 8,8 百万名生者或死者的个人数据

马尔默(瑞典)- 区域特派员

要理解此次事件的规模(哥本哈根研究、教育与数字化部于 10 月 5 日周一披露),必须记住丹麦的人口为 6 百万。然而,中央人口登记处(CPR)遭到了黑客攻击,该登记处自 1968年起记录了 11 百万丹麦人的个人数据。此次攻击据称使一名未经授权的参与者获取了 8,8 百万人的信息,其中包括该国居民、居住在海外的丹麦人以及已故人员。

奥胡斯大学安全专家延斯·米鲁普·佩德森(Jens Myrup Pedersen)教授表示,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泄露”,不仅是因为预计受害者的数量,还因为被窃取的信息量。虽然入侵者尚未被确定,但负责数字事务的部长克里斯蒂娜·埃格隆德(Christina Egelund)周一承认,这是一起严重的安全事件,并要求丹麦民众保持“警惕”。

该登记处除了记录王国每位居民的身份识别号外,还包含大量相关信息:姓名、名字、地址、职业、出生日期和地点,以及亲属关系、是否属于国家路德福音教会(70 % 的丹麦人正式成为该教会成员)或是否被置于监护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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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警惕

据埃格隆德女士称,警报于 10 月 2 日发出,此前 CPR 管理部门发现“ 9 月份系统内检测到异常”。据该部门称,黑客攻击持续了 10 天,是通过一家丹麦公司进行的,该公司拥有合法权限在国家档案中检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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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专家批评创建于 1968年的国家档案存在漏洞,该档案集中了大量信息

虽然入侵者尚未被确定,但该事件已向数据保护局报告。同时,该事件已向负责严重犯罪的国家警察部门提起申诉。周一,数字事务部长在议会召集了经济与数字化委员会以及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的成员。

埃格隆德女士警告丹麦人注意“数字欺诈”风险,特别是“身份盗用”和“网络钓鱼”(phishing),并敦促人们保持警惕:“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人知道我们的姓名、地址和 CPR 号码,并且其沟通方式看起来可信,[必须记住] 他可能在冒充他人。”

在丹麦,网络安全专家批评该系统的脆弱性。该系统集中了大量信息,所有公共行政部门以及许多私营公司均可访问,后者利用这些数据来识别其客户。“这非常方便,但也非常危险。从历史上看,利大于弊。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与 1970 年代已经不同了,”数字员工工会 Prosa 的顾问奥拉·坦格(Ola Tange)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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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太高”

自1968年国家档案库创建以来,该组织一直对相关风险表示担忧,要求加强系统安全性,例如通过实施双重身份验证来访问个人档案等保障措施。但并未成功。“成本太高,”坦格先生嘲讽道,他希望此次泄露的规模最终能引发反应。“为了更好的安全性和更好的隐私保护,必须支付一定的代价,而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支付。”他说道。

在奥胡斯大学,延斯·米鲁普·佩德森表示赞同:“这次事件清楚地向丹麦以及所有欧洲国家表明,仅仅谈论网络安全和数字安全是不够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我们需要采取行动的领域,而且这证明了黑客既有手段也有意愿付诸行动。”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每当由当局和公共部门存储的数据落入不法之徒手中,我们的信任就会因此动摇,”这位研究员指出。

今年3月,哥本哈根高等法院判处一名27岁男子三年六个月监禁,原因是其利用CPR登记系统协助实施危及他人生命的违法行为。该男子于2023年6月被哥本哈根市政厅婚姻登记处雇佣,随后他将从档案中提取的个人信息进行出售,并在Telegram上推广其服务。根据丹麦司法部门的说法,他传输的数据导致了34起严重的暴力行为。

安妮-弗朗索瓦丝·伊韦尔(ANNE-FRANÇOISE HI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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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詹姆斯·邦德 007 以及相关的版权和 / 或商标,经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授权使用,由 London Operations LLC 独家许可。© 2026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保留所有权利。

基辅:处于永久战争氛围之中

随着俄罗斯袭击的加剧,这座乌克兰首都的生活节奏被每日的警报所主导

基辅 - 通讯员,特派记者

10月 3 日,一名母亲和她的女儿在基辅的赫雷夏蒂克街散步。照片:VIRGINIE NGUYEN HOANG / HL / HUMA 为《世界报》拍摄

10月 3 日,54 岁的马克西姆与他 13 岁的双胞胎女儿玛尔塔和维卡在基辅的南桥下。

一座几乎被劈成两半的首都。基辅人在 2022年基辅战役期间所担忧的事情,在短短几天内就发生了:自10月1日起,俄罗斯无人机连续袭击了横跨第聂伯河的两座主要桥梁。飞行器在交通繁忙时撞击斜拉索、桥墩或车道并引发爆炸的画面,在全国媒体中广泛传播。虽然这些建筑远未被摧毁,但袭击以及随后的临时交通管制引发了巨大的拥堵,并在部分居民心中造成了深层的焦虑感。

即便如此,要让基辅人屈服于恐惧仍需要很多诱因。自 2025年针对该市的袭击加剧,以及8月底以来市中心出现的白日轰炸,目前尚未出现恐慌或新一轮外逃的迹象。虽然路人的眼神中偶尔流露出恐惧,虽然有些人会在每次警报响起时(如今无论昼夜,警报已不可胜数)冲向最近的避难所,但许多人依然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继续生活。在乌克兰,平静同样是抵抗的土壤。

尽管针对第聂伯河桥梁袭击的消息令人震惊,但并未让居民感到意外。或许是因为这仅仅是俄罗斯针对首都乃至全国民用基础设施大规模加强轰炸的新阶段。数周以来,莫斯科军队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仓库、购物中心、邮政服务、铁路设施、能源设施,甚至在近期袭击了数据中心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俄罗斯在10月 4 日(周日)宣布,将进一步“加强”对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回应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声明——泽连斯基承诺将增加基辅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势;与此同时,在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访问期间,乌克兰军队再次击中了一座桥梁。在前一天(周六),莫斯科延续其向基辅盟友施加更大压力的策略,像5月份那样再次呼吁外国外交官离开这座城市。“首都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周五承认,“敌人正在摧毁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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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打击

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决定在针对平民目标的行动中“不再遵守任何规则”,旨在“迫使民众逃离城市”,他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如此说道。在乌克兰分析人士看来,俄罗斯的目标是为该国制造新的物流挑战并使其经济瘫痪,同时试图摧毁民众的士气。由于在战线上面临困境,俄军无法推进,且近期在利曼地区甚至遭受了乌克兰的反击,俄罗斯目前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乌克兰的后方。

“首都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敌人正在摧毁基辅,”其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表示。

新一代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出现让基辅陷入窘境,因为目前基辅缺乏拦截这些无人机的手段。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一波接一波的袭击在不断的防空警报中使首都陷入混乱。

公共交通的延误时间越来越长。由于威胁存在,多个节日被迫取消活动。甚至乌克兰议会(Verkhovna Rada)也不再知道该如何开会,因为议员们在每次防空警报响起时都被迫进入避难所。企业的情况同样如此,在警报期间,它们在维持营业还是关闭之间犹豫不决;一些超市在最近几周内也遭到了袭击。

不断的防空警报使首都陷入混乱。“现在,相对较少数量的[无人机]就能让像基辅这样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在数小时的防空警报循环中被囚禁,”乌克兰媒体 Texty 指出。

与其每天十次地进入避难所,不如让孩子们进行远程学习。即使是那些完全不考虑逃离该国的人,也在进行这样的思考。因此,在战争的现阶段,乌克兰原则上不会出现新一轮的大规模外逃。基辅人更多地将其称为前往乡村的“临时流亡”,其中一些家庭成员每周在基辅停留几天工作并照看公寓。

虽然这座城市目前仍尽可能维持着一个功能完备的首都之貌,但这一新现实给民众的士气带来了沉重打击,而民众正准备迎接一个据称将极其严酷的冬天。居民们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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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网站显示未受轰炸影响地区的租金大幅上涨

“每当我去超市之前,总是会提前查询是否能买到我需要的所有东西,以免在店里浪费时间,”例如21岁的电影专业学生阿里娜·弗洛迪金娜(Arina Vlodikina)解释道。33岁的市场营销负责人奥克萨娜·斯比特涅娃(Oksana Sbytnieva)则感叹,“仅仅是从第聂伯河的左岸前往右岸”就变得危险起来。“攻击桥梁并将一座城市切断成两半实在太残酷了。这相当于让那些盯着手机跟踪导弹和无人机动向的服务人员在交通出行上变得更加困难。

救援服务、药品供应、食物供应……”9月28日,在市中心金门区(Porte dorée)的国家科学院遭到袭击次日,该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塔拉斯-舍甫琴科大学宣布,由于“基辅安全局势恶化”,停止线下课程。

2025年冬天的记忆依然刻在人们心中,当时俄罗斯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了长时间的停电和停暖,且伴随着低至-27℃的极低气温。而克里姆林宫已经表示,打算在冬季到来前增加袭击频率。面对拦截弹的严重短缺,大量的俄罗斯导弹使得戏剧性的后果风险挥之不去。

教育也受到了影响,因为孩子们在每次防空警报响起时都被迫进入掩体。其中一所机构在10月1日遭到无人机袭击,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进一步加剧了家长的恐惧。私立雅典学校(école privée Athènes)的副校长斯维特拉娜·比留科娃(Svitlana Biryukova)每天都能观察到这种变化。现在,每天早晨都有家长打电话询问她,所有教师是否都在岗,以及是否可以将孩子送到学校。

“对每个人来说,安全已成为首要任务,”她说,“对于许多家长来说,知道孩子在学校几乎成了一种保护保证。”这位音乐教师指的是俄罗斯入侵开始后在学校下方建造的掩体,当天在校的孩子们就在其中参加活动。这位教师讲述道,就在前一天,一位年轻母亲在深夜其居住区遭到轰炸后,带着泪流满面、精疲力竭的孩子来送学。她告诉老师,她将在未来几天离开首都。

因为自2022年2月最初的大撤离以来已不再被提及的问题,如今确实成了每个人都在讨论的话题。留下?离开?尤其是,去哪里?租赁网站已经显示,在受轰炸影响较小的乌克兰西部地区,租金大幅上涨。那些拥有第二居所的人考虑搬到那里居住,其他人则考虑回到村庄与家人团聚。

既然都要面临缺电和没暖气,不如去乡村使用发电机和壁炉。而且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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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已变得坚韧

面对这种前景,危机沟通专家、前政府顾问尤里·萨克(Yuriy Sak)已不知该如何思考。因为他认为,经过五年的战争,民众已经变得坚韧,以至于“如今在经历一夜轰炸后,再也没有人会问情况如何,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常态”,但这并不妨碍他思考在民众决定离开之前,其承受能力的极限在哪里。“人们还准备忍受什么?寒冷、没有暖气和电,我们经历过。但如果俄罗斯人摧毁了供水系统,导致管道爆裂,人们还能撑住吗?”

至于被莫斯科要求离开乌克兰的外国人,在经历了2022年使馆和联合国人员的大撤离(这一事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他们的意愿也倾向于坚守。欧盟驻乌克兰大使卡塔琳娜·马瑟诺娃(Katarina Mathernova)感叹道:“基辅已成为一座前线城市,昼夜都有袭击”,但她并未提及削减人员。尽管部分大使馆采取了安全措施,但目前仍保持低调。面对克里姆林宫,政治上的雄心就是绝不屈服。

在联合国总部,联合国驻乌克兰代表、德国人道主义外交资深人士马蒂亚斯·施马莱(Matthias Schmale)试图保持豁达:“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准备。”尽管联合国使用的“40个仓库”成为了俄罗斯袭击的目标,但这位管理着2000名员工的负责人拒绝“像2022年那样仓促撤离”。因此,马蒂亚斯·施马莱将像乌克兰人那样处理危机,允许其占总人数70%的当地员工远程办公,如果可能的话,就在乡村办公。对于其他人,他则采取了老兵般的冷静:“这就是战争,我们必须接受一部分风险。”

托马斯·迪斯特里亚(THOMAS D'ISTRIA)

与 ONU 雷米·乌尔丹(RÉMY OURDAN) 报道

逃往首尔的朝鲜女性讲述其经历

厌倦了永久性的监视,25岁的姜圭里(Kang Gyu-ri)在2023年秋季成功乘船逃离

首尔 - 特派记者

姜圭里不是首尔人,这一点很明显。是因为在这个痴迷于外表的首都里,她的打扮显得有些笨拙?还是因为她的笑容难以掩饰内心深处的紧张?这位25岁、染着红褐色头发的年轻女性经历过无数次人生起伏,这教会了她谨慎。她的眼神在闪粉睫毛膏的勾勒下,显得近乎冷峻。她的名字是假的。“我不会告诉你真名。这个假名是我随机选的,没有任何参考意义,”她解释道。没有必要坚持询问。

在首尔市中心的永登浦站附近的一家生鱼片餐厅里,在结束了她在梨花女子大学的国际关系课程后,姜圭里同意揭开她在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非军事区(DMZ)两端生活经历的面纱。她的解释简洁而精准。“我在2023年10月逃离了朝鲜。”怎么逃的?“乘船,和我母亲、姨妈以及一名水手一起。”来自哪个地区?“江原道地区。我不会告诉你具体在哪里。”匿名是她讲述故事的条件。姜圭里希望保护留在北方的亲人。

江原道位于朝鲜东南部,沿非军事区延伸。在南边不远处,该省被称为江原道(Gangwon)。“我们花了四十四个小时才到达那里。必须掩盖行踪。我们在返回之前尽可能地驶向远海。朝鲜的水手看到了我们,但他们没有采取行动。”船抵达了距离非军事区约五十公里的束草。“有人发现了我们。警察来了。就这样,我们到了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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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的逃亡之路

与所有来自北方的初到者一样,这个小团体在韩那院(Hanawon)居住了三个月。韩那院是由政府于1999年设立的朝鲜脱北者安置支持中心。在那里,在经过国家情报院(NIS)的审查后,脱北者们学习自由民主社会下的日常生活:如何取钱、管理预算、乘坐公共交通,以及选举的运作方式。他们还接受烹饪、美容甚至机械方面的培训。离开中心后,他们正式成为韩国公民,获得800万韩元(5200欧元)的安置金和一套公共住房。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韩那基金会(Fondation Hana)中心则提供后续跟踪服务,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并促进其融入社会。

但由于从北方逃离变得愈发困难,这里的入住人数正变得越来越少。如今,大多数脱北者通过船只抵达。另一些人,主要是士兵,则从营房潜逃并穿越非军事区(DMZ)。此外,一些在中国或俄罗斯工作或生活的人选择摆脱监视者的控制,以寻求新生活。

通过中国边境尝试机会的人已寥寥无几。那里曾是首选通道,但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被平壤方面严密封锁。“摄像头和探照灯被安装了起来,尤其是在边境容易穿越的地方,比如北方山区,以及水深较浅、宽度仅几米的鸭绿江附近,”非政府组织“行动与统一人权组织”(NAUH)主席崔时宇(Choi Shi-woo)解释道,他本人于2006年抵达韩国。由于被认为态度过于软弱,部署在边境的部队已被特种部队取代。“他们见人就开枪,无需警告,”崔时宇警告说。

根据韩国统一部的统计,今年上半年仅有63名朝鲜人进入韩国,与2025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4%。在姜圭里(Kang Gyu-ri)脱北的2023年,仅有196人成功逃离北方。而在新冠疫情之前的2019年,曾有1047人成功脱北。

除了镇压,人数下降还源于经济的相对改善。“在2010年代,情况有所好转,但新冠疫情带来了灾难。边境关闭影响了供应,物价上涨了十倍,有人因此饿死,”姜圭里讲述道。

平壤对乌克兰战争的支持,以及俄罗斯和中国援助的恢复,改善了石油和食品的供应。经济开始复苏。韩国中央银行(Bank of Korea)估计,朝鲜在2024年增长3.7%后,2025年的增长率为3.5%。“那些逃离的人更多是因为贫困而非意识形态。如果他们能吃饱饭,有电有暖气,逃离的人就会减少,”崔时宇指出。

姜圭里2001年出生于平壤。她学习小提琴和乒乓球,但身为军人的父亲去世后,她的日常生活被彻底打乱。由于她的祖母信仰佛教——这一宗教与对执政的金氏王朝的崇拜相冲突——她的家人不得不于2020年流亡至南咸镜道(东海岸)。当时,全家依靠母亲的传统医学知识和这名年轻女性的乒乓球天赋生存。“我开设课程。在疫情期间,这是被禁止的。我收费很高,每天在8万到13万朝鲜圆 [约8到13欧元] 之间。”

积累的资金让她能够花4000美元(3560欧元)买下一艘8米长的木船。她雇佣了五名水手,开始从事蛤蜊捕捞。捕获的蛤蜊被运往中国。“这非常资本主义,而且完全非法,但在朝鲜,如果你能给合适的人钱并与国家分成,一切皆有可能。政府拿走我销售额的60%。在我住的地方,当时有17艘船,”她讲述道。

这段艰苦生存的经历说明了自1990年代中期大饥荒以来朝鲜经济的演变。破产的国家不再保证每日口粮的分配。朝鲜人开始在被称为“场马当”(jangmadang)的市场中从事非法商业活动。这种做法在受到打压与被容忍之间交替,但一直持续至今。根据韩国政府2024年对6351名朝鲜脱北者进行的一项调查,

仅有

63名朝鲜人

在今年上半年

进入

韩国,据

韩国统一部

统计

其中70.5%的人家庭主要收入来自非正式商业活动。

女性处于这场被称作“场马当革命”的最前线,以至于现在朝鲜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只有丈夫服务于社会主义,妻子服务于资本主义,才能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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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享受生活”

“我想享受生活。”对于曾在北韩经商后叛逃至南韩的前商人 Seol Song-ah 来说,“讽刺的是,北韩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反而为我们开启了这些前景。我们被视为二等公民,不配拥有权力或任何社会地位,但同时也因此避开了随之而来的国家控制与监视。因此,当旧体制崩溃时,女性在探索新的生存途径方面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Kang Gyu-ri 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通过捕鱼,我每天最高能赚到 100 万 韩元 [北韩]。我过着舒适的生活。我拥有价值 1,5 至 300万 韩元 [北韩] 的智能手机。我们还有一栋房子。”

日常生活也有美好时刻。“我和朋友们经常举办派对。五个女孩和五个男孩。虽然没有卡拉OK,但我们会带上麦克风和扬声器一起唱歌,”她回忆道。像大多数北韩人一样,她偷偷消费 K-pop。“通过天线,我们可以收听南韩的广播,观看 KBS 和 EBS [南韩的两家公共频道]。我对此非常痴迷。”在这些喘息之机之外,被框定且受监视的生活依然沉重。“如果你穿着看起来太像南韩风格的衣服,可能会在街上被警察盘查。如果你在信息中使用‘oppa’ [南韩女性对恋人的亲昵称呼] 这个词,或者被发现观看 K-drama,你可能会被逮捕甚至被处死,”Kang Gyu-ri 解释道。

由于担心南韩文化对民众的影响,政权通过 2020 年的《反反应思想法》加强了对消费 K-pop 或 K-drama 的镇压。该法律禁止创作、分发和消费任何“旨在破坏 [其] 体制”的内容,违者最高可被判处十年强迫劳动。两名青少年因观看 K-pop 视频被送往劳改营。一些高中生则因观看剧集《鱿鱼游戏》而被处决。

对于 Kang Gyu-ri 来说,前往南韩的想法最终占据了上风。“我想享受生活。K-pop 让南韩变得非常有吸引力,这与那些将其描述为贫穷、落后且受暴力美国人统治的宣传截然不同,”她详细说明道。她在 2023 年 10 月做出了决定。“过程非常快。我在 10 月 14 日决定离开。16, 我们进行了第一次尝试,但天气很糟糕。我们最终在 22 日出发。”

如今,她成为一名定居在首尔的学生,依靠南韩的援助开启新生活。“有时很艰难,我很想念我的朋友们。但在这里,一切皆有可能。只要努力就行。”

PHILIPPE MESMER

佩德罗·桑切斯 10 月 5 日在马德里的蒙克洛亚宫宣布提前举行选举。HANDOUT / AFP

在西班牙,佩德罗·桑切斯再次将赌注押在选票上

通过将原定于2027年中的选举提前,这位社会党总理寄希望于社会抗议,以获得一个真正的多数席位

马德里 - 特派记者

佩德罗·桑切斯再次选择打破政治日程,将赌注押在选票上。10月5日周一,这位西班牙总理结束了这段变得日益艰难的立法期,并要求选民给予他一个“广泛得多的进步派多数”来执政。在从其蒙克洛亚宫官邸发表的演说中,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宣布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1月29日举行提前立法选举。

此次声明发表在众议院否决政府为应对住房危机而紧急提交的两项法令仅三天之后。人民党(PP,右翼)、Vox党(极右翼)以及他之前的盟友——加泰罗尼亚独立派“统一加泰罗尼亚”(Junts)的投票使这些文本未能通过,再次暴露了政府在议会中操作空间的狭小。

在短短几天内,政治格局发生了剧变。9月23日,当政府首脑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在马德里,一名87岁的退休女性在她的公寓被一家投资基金收购后被驱逐。由于住房获取已成为西班牙民众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她的遭遇引发了广泛关注。太阳门广场上出现了露营地,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也日益增多。

佩德罗·桑切斯希望将这种愤怒转化为选举动员。他周一承认:“我知道,目前这部分社会多数群体中存在不满。”他表示理解那些认为自己的“利益在议会中被践踏,而少数人从中获益”的人,并承认他的政府犯过“错误”。他强调,仍有“许多不公正现象需要纠正”,尤其是在不平等问题方面。

总理还为其经济和社会政绩辩护,强调西班牙是欧盟中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预计2026年的增长率为2.1%——且其购买力的“增长速度是法国或德国的三倍”。佩德罗·桑切斯还抨击了“我们民主制度经历过的最糟糕的反对派”,指责其系统性地阻碍政府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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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手不及的合作伙伴

在长期要求其下台的右翼阵营中,这一消息受到了欢迎。主要反对党人民党主席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奥对西班牙人能够“终于”发表意见表示赞赏。他质问道:“如果八年还不够,为什么还要多要四年?”并承诺进行一次“国家重建”。

自2022年起领导人民党以来,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奥领导着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在350名议员中拥有137席。尽管他在2023年位居首位,但未能集结起多数席位,这使得佩德罗·桑切斯能够凭借一个由激进左翼Sumar党到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杂糅联盟的支持而维持权力。其中,“统一加泰罗尼亚”的七名议员在周五参与否决了住房法令,加速了本届立法期的结束。

Vox党党魁圣地亚哥·阿巴斯卡尔同样称其为“好消息”。凭借其32名议员,极右翼在民调中是进步最快的力量,并可能在组建右翼多数政府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相比之下,在左翼,这一声明让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的合作伙伴措手不及。该联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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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必须重新动员被接连丑闻打击的社会党选民

在 Sumar 内部,几个左翼团体(该组织在政府中拥有五名部长)数月来一直试图在新的旗帜下进行重组,但目前既没有指定的候选人,也没有最终成立的联盟。组成该团体的各政党现在必须紧急进行谈判,因为联盟登记的截止日期将于 16 octobre 到期。佩德罗·桑切斯可能会试图利用这种混乱局面,以挽回部分选民。

总理尤其需要重新动员被接连丑闻打击的社会党选民。多项司法调查涉及与 PSOE 和佩德罗·桑切斯关系密切的人员,尤其是他的妻子。该党两名前组织秘书曾入狱,其中一人是在被最终定罪后入狱的。其阵营内部的一部分人还指责他在 2024, 5 月通过的给予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的特赦法,该法旨在确保佩德罗·桑切斯在议会获得他们的支持。

前社会党总理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长期以来在 PSOE 的竞选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现在他自己也成了累赘。9 月,他在向法官解释时称,在 5 月启动的一项影响力交易调查中,从其办公室保险柜中没收的珠宝(估计价值超过 120 万 欧元)是 2007 年他在执政期间由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赠送的。此事件在党内引发了强烈的不安。此外,塞乌塔自治区(Ceuta)的危机在 7 月底摩洛哥移民大规模抵达后,垄断了两个月的政治讨论,并增强了人们对政府疲态的感受。

这并非佩德罗·桑切斯第一次进行冒险的选举赌注。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了违背预测的决定。2018 年,他凭借一项针对保守派马里亚诺·拉霍伊的极不寻常的不信任动议上台,随后在 2019, 不得不组织两次大选,并在 2020, 1 月组建了民主回归以来第一个左翼联合政府。

“极右翼联盟”

尤其是 2023, 在 PSOE 遭遇市政和地区选举惨败的次日,他在 7 月中旬立即宣布提前举行立法选举,这甚至令他自己的阵营感到惊讶。尽管当时民调对左翼不利,但这次投票使社会党限制了损失,随后经过数月的谈判,佩德罗·桑切斯保住了首相官邸——蒙克洛亚宫。

如今,他的赌注性质相同:在恶化的政治环境下重新夺回主动权,并在面对 PP-Vox 组成多数派的风险时重新动员左翼。佩德罗·桑切斯周一再次警告这个所谓的“极右翼联盟”。然而,民调结果依然对 PSOE 不利。由《国家报》(El Pais)周一公布的 40dB 研究所气压计显示,PP 获得 31,6 % 的选票,比 2023, 选举高出 1,5 个百分点;而 PSOE 为 27,4 %,下降了 4,3 个百分点。但增长最明显的是 Vox:极右翼将获得 18,4 % 的选票,比三年前增加了 6 个百分点。

伊莎贝尔·皮凯(ISABELLE PIQUER)

新德里:半数选民面临被除名风险

穆斯林及最贫困群体成为选民登记册清理行动的目标

新德里 - 通讯

本周四(10月1日),位于新德里东南部奥克拉(Okhla)的奈巴斯蒂(Nai Basti)选举办公室上演了一场令人焦虑的奔波。每天有上百名男女在此往返,在一次卡夫卡式的选民名单修订行动威胁到其公民权利之际,抱着保留权利的最后希望。他们将所有拥有的官方文件装在纸板文件夹或简单的塑料袋中。46岁的萨巴娜·卡通(Sabana Khatoon)紧紧攥着她的选民证,这张证件很可能已经失效。“我这辈子从未错过一次投票,但有人告诉我我已被除名,”这位母亲解释道。

当局于2025年6月在30多个邦启动了选民名单的“特别强化修订”。与旨在删除已故人员和重复登记的常规操作不同,此次清理行动的公开目标是确保没有任何非法移民(尤其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穆斯林)能够投票。这一议题被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所属的印度人民党(BJP)等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广泛利用。目前已有约1.3 亿名选民被除名。

在目前该行动仍在进行的印度首都,半数选民面临威胁。在8月底公布的临时名单中,已有超过4,7百万被删除,约占选民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有3,3百万选民收到选举委员会的通知,要求他们在10月30日之前证明自己拥有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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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的历程

该流程极其复杂,以至于变得难以理解。在新德里,选民可能因为姓名不一致而被标记为“可疑”。此外,如果一个人有五个或更多兄弟姐妹,所有大家庭都会面临问题;或者如果兄弟姐妹之间的年龄差距不足九个月,实际上会导致所有双胞胎收到通知……

这项部分由软件执行的操作,似乎连其设计者也无法掌控。外交部长苏布拉马尼亚姆·贾伊尚卡尔(Subrahmanyam Jaishankar)和首都行政首长雷卡·古普塔(Rekha Gupta)都收到了通知。

然而,据公民社会活动人士称,穆斯林和最贫困人口受到的影响不成比例。他们是此次行动的传统目标,因为被认为不支持执政党。像萨巴娜·卡通一样,数以千计的人奔波四方,希望能够出现在计划于11月4日公布的最终名单中。

过去,只需简单的身份证件和居住证明即可验证登记,而现在选民必须证明自己,或其父母、祖父母曾登记在2002, 的选民名单上,那是上一次修订的时间 2002.。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场艰辛的历程。“我不识字,甚至不知道我的档案出了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该如何补救,”心急如焚的萨巴娜·卡通担忧地说道。一名男子随后走出选举办公室。拉姆·德维(Ram Devi)刚刚得知他面临被除名的风险,因为他父亲的名字在2002年的登记册中可能被写错了。在印度,同一个名字的拼写在不同文件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由于从天城文(devanagari)到拉丁字母的转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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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情绪”

选举委员会在近年来多次被质疑独立性,如今再次成为批评的焦点。近日,多场抗议活动相继举行,要求该机构主席辞职,指控其听命于印度人民党(BJP)。

此次选民名单修订的影响远不止于公民的投票权。在许多邦,当局威胁要剥夺被除名选民的社会福利,而在这样一个国家,约有 8 亿贫困人口依赖粮食援助。

在像奥克拉(Okhla)这样穆斯林占多数的社区,“一种恐慌情绪笼罩着居民”,一名要求匿名的社会工作者如此表示。因为一旦最终名单公布,选举委员会将把被除名且被怀疑为外国人的名单发送至内政部相关主管机关。

“公民的焦虑感与名单修订所处的背景有关,”律师尼扎穆丁·帕夏(Nizamuddin Pasha)提醒道,他最初向最高法院就名单清理问题提出了质疑。2019年,在与孟加拉国接壤的阿萨姆邦,一项旨在识别非法移民的行动导致 190 万 人被剥夺国籍。同年,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通过了一项歧视穆斯林的公民法改革。

在许多邦,当局威胁要剥夺被除名选民的社会福利

为了确保没有人被不公正地从名单中除名,尼扎穆丁·帕夏与印度议会穆斯林政党议员阿萨杜丁·欧韦西(Asaduddin Owaisi)一起,在奥克拉社区的飞地扎基尔·纳加尔(Zakir Nagar)开设了一个法律咨询点。在办公室内,选举工作人员接待前来补全资料的选民,律师则提供法律咨询。

32 岁的女性阿鲁尼玛·法拉兹(Arunima Faraz)来到这里将文件放在桌上。她概括了整个社区的恐惧:“如果我不在选民名单上,政府就可以声称我是来自巴基斯坦或孟加拉国的移民,然后将我送入拘留营。”

卡罗尔·迪特里希(CAROLE DIETERICH)

肥料中的镉含量将受到限制

政府将在首次发出警报15年后,遵循卫生当局的建议

在国家卫生安全局(Anses)于2011年首次就法国人对镉的“过度暴露”发出警报15年后,政府承诺降低磷肥中这种致癌重金属的含量。从10月2日周五到10月5日周一,四项监管文本(一项法令及三项命令)相继发布。这些文本规定了肥料中镉含量以及农业土壤中镉投入量的逐步降低轨迹。

目前,磷肥中的镉含量最高允许达到90毫克 / 公斤(mg / kg),这一数值在欧洲处于最高水平。从2027年1月1日起,该含量必须降至60 mg / kg(这是欧盟自2022年起实施的标准),随后在2028年降至40 / kg,最终在2030年达到20 / kg的上限,这一阈值在芬兰、匈牙利或斯洛伐克等多个国家已经实施。

在今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自2021年起就建议采用20 / kg阈值的Anses敦促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否则将对“日益增长的人口产生不利影响”。近一半的法国人口以及100%的2至3岁儿童,其尿液中的镉含量已经超过了被认为具有临界意义的浓度阈值。这是一个法国特有的现象:法国儿童的体内累积量最高可达德国或意大利青少年的六倍。

法国公共卫生署(Santé publique France)自2021年起就对镉与法国胰腺癌爆发之间的联系发出警告:“镉被怀疑在[胰腺癌]发病率大幅且极其令人担忧的增长中起到了作用。”三十年来,病例数增长了四倍多。镉会污染许多大众消费食品(土豆、谷物、面条、面包……),并在肾脏和肝脏中积聚。它还与肾癌、肺癌、前列腺癌或乳腺癌风险增加相关。它会对肾脏、心血管和神经发育产生影响。此外,通过在骨骼中沉积,它还会促进骨质疏松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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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炸弹”

在2025年6月致总理的一封公开信中,自由执业医生们谴责这是一个“卫生炸弹”。此次动员的发起者帕斯卡尔·梅瓦尔特(Pascal Meyvaert)对一项“响应[他们]更好地预防农作物镉污染要求”的文本表示“极大满意”。

该文本曾在春季进行公众咨询,由农业部长安妮·热内瓦尔(Annie Genevard)主导。最初,该文本计划的降低轨迹要缓慢得多,预计到2038年才能达到Anses建议的阈值。但在此期间,一项法律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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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儿童的浸染程度最高可达德国或意大利青少年的六倍

由议员本诺伊特·比托(Benoît Biteau,生态党,夏朗德-海洋省)和克莱门汀·奥坦(Clémentine Autain,“之后”党,塞纳-圣但尼省)提出,并得到医疗界及多项公民请愿支持的一项法律提案,于6月4日在国民议会的一读中获得通过,尽管政府对此持反对意见:该文本规定,镉含量应在2027年起降至40 mg / kg,随后在2030年降至20 mg / kg。

为了证明其撤回辞职决定的合理性,生态转型部长莫妮克·巴布特(Monique Barbut)曾在7月明确表示,她已从共和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处获得了关于多项环境议题的“保证”,其中包括在2030年起将磷肥中的镉含量降低至20 mg / kg。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农业部长已同意支持其同事的提案,前提是加入一项重新审查条款。政府由此警告称,将能够根据“可获得的技术数据和社会经济因素,包括肥料原料的供应安全”来“调整”降低镉含量的时间表,这意味着可能会推迟达到卫生当局建议的阈值。

这将由相关部门的总监察局来裁定。然而,在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总监察局以及食品、农业和农村地区总委员会警告称,虽然立即与欧洲标准接轨是一项“约束力较小”的措施,但将含量降至20 mg / kg则并非如此。报告作者警告说,由于法国的磷肥绝大部分进口自摩洛哥,降低镉含量将对“国家供应以及可能的肥料价格产生显著影响”。

这一风险源于摩洛哥的“寡头垄断局面”,摩洛哥拥有全球最大的磷酸盐矿床,并声称已开发出一套脱镉工艺,使其能够提供“低镉”(低于20 mg / kg)肥料。最大的农业工会FNSEA此前已表示,其支持降低阈值,但前提是“价格可承受”。

正因如此,本诺伊特·比托打算将他的法律提案推进到底。“法令是脆弱的,”这位议员说道,“这个法令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政府可以决定单方面用另一个法令将其覆盖。而法律则更稳固。”他正等待获知参议院生态党议员未来的议事时段日期,以便将该文本列入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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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全面评估

政府方面则保证,此举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法国民众而迈出的新一步”。但事实是,将阈值降低至 20 mg / kg 并不足以期待短期内产生健康效益。法国国家食品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局(Anses)明确指出,土壤污染水平开始下降将需要“数十年”时间。“这将耗费极长时间,”土壤生命专家、生物学家马克-安德烈·塞洛斯(Marc-André Selosse)证实,“因此,有必要减少谷物种植并开发新的植物品种。”

法国健康环境协会(Association Santé Environnement France)创始人、心脏病专家皮埃尔·苏韦(Pierre Souvet)是最早对镉危害发出警告的人之一。他解释道:“我们将稳定土壤中的浓度,但食物中的浓度不会立即下降,因此,建议食用镉暴露较低的食物(如豆类和有机食品)仍然是必要的。”

这位医生认为还有另一个可以启动的杠杆:获取一份关于法国土壤酸度的全面评估。在他看来,氮肥促进了土壤酸化,而酸化可能有利于镉向植物转移。为此,他已请求会见法国农业商会主席,以便采取“纠正措施”,特别是针对那些最易积累镉的作物。

斯特凡·曼达尔(STÉPHANE MANDARD)

西伯利亚疑似出现鼠疫:克里姆林宫安抚民众,担忧情绪却在蔓延

当局保证,10月2日一名伊尔库茨克实验室员工的死亡并非由鼠疫杆菌引起

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州长伊戈尔·科布泽夫(Igor Kobzev)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i Peskov)呼吁民众听取“专业人士的官方声明,而非传闻和猜测”。国家公共卫生监督局(Rospotrebnadzor)则重复称“局势稳定”。结果是:在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的一名员工于10月2日(周五)死亡后,当局越是安抚,俄罗斯国内的担忧就越深。由于相互矛盾的叙述引发了人们对可能爆发疫情的质疑,导致这次死亡的原因更加不明。

俄罗斯媒体已确认死者身份:达里亚·奇皮洛娃(Daria Chipilova),28岁,该机构的实验室技术员。这名年轻女性在被送往伊尔库茨克卫星城切列霍夫(Chelekhov)的医院就诊两天后不幸去世。独立地方媒体《贝加尔人民》(Peuples du Baïkal)提出了两种解释(该媒体编辑部虽被迫流亡,但在当地仍保留大量联系)。根据第一种假设,达里亚·奇皮洛娃在从泰国旅行返回后患上了肺鼠疫;根据另一种假设,她在实验室中意外打破了一支含有鼠疫病原体的试管,从而感染了该疾病。

国家公共卫生监督局(Rospotrebnadzor)则声称,伊尔库茨克研究所未记录到任何涉及病原微生物的紧急病例。伊戈尔·科布泽夫在10月5日(周一)表示,专家委员会的分析显示,死因是起因“不明”的“肺炎”。州长进一步说明,所有与死者接触的人员均已被确认并处于医疗监视之下。

早期的官方声明和措施远没有这么令人安心。10月2日,邻近地区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州长阿列克谢·齐代诺夫(Alexeï Tsydenov)通过其社交软件解释称,那名“死于鼠疫”的伊尔库茨克州女性并非来自他管辖的领土。随后,他修改了信息,加上了“可能”一词。次日,即10月3日,靠近伊尔库茨克的拜卡尔斯克市当局发布了一条消息,要求居民不要前往切列霍夫,理由是“非官方情报显示有人感染鼠疫”。该消息在两小时后被删除。

据《贝加尔人民》报道,切列霍夫的居民注意到街上有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手套的人员。而运送与达里亚·奇皮洛娃有过接触的人员前往检测的救护车,由联邦安全局(FSB)的巡逻队护送。FSB是克格勃(KGB)的继承者,是同时负责安全和……信息控制的联邦机构。媒体正在审查提及疫情风险的文章。REN TV电视台从其社交网络中删除了五篇提到切列霍夫可能出现鼠疫的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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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关注的议题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人类监督局(Rospotrebnadzor)局长安娜·波波娃在10月3日和4日的周末期间前往西伯利亚参加紧急会议。达里亚·奇皮洛娃死亡的切列霍夫医院的部分区域已被封锁。近200名与其有过接触的人员已被确认,其中189人被送往医院观察。多家医疗机构已被隔离。在其他机构中,各项服务正常运行,并未出现大规模关闭情况。

但当地的一家铝厂已要求员工佩戴口罩。至于中亚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出于谨慎考虑,它们已加强了边境的卫生检查。

肺鼠疫是该疾病最危险的形式。与另外两种形式(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不同,它攻击肺部,并通过空气中的感染性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如果没有及时的抗生素治疗,它会在1到6天内导致死亡。达里亚·奇皮洛娃的情况可能正是如此。令人担忧的是,鼠疫在西伯利亚是地方性流行病,那里还发现了已知最早的人类史前疫源地。导致该疾病的细菌——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存在于西伯利亚广袤地区的野生小型哺乳动物体内。不过,人类感染鼠疫的病例依然罕见。

令人惊讶的是,西伯利亚的医疗状况很快成为了华盛顿关注的议题。

美国外交负责人马可·鲁比奥起初表现出半安慰半担忧的态度:“我认为没有必要惊慌,但有必要保持关注。”随后,唐纳德·特朗普本人也对这一遥远的局势发表了评论:“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刚刚听说这件事。我们会帮助他们的。”

这些美国方面的表态在西伯利亚可能很难起到安抚作用,因为那里的人们普遍持谨慎甚至不信任的态度。今年春天,此前的一起事件已经播下了怀疑与愤怒的种子。官方当时将激进措施的理由归结为牛类巴斯德氏菌病的流行。政府下令对动物进行隔离并大规模宰杀,而对于这种相对轻微的感染,这些措施其实并非必要。实际上,当局被怀疑掩盖了一场口蹄疫疫情,并隐瞒了其规模。

以及隐瞒了其规模。■

本杰明·奎内尔(BENJAMIN QUÉNELLE)

高中生动员

圣但尼:一场政治化但非受操纵的运动

物质需求、警察暴力、歧视以及国民联盟(RN)的崛起……在抗议活动开始的郊区,诉求多种多样。

圣但尼,成为了郊区高中生们一日的“首都”。10月4日周日下午,约350人(其中一半是高中生)聚集在巴黎北部的塞纳-圣但尼市市政厅前广场,参加一场大型全体会议。此次集会是由“青年平等与民主集会”协会发起的,该协会在工人阶级社区活跃,致力于反对歧视和警察暴力。会议议程是:分享诉求与证词,并决定如何推进这场一周以来席卷法国的运动。

“这是我们的运动,我们的愤怒。没有人能把它从我们这里偷走,”18岁的苏玛雅·萨雷(Soumaya Sarré)对着麦克风大喊,她曾就读于邦迪(塞纳-圣但尼省)的高中,目前是索邦大学一年级的本科生。“今天,由你们来发言。我们是一个民主的运动,”她的共同主持人瓦利德·曼苏里(Walid Mansouri)承诺道,他也刚刚从高中升入大学。

来自巴黎郊区各地的学生们接连在麦克风前发言,列举着相同的诉求:更多的设备、椅子、桌子、电脑、体面的厕所和教室;更少的每班学生人数;更多的教师补缺;更少的课时;更多的校医;冬季更多的暖气;更少的“热能筛子”(能效极低的房屋)等等。16岁的扎卡里亚(Zakarya,我们选择不公布未成年人的姓氏)自称是“神经多样性人士”,当他解释说在圣但尼的保罗·艾吕雅高中,一名残障学生陪同员需要照顾4名学生时,现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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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分化我们”

一种强烈的不公正感主导了所有的发言:“为什么我们的机会要比那些来自巴黎的人少?”来自普莱讷-圣但尼(Plaine Saint-Denis)区罗莎-帕克斯(Rosa-Parks)高中的努尔(Nour)这样质问道。来自首都第19区(19 $^{e}$ arrondissement)的利维亚(Livia)证实了这一点:“由于 Parcoursup(高等教育入学平台)的存在,巴黎与郊区之间存在着一种完全随意的隔离。”来自圣但尼私立天主教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尔(Jean-Baptiste-de-La-Salle)高中的三名学生出于团结而前来作证。“存在这样的不平等是不正常的,”一名戴眼镜的少女感叹道,引发了热烈的掌声。

对于发言者而言,不公正与歧视是并存的,无论是在学校、社会还是在警察执法层面。“在媒体中,有人被描述为在抗争,有人被描述为在破坏,”来自蒙特勒伊(Montreuil,塞纳-圣但尼省)的蒂莫特(Thimotée)愤慨地表示,“结果就是一边是白人,另一边是黑人和阿拉伯人。那不是我们。”这将是唯一一次提及年轻人实施的暴力和破坏行为。相比之下,警察暴力的话题在所有发言中反复出现。“当你是一个非白人学生时,[执法部门的]暴力会增加十倍,”苏玛雅·萨雷(Soumaya Sarré)强调道。

有时,演讲者会脱离学校问题,展现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运动。阿尤布(Ayoub)来到这里是为了证明他们就是“新法国”,他引用了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说法。巴勒斯坦事业虽然没有出现在演讲词中,但通过年轻人佩戴的大量库非耶(keffiehs)围巾而无处不在。对于这一代通过社交网络目睹加沙地带被摧毁,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声明是因为对“种族灭绝”的反响而投身政治的年轻人来说,这并不令人惊讶。

“他们用宗教来分化我们,”来自拉库尔讷夫(La Courneuve,塞纳-圣但尼省)的穆斯塔法(Moustapha)感叹道,“如今,穆斯林被当作敌人对待。如果国民联盟(RN)在2027年选举中获胜,甚至会出现一项禁止佩戴面纱的法律。”在几乎所有被封锁的高中现场,都能看到反对国民联盟的横幅。极右翼势力极有可能且真实地走向权力中心,无疑激化了这场高中生运动。

为了这次集会,圣但尼市政府出借了一些用于引导人群的护栏、一套音响设备以及一个装饰有巴勒斯坦国旗的小顶篷。瓦利德·曼苏里(Walid Mansouri)很熟悉这位来自不屈法国党(LFI)的新任市长巴利·巴加约科(Bally Bagayoko):在3月的市政选举名单中,他排在最后一名。与苏玛雅·萨雷不同——后者表示自己没有党派倾向,但希望看到一个“来自工人阶级社区的高中生工会”出现,因为“他们厌倦了由特权阶级资产阶级来代表他们”。

会议中途,巴利·巴加约科在十多名其他当选官员的陪同下抵达。狂热的人群聚集在市长周围,这位市长在高中封锁期间表现得尤为积极且活跃,时而扑灭垃圾桶火堆,时而挡在执法部门与学生之间。“你们为共和国带来了荣誉,你们践行了共和国的价值观,”他宣布道,“你们的诉求是正当的。动员必须加强,因为不平等依然存在。”现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稍后,在面对媒体时,这位 LFI 市长警告政府不要升级警察行动:“如果局势失控,将不会有任何政治解决方案。”他驳斥了政府关于“煽动暴力”的指控,并称大区省长向司法部门提交的举报是“不体面的”。

这场由“不屈法国”的活动人士或支持者组织、策划并主持的会议,是否证明了高中生运动受到了“不屈法国(LFI)及

布列塔尼地区朗巴勒:农村高中的疲惫节奏

在位于朗巴勒(科特阿尔莫尔省)的亨利-艾夫里高中(lycée Henri-Avril)门前的行人道上,高三学生艾莉诺在昏暗的光线中与她的好友们汇合。此时是10月5日周一早上7 h 45,。这所拥有1300名学生的学校刚刚开门。女高中生们在交流关于“运动”的最新消息。17岁的艾莉诺没有参加周四和周五的第一波示威,因为她担心会发生暴力冲突。艾玛、塞莱斯特和卡米尔安慰她道:“我们的动员并不像在电视或社交网络上看到的那样。”

在朗巴勒,封锁行动在平静中进行。大约600名学生在校门前聚集,随后在街道上游行。这座城市更习惯于看到愤怒的养殖户游行,而非激愤的高中生。在绕过乐克莱尔(Leclerc)超市和英特马尔什(Intermarché)超市,并鼓励私立学校的学生加入后,示威者在市政厅前喊了几句口号并唱起了《马赛曲》。

执法人员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外。现场确实出现了一些鞭炮、一个被喷空的灭火器以及被损坏的后视镜。所有被采访的年轻人都谴责这些轻微的失控行为。高三学生艾玛抱怨道:“不能让这次运动失去公信力。为了让我们的诉求被听到,我们必须冷静地表达。尤其是这里,我们的条件其实还算不错。”

在她周围,许多人对此持保留意见。诚然,亨利-艾夫里高中的主楼在经过一项耗资1500万欧元、为期两年的工程后得到了翻新,但据称一些预制房和老旧建筑仍在使用。几名高三男生表示,在酷暑期间,在这些建筑里学习非常困难。一些职业高中学生则批评这些教室经常渗雨。另一些人讲述了他们在35人的班级中度过的日常生活。

四名就读于机械专业证书(CAP)课程的青少年手里拿着电子烟,对法语和历史地理老师自开学以来一直缺席且无人接替的情况表示不满。此外,课表也引发了争议:内容过载、安排混乱……“周三,老师们不同意让我们在课终前10分钟离开去食堂。如果我想赶上校车,就得放弃用餐,”希望在9月进入法学本科学习的艾玛叹息道。而且还得跨过Parcoursup(法国高等教育申请系统)这个“障碍”,这也是另一个令人恼火的来源。

艾莉诺坚持参加罢课,是为了让人们听到农村地区学校的真实情况。和亨利-艾夫里高中的许多学生一样,她住在附近的市镇。校车在乡村穿行一小时10分钟后才能到达学校。

5 h 30起床,6 h 45, 上车,8时开始上课。“我们的日子被拉得很长。我有时写作业写到22 h 30. 我每晚最多睡6个小时。我想继续骑马,但自开学以来,我连一次课的时间都抽不出来……我的学校生活几乎没有给社交生活留下空间,”她苦笑着说。她的朋友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没有领导者,也没有代表”

西蒙、尤文、萨姆森和阿克塞尔坐在长椅上紧急复习。几分钟后,他们将分别参加历史和数学的评估。这些高三学生在旷课两天后回到了亨利-艾夫里高中。出于“信念”,他们所有人周二都将再次参加示威。

“封锁行动并没有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被工会或政党所利用。这里没有领导者,也没有代表。我们只是关心自己学习条件的高中生,”17岁的萨姆森(Samson)辩护道,“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每个人都认可这些问题。政府必须在年轻人身上投入更多。”“他们不把我们当回事。禁止使用手机难道是优先事项吗?他们跟我们说话的样子就像在对待一群被屏幕迷住的孩子,”阿克塞尔(Axel)愤愤不平地说道。该群体向周围的高中生示意,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讨论,极少有人盯着智能手机。在角落里,学校校长正监视着入口,他拒绝发表评论,称这是行政部门的指示。

朱尔斯(Jules)腋下夹着滑板,在各个群体之间穿梭,向熟人们打招呼。这位好奇的 2$^{de}$ 年级学生倾听着讨论:“我对政治一窍不通。我受到父母、新闻和朋友的影响……这次动员帮助我建立自己的观点。”这场运动被视为一次政治和社会启蒙。有些人会与父母讨论此事。16岁的阿尔诺(Arnaud)就是这种情况,他得到了母亲的认可,但没有得到父亲参加游行的同意。这名打算从事公共工程工作的学生宣称:“我坦然地在周围进行宣传。为了能被听到,这场运动必须持续下去。否则,这一切将只是没有后劲的形式主义。”

本杰明·凯尔茨(BENJAMIN KELTZ)

(特派员,发自科特阿尔莫尔省,朗巴勒)

10月4日,一名高中生发言人在圣但尼(塞纳-圣但尼省)的一次大会上发言。

KENZO TRIBOUILLARD / AFP

正如总理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的随员在10月1日(周四)举行的一场跨部门危机小组会议后所断言的那样,他们是“极左翼的代理人”吗?马蒂尼翁宫称其依据的是一份“情报部门共有的观察结果”。事实上,这主要是一份由巴黎警察局情报处(DRPP)于9月28日就塞纳-圣但尼省高中生运动所出具的报告。

“这场运动的起源显然在于对学生工会组织以及亲极左翼政治运动的利用,”警察局的警员在报告中写道。他们强调了“不屈法国”(LFI)议员的作用——继路易·博亚尔(Louis Boyard,马恩河谷省议员)在9月中旬率先前往克雷泰伊的圣埃克苏佩里高中之后,大量议员从9月28日起加入了封锁行动。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和立场行事:有些人是为了激励学生,而另一些人,如安托万·莱奥蒙(Antoine Léaument,埃松省议员),则是为了呼吁他们保持冷静,并引导这场略显无政府状态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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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效应”

然而,并非所有情报部门都认同 DRPP 的结论。据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高中生运动分三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相当动荡且自发,不具备政治色彩。随后进入第二阶段,即上周初 [从9月28日周一开始],部分来自社区的青年群体(其中包含但不仅限于高中生)开始采取暴力行动:破坏财产,并对教育人员进行威胁和袭击。最后,政治 [负责人] 和极左翼的工会活动人士才在第三阶段介入。”

该消息人士认为,资深活动人士介入的证据在于:那些向被逮捕并被拘留的高中生提供指令的传单。该人士继续说道:“但要控制一个本质上非常不稳定的高中生运动是非常困难的。对于那些对社会动荡感兴趣的政党来说,这更多是一种‘机会主义效应’(effet d'aubaine)。” 简而言之,社交网络以及社区之间的模仿甚至竞争效应,比“不屈法国”(LFI)的引导能力更强。最后,情报部门并未证实“黑块”(black blocs)成员的出现,尽管10月6日周二被预判为高风险日。据一名警方消息人士称,在贝尔福(Belfort)一名警察高级军官遭到袭击后被逮捕的年轻人中,没有一个人有司法前科记录。

对于19岁的、在中学阶段占主导地位的高中生工会联盟(Union syndicale lycéenne)主席里亚德·拉尼(Ryad Rani)来说,“说 LFI 操纵并组织了这次动员是错误的,且带有轻视意味。我们在 3500 所高中 [总数 5000 所] 中都有代表。” 这名被描述为“不屈党人”的年轻人否认这一标签:“我是左翼,这没错。而且我曾作为一名工会成员,在左翼联盟的名单中参加过市政选举。” 他表示,自从受到媒体关注以来,他收到了死亡威胁和种族主义侮辱。

无论如何,指责里亚德·拉尼与“不屈党人”关系密切显得很奇怪,因为直到 LFI 协调员曼努埃尔·邦帕尔(Manuel Bompard)在一次电视节目直播中揭露之前,没有人注意到——纳撒尼尔·孔巴里(Nathanaël Combary)作为“高中新生”(Renouveau lycéen)董事会主席,于10月2日周五在巴黎与其他工会一起受邀会见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Edouard Geffray),而他其实参与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的竞选活动。

27岁的阿里安·阿内莫亚尼斯(Ariane Anemoyannis)是“举起拳头”(Poing levé)的协调员,这是一个源自“永久革命”(Révolution permanente)的极左翼学生组织,她同样否认任何操纵或渗透行为:“我们站在高中生一边,因为我们理解并认同他们的愤怒。许多初中和高中的教育助理本身就是大学生,并且是我们组织中的活动人士。他们每天都在经历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高中生是主体,而不是可以被操纵的客体。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在圣但尼(Saint-Denis)、图卢兹(Toulouse)和波尔多(Bordeaux)等据点,“举起拳头”拥有非常活跃且组织严密的活动人士,自高中生运动开始以来,他们一直致力于与学生群体接轨。与其说是 LFI 的“代理人”(proxy),它更像是一个立场通常更为激进的催化剂。阿里安·阿内莫亚尼斯指出:“‘代理人’这个词通常指伊朗在与以色列和美国战争中的军事盟友,使用这个词充分说明了政府的想象力。”

克里斯托夫·阿亚德(CHRISTOPHE AY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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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破坏任何东西,我们只想被倾听”

在潘坦、马赛、图卢兹或里昂,高中生们有着同样的担忧,并谴责他们的学习条件

里昂、马赛、图卢兹 —— 通讯员报道

“青年厌倦了 Par-coursup(高等教育录取平台)”、“我们不仅仅是软件里的数据”、“8 h-19 h,我们是在学校还是在被拘留?”、“国家的未来取决于教育”、“少点警察,多点资金”……随着高中生的动员规模不断扩大,最近几周,数百条此类口号出现在贴在学校大门上的标语牌上。周一,全法国仍有近 590 所高中(共 3700 所)受到干扰,而 10 月 6 日周二将迎来动员日,更多参与者希望届时能与大学生和雇员实现“斗争的汇合”。

从缺乏卫生纸到对升学方向的焦虑,高中生的诉求看似混乱、分散且难以捉摸。然而,从巴黎郊区到马赛,再到图卢兹,《世界报》在过去十天的封锁行动中遇到的男女高中生们,他们的回答彼此呼应,有时甚至措辞完全一致。他们的证词讲述了对学习条件的共同担忧、深层的恐惧,以及一种被倾听的本能需求。

在运动发源地的巴黎郊区工人阶级社区,教师和医疗人员的短缺以及校舍的破败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在潘坦(塞纳-圣但尼省)西蒙娜-韦伊职业高中就读高三的肯南(出于匿名要求,学生仅使用名)周一早晨在校门口等待参加封锁行动。“我从周三起就开始动员,为了让我们获得更多资源。在我们的学校里,厕所经常关闭,没有校医,老师的缺席也不总是有人顶替,”这位 17 岁的少年详细说道。他表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无法好好学习”:“我为自己和法国所有的高中生感到担忧。他们以后将是我的同事,如果没人接受必要的教育,或者没人有资源,法国将无法维持。”

在这些贫困学校的学生中,一种挥之不去的被边缘感迅速在话语中显现,尤其是在职业高中门前,这里的学生在经济上更不稳定,在学业上也更脆弱。在枫丹苏布瓦(瓦兹河谷省)儒勒-米什莱职业高中门前遇到的基利安还没有决定自己的升学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班级人满为患,”他肯定地说道。他目前就读于 1 $^{re}$ 生产系统维护专业。

“这是可能的,但我们在这里没有成功的手段,”基利安在瓦兹河谷省的一所职业高中门前谴责道。他每天从 20 公里外的托尔西(塞纳-马恩省)通勤。“我申请的学校都被拒绝了,包括托尔西和蒙特勒伊的学校,”他详细说明道。他原本想“做一些像贸易之类的事情”,读一个高级技术员证书(BTS),甚至可能是一个学士学位。为什么不将这个愿望放在未来?“这是可能的,但我们在这里没有成功的手段,我甚至没有经济管理老师,”这位 17 岁的少年沮丧地说道,他深信自己“不会有[机会]”,且这“并不正常”。

在总统大选临近之际,政治语境也渗透进了关于高中生活的口号之中。尤其是在法兰西岛大区,对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的恐惧与排斥通过随处可见的涂鸦和标语表达出来。10月1日星期四,在塞夫朗(塞纳-圣但尼省)的布莱兹-桑德拉尔高中门前,巴勒斯坦国旗与法国国旗并肩飘扬。穆罕默德披着一面三色旗去封锁他的学校。“昨天有人告诉我我不是法国人,这让我很震惊;我出生在法国,我有权利,”这名高中生大声疾呼,与此同时,他的同学们正对着扩音器高喊那句古老的口号:“青年一代去他妈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

有些人是因为必要而动员,另一些人则更多是出于团结。来自城市、郊区、农村的高中生,无论是普通高中还是职业高中,他们有时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属于同一代人,但他们对机会平等的关注以及希望被听见的意愿是一致的。在图卢兹市中心的圣塞尔宁高中门前,该校与皮埃尔-德-费马高中的学生举行了全体会议。“我们希望被听到!即使这里的条件相当不错,我们也支持全国性的运动,”一名就读于终级班(terminale)的学生利奥(Léo)明确表示,他意识到自己就读于一所条件优越的学校。

“并非为了好玩而封锁”

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学生与法国各地的同学分享多项诉求。同样就读于终级班的克洛伊(Chloé)列举了其中几项:“减轻每日课业负担,在考试期间让教室更凉爽,尤其是修订 Parcoursup(高等教育录取平台)。”对于利奥来说,这涉及到“减轻平时成绩(contrôle continu)的压力,并使其变为匿名,以避免例如基于出身的歧视”。

“我们不是为了好玩而封锁。我们要展示我们的团结,”里昂市中心安培高中的一名终级班学生布莱辛(Blessin,化名)也说道。这名学生意识到,他所在的学校——查尔斯·波德莱尔曾就读于此——并非条件最差的学校。校舍极具格调,缺勤率也较低。然而,国民教育系统的整体问题依然在此产生影响,从而带来一种沉重的忧郁感。“我们的学习时间太长了,从8点到18点,我住在周边的一个市镇,通勤需要一小时,我们希望有一种不同的节奏,像其他国家那样,”这名高中生恳请道。

这些共同的经历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共鸣,以至于将那些不习惯抗议的学校也聚集到了运动之中。

“我们期待这个国家的教育管理方式发生彻底改变,”马赛的埃娃(Eva)和莱娜(Léna)解释道。

在马赛,周一中下午从旧港出发的一场自发游行聚集了全市的年轻人。16岁的埃娃和莱娜是圣约瑟夫-德-拉-马德莱娜私立高中的学生,她们肩并肩地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动员。“在其他学校学生的帮助下,我们今天终于成功封锁了学校,”她们解释道。她们的诉求是什么?“每班不再是40人,这在私立高中简直不可思议。教室里要安装空调……不再依赖 Parcoursup 的随意决定。我们期待这个国家的教育管理方式发生彻底改变。”她们保证父母支持她们,“尽管他们担心封锁期间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我奶奶认为是我们被‘不屈法国’(LFI)操纵了,”埃娃开玩笑说。

周五和周一,有 400 到 500 所学校被关闭,部分原因是学校遭到了破坏,更多是为了避免在周边聚集。在里昂 6 $^{e}$ 区的爱德华-埃里奥高中(Edouard-Herriot),以及维勒班(里昂大都会区)的皮埃尔-布罗索莱特高中(Pierre-Brossolette),尽管学校关闭,仍有学生群体悄悄聚集。他们共同表达了“坚持直到被倾听”的意愿。“我们对未来不抱乐观态度,” 2 $^{de}$ 年级学生安娜(Ana)坦言。“政府在强调混乱局面。而我们不想破坏任何东西,我们只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 1 $^{re}$ 年级学生汤姆(Tom)表示。

《世界报》采访的学生表示,他们反对在多次封锁行动中出现的暴力和破坏行为。他们还对警方针对该运动的反应,以及在图尔、朗斯(帕-德卡莱省)、阿尔让特伊和圣欧恩-洛蒙(瓦兹河谷省)执法行动中受伤的学生表达了同样的愤慨。目前,法国警察总监察局已启动 10 起调查。

“看到那些[针对高中生的暴力]画面,这简直是不道德的,那些这么做的警察应该被停职,”诺尔汉(Nolhan)在圣但尼(塞纳-圣但尼省)的弗雷德里克-巴托尔迪职业高中门前愤慨地说道。他保证,前一天他的一个同学“因为想烧垃圾桶而被踢着带走了”。自运动开始以来,已有 6000 多人被拦截。其中 5000 人被拘留,包括 4400 名未成年人。

雷米·杜卡斯(驻巴黎)、菲利普·加涅贝特、西尔维·勒谢博尼埃(驻巴黎)、埃莱亚·波米耶(驻巴黎)、吉尔·罗夫和理查德·希特利

高中生动员

焦虑的行政当局正处于“失控”的威胁之下

国家最高层对此次动员感到担忧,而政府采取的措施未能遏制抗议活动

预计在10月6日(周二)将出现大规模的高中生动员,这是该运动的“第三阶段”。该运动于9月中旬在巴黎大区发起,随后迅速蔓延至全国。这迫使政府取消了农业部长安妮·热内瓦尔(Annie Genevard)前往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附近参加畜牧业峰会的行程。政府将优先级放在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警察和宪兵力量上,即便这意味着要暂停官方车辆的往来行程。

面对这场出乎意料的抗议,政府近日采取的几项举措无论如何都没有满足示威者的期待。无论是10月1日宣布该措施12小时后,决定不再向非奖学金资助的BTS(高级技术员证书)或预科班学生收取注册费;还是总理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周日针对高中生动员向多位政府成员发出的“路线图”——该路线图为回应部分诉求设定了时间表;亦或是国民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Edouard Geffray)周一首次在运动爆发后前往伊夫林省(Yvelines)的一所高中视察,均未能奏效。

“系统对形势的预判程度一般,”参议院中间联盟党团主席埃尔韦·马赛(Hervé Marseille)评价道。与此同时,一名地方行政首长讲述称,早在高中生组织最初封锁学校时,他就曾尝试“警告”政府,但无济于事,他遗憾地表示:“他们对此有点轻视。”

在总统大选前6个月出现如此规模的社会动员是前所未有的。这凸显了一个缺乏经验丰富的政治负责人的政府之弱点。一名中间阵营的负责人批评道,像爱德华·热弗雷在10月2日那样在格勒内勒街(Rue de Grenelle)接见代表性较低的高中生组织,“这是在赋予他们合法性”。而高等教育部长菲利普·巴普蒂斯特(Philippe Baptiste)周一在Sud Radio电台上表达对更大规模“失控”的“担忧”,则进一步强调了政府的焦虑。对此,国家元首的随员反驳道:“总有人像卡桑德拉一样预言事情会恶化。”

“没有任何克制指令”

内政部长洛朗·努涅兹(Laurent Nuñez)在周五晚上于TF1电视台回应右翼和极右翼的批评时,并未能起到安抚情绪的作用。他强调:“对于执法力量,没有任何克制指令。”周一,在一次警察干预行动中,一名高中生在朗斯(Lens,帕-德卡莱省)被一颗手榴弹炸断了手,努涅兹的言论证明了政府优先采取镇压手段以瓦解该运动。

勒科尔纽周一晚上接见了这三位部长,虽然他向年轻人释放了一些开放信号,但同时也向右翼选民做出了姿态,决定在议会时间中为参议院审议《破坏者付费》法案预留时间,该法案此前于9月中旬在部长会议上提出。

对于社会运动专家、历史学家斯特凡·西罗(Stéphane Sirot)而言,除了各高中之间不同的诉求外,此次动员是年轻人所处“焦虑”环境的产物:酷暑、山火、经济增长停滞、对人工智能的不安、乌克兰和伊朗的战争,以及对国民联盟在2027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恐惧……这些时事加剧了他们对未来的恐惧,并使其激进化。来自德塞夫尔省的生态党议员德尔芬·巴托(Delphine Batho)对此表示支持,她曾任高中生独立民主联合会(FIDL)主席,她认为这次动员中存在一种“没有未来”的倾向。

埃马纽埃·马-(Emmanuel Ma-)与他的总理保持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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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朗雄指责勒科尔纽“下令镇压”,右翼与极右翼则对“混乱”表示愤怒

[总统]对此项揭露其教育政绩缺陷的运动保持距离。国家元首将政府置于“操作层面”,仅在9月30日从西班牙发出呼吁,要求政治负责人不要将暴力“合法化”。IFOP总经理、民调专家弗雷德里克·达比(Frédéric Dabi)认为:“这与其说是一场反马克龙运动,不如说是一场政治倾听功能的全球性危机。”

由于专注于准备2027年的预算草案,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未能察觉到高中生动员的微弱信号。他此前认为,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与燃料价格剧烈上涨相关的抗议,或者是由于今年夏天热浪袭击导致农业界受创而引发的抗议。

政府首脑的首次官方回应是在首次封锁事件发生约十天后才提出的。该回应并非针对高中生或其代表,而是针对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9月28日,他放弃了此前封闭的沟通方式,在X平台上质问“不屈法国”(LFI)的领导人,指责其为了“党派目的”而“利用青年的愤怒”。他补充道,这是一种“错误”。一名地区行政首长在面对这种强硬姿态时解释称:“他不想在坚定程度上被认为有所缺失。”

这位四次总统候选人反过来指责勒科尔纽“下令镇压”高中生运动,而这位“不屈者”意图让该运动产生全国性的反响。与此同时,右翼和极右翼则对标志着公共权力懈怠的“混乱”表示愤怒。随着辩论日益极化,政府发现自己被夹在两种不可调和的逻辑之间。

在现场,共和国安全部队(CRS)和机动宪兵被派往与封锁学校的年轻人接触以恢复秩序。这种对峙加剧了高中周边的动荡:投掷物品、发射迫击炮、纵火、财产被毁以及针对权威人物(执法人员、教师群体)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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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词汇

在近三周的动员中,紧张局势不断升级。马提尼翁宫不再犹豫地将发生的事件定性为由LFI及其“极左代理人”煽动的“城市暴力”,情报部门提供的资料支持了这些声明。这种战争词汇旨在让公众为一种威权主义的维持秩序模式做好准备。

随着超过5000起逮捕,以及针对涉嫌警察暴力行为向国家警察总监察局发起的十余起调查,干预措施的比例性已受到质疑。圣日尔曼昂莱政治学院(Sciences Po Saint-Germain-en-Laye)政治学教授克萨维尔·克雷蒂(Xavier Crettiez)认为:“风险在于,政府可能会像对待‘黄马甲’那样,试图提高参与动员的成本。而提高成本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加大镇压力度。‘黄马甲’运动之所以停止,是因为随着数千人被捕、数十人失明或手部被炸毁,抗议变得过于危险。”行政部门内部人士认为,如果动荡持续,勒科尔纽将别无选择,只能直接面对法国民众并承担此次危机。

玛丽亚玛·达拉梅(MARIAMA DARAME)

与 IGPN 娜塔莉·塞冈(NATHALIE SEGAUNES)

朗斯一名15岁少年被手榴弹炸断一只手

法国警察总监察局(IGPN)已针对集会期间警察实施的暴力行为共启动了10起调查

日子一天天过去,伤者人数不断增加。国民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Edouard Geffray)在10月5日周一表示,总计“自高中动员开始以来,已有215名学生受伤(...),其中一部分是由于意外因素(...),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与骚乱分子相关的伤害”。最严重的伤势似乎发生在执法部门干预期间。

例如,周一上午10时左右,在帕-德-卡莱省(Pas-de-Calais)朗斯的奥古斯特-贝哈尔高中(lycée Auguste-Béhal)门前,一名就读于高一(2$^{de}$)的15岁少年被一颗手榴弹炸断了手。据帕-德-卡莱省省长弗朗索瓦-克萨维埃·洛什(François-Xavier Lauch)称,出现在学校门前的高中生人数比之前的动员活动时更多。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向警察投掷了一系列物品。”在这种背景下,一支共和国安全部队(CRS)单位介入了现场。

17岁的目击者泰博(Tybo,为保护未成年人,其名字已做修改)向《世界报》讲述道:“CRS追赶我们以迫使我们后退。他们第一次这么做,之后大家都回来了,然后他们第二次投掷了手榴弹。”据这名年轻人称,爆炸后,“[受害者]继续奔跑,[他]没有立即意识到”自己受伤了。根据他的描述和其他证词,该装置可能是一枚GM2L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已知曾在抗议活动中造成肢体残缺。

贝蒂讷(帕-德-卡莱省)检察官艾蒂安·蒂夫里(Etienne Thieffry)在周一表示,目前尚无法确定该少年是捡起了手榴弹,还是手榴弹直接落在其身上。他已将一起关于“导致肢体残缺和永久性残疾的暴力行为”的调查移交给法国警察总监察局(IGPN)。

自此次运动开始以来,第一起高中生重伤事件发生在一周前,即9月28日,地点在瓦兹河谷省(Val-d'Oise)的圣欧安洛蒙(Saint-Ouen-l'Aumône)。当时一名警察使用其Cougar榴弹发射器发射了一枚催泪弹,在近距离内直接击中了14岁的伊登(Eden)的面部。这种使用方式违反了该武器的使用原则,因为直线射击由于极其危险而被禁止。与发射相对刚性橡胶弹药的防御弹发射器(LBD)不同,Cougar发射的是外壳为硬塑料的重型手榴弹。

其律师埃尔莎·马塞尔(Elsa Marcel)在周一父母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列举道:“伊登的下颌骨双重骨折,几颗下牙被拔除,所有上牙全部破碎。”他的母亲补充说:“他的下颌被封死了,只留了一个能插进吸管的小缝隙。他只能进食液体。他才14岁,还没有发育完成,所以即使在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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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装置可能是一枚GM2L,这种手榴弹已知曾造成过肢体残疾

他目前正在接受的手术,使其情况在4、五年内无法稳定下来。”

根据社交网络上发布的现场图像,伊登当时处于其高中封锁线的边缘,独自坐在一堵矮墙上。由于未知原因,三名警察试图将其驱离——视频并未提供现场的完整视角。在被执法人员肢体推搡后,他进行了抵抗并踢了其中一人。紧接着,一名警察开火。

据瓦兹河谷省共和国检察官吉雷克·勒·布拉斯(Guirec Le Bras)称,目前已启动两项调查:一项针对伊登的暴力行为,另一项则交给法国警察总监察局(IGPN),调查关于使用Cougar(发射器)的暴力行为。律师埃尔莎·马塞尔(Elsa Marcel)宣布,她准备提起诉讼,特别是针对蓄意谋杀未遂的指控。

两天后,在图尔,一名16岁的高中生马埃尔(Maël)被击中眼睛导致失明,失去了该眼的视力。该青少年及多名证人将伤势归因于LBD(橡胶子弹)的射击。图尔共和国检察官凯瑟琳·索里塔-米纳尔(Catherine Sorita-Minard)表示,这一说法与法医检查发现的损伤情况一致。该法官已将一项调查交给法国警察总监察局(IGPN),而马埃尔的家人则就蓄意暴力行为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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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遭到殴打

总共有10起司法调查被交给这支“警察之警”。其中一项由博比尼(Bobigny)检察官办公室于9月28日启动,起因是塞夫朗(塞纳-圣但尼省)的三名学生家长提起诉讼。共和国检察官亚历山大·德·博舍尔(Alexandre de Bosschère)解释道:“指控包括一名骑警的击打、辱骂,以及一名原告的大腿被LBD击中。”据法新社报道,后者还就发生在圣但尼(Saint-Denis)但未披露细节的事项交给法国警察总监察局(IGPN)进行调查。另一项于10月1日启动的调查,旨在查明阿让特伊(瓦兹河谷省)一名16岁高中生眼睛受伤的情况,该伤势被怀疑是由LBD射击造成的。

在执法部门方面,根据内政部的数据,官方统计的伤亡数量沉重:博沃广场(内政部)表示,自9月28日以来,“内部安全部队共有650人受伤”,但并未提供关于伤势严重程度或原因的任何细节。社交网络上也流传着执法人员遭受暴力的视频。

10月1日,一段视频显示一名孤立无援的女警在巴黎第20区被多人追赶并殴打。次日,在贝尔福(贝尔福省),另一名警察遭到殴打。一名高中生因该行为被临时羁押,而另一名15岁的学生被采取司法监管措施。

除了学生和执法人员,截至10月4日,国民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Edouard Geffray)对78名工作人员受伤表示遗憾。

亚瑟·卡彭蒂埃(ARTHUR CARPENTIER)、

利塞洛特·马斯(LISELOTTE MAS)

以及 LBD 弗洛伦斯·特劳莱(FLORENCE TRAULLÉ)

(里尔特派记者)

赤字阴影笼罩总统大选

候选人们被迫在危机氛围中开展竞选,并在解决方案上产生分歧

其目标是说服议员,同时安抚国家债权人。结果却是双重失败。政府于10月1日提交的2027年预算草案,不仅遭到反对党团的否决,还引发了市场的不信任,市场对这份草案能在碎片化的国民议会中获得通过持极大的怀疑态度。

法国目前脆弱状态的一个迹象是,次日该国的借贷利率再次跳升,接近5%,创下200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与德国的利率差(即“利差”)则超过了150个基点——这是十五年来的罕见现象。除了与国际局势动荡相关的油价和利率普遍上涨外,法国自身的经济和预算状况也在迅速恶化:其公共债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PIB)的119%,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回升,且各阶层对购买力的担忧急剧增加……

如果说这种氛围令政府感到焦虑,那么对于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们来说,竞选环境同样危机四伏。面对大多数指标的恶化,在缺乏可见度和财政操作空间的情况下,该如何开展竞选并承诺兑现其诺言?

所有人都对局势的严重性达成了相对共识。在右翼和中间阵营中,爱丽舍宫的竞争者们近日甚至扮演起“吹哨人”的角色,例如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根据共和党(LR)候选人的说法,“危机的机制正在被触发”。复兴党(Renaissance)候选人阿塔尔(Gabriel Attal)则断言,“灾难已近在咫尺”。国民联盟(RN)候选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表示同样担忧,称国家正处于“债券危机的边缘”。社会党在10月2日(周五)致总理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的一封信中,也将“法国的经济、社会和预算状况”定性为“严重”。

“这并非不可避免。关键在于避免最坏的情况。我们必须坚持自己设定的5%赤字目标,”经济部长罗兰·莱斯屈尔(Roland Lescure)在10月4日(周日)的《星期日论坛报》(La Tribune Dimanche)中这样回复他们。这是一种含蓄地向候选人们发出警告的方式。事实上,马蒂尼翁宫毫不犹豫地提醒,如果再次出现失控,可能会阻碍下一任共和国总统执行其政纲的能力。

“所有这些氛围都证明,即使从金融角度来看我们尚未进入债务危机,但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已经身在其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隶属于巴黎-多芬-PSL大学的经济学家安娜-劳拉·德拉特(Anne-Laure Delatte)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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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深感忧虑

在爱丽舍宫大选前七个月,选民们同样对国家的财政状况深感忧虑。由 Ipsos BVA-CESI 工程学院于 9 月初为《世界报》开展,并与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让·若雷斯基金会(Fondation Jean Jaurès)及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合作的选举调查凸显了这一点。无论政治倾向如何,84 %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削减公共债务。

Ipsos BVA 副总经理布里斯·坦图里耶(Brice Teinturier)表示:“这是自[国民议会]解散以来,公众对预算问题首次出现如此高水平的担忧。”

尽管共识一致,但在解决方案上却存在深刻分歧。安妮-洛尔·德拉特(Anne-Laure Delatte)总结道:“分歧点在于选择用于扭转公共财政的杠杆以及设定的优先级。这是一场关于分配的冲突:问题在于谁应该出钱,以及出多少。”

在左翼阵营,2025 年的预算讨论成功地让关于针对超级富豪财产征收“祖克曼税”(taxe Zucman)的辩论成为焦点。总统候选人们主张一套既基于某种凯恩斯主义刺激方案,又基于财富再分配的政治逻辑。“社会民主空间”初选的候选人们认同应大幅提高税收——针对大企业、最高额财产、巨额遗产——以投资于公共服务或生态转型,甚至允许降低退休年龄。

但一名社会党议员认为,他们极力避免谈论削减开支,在这一问题上陷入了“否认”状态。在社会党(PS)内部,弗朗索瓦·密特朗在 1983 年采取的紧缩转向仍是一次创伤,而弗朗索瓦·奥朗德五年任期(2012-2017)及其倾向于企业的政——

勒科尔纽政府的部长们在 10 月 1 日爱丽舍宫内阁会议结束后。JULIEN MUGUET 为《世界报》拍摄

马提尼翁宫

毫不犹豫地

提醒道,

新的预算

失控可能会

阻碍下一任

总统

——策被刻意保持距离。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来自“公共广场”党)在未详述的情况下,已开始散布需要“做出选择”的观点。埃松省社会党议员热罗姆·盖吉(Jérôme Guedj)表示希望“承担起节支责任”,但前提是“这些措施既不能损害购买力,也不能影响医疗机会或福利水平”。

尽管形势如此,“不屈法国”(LFI)完全不打算修改其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的计划,该计划基于大规模增加公共支出。埃松省 LFI 议员安托万·莱奥蒙(Antoine Léaument)辩称:“相反,恶化的经济形势促使我们全力实施刺激计划。在第一份预算中,必须筹集大量资金:要么来自巨额财富,要么通过减少对企业的补贴。”

“不屈者”还希望“将国家从金融市场的掌控中解放出来”。就此,让-吕克·梅朗雄提出要“销毁”欧洲中央银行持有的法国强制性债务部分的建议,被其反对者和多位经济学家谴责为危险的会计把戏。但这位激进左翼候选人的立场在数周内仍占据了辩论中心。一名社会党议员感叹,LFI 的领导人成功地“使人们相信这个问题具有相对性”,仿佛削减债务是一个很容易掌控的问题。

玛丽娜·勒庞意识到她的多项措施在经济界信誉不佳(如 62 岁退休、降低燃油增值税等),因此选择在其中寻求平衡。这位极右翼候选人试图向市场证明其在预算方面的“严肃性”,同时又不偏离其社会路线,也不放弃其根植于政党基因中的反精英论调。

这位来自加莱海峡省的议员于周四详细阐述了其“黄金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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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执政党在预算问题上的信誉危机都正遭受正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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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坦图里耶(BRICE TEINTURIER),Ipsos BVA 副总经理

她承诺如果当选将把该规则提交全民公投。这是国民联盟(RN)公开的立场转变,她将其理由归结为应对“法国被置于监护之下”的风险。玛丽娜·勒庞甚至将她的政党描述为“唯一能够清理体制中‘奥吉亚斯牛厩’的力量”,并承诺到 2032 年将赤字率降至 3 % 以下。该党原定于周二公布其计划,旨在五年内减少 1250 亿欧元的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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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紧缩

右翼和中间阵营的候选人谴责玛丽娜·勒庞和让-吕克·梅朗雄在这一问题上的提议是“不一致”且“蛊惑人心”的,他们则希望在动荡时期将自己贴上“严肃”和“预算严谨”的标签。自称自由主义者的爱德华·菲利普(地平线党)、布鲁诺·勒塔约和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均承诺,将在不陷入紧缩政策的情况下,到 2032 年将公共财政轨迹恢复至 3 % 以下。

他们将重点放在大幅削减国家支出、延长工作时间和减轻企业税负以重启增长上。爱德华·菲利普在周四为他提出的将退休年龄推迟至 65 岁的改革辩护时特别主张:“与其采取限制措施或增加税收,不如尝试根据每个人的能力,稍微增加工作时间,从而创造额外的财富。”

“如果法国人开始意识到债务的危险,他们会寻找那些不是蛊惑人心的政治家,”共和党(LR)副主席、布鲁诺·勒塔约的支持者朱利安·奥贝尔希望如此。与他一样,来自埃松省的复兴党(Renaissance)议员保罗·米迪认为,玛丽娜·勒庞或让-吕克·梅朗雄上台将导致市场崩盘,从而加速国家陷入危机。作为加布里埃尔·阿塔尔计划的共同负责人,他认为“那些不为金融危机可能性做准备的人将没有能力治理国家”,他目前正在制定一项在三到五年内实现 1500 亿欧元节省的计划。

然而,布鲁诺·勒塔约为了与马克龙主义的继承者区分开来,攻击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两任前总理,称他们应对现任共和国总统两个五年任期内积累的 14000 亿欧元债务“共同负责”。这与左翼反对者的观点一致,后者谴责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 2017 年推行的“滴漏理论”已显现出局限性。

对于 Ipsos BVA 的布里斯·坦图里耶来说,无论如何,责任论这一论点始终是一把双刃剑。这不仅针对马克龙主义者,而且针对“所有在过去二十年里执政的人”。他观察到:“所有执政党在预算问题上的信誉危机都正遭受正面冲击。目前,这种情况主要在为民粹主义候选人的反体制言论提供养分。”

桑德琳·卡西尼(SANDRINE CASSINI)、

科伦廷·勒苏尔(CORENTIN LESUEUR)、

亚历山大·佩德罗(ALEXANDRE PEDRO)

以及 RSA 玛丽·普扎杜(MARIE POUZADOUX)

每周七天,早 7 点,《世界报》早报

《全面就业法》成效遭质疑

多家协会记录了2023年改革中的功能失调,并要求暂停执行该法律

5月13日,位于马舍库尔(卢瓦尔-大西洋省)的一家法国就业局(France Travail)。STÉPHANE MAHÉ / 路透社

围绕《全面就业法》(loi « pour le plein-emploi »)的争议并未减弱。在该法案颁布近三年后——该法案尤其规定所有求职者必须自动在公共运营机构登记,并对积极团结收入(RSA)进行了改革——反贫困协会继续谴责其产生的影响。

在《世界报》于10月6日(周二)发布前获得的一份报告中,“第四世界人”组织(ATD Quart Monde)、Aequitaz和天主教救援会(Secours catholique)描述了一个这样的系统:承诺的引导往往变成了管控,行政义务令补贴领取者不堪重负,而新的制裁措施可能会使本已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家庭陷入深度贫困。这三个组织要求暂停执行该法律及其关于制裁的法令,并主张重新构建反贫困政策。

该文件基于一项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3月期间开展的集体参与式调查。调查依托于123份在线问卷回复,并辅以对RSA领取者、求职者或处于不稳定状态的人员,以及就业与融入专业人士的个人访谈。这些匿名证词收集自36个省。

出发点很明确。该报告旨在让“那些在窗口两端体验[这项改革]的人”发声。此前,尽管协会和工会从法案起草之初就一直在与其抗争,但公共当局一直反驳称,他们的批评仅基于意识形态偏见。而此次报告通过具体实例证明了这些不满的合理性。

调查记录了一项改革的功能失调:其国家层面的雄心与就业障碍的现实、预算紧缩时期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有限的资源,以及比想象中复杂得多的社会状况发生了碰撞。该立法文本的第一个失败就体现在其名称中:自2023年12月《全面就业法》颁布以来,失业率一直在上升,从三年前劳动人口的7.3%增加到如今的8.4%。

该改革的一个盲点在于其核心工具:承诺合同(contrat d'engagement),该合同旨在使领取者与其对接人(法国就业局顾问、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共同诊断”正式化。但在报告记录的实际情况中,这种联系有时是人为构建的。“我发现我的承诺合同已经被我本人数字化签署了,而我根本没读过它,”一名领取者讲述道。另一人解释说,他的顾问认为不需要他的同意,因为她认为他为了保留补贴会默认接受文件中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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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节的活动”

在问卷调查中,每五名受访者中就有一人表示不知道自己是否签署了合同。相关协会还报告了“集体”签署的情况,有时是在远程完成,缺乏个性化且保密的沟通。然而,正是这份文件,应当作为判定是否存在违规行为并据此决定是否实施制裁的参考依据。因此,有时会出现人们因未遵守其并未真正知晓的义务而受到制裁的情况。

而当法国就业局(France Travail)的工作人员愿意提供指导时,执行机构的能力反而成了阻碍。一名领取补贴者表示,他的顾问“有时说由于缺乏资源或培训而受到限制”。报告作者认为,这种逻辑导致指导工作变成了“大杂烩”,“在被动接受的指令与不合适的活动时长之间”徘徊。这些每周活动时长被标榜为让人们接近就业的手段,但实际上可能变成一个单纯需要证明的工时计数。工作坊、面试、培训、职业浸入、行政手续……清单很长,但活动的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执行情况。

因此,一些求职者反映,他们被引导参加一些与其职业需求或预期脱节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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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最令人担忧的偏差出现在新的制裁机制中

但这些活动是领取补贴的强制条件。一名领取补贴者解释道:“他们向我推荐派遣工作、使用AI优化简历、参加工作坊(……),而我在寻找工作方面完全能够独立完成”;另一人则抱怨对方让他“相信是因为[他]不会写简历才找不到工作”,但实际上对方“从未向他提供过任何工作机会”。对于已经在工作的人来说,情况可能更加荒诞。一名兼职人员表示,对方要求他完成额外的就业融入时长。

此外,协会对规模迅速扩张的“职业浸入”活动表示担忧。理论上,这些活动旨在让人们了解某种职业,但报告作者担心,它们有时已接近于免费劳动。

他们特别举例提到一些活动项目,在数日内需要数十人从事洗碗、销售或接待等具体任务。他们谴责道:“当一个项目在四天内需要近 60 人时,很难认为这不是隐蔽就业。”被推荐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很难拒绝,因为他们担心会失去领取权利。

自 2025 年 1 月该法律全面实施以来,资源投入问题也随之凸显。报告称,该法律的实施并未伴随与需求相匹配的预算和人力增强。无论是省政府还是法国就业局,都必须面对预算削减。在周四 10 月 1 日提交的 2027, 预算案中,政府计划在 2026 年首次削减 515 个岗位后,再削减 400 个岗位。

这些研究描述了负责执行该法律的专业人员的焦虑情绪。法国就业局的顾问、社会工作者和省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在应对复杂情况时缺乏时间、培训和资源。随之而来的是职业倦怠、频繁的病假,有时甚至是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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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暂停

然而,报告在新的制裁机制中发现了最令人担忧的偏差。这些批评在法律全面实施一年半之后再次出现。2025年5月发布的一项法令规定,RSA(积极团结收入)领取者与其他在法国就业局(France Travail)登记的人员一样,需接受一项“暂停-重新动员”机制。如果领取者未能履行其义务,其部分或全部津贴可能会被暂停,直到其重新符合规定后方可恢复。9月21日,国务委员会驳回了多个工会和协会针对该法令提出的撤销请求。这些组织认为,这种新制裁已成为一种永久性的威胁,可能会使那些资源已经枯竭的家庭陷入进一步的不稳定。

一名津贴领取者表示,他在自己的档案中发现,其提交的申请证明被标注为“未注明日期”——而他坚称这些证明是有日期的——此外还有一份他声称从未参加过的电话面试记录。另一人讲述称,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通知其RSA津贴将被扣除四个月,但在此之前并未收到允许其进行申辩的通知。在另一个案例中,有人解释说,由于更新承诺合同延迟,其RSA被暂停了一个月,而事实上该合同在当天就已经重新办理完毕。此人声称从未追回被暂停的款项。

在未能实现的充分就业承诺背后,相关协会认为,一种既不能保证就业也无法保证自主的政策正在成形,它将自身不足的代价转嫁给了最脆弱的群体。这是一个“制造‘不可忍受感’、贫困与分裂的工厂”。

蒂博·梅泰斯(THIBAUD MÉTAIS)

公共行政部门被呼吁不要盲目冲入人工智能领域

“公共服务之义”(Le Sens du service public)团体指出,目前存在一种“缺乏真正政治方向的技术加速”,并担忧会出现数字鸿沟

2025年10月,大卫·阿米埃尔(David Amiel)刚就任公共服务部部长时就设定了基调:面对人工智能(IA)的汹涌而至,行政部门别无选择,只能适应。他当时表示:“要么被淹没,要么乘风破浪。”自那时起,这项技术在公共服务部门中的应用显著加速。但人们真正想在行政管理中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尤其是希望将公共服务引导向什么样的模式?

这正是“公共服务之义”团体提出的问题。该团体在10月6日(周二)于让·若雷斯基金会(Fondation Jean Jaurès)发布的一份简报中,指出了这种“缺乏真正政治方向的技术加速”。在该智库2025年7月的一份初步报告中,就已呼吁对公共部门部署人工智能进行监管,以确保这场革命“与公共服务原则保持兼容”。在他们看来,鉴于行政部门中人工智能应用的日益增多以及更强大工具的出现,这一警示变得更加紧迫。该团体观察到,从数据挖掘到生成摘要,从重新表述与公民的交流内容到分析监管文本,人工智能如今已成为“行政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联合创始人约汉·特雷(Johan Theuret)和埃米莉·阿纽(Emilie Agnoux)认为,这种情况十分“矛盾”:“国家拥有公认的科学生态系统,但在关于‘由人工智能增强的行政部门’应当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上,尚未形成稳定的跨部门学说。”6月16日公布的政府计划——“旨在为公共服务提供有用、人性化且主权的人工智能”——便是其中的一个例证。该团体指出,通过普及多款面向公务员的助手,或加强国家在主权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该计划旨在“通过伦理且受控的使用来提高效率”。但该团体接着表示,政府的路线图“仍集中在公告和使用案例上,而未能充分定义最终目标以及对长期影响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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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逻辑

对于“公共服务之义”(Le Sens du service public)集体而言,目前的主要挑战在于避免重复此前数字化进程中所可能出现过的错误。用该集体的措辞来说,这段历史“提醒人们保持谨慎”。该集体谴责道,引导公共部门数字化转型的效率追求“有时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并举例提到部分用户表达的疏离感、数字鸿沟以及在行使权利方面遇到的困难。因此,该集体继续指出,“必须避免人工智能成为新一层的数字化,用自动化交互取代基于人类关系的互动,而后者正是机构信任的基石”。

该集体认为,这意味着需要定义一套真正的、基于透明度、责任制、主权和培训原则的AI“公共治理”。在他们看来,还需要摆脱对人工智能的“局限视野”,将行政部门内部的逻辑从“自动化”转向增强人类能力的“增强”逻辑:

“目标不应该是逐渐用自动化系统取代工作人员,而应该是让工作人员能够更多地专注于具有高人类价值的任务。”例如,教师可以借助AI简化课程准备,或者社会工作者可以获得一份有助于陪伴服务人员的有用信息综合报告。

然而,这一问题并非行政部门未曾考虑。行政与公共职能总局(DGAFP)数月来一直与工会进行谈判,旨在规范这项技术的应用及其对公职人员职业、工作条件以及更广泛的公民服务的影响。“这一举措表明,人们意识到在行政部门引入AI构成了一场组织和社会变革,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项目,” “公共服务之义”承认道。但该集体对此仍持批评态度,认为此次社会对话的开启正值应用案例激增之际,“这可能给人一种印象,即在应对人类和职业影响方面,其策略更多是反应性的而非前瞻性的”。

行政部门刚刚提交了一份协议草案交由工会签署。预计在10月17日之前收到回复,该日期是12月公职部门职业选举前选举休战期的开始。DGAFP表示,如果未能获得工会的大多数批准,相关工作在总统大选后“可能需要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

巴斯蒂安·斯科迪亚(BASTIEN SCORDIA)

无职研究人员的海外呼唤

陷入困境的博士生

出国可以找到薪资更高且有利于职业发展的工作

查尔斯·蒙尼耶(CHARLES MONNIER)

萨尔玛(Salma)曾梦想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兼研究员。这位三十多岁的女性(为保护隐私,其姓名已做修改)在2020年完成了科学博士论文答辩,随后在法国及海外经历了五年的博士后研究(postdocs,即研究实验室的短期合同岗位)。她回忆道:“人们明确告诉我们,在参加争取终身职位的竞争考试时,国际经验是一项筛选标准。”她本人已经参加了两次招聘活动,试图获得大学讲师(MCF)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的职称。

“坦白说,我的履历非常出色:发表了十多篇英文文章,在工作过的实验室拥有两项专利,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过报告,还有一次海外博士后经历,”萨尔玛列举道。然而,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面对这种“无论怎么努力都永远不够”的感觉,这名年轻女性改变了梦想。“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做出这个决定,”她承认道,“但在奋斗五年之后,我开始用理智而非情感去思考,我决定在其他地方寻找我的位置。”

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另一所欧洲大学。至少目前如此。一份在研究实验室为期两年的合同:虽然并非万能药,但她补充说,“我在这里的生活比在法国好。”萨尔玛在兼职(70%工作量)的情况下,每月净收入2500欧元。她已经开始在这个接收国寻找下一个职位,包括在私营部门。这位年轻女性认为,“在这里我得到了认可和不错的薪水”,并表示“法国失去这些研究人员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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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短缺”

官方数据显示,根据高等教育与研究部的统计,法国研究人员在获得博士学位三年后在海外工作的比例为 16%。然而,洛桑大学项目负责人、政治研究学院(Sciences Po)博士生、研究员玛丽·索蒂埃(Marie Sautier)建议不要采用这个数字。她指出:“法国博士群体中近 40 % 为外国国籍。而我们对待他们的职业融入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获得法国博士学位三年后,有 35 % 的人员在海外工作。”

玛丽·索蒂埃提醒道,这种情况并非仅仅是被动承受。她拒绝使用“人才流失”这一表达,而更倾向于称之为“人才流动”。事实上,自 2010 年代以来,欧洲博士出国工作的比例一直相对稳定。

美国是最具吸引力的“学术”目的地,承接了 20 % 的欧洲研究人员流动,其次是德国和英国。

她强调:“在欧洲机构内部,研究人员的国际流动性受到了鼓励,甚至是一种指令。”但她同时指出,出国的动机因国家而异。“在英国,流动研究人员将其描述为相当自由的职业选择;而在意大利或法国,有 20 % 以上的研究人员提到的是‘被迫流动’,这是受职业标准或当地缺乏机会的限制。”

在十五年间(2010-2025),公开招聘的副教授(maître de conférences)岗位数量下降了 35 %。不稳定就业已成为常态,且不再仅限于职业生涯初期。玛丽·索蒂埃继续说道:“在这种背景下,国际流动不仅是一个开放科学世界的乐观体现,它更变成了一种应对岗位短缺或绕过短缺的方式。人们希望借此获得一份定期合同(CDD)——这在法国并不容易——同时积累科学资本以增强简历,从而以便日后能回到法国。”

在出国工作背后隐藏着一个悖论:“必须在国际化与保持本地联系之间取得平衡,维持足够强的联系,以期获得一个副教授(MCF)岗位,”这位研究员强调。因为岗位的短缺还伴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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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得到了认可和丰厚的薪水”,在欧洲大学任职的博士生萨尔玛(Salma)如此表示

招聘过程被认为令人精疲力竭,缺乏透明度,且给人一种结果往往早已注定的感觉。

罗曼(Romain)现年 44 岁,在他年轻从事研究时,曾在 2010 年至 2015 年间经历了“全法国的 MCF(助理教授)面试之旅”。他说:“我每年被召集参加三到四次面试,所有费用全部自理。我撞上了一堵封闭的墙,一个不愿开放的世界。”他描述了像流水线一样的面试、从未给出理由的拒绝,以及许多岗位往往是为特定人员预留的,其他候选人仅被用作陪衬。罗曼最终选择了放弃。他继续从事研究,但离开了学术界。

“然后,一年前我获得了一个机会,被魁北克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Laval)聘为教授。我要强调的是,该校承担了所有被召集面试候选人的差旅费!”在一年时间里,他组建了自己的团队,雇佣了六名博士生,并享有完全的学术自由。资金申请的机会更多;他本人的月净薪资为 6000 欧元。尽管离开的决定并不一定那么简单。“这让我思考了很多,”他承认,“这种海外任职带有某种‘雇佣兵’色彩,我本更希望为祖国的研究做出贡献,但到了一定时候,必须学会保护自己。”

招聘程序的名声之糟糕,以至于有些人甚至根本不去尝试。比如 32 岁的网络安全专业毕业生亚瑟(Arthur)。他在布列塔尼获得高中毕业证后,很快在学业上转向国际化——先后在魁北克和韩国攻读学士学位——随后在伦敦国王学院获得国际安全硕士学位,在荷兰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最后在牛津大学获得网络安全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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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认可

一年前,他在瑞士获得了一个研究员职位,在一家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相关的研究中心工作,合同期为两年,可续签两次。他的年薪(分13个月发放)为105600瑞士法郎(约114000欧元),这一数额接近苏黎世的薪资中位数。“瑞士没有就业保障,且医疗成本很高。在衡量出国工作的‘收益-风险’天平上,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他特别强调道。

亚瑟从未参加过法国的大学教师招聘考试。“首先,”他解释说,“我用法语发表的[学术论文]非常少,而且在与研究人员交流后,我意识到这会非常困难。”

在他看来,该系统“高度集权”且“如果你不能很早就进入体制,那么它相当封闭”,在这种环境下,很难与本地候选人竞争。他觉得自己在英语世界的科研环境中更自在,因为那里“更强调个人主动性和潜力,而非论文发表数量的堆砌”。此外还有资金问题:“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的预算削减,导致法国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才缺乏吸引力,”他评价道。

研究生态系统中另一个可能促使人们出国的显著差异是:法国对博士学位的认可不足。“这是我们国家特有的问题。在这里,工程师培训高于一切。然而,一个bac +5毕业生和一个博士所接受的培训完全不同!”32岁的材料科学博士马蒂尔德·马亚尔(Mathilde Maillard)提醒道。

作为“我的论文状态良好”(Bien dans ma thèse)公司的创始人以及法国博士学位大使(其使命是推广并提升该学位的价值,包括在私营部门),她非常了解年轻博士出国的驱动因素:“有些人出国是因为这对他们的学术生涯至关重要;有些人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离开——从这个角度看,法国过去两年的情况尤其困难——还有一些人是为了获得更高的薪水。”

她自己在法国完成了两次博士后研究后,刚刚移居瑞士。她在一家研究实验室签署了一年半的合同,这将有助于她提高通过研究员招聘考试的成功率。“我是为了考试才这么做的,但我承认,我开始厌倦这种不停地搬迁,”她承认道,“我与自己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到35岁我还没有结果,我就回去在工业界工作。”

从一份短期合同跳到另一份短期合同,为了确保工作而国家之间地搬迁……“在某个时刻,国际流动性既成了一种标志,也成了一种不稳定性(precariousness)的载体,而对于女性来说,这种代价尤其沉重,”玛丽·索蒂埃(Marie Sautier)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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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轮盘赌”

卡蒂亚·舍尔勒(Katia Schörle),45岁,法德双国籍,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等待了五年半,才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获得一个研究员职位。她受训于考古学、艺术史和古代语言,在美国攻读硕士,在牛津大学完成博士学位。2012年,为了跟随丈夫回到法国,她在一家博物馆担任策展人。“但我真的很想从事研究工作,于是我开始参加竞争性考试。考了四次。这对身体和心理都是极大的考验。你会感到被贬低、焦虑,质疑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正是靠着丈夫的支持,我才坚持了下来,”她作证道。

2017年,她获得了一个机会:前往美国的布朗大学担任考古学客座教授。“我的丈夫当时在法国的埃克斯-普罗旺斯(南法布什-杜罗讷省)工作,我带着7个月大的孩子独自前往。我坚持了两年,但那非常令人精疲力竭。而且为了支付托儿所、医疗保险等费用,我背上了债务。”

回到法国后,她在尼斯找到了一份临时教学研究助理的职位。从埃克斯-普罗旺斯出发,通勤时间长且成本高。“我曾告诉自己,到40岁那天我就停止尝试,”她回忆道。而恰恰是在那一年,即2020年,她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CNRS研究员职位。“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人?这有点像俄罗斯轮盘赌,”她强调道。面对法国研究领域开放职位数量的持续下降,她感到悲观:“看到这么多才华横溢的同事依然没有前景,我感到很悲哀。”

夏洛特·博佐内(CHARLOTTE BOZONNET)

新特刊

从委内瑞拉到霍尔木兹海峡,从北极到非洲,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能源、粮食和数字主权成为各国政府的绝对优先级。来自外国媒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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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中国问题上犯了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建议采用一种工具以减少贸易失衡

访谈

布鲁塞尔 - 欧洲办公室

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曾于 1999 年至 2004 年担任欧盟贸易委员,2005 年至 2013 年担任世界贸易组织(OMC)总干事,目前负责协调位于巴黎、柏林和布鲁塞尔的三个欧洲智库——雅克·德洛尔研究所(Instituts Jacques Delors)。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权重,他主张建立一种新的贸易工具,以重新平衡与该国的贸易,保护欧洲的工业体系和社会模式。

欧盟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马罗斯·谢夫乔维奇(Maros Sefcovic)将于周五前往中国,会见其同行并探讨中欧贸易重新平衡的路径。他能取得成果吗?

坏消息是,失衡正在加剧,而且速度很快。但好消息是,欧洲理事会会议桌上的各方现在已达成共识。关于这一议题的政治讨论长期以来一直被德国阻碍,但在今年夏天发生了变化。大众汽车掌门人奥利弗·布鲁姆(Oliver Blume)表示“停止”,并要求对进口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而不仅仅是纯电动车型)征收关税。这体现在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和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致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信函中 [该信于 10 月 5 日周一公布,建议采取新的贸易防御工具],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

我们不再处于一种局面,即有些人说“小心,海啸将至”,而另一些人说“噢,再等等,没那么严重”。如今,所有人都在全力应对。面对中国,必须有一个 A 计划:这就是委员

“我们面临一个 3600 亿欧元的难题,这是欧洲对华贸易逆差的金额”

谢夫乔维奇正在做的。他试图与中方协商,让中方采取措施自行限制在某些领域的出口或倾销。但人们可以怀疑这是否足够。因此,还需要一个 B 计划。

您为什么认为 A 计划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面临一个 3600 亿欧元的难题,这是欧洲对华贸易逆差的金额。如果我们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只是这里 50 亿、那里 50 亿,那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政府可能会为了维持进入我们内部市场的渠道而做出努力。在美国市场关闭后,这是他们剩下的唯一一个富裕且深厚的市场。

但为了促使他们行动,我们必须表明我们有决心采取进一步措施。这就是为什么我和雅克·德洛尔研究所的研究员尼古拉斯·科勒-铃木(Nicolas Köhler-Suzuki)以及维克多·路易斯·多·普拉多(Victor Luiz do Prado)建议建立一种新的结构性重新平衡工具,使欧洲能够捍卫自己的市场。该工具与世界贸易组织(OMC)的规则兼容,以免模仿想要摧毁体系的唐纳德·特朗普。

您曾任欧盟贸易委员,并参与了促使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OMC)的谈判。您后悔这个决定吗?

对于让中国加入这一点并不后悔。中国同意降低工业关税的幅度远高于印度或巴西等国,后者的税率高出三到五倍。我可能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加强关于补贴和国家援助的规则。而我们,指的是欧洲、美国和日本。

1999年,我们放任了这一条款,而后来——我承担我的责任——当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及时,我们听取了法律专家的意见,他们告诉我们:“注意,如果我们收紧网眼以捕捉更多补贴行为,可能会误伤空客、波音和丰田。”在那时,我们犯了一个历史视角的认知错误。我们没有想象到——当时谁能想到?——中国在二十年间将保持每年10%的增长,这将充实一个仍由某种经济列宁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金库,并且该国将大规模使用这一工具。

您还提到,全球贸易规则和世界贸易组织(OMC)所依赖的比较优势理论已不再奏效。为什么?

因为中国补贴的增加,其对工业的支持力度是我们三到四倍;因为汇率问题;以及因为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加剧。过去,中国领导人曾说:“我们的系统需要重新平衡。出口过多,投资过多,国内消费不足。”

为了让公民减少储蓄,本应建立一套社会保障体系。但出于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原因,习近平在这方面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

帕斯卡尔·拉米,2022年。JOEL SAGET / AFP

中国的政治优先级是尽可能减少对国际经济环境的依赖。减少宏观经济失衡对于习近平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认为福利国家是给懒人准备的。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您提出了这种结构性再平衡工具。它是如何运作的?

它的运作方式类似于欧洲已经启动并于7月1日生效的钢铁保障条款,采用配额制度。您设立一个享受低关税的进口配额。如果该国超过此配额,则必须支付高得多的关税。

通过这一系统,我们可以对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它们不受此限制)与未签署协定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和美国)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这是一种与世界贸易组织(OMC)规则兼容的手段。它基于贸易和金融数据中可观察到的行为(进口峰值、价格压缩、公共支持强度、汇率干预)而触发。一旦扭曲消失,该措施随之取消。

当中国进口产品可能导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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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做好承受痛苦的准备。这类斗争没有一场是不痛苦的”

duction 在欧洲,我们说:只要是正常的竞争,我们愿意进口——并且我们将以透明的标准单方面确定什么是正常的竞争——但一旦超过临界阈值:停止。

面对中国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我们该怎么做?

必须做好承受痛苦的准备。这类斗争没有一场是不痛苦的。而且必须建立一种集体保险机制。我们建议将超出配额产品的关税收入拨入该保险,以便在某个国家的特定产业遭受严重的报复措施时提供支持。这种团结机制必须成为方案 A 和方案 B 的一部分。

采访记录:

苏菲·法伊(SOPHIE FAY)

柏林与巴黎共同应对“贸易武器化”

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未点名中国的情况下,向布鲁塞尔提出了一套应对市场“扭曲”的新工具库

布鲁塞尔 - 欧洲分局

柏林 - 通讯员

欧盟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马罗斯·谢夫乔维奇(Maros Sefcovic)在 10 月 9 日与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晤时,不会空手前往北京。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致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的信函中,为其论据增加了分量。他们在信中对“贸易被工具化、被用作武器”以及中国实施的“系统性市场扭曲”表示担忧,尽管信中从未点名中国。爱丽舍宫指出,这些建议是“不可知论的”,且“可适用于所有国家”。然而,这种语义上的谨慎并未瞒过任何人。

两位领导人赞赏委员会在与中国对话以及动用所有现有工具打击补贴或倾销方面所做的努力。但他们认为这已不再足够。“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框架,以灵活且非官僚的方式,用新的法律工具来完善我们的工具箱,”他们在详细列出建议清单前这样写道。

委员会已经在制定第一项建议:一项旨在激励企业实现供应多样化,不再依赖单一供应商或单一国家的法规。这将特别涉及电动电池、清洁能源生产所需的组件以及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德国和法国还提到了人工智能或量子计算芯片、生物技术或金融服务,在这些领域,依赖对象主要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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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低估

在他们的第二项建议中,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希望赋予欧盟执行机构在第三方国家“试图通过政治或经济手段,蓄意阻挠恢复公平竞争条件和公正市场环境,从而导致[欧盟]内部市场出现严重的系统性扭曲”时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该工具将针对所有类型的扭曲,并依托于对进入欧洲单一市场准入的监管,必要时甚至可立即将其排除在内部市场之外。

他们在信函中未详述细节,但在一份附件文档中进行了说明:他们特别建议反转多数票规则,允许欧盟委员会在没有成员国合格多数反对的情况下,即可实施其保护某个行业的提案,而不再是需要事先获得合格多数的批准。

在信函中,两位领导人还对人民币相对于欧元的低估表示担忧——同样,他们没有直接点名这种中国货币:“实际汇率的错位和低估,加上其他因素,也支撑了价格竞争优势,损害了我们的企业,导致与欧盟之间的失衡日益加剧。”

欧盟委员会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欧洲钢铁业免受中国过剩产能的影响,并对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但两位领导人认为这还不够。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信函随附的联合文件中,还列举了其他行业:制药、航空、汽车、机床、化工……如果布鲁塞尔与北京之间启动的“对话”没有取得成果,预计欧盟委员会将采取行动。

巴黎和柏林对于北京可能利用依赖关系来使欧洲某个行业陷入停滞的担忧日益增加。爱丽舍宫评论称:“关于这些失衡已不可持续这一点,已达成共识”,并保证欧洲普遍已意识到这一问题。这包括像西班牙这样受益于中国投资流入(尤其是汽车领域)的国家。爱丽舍宫解释道:“这标志着天真时代的结束,是对所有遭受系统性攻击的经济部门反复要求的回应。对于外国直接投资,我们希望制定符合我们当地利益的规则:包括创造当地就业、供应商入驻以及有利于法国合作伙伴的多数票规则。”

S. FA.

以及 SAINT 塞西尔·布特莱(CÉCILE BOUTELET)

布列塔尼的工地对抗住房危机

在阿摩尔海岸省,一家协会帮助最贫困人群解决住房问题

9月17日,在阿摩尔海岸省圣马约(Saint-Mayeux)的凯瑟琳·梅塔耶(Catherine Métayer)家中。照片:FABRICE PICARD 为《世界报》拍摄

戈梅内,圣布里厄,圣马约(阿摩尔海岸省)- 特派员报道

燕子已经飞走了。它们曾筑巢在凯瑟琳·梅塔耶位于圣马约(阿摩尔海岸省)的浴室里,这是一个位于布列塔尼内陆核心地带的小村庄。她承认,窗户全年都开着。“我不怎么喜欢暖气,”这位62岁的年轻退休人员在她的厨房里继续说道,厨房里摆满了在旧货市场淘来的物件,单层玻璃和糟糕的隔热效果让人可以想象这里严酷的冬季。除此之外,她的燃油锅炉还坏了。

因此,当寒冷来袭时,她通过点燃一个煤油炉来提高几度温度。“凭我每月1200欧元的退休金,我负担不起翻修工程,”她计算道。但这不足以让她抱怨。9月17日早晨,面对到访的客人,凯瑟琳·梅塔耶甚至感到很高兴。“多亏了热水器的修理,我的 EDF(法国电力公司)账单明显下降了:从每月184欧元降到了130欧元,”这位养老院的前雇员微笑着说道。

阿摩尔海岸省“建筑工匠”(Compagnons bâtisseurs)协会的住房协调员桑德琳·勒古埃韦尔(Sandrine Le Guével)和公民服务志愿者尼娜·卢·尼克尔(Nina Lou Nickel)对此表示赞赏。这两位致力于对抗住房困境的协会成员在今年夏天为凯瑟琳·梅塔耶组织了第一次修缮工程,此前该镇的无党派市长吉尔·埃拉尔(Gilles Hellard)报告了她能源状况不稳定且账单极其昂贵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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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激增

“就差 40 欧元,凯瑟琳就无法满足其退休金基金社会行动基金关于住房翻新援助的申请标准,”桑德琳·勒古埃尔(Sandrine Le Guével)遗憾地表示。不过,在“建筑同伴”(Compagnons bâtisseurs)组织和志愿者的协助下,她家的电力系统、一道隔墙和热水器已经完成了修缮。这些工程大部分由与地方政府及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出资。她个人仅需支付 200 欧元,并分十个月偿还。对于工程受益者而言,个人承担的费用从未超过总账单的 20 %。

桑德琳·勒古埃尔及其同事每天都能在孤寡老人、单身母亲和贫困家庭中看到类似的情况。这位社会工作者观察到:“我们发现人们在家里忍受着不便,有时甚至持续好几年。”住房基金会(原阿贝-皮埃尔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统计,2024 年布列塔尼地区有 60 000 处不合格住房,仅在阿摩尔海岸省就有 17 850 处主住所。圣布里厄“建筑同伴”分部的地区负责人吉约姆·巴宾(Guillaume Babin)解释道:“在我们省的许多农村地区,房地产价格较低。有些人购买房屋时没有预留翻修资金,这导致了长期的住房困境。”

此外,几十年来,住房支出在家庭总预算中的占比大幅激增。根据住房部数据与统计研究部门的数据,2025 年住房支出占消费的 28 %,这一比例自 1960 年代以来翻了一番。与此同时,生活成本也在上涨。“翻修屋顶的价格在四年内翻了一倍,”桑德琳·勒古埃尔感叹道。这使得该协会开始反思其宣传方式——他们在 2025 年在阿摩尔海岸省帮助了 91 个家庭。“如果我们开展大规模宣传,可能会被海量的申请淹没,从而降低效率,”吉约姆·巴宾指出。

因此,社会工作者或住房领域的相关人员成了向“建筑同伴”提供住房破损情况的主要信息源。但有时个人也会发出警报。罗斯-玛丽·勒库塞(Rose-Marie Recoursé)和她的丈夫就为他们的邻居妮可(Nicole)向该协会求助,而妮可正是后者的婆婆。

“通常情况下,她对任何事情都抵触,但三年前,她提出希望家里能舒适一点,”这位 48 岁的编篮工回忆道。妮可·勒库塞确实住在戈梅内(Gomené)一座极其简陋的房子里。她家没有暖气。她 800 欧元的退休金不足以支付翻修费用,但这位近 80 岁的老人拒绝抱怨。

因此,“建筑同伴”在夏季进行了第一阶段的电力安全工程。该团队希望再次进入她的房屋,翻修入口台阶,并将她目前设在独立建筑中的卧室搬到主生活区。“为此,我们需要说服我们的出资方,”桑德琳·勒古埃尔表示。与此同时,就像凯瑟琳·梅塔耶的窗户一样,妮可·勒库塞家的门始终开着,为了迎接燕子。她看着天花板说:“我觉得它们已经飞走过冬了。”

马农·博肯(MANON BOQUEN)

桑德琳·勒古埃尔,“建筑同伴”成员,9 月 17 日于圣马约(Saint-Mayeux)。

音乐发行商致力于助力艺术家脱颖而出

Believe 和 IDOL 两家公司均已成立 20 余年,目前正面临市场饱和以及主流唱片公司(majors)进军其领域的挑战。

2026 年,这两家音乐发行公司分别迎来成立 20 或 21 周年。两家公司均总部位于巴黎,且在国际上拥有深厚的根基。然而,IDOL 和 Believe 的掌门人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独立是一种生活选择,”IDOL 的创始人兼总裁帕斯卡尔·比塔德(Pascal Bittard)断言。

尽管经常受到投资者的青睐,他始终拒绝了这些邀约。与此同时,音乐发行市场(面向厂牌或直接面向艺术家)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路线。现在的核心不再仅仅是在 Spotify、Deezer 或 Apple Music 等流媒体平台,在 YouTube 等视频平台或社交网络上将专辑变现,而是要优化创作者的可见度和收入,发挥咨询作用,并提供日益广泛的附加服务——如受众开发、数据分析、出口支持等。

相比之下,Believe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丹尼斯·拉代盖耶里(Denis Ladégaillerie)则押注于依靠投资基金实现强劲增长。其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大张旗鼓地上市,当时集团估值达 1,9 亿欧元,但最终却以惨痛的失败告终。股价几乎从未回到发行时的水平(19,50 欧元)。投资资金 EQT X 以及由 Technology Crossover Ventures 建议的基金在 Believe 身上展开的收购战,在附带影响下损害了少数股东的利益;该集团的营业额在 2025 年突破了 10 亿欧元,但于同年 8 月 5 日以每股 17,20 欧元的价格退出了巴黎泛欧交易所(Euronext Paris)。

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Believe 旨在成为全球巨头,而 IDOL 则保持在更为适中的规模,2025-2026 年的营业额为 47 百万欧元,但自创建以来一直实现自给自足。两者都目睹了主流唱片公司逐渐侵入其领地。“越来越多的创作者选择独立制作,以至于主流唱片公司提供的那种艺术家仅能获得 20 % 报酬的制作合同大幅减少。它们转而寻求利润较低的发行合同,因为我们将 80 % 的收入返还给艺术家或厂牌,”帕斯卡尔·比塔德解释道。

随着音乐流媒体平台的崛起,发行市场的参与者数量变得极其繁多——既有像 Wa-gram、PIAS 这样的资深独立发行商,也有 The Orchard、AWAL、Ingrooves 或 Fuga 等索尼音乐(Sony Music)和环球音乐(Universal Music)的子公司。在 Believe 艺术家服务及厂牌与艺术家解决方案部门负责人埃尔莎·巴哈蒙德(Elsa Bahamonde)看来,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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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工智能截然不同的看法

在帕斯卡尔·比塔德(Pascal Bittard)看来,“这个行业正变得竞争更激烈,盈利能力更低,且风险更高”。他的主要合作艺人包括 La Femme、L'Impératrice、Caribou 以及英国朋克摇滚乐队 Lambrini Girls;合作厂牌则有 No Format!、InFiné、Heavenly Sweetness 或 City Slang。他将赌注押在了技术上:IDOL 开发了 Labelcamp,这是一个用于追踪销量与受众、管理目录以及计算版税的工具……他将其商业化并销售给竞争对手。

“我们的使命是在一个饱和的环境中挖掘艺人和厂牌,”埃尔莎·巴哈蒙德(Elsa Bahamonde)表示。仅在六月份,Deezer 每天就会收到 180 000 首新曲目,其中一半是由人工智能(IA)创作的……Believe 的艺人阵容包括 Jul、Yamê、Pomme 和珍妮·杰克逊(Janet Jackson),其业务遍布 50 个国家——包括印度、泰国、巴西和德国——并与一百多个流媒体平台合作。该集团还持续为全球的艺人和厂牌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

然而,IDOL 和 Believe 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帕斯卡尔·比塔德认为,“使用人工智能可能会危及薪酬模式,但更重要的是,它会引发文化、伦理和哲学问题,导致音乐多样性的丧失”。

相反,Believe 在 9 月 8 日与 AI 音乐生成器 Suno 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 Believe 及其面向独立音乐制作的子公司 Tune Core 的艺人和厂牌,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使用新的 AI 音乐工具。埃尔莎·巴哈蒙德保证:“这项协议遵循四个原则:艺人的同意、透明度、对结果的控制,以及适当且成比例的报酬。”这种经过认证的 AI 将提供给各平台,由平台决定是否向听众告知其非人类创作的来源。

尼科尔·武尔塞尔(NICOLE VULSER)

中国汽车制造商进驻欧洲

面对关税压力,上汽(SAIC)、比亚迪(BYD)、奇瑞(Chery)、吉利(Geely)和零跑汽车(Leapmotor)正密集开设工厂或建立当地合作伙伴关系。

9月中旬,东风汽车的负责人出现在雷恩的 Stellantis 工厂现场。这两个集团正在加速谈判一项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共享 La Janais 工厂,以便从 2028年起在生产雪铁龙汽车的同时,生产该中国品牌的车辆。这将是法国工厂首次向中国汽车制造商开放。尽管在我们的邻国,此类案例已屡见不鲜:这股浪潮正席卷整个欧洲,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首当其冲。三年前还未进入该大陆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在一年内将其市场份额翻了一番,到 6 月底已从 5 % 增长至 10 %。根据独立研究机构 Schmidt Automotive Research 的预测,凭借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他们将继续增长,到 2029年将占据欧洲销量的 14 %。

这一动向令人担忧,因为欧洲汽车制造商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动摇了德国经济实力的支柱。这正是欧盟贸易委员马罗斯·谢夫乔维奇(Maros Sefcovic)于 10 月 8 和 9 日访问北京的核心议题:遏制中国巨头的扩张。布鲁塞尔试图通过促进“欧洲制造”来保护汽车工业的 13 百万个就业岗位。Inovev 的联合创始人贾梅尔·塔甘扎(Jamel Taganza)指出:“必须找到一种平衡,因为欧洲也需要中国电动汽车来实现 2035 年的碳排放目标。”该研究机构计算得出,到 2030 年,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的年产量可能高达 120 万 辆。

两年来,五大集团采取攻势。上汽、比亚迪、奇瑞、吉利和零跑汽车选择在欧洲落户,以规避欧盟对从中国进口车辆征收的关税。其中最具雄心的前两家已开始开设工厂:上汽旗下的 MG 品牌在西班牙建厂,比亚迪在匈牙利建厂。与此同时,吉利和奇瑞则首先尝试进入竞争对手的工厂。前者将利用其在 2010年收购的沃尔沃(Volvo)工厂,从 2028年起生产其 Zeekr 和 Lynk & Co 品牌的电动汽车。吉利还将共享福特在西班牙巴伦西亚的工厂——这家美国公司在欧洲陷入困境,今后将以自有品牌销售由吉利设计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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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无选择

中国汽车制造商利用竞争对手的困境在对方本土落户。奇瑞采取了同样的策略,目前已在西班牙 Ebro 位于巴塞罗那的工厂进行生产,并与日产(Nissan)谈判,计划从 2027年起使用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这家日本集团正经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并正在缩减在欧洲的规模。零跑汽车和东风汽车在 Stellantis 位于西班牙的工厂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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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它们在2029年的欧盟销量预计将达到 14 %

在萨拉戈萨和马德里,以及现在的雷恩。

目前,只有德国大型汽车制造商拒绝开放工厂大门,这主要是由于其强大的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的抵制。到目前为止,他们更倾向于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梅赛德斯在混合动力发动机方面与吉利合作,大众则在电动汽车电子系统方面与小鹏汽车合作。这两家德国制造商将这些合作集中在中国,以遏制其销量的下滑。但 Alix Partners 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亚历山大·马里安(Alexandre Marian)警告称,“没有理由他们不能在欧洲建立同样类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即使他们不习惯这样做,也必须适应”,在他看来,工厂关闭是不可避免的。

大众汽车刚刚宣布第二波 50 000 个岗位的裁员计划,甚至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行动,与国轩高科(Gotion)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该集团在 28 日解释称,位于西班牙、斯洛伐克和摩洛哥的三家工厂将向这家中国电池制造商开放,以开发“区域供应链”。

除了汽车制造商,整个中国汽车工业都在进入欧洲。最显眼的是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CATL),继 2022年在德国建立第一家工厂后,于 10 月 1 日在匈牙利开设了一家工厂。第三家工厂由宁德时代与 Stellantis 共同投资超过 40 亿欧元建设,预计将于年底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开业。宏观经济与国际政策研究所所长利昂内尔·丰塔涅(Lionel Fontagné)解释说:“在工厂落户的背后,中国供应商正在进驻欧洲,并将逐步向上延伸整个价值链。”

宁德时代或比亚迪(BYD)是电动电池领域的支柱,在技术上领先欧洲。利昂内尔·丰塔涅分析道,这个生态系统“将那些不被中国制造商选中的欧洲供应商排除在外,并使欧洲制造商能够为了技术而选择中国供应商而非欧洲供应商”。

这一趋势预计将继续。事实上,中国制造商正面临国内市场下滑 20 % 的困境,除了向国际市场发展外别无选择。广州汽车集团的一位发言人保证,该公司也在研究“增加在欧洲生产能力的可能性,但目前尚未做出决定”。长安汽车——中国最古老的汽车制造商之一——也是如此。

马修·佩什贝尔蒂(MATTHIEU PECHBERTY)

依赖 SpaceX,欧洲再次面临火箭短缺危机

埃隆·马斯克的公司已停止销售 2028 年以后的猎鹰-9 号火箭发射服务

当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于 9 月 9 和 10 日在巴黎组织国际空间峰会时,真正的太空权力却掌握在美国的 SpaceX 手中。这家由埃隆·马斯克创立的公司并未派遣代表参加此次峰会,但它掌控着整个行业。《华尔街日报》在 9 月 21 日披露,SpaceX 已停止销售 2028, 以后的猎鹰-9 号(Falcon-9)火箭飞行服务,这给所有卫星运营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埃隆·马斯克的公司从未对这一决定发表评论,而该决定恰逢其超重型运载火箭“星舰”(Starship)的崛起——“星舰”于 9 月 28 日开始商业运行,并将逐步取代猎鹰-9 号。但如果没有后者,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参与者将失去将卫星送入轨道的解决方案。

猎鹰-9 号于 2010年发射,现已几乎处于垄断地位。该火箭在 2025年发射了 165 次,几乎每两天就进行一次发射。在总数中,有 120 次飞行全部或部分用于将埃隆·马斯克的“星链”(Starlink)星座卫星送入轨道,即便如此,仍为第三方运营商留下了大量空间。猎鹰-9 号的载荷能力和发射频率使其能够提供极具吸引力的价格和极高的可用性,从而造成了全球性的依赖。

对于欧洲人来说,SpaceX 曾是解决“阿里安-6 号”(Ariane-6)延迟问题的方案,后者在等待四年后于 2024 年 7 月投入使用。然而,这款由空中客车(Airbus)和赛峰(Safran)子公司 ArianeGroup 制造的欧洲火箭,无法提供与猎鹰-9 号相同的可用性。它在 2025 年仅发射了四次,且在最高效率状态下,目标是到 2027年实现每年 9. 到 10 次发射。而且,正如《论坛报》(La Tribune)在 9 月 17 日指出的,该火箭正面临一项技术故障,这可能会使其时间表进一步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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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深感不安

意大利 Avio 公司的 Vega-C 火箭在 2025 年发射了四次,其目标同样是达到每年 9 次发射的全速频率。因此,在空间星座项目激增的当下,如果没有 Falcon-9,欧洲运营商进入太空的通道将变得极其狭窄,况且 Ariane-6 的大部分载荷空间已被亚马逊预订,用于发射其卫星电信星座。在国际空间峰会上,作为该欧洲火箭的主要商业客户,Amazon Leo 宣布将再委托 6 次发射,使总数达到 24 次任务。

SpaceX 的决定赤裸裸地揭示了欧洲在航天领域对埃隆·马斯克公司的依赖。这种情况已引发数月的担忧。欧洲空间局局长约瑟夫·阿施巴赫(Josef Aschbacher)在 8 月 9 日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曾警告称,预计“欧洲将在 2030 年左右出现发射器短缺”。

Ariane-6 无法承担所有任务。尽管欧洲在法国、德国或西班牙有十几个新火箭项目,但所有项目都能按时完成,甚至最终能够实现的概率都很低。进展最快的是德国 Isar Aerospace 公司:其 Spectrum 发射器在 9 月 5 日至 6 日的夜间,从挪威的一个空间中心成功完成了首次轨道飞行。其他项目尚未进行首次试验。

要替代 Falcon-9,需要数十枚 Spectrum。在当前版本中,后者的有效载荷仅为 1 吨,而 SpaceX 的火箭和 Ariane-6 则超过 20 吨,Starship 则超过 100 吨。

阿施巴赫先生表示,如果欧洲想要满足“2030 年的发射需求,我们必须尽快做出决定,以建立必要的产能,特别是工厂”。他在 9 月 2 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如此指出。该议题预计将在 12 月 15 日于罗马举行的欧洲空间局 2026 年中期部长级会议上讨论。ArianeGroup 表示已开始研究提高生产频率的问题。

Falcon-9 的退出同样引发了美国的担忧,因为美国的火箭初创公司出现缓慢。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航天公司 Blue Origin 的 New Glenn 火箭在 5 月 28 日的一次点火测试中发生爆炸,这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

“到 2030 年,我们有数千颗卫星计划发射,”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部门负责空间事务的罗伯特·佩雷斯-阿莱马尼(Robert Perez-Alemany)告诉《华尔街日报》,“如果产能无法跟上需求,将有更多卫星留在地面。”美国军队已采取预防措施。其空间分支机构美国太空军(US Space Force)表示,已预订 50 多次由 Falcon-9 执行的未来国家安全任务。

奥利维尔·皮诺(OLIVIER PINAUD)

法国电气化计划令天然气行业从业者感到沮丧

天然气供暖设备的监管规定已进一步收紧

天然气从业者与电力从业者之间一直存在一个反复出现的争端,且涉及所有法国人的日常问题:供暖方式。基于脱碳的紧迫要求,是否应该加速清除住宅中的天然气锅炉?在近东战争导致化石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下,政府似乎已经选择了立场。其大规模的用途电气化计划重点推广热泵(一种由电力驱动的设备),目标是到 2030 安装 100 万 台。

9月 30 日星期三,政府公布了其核心机制之一:一项旨在帮助低收入家庭更换天然气或燃油锅炉的“一站式”方案。与此同时,天然气面临着日益严格的监管。

正如电气化计划中所预期的, 13 日发布在《官方公报》(Journal officiel)上的一项法令规定,从 2027 年1月1日起,禁止在新建住宅中安装任何天然气供暖设备,即使是作为辅助供暖或混合供暖也不行。

这足以引发天然气行业的不满。该行业的主要游说团体之一——Coénove组织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这种厌倦情绪。“通过这项禁令,政府将所有天然气解决方案污名化,包括那些 100 % 兼容绿色天然气的设备,”该协会主席、前伊泽尔省“共和国前进党”议员让-查尔斯·科拉斯-罗伊(Jean-Charles Colas-Roy)愤慨地表示。该协会定义自己为建筑与能源从业者的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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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水月”

在能源转型方面,这个问题绝非小事。建筑领域(住宅和商业)约占法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15 %,其中大部分与使用天然气和燃油的供暖系统有关。意识到这一挑战,天然气行业——特别是天然气网络运营商、Engie集团子公司GRDF——将其大部分宣传重点放在生物甲烷上。

这种利用农业和生活垃圾生产的生物天然气约占全国天然气消费量的 4 %。但其发展目标十分宏大:政府2月份发布的多年能源规划预计,产—

[...OMITTED...]

致力于大规模重启核能,法国需要电力需求增长

新住宅将被禁止安装燃气锅炉,自2027年1月1日起生效

注入网络的生物甲烷产量将在2030年前从16太瓦时增加到44太瓦时。

代表该行业工业家的协会 France Gaz 认为,法国借此机会可以以较低成本实现转型:一份9月初提交的研究报告估算,如果法国在保持能源组合多样性的同时,给予可再生气体越来越多的空间,而不是将所有设备全部转换为电力,那么到2050年,该国在投资方面至少可以节省3300亿欧元。

“电气化是好事,但我们不能忘记其他的脱碳因素,”France Gaz 前主席弗雷德里克·马丁(Frédéric Martin)在9月3日向媒体详细阐述数据时如此要求。他继续说道,由于法国仍有1000万个家庭使用燃气供暖,“必须让客户拥有选择权,而不是强加给他们一种解决方案”。

该行业经常提醒人们,在导致电力消耗激增的极寒天气期间,燃气仍然不可或缺:此时热电厂会被召来救援。一名行业主管对此感到恼火,他将政府的电气化计划比作“一个旨在支持 EPR 反应堆问世并试图增加电力消费的‘全 EDF’计划”,并称“疯狂的全电气化是一个诱人的陷阱”。

法国正致力于大规模重启核能——包括建设六座新的 EPR2 反应堆,并研究增加八座反应堆的选项——因此确实需要看到电力需求的增长,以鼓励对这些新产能的投资。近年来,尽管生产充足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脱碳,但消费趋于停滞甚至下降。电力在所有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仍仅约为 27 %。

“电力就在这里,我们拥有充足的供应。无论是气候、经济还是能源安全,所有理由都证明了增加消费的必要性,”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伊内斯·布阿西达(Ines Bouacida)强调。这位研究员指出,为了实现转型,供暖脱碳势在必行,并提醒道,“即使生物甲烷的产量达到最大值,它也无法取代我们今天使用的所有化石天然气”。

与此同时,法国对燃气的征税依然低于电力。尽管公开表示希望引导家庭转向脱碳能源,但电力的消费税定为每兆瓦时 30,62 欧元,而天然气则为每兆瓦时 16,66 欧元。近年来,所有旨在平衡这一差额的议会提案均被否决。

玛丽·德·韦尔热(MARIE DE VERGÈS)

您想做一锅每人成本低于 15 欧元的炖牛肉(pot-au-feu)。社区里的蔬菜、肉类和香料并不缺乏。但如何在不花费整个下午时间的情况下,以最优价格找到最高质量的食材?这种心理负担,有一天我们或许可以将其转移给一个人工智能(AI)机器人,它的任务是倾听我们的需求、比较报价、执行购买并将商品送到家门口。代理革命(la révolution agentique)在电子商务革命三十年后、移动商业革命十年后已经在美国展开: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像 Etsy(设计品销售)和星巴克这样的商家已经允许客户将端到端的购物流程委托给 AI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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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AI机器人为我们购物时

法国人很快就能将在线购物委托给机器人。从商家到银行,再到消费者,所有参与者都对监管框架的缺失感到担忧。

Visa支付网络和在线旅行社Last-minute.com最近向我们演示了这一点:只需点击几次,客户就可以要求此类代理为其和伴侣组织一次浪漫的周末旅行,只需专注于自己的愿望,而无需填写护照数据或银行账户信息。这种体验比在旅行网站上更快速、更流畅,因为在那些网站上,个人数据的登记通常非常繁琐。这一试点体验很快将在美国部署。

这项技术在欧洲尚未普及:家乐福(Carrefour)和丝芙兰(Sephora,美容产品)等品牌虽然在ChatGPT和Gemini上推出了应用程序,允许客户构建购物篮,但用户仍需跳转到品牌的移动应用程序以完成购买。“如今,ChatGPT主要用于发现产品。它是一个流量引导者,”埃森哲(Accenture)代理商业专家卢多维克·特兰(Ludovic Tran)解释道。几位支付领域从业者预计,在2027年期间,欧洲可能会实现首批无需人工干预的最终购买。这种做法何时会变得普遍?从全球范围来看,麦肯锡(McKinsey)咨询公司估计,到2030年,AI代理可能协调 3 000 万亿至 5 000 万亿美元(最高 4 440 万亿欧元)的商业交易——相比之下,2025年全球贸易额达到了 35 000 万亿美元。

近期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公告,表明代理商业正成为科技巨头的优先事项:8月9日,巨头Meta推出了一款名为Muse的新AI代理,它能够规划一次每周预算低于 2000 欧元的纽约之旅(包括机票、酒店、活动),或者分析我们的银行对账单以取消我们从未使用的订阅。由于其吸引力极大,该应用程序目前是北美下载量最高的应用(自发布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被下载 3,4 百万次),让人想起ChatGPT初期的成功。

“人工智能迫切需要盈利模式。如今,它是一个无底洞:科技参与者投入巨资,但获利甚微。代理商业对他们来说是获得丰厚收入的承诺,”Square Management的顾问杰弗里·拉卢(Geoffrey Laloux)解释道,因为每笔交易都可能产生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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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的教训

因此,硅谷的投资者们不想错过下一个“金蛋产鸡”:周一 28 日 9 月,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初创公司 Instinct 顺利完成了一轮融资,其估值达到 100 亿美元,是其一个月前上一轮融资时的四倍!该公司的承诺是:提供一项 100 % AI 礼宾服务,能够管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欧洲,多家支付机构预计,首批无需人工干预的购买行为可能会在 2027年期间完成。

代理商业(commerce agentique)也成为了支付机构(如 Visa、MasterCard 等)的新征服地,他们希望在代理商业领域变得像在实体店中那样不可或缺。“代理 AI 将为购物带来像洗衣机为洗衣服所带来的变革。它将承担大部分工作(...)。我们将继续掌控重要事项,就像我们始终决定洗哪些衣服一样,”未来学家、9月为 MasterCard 撰写的一份相关报告的共同作者马格努斯·林德奎斯特(Magnus Lindkvist)辩护道。

然而,代理商业面临着一个主要障碍:消费者的不信任。委派他人洗衣服比委派他人管理钱包要容易得多。ChatGPT 在 2025 年 9 月 29 日于美国推出了一项支付工具(Instant Checkout),便有了这次苦涩的教训:它在六个月后关闭了该服务,因为其坚信美国人尚未准备好将 AI 作为支付中介,而更倾向于将其作为研究助手。

因此,最大的困难将在于说服消费者,让他们相信自己依然掌控着财务状况。法国人在这一点上尤为担忧。根据 KPMG 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在 2025 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全球范围内有 46 % 的人表示总体信任 AI,而法国人中仅有三分之一的人这样认为。因此,代理商业在法国的进展肯定会比欧洲其他地区缓慢:“在未来三年中,它在英国的进展速度将比在法国快两倍,”AI 和全球贸易专家帕特里克·迪克森(Patrick Dixon)如此预测。

由于目前还没有监管这种新商业形式的法律框架,信任的建立就变得更加困难。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法律规定在发生欺诈或商业错误时的责任链。如果我的代理程序给了我一个荒诞的回答,并给我买了一件红色毛衣而不是绿色袜子,谁来负责?如果一个恶意代理在违背我意愿的情况下以我的名义执行购买,又该如何处理?在现阶段,消费者、卖家、银行、支付网络以及开发 AI 的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责任分担机制。

旨在保障在线支付安全的第二部欧盟支付服务指令(DSP2)并未涉及这一主题,即将于 2027年颁布的下一部文本同样没有涉及。因此,必须等到随后的版本(DSP4)才有可能迎来监管的开端。但该版本在五年内都没有计划出台。“欧洲有必要进行立法,否则这里将变成‘西部荒野’,”杰弗里·拉卢(Geoffrey Laloux)认为。

这种法律上的模糊性令商家和银行更加担忧,因为在整个欧洲,法院的判决通常倾向于遭受欺诈的消费者。在法国,最高法院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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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体 AI 将为购物带来像洗衣机之于洗涤那样的变革”

马格努斯·林德奎斯特(MAGNUS LINDKVIST)

未来学家,

万事达卡(MasterCard)

相关报告共同作者

……农业信贷银行(Crédit agricole)在无法证明客户存在严重过失的情况下,不能免除其在发生欺诈转账时的责任。这一判决扭转了此前更倾向于银行的司法实践。

“银行目前在踩刹车,因为智能体商业(commerce agentique)相关的风险暂时过高。通过 AI 进行的欺诈极其严重,而且我们甚至无法对其进行精确衡量。金融机构不想打开潘多拉之盒,”创业者卢卡斯·法约尔(Lucas Fayolle)认为。他在自己的公司 Praesia 中,试图为所有人提供一套安全的基础设施(包括操作的可追溯性、支付授权的定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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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标准

美国人同样担心欺诈风险、不透明度以及数据保护问题。在 22 septembre 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第一资本(Capital One)与其他国际金融巨头共同谴责了智能体商业可能增加争议频率和退款请求的风险。所有机构都要求在让 AI 智能体处理我们的购物之前,必须建立共同标准并明确责任归属。

已有事件被记录在案:Meta 最近不得不修复 Muse 中的一个漏洞,该漏洞可能允许欺诈者篡改用户授予的购买权限。此外,电商平台亚马逊(Amazon)已要求 Muse 停止使用其网站:亚马逊指责 Muse 在为消费者进行购买时未进行身份识别,且在未经任何授权的情况下保留其个人数据。

在缺乏智能体商业法律框架的情况下,全球大型支付网络(Visa、万事达卡等)正试图制定游戏规则。“我们在 Visa 的角色是让互不相识的参与者能够充满信心地进行交易。未来的智能体商业也将如此。我们提供一个框架和共同规则,使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使用我们的网络,”Visa 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区总经理弗洛伦斯·梅利克(Florence Mélique)解释道。

这家美国网络正与 30 多家银行合作(目前尚无法国银行参与),旨在定义一种支付流程,使消费者能够掌控自己的资金,并确定发生争议时的退款条件。它还与五家商家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测试该实践:Lastminute、Brick Depot(乐高零件销售)、Frasers Group(体育用品)、eDreams(度假预订)和 Cleverbridge(企业支付管理)。Visa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目录,用于识别被认为值得信赖的 AI 智能体。“所有公司都将不得不适应智能体商业。这对于其经济模式的未来至关重要,”弗洛伦斯·梅利克总结道。

吕西·罗贝昆(LUCIE ROBEQUAIN)

10 septembre,位于莫斯科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办公室被原样保留。照片:ELENA CHERNYSHOVA 为《世界报》拍摄

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二十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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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著名的俄罗斯记者于2006年在莫斯科其住所的楼梯间被刺杀,她曾以惊人的洞察力,不断就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深刻本质发出警示

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i Mouratov),64岁,眼睛盯着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拿起一件物品,接着又是另一件,然后还是一件。“这是她的眼镜,这是她的录音机,她的包……”这位俄罗斯独立媒体《新报》(Novaïa Gazeta)的联合创始人、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共同获得者通过加密消息联系,他正坐在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ïa)生前使用的办公桌前。这位记者于2006年10月7日——恰逢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生日——被刺杀,距今正好二十年,她的个人物品被原样保存在这家莫斯科报社的办公室内。在她的工作台上,一本泛黄的俄罗斯刑法注释书仍翻开在第63条,关于“加重情节”的内容。

在被改造为纪念馆的房间四周墙壁上,《新报》展示了其记者在同事失踪后自行开展的调查。这位48岁的记者在自家公寓的电梯内被枪杀。诉讼文件、平面图、监控图像、谋杀案还原示意图、随后被逮捕并定罪的凶手及其共犯的画像、当时安全部门使用的武器(一支9毫米马卡洛夫手枪)的照片……然而,至今尚未确认任何幕后指使者。但对于德米特里·穆拉托夫而言,基于一名警察以及隶属于俄罗斯安全部门FSB的人员的参与,结论很简单:“国家参与了这次刺杀。”

他曾是她的主编,是那个催促她休息的人,甚至在2001年曾将她秘密转移到奥地利一段时间以确保其安全,因为她因在遭受第二次战争(1999-2009)蹂躏的车臣进行报道而收到大量死亡威胁。有时,两人会发生争执,因为他的对话者表现得毫不妥协。“2006年夏天,我们进行过非常严肃的讨论,”德米特里·穆拉托夫承认,“我坚信她必须停止前往现场,因为那里变得太危险了,而她回答我,这个小共和国经历了两次血腥战争幸存了下来,她不能就此放弃。”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为人处世上如此强硬,在她的文字中亦然。

她不遗余力地在文中谴责俄罗斯军队的暴行,她在现场近距离观察这一切——自1998年加入《新报》起,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她撰写了751篇文章,其中一半以上与车臣有关。如今重新阅读这些文章,人们会感到惊恐。不仅是因为所犯下的暴行,更是因为她当时描述的一切,绝对的所有内容,在二十年后的乌克兰再次上演:酷刑、过滤营(用于“筛选”平民与战斗人员)、抢劫、强奸,以及对城镇和村庄全面且有计划的摧毁,还有那些被扔进坑里的“敌人”或未能讨好上级的俄罗斯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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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长时间拘禁

“她的写作风格非常独特。她不仅仅是在写文章,而是在推动事情地改变,在帮助人们,”目前处于流亡状态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欧洲及中亚分部副主任塔蒂亚娜·洛克希娜(Tatiana Lokchina)在回忆这位熟识的人时说道。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曾两次尝试充当调解人,以挽救生命。

第一次是在2002年10月,当时一群车臣突击队在莫斯科杜布罗夫卡剧院劫持了数百名观众,当局无奈之下决定寻求她的帮助。但她最终被排除在调解之外。第二次是在2004年9月,她匆忙赶往北奥塞梯的别兰,那里的一所学校发生了另一起人质劫持事件。然而她未能抵达,在前往目的地的飞机上遭遇了投毒企图。

无论她自己承担多少风险,或让他人承担多少风险,她都并不在意。谨慎的预防措施让她感到厌烦。塔蒂亚娜·洛克希娜还记得在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失踪前不久,在瑞典举行的一次关于车臣的会议上,两人之间的一次紧张交流:“从第一天起,安娜和我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她指责人权捍卫者缺乏坚定立场,掩盖某些敏感案件,且不公布受害者的姓名。而我则主张,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们。但她坚持认为,我们成了某种阴谋的共犯,旨在歪曲或掩盖真相。”

2001年2月,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本人曾被逮捕,被没收电话,并在车臣东南部一个山谷地带的韦代诺区被俄罗斯官员拘禁了很长时间。她曾在深夜被拖到一台 Grad 火箭炮下,恰逢该炮发射的一瞬间,并受到强奸威胁——“这是洗手间。脱掉衣服”——她写道:“每增加一小时的审讯,都完全证实了他们(车臣人)的证词。”

2004年6月,她还发表了一篇关于她与拉姆赞·卡德罗夫会面的长文。她称其为“克里姆林宫的小龙”,当时他尚未正式掌权车臣,但在其家乡出生地岑托罗伊——一座被大量武装人员包围、极尽奢华的“真正堡垒”中——其行为已然如统治者一般。在等待了六七个小时后,她进行了一次荒诞的采访,期间卡德罗夫最终对她大吼道:“你是敌人,你比[沙米尔]·巴萨耶夫更糟糕![一名转向恐怖主义的分离主义战士,于2006年被杀。]”

战争改变了她。“她的报道洗去了她身上那种莫斯科记者的小资傲慢,而且她瘦了很多,”84岁的斯韦特兰娜·甘努什金娜(Svetlana Gannouchkina)报道称,她是俄罗斯受人尊敬的人权捍卫者。作为非政府组织“纪念”(Memorial)的成员以及旨在帮助难民和移民的公民援助委员会的负责人,她于2002年12月与该记者一同身处格罗兹尼的政府宫。两名女性在两辆装满炸药的自杀式卡车爆炸前20分钟离开了该建筑,此次爆炸造成83人死亡。

调查记者、

吹哨人、

人权活动家,

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

同时扮演了

所有这些角色

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于1958年出生在纽约,父亲是一位乌克兰裔的苏联外交官。她毕业于莫斯科新闻学院,职业生涯起步较晚。作为一名家庭主妇,她先抚养了两个孩子——伊利亚和薇拉,随后从基层开始在几家报社工作,其中大多数报社现已消失。她在“公开透明”(perestroïka)时期接受培训,她的女儿薇拉在《一位母亲》(Une mère,Fayard出版社,2023年)一书中将她描述为一个“工作狂”,并表示:“她完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以及随之而来的变革渴望”。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处于丈夫亚历山大·波利特科夫斯基的阴影之下,后者是当时电视屏幕上的明星记者。随后,两人的角色发生了反转。随着克里姆林宫重新掌控媒体并将其排除在外,亚历山大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而她在《新报》(Novaïa Gazeta)声名大噪,以至于当她不在实地采访时,那些无处诉求的俄罗斯人和车臣人会在她的办公室前排起长队。报道员、调查记者、吹哨人、人权活动家,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同时扮演了所有这些角色。2001年,她在接受记者保护委员会采访时坦言:“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中间人,一种向俄罗斯人展示车臣真实情况的手段,以免他们错误地认为军事干预能够恢复秩序”。

她的正直影响了国界之外。1999年的一个早晨,著名异见人士亚历山大·金兹堡(1936-2002)带着一个塑料袋来到定居法国的俄裔历史学家兼翻译家加利亚·阿克曼的巴黎家中,袋子里装着这位记者的几篇文章。由此诞生了她的第一部专栏集,并在法国首次出版(《地狱之旅:车臣日记》,Robert Laffont出版社,2000年)。虽然最初反响平平,但随后在记者让-弗朗索瓦·布托尔(Jean-François Bouthors)的编辑下,由Buchet-Chastel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书籍取得了日益巨大的成功(《车臣:俄罗斯的耻辱》,2003年;《普京眼中的俄罗斯》,2005年),以及两部在去世后出版的记录(《痛苦的俄罗斯:一个愤怒女人的日记》,2006年;《我做了什么?》,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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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恢复正义的执念

“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并不支持车臣战士,但她对恢复正义有着一种执念,”加利亚·阿克曼强调道,“她极其细致,因为她总是担心被人故意误导。她会进行真正的审问:‘啊,是的,您来自哪个村庄,那里的首领是谁?’”这位记者忧郁面庞周围的灰白色头发变得人们熟知。但她在国外的知名度越高,在俄罗斯就越孤立,因为她正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进行着一场独特的斗争。她将普京描述为果戈理在《外套》中描绘的那个受欺压的小职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翻版”。

关于他,她曾说:“他的狭隘和沙文主义是一个与其职级相符的人所具有的。他拥有一个从未能晋升为上校的中校的人格特质,以及一个习惯于监视同事的俄罗斯秘密服务部门人员的风范……”她尤其指责现任克里姆林宫首脑在2000年执政之初就利用战争来实现权力目的,从而“鼓励了俄罗斯的道德坏疽”。对于俄罗斯人,她则谴责他们在面对不可阻挡的“权力纵向体系”时的冷漠,而她以惊人的洞察力预感到该体系将带来的最糟糕后果。“已经太晚了,”她断言道,“今天,我们被普京的朋友和心腹包围了。”

因为她不仅谴责车臣的情况,还报道了俄罗斯“基于血腥”的腐败、“政府机构内部伪装成爱国主义的沙文主义精神”、“对强权国家毫无节制的修辞”,以及“官方和民间针对车臣人的种族主义,且其转移瘤已扩散至其他民族”……

她写过那些结果总是有利于政权保护对象的审判,写过普通俄罗斯公民的苦难,写过移民家庭的贫困,还用 koviorny(源自 kovior,意为“地毯”)这个词来形容国家媒体的宣传员,意指他们是“小丑”。她不满于西方领导人——如乔治·W·布什(2001-2009)、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1936-2023)、雅克·希拉克(1932-2019)和格哈德·施罗德(1998-2005)——与一名“情报人员”保持亲密关系。除了2002年出版的一本小众且机密的专栏集外,她的书籍从未在俄罗斯出版。

在2000年至2022年间,在一个官方并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有30多名记者被杀害。其中,有六人就职于《新报》(Novaia Gazeta),例如她的朋友纳塔利娅·埃斯蒂米罗娃,后者于2009年在格罗兹尼被绑架,随后被发现死在弹孔密布的尸体中。在失去了媒体执照且100名员工刚刚被列为“外国代理人”的编辑部中,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依然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2023年11月14日,弗拉基米尔·普京赦免了其中一名杀害该记者的凶手,此前该凶手曾在乌克兰参战。2023,

伊莎贝尔·曼德罗(ISABELLE MANDRAUD)

图片截取自坎特米尔·巴拉戈夫的电影《蝴蝶果酱》。契约

电影导演坎特米尔·巴拉戈夫的新生活

离开俄罗斯四年后,这位导演谈到了在流亡生活中困扰他的种种疑虑

人物访谈

当自己的世界突然崩塌时,该如何重建生活?在公开批评入侵乌克兰并匆忙离开俄罗斯四年后,35岁的导演坎特米尔·巴拉戈夫(Kantemir Balagov)仍在寻找答案。“世界的现状全天候、每周七天地影响着我。我在写作时试图逃避它,但它最终总能找到回来的路,”他在九月的一个下午,坐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坦言,头上戴着顶写着“Dogs & Wine Make Everything Fine”(有狗有酒,一切安好)的帽子。他的第三部长片《蝴蝶果酱》(Butterfly Jam)围绕着父子关系展开,捕捉了一个男人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拒绝展现弱点会导致不可挽回的暴力。“也许在今天,脆弱感正严重缺失,”他手里拿着一杯红茶,在谈到这个世界的伟大领导者时补充道。

脆弱与怀疑,坎特米尔·巴拉戈夫正深陷其中。在经历了一段融入困难的洛杉矶之行后,他与伴侣、电影导演基拉·科瓦连科(Kira Kovalenko)定居巴黎。他们试图在那里维持一种不稳定的生活,而回忆始终萦绕在心头。不到十年前,他们那些风格辛辣且充满能量的早期电影,使他们成为了俄罗斯电影复兴的明日之星。“我一直想住在北高加索并在那里拍电影,”他说,“我想能停止这种乡愁。尽管我知道如果我回去,一切都会变得不同,但我做不到。”

为了让自己立足于现在,坎特米尔·巴拉戈夫尽可能地依托于自己的职业。他阅读,写作。但要完成一个电影项目简直像是在经历一场艰苦的战斗。《蝴蝶果酱》最初计划在他原籍北高加索的纳尔奇克切尔克斯社区中心拍摄。被迫流亡使他不得不重写剧本。“到了洛杉矶后,我发现新泽西州有一个小规模的切尔克斯社区。我与他们合作,聚集人员,收集信息。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直到有人从外部提醒他们,剧本中包含一场强奸戏。所有的门瞬间都关上了。我们原本要拍摄一段大型舞蹈戏,我不得不全部重写。”

对于坎特米尔·巴拉戈夫来说,障碍重重。“在美国,电影文化与俄罗斯截然不同。你需要一名明星来为电影融资,”他说。《蝴蝶果酱》由英语国家的专业演员(巴里·基根、莱莉·基欧)和其他新人演员出演。由于在新泽西州拍摄外景的天数很少,导演遭遇了美国工会强加的严格规定:“时间表和禁令带来了持续的压力。最后,我认为这损害了电影。”

“我试图避免停滞不前”

这部主要由法国出资的合拍片,其室内戏是在上法兰西大区拍摄的。尽管拥有“一支不可思议的团队”,但由于拍摄地分布在两个如此遥远的国家,拍摄过程充满了僵化感。

通过赋予电影一种童话般的氛围,坎特米尔·巴拉戈夫试图逃避这种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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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他学习法语并试图维持不稳定的生活,而回忆始终萦绕在心头

坎特米尔·巴拉戈夫试图摆脱其早期电影(如《狭窄的生活》Tesnota, 2017年拍摄,2018年于法国上映,以及《大女孩》Une grande fille, 2019年)中的现实主义风格,转而专注于人物心理的真实性。“我鼓励演员在肢体语言和语调上表现得笨拙,因为我的角色是普通人。我们在影像和场面调度中也追求这一点。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将其视为一种艺术表达,有些人将其解读为缺乏技巧。”

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坎特米尔·巴拉戈夫揭示了自己的脆弱之处。“在生活中,我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人。目前的处境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孤独。因此,电影让我能够拥抱那部分无法言说的温柔,”他如此解释电影中大量的拥抱戏份。这位电影导演坦率地分享了自己的疑虑。他承认银幕上的效果并不总是如他所愿,他质疑在开篇就宣布父亲去世的选择是否是最恰当的,并指责在拍摄过程中进行的多次修改。

但至少,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在被广泛讨论的主题中注入了新鲜感,并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未来,我想拍一部西部片、科幻片或惊悚片。我试图避免停滞不前。”

最后,坎特米尔·巴拉戈夫透明地回顾了过去的失败。例如为HBO频道拍摄的后末日剧集《最后生还者》(The Last of Us)的前几集,他在2021年秋季试播集刚完成时便离开了剧组,原因是与主创尼尔·德鲁克曼(Neil Druckmann)和克雷格·马辛(Craig Mazin)在艺术见解上存在分歧。由于后者进行了补拍,他从未在官方名单中获得署名。“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将要做什么,那么把1个俄罗斯人请来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反问道。

对他而言,对作品的最终掌控权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且令人痛苦的点。在拍摄《蝴蝶果酱》(Butterfly Jam)时,他后悔向那些催促缩短片长的制片人妥协:“我想给观众留出空间,让他们能沉浸在这个世界中,与这些角色共同生活。对我来说,情节是次要的。但制片人们想直奔主题。”他所有的角色都源于他的文化背景和个人回忆,对他而言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他远离故土的情况下。“在战争之前,我更多地与‘儿子’这个形象产生共鸣。而现在,我将自己视为‘父亲’——那个有时软弱、有时失败的局外人。尽管他在美国生活了很久,但仍然无法融入那个环境。”

这位希望“更多地信任自己的直觉和愿景”的导演深知,适应新生活并非易事。他与流亡欧洲的同胞电影人接触很少,继续为美国环境用英语写作。除非下一部电影能让他重新靠近自己的根源。“有一本关于车臣战争的绝佳书籍,但目前没有人想触碰它,”他说,“现在不是电影拍摄的最佳时机。”

鲍里斯·巴斯蒂德(BORIS BASTIDE)

《蝴蝶果酱》(Butterfly Jam),坎特米尔·巴拉戈夫执导的法美合拍片。主演:塔尔哈·阿克多根(Talha Akdogan)、巴里·基欧根(Barry Keoghan)、莱莉·基欧(Riley Keough)(时长 1小时37分)。

新泽西州一家餐厅里的宏大梦想与嫉妒

坎特米尔·巴拉戈夫的第三部长片将背景设定在美国的切尔克斯社区,既令人着迷又令人困惑

《蝴蝶果酱》(BUTTERFLY J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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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部极具电击感的女性肖像电影——《狭窄》(Tesnota. Une vie à l'étroit,2017年拍摄,2018年于法国上映)和《大女孩》(Une grande fille,2019年),现年35岁的坎特米尔·巴拉戈夫被证明是俄罗斯电影界冉冉升起的新星。这位在故乡(北高加索地区纳尔奇克)大学师从伟大导演亚历山大·索库罗夫的学生,然而还没来得及利用这份初露头角的名声,权力机构的极端民族主义化以及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促使他与伴侣——同样是俄罗斯电影界重大发现的基拉·科瓦连科——前往美国感受自由之风,尽管两年后唐纳德·特朗普在那儿再次当选。这在目前有点成问题,已经没多少地方可以用来逃避人类的宿命了。从2022年起定居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后,坎特米尔·巴拉戈夫便彻底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因此,他的第三部长片《蝴蝶果酱》应当被视为对人们对其命运之担忧的一次详尽回应。这部电影的执行方式本身似乎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位电影导演并非在美国,而是在乌克兰制片人兼商人亚历山大·罗德尼扬斯基和法国制片人帕斯卡尔·考舍托的帮助下,才获得了拍摄所需的必要支持。电影的外景设定在新泽西州,但实际上,室内场景是在法国北部拍摄的。工作出色,毫无破绽。

至于作品本身,它既令人着迷又令人困惑。故事发生在新泽西州的切尔克斯移民社区(移居美洲的高加索少数民族)。情节围绕着一家特色餐厅展开,餐厅的所有者扎莉亚(莱莉·基欧 饰)勉强维持生计,这位怀孕的年轻女性在丈夫失踪的情况下,必须独自支撑这家店,并依靠她的哥哥阿齐克(巴里·基欧根 饰)的帮助,后者是一个不稳定的梦想家,负责厨房工作。阿齐克则独自抚养儿子特米尔(塔尔哈·阿克多甘 饰),绰号“Pyteh”(意为“小家伙”),这个青少年没有继承父亲的脆弱,而是脚踏实地地计划成为一名职业摔跤手。在俱乐部里,特米尔依然被一名同样相当迷茫的非裔美国年轻女摔跤手阿里卡(贾莉亚·理查兹 饰)的魅力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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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暴力

在这一连串悬于一线的人生周围,围绕着一群由虚荣、阳刚之气和堕落所勉强维系的友人。流亡的漂泊、未获回报的宏大梦想以及爆发性的嫉妒,出人意料地导致了一场愚蠢的谋杀;这为这部关于流离失所者的记录增添了一抹黑色电影的底色,而这部电影在现实中却从未真正发生。所有对美俄碰撞敏感的影迷都会从中听出一种熟悉的基调,这种基调不仅贯穿于开创性的《小敖德萨》(James Gray, 1994),也延续至《给我自由》(Kirill Mikhanovsky, 2019)或《布赖顿四街》(Levan Koguashvili, 2021)。

流亡带来的家庭悲剧、黑手党的无处不在、父子关系的失调,共同构建了一种忧郁的暴力以及叙事逻辑上的不合理,赋予了这些电影一种奇异的魅力。这种魅力既看向美国黑色电影那黏稠的传统,也看向苏联和俄罗斯电影伟大异见者们那忧郁的疯狂。

具体到坎特米尔·巴拉戈夫,人们能感觉到,《蝴蝶果酱》更具体地见证了他生活与事业中一个深刻动荡且缓慢重建的时刻。切尔克斯角色、美国和爱尔兰演员、乌克兰和法国联合制片,如同处于悬而未决状态的寓言:这部电影就像片中那个难以捉摸的角色——被冲上岸随后被阿齐克救起的一只鹈鹕,在等待重获自由的过程中,它地在片中地施加着一种沉默的谜团。

雅克·曼德尔鲍姆(JACQUES MANDELBAUM)

坎特米尔·巴拉戈夫执导的法美合拍片。主演:Talha Akdogan, 巴里·基根, 莱莉·基欧, Harry Melling, Jaliyah Richards(时长 1 小时 37 分)。

Joe Bird(饰演 Naim)与 Stacy Clausen(饰演 Ryan),出自《利未记》。

ORIGINALS FACTORY

当酷儿欲望转向恐怖电影

艾德里安·基亚雷拉为其首部长片赋予了政治潜台词

《利未记》(LEVIT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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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电影的繁荣态势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与此同时,一批视野多元且令人兴奋的新一代导演正脱颖而出。继扎克·克雷格(《生化危机》)、塞巴斯蒂安·范尼塞克(《死灵之书:燃烧》)、简·舍恩布伦(《迷雾营地的青少年性与死》)、库里·巴克(《执念》)或凯恩·帕森斯(《后室》)等备受关注的电影之后,最近在法国影院上映的作品来自澳大利亚。通过《利未记》,艾德里安·基亚雷拉执导了一部前景广阔的首部长片,在该片中,恐怖元素被赋予了政治潜台词。事实上,这一灵感源于几年前澳大利亚在同性婚姻合法化期间,恐同言论再次抬头的情况。

《利未记》将背景设定在一个去工业化的小镇,那里有一个凝聚力极强的宗教社区。阿琳(米娅·瓦希科夫斯卡 饰)为了加入这个社区,带着儿子奈姆(乔·伯德 饰)搬到了这里。这名青少年试图在这个新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与一名高中同学瑞安(斯泰西·克劳森 饰)建立了秘密关系,但有一天,当奈姆发现瑞安在亲吻亨特(杰里米·布鲁伊特 饰)时,他向教会当局举报了他们。随后,这两个男孩被强制接受了一场驱魔仪式,这似乎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感知。他们仿佛被一种奇怪的力量所附身,这种力量操纵着他们的欲望,进而攻击他们的身体完整性。作为无能为力的见证者,奈姆很快陷入了悔恨之中。

从开场戏起,《利未记》就在探讨“可见”与“不可见”的问题。在一家市立游泳池中,一名年轻女员工似乎被躲在淋浴间里、屏幕上并未出现的某人所吸引。镜头从极远处缓慢推进,观众起初以为在目睹一场性爱戏,随后这名年轻女性却发出了恐怖的尖叫。稍后,瑞安让奈姆误以为一只捕鸟蛛落在他的肩膀上以惊吓他,随后两人进行了第一次肢体接触。

艾德里安·基亚雷拉敏锐地捕捉到了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之间联系的渗透性与复杂性。将这个宗教社区团结在一起的信仰具有某种难以捉摸的特质,但它同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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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诉诸恐怖,导演指出了一个社区内部的恐同心理

公开的仪式中得以体现。同样,欲望在内心深处运作着某种极其神秘的东西,尽管它需要依托于一个真实或幻想的对象而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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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的议题

《利未记》(Leviticus)的结构像是一块由不同色调拼凑而成的拼图,这些色调既能互补,也能对立。影片起初以浪漫的基调展开,讲述了纳伊姆(Naim)与瑞安(Ryan)之间秘密结合的启蒙故事。我们见证了两人默契的产生,期间穿插着以宗教布道为中心的场景。随后,随着初步的“转化治疗”开始,奇幻元素占据主导,并逐渐转向恐怖,宛如一场漫长的噩梦。

视角的议题是这位澳大利亚导演导演选择的核心。主观镜头让观众能够以纳伊姆的视角,真实地感知部分叙述的事实,而纳伊姆则充当了认同的媒介。与此同时,亚德里安·基亚雷拉(Adrian Chiarella)通过缓慢且精致的、更为抽象的镜头移动,营造出一种全知全能的威胁感,从而增加了紧张气氛。对于主角们来说,关键在于准确地观察事物:威胁来自何处,如何运作,以及如何防范。

通过诉诸恐怖手法,亚德里安·基亚雷拉将一个社区的恐同心理先赋予抽象形式,随后将其具体化。并展示了这种心理是如何被内化到每个人最私密的部分之中的。于是,这种类型片为分享酷儿(queer)体验打开了一扇窗。《利未记》让人们能够直面恐惧——那种关于欲望的、混乱的、被压抑的恐惧。并且,通过一个替代性社区(包括角色和观众),学习如何与之共存,而这一次不再隐藏。

鲍里斯·巴斯蒂德(BORIS BASTIDE)

亚德里安·基亚雷拉导演的澳大利亚电影。主演:乔·伯德(Joe Bird)、斯泰西·克劳森(Stacy Clausen)、米娅·瓦希科夫斯卡(Mia Wasikowska)(1 h 28)

潜入社交网络的毒性影响

该片承诺成为大卫·芬奇优秀作品《社交网络》的续作,但未能令人信服

《社交清算》(THE SOCIAL RECK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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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事实,《社交清算》的作者、65 岁的亚伦·索金(Aaron Sorkin)是近年来美国剧本创作领域的大名鼎鼎之辈。剧集《白宫》(2001-2006)、或许稍逊一筹的《新闻编辑室》(2012-2014),以及电影《社交网络》(大卫·芬奇导演,2010)和《点球成金》(贝内特·米勒导演,2011)足以证明这一点。

这位痴迷于社会政治议题、擅长处理主题与文字的人,在那些演绎其创作的作品阴影中光芒四射,但一旦亲自执导,便显得力不从心。《大博弈》(2018)、《芝加哥七君子》(2020)、《里卡多与吉塞尔》(2021),虽然并非劣作,但远未达到轰动效应。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提醒人们应当在剧本创作与导演执导之间做出合理的区分。

而《社交清算》的主题简直是金矿!它改编自美国记者杰夫·霍维茨(Jeff Horwitz)的一系列引起轰动的报道。霍维茨在年轻举报人的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提供的文件支持下,于 2021, 在《华尔街日报》上证明,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高管(尤其是马克·扎克伯格)完全清楚这些平台的算法和内容所带来的毒性影响(心理、政治、社会层面)。这就是《社交清算》讲述的故事,它承诺成为大卫·芬奇关于 Facebook 创建的优秀电影《社交网络》的续作,同时将扎克伯格的传记片转向政治揭露电影的传统——从艾伦·J·帕库拉(Alan J. Pakula,1928-1998)的《总统的男人》(1976)到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五角大楼文件》(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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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表现乏力

这部电影远未达到预期。演员在被赋予的角色中所表现出的极度乏力,便是最明显的迹象。麦基·麦迪逊(Mikey Madison)在肖恩·贝克(Sean Baker)的《阿诺拉》(Anora, 2024)中如此迷人,但在这里饰演的一名年轻举报者,其信念的坚定程度与勇气仅停留在假设阶段。杰里米·艾伦·怀特(Jeremy Allen White)在塑造记者角色时,试图追随达斯汀·霍夫曼在《总统的男人》(Les Hommes du président, 1976)中那精湛的表演,结果却徒劳无功。杰里米·斯特朗(Jeremy Strong)在阿里·阿巴西(Ali Abbasi)的《学徒》(The Apprentice, 2024)中饰演唐纳德·特朗普的贪婪律师时展现出天才般的巴洛克风格,而在这里却被简化为机械化的演绎,使扎克伯格这个角色变成了一个讽刺的漫画形象。

这是因为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深度与演变,在这里都被牺牲掉了,取而代之的是被一次性赋予的、不可撼动的性格标签和功能设定。责任在于导演的执导,他完全照本宣科地拍摄剧本,却未能使其产生哪怕一点点生命力。

美国电影,亚伦·索金(Aaron Sorkin)导演。主演:麦基·麦迪逊、杰里米·艾伦·怀特、温米·莫萨库(Wunmi Mosaku)、比尔·伯尔(Bill Burr)、杰里米·斯特朗(1小时5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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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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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usu Modan》

日本电影,藤原敏三(Toshizo Fujiwara)导演(1小时44分)

在《Mikusu Modan》中,日本导演藤原敏三试图效仿肯·洛奇(Ken Loach),讲述一对餐厅老板夫妇雇佣刚出狱人员以帮助其重新融入社会的故事。导演紧贴艰辛的现实,以充满同情的目光审视角色,这与社会的看法截然相反。与此同时,他既没有试图为那些试图找回正常生活、行为有时令人不安的边缘雇员辩解,也没有谴责他们。藤原敏三采用的自然主义风格伴随着时而碎片化的叙事,在不同角色之间切换,这可能会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主线。但电影以人道主义和温柔的态度正面探讨这些社会问题,赋予了整体一种明亮的一致性。■ BO.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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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物种》(L'Espèce explosive)

法国电影,莎拉·阿诺德(Sarah Arnold)导演(1小时35分)

法国电影,莎拉·阿诺德(Sarah Arnold)导演(1小时35分)

在法国东北部,猎人与农民因野猪破坏农作物而发生激烈冲突。在一名谷物种植者神秘失踪后,一名刚调任的宪兵(亚历克西·马嫩蒂 Alexis Manenti 饰)开始展开调查。但正如一名被派往宪兵队的心理学家(埃拉·伦普夫 Ella Rumpf 饰)所观察到的,他自己的状态似乎也不太好。于是,《爆炸物种》脱离了自然主义领域,转向荒诞风格,但这冒了结构不稳的风险。这部在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展出的首部长片,似乎在放纵的叙事与更常规的叙事之间犹豫不决——或许是由五位作者共同编写的剧本在妥协中受损了?由贝尔特兰·贝林(Bertrand Belin)饰演的营长角色仅停留在速写阶段,文森特·德迪恩(Vincent Dedienne)被低估了,等等。CL.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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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ou

法国虚拟现实电影,导演:阿卜杜拉曼·西萨科(时长 27 分钟)

这部由《廷巴克图》(2014)的毛里塔尼亚导演执导、曾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作品,通过这部 360 度沉浸式短片尝试了一种全新的美学。该片入选威尼斯电影节(威尼斯沉浸式单元),由奥马尔·西(Omar Sy)配音,讲述了一场哀悼仪式。在父亲于欧洲去世后,三姐妹和三个兄弟实现了族长的遗愿:将其安葬在毛里塔尼亚一个村庄里他父亲的身边。戴上虚拟现实头显,观众会感觉自己成了这次旅程的特权见证者,在壮丽的景观(如纯白无瑕的沙漠……)中穿行。然而,连续的线性镜头以及极其清晰的图像倾向于将情感推远,使整体显得有些过于平滑。《Artou》将在部分合作影院(如卡昂的 Lux 影院、雷恩的 Arvor 影院、维勒吕普的 Arche 影院等)上映,并配有本杰明·纽埃尔(Benjamin Nuel)执导的短片《死者之岛》(L'Ile des morts,时长 8 分钟)。■ CL.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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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euse jungle

拉脱维亚、波兰和捷克联合制作的动画电影,导演:埃德蒙兹·詹森斯(1 h 10)

暑假迫使 9 岁的伊丽莎白不得不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学校和城市里的朋友,前往委内瑞拉的原始森林,那里是她的探险家父母和弟弟居住的地方。有一天,弟弟逃脱了姐姐的监视,被卷入了一艘小船中。随后,两个孩子展开了一场寻踪游戏,在途中遇到了偷猎者、原住民部落和幻想生物。这次冒险改变了伊丽莎白,而在此之前,她在吊床里感到极其无聊。尽管这部面向青少年观众、色彩鲜艳的动画长片拥有令人赏心悦目的画面和迷人的氛围,但随着情节的堆砌,结构显得有些松散。关于父母做出的生活选择以及孩子不得不承受的这一主题,如果伊丽莎白的感受不被如此迅速地抹去,本可以挖掘得更深。■ P.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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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初中

安托万·弗罗门塔尔(Antoine Fromental)执导的法国纪录片(1小时25分钟)

2017年,安托万·弗罗门塔尔执导了《轮到我们出场了!》(A nous de jouer!),这是一部以青少年的视角拍摄的纪录片,拍摄于上塞纳省克利希-拉加雷讷(Clichy-la-Garenne)一所初中的戏剧班和橄榄球班。当时,校长科梅斯先生(M. Comès)就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在《重返初中》(Retour au collège)中,他再次出现,此时已在同一省份的另一所学校任职。这一次,导演选择让成年人发声,以展示教师团队、保洁人员等在日常管理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虽然这部基调积极且充满善意的电影成功营造了一种紧张感(一名女孩因打架面临被开除的风险),但其形式显得有些慵懒,剪辑在现场捕捉的场景与主角访谈之间交替进行。■ CL. F.

法国票房最高影片

上映周数 | < / > 观影人数 (*)< / > 放映银幕数< / > 较前一周变化< / > 累计观影人数< / > | Heart of the Beast< / > 2< / > 329 835< / > 596 ↓< / > -22%< / > 832 700< / >< / > Notre salut< / > 1< / > 215 368< / > 356< / > < / > 215 368< / >< / > Verity< / > 1< / > 196 869< / > 384< / > < / > 196 869< / >< / > Resident Evil< / > 3< / > 155 866< / > 506 ↓< / > -26%< / > 777 414< / >< / > Digger< / > 1< / > 139 256< / > 503< / > < / > 139 256< / >< / > Garance< / > 2< / > 122 926< / > 400 ↓< / > -29%< / > 337 928< / >< / > Kraken< / > 1< / > 84 329< / > 177< / > < / > 84 329< / >< / > Tombé du ciel< / > 8< / > 73 329< / > 555 ↓< / > -3%< / > 2 251 319< / >< / > Justin le juste< / > 2< / > 52 344< / > 530 ↓< / > -33%< / > 151 259< / >< / > Spider-Man...< / > 10< / > 51 077< / > 400 ↓< / > -23%< / > 8 457 785< / > |

AP:首映

来源:《Ecran total》

在巴黎,电影制作人阿兰·戈米斯的电影成为焦点

蓬皮杜中心在

MK2 Bibliothèque 电影院

举办一场关于这位

法塞双国籍导演作品的展映

回顾展

一个小女孩凝视着从冰箱里射出的光,然后轻轻关上门,直到内部变暗。这种出现与消失让她感到有趣,但也引导她陷入存在主义的思考。如果光线可以在瞬间消失,那么亲近的人是否也是如此?从游戏般的体验到用手遮住眼睛,法蒂玛(Assy Fall 饰)让屏幕陷入黑暗,重新构建构图,并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只属于她的世界。

通过这些碎片化的叙事,《微光》(Petite lumière,2003年)这部梦幻般的短片(15分钟)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浓缩了这位出生于1972年的法塞双国籍电影制作人的整个艺术世界。目前因装修而关闭的蓬皮杜中心,将于10月7日至20日在巴黎(第13区)的 MK2 Bibliothèque 电影院为其举办回顾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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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桥梁

此次名为“共同故事”(Histoires communes)的展映活动,让观众能够(重新)发现阿兰·戈米斯(Alain Gomis)的短片以及六部“长片”,其中最新的一部是极具震撼力的《Dao》,该片于今年2月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此次将呈现一个时长 3 h 24 (contre 3 h 05 lors de sa sortie en salle) 的未公开版本。这部如洪水般磅礴的作品是一场令人惊叹的镜头芭蕾,捕捉了一个家庭在两次连续庆典之间的状态:一边是巴黎郊区的一场婚礼,另一边则是几内亚比绍的一场丧礼仪式。

《Dao》打破了所有墙壁——无论是地理上的,还是艺术上的(虚构与纪录片的界限),并将集体创作的愿望推向了顶峰。这一理念深受该导演青睐,他允许演员即兴发挥,并质疑“作者”的概念——他经常与相同的合作伙伴共事,例如摄影指导塞琳·博宗(Céline Bozon),以及演员乔洛夫·姆本格(Djolof Mbengue)、萨米尔·格斯米(Samir Guesmi)等。

阿兰·戈米斯的电影作品在地中海两岸搭建起桥梁。此外,该导演于 2018年在达喀尔大区(Grand Dakar)创立了延加中心(Centre Yennenga),致力于西非电影人的培训,以及电影的后期制作与发行。此次回顾展将展出十余部出自该创作中心的作品。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私语》(Murmures,2024),由卢旺达人基武·鲁霍拉霍扎(Kivu Ruhorahoza)和卢旺达裔荷兰人克里斯蒂安·尼扬佩塔(Christian Nyampeta)共同执导。该片因其在城市中趋向抽象的绚丽色彩镜头,以及在匿名人群中展开的叙事而著称。

阿兰·戈米斯出身于普通家庭,父亲是塞内加尔人,母亲是法国人。在巴黎索邦大学获得电影研究硕士学位后,他执导了首部长片《L'Afrance》(2001)。这部讲述一名在法塞内加尔留学生(由专业学习计算机的乔洛夫·姆本格饰演)的肖像片,将于 10 月 7 日星期三的开幕之夜放映。

Image extraite du film « Dao », d'Alain Gomis. JOUR2FÊTE

电影的标题本身就是一次冲击:《L'Afrance》,通过这个表示剥夺的字母“a”,深刻揭示了生活在旧殖民强国中的艰辛。主角埃尔·哈吉(El Hadj)带着忧郁的温柔,面临着一个抉择:在学业结束后,他是应该留在巴黎,即便被视为一个“黑人”(black),还是在毕业后跨越地中海回到亲人身边成为一名教师?在埃尔·哈吉寻找自我并测试内心深处渴望的同时,一些意外事件使这个方程式变得更加复杂。

此外,这部对法国的记录具有某种复古感:在 2000年代初,该国确实已经开始了其安全转向(尼古拉·萨科齐将在 2002 年出任内政部长),但当时的氛围与今天看来相去甚远,这部电影(事后看来)见证了针对外国人的政策发生了可怕的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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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艺术

作为一名伟大的形式创造者,阿兰·戈米斯于 7 月在巴黎法国电影资料馆获颁享有盛誉的维戈荣誉奖(Vigo d'honneur)。他擅长刻画肖像,并不断地构建与解构这些肖像,允许叙事自由,通过短促的场景冲击整体叙事。他的电影在屏幕上注入了一种超现实主义色彩,仿佛主角正通过自己的目光进行剪辑,眼睛深陷在生活的万花筒之中。

这一点在 his 第三部长片《今天》(Aujourd'hui,2013)中尤为令人不安,该片在瓦加杜古的泛非电影电视节(Fespaco)上获得了延加金像奖(Etalon d'or de Yennenga)。主角萨切(Satché,由诗人兼演员索尔·威廉姆斯饰演,表现极佳)正在度过他的最后一天——他被自己的社区选为祭品。倒计时已经开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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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电影在屏幕上吹起了一股超现实主义之风,仿佛是由主角亲自操刀剪辑

在达喀尔展开了一场漫步。萨切(Satché)通过他的瞳孔,将这座城市的灯光及其生命能量吸纳进来,任由欲望引导,在时间的流逝中拼凑起生存的碎片。在这部感官之作中,阿兰·戈米斯(Alain Gomis)从皮肤的触感一直拍摄到闭合并遮挡镜头的眼睑膜,记录下最后的时刻。

同样,在《费利西特》(*Félicité*,2017)中,女主角这位歌手似乎在金沙萨的街道与律动中博弈生存,她的挫折消融在人群之中。该片由非专业演员、令人惊叹的刚果人维罗·特尚达·贝亚·姆普图(Véro Tshanda Beya Mputu)主演,荣获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评审团大奖),并且再次获得了同一届瓦加杜古泛非电影电视节(Fespaco)的金马格龙奖。

阿兰·戈米斯并不将他的电影送往戛纳(滨海阿尔卑斯省),而更倾向于柏林。他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第13区)的大礼堂举办一场大师班。

其他活动也令人期待,例如10月20日星期二与美国历史学家、学者内尔·欧文·佩因特(Nell Irvin Painter)的会面。佩因特是随笔集《白人的历史》(*Histoire des Blancs*,2019年由Max Milo出版社翻译成法文)的作者,该书探讨了“白人种族”在社会、政治和历史上的构建。

克拉丽丝·法布尔(CLARISSE FABRE)

“阿兰·戈米斯:共同的故事”,由蓬皮杜中心举办的阿兰·戈米斯回顾展。巴黎13区MK2 Bibliothèque电影院。10月7日至20日。

在钦佩、嫉妒与奴役之间,一幅对第七艺术圈的辛辣刻画

马克·菲图西(Marc Fitoussi)试图通过他的新喜剧来讽刺电影圈,但他依然沉溺于对两位御用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和桑德琳·基贝尔兰(Sandrine Kiberlain)的痴迷之中。

《不被看见,不被认知》(*Ni vue, ni con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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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菲图西热爱女演员,而她们也同样青睐他。他的新长片《不被看见,不被认知》旨在向她们对表演的热情、决心以及矛盾致敬……无论其知名度如何。虽然他乐于与明星合作,但值得回顾的是,这位导演曾在2008年执导了纪录片《群众演员》(*Des figurants*),关注那些渴望获得几秒钟光芒的边缘身影。

《不被看见,不被认知》将马克·菲图西对电影世界和表象的一些执念,与他始终如一的奇幻口味结合在一起。这部喜剧围绕着他的两位御用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和桑德琳·基贝尔兰的相遇而展开,他曾分别执导过两人三次,但从未让她们同台演出。

前者在片中饰演科琳·马克卢(Corinne Maclou),一名才华横溢但从未获得突破的演员,她在各个拍摄现场担任群众演员,希望能争取到真正的角色。她执拗地到处分发简历,且绝不容许他人欺压。后者则饰演一个自身的镜像,即桑德琳·基贝尔兰,一名习惯于扮演上流社会女性的一线演员。

两名女性在一次拍摄现场相遇。为了吸引桑德琳·基贝尔兰的注意,科琳·马克卢建议她在线观看自己早年的一段舞台表演。几个月后,这位群众演员意识到,那位明星竟然翻演了她推荐的那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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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致敬意味的角色

她前往奥德翁剧院,决心要求对方给出交代。就这样,两名女性之间产生了一段复杂的关系,其中交织着钦佩、嫉妒、倾听与服从,这使得马克·菲图西(Marc Fitoussi)能够以一种尖刻的视角,戏谑地审视电影圈这个狭小的世界。

《无人知晓》(Ni vue, ni connue)极其残酷地描绘了一个等级森严、特权丛生的环境——这是本片最令人惊讶且最令人愉悦的方面。这种描绘既体现在拍摄现场演员与技术人员受到的对待上,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随着一个与时尚和美容产业相连的生态系统的兴起而愈发明显。桑德琳·基伯莱恩(Sandrine Kiberlain)将一名孤独且对自己与现实脱节毫无察觉的明星演绎得淋漓尽致,而周围的几个配角,从安妮·马里文(Anne Marivin)到文森特·德迪恩(Vincent Dedienne),则表现得相当辛辣。

尽管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贡献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且角色中充满了对其自身职业生涯的有趣致敬,但人们依然很难在演员之后感受到这个人物本身。

除了在节奏上存在一些问题外,马克·菲图西还陷入了一个悖论:让我们最著名的女演员来代表那些被不公正地推入阴影中的人们。因此,这部电影直到最后的反转,都体现了某种法国电影的局限性——它旨在对社会现实进行公正的描述,但却始终无法摆脱对明星体系中最光鲜人物的迷恋。

鲍里斯·巴斯蒂德(BORIS BASTIDE)

马克·菲图西执导的法国电影。

主演:伊莎贝尔·于佩尔、桑德琳·基伯莱恩、安妮·马里文、埃马纽埃尔·贝尔科(1 h 55)。

差生回归,披上超自然外衣

在第六部作品中,埃利·塞蒙(Elie Semoun)将观众带入了一座闹鬼的庄园

《杜库布与圣波塔什的幽灵》

(DUCOBU ET LE FANTÔME DE SAINT-POT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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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在燃烧,但总有一个杜库布(Ducobu)能脱身。为了谁?为了什么?不得而知。杜库布是一个谜。虽然不是什么有趣的谜,但终究是个谜。他首先在书店走红,因为这是一个由比利时人 Zidrou(编剧)和 Godi(绘图)在 1990 年代创作的漫画系列,围绕着班级里的差生形象展开。随后在影院走红,因为该系列从 2011起被改编为电影,直到这部由埃利·塞蒙第三次执导的新作——第六部《杜库布与圣波塔什的幽灵》。前五部作品的观影人数在 100 万 和 150 万 之间波动。

故事设定在当代(出现了数字化工具,杜库布用它们来作弊),但整体想象力却停留在 1950-1980年代的校园生活,并塑造了一个权威教师形象——由埃利·塞蒙饰演的拉图什先生(Monsieur Latouche)。

其他一些系列电影能够坦然地将自己定位为对过去居家时光的怀旧慰藉,就像两部改编自《球球和比尔》(Boule et Bill)的电影,它们刻意营造了 1960-1970年代的复古氛围。在《杜库布》中,确实有这类风格的小摆件和衣服。但同时又出现了数字化产品和刷屏(scrolling)。这种设定让人感到不知身在何处,尤其是这部第六部作品试图在超自然领域寻找动力。故事讲述该教师与妻子买下了一座传闻闹鬼的庄园。庄园确实闹鬼,并上演了一些拙劣的表演,戏仿了《捉鬼敢敢敢》(1984)和《驱魔人》(1973)。

这部电影押注于万圣节,观影人数大概能达到 100 万。但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不会在看完这种轻率之作后感到快乐。

埃尔韦·奥布隆(HERVÉ AUBRON)

埃利·塞蒙执导的法国电影。

主演:埃利·塞蒙、查理·加尼耶·纳斯林(Charlie Garnier Naslin)、热拉尔·朱诺(Gérard Jugnot)、弗雷德里克·贝尔(Frédérique Bel)(1 h 30)。

一部经典漫画首次登陆法国银幕

该电影是该系列 1983 年上映的一部热门长篇电影的翻拍作

《哆啦A梦:海底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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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诞生的众多动漫角色之林中,哆啦A梦是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他就像美国的米老鼠一样,是一个国家文化标志。他不是老鼠,而是一只亮蓝色的圆滚滚的猫,没有耳朵,因为他是一个来自未来的机器人,旨在帮助野比大雄。由于这个小男孩在生活选择上的失误导致家族破产,他的后代决定派遣一名助手,希望以此改变家族的命运。这个设定让哆啦A梦能够存在于当代世界,并能从他的四维腹口袋中取出海量的神奇道具。

哆啦A梦创作于 1960 年代末,旨在给孩子们带来欢乐,他反映了一个诞生了各种旨在简化日常生活的发明、并将其打造为技术之国的国家。在哆啦A梦的冒险中,没有奇迹:如果人类不努力改进,技术进步无法拯救他们。在这一自 1970 年代起陪伴了数代日本人的概念背后,是搞笑和少年漫画大师藤子·F·不二雄(1933-1996)。他曾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日蚀》重返影院

长期与一位儿时好友合作,后者也使用几乎相同的笔名,仅差一个字母:藤子·A·不二雄。

继《冒险》和《夜晚》之后,这部 1962 年的电影为这位意大利导演的“存在主义三部曲”画上了句号,探讨了爱情的复杂性。

《哆啦A梦:海底城堡》是该系列 1983 年上映的一部热门长篇电影的翻拍作,在原片中,这只蓝色的猫带着大雄和三个伙伴前往深海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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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插曲

由 Shin-Ei Animation 工作室委托执导本片的导演矢岛铁雄(Tetsuo Yajima)在原版电影上映时尚未出生。但这位来自《宝可梦》系列的四十多岁导演在《哆啦A梦》的陪伴下长大。他选择了一个在奇幻冒险与教育插曲之间取得平衡的剧本。在视觉方面,为了尊重原著,电影在精细的场景中呈现了经典设计的角色。

《哆啦A梦》也是一个不断在原著漫画之外通过周边产品和改编作品进行扩张的系列。目前已记录到 45 部电影。但《哆啦A梦和海底城堡》是第一部在法国院线公映的作品。

保琳·克罗凯(PAULINE CROQUET)

矢岛铁雄执导,Shin-Ei Animation 工作室制作的日本动画电影(1小时41分)。

重映

在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1912-2007)的杰作《日蚀》(L'Eclipse,1962)中(该片经过重新修复后重新上映),首先需要关注的是机器。开篇,一对心灰意冷的恋人的分离被电风扇冷漠的嗡嗡声所节奏化。随后,证券交易所的一分钟沉默将被坚持不懈的电话铃声所打破。在这部关于技术理性时代情感重构的伟大电影中,物体扮演着坚毅见证者的角色,是对我们眼前上演的戏剧进行非语言评论的旁观者。

继《冒险》(L'Avventura,1960)和《夜晚》(La Notte,1961)之后,《日蚀》完成了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存在主义三部曲,该系列在引起轰动的同时,也成为了现代电影的里程碑。凭借这一三部曲,这位电影导演在无调性的维度上创造了一种心理剧,直接捕捉了意大利经济奇迹带来的变革。《日蚀》标志着这一探索的决定性阶段:这是他的最后一部黑白电影。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在 1964 年凭借《红色沙漠》转向彩色电影和更高程度的抽象化。

他们并不

处于相同的

速度线上:

贪婪的交易员

低头疾驰,

游荡的金发女郎

则徘徊曲折

电影围绕着 1960 年代的年轻女性维多利亚(Vittoria)展开,由导演的灵感缪斯兼伴侣莫妮卡·维蒂(Monica Vitti,1931-2022)饰演。在经历了一个“可怕的夜晚”后,维多利亚离开了心灰意冷的知识分子里卡多(Riccardo,弗朗西斯科·拉巴尔 饰),回到自己的公寓居住。在前往哈德良神庙(罗马证券交易所)寻找低声吟唱的母亲时,她遇到了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经纪人皮耶罗(Piero,阿兰·德龙 饰),后者开着阿尔法·罗密欧敞篷车送她回去。

他们再次相遇,彼此试探,在一家破旧公寓的隐秘处相拥。但尽管有明显的身体吸引力,他们从未能在心理上达成一致。他们并不处于相同的速度线上:贪婪的交易员低头疾驰,而游荡的金发女郎则徘徊曲折。

因此,《日蚀》探讨了 1960 年代城市扩张背景下,人们之间建立的新情感模式:像孤独的彗星一样相互吸引,没有羁绊,交汇后随即疏远。除了詹尼·迪·韦南佐(Gianni Di Venanzo,1920-1966)如金匠般精湛的摄影,以及男女主角之间炽热的磁场,这部电影的美感还源于其简洁。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主要通过角色与环境的接触来刻画人物:维多利亚是一个漂浮且不满的形象,她似乎被她目光所及的一切所填充。在罗马 EUR 区(罗马世界博览会)的建筑群中漫步——那里是征服性城市规划的前哨——她让自己同化为混凝土的棱角,如同同化为电线的嘈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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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交响曲

在一位刚从肯尼亚回国的朋友公寓里,她即兴地跳起非洲舞——面对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在此展现的殖民想象之饱和,她事后不免感到一丝尴尬。在这个世界里,生命、图像与商品变得可以互换。“有些日子,手里拿着一块布、一根针、一本书或一个男人,都是一样的事情,”维多利亚说道。

电影中的另一个关键场所显然是证券交易所,这座“价值堕落的神庙”里,“一分钟价值数十亿”。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在其中惊恐地观察着投机者们疯狂的推搡,整个人类群体仿佛被附身,悬在显示屏上跳动的行情之上——就像被贪婪吞噬的维多利亚的母亲一样。《日蚀》就这样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溶解在编码与抽象之中的世界。维多利亚在这些符号化的人之间穿梭:里卡多收集抽象画,而皮耶罗则在令人眩晕的数字间周旋,既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破产的制造者。

但抽象也存在于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创作中,他准备的正是这对恋人的蒸发。在最后一个令人震惊的乐章中,电影忘记了它的角色,转而进入一场纯粹的都市交响曲,此时时代突然显露出威胁之相(报纸的大标题写着:“原子竞赛:和平如此脆弱”)。

现代电影是对其所反映的现代性持批判态度,还是成为了其共犯?面对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人们倾向于回答:两者兼而有之。那些让主角们迷失的都市迷宫,同时也提供了纯净的几何线条,滋养了其画面中高度精致的美感。《日蚀》闪耀着幽暗的光芒,在美学上完成了这一现代课题:角色的废黜,人的蒸发。

马修·马舍雷(MATHIEU MACHERET)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执导的意法合拍电影 (1962)。主演:莫妮卡·维蒂、阿兰·德龙、弗朗西斯科·拉巴尔、路易·塞格纳 (2 h 06)。

世界报 / 工作坊

夜间课程

艺术史

如何欣赏一幅画?

从 7 月 10 日起

画作中的整个世界

主讲人:弗朗索瓦丝·巴尔布-加尔(Françoise Barbe-Gall)

艺术史学家、国家博物馆讲师

一幅画作所产生的吸引力源自何处?是其形式美?精神深度?神秘特质?还是令人惊叹的简洁?在这些表象背后,真正上演的是怎样的故事?它在绘画史上改变了什么?

从 7 月 10 日起,欢迎参加我们围绕这些迷人问题开设的新一轮夜间课程,我们将探讨五幅绘画杰作及其传承。

瓦伦蒂娜·莫雷尔探讨家庭纽带的沉重负担

在这部第二部长片中,导演描绘了一幅家庭长卷,其中的紧张关系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增加

《你的母性动物》(Ton animal mater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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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哥斯达黎加电影导演瓦伦蒂娜·莫雷尔(Valentina Maurel)的第二部电影《你的母性动物》在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展出,并为三位女主角赢得了最佳女演员奖。正如其自传式的叙事结构一样,这部电影更倾向于群像而非个人肖像。

在比利时留学后,28岁的艾尔莎(Elsa,由丹妮拉·马林·纳瓦罗饰演)回到了哥斯达黎加。在喧嚣的首都圣何塞,她与曾经离开的亲人们重逢:一个心不在焉的父亲,正痴迷于与一名年纪过小的女性开展的新恋情;一个作家母亲,正在筹备重新出版她年轻时的一部情色诗集。此外还有一个20岁的妹妹阿玛莉亚(Amalia,由马里安格尔·维列加斯饰演),状态有些不稳定:艾尔莎担心她正转向日益神秘的信仰。阿玛莉亚独自住在家族老宅中,最终将大门向一群来路不明且比她年长得多的边缘人物敞开。

在所有这些主题和忧虑之间,瓦伦蒂娜·莫雷尔的剧本从未做出决断。它不断地增加面孔和次要角色——情人们、一名年迈的保姆——

其目的是

以艾尔莎

这一角色为

中心,铺开

一张由情感

纽带交织而

成的厚密蛛网

这极大地绕过了并丰富了电影标题所承载的计划。该标题出自导演母亲安娜·伊斯塔鲁(Ana Istaru)的一首诗,她是中美洲著名的诗人,诗中写道:“你将出生,但我永远是你的母性动物。”

这部电影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严格的单线叙事,而在于以艾尔莎为中心,铺开一张厚密的情感纽带蛛网(让人想起雕塑家路易丝·布尔乔亚的作品)。在其中,女主角在经营自己生活的同时,感到自己不可抗拒地被他人的生活所牵动,陷入了除自己之外的其他生存状态的黏稠网罗中——并为此感到精疲力竭。

这种不安就像是一个拖曳着的沉重负担,被女主角丹妮拉·马林·纳瓦罗优雅地诠释。这位演员在镜头中穿梭,始终保持着专注的面孔,眉头微蹙,这标志着她对家人的担忧,以及思考家庭所带来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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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贝地叙述

《你的母性动物》的运作方式与某些围绕着剧烈冲突展开的电影截然相反:在这里,预感中的危机从未真正爆发,一切对话和拍摄都以低分贝地进行。这种克制有时几乎让叙事消融在自身的细腻之中,但我们感谢瓦伦蒂娜·莫雷尔从未在观众预期她会发力的地方用力:这里确实存在一个女性在将最美好的年华献给女儿后,渴望找回一点自私的挫败感;存在小女儿令人不安的边缘化状态;存在父亲的幼稚,但剧本从未决定将这些结节和紧张关系转化为必须被刺破的脓肿。

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你的母性动物》对家庭的剖析最为精准——将家庭捕捉为一系列待结算的账单,以及不断被推迟到未来的灾难。

穆里埃尔·茹代(MURIELLE JOUDET)

法国-比利时-哥斯达黎加合拍片,瓦伦蒂娜·莫雷尔导演。

主演:马里安格尔·维列加斯、丹妮拉·马林·纳瓦罗、玛丽娜·德·塔维拉(1小时45分)。

帕斯卡尔·拉巴特在1930年代的德国

凭借《废墟中的童年》,这位漫画家出版了一部犹如警示录般的历史叙事

帕斯卡尔·拉巴特(Pascal Rabaté),9月2日于南特家中。THÉOPHILE TROSSAT 为《世界报》拍摄

漫画

在1930年代的柏林,一切都显得美好极了。夜晚,人们纵情狂欢,其中一些人沉溺于纵欲之乐,不分性别与性取向。白天,艺术家们作画,孩子们参观动物园,工人安装窗玻璃……虽然确实有一些一战的伤残士兵在乞讨以补贴微薄的养老金,但他们非常低调。至于纳粹,只要有人想忽视他们,就几乎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正如广告从业者福尔克·昆茨(Folker Kuntz)这个角色所说:“生活是美好的,前提是只记住积极的一面,并且不要回头看。”

这种奇特的乐观主义渗透在帕斯卡尔·拉巴特最新出版的专辑《废墟中的童年》(L'Enfance des ruines)中,该书于23 septembre发行(Rue de Sèvres出版社,176页,27欧元)。封面上,年轻人们在欢笑中起舞,完全没有注意到脚下的地面已被深渊撕裂。“我并没有试图将难以忍受的事物变得易于接受,”作者在8月底于巴黎接受采访时解释道,“我首先想让自己进入那个时代人们的思维模式,在他们还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的时候。当时的德国女性拥有投票权,同性恋在柏林是完全被接纳的……那是一个与我们现在的社会非常接近的社会。然后,一切都崩塌了。”

福尔克决心充分利用这股自由之风和滚滚而来的金钱,他本可以注意到当时在墙上大量出现、随后又被广告海报迅速覆盖的万字旗。但他的注意力被一个雪茄品牌的广告活动所占据,绝不想卷入政治。“有些人就像他一样,在社会燃烧之时大做广告,”帕斯卡尔·拉巴特观察到,“他是一个创作领域的雇佣兵,贩卖虚无,他的无忧无虑显得有些诡异。因为我们知道结局,所以我们很想摇醒他以及其他角色。”

这种在历史剧变之前及期间存在的轻盈感,渗透在他许多专辑之中。

对纳粹德国的描述首先基于一种巧妙的视角游戏

他关于1940年溃败的两部叙事作品,由Futuropolis出版社出版(《出埃及记》L'Exode,1989年;《溃败》La Déconfiture,2016-2018年),将喜剧与悲剧轻快地融合在一起。在《伊比库斯》(Ibicus,Vents d'ouest出版社,1998-2001年)——改编自亚历克谢·托尔斯泰的小说,其tome 2在2000年昂古莱姆国际漫画节获得最佳专辑Alph'Art奖——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试图利用俄国革命来发财。即使是与大卫·普鲁多姆(David Prudhomme)合作的《万岁,潮汐!》(Vive la marée!,Futuropolis出版社,2015年),也展现了在开学这一对每个人而言都像是一场小型灾难之前的戏剧性间奏。

在这里,帕斯卡尔·拉巴特在阅读了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于1931年出版的《走向深渊》(Vers l'abîme)后找到了他的主线。

“这是一个关于个体在寻找方向的社会中的画像,那个社会被撕裂成三块,分别由纳粹、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占据,”他解释道,“那里有有钱人,有没钱的人,有中产阶级,有体制机构。而且,有些人一直狂欢到了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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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我们的时代”

尽管这位漫画家极力避免进行过于直接的类比,但对于读者来说,很难不将其与当前的背景产生共鸣——距离一场极右翼处于强势地位的总统大选仅剩九个月。《当我在写这个故事时,我想起了[让-马里] 勒庞第一次进入第二轮选举时的反应,》他回顾道,《当时没有人预料到这种情况会发生,而如今,极右翼已成为社会景观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作为叙述者和作者的角色,就是讲述我们的时代。》此外,这让他想到了《溃败》(La Déconfiture)。《这本书现在出版也完全可行,因为在几个月后,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他继续说道,《我们今天对失败的认知,是像那些逃离前线的士兵。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在1940年,是层级体系被彻底击垮了,正如[历史学家兼抵抗战士]马克·布洛赫所深刻描述的那样。》

《废墟的童年》(L'Enfance des ruines)有时听起来像是一次警告:无论主角们是否远离政治,最终都会被政治所裹挟。当福尔克与他的朋友对话,并发现对方是纳粹时,福尔克表现得异常沉默,任由对方地道地发表那些荒谬之词,几乎没有任何反驳。帕斯卡尔·拉巴特最初设想过一场激烈的辩论,但随后放弃了,认为这种做法过于啰嗦且徒劳:“我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朋友转向了极右翼中的极右翼,”他讲述道,“我没有试图去争论,因为太迟了。我选择断绝往来。屎只能擦掉,不能修正。”

在专辑中,对20世纪1930年代德国的描述首先依赖于一种巧妙的透视游戏。当纳粹们进行一场令人作呕的酗酒狂欢时,读者的目光被吸引到酒吧橱窗后面:路人们惊愕地看着,他们的政治未来正在一场啤酒与烈酒的狂欢中被书写。这位作者曾在2010年将其专辑《小溪》(Les Petits Ruisseaux, Futuropolis, 2006)改编为电影,他不断地在构图上做文章,将场景构思为电影序列。“如果我的角色在某一格中左脚着地,那么在下一格中他将支撑在右脚上,即使我改变了轴线,”他详细解释道。而当两名工人斜着搬运一块玻璃时,玻璃与画格完美对齐,即便这意味着通过透明视角观察时,场景的其他部分必须进行旋转。

“一个文明的消失,并不是一座建筑的崩塌,而是一座建筑被清空,窗户和门被封死,”书中少数清醒的主角之一写道。对于福尔克来说,这种觉醒像是一次坠落,在坠落过程中,他透过敞开的窗户瞥见了一名牧师、一名纳粹、一名舞者或一对正在做爱的情侣。某些角色看起来像画家乔治·格罗斯(1893-1959)笔下的人物,作者承认这是一个参考来源,并表示奥托·迪克斯(1891-1969)和德国画家克里斯蒂安·沙德(1894-1982)的作品同样令他深受触动。“那个时代的画家们创作的是揭露性的绘画,通过展示街道和贫困来陈述失败,”他回忆道,“这种绘画强迫我们直面污秽。”

他参考了两战之间德国的出版物来构建自己的色彩方案。“例如《单纯》(Simplicissimus)杂志,在被纳粹控制之前是一本讽刺周刊,它每期除了黑色外会选择两种颜色,然后下周再更换,”他举例说明。在《废墟的童年》中,叙事在绿色、橙色和蓝色之间穿梭。“这里有三种颜色,”他在翻阅专辑时似乎有些遗憾地表示,“我选择了偷懒的方案。”

帕斯卡尔·拉巴特(Pascal Rabaté)也给自己留了一些娱乐的空间,例如,他利用对齐的魔力,让一个角色消失在一片火腿后面。“这些略显愚蠢的分镜,也能够讲述某种无忧无虑的状态……”他低声说道。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多余或无用的,即使是在翻页间偶然遇到的玻璃配送员,也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讲述一个故事。因此,当主人公在一家犹太商店破碎的橱窗中凝视自己时,他的影像也是破碎的。但对于那些选择将这部专辑视为社会镜像的人来说,其反射出的景象则格外清晰。

阿德里安·勒加尔(ADRIEN LE GAL)

帕斯卡尔·拉巴特著,《废墟中的童年》(L'Enfance des ruines),Rue de Sèvres 出版,176 页,27 欧元。

纵横字谜

谜题第 26 - 231 号

作者:菲利普·杜皮斯 (PHILIPPE DUP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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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题第 26 - 230 号答案

横向 I. Stupéfaction. II. Palinodie. SA. III. Orme. Sites. IV. Laïcisée. Ecu. V. Semeurs. Rr. VI. Art. Is. Aimai. VII. Tuent. Titans. VIII. Es. Pause. Lit. IX. USA. Inanimée. X. Réinsertions.

纵向 1. Spoliateur. 2. Tara. Russe. 3. Ulmiste. Aï. 4. Pièce. Np. 5. En. Imitais. 6. Fosses. Une. 7. Adieu. Tsar. 8. Citeraient. 9. Tee. Sit. II. 10. Se. Malmö. 11. Os. Crânien. 12. Naturistes.

该谜题已于 21 / 11 / 2015 发布

横向

I. 当它忠实时,它才能欺骗我们。 II. 浸泡以增强耐用性。试图使其显得可笑。 III. 口感不佳。在希腊人之中。 IV. 弄瞎了儿子君士坦丁的眼睛。判处远离。 V. 在讲台上。它的孔洞并不妨碍其保护作用。亚洲表演。 VI. 实验室中的抗药者。占有欲强的。她下台时获得了怎样的收获。 VII. 撇在一边。给喜欢泡沫浴的人。阿尔萨斯庭院。 VIII. 文章。利用。 IX. 最终结案。像鹿一样鸣叫。 X. 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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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讣告

卡罗琳·阿热奥尔热(Caroline Ageorges)夫人,其妻。

多纳蒂安(Donatien)、康斯坦丁(Constantin)、奥尔坦丝(Hortense)、西普里安(Cyprien),

其子女。

奥利韦里(Oliveri)家族与马尚(Marchand)家族,

沉痛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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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阿热奥尔热(M. Bruno AGEORGES)先生

于2026年9月26日在塞纳河畔阿斯尼耶去世,享年66岁。

宗教仪式将于10月9日(周五)10时30分在库尔布瓦的圣莫里斯-德-贝孔教堂举行。

本公告即为讣告。

安妮·巴布莱-波埃特(Anne Bablet-Poëte)、

马克·巴布莱(Marc Bablet),

其子女,

其孙辈及所有亲友,

悲痛地通知

玛丽-路易丝·巴布莱(Marie-Louise BABLET),

原姓哈恩(HAHN),

绰号“米索莱特”(Misolette),

于2026年9月22日去世。

其葬礼已于10月2日(周五)举行。

思念她的人可向国际特赦组织捐款。

于2026年9月29日在巴黎去世,享年87岁。

悼念仪式将于10月8日(周四)16时30分在巴黎20区拉雪兹神父公墓火葬场举行。

悲痛地宣布其去世

于2026年9月28日去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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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悲痛地宣布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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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杜马(Maurice DUMAS),又名安托万·杜洛尔(Antoine DULAURE),记者,

玛丽-克莱尔·吉贝尔(Marie-Claire Gibert),

原姓布隆代尔(Blondelle),

其妻,

其子女

及其孙辈,

其家人

及其友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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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吉贝尔(Alain GIBERT),

其葬礼已于10月5日在安西的群岛火葬场举行。

作为《世界报》的忠实读者,他曾从博斯地区前往阿尔及利亚,随后在安西的 SNR 工厂担任工程师,一生始终忠于自己的信念。

尼古拉斯(Nicolas)与埃迪特·卢瓦尔(Edith Loire)、

凯西·卢瓦尔-科里奥斯(Cathy Loire Korios)与帕斯卡尔·科里奥斯(Pascal Korios)、

斯特凡·卢瓦尔(Stéphane Loire)与朱迪思·卡根(Judith Kagan)、

玛丽安·卢瓦尔(Marianne Loire)与阿兰·鲁斯(Alain Russ),

其子女。

雷娜特·尼古莱·杜马(Renate Nicolaï Dumas),

其前妻,

朱迪思·布鲁斯特(Judith Brouste)、

皮埃尔·布吕莱(Pierre Brullé)、

大卫·德·阿尔梅达(David De Almeida),

马蒂尔德(Mathilde)、西蒙(Simon)、阿涅丝(Agnès)、莉安娜(Liana)、吉列梅特(Guillemette)和阿斯特丽德(Astrid),其孙辈,

于2026年9月29日去世,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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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丝·卢瓦尔(Françoise LOIRE),原姓肖凯(CHOQUET),

宗教仪式已于10月6日(本周二)10时30分在巴黎14区勒克莱尔将军大道82号的圣皮埃尔-德-蒙鲁日教堂举行。

他们缅怀其丈夫

阿兰·迪科夫:战争使得以色列法治再次遭到削弱

这位研究员对以色列政府发起的战争行动在国际和国内方面进行了总结。在他看来,该国面临着加速“去自由化”的风险,特别是如果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10月27日的立法选举后继续掌权。

在10月7日的恐怖袭击以及以色列在——正如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乐于强调的——“七个战线”(加沙、约旦河西岸、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也门)发起武装对抗三年后,我们可以在不同维度上进行总结。

其中一个是地缘政治维度:通过清除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高层负责人,以色列改变了地区局势,但这些战术上的成功并未带来决定性的战略收益,因为所有这些参与者虽然实力受损,但依然切实存在。另一个国际维度的总结涉及以色列在世界上的处境。这一次,情况显然对以色列不利:尽管参与《亚伯拉罕协议》的阿拉伯国家没有一个与这个希伯来国家断交——摩洛哥和以色列甚至在9月将关系提升至大使级——但与西欧大国的关系明显紧张,更不用说全球公众舆论向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转变。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被严重孤立,而[9月]瑙鲁共和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的开馆对此并没有太大改变。剩下的则是国内总结,可以这样表述:战争给以色列带来了什么?

在战争之前,当然有10月7日的最初创伤,1221人被屠杀,251人被绑架为人质,这最初引发了强烈的爱国统一感,以及一种——错误的——信念,即对加沙人采取最大程度的武力是正当的,因为他们被认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哈马斯的共犯。

大规模暴力被合法化且平庸化:根据军队自身的数据,加沙的受害者中 83 % 是平民——即在2025年5月总计 53000 名死者中,有 43900 人是平民。总理毫不担心地宣布,以色列必须转型为“超级斯巴达”,即一个在经济上更自给自足且军事化的国家。就像古希腊的那个城邦在古代所做的那样,以色列应该毫无顾虑地采取强硬手段,并在军事上主导其周边环境。这种本身就缺乏吸引力的战争模式在长期内也是不可持续的。

事实上,以色列军队是一支征兵制军队,如果没有预备役就无法运作。预备役人员被征召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加沙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有些人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服役。这样的努力无法持久,且根据军队发言人埃菲·德夫林(Effie Defrin)中校的说法,今年春天缺少 15 000 名士兵,导致军队无法执行所有任务。因此,一个老问题再次出现:对超正统派青年的征兵,许多人对此要求强烈,但他们的拉比们则坚决反对。讽刺的是,他们不被征兵反而让战争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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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统治特征

暴力氛围并未放过约旦河西岸。一方面,军队的军事行动在该地区升级,导致 2025 年初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三个巴勒斯坦难民营采取大规模干预,这些营地 90% 的人口被清空,即 33 000 人。另一方面,在极右翼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赫(Bezalel Smotrich)和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 Gvir)的鼓励下,定居者感到越来越自由地正面攻击巴勒斯坦人。联合国(ONU)指出,仅在 2025 年 10 月一个月内就发生了 260 多起袭击。这种指数级增长的暴力应被理解为与殖民进程的无情加速在结构上相关联。2025 年,政府批准建设近 28 000 套住房,并为 9 600 套住宅发起招标。此外,政府还决定创建 54 个新定居点。这些历史记录证明了政府致力于巩固对约旦河西岸事实上的吞并,在这种状态下,定居者享有极大的行动自由——包括实施非法行为——而巴勒斯坦人则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

大规模暴力被同时合法化与平庸化:根据军队的数据,加沙 83% 的受害者是平民。

这场战争还进一步削弱了以色列的法治。这种破坏并非新鲜事,十年来已有一系列法律被通过或讨论,旨在限制言论自由、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权利平等以及最高法院的独立性。但在 3 月,随着针对恐怖分子的死刑法的通过,情况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除了这标志着以色列刑事政策的倒退(以色列在 1954 年已废除针对“普通犯罪”的死刑)外,该法律尤其具有深刻的歧视性,因为在事实上它仅针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像所有面对恐怖主义的国家一样,以色列有权进行自卫,但其职责是在公平的法律框架内这样做。然而,这项违背平等基本原则的法律,不可逆转地强化了以色列的种族统治(ethnocratique)特征。该法的通过加剧了该国的民主侵蚀。根据 V-Dem 研究所 2024 年的一项调查,在 1967 年的边界内,该国不再被视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而是一个选举民主、程序民主国家。

对 10 月 27 日的选举有何期待?如果选举导致内塔尼亚胡失败(即使是相对失败),将有望实现一次反弹,回归到一种更“正常”、不那么极端的政治实践。相反,如果内塔尼亚胡继续在位,极右翼的压力将增加,随之而来的是该国加速的“去自由化”。因此,走出内塔尼亚胡时代势在必行,但这还不够。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以确定 10 月 7 日之前准备不足的政治责任;同时还必须开启一场关于武力必要限度的伦理辩论。否则,遗憾的是,政治多数派的更迭将不会改变太多。

阿兰·迪科夫(Alain Dieckhoff)是社会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及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ERI)的研究主任。他曾著有《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场无止境的战争?》(Dunod, 2024)。

埃里克·贝格克劳特(Eric Bergkraut)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认为,一个接受谎言的社会最终会接受暴力

二十年前,这位俄罗斯记者在其国家情报部门的指使下被暗杀。一位与她十分熟悉的纪录片导演回顾了她为真理而战、反对克里姆林宫宣传的斗争;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继续杀戮的今天,这种投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0月7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庆祝他的74岁生日。同一天,也标志着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 [1958-2006] 被暗杀20周年,她是在莫斯科自己公寓的入口处被执行处决的。凶手在那里等待着她;其同谋在当天一直跟踪安娜,并随时向凶手通报她的行踪……

她是对的,即便在那些她希望自己错了的地方;她早在2004年就预言俄罗斯将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对于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来说,一个接受谎言的社会最终也会接受暴力。她在车臣战争期间及战后撰写的报道,揭露了俄罗斯占领军令人震惊的宣传谎言,以及在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权利的空间里对身体暴力的肆意使用。她深知自己承担的风险有多大,但也深知这种状况是多么不可接受。

我记得在《新报》(Novaïa Gazeta)的莫斯科编辑部里,她是如何等待主编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i Mouratov)批准她的最新文章的,担心自己是否写得太过了——因为对于一份早在2004, 就生活在时刻担心被当局关闭恐惧中的报纸来说,这至关重要。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然而,人们当时觉得还没有到完全绝望的地步。谁能想到,二十年后,弗拉基米尔·普京依然在掌权,并领导着一场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战争?

我在第二次车臣战争(1999-2000)结束后结识了安娜,那是普京发起的第一次冲突。她不断前往高加索地区,将其称为“出差”:在她看来,这场战争是对整个俄罗斯的灾难。她认为战争已经渗透到了每个人的毛孔中: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都被迫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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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奔赴一线的女性

我的电影《可可,车臣的鸽子》(2005)讲述了车臣女性如何携带相机和笔记本,记录俄罗斯军队所犯下的暴行。她们致力于让联合国国际法院根据她们细致的研究结果谴责罪犯,但最终徒劳无功。

在那段时间里,每当我遇到安娜时,她身边经常跟着一位车臣朋友扎伊娜普·加沙耶娃(Zainap Gashaeva),她是我电影的主角,出生在哈萨克斯坦——那里曾是斯大林驱逐车臣人的地方。她们两人都是奔赴一线的女性。在那些年里,数以千计的人失踪得无影无踪,再也没有出现。我拍摄的那些女性向我展示了整整几本文件夹,里面填满了这些人的照片。安娜试图追踪他们的行踪并寻找责任人。她承认战争改变了她,让她变得坚强,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

在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刺杀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声称自己对此不负责任,并表示她的死亡对他造成的伤害比她写的所有针对他的文章都要大……事实是,普京只想着如何维持权力。为此,他需要战争。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个体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数量。车臣是他第一个训练场。几十年来统治该地区的卡德罗夫父子是他的仆人,尽管如今他依赖于依然领导该共和国的儿子拉姆赞(Ramzan)来遏制独立倾向。

我见过他们两人。父亲阿赫马德 [1951-2004] 在2003年曾陪同俄罗斯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希望能赢得声望。不久之后,他在一次袭击中被杀。一年后,儿子拉姆赞在一座幽灵体育之城笑着迎接了我。他的新闻秘书告诉我,他曾带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参观车臣,而她对该国的重建印象深刻。那天晚上,我从军事基地给安娜打电话;她被这个说法震惊了。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安娜相信,权势者可以控制一切,除了人类的良知。她经历并描述了独裁如何侵蚀一个社会。弗拉基米尔·普京犯下战争罪已有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关于这个话题的电影、书籍和文章从未匮乏。然而,在 2000 年代初,西欧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们对此并不感兴趣。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与普京交好,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由此诞生,雅克·希拉克总统授予普京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施罗德和希拉克援引所谓的国家利益,他们对民主的瓦解不感兴趣,更不用说人权侵犯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时对独裁者的纵容与如今的战场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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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抹自由的芬芳

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是对的,即便是在她希望自己错了的地方:早在2004年,她就预言俄罗斯将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那一年,基辅的独立广场(Maïdan)首次飘起一抹自由的芬芳,而这种气味对于任何独裁者来说都是有毒的。但面对如今各方主导的新一轮军备竞赛,这位人道主义者会如何评价?如果我们当时听从了她的警告,是否可以避免这一切?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向来厌恶空洞的言论。在她被刺杀20年后,我们能给她最好的纪念,就是帮助那些在这场新战争中受苦的人们。我们也可以让那个梦想永生永治的俄罗斯独裁者意识到,他的统治已接近尾声。当前的欧洲领导人们有机会证明自己比前任们更睿智。如果能庆祝弗拉基米尔·普京入狱一周年,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世界报》、国际新闻节、城市剧院(Théâtre de la Ville)以及无国界记者组织将于10月20日20时在巴黎的阿贝斯剧院(Théâtre des Abbesses)举办一场纪念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活动。

埃里克·贝格克劳特(Eric Bergkraut)是多部关于俄罗斯纪录片的作者,包括《可卡,车臣的鸽子》(2005)和《致安娜的信》(2009)。

凯瑟琳·萨巴(Catherine Sabbah):住房问题在竞选纲领中从未占据重要位置

Idheal智库的总干事谴责住房问题在辩论中几乎缺失,而这一议题恰恰证明了“所捍卫或所批判的社会类型:是更加平等,还是排他性的”。

拥有居住地是体面生活的首要条件,也是个人成长、就医、组建家庭、教育子女以及寻找工作的前提……在社会意义上存在,首先意味着拥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然而,房租、月供和各项杂费日益昂贵,不断削减着居民、尤其是租房者的购买力,迫使他们做出痛苦的权衡。

在全国各地,不仅是在年轻人中,甚至在此前无需考虑这些问题的社会阶层中,对未来的焦虑或对阶级下滑的恐惧正激起一种愤恨。这种情绪虽然尚未在街头爆发,但已渗透到所有的对话之中。

每个人都认识需要被接济的人: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学生,不得不留在父母家或搬回父母家的人,以及每天在通勤中花费三到四个小时的朋友……这种愤怒与碳税一起,成为了“黄马甲”运动的燃料之一。从个体来看,住房问题让生活变得艰难;从集体来看,它制造了代际、地域和性别的不平等,同时也是这些不平等的缩影。

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竞选主题!它是一扇开启所有其他议题的大门,也是与民众探讨日常生活的坦途。遗憾的是,它在竞选纲领中从未占据重要位置,在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中更是罕见。然而,住房问题至关重要,它曾帮助一些城市赢得选举,例如近期的纽约或柏林。谈到生活水平:住房价格在25年内翻了一倍多,即使是平均工资水平的人也往往难以负担,因为同期收入仅增长了 35 %。谈到气候:今年夏天的热浪向我们证明,家中高温可能会导致死亡。即便不至于如此极端,现在已经证明,企业的生产力取决于住宅设施的适应能力,因为没有人能在疲惫或睡眠不足的情况下高效工作。

未来还需要考虑那些尚未被充分预见的现象:海岸线的后退、粘土层土壤,以及日益剧烈且频繁的自然灾害(如暴雨、强风、火灾),将导致部分地区变得不可居住,从而无法投保。谈到资产:这种新的地理格局将导致位于这些地区的房产价值下跌,甚至彻底消失——被淹没或化为灰烬。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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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的选择

谈谈就业与流动性:企业主们讲述了他们在招聘方面遇到的困难,有些企业甚至投资为员工提供住房。谈谈社会正义:如果没有家族传承就无法拥有房产,这创造了一个“继承制”社会。来自家庭转移的财产份额已从 1970 年的 35 %上升到 2025年的 60 %,导致 30 岁以下房主比例从 1973 年的 34 %下降到 2013年的 16 %,而如今的比例则更低。谈谈公共财政:住房每年耗资约 400 亿欧元,但能带来至少 600 亿欧元的收益。前提是经济活动必须得到支撑,以确保就业岗位被填补且税收得以收取。

太技术化,

太复杂。

政治负责人

正是躲在

这个借口后面,

为了

避免探讨这个话题。

最后,谈谈民主:谁还能自由地选择住所,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业主、租客还是社会住房租户,能够自由选择居住地点和居住模式——独立房屋还是集体公寓?这些选择受到极高房价以及大都市和沿海地区以就业中心为导向的领土规划的限制。

太技术化……太复杂。政治负责人通常就是躲在这个借口后面,以避免探讨这个话题。或者,至少他们只使用简单的口号,比如尼古拉·萨科齐在 2007 年提出的“一个房主之国(une France de propriétaires)”。就好像与退休金、债务或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相关的计算更容易理解一样。问题难道不在于政治选择吗?正是这些选择让这个表面上达成共识的话题——“让每个人都有房住”——变成了一个比看起来要分歧严重得多的政治问题。

在租客和房主的利益日益分歧的情况下,如何重新平衡双方的关系?是否应该支持社会住房?是否应该让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对立,拒绝占用新土地,从而冒着城市过度密集化的风险?是应该继续建设,还是将所有力量和援助集中在现有建筑的维护和改造上?是强迫房主进行改造工程,还是容忍无法居住的住房?是对遗产征税,还是任由预计到 2040年规模约为 90000 亿欧元的巨额传承进一步扩大财产差距?限制投机以降低房价?相信市场的益处还是监管的效率?

这些选择并非技术性的。它们非常清晰地证明了所捍卫或批评的社会类型:是包容且更平等,还是排外且守护既得利益。正如玛丽娜·勒庞在她的早期竞选演说中宣称的那样,住房将成为下一个五年任期内的“重大工程之一”,但如果没有随后的具体方案审查,这种说法毫无意义。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的方案旨在将有效的公共政策化为乌有,并在国家优先主义的背景下让市场自由发挥。这些方案不仅自相矛盾,而且经不起经济分析。

一些政治负责人对住房话题被如此抢占而感到不安。然而,这个问题足够广泛,危机足够深重,足以给那些想要把握它的人留出充足的空间。现在是时候将其作为竞选的话题了。

凯瑟琳·萨巴(Catherine Sabbah)是住房行动高等研究学院(Idheal)的总干事。

现在不是削弱可强制执行住房权的时候

马努埃尔·多梅格(Manuel Domergue)、贝尔纳·拉沙姆(Bernard Lacharme)和娜塔莉·拉图尔(Nathalie Latour)均为协会组织成员,他们对在 DALO 法案通过近二十年后,议会削弱针对住房条件恶劣者和无家可归者的权利表示遗憾。

“

国家试图

摆脱其

义务

及其

法律

后果

近二十年前,2007年3月5日的 DALO 法案使住房权变得可强制执行,为没有住房或住房条件恶劣的人员开辟了申诉渠道,并赋予了国家一项结果义务。为了能够确保其重新安置,国家应当制定适当的政策,投入必要的资源,并确保获得负责当地住房政策的地方当局的协作。这项由右翼政府(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政府)在响应协会动员后提出的法律,在没有任何反对票的情况下获得通过,被视为一项显而易见的法律。当涉及到满足生存需求和实施一项基本权利时,结果义务难道不是必须执行的吗?

2025, 133405 起 DALO 申诉被提交以寻求住房,39 000 户家庭被指派给省长进行紧急重新安置。然而,同年仅记录了 25 000 户重新安置。优先等待名单在 2017 年至 2025 年间从 54000 增加到 115000,这意味着按照目前的进度,重新安置需要近 5 年时间。遗憾的是,这些数字仅仅是无家可归和住房条件恶劣现象爆发的局部缩影。面对法律认可的权利在实施过程中持续失效的情况,由 40 家协会组成的住房协会集体于 2025, 2 月对国家提起诉讼,指控其“不救助住房条件恶劣者”。

有过错的国家经常被法院判定有罪。DALO 法案允许被认定为优先的人员请求法官命令省长为其重新安置。一旦省长不服从,国家必须向国家住房安置支持基金支付违约金。然而,审计法院(Cour des comptes)透露,国家仅支付了部分违约金:2024, 40,8 百万欧元,而每年应付金额至少达 1.44 亿欧元。政府一方面主张对“非法占用者”和无法支付房租的租客采取绝对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却不履行自身的义务,也不缴纳罚款。

在给审计法院的回复中,部长(住房部长文森特·让布伦 [Vincent Jeanbrun])质疑结果义务,并考虑取消司法救济渠道,用简单的行政处罚机制取代违约金,以及限制提交 DALO 申诉的可能性。这些是严重的倒退,如果被采纳,将使我们回到 DALO 法案之前的状况,即一项不强制任何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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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放弃

目前正在议会讨论的住房振兴法案正是如此威胁到 DALO(可强制执行的住房权)申诉机制。国家试图摆脱其义务及其法律后果,并寻求将 DALO 的责任转移给市镇和跨市镇机构,而这些机构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代替国家独自承担这一责任。与此同时,住房部刚刚撤销了授予 协会用于信息传播和培训活动的年度补贴。现在绝不是削弱一个旨在推广和捍卫住房权的组织的时候。

在这种反应背后,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政府为了脱责而主张其无能:国家据称无法履行其结果义务!然而,省长们远未利用其所有权限。如果他们能确保 申诉人在社会住房分配中享有优先权(优先于其预留权,以及地方当局、住房行动基金 Action Logement 和社会房东的预留权),如果他们能动员社会住房,并在必要时征用,那么 将成为一项有效的权利。

如果法国缺乏足够的经济适用房来满足全部的社会住房需求,这是因为那些忽视住房权的政治选择。对于那些声称国家已无力保障一项基本权利的人,我们要提醒他们,2026 年的国家整体比 2007年(即 法案通过时)更加富有。

此外,住房是一种易于动员且已被动员的征税载体。因此,在 2024年,它产生了 990 亿的税收收入,而支出仅为 430 亿。然而,如果国家允许投机决定住房价格,公共资金将永远不足。公共权力必须加强对土地的公共掌控,监管地价和租金,保护主要居所免受旅游经济过度的影响,并使税收服务于住房政策。

相反,国家在制造自身的无能,因为它通过克扣社会房东的资源——自 2018年以来近 100 亿欧元——阻碍其生产足够的住房。它让不同群体的需求相互竞争,从而永远无法满足所有人:中产阶级 vs 贫困家庭,关键岗位工作者 vs 失业人员……最后,演变为法国人 vs 外国人!

这些言论仅仅是为了掩盖在应对住房不足、高房价、低劣住房以及不符合能源和气候要求住房方面的放弃。而这种放弃最终将让我们付出比目前宣称的节省成本更高的代价。这种放弃损害了我们机构的公信力,并助长了民主怀疑的氛围。人权不分左右。它们构成了民主的基石和社会团结的纽带。 法案服务于所有人。我们期待国家能够切实执行该法案。

马努埃尔·多梅格(Manuel Domergue),住房协会集体(CAL)共同发言人兼住房基金会(原阿贝-皮埃尔基金会)研究主任;贝尔纳·拉夏姆(Bernard Lacharme),可强制执行住房权协会主席;娜塔莉·拉图尔(Nathalie Latour),CAL 共同发言人兼团结从业者联邦总经理。

教皇的访问无法掩盖天主教的衰落

尽管

拥有无可否认的

个人魅力,

利奥十四世

显然首先

是在向信徒

传道

分析

装饰着梵蒂冈色彩的建筑与街道,祈祷之夜时欢腾的法兰西体育场,露天弥撒期间拥挤的协和广场与香榭丽舍大街……利奥十四世于25 au 28 septembre在法国进行的为期四天的使徒之旅,将深深铭刻在前往巴黎、圣但尼(塞纳-圣但尼省)、卢尔德(上比利牛斯省)和梅斯欢呼迎接圣父的一百万名信徒的记忆中。

在多个方面,这次活动具有历史意义。一方面,教皇访问巴黎并不频繁:自中世纪以来,只有大约十位教皇曾到访这座法国首都——最近的一次是本笃十六世,在2008.。另一方面,天主教会首领的到来,使得人们能够评估其在世界上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的动员能力。在法国,自称天主教徒的人口比例已从1970年代的约 87 % 下降到 2026 年的 46 %;至于定期参加弥撒(每月至少一次)的人数,1960, 约占法国人的 30 %,而如今仅占人口的约 5,5 %(根据 2025 年12月公布的一项Bayard-La Croix-IFOP调查)。

利奥十四世的到来之所以受到如此密切的关注,是因为法国自 2022, 以来,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洗礼人数出现了意外增长—— 2026 年超过 21 000 人(其中成年人 13 000 人,青少年 8 000 人),一年内增长了 20 %。虽然这些数字常被解读为宗教在法国回归的迹象,但在 67 百万人口的规模下,这些数字仍然微不足道。而且,这难以掩盖一个更为矛盾的现实,因为成年后的洗礼远不能弥补婴儿和儿童洗礼人数的剧烈下降( 2000, 150 000 在 2024 年,而 380 000 在 2000 年)。即便这种用教皇方济各的话来说的“信仰的颤动”构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但清醒的认识是必要的:目前,天主教在法国的衰落仍在继续。

那么,该如何分析教皇访问法国所引发的真诚狂热?尽管利奥十四世拥有无可否认的个人魅力,但正如之前的若望保禄二世( 1920 - 2005 )一样,他显然首先是在向信徒传道。法兰西体育场祈祷之夜的收视率似乎证明了这一点,该活动吸引了 2,4 百万观众,远低于同一晚法国国家足球队比赛的 6,8 百万观众。在 2023, 教皇方济各凯旋访问马赛期间,天主教历史学家阿兰·劳威尔(Alain Rauwel)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表示:“罗马主教在当代的‘明星化’是一个非常近期的现象,而且不过是是对失去世俗权力的一种补偿。”

如果在 2026, 能感受到一种轻微的活力,这无疑源于天主教徒的一种新存在方式。自从 1905, 颁布政教分离法以来,天主教徒习惯于低调,而如今的“天主教徒”不再犹豫在公共空间和社会辩论中表达自己的信念——与普遍看法相反,这与世俗主义制度并不矛盾,因为该制度允许表达宗教情感,包括在公共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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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少数群体

教会已经失去了长期以来在法国享有的光环,天主教徒已成为一个少数群体。这是一个“可见的少数群体”,他们利用现代工具来传播自己的信息:社交网络上的影响力人物、雄心勃勃的音乐剧(如在法国多个 Zénith 场馆及巴黎 Dôme 场馆巡演的《卢尔德的贝尔纳黛特》,观众人数超过 450,000 人)、超大规模的集会(例如 2025 年在贝尔西 Accor Arena 举行的 Mission 大会)……

这些活动日益追求感官刺激,完全符合哲学家特里斯坦·加西亚(Tristan Garcia)在其著作《强烈的生活》(*La Vie intense*, Autrement, 2025)中所描述的这种“现代痴迷”:为了产生意义,体验必须尽可能地令人振奋。伴随利奥十四世访问巴黎的大型演出也未能逃脱这一沉重趋势。这些教皇演出由“有时接近反动势力的机构”组织——法国体育场守夜活动的艺术总监让-巴蒂斯特·达朗蒂埃(Jean-Baptiste Darantière)就属于传统主义阵营——阿兰·劳威尔(Alain Rauwel)对此深表遗憾,认为这些演出已“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成功女歌手的预制‘巡演’”。

事实上,伴随利奥十四世访问而来的惊人媒体报道,与天主教在法国的实际影响力完全不成比例。在许多议题上(生物伦理、道德、性问题……),天主教的教义与大众心态截然相反。甚至包括天主教徒在内:根据 1 月份的一项 IFOP 调查,后者大规模支持辅助死亡(87 %)。

然而,在政治辩论显著贫乏、立场表达往往呈现二元对立的时代,罗马教会的首领能够通过带来深层的思考,在天主教圈子之外引发讨论。不可否认,一种对精神性的追求正在表达,且这种声音应当被听到。圣父引发的热潮无疑也反映了许多公民的绝望,他们正在寻找一位救世主。凭借其对和平的承诺、对弱者的捍卫以及对人类被机器奴役的拒绝,利奥十四世可以被合理地视为一个道德权威,而非一个偶像。这本身已经意义重大。

维吉妮·拉鲁斯(VIRGINIE LAROUSSE)

(摘自《宗教世界》)

专栏 / 作者:哈罗德·蒂博(HAROLD THIBAULT)

中国当局加强对对外接触的监管权

一项接一项的法规出台,中国正在加强对其公民出入境的控制。最新的一项法令发布于9月15日,规定对于在海外“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中国公民,可被剥夺出境权利,期限从六个月到三年不等。该决定由行政部门而非法官做出。这一文本提及了“损害国家工业或技术安全”的情况,显示了当前的优先考量。

一个国家希望避免其核心技术流向海外并不奇怪。然而,这些新增内容充分说明了北京心态的演变。诚然,目前中国人的出行自由与毛泽东时代普遍经历的禁足,或其北韩邻居所遭受的处境完全不同。但权力机构依然保留且在如今加强其对对外接触的监管权,因为这些接触被视为风险之源。

对被外国情报机构“钓鱼”的担忧已经蔓延。国家安全部在其微信账号上发布的警示信息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还存在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污染的恐惧。长期以来,政权批评者、异见人士及其律师一直是出境禁令的目标。

针对高级官员护照的“集中保管”制度从未被废除。据称,在过去十年中,该制度在各省以不同的时间表逐步扩大,如今已覆盖整个公务员体系。公立医院的护士、学校的教师、银行柜员(几乎全部为国有的),乃至移动电话营业厅的销售员(运营商均为公有),都必须将护照交给其工作单位。如果他们想出国,即使只是去泰国海滩旅游或去首尔购物中心,也必须向其上级提交详细的申请。

政府的批准

控制范围还延伸至此框架之外。根据“护法者”组织(Safeguard Defenders)的数据,中国目前拥有18项允许限制出境的法律文本或法规。最高法院的数据库中有188760起案件提及了“出境禁令”(exit bans)。

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尤其是技术——领域的博弈,进一步增强了当局的信念,即必须控制谁,

政权批评者、

异见人士

及其律师是

出境禁令的

目标

以及什么可以离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需要理解2025年春季宣布的稀土交付限制,其结果是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冲击。同样,在欧盟要求电动汽车制造商及其供应商在当地设厂之际,中国政府已将电池工厂中使用中国技术纳入审批制度。

中国当局同样对 Manus 事件感到不满。Manus 是一家最初在北京成立的人工智能(AI)初创公司。其创始人于 2025 年期间将公司及其团队迁至新加坡,并在年底宣布将其出售给美国巨头 Meta(旗下拥有 Facebook、WhatsApp 和 Instagram)。这家战略领域顶尖企业的两步走式外迁,且政府无法行使监督权,被中国当局认为绝对不可接受。其创始人被召回中国,并被禁止出境。此后,Meta 除撤销该交易外别无选择。

据彭博社报道,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员工及其家属现在出国旅行必须获得政府批准。在国际事务日益紧张的当下,公民的出入境活动不能被随意对待。

揭秘关于债务的固有观念

《公共债务:被谋杀的罗宾汉!》

(LA DETTE PUBLIQUE. C'EST ROBIN DES BOIS QU'ON ASSASSINE!)

作者:让-马克·丹尼尔(Jean-Marc Daniel)

Odile Jacob 出版社,

224 页,

22.90 欧元

书籍评论

又是一本关于债务的书?

是的,但这本书几乎像点心一样令人愉悦。它出自让-马克·丹尼尔之手,他是一位机敏的自由主义者,经济普及领域的能手,热爱历史的迂回、精妙的措辞以及悖论。即便人们不认同他为解决公共债务危机所提出的药方(削减公共支出、推迟退休年龄……),但在跟随他剖析债务机制时,依然能感受到乐趣。

在《公共债务:被谋杀的罗宾汉!》(Odile Jacob 出版社,224 页,22.90 欧元)一书中,让-马克·丹尼尔打破了固有观念,精准地展示了国家为何不是一个普通的债务人:国家仅支付利息,其中央银行可以创造货币,且不存在自有资金或盈利能力的问题。

这本书反驳了左翼的观点:即债务是一台让富裕储蓄者以普通公民为代价而获利的机器。债务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由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的负担(因为债权同样会被继承),而是一种更糟糕的东西:一个社会群体(债券持有者)对另一个群体(纳税人)的债务。让-马克·丹尼尔并没有刻意使用“阶级”这个词。不过,他饶有兴致地提醒道,19世纪初的左翼政党曾“以保护后代穷人为必要理由,要求预算平衡”。

在让-马克·丹尼尔看来,最糟糕的是,这种债务徒劳地加剧了不平等。它没有帮助实现经济学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1910-2007)在 1960 年代确定的任何一项国家职能:资源配置职能(以实现市场不感兴趣的目标)、再分配职能(以减少不平等)以及稳定职能(以平滑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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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与瑞典模式

作者认为,只有第三项职能值得人们暂时偏离预算平衡。他拒绝将债务分为“好债”(用于资助投资的债务)和“坏债”(用于资助运行的债务)。一名筹备未来的研究人员的工资属于运行支出,而“在一条通往 Nowhere 的道路上建一座桥”——日本就有此类先例——则属于投资支出。

如何摆脱债务问题?让-马克·丹尼尔排斥增税,但他心中有两个模式:瑞典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成功地缩小了政府规模,且没有破坏经济增长。然而,在两次成功背后,有多少次失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在 2023 年针对多个国家、跨越 20 年时间所做的计算,只有一半的紧缩计划成功降低了债务率。

帕斯卡尔·里谢(PASCAL RICHÉ)

《世界报》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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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的数学史

可在报刊亭及 LEMONDE.FR / BOUTIQUE 购买 - 116 页 - 11.99 欧元

法国 / 专栏

作者:弗朗索瓦丝·弗雷索(FRANÇOISE FRESSOZ)

极端势力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在极端势力的压力下,政治气候显著恶化。距离总统大选还有七个月,这些势力继续主导着政治议程。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的反应极具代表性——新闻网站 Mediapart 指控他在 17 或 18 岁刚开始在塞纳-圣但尼省(Seine-Saint-Denis)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分会活动时,曾发表过反犹言论。国民联盟(RN)主席本可以将其辩称为年轻时的错误,这样他虽然会受到严厉谴责,但很可能只是暂时的。然而,他选择了否认并反击,而与此同时,Mediapart 拿出了证明这些卑劣言论的证据。这些言论灵感源自 1930 年代的极右翼,例如“银行全部由犹太人持有”或“犹太人必须统治其他民族,压制并掠夺”。9 月 29 日星期二,他在党内议员面前表示,他坚信此举的“目标是为了扼杀”他的“政治生涯”。

更令人惊讶的是,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本可以轻易地与她的二把手保持距离,为其建立一道“防疫线”,但她却选择支持他。“这次打击很沉重。我承认,这种操纵手段就像熟食展会一样拙劣,”这位总统候选人在同样的议员面前如此说道。瞬间,极右翼的所有幻想再次浮现,上演了一出被围攻的堡垒戏码:面对旧日心魔,与“体制”开战,且背景是内部的偏执,因为人们很快就开始质疑泄密来源。所谓的“去妖魔化”和温和手段被抛之脑后。在短短几天内,国民联盟退步了几十年。此前,该党在预算季开启时构思了一套突击计划:在调整立场的同时,由候选人和党主席之间进行分工协作,而现在该计划被摧毁,令其愤怒不已。乔丹·巴尔德拉此前一直处于聚光灯中心,难道他不是在 9 月 27 日接受《观点报》(L'Opinion)采访时,以一种类似认错的态度保证自己已经“脚踏实地”了吗?

与此同时,高中校园在火光中燃烧,而“不屈法国”(LFI)则在旁观,思考在不至于过度惊扰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可以将这把火煽动到什么程度。“‘不屈者’呼吁在斗争方法上采取非暴力手段,”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在 9 月 30 日星期三于 X 平台上写道;而圣但尼(塞纳-圣但尼省)市长巴利·巴加约科(Bally Bagayoko)则陷入了更为晦涩的言论中,他认为“暴力可能是正当的,尽管最好能避免”。部分警察的过激行为再次被指责,因为这些行为成为了极左翼的温床,并潜意识地让人想起让-吕克·梅朗雄在 2022 年 6 月说过的一句话:“警察在杀人。”

这种政治版图的极化发生在政府提交 2027 年财政法案草案之际,该法案旨在避免一场没人否认可能随时爆发的金融危机。

在短短几天内,

国民联盟(RN)

退步了

几十年

国民联盟(RN)与

不屈法国(LFI)

依然非常脆弱,

因为它们面临着

难以克服的

矛盾

这增加了政权的脆弱性,使其仍处于被弹劾的威胁之下,并加剧了笼罩在全国的“王朝末期”氛围,但那些在实践中赌上自身信誉的极端势力也未能全身而退。

显然,玛丽娜·勒庞试图通过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来巩固其支持基础。她拒绝质疑自己的战略,即与乔丹·巴尔德拉组成搭档,旨在尽可能广泛地争取选票。然而,她的二号人物非但没有增强她的力量,反而不断使其陷入脆弱,尤其是撕破了其“正常化”的伪装。某些立法选举或地方选举的候选人很快被揭穿尚在可接受范围内,但该党的领导人被当场抓获,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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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公众

在让-吕克·梅朗雄方面,高中生运动(已扩展至部分大学)使其能够进一步在青年群体中深耕。根据 9 月中旬为《世界报》开展的 Ipsos BVA-CESI 工程学院调查,超过 40 % 的 18-24 岁青年表示准备在 2027 年总统大选中投票给他。围绕警察违规行为的论调也使他能够吸引郊区青年,这些人经常(且并非没有道理地)感到自己被针对,且具有不参与投票的特点。

然而,反复出现的暴力场景、城市家具的破坏,甚至有时是对刚刚完成翻修的学校建筑的破坏,震惊了公众,并加剧了“不屈法国”党(LFI)及其导师所面临的劣势:让-吕克·梅朗雄令人恐惧,因此,他不仅成为了极右翼和右翼的排斥对象,也成为了部分左翼的排斥对象,后者拒绝成为其共犯。尽管无法主导议程,但所有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人都对这两个政党的论调做出了强烈反应。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一样,整个中间阵营都加入了左翼的行列,对国民联盟(RN)的真实本质表示愤慨。而紧随右翼之后,改革派左翼毫不含糊地谴责了高中生运动引发的暴力行为,从而与 LFI 划清界限。

政治气候的恶化预示了如果第二轮投票演变为玛丽娜·勒庞与让-吕克·梅朗雄之间的对决将会如何:一边是权力至上且否认现实,另一边则是号召起义。然而,目前还没有定论,因为这一事件表明,一旦被要求交代账目,极端势力依然非常脆弱,因为他们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既要体现颠覆性,又不能惊吓到那些仅仅渴望变革的人。人们可能会遗憾,Mediapart 对这位总统大选热门候选人政党的调查工作没有被其政治对手所采用,后者更倾向于寻找争端,而非专注于核心问题:防止法国陷入另一种维度。

以色列与

10月7日的

创伤

社论 M

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的大屠杀三年后——这是以色列遭受的针对平民最惨烈的袭击——整个社会仍深陷于深刻的创伤之中。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周边定居点发起的这些大屠杀所释放的野蛮行径,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以色列人目前所处的心境;随后,他们长期地悬心于亲属的命运,那些亲属在加沙被扣为人质数月之久,且处于极其悲惨的条件下。

这次在规模上前所未有的恐怖行动所造成的绝望感如此深沉,是因为它唤醒了根植于漫长历史中的生存恐惧。它使大多数以色列人相信,与在希伯来国创建之初同样存在于原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另一个民族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针对以色列平民的大屠杀,彻底地使此前由“和平阵营”所主导的论调失去了合法性。

相反,这种创伤被以色列极右翼至上主义者利用,他们公开主张针对所有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清洗。这种创伤还滋养了一种对巴勒斯坦人的掩盖心理,而后者自第二次大起义(2000-2004)以及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安全墙”以来就已经被边缘化,且矛盾的是,墙的另一侧殖民活动却在增加。

这种本能反应阻碍了对军事反击的任何批判性审查,而这种反击最终导致了加沙的毁灭。它还封杀了所有关于10月7日之前就已存在的殖民主义及其破坏性后果、以及加沙被封锁状态的讨论,同时也阻碍了对如何真正解决这场中东最古老冲突的任何严肃思考。这种掩盖行为解释了以色列为何无法理解其正面临的历史性国际孤立——美国民主党的立场演变便是一个例证——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仅将其归结为反犹主义在起作用。

后者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僵局感。除了军方和情报部门高层的个人辞职外,没有任何政治负责人为10月7日的事件承担责任。以色列总理此前已通过其针对法治的攻势,对该希伯来国家的民主性质造成了打击,而现在他已采取一切手段并成功阻止了调查委员会的成立。

尽管被全盘否认,但媒体披露的关于他在大屠杀发生前曾收到阿拉伯盟友警告的消息表明,对导致此次安全溃败的决策进行完全透明的审查是多么必要。以色列人确实将在10月27日参加投票。但他们在投票时,仍缺乏能够理解这场悲剧如何发生的信息。

三年来,针对伊朗建立的地区轴心的接连战争,尤其是目前仍在进行的针对伊朗政权的战争,使得这次立法选举无法成为对10月7日漏洞进行潜在“惩罚性投票”的机会。然而,若想希望改变这一正走向深渊的政策,这样的投票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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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压力很大”已经变成了一个陈词滥调。事实确实如此。根据盖洛普研究所(Institut Gallup)在144个国家开展的一项持续20年的调查的2025年版数据显示,全球近四成成年人表示在“前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感受到了很多压力”。而在2006年首次调查时,这一比例还不到三成。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以卢旺达和塞拉利昂位居前列,超过六成成年人深受其扰。根据这一指标,法国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世界卫生组织(OMS)将压力定义为“由困难情况引起的焦虑或精神紧张状态”。该组织指出,如果压力过大,可能会导致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睡眠障碍、注意力难以集中、饮食习惯改变、头痛或腹痛、焦虑等。

在社交网络上,大量的“健康与福祉教练”提供了无数旨在几分钟内减轻压力的建议——其中大多数并不可靠。那么科学研究怎么说?微小的动作或快速的操作能否在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关于我们的身体感觉与大脑活动之间的对话,我们了解多少?

得益于神经科学,我们现在知道大脑中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感受”身体的区域。身体信息在互连的系统中流动,构成了所谓的“情感脑”,其中包括岛叶(insula),这是一个深埋在皮层中的战略区域。在压力状态下,这些网络会调节自主神经系统,特别是其交感神经分支。

→阅读后续内容请见第4-5页

探测

海底

淡水储备

地质研究人员利用电磁学在鲁西永平原(plaine du Roussillon)开展一项研究活动

诺贝尔医学奖

向光遗传学

先驱致敬

Karl Deisseroth、Peter Hegemann 和 Georg Nagel 开发了这项利用光来“开启”或“关闭”目标神经元的技术

访谈

Patrick Michel

探讨

小行星科学

这位天体物理学家认为,针对这些天体研究任务的增加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

利用电磁法探测海底淡水

地球物理学 - 一项任务旨在表征鲁西永平原(plaine du Roussillon)淡水层与咸水层之间的过渡地带

9月14日,在圣西普里安(Saint-Cyprien,东比利牛斯省),用于CSEM地球物理方法的注入装置安装现场。摄影:ÉMELINE LAMBRETH

圣西普里安(东比利牛斯省)

以及在“FOSELEV-AGATE”号船上 - 特派记者

夜幕降临在圣西普里安(东比利牛斯省)的高尔夫球场停车场。在这个9月16日星期三,François Bretau向前走去,身后拖着几卷电缆,他将电缆连接到安置在卡车中的发射器出口。随后,在启动发电机并接通电源后,他开始了注入序列。作为奥尔良地质矿产研究局(BRGM)的研究员,他是为离岸石油工业需求而开发的地球物理方法之一——受控源电磁法(controlled source electromagnetic,简称CSEM)的全球专家之一。该工艺旨在观察人工产生的电磁场在地下扩散的方式。

“信号衰减的方式取决于所经过介质的电阻率,”这位专家解释道,“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出关于岩石和流体性质及其位置的信息。这对于地热能开发、某些矿产勘探,或者像在这里这样,在地下水层中区分导电性极强的咸水与导电性较低的淡水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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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往下,水越淡”

这位地球物理学家与大约 15 位同事共同参与了此次科学考察,并在由 BRGM 协调的 Aquimer 项目框架下,得到了 Attis Environnement 研究局技术人员的支持。此次考察动用了非同寻常的手段:一艘 20 米长的运输双体船、车辆、电力及电子设备等。磁场传感器将沿垂直于海岸线的方向排列,覆盖一段向内陆延伸 3 公里、向海域延伸超过 30 公里的区域。其目标只有一个:确认一个含水层的海上延伸部分。该含水层是一种富含淡水的地质结构,为面临巨大困难的鲁西永平原(plaine du Roussillon)供水。

除了反复出现的干旱,为了满足人口和农业需求,地下储水资源被过度开发。在缺水时期,沿海地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海水入侵现象日益频繁且加剧,污染了地下水层。“然而,这种现象被证明很难预测,”BRGM 的水文地质学家伊万·卡巴列罗(Yvan Caballero)在位于圣西普里安(Saint-Cyprien)散步道边的 DEM'Mer 观测站现场讲述道。这座自动化实验室专门用于监测盐水入侵,包括五个隐藏在住宅楼下金属板之下的钻孔。

鲁西永含水层由 350 米厚的上新世砂层和粘土层堆积而成,上方覆盖着第四纪沉积的冲积层。其运行机制十分复杂。研究员手持电测压计,检查每个设施的填充水位。“人们可能会认为,由于靠近海岸,我们最深井的底部应该是密度更大的海水。但事实恰恰相反:越往下,水越淡!”他强调道。

在地下某个位置,地下淡水层必然会给海水让路。但研究人员不知道过渡区位于何处。是在内陆?还是在海域,或许像美国新泽西州边缘那样,那里在 2009 年发现了距离海岸 40 公里之外的此类水力系统?“这次考察将尝试通过首次结合陆地和海上的地球物理测量来确定这一点,”BRGM 的水文地球物理学家安杰莉·波塔(Angélie Portal)介绍道。

晚上 22 时,弗朗索瓦·布雷托多(François Bretaudeau)通过安装在卡车上的发射器,向这片草地上插着的两组金属桩发送强电流,从而创建一个产生电磁场的偶极子。随后,他在移动车辆后再次重复该操作。他在多达 14 对电极上重复同样的操作不下 14 次。结果由部署在地面和水中的测量站记录。实验于凌晨 4 时 30 分结束。该实验在近 24 小时前于邻近的巴尔卡雷斯港(Barcarès,东比利牛斯省)开始,当时来自总部位于圣雷南(Saint-Renan,菲尼斯泰尔省)的专业公司 Mappem Geophysics 的团队登上了 Foselev-Agate 号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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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资源管理”

那天早晨,工程师昆廷·达韦尔迪斯(Quentin Daverdisse)及其同事保罗·杜贝尼(Paul Dubegny)和科朗坦·雷涅(Corentin Régné)抵达了位于圣西普里安(Saint-Cyprien)北海滩对面的测试区,并投放了一根由浮标支撑的100米长电缆,电缆上带有两个充当电极的“鱼形设备”。他们向这根由船只拖曳的线路中注入电流,并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首个4公里路段的五个接收站上方缓慢地往返行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些接收站将被移动并沉入更深的海域,以便覆盖总计30公里的距离,”昆廷·达韦尔迪斯解释道,他在每次经过前都会修改信号频率。该频率决定了探测的深度水平。

淡水层如果存在,可能会位于海床下方300或500米处。具体位置在哪里?团队将尝试通过将获取的数据与其他研究进行对比来确定。“我们并非从零开始,”来自奥尔良法国地质矿产资源局(BRGM)的西蒙·韦德林(Simon Védrine)观察到,“2000年和2025年的两次地震研究海洋考察已经提供了大量关于地质层制图的信息。而且 Mappem Geophysics 公司计划在2027年4月返回,进行其他类型的测量。”这些数据将用于支持由 Geo-Océan 实验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 Ifremer)以及蒙彼利埃大学和佩皮尼昂大学协助开发的地质模型,或者被法国石油与新能源研究院用于模拟该地区10百万年来的历史。

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试图表征鲁西永(Roussillon)含水层的海洋部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其整体运行机制,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管理该地区的水资源,”Aquimer 协调员埃里克·拉瑟尔(Eric Lasseur)明确表示。该项目并不打算确定这些潜在的地中海淡水储备是否可开发。为了得知这一点,需要进行海洋钻探并获取样本,但这将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

瓦赫·特尔·米纳西安(VAHÉ TER MINASSIAN)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未来粒子加速器面临不确定性

物理学 - 关于圆形对撞机项目的讨论并未消除人们的担忧。最终决定预计将于 2028 年做出。

图里(安省)—— 特派记者

9月30日星期三,在安省图里(Thoiry)的克鲁(le Creux)节日大厅,约一百人参加了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粒子加速器项目公众辩论的闭幕会议。在国家公众辩论委员会(CNDP)启动关于未来圆形对撞机(FCC)的磋商四个月后,现场气氛并不热烈。

“我不确定该项目是否能最终实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对外关系总监乌苏拉·巴斯勒(Ursula Bassler)向在场人员解释道。在一个被布置成“鱼缸”形状(同心圆排列)的房间里,她与其他发言人一起,被居住在法国和瑞士之间相关地区的公民所包围。后者似乎仍然不太支持该项目的具体实施。

这位法德双国籍的粒子物理学家进一步指出,她之所以不确定,是因为她看到了所有需要表态的成员国中[该项目引发的]种种担忧,其中就包括该加速器的资金问题。但她补充道,“坦率地说”,如果人们希望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一项工作,且不丢失大型项目的技术诀窍,那么 FCC 是“国际辩论中的最佳解决方案”。在[对撞机的]科学潜力水平上,它仍然是“合理的 (...) 并且远是整个欧洲社区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区最青睐的机器”。

然而,面对这一观点,部分公民仍心存疑问。天体物理学家大卫·埃伦赖希(David Ehrenreich)如此质问道:“我们能从这个项目中获得什么?看到所有发言中完全缺失热情,我感到很不安。我自己也很难理解这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至于在国土规划方面的优势,我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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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这一“核心议题”

前部长、现任安省(Ain)议员(复兴党)奥尔加·吉韦内(Olga Givernet)支持该项目,甚至在谈到它时使用了将来时(对此,一名观众在现场指正了她,因为目前官方尚未正式决定是否实施该项目)。她认为,该项目可以成为“规划新基础设施的机会”,从而改善居民的日常生活。为此,她建议重新启用一条目前废弃的当地铁路,以便实现卡车的轨道运输,特别是运输该工地挖掘出的废弃物。

另一位在场的前部长、杜省(Doubs)议员(生态党)多米尼克·沃伊内(Dominique Voynet)承认,由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和法国输电网(RTE)主导的项目从科学角度来看“无疑”是有趣的。“但在目前的预算、外交和科学背景下,这是否是我优先级中的最高优先级?嗯,也许不是。”

“我们不认为这仅仅是一个科学项目。我们将其视为一个工程”,上萨瓦省(Haute-Savoie)小镇明齐耶(Minzier)的市长(无党派)热雷米·库尔莱(Jérémie Courlet)则如此主张。“一旦人们获得足够关于该项目的信息,他们就会感到担忧,”他说。国家公共辩论委员会(CNDP)团队成员克莱尔·布特卢普(Claire Bouteloup)问他:“这意味着信息越多,反对者就越多吗?”这位民选官员回答道:“我想是的”,并进一步提及了水资源问题。“目前有些市镇仍需依靠水罐车供水。这是一个核心议题。”事实上,未来环形对撞机(FCC)在运行期间每年将消耗约 190 万 立方米的水,相当于一座拥有 35 000 居民城市的年用水量。

安省热克斯(Gex)的市长(共和党)帕特里斯·杜南(Patrice Dunand)则赞扬了其所在省份真正的“CERN文化”:“相比其他人,我们对这类项目的担忧和先入之见可能少得多。”但他补充道,“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那些非次要因素保持同样的警惕”,他提到了住房问题,以及同样令民众“非常担忧”的水资源问题。

在本次公共辩论框架下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共记录了约 2500 名参与者(其中部分人员多次参加)。CNDP 成员、辩论主席大卫·舍瓦利耶(David Chevallier)承认,面对这次最后一次会议的出席人数,感到“有些失望”。但他也承认,“在当今环境下,很难对这样一个项目产生预见”,因为人们对法国、欧洲以及世界的现状存在诸多疑问。关于是否实施该项目的决定将由由包括法国和瑞士在内的 25 个成员国组成的 CERN 理事会做出。该决定预计最早将于 2028年做出,项目可能在 2040 年代中期启动。

法妮·哈迪(FANNY HARDY)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三人因利用光线激活神经元的技术获表彰

神经科学 —— 三位获奖者格奥尔格·纳格尔(Georg Nagel)、彼得·赫格曼(Peter Hegemann)和卡尔·戴塞罗斯(Karl Deisseroth)通过在光遗传学领域的研究,成功实现了对特定类别神经细胞的操控。

格奥尔格·纳格尔在德国维尔茨堡。HO / RUDI MERKL / VIA REUTERS

彼得·赫格曼在柏林,2021. UNI. ZU BERLIN VIA REUTERS

通过操控神经元来揭开大脑的秘密。正是因为开发出了光遗传学——一种能够实现这一壮举的极具巧思的技术,三位2026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于10月5(周一)获得表彰:他们分别是美国人卡尔·戴塞罗斯以及德国人彼得·赫格曼和格奥尔格·纳格尔。这一卓越且大胆的策略,其“超能力”源于基因工程与光学这两位“精灵”之间一次出人意料的契约,从而创造出这把既精准又强大的“光之仙女棒”。

卡尔·戴塞罗斯在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2021. JIM GENSHEIMER / AFP

其目标具有双重意义:一是理解大脑如何形成记忆、情感和行为;二是开发针对视觉障碍以及各种神经或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2021, 一名患有视网膜色素变性(一种影响全球近200万人的疾病)的首位失明患者,通过光遗传学治疗恢复了部分视力。

“这是一个所有专家都期待的、实至名归的奖项,”眼科医生何塞-阿兰·萨赫尔(José-Alain Sahel)欣喜地表示。他是巴黎视觉研究所的创始人兼前任主任,现就职于美国匹兹堡大学,并共同领导了针对该失明患者的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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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迷人的冒险

事实上,诺贝尔委员会此次表彰的是一场迷人的冒险。但在讲述这段经历之前,必须向一位远见卓识者致敬:1962年诺贝尔奖得主、DNA结构的共同发现者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早在1979年,他就预言,为了在脑研究领域取得进展,必须能够根据需求“开启”和“关闭”神经元。他补充道,为了实现这一点,“理想的信号将是光”。

2002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三位生物物理学家——彼得·赫格曼(Peter Hegemann)、格奥尔格·纳格尔(Georg Nagel)以及本次奖项中被严重遗忘的其中一人恩斯特·班贝格(Ernst Bamberg)宣布破解了一个秘密:一种单细胞藻类(莱茵衣藻)是如何向光移动的?他们发现,其细胞膜上有一种对光敏感的分子,即视蛋白(opsine)。这种蛋白形成了一个通道,在绿光照射下开启,从而允许正离子进入藻类细胞……这推动其向光照区域移动。

随后,在2003年,该三人小组描述了一种特殊的视蛋白,即通道蛋白-2(CR2),它仅在蓝光作用下开启。需要强调的是,人类的眼睛同样拥有视蛋白。巴黎脑研究所的生物物理学家兼神经生物学家克莱尔·维亚尔(Claire Wyart)指出:“但它们的功能与光遗传学中所使用的视蛋白截然不同。”

此时,美国精神病学家、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的卡尔·戴塞罗斯(Karl Deisseroth)及其博士后爱德华·博伊登(Edward Boyden)登场——后者是另一位被此次诺贝尔奖遗忘的人。“在发现德国团队的研究工作后,他联系对方以获取其视蛋白基因,”克莱尔·维亚尔讲述道。随后,他发起了一项挑战:将这一工具应用于脑回路研究。借助一种病毒,斯坦福团队成功将CR2基因引入培养中的小鼠神经元。这些细胞随后对光产生了反应!这项工作于2005年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e)杂志上。该论文被引用超过2100次,将这对美国搭档推向了舞台中心。

但如何仅针对想要控制其活动的特定神经元?这就是基因工程发挥作用的地方。研究人员将CR2视蛋白基因置于一个“基因地址”的控制之下,以便触达目标神经元。随后,他们将这一基因构建体引入一个“载体”——一种被处理成无害的病毒。一旦注入动物的眼睛或大脑,该病毒将感染神经元。只有那些被如此精准定位的神经元才会产生著名的视蛋白。

通过这种方法,斯坦福的研究人员在2007年成功激活了活体小鼠大脑中的神经元。更进一步的是,他们将该基因引入一种控制运动的神经元中。通过将光纤植入大脑并对其进行照射,他们成功控制了这些啮齿动物触须的运动。卡尔·戴塞罗斯将这项技术命名为“光遗传学”。接下来的任务是找到抑制神经元的方法。此时,一种古细菌登场,它拥有一种蛋白质,一旦被黄光激活,就会允许负离子进入神经元——从而将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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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创始人之争

“这项技术在实验室中迅速普及,因为所有条件在同一时间都成熟了:既有能将光敏分子基因递送到特定细胞中的病毒,也有能通过光纤将光引导至脑组织的 LED 灯,”巴黎工业物理化学高等学院的 Inserm 研究员亚历山大·穆罗(Alexandre Mourot)回忆道,他是 2012 年最早将光遗传学引入法国的人之一。“卡尔·戴瑟罗斯(Karl Deisseroth)非常聪明,他免费分享了自己的工具。他还曾在斯坦福大学开设研讨会以供培训,”他说道。

然而,这项技术很快成为了激烈的“创始人之争”的中心。2013 年,大脑奖(Brain Prize)因此将奖项授予了六位研究人员:除了 2026 年诺贝尔奖的三位获奖者外,还包括爱德华·博伊登(Edward Boyden)、恩斯特·班贝格(Ernst Bamberg)和格罗·米森贝克(Gero Miesenböck,英国牛津大学),后者是第一个证明可以用光控制神经元活动的人。尽管如此,克莱尔·维亚尔(Claire Wyart)指出:“真正发现光敏蛋白(opsines)运作机制的是彼得·海格曼(Peter Hegemann)。随后,卡尔·戴瑟罗斯与他合作对其进行优化,以开发神经科学领域的应用。”

具体有哪些应用?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的诺贝尔委员会认为,光遗传学在神经科学领域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旨在解码涉及记忆、恐惧、觉醒、注意力、奖励系统、昼夜节律调节、疼痛、运动、发烧触发,以及情绪失调或成瘾障碍等方面的神经回路……例子不胜枚举。

在重大发现中,卡尔·戴瑟罗斯的团队在 2012 年与日本人利根川进(Susumu Tonegawa)合作,成功激活了小鼠大脑中的一个记忆“印迹”(engramme)——这是一个负责存储记忆的神经回路,在本研究中与恐惧相关。

“成年人类大脑拥有约 900 亿个神经细胞,每个细胞与其他神经细胞形成数千个连接,”卡罗林斯卡学院解释道。“得益于光遗传学,研究人员现在能够精确地确定在复杂的神经束中,哪些神经细胞控制着不同的脑功能。”

该技术还允许对大脑之外的细胞功能进行绘图。同样是卡尔·戴瑟罗斯的团队证明了心率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例如,心脏负荷的增加可能会增强焦虑感。

医疗应用方面进展如何?这家瑞典机构补充道,光遗传学“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等精神和神经疾病的独特特征”。

目前,最显而易见的挑战是恢复视力,因为眼睛是大脑中唯一能直接接触光线的部位。在这方面,先驱之一是来自瑞士巴塞尔弗里德里希-米舍尔生物医学研究所的瑞士医生兼数学家博通德·罗斯卡(Botond Roska)。2010 年,他与时任巴黎视觉研究所所长的何塞-阿兰·萨赫勒(José-Alain Sahel)团队共同发表了一项研究,展示了如何恢复盲鼠光感受器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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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景

2021年,该团队取得了一个关键突破:在一次临床试验中,首位患者接受了这项技术治疗。该患者因视网膜色素变性(一种破坏视网膜光感受器细胞的疾病)而失明,通过在视网膜中植入一种视蛋白,并在佩戴发射光线的特制眼镜后,他能够分辨并抓取桌面上的物体。关于该试验的后续进展,“针对十名患者的结果预计很快将公布”,约瑟-阿兰·萨赫尔(José-Alain Sahel)透露道。

事实上,通过光遗传学所实现的发现开启了一系列更为广泛的治疗前景。目前,直接对人类大脑采取此类操作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颅骨无法让光线通过。“但凭借在动物身上获得的知识,我们可以开发非侵入性技术,例如经颅磁刺激或超声波,以针对各种神经系统或精神疾病中功能失调的电路,”克莱尔·威亚特(Claire Wyart)肯定地表示。

埃尔韦·莫兰(HERVÉ MORIN)

与 弗洛伦斯·罗齐耶(FLORENCE ROSIER)

望远镜(TÉLESCOPE)

古生物学

通过DNA发现牦牛的一种已灭绝近亲

通过在西伯利亚丹尼索瓦洞穴及周边遗址发现的骨骼碎片中的DNA痕迹,研究人员鉴定出一种此前未知且现已灭绝的牛科物种。由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洛夫·达伦(Love Dalén)领导的国际团队进行的基因组分析表明,该物种是牦牛的近亲。这两个物种在400 000年前开始出现分化,并在250 000年前正式分离。重建的20个基因组显示,在大约120 000年前的间冰期,该物种出现了遗传多样性的丧失——仿佛这种气候变暖损害了这种适应寒冷环境的动物。最晚的样本可追溯至27 000年前,研究人员估计该物种(尚未命名)在此后不久便灭绝了。

» J. Oppenheimer 等,《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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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学 嗜乳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根据法国国家农业、食品与环境研究院(Inrae)的一项研究,金黄色葡萄球菌(导致人类和兽医学中许多感染的病原体)的特性取决于其生长环境。在乳制品环境中,该细菌会将牛奶蛋白整合到其细胞膜中,使其厚度比在血清中生长时厚三倍。此外,牛奶中的脂质会刺激色素的产生,从而导致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毒力增加,且对氧化应激的抵抗力增强。研究人员的实验表明,当这种细菌在牛奶中生长时,对治疗乳腺炎(乳腺感染)所开具的抗生素具有更强的耐药性。这可能是治疗此类感染时一个需要考虑的参数。

Léguillier 等,《通讯生物学》(Communications Biology),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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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 发现一颗“第二代”行星

“第二代”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认为,他们观察到了一颗由一颗处于生命末期的恒星所抛出的物质形成的行星,这将是一个首次发现。天文学家基于哈勃空间望远镜收集的关于白矮星 HS 0209 + 0832 的数据开展研究。该白矮星拥有一个化学特征极其异常的大气层。通常情况下,白矮星(即耗尽燃料后坍缩的恒星核心)会吸引邻近行星的物质。这种反映轨道行星信息的化学特征通常由岩石组成元素(如硅和铁)主导。研究人员指出,此次氦的存在以及地球类岩石元素的缺失表明,该白矮星正在吸积来自一颗气态巨行星的物质。

J. Williams 等,《自然·天文学》,10月5日

尿液检测将改善膀胱癌诊断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和帕洛阿尔托医疗中心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诊断膀胱癌的新方法。这种尿液检测还可以预测免疫疗法或化学疗法的有效性,并评估治疗反应。与血液和尿液活检通过寻找 DNA 中与癌症相关的突变不同,该检测直接测量由肿瘤细胞释放的信使 RNA。其优势在于,RNA 反映了癌细胞正在积极使用的基因,从而能够在确认肿瘤存在的同时,捕捉其行为特征。该研究基于 683 份患者尿液样本,正确检测出了 95 % 的癌症。

K. Liu 等,《自然·医学》,10月2日

自 1970 年起 | 自 1988 年起< / > 自 1995 年起< / > | STAI(状态-特质焦虑量表):40 个评估焦虑的问题。< / > PSS-10(感知压力量表):10 个评估慢性或近期压力感的问题。< / > DASS(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版包含 21 个评估综合症状的问题。< / > | # 研究人员探讨的六项缓解压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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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被动员起来:心率和血压升高,出汗增加,压力激素轴的激活可能导致一种名为皮质醇的激素水平上升。

在世界各地,研究人员正在探索简单且快速的舒缓实践,同时并未淡化其在科学上的局限性。事实上,目前尚未发现单一的压力生物标志物。为了界定紧张状态,这些科学家增加了对身体及其内部的定量测量,并要求在这些实践前后填写心理测量自评问卷。

这些研究通常规模较小且资金有限,在科学上存在局限性。“它们基于概念验证,即所谓的‘效应信号’,但如果要达到药物工业所要求的证据水平,则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托马斯·西米洛夫斯基(Thomas Similowski)解释道。这位就职于巴黎皮蒂耶-萨尔佩特里尔医院(Pitié-Salpêtrière)的肺科医生,同时也是索邦大学健康学院的教授,他在临床上观察到了某些微行动的舒缓效果,从呼吸控制到温情的触碰,以及冥想的实践。“这些方法并非治疗手段,但其目标是提供舒适感和预防,”他指出,“由于没有明显的利润驱动,这些研究很难获得资金支持。”

许多科学家利用这些方法帮助患者更好地管理压力。但这里探讨的是对健康人群的影响。然而,针对健康人群研究的科学权重较低。“这些面向普通人群的实践,其效果在统计学上可能被定义为‘轻微到中等’,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无效,”儿童精神病学教授兼流行病学研究员塞德里克·加莱拉(Cédric Galera,就职于查尔斯-佩伦医院、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Inserm 及波尔多大学)观察到,“这种真实的效果在某些个体身上更为显著。”

以下是研究人员探索的六条路径概览,可作为减轻日常压力的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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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呼吸

呼吸控制是一种舒缓的练习,在数百年前的印度文献中便有记载。这种方法人人皆可实践,其核心在于放慢呼吸速度,使其与心率保持一致。

“最理想的方式是在呼吸时鼓起腹部,以获得更好的呼吸幅度,”托马斯·西米洛夫斯基(Thomas Similowski)指出。以每分钟六次呼吸的速度,即五秒吸气、五秒呼气为一个周期,“身体内部会产生一种共振现象,”这位致力于对抗呼吸道疾病的呼吸基金会(Fondation du souffle)联合创始人继续说道。“迷走神经的两条调节波——一条是与脑干相关的直接调节波,另一条是与血压调节相关的间接调节波——会达成同步。副交感神经系统(身体的生理制动器)的活动被最大化,从而瞬间减缓心率并降低皮质醇水平。”由阿尔勒瓦尔(Allevard,位于伊泽尔省)温泉中心开发的一款名为 Respirélax+ 的免费呼吸引导放松应用程序,自 2012 年推出以来已被 400 万人下载。

托马斯·西米洛夫斯基补充道,为了获得更强的舒缓效果,最好优先选择鼻腔呼吸。这样经过加热和加湿的空气“能保护深层肺部免受 90 % 的杂质侵害,并刺激直接连接到大脑的嗅觉纤毛。这种机械耦合增强了呼吸控制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香港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筛选了 31 篇针对 1000 多名健康人士进行定量测量的出版物。他们于 2024 年发表的元分析强调,这种练习能降低收缩压,且心率在每次跳动之间的波动更大,这标志着更好的适应能力。作者表示,通过自我问卷测量的压力缓解效果则“较为有限”,且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这些练习应当在综合医学中找到其位置以起到缓解作用,但必须注意不要过度宣传或过度依赖,”托马斯·西米洛夫斯基补充道,“它们为应对焦虑情况提供了宝贵的支持,但不能替代医疗方案,也无法治愈躯体疾病或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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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运动

在欧洲,室内运动的订阅用户已超过 75 百万,跑步演变为“联网跑步”并吸引了四分之一的法国人口……体育锻炼的兴起反映出部分人群对健康和福祉日益增长的追求。

自 1985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美国)的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教授发表关于运动心理学(exercise psychology)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大量科学研究证明了运动在减轻压力和焦虑方面的作用。一项新发现是:近期的研究强调,无需进行数小时的练习即可感受到放松。

健身车、爬楼梯……两项分别于 2015 年(Ensari 等)和 2024 年(Weinstein 等)发表的元分析表明,单次体育锻炼即可适度减轻焦虑。兰斯大学(马恩省)体育活动心理学教师兼研究员、前 1500 米专项专家法比安·勒格朗(Fabien Legrand)指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必须进行耐力活动。但现在我们知道,即使是时间较短、强度较高的肌肉强化训练或尊巴舞(zumba)同样有效。”

一项针对一小组健康 20 多岁年轻人的研究(Ginty 等,2026)表明,在达到最大心率 70 % 的情况下进行 10 分钟的剧烈运动具有镇静效果。“我们可以通过用 220. 减去年龄来估算最大心率。在 53 岁时,我的最大心率大约在每分钟 170 到 175 次之间,” “我为心理健康而运动”(Je bouge pour mon moral)协会的科学顾问法比安·勒格朗介绍道。

在运动过程中生物学上发生了什么?2024年的元分析作者写道:“脑血流量的增加使大脑获得更好的灌注。某些神经激素反应(如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会产生一种觉醒状态。运动还会导致 β-内啡肽和血清素水平升高,这些大脑化学分子与愉悦感、平静感以及情绪调节密切相关。”然而,目前还没有绝对的定论。“在科学文献中,这些生物路径中每一个单独的证据尚不够充分。更应将其视为这些生物学变化的综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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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选定的音乐

我们在面对音乐时并非完全平等。超享乐主义者(hyperhédoniques)对听音乐有近乎强迫性的需求,而快感缺失者(anhédoniques)可能拥有极佳的感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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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法并非治疗手段,但其目标在于舒适感与预防”

塞德里克·加莱拉(CEDRIC GALLERA)

儿童精神病学教授

及流行病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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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心理测量自评问卷

来源:《世界报》• 《世界报》信息图,劳拉·贝洛(Laure Belot)、奥德雷·拉加德克(Audrey Lagadec)

音乐性的,但与其它快感不同,他们无法获得聆听的快感。然而,对于所有人来说,音乐的效果都是惊人的。“在不到两秒钟的时间里,人类能够理解一段曲子的情感效价,即它是为了带来快乐、悲伤还是宁静而创作的,”意大利神经科学家劳拉·费雷里(Laura Ferreri)指出。

2019年,这位目前就职于意大利帕维亚大学的研究员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进行研究期间,提供了关于大脑化学机制的首次因果证据:多巴胺直接主导着音乐快感。此外,她补充道,“如果我们聆听最喜欢的曲子中的一段片段三十秒,我们可能会产生战栗感。”

音乐并不能阻止压力的出现,但它能像一个强大的加速器一样,促使人快速恢复平静。在放松音乐的节拍下——最有效的节拍在每分钟60到80次之间——唾液 $\alpha$-淀粉酶(交感神经系统活动的标志物)和呼吸性窦性心律不齐(副交感神经系统活动的标志物)恢复到静息状态的速度,明显快于该个体保持静坐沉默的情况。一项汇总了104项临床试验的荷兰元分析(De Witte et al., 2020)证实了此前2004年的一项研究。在短时间内(根据研究不同,为5到15-20分钟),单纯的音乐在生理和心理层面都具有显著的抗压效果。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神经交响曲》(La Symphonie neuronale, HumenSciences, 2020)一书的合著者芭芭拉·蒂尔曼(Barbara Tillmann)指出,大脑是“音乐感知的内隐专家”。她解释说:“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音乐动员了一个庞大的、相互作用且同步的脑区网络。除了听觉区,它还调用了例如运动区、情感回路和奖励系统。”这位专家继续说道:“音乐情感部分产生于预期与惊喜之间持久的博弈。确认、挫败或重新引导听者的预测,创造了音乐上的表达时刻和情感。”

2020年元分析的作者指出,“考虑到音乐干预成本低且无副作用,音乐适度的镇静效果对于压力相关问题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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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令人安心的身体接触

将舒适的靠垫抱在怀中,接受来自善意之人的抚摸,或者盖上一条加重毯等。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安心触碰所带来的益处,如今已在科学上得到认可。

德国心理学家朱利安·帕克海泽(Julian Packheiser)在 2024 年与荷兰皇家科学院阿姆斯特丹社会大脑实验室(Social Brain Lab)团队共同主导了该领域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综合研究之一。该研究发表在《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杂志上,汇总了 210 多项国际研究,共有近 13 000 名成年人、儿童和新生儿参与。主作者表示,在接受静态或动态的善意触碰后,“在成年人和儿童身上出现了三种尤为显著的效果”,并引用为“疼痛减轻、压力和焦虑降低”。例如,接受皮肤接触的新生儿体重增加更多,且其代谢能更好地调节皮质醇水平。

1945 年,奥地利裔美国精神科医生勒内·斯皮茨(René Spitz)率先对在公共机构中成长、缺乏母亲照顾的婴儿所处的恶劣状况发出了警告。他当时并未具体提到触觉的缺失。直到 1980 年代,迈阿密(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儿科学教授蒂法尼·菲尔德(Tiffany Field)才对早产儿开展研究。她在 1986 年发表的论文显示,那些每天三次、每次 15 分钟接受抚摸刺激的婴儿,其体重增加比对照组高出 47 %。

1999 年,研究迎来重大转折,三位瑞典神经生理学家发现了皮肤中存在一种此前未知的传感器——对轻柔抚摸敏感的 C-触觉纤维(C-tactile fibers)。“与那些能让我们精确感知被触碰位置和方式的快速神经纤维不同,这些缓慢且无髓鞘的纤维参与触觉的情感维度,将信息传递至如岛叶等大脑区域,”

心率(次 / 分钟)

血压\*,单位:毫米汞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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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中,坐姿静观 14 分钟并步行 16 分钟可降低皮质醇、脉搏和血压

马赛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神经科学家罗谢尔·阿克利(Rochelle Ackerley)评论道,她曾在瑞典哥德堡的该先驱实验室工作五年。

作为国际情感触觉研究协会的现任主席,这位科学家正在探索另一条路径:通过身体压力进行自我安抚。德国研究员阿尔约沙·德赖索纳(Aljoscha Dreisoerner)在维也纳大学也采取了这一方向。在他的首篇论文中,他要求成年人在闭眼状态下,“一只手放在心脏位置,另一只手放在腹部,专注于这一动作带来的温暖和压力”。他强调,这种自我触碰“对于随后承受压力的人群在唾液皮质醇分泌方面产生了非常显著的缓冲作用”。该研究员及其团队正利用可穿戴设备在真实生活条件下继续进行实验。“这些工作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朱利安·帕克海泽评论道,“但这种实践的便捷性和低成本使得这一路径极其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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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或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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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之中

在公园里坐坐,在森林中散步,凝视天空、大海或乡村……许多城市和乡村的居民本能地知道这种能让人平静的习惯。芝加哥大学(伊利诺伊州)心理学教授、《自然与心智》(*Nature and the Mind*,Simon & Schuster,2026, 未译)一书的作者,研究员马克·伯曼(Marc Berman)阐述道:“当你身处自然之中,大部分的自然刺激具有一种‘温和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它们很有趣,但还没到能完全占据你全部注意力的程度。”

环境神经科学、心理学和流行病学领域的专家们捕捉到了这种轻微的漂浮状态,并对其进行了生理和心理研究。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项综合研究于今年5月发表在在线期刊《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该研究包含30项元分析,涵盖了超过3800项初步研究,涉及1000万名参与者。根据其结论,接触自然在统计学上能显著降低心率,减轻焦虑感和易怒感,同时增加放松感和幸福感。一项针对14项研究的元分析(Meredith et al., 2020)指出,只要在绿地中坐着或行走10到20分钟,就能测量到平静效果。

从美国人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 1822-1903)的先驱直觉开始——他是1857年纽约中央公园的景观设计师,他认为“自然景观在激活精神的同时能使其平静”——随后发展出了多种理论。由密歇根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芬·卡普兰(Stephen Kaplan)和瑞秋·卡普兰(Rachel Kaplan)于1995, 发表的“注意力恢复理论”认为,我们的注意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可以通过自然环境得到恢复。研究员兼建筑师罗杰·S·乌尔里希(Roger S. Ulrich)的“压力减轻理论”则认为,面对自然时,我们拥有一种与交感神经系统抑制相关的先天平静感。

在亚洲,研究人员自21世纪初以来一直在实验另一种实践:森林浴(Shinrin-yoku)。一项被广泛引用、由日本教授宫崎佳文(Yoshifumi Miyazaki)和韩国教授朴范镇(Bum-Jin Park)于2009年在日本24片森林中针对280名年轻男性参与者开展的研究表明,在自然环境中,14分钟的静坐凝视和16分钟的行走能显著降低皮质醇水平、脉搏和血压,其效果远高于在城市中的相同情况。

流行病学家塞德里克·加莱拉(Cédric Galera)曾于2025发表一项备受关注的研究,该研究针对25 000人,表明居住在植被极少的社区与更多的心理困扰相关。他对此持有细微的区分观点:“接触自然,同时也意味着脱离压力巨大的城市环境、屏幕和工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自然空间为减少其他压力源提供了有利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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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正念冥想

有些人一开始就声称冥想不适合自己。研究这种所谓“正念”实践的科学家们证实:独自练习并不适合所有人,建议在专业指导下进行。

里昂 Inserm(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研究主任安托万·吕茨(Antoine Lutz)解释说,与放松训练或呼吸练习不同,这些实践是“内省的工具”。神经科学家、临床心理学家兼巴黎 Pitié-Salpêtrière 医院 Inserm 研究单位关联成员索菲·拉沃(Sophie Lavault)补充道:“我们的前额叶皮层比其他动物物种发达得多,在压力之后会启动‘问题解决’模式,这就是我们倾向于反刍思考的原因。正念练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放空’,而是通过保持距离来观察自己的内心运作。”

美国人乔·卡巴金(Jon Kabat-Zinn)是一名分子生物学家,他通过 1990 年在美国出版并于 2009 年在法国翻译出版的著作《风暴中心的正念》(*Au cœur de la tourmente, la pleine conscience*,De Boeck 出版社)将这一实践推向全球。这位先驱从佛教传统的冥想实践中汲取灵感,并将其改编为非宗教的医疗框架。在他 1979 年于马萨诸塞州创立的减压诊所中,他针对冥想对慢性疼痛、压力和焦虑的影响开展了大量先驱性研究,但由于缺乏参与者或对照组,这些研究在统计学上较为薄弱。安托万·吕茨讲述道,自那时起,“乔·卡巴金的严格定义已经演变,以涵盖一系列实践方式”。

因此,坐禅冥想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它允许人们将自己的想法解读为短暂的事件,而非现实的准确反映。慈悲冥想则以更积极的方式,通过产生利他主义来引导个体改变其思维内容。此外,还提供了身体扫描(body scan)实践(将注意力依次集中在身体的不同部位),以及正念行走(mindful walking)实践(个体在行走时专注于脚部的身体感觉以及与地面的接触)。

2024 年,亚历山德罗·斯帕拉乔(Alessandro Sparacio)及其同事在美国、英国、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37 个地点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研究,以测试不同 15 分钟实践的有效性;2200 名平均年龄为 22 岁、此前未进行过冥想的年轻人,在智能手机专业音频录音的引导下进行了练习。结果观察到感知压力在统计学上有显著降低,其中身体扫描是最有效的实践方式。“然而,该研究尚不能得出压力慢性减轻的结论,也不能证明益处在

[⚠ 低质量翻译,建议复核] ## 运动与自然洗礼:测得的舒缓效果

运动:实验原理

体育锻炼对压力具有缓冲作用

森林浴:与城市散步在舒缓效果方面的对比

压力荷尔蒙:唾液皮质醇水平,单位:微克 / 分升

心率变异性\*\*,单位:毫秒平方

\* 收缩压;\*\* 自主神经系统通过调节心率进行适应的方式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Sinty et al., 2026);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Bum Jin Park et al., 2009

“……时间”,现就职于新加坡公共研究机构(A STAR)的亚历山德罗·斯帕拉乔(Alessandro Sparacio)警告道。安托万·卢茨(Antoine Lutz)对此表示赞同。这位研究员是 2022 年发表在《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一项研究的作者之一,该研究表明,为期八周的练习不足以引起大脑结构的解剖学改变。“诸如前额叶区域增厚或杏仁核反应性的持久降低等改变,需要更强烈的练习‘剂量’,或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的长期练习,正如在资深冥想者身上观察到的那样,”这位科学家总结道,并建议那些初步感受到舒缓效果的人进行规律练习。

劳尔·贝洛(LAURE BELOT)

展览

几何的多种形态

通过“色彩抽象”展,位于巴黎的亨利-庞加莱研究所让参观者面对数学模型的奥秘

在“色彩抽象”展览的框架下,一件奇特的木雕物件在庞加莱之家(巴黎 5°)迎接我们的到来。它的形状像一只被竖起来的简陋船壳。它被拍摄在两种水绿色调的背景之上。除了贴在物件本身上、写着数字 377 的标签外,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其功能或制造背景的线索。

在亨利-庞加莱研究所(IHP)的馆藏中进行一次简短的在线搜索,我们得知物件 377 是一个抽象概念、一个几何概念的物质呈现:“一个正对着三条直线的曲面,这三条直线上的三个点以恒定的相互距离在三个矩形平面内运动。”该物件制造于 1914年,属于由数学艺术家约瑟夫·卡隆(Joseph Caron,1866-1944)塑造并由 IHP 保存的模型系列。

这些数学人工制品是几何教学与绘图紧密相连时代的遗迹,它们启发了瑞士艺术家佐伊·迈耶(Zoë Meyer)和莱娜·阿穆阿特(Lena Amuat)。自 2009年起,她们走遍欧洲的大学科学馆藏,为这些雕塑拍摄照片。其流程始终如一:首先通过研究工作识别模型,然后思考与之匹配的背景颜色,最后携带移动摄影工作室前往保存地。她们名为“Artefakte und Modelle 2009-2026”的系列包含 200 幅印相作品。此次展出至 24 日 12 月的精选作品中,IHP 的馆藏占据了重要地位。

新的光环

对于佐伊·迈耶来说,“这种方法几乎类似于考古学”,因为有时她需要从覆盖着灰尘的盒子中,取出那些沉睡了近一百年的模型。这些物件的意义有时被笼罩在神秘之中。科学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布雷申马赫(Frédéric Brechenmacher)坦言,面对它们时,人们经历的是一种“让人想起面对废墟的审美体验”,人们忘记了它们的起源,而专注于其美感。通过选择抹除所有与科学背景相关的参考,这对艺术家组合赋予了这些人工制品一种新的光环,给外行人的想象力留下了空间。

在展览的第二个展厅中,一个展柜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它让人觉得数学模型尚未走到尽头。那里展示了一个三叶结、一个康威结和一个交织结,它们是通过一种出人意料的技术制作的:钩编。这些作品出自数学家、IHP 前主任西尔维·本佐尼(Sylvie Benzoni)之手,她实践的是拓扑钩编。在这里,其目的同样是通过操作来面对物质,并深化对一个概念性学科的理解。

莱斯利·莫金(LESLIE MOQUIN)

“色彩抽象”展,庞加莱之家,巴黎 5 $^{e}$ 皮埃尔-和-玛丽-居里路 11, 号。展至 24 日 12 月。全价票:10 €;优惠票:5 €。

LIVRA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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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 《处于高度监控下的我们的大脑》

如何从护理或治疗转向监控,甚至转向控制?对于巴斯德研究所荣誉研究主任、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伦理委员会成员凯瑟琳·维达尔(Catherine Vidal)而言,现在迫切需要对此进行反思。这部展示了神经科学飞速进步的著作,是对人们保持警惕的一次呼吁。因为那些旨在让失去语言或行走能力的人重新说话或行走而开发的技术,同样可以被那些怀有不那么高尚意图的意识形态势力或商业势力所利用。

凯瑟琳·维达尔著,Dunod出版社,128页,16.90 €

一部获奖的科学视频曾被AI修改

2023年,著名的索尼世界摄影奖(Sony World Photography Award)获奖者亲自透露,其获奖照片是由人工智能(AI)创作的,这引发了关于AI时代图像地位的激烈讨论。每年举办显微成像大赛的尼康(Nikon)公司现在陷入了类似的情况:9月15日获得奖项的一段展示肺细胞表面纤毛摆动的视频,据称经过了AI增强。该比赛的获胜者、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宁旭(Ning Xu)承认,他将最初获得的灰度视频的上色工作交给了人工智能。但他直到生物学家公开对其中出现的异常细胞结构表示惊讶后才透露此事。这些结构是AI“幻觉”的结果吗?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宁旭应当公布原始数据,以确保该文件的科学完整性。(照片:宁旭 / NIKON SMALL WORLD)

一万步及更多

3-4岁儿童:行走冠军

作者:桑德琳·卡布(SANDRINE CABUT)

他们会成为身体活动方面的典范吗?无论如何,3-4岁儿童在每日步数上完胜成年人:一项大规模国际研究显示,平均步数为18,500步。这项在44个国家开展的研究结果于9月29日发表在《柳叶刀-儿童与青少年健康》(The Lancet Child & Adolescent Health)杂志上。

众所周知,幼儿期是建立健康资本的关键阶段。文章作者(前两位作者为塞维利亚大学的Jesus del Pozo-Cruz和Rosa Maria Alfonso-Rosa)强调:“从出生到5岁的这段时期,对于奠定儿童最佳生长和发育的基础至关重要。”

2019年,为了应对儿童肥胖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针对5岁以下儿童在屏幕时间、睡眠和身体活动方面采取了建议。1岁以上的儿童每天应至少活动三小时,并限制久坐时间:除睡眠外,不要让他们在婴儿车、推车、背带中连续停留超过一小时……或坐得太久。

但客观而言,他们的活动水平如何?文章作者指出,到目前为止,可用数据主要来自高收入国家城市环境的研究,且许多数据已超过十年。为了获得更具普适性的参考值,Sunrise研究应运而生。该研究在所有大洲的44个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中,招募了3570名3-4岁儿童(1755名男孩,1815名女孩)。他们全天候佩戴加速度计,持续至少三天,以量化其活动的强度和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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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维创下 25 000 步纪录

结果显示:日均步数为 18542 步,4 岁儿童的步数略高于 3 岁儿童(差距约为 1400 步)。男孩比女孩更活跃。低中收入国家和农村地区的日步数高于富裕国家和城市地区。

这些平均值掩盖了巨大的差异。在十几个国家(包括葡萄牙、喀麦隆、苏格兰、印度和垫底的斐济,后者日均步数约为 2 000 步),3-4 岁儿童的日步数低于 10 000 步;而另外十几个国家(摩洛哥、肯尼亚、斯里兰卡……)的日步数则至少达到 20 000 步,其中马拉维创下了 25 000 步的纪录。法国未参与此次国际调查。“看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运动量方面能达到这样的程度,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塞巴斯蒂安·拉特尔(Sébastien Ratel)兴奋地表示。这位克莱蒙-奥弗涅大学的运动生理学研究员兼教授进行了计算:根据美国研究人员的估算,3-4 岁儿童的步幅约为 40 厘米,这意味着参与研究的儿童平均每天行走近 7,5 公里。这一距离相当于一名成年人每天行走 10 000 步!

这一结果之所以更加令人瞩目,是因为正如塞巴斯蒂安·拉特尔所强调的,幼儿行走的能量成本明显高于成年人:前者每公斤体重每行走一米需消耗 6 焦耳,而后者仅为 4 焦耳。“当然,在这个年龄段,活动远非线性。它是间歇性的,伴随着加速、减速和方向改变……但这些结果表明,这些幼儿在活动阶段之间能迅速恢复,这在 10 岁以下儿童身上已经得到了证实,”拉特尔教授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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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之谜 - 第 114 期

每周,数学家米卡埃尔·劳奈(Mickaël Launay)都会为您提供一个问题。轮到您尝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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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诺与菲莱蒙

菲莱蒙的问题在于,他总是把所有东西搞混!因此,如果您想约他在 14 h 30 见面,您永远不知道他会在 13 h 40、3 h 41、14 h 03 还是由数字 1, 4, 3 和 0 这四个数字排列组合而成的其他时间到达。因此,最稳妥的方法是始终约他在一个无法混淆的时间,比如 14 h 44。尽管他行为古怪,但菲莱蒙不会想到在 41 h 44 到达,因为这个时间并不存在。而艾莉诺的问题在于,她无法忍受重复。您不可能约她在 14 h 44 见面,因为这个时间有一个无法忍受的缺陷,即数字 4 重复了三次(多了两次)。如果您不想被她放鸽子,就必须约在一个没有重复数字的时间。例如,13 h 40 就很完美。另外请注意,艾莉诺的手表以四个数字显示时间,如果您约她在 7 h 30,您很有可能见不到她,因为 07 h 30 中有两个 0。然而,您的问题是,您坚信如果能为菲莱蒙和艾莉诺安排一个共同的约会时间,他们一定会相处得非常愉快。

▶ 在一天(或一晚)中的哪个(些)时刻,让他们见面才有可能?

提示

.00 h 02 tnava ecnadnoder snas te elbaegnalém non ertê elle-tuep erue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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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3 号谜题解答

第一个解在对称意义上是唯一的。可以通过试错法,或者通过我们将在下一题中详细介绍的方法来找到。第二幅图共有 17 个正方形:12 个小正方形(1 × 1)和 5 个大正方形(2 × 2)。在对称或旋转意义上,每根火柴都处于位置 A、B、C、D 或 E(见图)。例如,有 8 根火柴处于位置 D,它们构成了中央大正方形的轮廓。可以观察到,移除位置 A 的一根火柴会使 2 个正方形(一个小正方形和一个大正方形)消失。移除位置 B 或 C 的一根火柴同样会使 2 个正方形消失,而移除位置 D 或 E 的一根火柴则会使 4 个正方形消失。既然需要使

8 个正方形消失,那么移除的两根火柴必须处于位置 D 或 E。然而,它们不能有共同的正方形:如果移除两根 D,它们都参与构成了中央大正方形,因此实际上只有 7 个正方形会消失。同样,可以验证两根 E 必然有一个共同的正方形。因此,必须恰好移除一根 D 和一根 E。在移除一根 D 火柴后,可以发现四个 E 中只有其中一个与它没有共同正方形,从而得出下面的解(在旋转或对称意义上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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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助力 AI 巨头的形象塑造

数学很少登上头条。然而今年夏天,当人工智能宣布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甚至解决了七个“千禧年大奖难题”之一的纳维-斯托克斯(Navier-Stokes)问题时,数学出现了。

我本该感到高兴。但我的反应却更为复杂。如果我不能亲自理解一个定理,那么即使它被证明是正确的,甚至经过计算机验证,我也并不怎么感兴趣。我相信我的同事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同样的反应。定理不是奖杯。它的价值在于通往定理的路径,在于它所连接的思想,以及它所揭示的图景。

然而,媒体的呈现方式几乎总是讲述另一个故事。在媒体笔下,数学变成了一系列极难的挑战,而人工智能则是最终解决这些挑战的天才学生。然而,从事数学研究并非为了追逐几个被认为重要的难题。数学既不能简化为其效用,也不能简化为一张待征服的巅峰清单:它首先是一门理解的艺术。我的老师之一曾说:“我忘记了定理的表述,但我记得其中的音乐。” 18 世纪的丰特内尔(Fontenelle)则以另一种方式表述:“在数学中,发现的艺术比大多数被发现的事物更为珍贵。”

数学家在这一误解中也承担了一部分责任。通过为某些问题设立丰厚的奖金,我们助长了这样一种形象:数学就像一场比赛,只要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即可。媒体关注的是奖金金额、获胜者和壮举,而很少关注证明过程让我们理解了什么。

现在,又跨出了一步。拥有巨额资金的 AI 巨头们,在没有直接商业利益的问题上部署了数以千计的人工智能代理。他们对数学结果感兴趣,仅仅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这些问题成了他们炫耀权力的试验场。长期以来相对免受金钱权力影响的数学,现在正被金钱入侵。这个词或许过于激进,但我确实感受到了一种形式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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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其工作

然而,我并不想将其简单地漫画化。最近,关于六维球体几何问题的一个非常冗长且技术性极强的证明(由 Claude 生成),被一位同事(人类!)用 25 页更易读的内容重新表述了一遍。他在利用 ChatGPT 的同时,从中提取出了核心思想。机器生成了文本,而数学家将证明过程“人性化”了。这究竟是翻译还是新的进展?界限正变得模糊。

在我周围,人们的反应从拒绝到热情不等。一名年轻的博士拒绝接受这种“空降”的证明:他必须构建自己的思考方式。另一人则提到生态成本。还有一些人渴望探索这种全新的研究方式。但最深切的担忧主要来自那些初学者。对于一名怀疑机器能在几小时内完成其博士论文内容的博士生,该如何引导?如果高中生在 Instagram 或 TikTok 上看到计算机独立完成了那些被呈现为“数学家工作”的任务,又该如何激发他们的志向?

仅仅依靠机器去验证机器的定理是不够的。数学界必须重新定义其工作,尤其是要更好地解释其工作。我们需要告诉媒体、学生和公众,从事数学研究并不是为了更快地解决日益困难的习题,而是学习去观察那些无论是人类还是机器都尚未察觉的事物。

艾蒂安·吉斯 (Etienne Ghys)

数学家,法兰西科学院常任秘书,里昂高等师范学院 (ENS Lyon)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研究主任。

etienne.ghys@ens-lyon.fr

盆腔器官脱垂不应再成为一个令人难堪或禁忌的话题

评论 - 四十名议员及 POP France 协会主席呼吁打破相关女性的孤立状态,并重新思考诊疗流程

在 2026 年,医学禁忌仍使部分女性陷入孤立和本可避免的痛苦之中。盆腔器官脱垂(POP)便是如此。它严重损害了患病女性的身心健康,且这些女性还面临着信息匮乏和缺乏关注的困境。

“盆腔器官脱垂”一词是指一个或多个盆腔(即小骨盆)器官下移至阴道。最常见的情况影响到膀胱、子宫和直肠。根据 2023 年 11 月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会杂志》(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上的一篇文章,大约每两名女性中就有一名患有 POP,但未必能感受到不适。然而,在较晚阶段,器官可能会在处女膜水平形成凸起或突出。

这种有症状的脱垂形式绝非边缘情况。正如 2024 年发表在《BMC女性健康》(BMC Women's Health)上的一项英国研究所示,许多女性由于尴尬或缺乏认知而放弃就医。因此,根据不同方案的医学流行率估算差异很大——患病女性比例在 3 % 到 11 % 之间——该现象的实际规模被低估了。

此外,一种误解依然存在:严重的脱垂仅影响老年人。然而,年轻女性,包括 30 岁以下甚至青少年,也可能面临这一问题。

有症状的脱垂通常是不可见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会带来诸多致残性后果。它会导致持续的不适感、沉重感、压迫感、牵拉感,以及一种“所有器官随时可能脱出体外”的感觉。尿路和消化系统紊乱十分常见。

除了这些症状,患病女性被留在孤独之中的现状也增加了巨大的心理痛苦。根据哈恩大学(西班牙)在 2024 年进行的一项国际综合研究,25,8 % 的患病女性表现出抑郁综合征,28 % 表现出焦虑症状。从 POP France 协会成员那里收集的证词显示,这种痛苦程度可能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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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培训

因为盆腔器官脱垂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私密生活、家庭、社交以及职业(导致大量病假和被迫转岗),并对自尊心、身体认同感和母职产生影响,这往往导致相关女性陷入孤立。

社会和政界不应将脱垂问题视为一个私人的、边缘的议题。其患病率及其影响使其成为了一个公共卫生议题。脱垂的身体表现处于女性身体私密部位的核心。

在医疗界,有些人倾向于淡化或轻视这一主题,这与这些女性的现实脱节。

然而,我们仍深受父权制影响的主流文化,继续将这种私密性幻想化和浪漫化,掩盖了有时极其残酷的生物学现实。

这种规范可能会产生羞耻感,患者会认为自己面临着一种异常——而且是具有贬低性质的异常。这个问题每天都在被承受,但在家庭领域经常被噤声。更严重的是,由于同样的尴尬,这个问题在面对医疗人员时也被掩盖。在这些医疗代表中——由于缺乏对该议题的足够培训——有些人倾向于淡化或轻视这一主题,这与这些女性的现实脱节,她们的残障虽然不明显或完全不可见,却彻底改变了她们的生活。

如今,不同的治疗方法可以限制脱垂的发生及其程度。在支持患者方面,一些从业者已经开展了模范工作。

但整个医疗专业群体都需要针对这一特定疾病接受更多培训。盆腔健康必须被纳入产前和产后咨询以及预防检查中。

根据 2024年 9 月的一项法令,脱垂用子宫托(旨在纠正子宫移位的医疗设备)已可报销,这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但其更换机制过于僵化,无法应对这种演变剧烈的病症。因此,从预防到治疗再到康复的整个护理流程都需要重新思考,以便更好地陪伴女性,不再让她们在面对这种病理时孤立无援。

女性的心理和生理健康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盆腔器官脱垂(POP)不应再是一个令人感到卑微或禁忌的话题。必须开展宣传活动和信息推广,以告知并支持患者及其周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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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人包括:Justine Verney,法国首个致力于盆腔器官脱垂的协会 POP France 主席;Frédéric Valletoux,国民议会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兼议员。

请在 Lemonde.fr 查看完整的签署人名单。

“科学与医学”增刊每周发表一篇自由论坛文章。如果您希望提交文章,请发送至 sciences@lemonde.fr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反物质是如何上路的

《世界报》信息图,Audrey Lagadec, David Larousserie

来源:M. Leonhardt 等,《自然》杂志,16 9月

3月24日,在位于法瑞边境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校园内,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运输。该实验的细节已于 16 9月由《自然》杂志公布。

反物质首次在卡车中运行了近两个小时。这是一项极其精细的操作,因为反粒子虽然与对应的粒子质量相同,但电荷相反,一旦接触到物质就会立即消失。负责 BASE 实验(Baryon Antibaryon Symmetry Experiment,重子-反重子对称实验)的团队开发了一种电磁陷阱,在极高真空环境下将 92 个反质子维持在远离仪器壁的状态。

此次合作的目标是在 CERN 之外,在受电磁干扰较小的实验室中进行精密测量。

DAVID LAROUSSERIE

Patrick Michel,于尼斯,5月29日。SYSPEO / SIPA

“小行星科学正处于黄金时代”

访谈 —— 法国天体物理学家 Patrick Michel 回顾了旨在分析某些天体可能坠落地球所带来风险的各项任务

Patrick Michel 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蔚蓝海岸天文台的研究主任,同时也是 Hera 任务(欧洲空间局,ESA)和 Ramses 任务(ESA 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的科学负责人,这些任务旨在为地球防御来自天空的威胁做准备。他是《行星防御对抗小行星》(Odile Jacob 出版,208 页,23,90 欧元)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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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空间局计划了两项针对……的“行星防御”任务

2022, 9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一艘重 580 公斤的飞船 DART 以每小时 22000 公里的速度,故意撞击了 Didymos 小行星的卫星 Dimorphos,以确定是否有可能使一颗直径 150 米且威胁地球的近地小行星偏离轨道。望远镜观测显示,这次碰撞导致大量碎片被抛射到太空中,并显著改变了该天体的公转周期。但是,由于我们既不知道该天体的质量和结构,也不清楚所形成陨石坑的大小,因此无法进行动量结算,也就无法评估这种动能撞击偏转方法的有效性。

Hera 任务将使用一个携带两颗微型卫星(即 CubeSats)的探测器,将花费六个月时间收集缺失的信息。该任务于 2024, 10月发射,将于 11 月抵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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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任务致力于研究阿波菲斯(Apophis)。为什么选择它?

这颗直径约 350 米的小行星在 2004 年被发现时曾引起一定关注,因为最初的观测表明,它在 2029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五与我们的星球发生碰撞的概率为 2,7 %。现在我们知道,它将经过 31600 公里处,这一高度低于地球静止通信卫星的高度 [36000 公里]。而且由于距离如此之近,在欧洲和非洲的夜空中,人们可以用肉眼观察到它的光芒!

在六小时的时间里,该物体将受到地球引力产生的潮汐力影响。其表面和地下结构可能会因此发生改变,其目前的 30 小时自转周期也可能随之改变。事实上,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因为类似的现象从未被观察到。小行星对外部刺激的力学响应极其不为人知。像阿波菲斯这样的天体可能由仅靠重力结合且被空隙分隔的岩石堆组成。

计划于 2028 年 4 月底发射的 Ramses 任务旨在验证这一模型,从而定义偏转策略。这项由欧洲空间局(ESA)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合作的任务,将把一个携带两颗 CubeSats(其中一个为着陆器)的探测器部署在阿波菲斯附近。并在 2029 年 3 月至 8 月期间,探测由飞越地球所引起的潜在变化。另外两艘飞船,即 Destiny+ [JAXA] 和 Osiris-APEX [NASA],将在其之前和之后进行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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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星防御的这种关注由来已久吗?

并不完全是。直到美国阿波罗(Apollo)任务 [1961-1972] 之前,科学界一直认为月球陨石坑起源于火山活动。对带回地球的岩石样本进行分析后,证明了这些结构是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由一系列相当频繁且节奏大致规律的连续撞击产生的。但这一发现几乎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这相当合乎逻辑:人们很难去担心一个被认为纯粹是理论上的风险。在一个人的一生以及人类历史的尺度上,重大撞击是罕见的。只有一个事件被铭刻在记忆中:1908 年 6 月 30 日,一颗火球在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森林上空爆炸,摧毁了超过 2 000 平方公里的森林。

直到 1994 年 7 月,人们直接观测到舒梅克尔-列维 9 号(Shoemaker-Levy 9)彗星的 21 块碎片坠入木星大气层,政治负责人才意识到这一风险。1998 年,美国国会要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登记所有直径超过 1 公里且轨道与地球轨道相交的小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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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星防御机制是如何组织的?

2004年,关于阿波菲斯(Apophis)的初步公告所引发的反应让我们意识到,在面对确定的威胁时,目前还没有任何向政治决策者发出警报的程序。在由阿波罗9号任务宇航员拉斯蒂·施魏卡特(Rusty Schweickart)领导的空间探索者协会的支持下,两个在联合国主持下的机构于2013年成立:一个是由各航天机构组成的咨询小组,以及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国际小行星预警网络,我也在其中。后者的职责是通报任何直径超过10米且在未来十年内与地球碰撞概率超过1%的小行星发现。这种情况在2025年1月首次发生,目标被命名为“2024 YR4”。随后开展了一场国际观测行动,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排除了与地球碰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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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风险我们了解多少?

一颗直径超过1公里的小行星坠落将引发全球规模的灾难。但这类事件平均每50万年才发生一次。相关的上千颗近地小行星几乎已被全部登记在册,其中没有一颗会对未来一个世纪构成威胁。

2013年2月,一颗17米长的火球在俄罗斯城市车里雅宾斯克上空爆炸(造成1000人受伤),这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极大担忧,国会要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将该清单扩展到所有直径超过140米的近地小行星。这类尺寸的物体平均每2万年与我们的星球碰撞一次,可能在大型区域范围内造成破坏。目前约有40%已被发现。为了更快速地探测它们,NASA构思了一台名为NEO Surveyor的空间望远镜,计划于2028年发射。

更小的小行星也可能造成局部破坏,但它们更有可能落在占据地球大部分表面的众多沙漠或海洋中。由于这类物体数量众多且难以追踪,对其进行全面登记似乎并不现实。目前的思路是在它们抵达地球前几周探测到它们,以便计算坠落点并在必要时发出警报。NASA和欧洲空间局(ESA)的Atlas和FlyEye望远镜正为此目标而安装。此外,ESA计划在2030年启动一项专项任务:NEOMIR。需要提醒的是,在所有形式的风险中,小行星撞击的可能性最低。但它可能产生重大后果。而且,通过有限的手段就可以轻松降低风险:例如疏散区域、改变运行轨迹……关键在于准备,核心在于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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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科学目前进展如何?

它正处于黄金时代!自太空征服开始以来,已有十余次太空任务飞越或 rendezvous(会合)小行星。其中三颗小行星—— Itokawa、Ryugu 和 Bénou 的样本已被带回地球。所有这些都丰富了我们对这类原始天体的认知,它们是由与形成行星相同的材料构成的。每一张新的小行星图像都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这些极低重力的天体具有完全违背直觉的行为。通过与它们互动或观察它们对自然力的反应(如在阿波菲斯的案例中),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它们行为。

采访记录:瓦赫·特尔·米纳西安(VAHÉ TER MINASSIAN)

动物学

蝙蝠:动物界的庞大版图

坦白说,在动物研究的大家族中,系统发育研究并不是最吸引人的。对于非专业公众来说,这类研究也不太容易解释。试图揭示现存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确定它们的出现时间,追溯进化树以寻找共同祖先,而这一切都依赖于复杂、昂贵且艰辛的方法,并基于并不总是清晰的假设……要承担这样的任务,需要像僧兵一样坚定的信念。

尤其是当研究目标是蝙蝠时。这是一个庞大的动物版图,拥有超过 1500 个物种,约占所有哺乳动物的四分之一。从泰国微小的蜂蝠(3 厘米,2 克)到亚洲、非洲或大洋洲巨大的狐蝠(体重超过 1 公斤,翼展可达 1.70 米),它们有昼行或夜行之分,以昆虫或水果为食。它们是如何实现如此多样化的?它们是如何征服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的?它们又是何时以及如何获得其“超能力”的——即主动飞行、回声定位,以及能让它们抵抗病毒的独特免疫系统?都柏林大学的艾玛·蒂灵(Emma Teeling)解释道:“为了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棵系统发育树。”

普通夜蝠(“Nyctalus noctula”)。PATRICK PLEUL / DPA PICT. ALL. VIA AFP

现在,这件事已经完成了。9 月 23 日,她在《自然》杂志上与来自 64 个国家的 136 位同事共同发表了首个完整的蝙蝠系统发育图谱。经过十年的努力以及对 103 个物种全基因组的测序,Bat1K 联盟成功覆盖了现有的 21 个翼手目科。这足以确定其血缘和亲缘关系,但不足以将其在时间轴上精准定位。为此,他们在语料库中加入了 44 件化石,其中一些已有数千万年的历史。除了年代测定,这些样本还携带了将不同物种联系起来的关键解剖学信息。他们利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莉莉安娜·达瓦洛斯(Liliana Davalos)开发的最新统计方法分析了这一语料库。

这棵新树主要为马达加斯加的一个蝙蝠科——吸盘蝠科(Myzopodidae)找到了位置,此前该科在进化“森林”中一直处于迷失状态。它重新组织了小翼手亚目(Yangochiroptera),该亚目涵盖了绝大多数食虫蝙蝠。蒙彼利埃大学教授、该文章共同签署人之一的塞巴斯蒂安·皮埃什迈耶(Sébastien Puechmaille)宣布:“这项研究应该能让许多此前发表的分析得到修正。”

该研究抛出了第一个重磅炸弹:蝙蝠可能并非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起源于亚洲、非洲或美洲,而是起源于欧洲。研究人员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定年:发生在 6500 万年前,正值白垩纪末期大规模灭绝后哺乳动物多样性爆发的核心时期。是在这场大危机之后,而非之前,正如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从那里开始,它们首先扩散到非洲,随后扩散到亚洲和美洲。

更令人惊讶的是,飞行和回声定位可能出现得非常早。它们出现在进化树的第一根分枝上。这里的主要证据是一件至少有 5000 万年历史的化石,被命名为 Vielasia,于 2023 年在奎尔西(Quercy)的一个洞穴中被发现。

“接下来的研究真的令人兴奋,”圣安德鲁斯大学(英国)的索尼娅·维尔内斯(Sonja Vernes)兼 Bat1K 共同负责人保证道,“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蝙蝠是如何延长寿命并增强抗病能力的,我们或许可以希望从中为人类健康寻找灵感。” 那么,现在谁还会觉得系统发育学枯燥乏味呢? ■

纳撒尼尔·赫兹伯格(NATHANIEL HERZBERG)

Lycées : l'exécutif face à la crise qu'il n'a pas vu venir

\-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lycéens devaient manifester, mardi, dans toute la France, rejoints par des syndicats, des enseignants et des étudiants

\- Leurs revendications, diverses, racontent des préoccupations communes sur leurs conditions d'études, leur avenir et un besoin d'être écoutés

▶ Chez les lycéens mobilisés dans les banlieues, des mouvements politiques sont apparus pour accompagner l'élan. Mais sa genèse a été spontanée - Alors que la tension n'a cessé de croître depuis trois semaines, le gouvernement a, dans un premier temps, donné la priorité à la réponse policière

\- Des jeunes et des policiers ont été blessés. A ce jour, dix enquêtes ont été ouvertes par l'inspection générale de la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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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CTOBRE

« Je suis devenu l'esclave du Hamas »

Omer Shem Tov

a été détenu pendant

505 jours à Gaza.

Depuis sa libération

en 2025, il raconte,

en Israël et dans le

monde, ce qu'il a vécu

dans les tunnels de

l'organisation islami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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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ÉDITORIAL

ISRAËL ET LE TRAUMATISME DU 7-OCTO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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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ace

L'Europe manque

toujours de fusé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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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ution

Cadmium : vers

une réduction

des taux dans

les engr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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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L'appel de

l'étranger pour

les chercheurs

sans po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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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éma

Le charme étrange de « Butterfly Jam », du cinéaste russe Kantemir Bal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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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ts-Unis

Une affaire

de viol révolte

le campus

de Cornell

Présidentielle

La campagne

percutée par le

poids de la dette

Matignon prévient qu'une hausse du déficit budgétaire entraverait l'action du prochain chef de l'Etat, alors que les candidats s'opposent sur les mesures à pren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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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e « Avec la Chine les déséquilibres s'accentuent »

Pascal Lamy, ex-directeur d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u commerce, propose un nouvel outil pour réduire les déséquilibres commerciaux avec Pé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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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L et ETHAN COEN

VU PAR MAARTEN WOLTERINK (PAYS-BAS)

CARTOONING FOR PEACE

Horizons Anna Politkovskaïa, vingt ans après

M 00147-007-F:3,80 €

Allemagne 5,10 €, Andorre 4,50 €, Autriche 4,90 €, Belgique 4,20 €, Espagne 4,50 €, Grèce 4,40 €, Guadeloupe-Martinique 4,10 €, Italie 4,40 €, Luxembourg 4,40 €, Maroc 35 DH, Pays-Bas 4,90 €, Portugal cont. 4,40 €, La Réunion 4,10 €, Sénégal 2 600 F CFA, Suisse 4,90 CHF, Tunisie 8 DT

PRIX LUMIÈRE 2026

Une jeune femme, qui avait affirmé avoir été droguée et violée en 2024 par sept membres d'une fraternité de la prestigieuse école, a saisi la Cour suprême de l'Etat de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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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assinée en 2006, la célèbre reporter russe n'a cessé d'alerter avec une incroyable lucidité sur la nature profonde de Vladimir Pou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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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al Lumière – 10/18 octobre, Lyon

Le rendez-vous mondial du cinéma classique

Des étudiants défilent sur le campus de l'université de Cornell, à Ithaca, dans l'Etat de New York, le 5 octobre.

LAUREN PETRACCA/

REUTERS

Le campus de Cornell choqué par la gestion d'une affaire de viol

Une jeune femme affirme avoir été droguée et violée en 2024 par sept membres d'une fraternité de la prestigieuse école américaine

ITHACA (ÉTAT DE NEW YORK) - envoyé spécial

Un impressionnant cortège de plusieurs milliers d'étudiants débouche, lundi 5 octobre, sur l'allée principale de l'université de Cornell, à Ithaca, dans le nord de l'Etat de New York. Les manifestants se massent sous les fenêtres du bureau de Michael Kotlikoff, le président de l'établissement, des enceintes sont installées et les orateurs se succèdent au micro pour demander sa démission.

L'homme est accusé par la foule d'avoir étouffé des accusations de viol en réunion dans les locaux d'une fraternité étudiante, une affaire qui secoue la prestigieuse université depuis deux semaines. Les répercussions se font ressentir sur tous les campus américains et elles prennent désormais une tournure politique, autour du traitement judiciaire des affaire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aux Etats-Unis.

« Tout le monde est révolté, c'est le seul sujet dont on parle, les gens veulent des changements concrets, et ils sont visiblement prêts à faire énormément de choses pour les obtenir, raconte Kaori Quan, étudiante en doctorat d'histoire à Cornell, chargée de travaux dirigés et membre de l'Union des étudiants de second cycle. Je me sens profondément en insécurité à l'idée d'avoir potentiellement dans mes cours des personnes qui ont commis ce genre de crime. » A ses côtés, son amie arbore un badge « Virez Kotlikoff ».

Les slogans et les chants témoignent de la colère étudiante. L'ambiance feutrée du superbe campus de Cornell, suspendu au-dessus des gorges de la rivière Cascadilla, sur les hauteurs d'Ithaca, a radicalement changé depuis les révélations de CBS News, le 16 septembre. L'affaire remonte à 2024 et était vaguement connue dans les allées de l'université, selon les étudiants interrogés. Mais la publication des détails de sa gestion par l'université et la justice locale a provoqué la fureur générale.

Selon les documents judiciaires parus dans les médias américains, une étudiante de deuxième année, désignée sous le pseudonyme «Jane Doe», accuse sept membres de la fraternité Chi Phi de l'avoir violée. Son témoignage, ainsi que celui des sept agresseurs présumés, interrogés

Côté judiciaire, le procureur adjoint du comté de Tompkins n'a pas déclenché d'enquête et a classé l'affaire en 2024 par les autorités universitaires, permettent de reconstituer en partie les faits survenus pendant une soirée arros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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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 fracassée

Après avoir bu quelques verres dans le bâtiment de sa sororité (une organisation étudiante réservée aux femmes) et dans des bars de la ville d'Ithaca, Jane Doe accepte de retrouver un étudiant dans le dortoir de sa fraternité pour un premier acte sexuel consenti. Ce dernier lui propose de boire à nouveau et de prendre de la kétamine, une drogue répandue dans les soirées estudiantines. Il propose également qu'un de ses condisciples se joigne à eux, ce qu'elle accepte.

Sous l'effet des stupéfiants, Jane Doe perd peu à peu ses moyens. L'un des deux garçons envoie alors un message sur une boucle des étudiants de la fraternité pour les inciter à monter et à avoir une relation sexuelle avec elle. « Chatte en libre-service à l'étage », écrit-il à ses amis. Cinq autres étudiants se relaient dans la chambre. « Le magasin est toujours ouvert ? », s'enquiert l'un d'entre eux dans la nuit. « Ouais », lui répond un autre. Jane Doe affirme qu'elle n'était plus en état de réagir et qu'elle n'a pas consenti à tous ces actes.

Ses différents messages dans les jours qui suivent montrent qu'elle a mis du temps à réaliser ce qui lui était arrivé. Trois semaines après la soirée, elle signale les faits à la police du campus. L'université s'empare alors de l'affaire dans le cadre du « titre IX », une démarche spécifique aux Etats-Unis, qui délègue aux établissements la responsabilité de traiter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d'un point de vue disciplinaire, afin que les victimes se sentent en confiance et puissent s'exprimer. L'inverse semble s'être produit.

Après avoir entendu toutes les parties – cinq des sept mis en cause ont reconnu avoir eu un rapport sexuel mais ils ont assuré qu'il avait été consenti –, l'université a distribué les réprimandes à la rentrée 2025: les deux premiers étudiants ont été expulsés; un autre était déjà diplômé et a été interdit de remettre les pieds sur le campus pendant trois ans; les quatre derniers ont reçu des sanctions allant d'une suspension de plusieurs semestres à la rédaction d'un essai ou à l'étude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Côté judiciaire, le procureur adjoint du comté de Tompkins, Matthew Van Houten, n'a pas déclenché d'enquête et a classé l'affaire. Il affirme n'avoir jamais reçu le document de la police du campus mentionnant l'accusation explicite de «viol» et les captures d'écran des messages. La police assure pourtant avoir transmis les éléments. Contacté, Matthew Van Houten n'a pas répondu.

Jane Doe, dont la vie a été fracassée, a abandonné ses études, selon son avocat, Thomas Giuffra, qui n'a pas répondu aux sollicitations du Monde. En septembre, elle a décidé de porter sa plainte au niveau de la Cour suprême de l'Etat. Celle-ci vise tout à la fois les sept étudiants, l'université de Cornell et la fraternité Chi Phi.

Devant l'ampleur prise par l'affaire,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s'en sont mêlés. Le 1 $^{er}$ octobre, la gouverneure démocrate de l'Etat de New York, Kathy Hochul, a désigné la procureure générale de New York, Letitia James, pour reprendre en main les investigations. Une décision qui n'a pas échappé à Donald Trump, qui voue à la gouverneure une haine féroce depuis qu'elle a obtenu sa condamnation au civil dans l'affaire de la surévaluation de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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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rière cette affaire, c'est le débat post-#MeToo qui se rejoue en partie, avec un nouveau mot d'ordre: « Je suis Jane Doe »

patrimoine immobilier. « Letitia James est une personne corrompue. Elle est totalement corrompue. Et je me sens désolé pour quiconque se retrouve dans son viseur, parce qu'ils n'auront pas un procès équitable », a réagi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Derrière cette affaire, c'est le débat post-#MeToo qui se rejoue en partie, avec un nouveau mot d'ordre qui a envahi les réseaux sociaux : « Je suis Jane Doe ». D'un côté, il y a ceux qui dénoncent une justice qui protège les agresseurs et des universités qui font tout pour éviter les scandales. De nombreux manifestants de Cornell arboraient, lundi, des pancartes faisant référence aux 1200 signalements pour violences sexuelles reçus par l'université entre 2018 et 2024... pour seulement sept expulsions. De l'autre, nombreux sont ceux qui dénoncent un procès médiatique, dans lequel les accusés sont condamnés par avance, sans avoir pu se défendre. Le nom des sept mis en cause a été publié dans la presse américaine, et plusieurs personnes ont tenté de révéler l'identité de Jane Doe sur les réseaux.

Andrew Miltenberg, avocat de l'un des étudiants qui ont pénétré dans la chambre après avoir vu le message de leur camarade – cet étudiant reconnaît un acte sexuel mais nie tout viol –, s'inquiète auprès du Monde de cette dissymétrie: « Une accusation, lorsqu'elle est répétée à l'envi dans les titres de press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et dans les déclarations de responsables publics, peut se figer en un verdict avant même que les preuves n'aient été pleinement examinées. » Les autres avocats n'ont pas répondu ou n'ont pas pu être identifiés par Le Monde.

Le scandale éclabousse également les fraternités, symboles de la culture de la fête à outrance, qu'on appelle la Greek life sur les campus. Ces organisations, baptisées avec des lettres de l'alphabet grec, sont indissociables du fonctionnement des universités américaines. La fraternité Chi Phi mise en cause est présente à Cornell depuis 1868, trois ans après la création de cet établissement, le plus récent de l'Ivy League. Elle a été expulsée à la suite de l'affaire. Lors de la manifestation, lundi, de nombreuses pancartes demandaient que toutes les fraternités soient ban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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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ux récit »

«La Greek life est un pilier du campus, mais c'est aussi une source majeure de violences sexuelles, explique Jack Huber, 19 ans, membre de l'Association des étudiants pour un Cornell démocratique, à l'origine du rassemblement. L'université ne veut pas s'attaquer aux fraternités parce qu'elles et leurs anciens élèves comptent parmi ses plus grands donateurs. C'est un système où les fraternités dépendent de l'administration pour être protégées, et l'université dépend d'elles pour leurs dons. »

Interrogée par Le Monde sur toutes les mises en cause, l'université de Cornell a renvoyé à une vidéo de son président, Michael Kotlikoff, promettant une inspection indépendante sur la gestion de l'affaire, et un communiqué du vice-président aux relations publiques, Kyle Kimball: «Toute affirmation selon laquelle l'université n'aurait pas infligé de sanctions significatives aux personnes impliquées est fausse. Alimenter ce faux récit selon lequel il n'y aurait eu que des conséquences minimes dans cette affaire est irresponsable: cela renforcera le sentiment d'insécurité des victimes, freinera leur sentiment d'être soutenues et perpétuera le sous-signalement des agressions sexuelles. »

Un message qui ne passe pas sur le campus. Les étudiants ont déjà appelé à une nouvelle mobilisation mercredi, avec un sit-in de sept heures. Soit le temps qu'a duré le calvaire de Jane Doe dans la chambre de la fraternité.

NICOLAS CHAP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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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ctobre: « Je suis devenu l'esclave du Hamas »

Pris en otage par l'organisation islamiste, Omer Shem Tov a été retenu 505 jours à Gaza

RENCONTRE

HERZLIYA (ISRAËL) - envoyé spécial

Omer Shem Tov était en vacances en Grèce en septembre. L'ancien otage de 23 ans, retenu

en captivité pendant 505 jours par le Hamas, raconte comment, trois ans après, un flash-back l'a brutalement renvoyé au 7 octobre 2023, puis à sa très longue détention dans les tunnels de l'enclave palestinienne. «J'étais assis dans un restaurant quand le serveur est arrivé derrière moi. Il avait la voix de l'un des terroristes, exactement la même voix. Pendant une seconde, j'ai eu peur, j'ai paniqué, se souvient-il. Je l'ai regardé et j'ai vu que ce n'était pas lui. Mais vous avez l'impression d'y être à nouveau. Vous avez l'impression de voir les terroristes. Tout votre environnement change en une seconde. Vous êtes pétrifié. Vous ne pouvez plus bouger. Votre cœur bat à tout rompre.»

Depuis le 22 février 2025, Omer Shem Tov est physiquement libre. Prisonnier de l'organisation islamiste palestinienne avec cinq autres personnes, il avait fait partie d'une des vagues de libération après un cessez-le-feu provisoire, entré en vigueur en janvier 2025. Mais le traumatisme de sa détention revient régulièrement: «Je dois y faire face presque tous les jours. Certains jours, c'est difficile. D'autres jours, c'est plus facile. Pendant une seconde, on y pense et puis ça disparaît. Mais parfois, on peut vraiment le ressentir, comme si on y retournait, c'est difficile. »

Le destin des 1200 morts et 251 otages a profondément blessé Israël. Même si les derniers détenus à Gaza ont été libérés en octobre 2025, après l'annonce d'un plan de paix par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Donald Trump, la plaie ouverte par le Hamas demeure béante. Plusieurs d'entre eux ont raconté les violences subies, y compris sexuelles. La torture a aussi été psychologique.

« Je suis devenu leur esclave, témoigne Omer Shem Tov, pris en otage alors qu'il participait au festival de musique Nova, à quelques kilomètres de l'enclave palestinienne, le matin du 7-Octobre. Je creusais pour eux à l'intérieur du tunnel. Je transportais des bombes d'un endroit à un autre. Je transportais des quantités folles de nourriture : j'ai porté de mes propres mains au moins, je dirais, 500 cartons d'aide humanitaire, en les répartissant simplement à travers le tunnel. J'avais l'habitude de cuisiner pour eux, de nettoyer pour eux, de creuser pour eux, ils me crachaient dessus, ils me maudissai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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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étais affamé »

L'ancien otage raconte avoir été privé de nourriture par ses geôliers dans les tunnels : « J'étais affamé de la manière la plus extrême. On me donnait un morceau de pain par jour, parfois un demi-morceau, et il arrivait même qu'on ne me donne qu'un petit verre, de la taille d'un shot, avec des épices, des herbes sèches, de l'eau salée. » Omer Shem Tov, qui se rêve un destin d'acteur depuis l'âge de 5 ans, indique avoir appris l'arabe au contact de ses ravisseurs, combattants du Hamas.

Il n'exprime pas de désir de vengeance, même s'il n'a aucune pitié pour les «terroristes». « Bien sûr, c'est difficile pour moi de voir la destruction, de voir des enfants et des femmes blessés ou morts. Je ne le souhaite à personne. Vraiment pas, explique le jeune homme. On leur lave le cerveau. Je pense qu'ils sont forcés d'agir contre nous et de soutenir le Hamas. A Gaza, soit vous êtes avec le Hamas, soit vous ne l'êtes pas, et vous êtes mort. »

Omer Shem Tov,

chez lui, à

Herzliya (Israël),

le 9 septembre.

LUCIEN LUNG/RIVA PRESS

POUR «LE MONDE»

Dans son propre itinéraire, la religion l'a sauvé. Plus que la psychologue qui l'accompagne ponctuellement depuis sa libération. «La première semaine là-bas [en captivité], je suis devenu fou. J'avais l'impression d'étouffer. Je ne pouvais pas respirer. J'étais

dans l'obscurité totale. Je ne savais pas quoi faire. Dans ma tête, c'était tellement assourdissant. Au bout d'une semaine, je me suis dit que j'avais deux options. Soit m'enfoncer de plus en plus profondément dans la dépression, la colère et l'incompréhension, soit accepter la situation et faire confiance à Dieu - ou à qui que ce soit d'autre - pour me mettre sur le bon chemin. » Ce qu'il a décrit dans un livre publié fin août (Meeting Myself in Hell, « En enfer, à la rencontre de moimême», Sela Meir Publishers, non traduit).

L'ancien otage a aussi choisi de témoigner en Israël et dans le monde. Même si, parfois, les échanges sont douloureux.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pas un jour ne passe sans que des commentaires viennent raconter qu'il ment ou qu'il est lui-même responsable des morts de Palestiniens à Gaza – près de 74 000 en trois ans.

Lors d'une visite dans une université aux Etats-Unis, une altercation avec un étudiant juif l'a marqué. « Il criait : “Vous commettez un génocide !” » Omer Shem Tov rejette l'accusation: « J'ai vu comment les terroristes du Hamas utilisent la population comme bouclier. J'étais sous une école, par exemple : il y avait tellement de bombes et tellement d'explosifs à côté de moi. » Face à l'adversité, il veut, plus que jamais, continuer à parler: « Avec les gens qui sont avec nous, comme avec ceux qui sont contre nous. » ■ LUC BRONNER

Le Danemark victime d'une fuite historique de données

Copenhagen a révélé, lundi, qu'un piratage avait ciblé les données personnelles de 8,8 millions de personnes, en vie ou mortes

MALMÖ (SUÈDE) - correspondante régionale

Pour comprendre l'ampleur de l'incident, révélé lundi 5 octobre par le ministère de la recherche, de l'éducation et de la numérisation à Copenhague, il faut se rappeler que le Danemark compte 6 millions d'habitants. Or le piratage du Registre central des personnes (CPR), où sont enregistrées les données personnelles de 11 millions de Danois depuis 1968, aurait permis à un acteur non autorisé de mettre la main sur les informations de 8,8 millions de personnes, incluant les résidents du pays, les Danois vivant à l'étranger, ainsi que des personnes décédées.

Selon Jens Myrup Pedersen,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d'Aarhus, spécialiste de la sécurité, il s'agit de «la plus grosse fuite de l'histoire», non seulement en raison du nombre de victimes présumées mais aussi de la quantité d'informations qui auraient été siphonnées. Si les responsables de l'intrusion n'ont pas encore été identifiés, la ministre chargée du numérique, Christina Egelund, a reconnu, lundi, qu'il s'agissait d'un incident de sécurité grave et demandé aux Danois de faire preuve de « vigilance ».

En plus de recenser le numéro d'identification de chaque habitant du royaume, le registre contient de nombreuses informations les concernant: nom, prénom, adresse, profession, date et lieu de naissance, mais aussi leurs liens de parenté, une éventuelle appartenance à l'Eglise luthérienne évangélique d'Etat – dont 70 % des Danois sont officiellement membres – ou une mise sous tut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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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e preuve de méfiance

D'après Mme Egelund, l'alerte a été donnée le 2 octobre, après que l'administration du CPR a constaté que «des anomalies avaient été détectées dans le système au cours du mois de septembre ». Selon le ministère, le p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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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experts de la cybersécurité critiquent la vulnérabilité du fichier national, créé en 1968, qui centralise de nombreuses informations

tage a eu lieu pendant dix jours, via une société danoise, qui, elle, disposait d'un accès légal pour rechercher des informations dans le fichier national.

Si l'auteur de l'intrusion n'a pas encore été identifié, l'incident a été signalé à l'Autorité de protection des données. Il a aussi donné lieu à une plainte auprès de l'Unité nationale de police chargée de la criminalité grave. Lundi, la ministre chargée du numérique a réuni au Parlement les membres de la commission de l'économie et de la numérisation, et ceux de la commission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e la défense.

Mme Egelund a mis en garde les Danois contre les risques de «fraude numérique», et en particulier « l'usurpation d'identité » et le «hameçonnage » (« phishing »), incitant à faire preuve de méfiance : « Si l'on rencontre une personne qui connaît notre nom, notre adresse et notre numéro CPR, et qu'elle s'adresse à nous d'une manière qui peut sembler crédible, [il faut se souvenir] qu'elle peut se faire passer pour quelqu'un qu'elle n'est pas. »

Au Danemark, les experts de la cybersécurité critiquent la vulnérabilité du système, qui centralise de nombreuses informations, auxquelles ont accès toutes les administrations publiques, ainsi que de nombreuses sociétés privées, qui se servent de ces données pour identifier leurs clients. « C'est très pratique, mais c'est aussi très dangereux. Historiquement, le pour surpassait le contre. Mais nous ne vivons plus dans le même monde que pendant les années 1970», explique Ola Tange, conseiller auprès de Prosa, syndicat des employés du numér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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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Ça coûte trop cher »

Depuis 1968 et la création du fichier national, l'organisation s'est inquiétée des risques, réclamant que la sécurité du système soit renforcée, en imposant, par exemple, des garde-fous, avec une double identification pour accéder aux dossiers individuels. Mais sans succès. « Ça coûte trop cher », raille M. Tange, qui espère que l'ampleur de la fuite va enfin provoquer une réaction. « Il y a une facture à payer pour une meilleure sécurité et une meilleure protection de la vie privée, et nous n'avons même pas encore commencé à la payer », dit-il.

A l'université d'Aarhus, Jens Myrup Pedersen approuve: «Cet incident montre clairement, tant au Danemark qu'à tous les pays européens, qu'il ne suffit pas de parler de cybersécurité et de sécurité numérique. C'est en réalité un domaine dans lequel nous devons agir, et cela prouve que les pirates ont à la fois les moyens et la volonté de passer à l'acte. » Avec une conséquence : « Chaque fois que des données stockées par les autorités et le secteur public tombent entre de mauvaises mains, notre confiance s'en trouve ébranlée », remarque le chercheur.

En mars, le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Copenhague a condamné un homme de 27 ans à une peine de prison de trois ans et six mois pour avoir facilité des infractions mettant en danger la vie d'autrui, en utilisant le registre CPR. Embauché au bureau des mariages à la mairie de Copenhague en juin 2023, il avait mis en vente des informations personnelles tirées du fichier, faisant la promotion de ses services sur Telegram. Selon la justice da-noise, les données qu'il a trans-mises ont contribué à 34 actes de violence graves.

ANNE-FRANÇOISE HI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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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iev, une ambiance de guerre permanente Avec l'intensification des frappes russes, la capitale ukrainienne vit au rythme des alertes quotidiennes

KIEV - correspondant, envoyé spécial

Une mère et sa fille se promènent dans la rue Khrechtchatyk, à Kiev, le 3 octobre. PHOTOS VIRGINIE NGUYEN HOANG/HL/HUMA POUR « LE MONDE »

Maksym, 54 ans, et ses jumelles de 13 ans, Marta et Vika, sous le pont Pivdenny, à Kiev, le 3 octobre.

Une capitale presque coupée en deux. Ce qu'avaient craint les Kiéviens pendant la

bataille de Kiev, en 2022, est arrivé en quelques jours, à la suite de frappes répétées de drones russes, depuis le 1er octobre, contre deux des principaux ponts enjambant le Dniepr. Les images des engins volants s'abattant dans une explosion sur les haubans des piliers ou sur les voies, en plein trafic, ont fait le tour des médias du pays. Les ouvrages sont certes loin d'avoir été détruits, mais les assauts, suivis de fermetures temporaires de la circulation, ont provoqué d'immenses embouteillages, ainsi que, chez certains habitants, un sentiment de profonde angoisse.

Il en faut beaucoup, cela dit, pour que les Kiéviens cèdent à la peur. Depuis l'intensification des attaques contre la ville en 2025, suivie des bombardements en plein jour sur le centre-ville depuis la fin août, nulle trace de panique ou de nouvel exode, pour le moment. Si la crainte se lit parfois dans le regard des passants, si certains se ruent vers l'abri le plus proche à chaque alerte, désormais innombrables de jour comme de nuit, beaucoup continuent de vaquer comme si de rien n'était. En Ukraine, le calme est aussi un terreau de la résistance.

Et si les annonces des frappes contre les ponts du Dniepr ont choqué, elles n'ont pas pour autant surpris les habitants. Peut-être parce qu'elles ne sont que la nouvelle étape d'une intensification majeure des bombardements russes contre les infrastructures civiles de la capitale, et plus largement du pays. Depuis des semaines, les missiles et les drones de l'armée de Moscou frappent des entrepôts, des centres commerciaux, des services postaux, des installations ferroviaires, énergétiques et même plus récemment les centres de données et fournisseurs d'accès à Internet.

La Russie a annoncé, dimanche 4 octobre, qu'elle allait encore «intensifier» ses attaques contre les infrastructures, en réponse à des déclarations du président ukrainien, Volodymyr Zelensky, qui a promis d'accroître les offensives de Kiev contre les raffineries russes, et alors que son armée venait de frapper de nouveau un pont pendant la visite du chancelier allemand, Friedrich Merz. La veille, samedi, fidèle à sa stratégie de pressions accrues contre les alliés de Kiev, Moscou avait appelé une nouvelle fois, comme au mois de mai, les diplomates étrangers à quitter la ville. «La capitale est dans une situation très difficile, avait reconnu vendredi son maire, Vitali Klitschko. L'ennemi est en train de détruire Kie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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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 au moral

Pour Volodymyr Zelensky, le président russe, Vladimir Poutine, a décidé d'agir « sans plus aucune règle » contre des cibles civiles, afin de « pousser la population à fuir les villes », a-t-il déclaré au Financial Times. Aux yeux des analystes ukrainiens, l'objectif russe est de créer de nouveaux défis logistiques pour le pays et de paralyser son économie, tout en tentant de casser le moral de la population. En difficulté sur le front, où son armée n'avance pas et a même récemment subi une contre-offensive ukrainienne dans la région de Lyman, la Russie concentre désormais une majeure partie de ses efforts sur l'arrière ukrainien.

«La capitale est dans une situation très difficile. L'ennemi est en train de détruire Kiev», a déclaré son maire, Vitali Klitschko

L'arrivée dans le ciel d'Ukraine d'une nouvelle génération de drones russes à réaction met Kiev, qui ne dispose pour le moment pas de moyens pour les intercepter, dans une situation délicate. Les vagues d'assauts, de jour comme de nuit, désorganisent la capitale en impo-

Les retards de transports en commun sont de plus en plus longs. Plusieurs festivals ont été obligés d'annuler leurs événements en raison de la menace. Même la Verkhovna Rada, le Parlement ukrainien, ne sait plus comment siéger, alors que les députés sont obligés de rejoindre les abris à chaque menace aérienne. Même chose pour les entreprises, qui hésitent à rester ouvertes ou fermées lors des alertes, ou pour les super-marchés, dont certains ont été frappés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sant des alertes aériennes incessantes. « Un nombre relativement restreint [de drones] peut désormais maintenir une ville de plusieurs millions d'habitants, comme Kiev, prisonnière pendant des heures d'un cycle d'alertes aériennes », constate le média ukrainien Texty.

que de descendre aux abris dix fois par jour, autant faire suivre aux enfants des cours à distance. Ainsi vont les réflexions, même parmi ceux qui n'envisagent à aucun moment de fuir le pays. L'Ukraine ne risque donc a priori pas, à ce stade de la guerre, de connaître un nouvel exode. Les Kiéviens parlent plutôt d'«exil temporaire» à la campagne, y compris avec un membre de la famille passant quelques jours par semaine à Kiev pour travailler et veiller sur l'appartement.

Si la ville continue, pour le moment, de maintenir autant que possible une apparence de capitale fonctionnelle, cette nouvelle réalité vient porter un rude coup au moral de la population, alors que cette dernière se prépare à un hiver annoncé comme extrêmement dur. Les habitants re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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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sites de location annoncent de fortes hausses des prix dans les régions épargnées par les bombardements

« Quand je vais dans un super-marché, je me renseigne toujours à l'avance pour savoir s'il y a bien tout ce dont j'ai besoin pour ne pas perdre de temps à l'intérieur », explique par exemple Arina Vlodikina, 21 ans, étudiante en cinéma. « Le simple fait de se rendre de la rive gauche à la rive droite » du Dniepr devient dangereux, déplore Oksana Sbytnieva, 33 ans, responsable marketing. « Attaquer les ponts et couper une ville en deux est tellement cruel. Ça revient à compliquer le trafic des services scotchés à leurs téléphones pour suivre les mouvements de missiles et de drones.

de secours, l'approvisionnement en médicament, en nourriture... » Au lendemain d'une frappe en plein centre-ville, dans le quartier de la Porte dorée, sur l'Académie nationale des sciences, le 28 septembre, l'université Taras-Chevtchenko, parmi les plus prestigieuse du pays, a annoncé la fin de ses cours en présentiel « en raison de la détérioration de la situation sécuritaire à Kiev ».

Le souvenir de l'hiver 2025 reste gravé dans les mémoires, lorsque les frappes russes sur les infrastructures énergétiques avaient imposé de longues coupures de courant et de chauffage, combinées à des températures extrêmement basses, jusqu'à - 27 °C. Or le Kremlin a déjà affirmé son intention d'augmenter les attaques dans la perspective de l'hiver. La masse de missiles russes face à un manque criant d'intercepteurs fait planer le risque de conséquences dramatiques.

L'enseignement est aussi affecté, sachant que les enfants sont obligés de descendre dans les abris à chaque alerte aérienne. L'un de ces établissements a d'ailleurs été touché par un drone, le 1 $^{er}$ octobre, sans faire de victimes, augmentant encore la crainte des parents. Une évolution que la directrice adjointe de l'école privée Athènes, Svitlana Biryukova, peut constater jour après jour. Désormais, chaque matin, les parents l'appellent pour lui demander si tout le personnel enseignant est là, s'ils peuvent déposer les enfants.

«Pour tout le monde, la sécurité est devenue la priorité, dit-elle. Et pour beaucoup de parents, savoir que leurs enfants sont à l'école est presque devenu un gage de protection. » La professeure de musique fait référence au bunker construit sous l'établissement après le déclenchement de l'invasion russe, et dans lequel, ce jour-là, les enfants présents participent à des activités. La veille encore, raconte l'enseignante, une jeune mère est venue déposer son enfant en larmes, exténué, après que son quartier a été touché par un bombardement dans la nuit. Elle lui a annoncé qu'elle quitterait la capitale dans les prochains jours.

Car la question, qui ne se posait plus guère depuis l'exode initial de février 2022, est en effet sur toutes les lèvres. Rester ? Partir ? Et surtout, où aller ? Les sites de location annoncent déjà de fortes hausses des prix dans les régions de l'ouest de l'Ukraine, plus épargnées par les bombardements. Ceux qui possèdent des résidences secondaires songent à s'y installer, d'autres à rejoindre leurs familles dans les villages.

Tant qu'à manquer d'électricité et de chauffage, autant aller à la campagne et utiliser un généra- teur et une cheminée. Et plut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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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opulation s'est endurcie

Confronté à cette perspective, l'expert en communication de crise et ancien conseiller du gouvernement Yuriy Sak ne sait plus quoi penser. Car s'il considère que la population s'est endurcie par cinq années de guerre, au point que « plus personne aujourd'hui, après une nuit de bombardements, ne se demande comment ça va, parce que c'est notre normalité », cela ne l'empêche pas de s'interroger sur les limites de la population avant qu'elle ne se décide à partir. « Qu'est-ce que les gens sont-ils prêts à encore endurer? Le froid, sans chauffage ni électricité, on a connu. Mais si les Russes détruisent par exemple le système d'approvisionnement en eau, que les canalisations sont explosées, est-ce que les gens vont tenir? »

Du côté des étrangers, appelés par Moscou à quitter l'Ukraine, la volonté est aussi plutôt de tenir, après la débandade des ambassades et de l'ONU en 2022, qui a beaucoup marqué les esprits. « Kiev est devenue une ville en première ligne, avec des attaques de jour comme de nuit », a déploré Katarina Mathernova, l'ambassadrice de l'Union européenne en Ukraine, sans évoquer de réduction du personnel. Si certaines ambassades prennent des mesures de sécurité, elles restent pour le moment discrètes. Face au Kremlin, l'ambition politique est de ne pas céder.

Au quartier général de l'ONU, le représentant des Nations unies en Ukraine, Matthias Schmale, un vétéran allemand de la diplomatie humanitaire, se veut philosophe : « Espérer le meilleur, se préparer au pire. » Alors que « 40 entrepôts » utilisés par l'ONU ont été visés par des frappes russes, ce responsable de 2000 employés se refuse à « un départ précipité, comme en 2022 ». Alors Matthias Schmale va gérer la crise comme les Ukrainiens, en autorisant son personnel local, qui représente 70 % des effectifs, à travailler à distance, si possible depuis la campagne. Pour les autres, il adopte le calme des vieilles troupes : « C'est la guerre, et nous devons accepter une part de risque. »

THOMAS D'ISTRIA

ET RÉMY OURDAN

Réfugiée à Séoul, une Nord-Coréenne raconte

Lassée de la surveillance permanente, Kang Gyu-ri, 25 ans, a réussi à s'enfuir en bateau à l'automne 2023

SÉOUL - envoyé spécial

Kang Gyu-ri n'est pas de Séoul, et ça se voit. Est-ce le look, un peu maladroit dans cette capitale obsédée par l'apparence? Ou son sourire, qui peine à masquer une tension à fleur de peau? A 25 ans, la jeune femme aux cheveux teints auburn a vécu mille vies qui lui ont appris la prudence. Son regard, souligné de mascara à paillettes, frôle la du-reté. Son nom est un faux. « Je ne vous dirai pas le vrai. J'ai choisi ce pseudonyme au hasard. Il n'y a aucune référence», explique-t-elle. Inutile d'insister.

Rencontrée dans un restaurant de sashimis à deux pas de la gare de Yeongdeungpo, au cœur de Séoul, après les cours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qu'elle suit à l'université pour femmes Ewha, Kang Gyu-ri accepte de lever le voile sur sa vie de part et d'autre de la zone démilitarisée (DMZ) qui coupe la péninsule coréenne en deux. Ses explications sont concises, précises. «J'ai fui la Corée du Nord en octobre 2023.» Comment? «Par bateau, avec ma mère, ma tante et un marin.» De quelle région? «La région du Kangwon. Je ne vous dirai pas précisément où.» Son anonymat est la condition pour raconter son histoire. Kang Gyu-ri tient à protéger ses proches restés au Nord.

Le Kangwon se trouve dans le sud-est de la Corée du Nord, le long de la DMZ. Côté sud, à quelques encablures, la province s'appelle le Gangwon. «Il nous a fallu quarante-quatre heures pour y parvenir. Il fallait brouiller les pistes. Nous sommes allés le plus loin possible au large avant de revenir. Des marins du Nord nous ont vus. Mais ils n'ont rien fait. » Le bateau est arrivé à Sokcho, à une cinquantaine de kilomètres de la DMZ. «Des gens nous ont trouvés. La police est venue. Et voilà, nous étions au Su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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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cours de débrouille

Comme tout nouvel arrivant du Nord, le petit groupe séjourne trois mois à Hanawon, le centre de soutien à l'installation des réfugiés nord-coréens, ouvert en 1999 par le gouvernement. Là, après un passage entre les mains du Service national de renseignement (NIS), les réfugiés apprennent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une démocratie libérale: comment retirer de l'argent, gérer un budget, prendre les transports en commun, mais aussi le fonctionnement d'une élection. Ils suivent des formations en cuisine, en esthétique voire en mécanique. A la sortie, ils sont devenus Coréens du Sud, disposent d'un pécule de 8 millions de wons sud-coréens (5200 euros) et d'un logement public. Les centres de la Fondation Hana, répartis dans tout le pays, assurent un suivi pour les aider à trouver un emploi et faciliter leur intégration.

Mais les pensionnaires sont de plus en plus rares, tant la fuite du Nord est devenue difficile. Aujourd'hui, la plupart des réfugiés arrivent par bateau. D'autres, des soldats surtout, s'échappent des baraquements et franchissent la DMZ. Et puis, certains qui travaillent ou vivent en Chine ou en Russie choisissent de se soustraire à leurs surveillants pour s'offrir une nouvelle vie.

Rares sont ceux à tenter leur chance via la frontière chinoise, autrefois passage privilégié, hermétiquement fermée par Pyongyang, en 2020, à la suite de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 Des caméras et des projecteurs ont été installés, surtout aux endroits où la frontière est facile à franchir, comme dans les montagnes du nord, où près du fleuve Yalu, peu profond, dont la largeur ne dépasse pas quelques mètres », explique Choi Shi-woo, président de l'ONG Action et unité maintenant pour les droits humains (NAUH), lui-même arrivé en Corée du Sud en 2006. Jugées trop molles, les troupes déployées le long de la frontière ont été remplacées par les forces spéciales. « Elles tirent à vue, sans sommation », avertit Choi Shi-woo.

Seulement 63 Coréens du Nord sont passés au Sud au premier semestre, selon le ministère de l'unification sud-coréen, un chiffre en baisse de 34 % par rapport à la même période en 2025. En 2023, année de la défection de Kang Gyu-ri, à peine 196 personnes ont réussi à fuir le Nord. En 2019, avant l'épidémie due au Covid-19, 1047 y étaient parvenues.

Outre la répression, la baisse s'explique par une relative amélioration de l'économie. «Dans les années 2010, la situation s'est améliorée, mais le Covid a été terrible. La fermeture des frontières a affecté l'approvisionnement. Les prix ont été multipliés par dix. Des gens sont morts de faim», raconte Kang Gyu-ri.

Le soutien de Pyongyang à la guerre en Ukraine, assorti d'une reprise des aides russes et chinoises, a amélioré la distribution de pétrole et de produits alimentaires. L'économie est repartie. La Banque de Corée, établissement central du Sud, estime la croissance nord-coréenne à 3,5 % en 2025, après 3,7 % en 2024. « Ceux qui fuient le font plus à cause de la pauvreté qu'à cause de l'idéologie. S'ils mangent à leur faim, ont de l'électricité et du chauffage, ils fuient moins », fait remarquer Choi Shi-woo.

Kang Gyu-ri est née en 2001 à Pyongyang. Elle étudie le violon et le tennis de table, mais la mort de son père, militaire, chamboule son quotidien. Sa famille doit s'exiler en 2020 dans le Hamgyong du Sud (sur la côte est), « parce que ma grand-mère était bouddhiste », une religion incompatible avec le culte voué à la dynastie des Kim au pouvoir. La famille vit alors grâce au savoir de sa mère en médecine traditionnelle et au talent de la jeune femme pour le tennis de table. « Je donnais des cours. Pendant la pandémie, c'était interdit. Je faisais payer cher, entre 80 000 et 130 000 wons nord-coréens [soit entre 8 et 13 euros] la journée. »

L'argent accumulé lui permet d'acheter un bateau en bois de 8 mètres, pour 4000 dollars (3560 euros). Elle recrute cinq marins et se lance dans la pêche à la palourde. Les prises sont expédiées vers la Chine. « C'est très capitaliste et tout à fait illégal, mais en Corée du Nord, si vous payez la personne adéquate et partagez avec l'Etat, tout est possible. Le gouvernement me prenait 60 % des ventes. Là où je vivais, il y avait 17 bateaux », raconte-t-elle.

Ce parcours de débrouille illustre l'évolution de l'économie nord-coréenne depuis la grande famine du cœur des années 1990. L'Etat en faillite n'assurait plus la distribution des rations quotidiennes. Les Coréens du Nord se sont lancés dans des activités commerciales illégales sur des marchés appelés jangmadang. Tour à tour réprimée et tolérée, la pratique a perduré. Selon une enquête menée en 2024 par le gouvernement sud-coréen auprès de 6351 transfuges nord-coréens, le

Seulement

63 Nord-Coréens

sont passés au

Sud au premier

semestre, selon

le ministère

de l’unification

sud-coréen

principal revenu du foyer de 70,5 % d'entre eux émanait d'activités commerciales informelles.

Les femmes sont en première ligne de ce qui a été baptisé la «révolution jangmadang», au point qu'un dicton nord-coréen dit aujourd'hui: « On ne peut survivre que si les maris servent le socialisme et les épouses le capitalis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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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voulais profiter de la vie »

«Je voulais profiter de la vie» Pour Seol Song-ah, ancienne femme d'affaires qui a fait défection au Sud, «de manière ironique, la culture profondément patriarcale du Nord nous a ouvert ces perspectives. Nous étions traitées comme des citoyennes de seconde zone, indignes du pouvoir et de tout statut social, mais aussi du contrôle et de la surveillance de l'Etat qui vont avec. Les femmes étaient donc mieux placées pour explorer de nouvelles voies de survie lorsque l'ancien système s'est effondré. »

Kang Gyu-ri en est un parfait exemple: «Je gagnais jusqu'à

1 million de wons [nord-coréens] par jour grâce à la pêche. Je menais une vie confortable. J'avais des smartphones achetés entre 1,5 et 3 millions de wons [nord-coréens]. Nous avions aussi une maison. »

La vie quotidienne a ses bons moments. «Mes amis et moi, nous faisions très souvent des soirées. Cinq filles et cinq garçons. Il n'y avait pas de karaoké mais on venait avec un micro et un haut-parleur et on chantait», raconte-t-elle. En cachette, comme une

«Si vous étiez prises à regarder des K-dramas, vous pouviez être arrêtées et tuées», explique Kang Gyu-ri majorité de Nord-Coréens, elle consomme de la K-pop. «Avec une antenne, on pouvait écouter la radio du Sud et regarder KBS et EBS [deux chaînes publiques du Sud]. J'étais accro. » En marge de ces respirations, la vie, encadrée et surveillée, reste pesante. « Si vous portiez une tenue qui a l'air trop du Sud, vous pouviez subir un contrôle par la police dans la rue. Si vous utilisiez le terme "oppa" [terme affectif utilisé par les Sud-Coréennes pour s'adresser à leur amoureux] dans un message ou si vous étiez pris à regarder des K-dramas, vous pouviez être arrêtées et tuées », explique Kang Gyu-ri.

Inquiet de l'influence de la culture sud-coréenne sur la population, le régime a durci la répression de la consommation de K-pop ou de K-drama avec la loi de 2020 « contre la pensée réactionnaire ». Ce texte interdit la création, la distribution et la consommation de tout contenu « visant à briser [son] système », sous peine de dix ans de travaux forcés. Deux adolescents ont été envoyés dans des camps de travail car ils avaient regardé des vidéos de K-pop. Des lycéens ont été exécutés pour avoir regardé la série Squid Game.

Pour Kang Gyu-ri, l'idée de partir au Sud finit par s'imposer. «Je voulais profiter de la vie. La K-pop rendait le Sud très attirant, bien différent de la propagande qui le présente comme pauvre, sous-développé et sous la domination d'Américains violents», précise-telle. Sa décision est prise en octobre 2023. «Cela a été très rapide. Je me suis décidée le 14 octobre. Le 16, nous avons fait une première tentative, mais le temps était mauvais. Nous sommes partis le 22. »

Désormais étudiante installée à Séoul, elle vit sa nouvelle vie grâce aux aides de la Corée du Sud. « C'est parfois dur et mes amis me manquent. Mais tout est possible ici. Il suffit de faire des efforts. »

PHILIPPE MESMER

Pedro Sanchez annonce des élections anticipées, au palais de la Moncloa, à Madrid, le 5 octobre. HANDOUT/AFP

En Espagne, Pedro Sanchez fait une nouvelle fois le pari des urnes

En avançant le scrutin prévu à la mi-2027, le premier ministre socialiste mise sur la contestation sociale pour obtenir une véritable majorité

MADRID - correspondante

Pedro Sanchez a une nouvelle fois choisi de bousculer le calendrier politique et de parier sur les urnes. Lundi 5 octobre, le premier ministre espagnol a mis un terme à une législature devenue de plus en plus difficile et a demandé aux électeurs de lui donner « une majorité progressiste beaucoup plus large » pour gouverner. Dans une allocution depuis sa résidence du palais de la Moncloa, le dirigeant socialiste a annoncé la dissolution du Parlement et la convocation d'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anticipées le 29 novembre.

La déclaration intervient trois jours seulement après le rejet par le Congrès des députés de deux décrets-lois présentés en urgence par le gouvernement pour répondre à la crise du logement. Les voix du Parti populaire (PP, droite), de Vox (extrême droite), mais aussi de ses anciens alliés, les indépendantistes catalans d'Ensemble pour la Catalogne (Junts), ont mis en échec le vote des textes, exposant une nouvelle fois l'étroitesse de la marge de manœuvre du gouvernement au Parlement.

En quelques jours, le paysage politique a basculé. Le 23 septembre, alors que le chef du gouvernement se trouvait à New York pour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Nations unies, à Madrid, une retraitée de 87 ans était expulsée de son appartement après le rachat de celui-ci par un fonds d'investissement. Son cas a ému, alors que l'accès au logement est devenu l'une des principales préoccupations de la population espagnole. Un campement s'est installé sur la Puerta del Sol et les manifestations se sont multipliées dans le pays.

C'est cette colère que Pedro Sanchez espère transformer en mobilisation électorale. «Je sais qu'une partie de cette majorité sociale est aujourd'hui insatisfaite», a-t-il reconnu lundi. Il a dit comprendre ceux qui voient leurs « intérêts piétinés au Parlement au bénéfice de quelques-uns » et admis que son gouvernement avait commis « des erreurs ». Il reste, a-t-il insisté, « beaucoup d'injustices à corriger », notamment en matière d'inégalités.

Le premier ministre a également défendu son bilan économique et social, soulignant que l'Espagne est l'un des Etats les plus dynamiques de l'Union européenne – le FMI prévoit une croissance de 2,1 % en 2026 – et que le pouvoir d'achat y a « progressé trois fois plus qu'en France ou en Allemagne ». Pedro Sanchez s'en est aussi pris à « la pire opposition qu'ait connue notre démocratie », accusée d'avoir systématiquement entravé l'action gouvernement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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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enaires pris de court

A droite, où l'on réclame depuis longtemps son départ, l'annonce a été accueillie avec satisfaction. Alberto Nuñez Feijoo, président du PP, principale formation d'opposition, s'est félicité que les Espagnols puissent «enfin» se prononcer. «Si huit années n'ont pas suffi, pourquoi vouloir quatre ans de plus ?», a-t-il lancé, promettant une «reconstruction nationale».

A la tête du Parti populaire depuis 2022, Alberto Nuñez Feijoo dirige le premier parti au Parlement, avec 137 députés sur 350. Arrivé en tête en 2023, il n'avait pourtant pas réussi à réunir une majorité, permettant à Pedro Sanchez de se maintenir au pouvoir grâce au soutien d'une coalition hétéroclite, de la gauche radicale de Sumar aux nationalistes basques et catalans. Parmi eux, Junts, dont les sept députés ont contribué vendredi au rejet des décrets sur le logement et précipité la fin de la législature.

Santiago Abascal, le chef de Vox, a lui aussi salué une « bonne nouvelle ». Avec ses 32 députés, l'extrême droite est la force qui progresse le plus dans les enquêtes d'opinion et elle pourrait jouer un rôle déterminant dans la formation d'une majorité de droite.

A gauche, en revanche, l'annonce prend de court les partenaires du Parti socialiste ouvrier espagnol (PSOE). L'allianc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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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dirigeant doit remobiliser un électorat socialiste éprouvé par une succession d'affaires

plusieurs formations de gauche, au sein de Sumar, qui compte cinq ministres au gouvernement, tente depuis des mois de se réorganiser sous une nouvelle bannière, mais elle ne dispose encore ni d'un candidat désigné ni d'une alliance définitivement constituée. Les partis qui la composent doivent désormais négocier dans l'urgence, le délai d'enregistrement des coalitions expirant le 16 octobre. Une désorganisation dont Pedro Sanchez pourrait tenter de profiter afin de récupérer une partie de cet électorat.

Le premier ministre doit surtout remobiliser un électorat socialiste éprouvé par une succession d'affaires. Plusieurs enquêtes judiciaires ont touché des personnalités proches du PSOE et de Pedro Sanchez, notamment son épouse. Deux anciens secrétaires à l'organisation du parti ont connu la prison, et pour l'un d'entre eux, cela s'est fait après une condamnation définitive. Une partie de son camp lui a aussi reproché la loi d'amnistie accordée aux indépendantistes catalans, adoptée en mai 2024, qui devait assurer à Pedro Sanchez leur soutien au Parlement.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socialiste José Luis Rodriguez Zapatero, longtemps précieux dans les campagnes électorales du PSOE, est lui-même devenu encombrant. En septembre, il a expliqué à un juge que les bijoux saisis dans le coffre-fort de son bureau, lors d'une enquête pour trafic d'influence lancée en mai et d'une valeur estimée à plus de 1,2 million d'euros, lui avaient été offerts en 2007 par le roi Abdallah d'Arabie saoudite, quand il était au pouvoir. L'affaire a nourri un très fort malaise au sein du parti. S'y est ajoutée la crise de la ville autonome de Ceuta, qui a monopolisé le débat politique pendant deux mois après l'arrivée massive de migrants marocains à la fin du mois de juillet et a renforcé le sentiment d'usure du gouvernement.

Pedro Sanchez n'en est pas à son premier pari électoral risqué. Son parcours est jalonné de décisions prises à contre-courant des pronostics. Arrivé au pouvoir en 2018 grâce à une improbable motion de censure contre le conservateur Mariano Rajoy, il avait dû organiser deux élections générales en 2019, avant de former, en janvier 2020, le premier gouvernement de coalition de gauche depuis le retour de la démocratie.

«Coalition d'extrême droite»

Surtout, en 2023, au lendemain d'une lourde défaite du PSOE aux élections municipales et régionales, il avait surpris jusqu'à son propre camp en convoquant immédiatement des législatives anticipées, en plein mois de juillet. Alors que les sondages étaient défavorables à la gauche, le scrutin avait permis aux socialistes de limiter leurs pertes puis, après plusieurs mois de négociations, à Pedro Sanchez de conserver la Moncloa, la résidence du premier ministre.

Aujourd'hui, son pari est du même ordre: reprendre l'initiative dans un contexte politique dégradé et remobiliser la gauche face au risque d'une majorité PP-Vox, cette «coalition d'extrême droite» contre laquelle Pedro Sanchez a de nouveau mis en garde lundi. Les sondages restent cependant défavorables au PSOE. Le baromètre de l'institut 40dB, publié lundi par le quotidien El Pais, crédite le PP de 31,6 % des voix, soit 1,5 point de plus qu'aux élections de 2023, contre 27,4 % pour le PSOE, en recul de 4,3 points. Mais c'est surtout Vox qui progresse : l'extrême droite recueillerait 18,4 % des suffrages, 6 points de plus qu'il y a trois ans.

ISABELLE PIQUER

A New Delhi, la moitié des électeurs menacés d'être radiés des listes

Les musulmans et les plus pauvres sont visés par un nettoyage des registres électoraux

NEW DELHI - correspondence

Le bureau électoral de Nai Basti, à Okhla, dans le sud- est de New Delhi, est le théâtre d'un angoissant ballet, ce jeudi 1er octobre. Une centaine d'hommes et de femmes vont et viennent ici chaque jour dans l'ultime espoir de conserver leurs droits civiques, menacés par un exercice kafkaïen de révision des listes électorales. Dans une pochette cartonnée ou dans un simple sac en plastique, ils ont glissé tous les documents officiels qu'ils possèdent. Sabana Khatoon, 46 ans, s'accroche à sa carte d'électeur, vraisemblable- ment devenue caduque. «Je n'ai jamais manqué un scrutin de ma vie, mais on m'a dit que j'avais été radiée des listes», explique cette mère de famille.

Les autorités se sont lancées au mois de juin 2025 dans une « révision intensive spéciale » des listes électorales dans plus d'une trentaine d'Etats. Contrairement à l'exercice de routine visant à supprimer les personnes décédées et les doublons, ce nettoyage des listes a pour objectif affiché de s'assurer qu'aucun immigré clandestin, notamment des musulmans du Bangladesh, ne puisse voter. Une thématique largement instrumentalisée par les nationalistes hindous du 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 la formation du premier ministre, Narendra Modi. Quelque 130 millions d'électeurs ont déjà été radiés.

Dans la capitale indienne, où l'opération suit actuellement son cours, la moitié de l'électorat est menacée. Plus de 4,7 millions de personnes ont été supprimées des listes provisoires publiées à la fin du mois d'août, soit près d'un tiers des votants. A cela, s'ajou- tent 3,3 millions d'électeurs faisant l'objet d'une mise en demeure de la part de la commission électorale leur intimant de prouver, avant le 30 octobre, qu'ils ont bien le droit de vo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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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cours du combattant

Le processus est d'une telle complexité qu'il en devient inintelligible. A New Delhi, les électeurs peuvent être signalés comme «douteux» en raison d'incohérences dans leur nom. Mais aussi s'ils ont cinq frères et sœurs ou plus, posant des problèmes à toutes les familles nombreuses, ou encore si l'écart d'âge entre frères et sœurs est inférieur à neuf mois, entraînant de fait une mise en demeure de tous les jumeaux...

L'exercice, dont une partie a été confiée à un logiciel, semble même avoir échappé à ses propres architectes.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Subrahmanyam Jaishankar, la cheffe de l'exécutif de la capitale, Rekha Gupta, ont reçu des mises en demeure.

Les musulmans et les populations les plus pauvres ont néanmoins été touchés de manière disproportionnée, selon les militants de la société civile. Ce sont les cibles traditionnelles de cet exercice, car réputées défavorables au parti au pouvoir. A l'instar de Sabana Khatoon, ils sont des milliers à courir par monts et par vaux pour espérer figurer sur la liste finale, dont la publication est prévue le 4 novembre.

Là où une simple pièce d'identité et un justificatif de domicile suffisaient auparavant à valider son inscription, les électeurs doivent désormais prouver qu'ils figuraient eux-mêmes ou que l'un de leur parent ou de leur grandparent était inscrit sur les listes électorales de 2002, date de la dernière révision.

Pour le commun des mortels, c'est un parcours du combattant. «Ne sachant ni lire ni écrire, je ne sais même pas quel est le problème avec mon dossier, ni comment y remédier», s'inquiète Sabana Khatoon, désemparée. Un homme sort à son tour du bureau électoral. Ram Devi vient d'apprendre qu'il risquait d'être radié, car le nom de son père a vraisemblablement été mal écrit dans le registre de 2002. En Inde, l'orthographe d'un même nom peut sensiblement varier d'un document à l'autre, notamment en raison des translitéra-tions de l'alphabet devanagari à l'alphabet l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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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iment de panique»

La commission électorale, dont l'indépendance a maintes fois été remise en caus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se trouve à nouveau sous le feu des critiques. Plusieurs manifestations ont été organisées ces derniers jours pour exiger la démission du président de l'institution, accusé d'agir sur les ordres du BJP.

L'enjeu de cette révision des listes électorales va même bien au-delà du droit de vote des citoyens. Dans de nombreux Etats, les autorités menacent de priver les électeurs radiés de prestations sociales dans un pays où quelque 800 millions de pauvres dépendent de l'aide alimentaire.

Dans les quartiers à majorité musulmane, comme à Okhla, « un sentiment de panique s'est emparé des habitants », fait valoir un travailleur social qui a souhaité rester anonyme. Car une fois les listes définitives publiées, la commission électorale enverra les noms des personnes radiées et suspectées d'être des étrangers à l'autorité compétente auprès d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Le sentiment d'anxiété des citoyens est lié au contexte dans lequel se déroule la révision des listes», rappelle Nizamuddin Pasha, avocat, qui a initialement contesté le nettoyage des listes devant la Cour suprême. En 2019, un exercice visant à identifier les migrants clandestins dans l'Etat de l'Assam, frontalier avec le Bangladesh, avait déchu 1,9 million de personnes de leur nationalité. La même année, le gouvernement nationaliste hindou avait fait adopter une réforme de la loi sur la citoyenneté discriminant les musulmans.

Dans de nombreux Etats, les autorités menacent de priver les électeurs radiés de prestations sociales

Pour s'assurer que personne ne soit injustement radié des listes, Nizamuddin Pasha, aux côtés d'Asaduddin Owaisi, député d'un parti musulman au Parlement indien, a ouvert une permanence légale à Zakir Nagar, une enclave située dans le quartier d'Okhla. Dans ces locaux, les agents électoraux peuvent recevoir les électeurs venus compléter leur dossier et des avocats dispensent des conseils juridiques.

Arunima Faraz, une femme de 32 ans, vient y déposer ses documents sur la table. Elle résume la peur de toute une communauté : « Si je ne suis plus sur les listes électorales, le gouvernement pourra alors prétendre que je suis une immigrée du Pakistan ou du Bangladesh et m'envoyer dans un camp de détention. »

CAROLE DIETERICH

Le taux de cadmium dans les engrais sera limité

Le gouvernement va suivre les préconisations des autorités sanitaires, quinze ans après les premières aler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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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nze ans après les premières alertes de l'Agence nationale de sécurité sanitaire (Anses) sur la

« surexposition » des Français au cadmium, en 2011, le gouvernement s'engage à réduire les taux de ce métal lourd cancérogène dans les engrais phosphatés. Quatre textes réglementaires (un décret et trois arrêtés) ont été publiés entre vendredi 2 octobre et lundi 5 octobre. Ils fixent une trajectoire progressive de réduction des teneurs en cadmium dans les fertilisants et les apports dans les sols agricoles.

Aujourd'hui autorisés jusqu'à 90 milligrammes par kilo (mg/kg), un record en Europe, les taux de cadmium dans les engrais phosphatés devront être abais- sés à 60 mg/kg (la norme en vigueur dans l'Union euro- péenne depuis 2022) à partir du 1er janvier 2027, puis à 40 mg/kg en 2028, pour atteindre enfin un plafond de 20 mg/kg en 2030, un seuil déjà appliqué dans plusieurs pays, comme la Finlande, la Hongrie ou la Slovaquie.

Dans un rapport publié en mars, l'Anses, qui recommande depuis 2021 d'appliquer ce seuil de 20 mg/kg, exhortait le gouvernement à agir «dès que possible » sous peine «d'effets néfastes pour une part croissante de la population ». Près de la moitié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et 100 % des enfants de 2 à 3 ans présentent déjà des taux de cadmium dans les urines qui dépassent le seuil de concentration considéré comme critique. Une singularité française : les enfants français sont jusqu'à six fois plus imprégnés que les jeunes Allemands ou Italiens.

Santé publique France alerte depuis 2021 sur le lien avec l'explosion des cancers du pancréas en France : « Le cadmium est suspecté de jouer un rôle dans l'accroissement majeur et extrêmement préoccupant de [leur] incidence. » Le nombre de cas a plus que quadruplé en trente ans. Le cadmium, qui contamine de nombreux aliments de grande consommation (pommes de terre, céréales, pâtes, pain...), s'accumule dans les reins et le foie. Il est également associé à un risque accru de cancers du rein, du poumon, de la prostate ou encore du sein. Il a des effets rénaux, cardio-vasculaires, neurodéveloppementaux. Et, en se fixant sur les os, il favorise également l'ostéopo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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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mbe sanitaire »

Dans une lettre ouverte adressée au premier ministre en juin 2025, les médecins libéraux avaient dénoncé une « bombe sanitaire ». A l'initiative de cette mobilisation, Pascal Meyvaert accueille avec « grande satisfaction » un texte qui « répond à [leur] demande de mieux prévenir la contamination des cultures agricoles au cadmium ».

Le texte qui avait été mis en consultation publique au printemps, porté par la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Annie Genevard, prévoyait à l'origine une trajectoire de réduction bien plus lente qui devait aboutir au seuil préconisé par l'Anses en 2038. Mais entre-temps, une proposition de l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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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enfants français sont jusqu'à six fois plus imprégnés que les jeunes Allemands ou Italiens

des députés Benoît Biteau (Les Ecologistes, Charente-Maritime) et Clémentine Autain (L'Après, Seine-Saint-Denis), soutenue par la communauté médicale et plusieurs pétitions citoyennes, a été adoptée en première lectur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le 4 juin, contre l'avis du gouvernement: le texte fixe l'abaissement à 40 mg/kg dès 2027 puis à 20 mg/kg en 2030.

Pour justifier sa décision de revenir sur sa démission, la minist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Monique Barbut, avait précisé en juillet avoir obtenu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mmanuel Macron, des « garanties » sur plusieurs dossiers environnementaux, dont l'abaissement du taux de cadmium dans les engrais phosphatés à 20 mg/kg dès 2030.

Selon nos informations, la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a accepté de se ranger derrière la proposition de sa collègue à condition d'inclure une clause de revoyure. Le gouvernement prévient ainsi qu'il pourra « adapter le calendrier » de la baisse des teneurs en cadmium en fonction des « données technologiques et facteurs socio-économiques disponibles, y compris la sécurité d'approvisionnement en matières fertilisantes », comprendre retarder le passage au seuil recommandé par les autorités sanitaires.

Ce sera aux inspections générales des ministères concernés de trancher. Or, dans un rapport publié en mai, l'inspection générale de l'environnement et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et le conseil général de l'alimentation, de l'agriculture et des espaces ruraux avertissaient que, si s'aligner immédiatement sur la norme européenne était une mesure « peu contraignante », il n'en allait pas de même de l'abaissement à 20 mg/kg. Alors que la France importe ses engrais phosphatés très majoritairement du Maroc, la réduction des teneurs en cadmium aura un « impact significatif sur l'approvisionnement national et probablement sur les prix des engrais », avertissent les auteurs.

Un risque qui s'explique par la « situation d'oligopole » du Maroc, qui possède les plus grands gisements miniers de phosphates du monde et qui assure avoir développé un processus de décadmiation qui lui permet de proposer des engrais « bas cadmium » (inférieurs à 20 mg/kg). La FNSEA, le premier syndicat agricole, a déjà prévenu qu'il était favorable à l'abaissement des seuils, mais « à des prix abordables ».

C'est pourquoi Benoît Biteau entend pousser sa proposition de loi jusqu'au bout. « Un décret, c'est fragile, dit le député, celui-là va dans le bon sens, mais le gouvernement peut décider unilatéralement de l'écraser par un autre. Une loi, c'est plus robuste. » Il attend de connaître la date de la future niche parlementaire des élus écologistes au Sénat pour y inscrire son tex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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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an complet des sols

Le gouvernement assure de son côté qu'il «franchit une nouvelle étape pour mieux protéger les Français». Reste qu'abaisser le seuil à 20 mg/kg ne sera pas suffisant pour espérer des effets sanitaires à court terme. L'Anses précise qu'il faudra des « dizaines d'années » pour que les niveaux de contamination des sols commencent à baisser. « Ça va prendre un temps fou, confirme le biologiste Marc-André Selosse, spécialiste de la vie des sols. D'où la nécessité de faire moins de céréales et de développer de nouvelles variétés végétales. »

Fondateur de l'Association Santé Environnement France, le cardiologue Pierre Souvet est l'un des premiers à avoir alerté sur les dangers du cadmium. « On va stabiliser les concentrations dans les sols, mais celles dans les aliments ne vont pas baisser tout de suite, donc les recommandations de consommer des aliments moins exposés au cadmium, comme les légumineuses et le bio, restent de rigueur », explique-t-il.

Le médecin voit un autre levier à activer: obtenir un bilan complet de l'acidité des sols français, favorisée selon lui par les engrais azotés, et susceptible de faciliter le transfert du cadmium vers la plante. Il a ainsi demandé à rencontrer le président de Chambres d'agriculture France afin de mettre en place des « mesures correctives », en particulier pour les cultures qui accumulent le plus le cadmium.

STÉPHANE MANDARD

Soupçon de peste en Sibérie : le Kremlin rassure, l’inquiétude grandit

Les autorités assurent que la mort, le 2 octobre, d'une employée d'un laboratoire d'Irkoutsk n'a pas été provoquée par le bacille

En Sibérie, le gouverneur de la région d'Irkoutsk, Igor Kobzev, garantit que « tout est sous contrôle ». A Moscou, le porte-parole du Kremlin, Dmitri Peskov, appelle la population à écouter « les déclarations officielles des professionnels plutôt que les rumeurs et les spéculations ». Et l'agence nationale de santé publique Rospotrebnadzor répète que « la situation est stable ». Résultat : plus les autorités rassurent, plus l'inquiétude grandit en Russie, après qu'une employée de l'Institut antipeste d'Irkoutsk est morte, vendredi 2 octobre. Les causes de ce décès sont d'autant plus incertaines que des récits contradictoires ont nourri les interrogations sur une possible épidémie.

Les médias russes ont identifié la victime : Daria Chipilova, 28 ans, technicienne de laboratoire de cet établissement. C'est à l'hôpital de Chelekhov, cité satellite d'Irkoutsk, que la jeune femme a succombé deux jours après son hospitalisation. Le site Peuples du Baïkal, un média local indépendant dont la rédaction a été contrainte à l'exil mais qui garde de nombreux contacts sur place, a avancé deux explications. Selon une première hypothèse, Daria Chipilova souffrait d'une peste pulmonaire à son retour d'un séjour en Thaïlande; selon une autre, elle a contracté cette maladie après avoir accidentellement cassé dans son laboratoire un tube à essai contenant l'agent pathogène de la peste.

L'agence Rospotrebnadzor affirme pour sa part qu'aucun cas d'urgence impliquant des microorganismes pathogènes n'a été recensé à l'institut d'Irkoutsk. Les analyses par une commission d'experts montrent que la cause du décès est «une pneumonie» à l'origine «indéterminée», a affirmé, lundi 5 octobre, Igor Kobzev. Le gouverneur a précisé que toutes les personnes en contact avec la défunte ont été identifiées et placées sous surveillance médicale.

Les premières déclarations et mesures officielles étaient bien moins rassurantes. Le 2 octobre, Alexeï Tsydenov, gouverneur de Bouriatie, la région voisine, a expliqué par sa messagerie que la femme de la région d'Irkoutsk « morte de la peste » ne venait pas du territoire dont il est chargé. Il a ensuite modifié son message en ajoutant le mot « peut-être ». Le lendemain, 3 octobre, les autorités de Baïkalsk, ville proche d'Irkoutsk, ont publié un message demandant aux habitants de ne pas se rendre à Chelekhov en raison de « renseignements non officiels faisant état d'une personne ayant contracté la peste ». Le message a été supprimé deux heures après.

Comme l'a rapporté Peuples du Baïkal, les habitants de Chelekhov ont remarqué des personnes portant des combinaisons de protection, des masques et des gants dans les rues. Et les ambulances qui transportaient, pour dépistage, les personnes ayant été en contact avec Daria Chipilova, ont été escortées par des patrouilles du FSB, héritier du KGB, service fédéral chargé à la fois de la sécurité et... du contrôle de l'information. Les médias censurent les articles évoquant un risque d'épidémie. La chaîne de télévision REN TV a retiré de ses réseaux sociaux cinq publications mentionnant la possible peste à Chelekh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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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sujet à Washington

La directrice de Rospotrebnadzor, Anna Popova, s'est rendue en Sibérie pour une réunion d'urgence durant le week-end des 3 et 4 octobre. Certains secteurs de l'hôpital de Chelekhov, où Daria Chipilova est morte, ont été bouclés. Près de 200 personnes ayant été en contact avec elle ont été identifiées, 189 ont été hospitalisées pour observation. Plusieurs établissements de santé ont été placés en quarantaine. Dans d'autres, les services fonctionnent normalement, sans fermeture massive.

Mais une usine d'aluminium locale a demandé à ses employés de porter des masques. Quant aux pays voisins d'Asie centrale (Ouzbékistan, Kirghizistan, Kazakhstan), ils ont, par précaution, renforcé les contrôles sanitaires à leurs frontières.

La peste pulmonaire est la forme la plus dangereuse de la maladie. Contrairement aux deux autres formes (bubonique et septicémique), elle touche les poumons et se transmet d'une personne à l'autre par des gouttelettes infectieuses dans l'air. Sans traitement antibiotique rapide, elle s'avère mortelle, en un à six jours. Cela a pu être le cas de Daria Chipilova. L'inquiétude est d'autant plus grande que la peste est endémique en Sibérie, où a été identifié le premier foyer humain préhistorique connu. La bactérie responsable de la maladie, Yersinia pestis, est présente chez les petits mammifères sauvages des étendues sibériennes. Les cas de peste chez l'être humain restent toutefois rares.

Etonnamment, la situation médicale en Sibérie n'a pas tardé à devenir un sujet à Washington.

Marco Rubio, le chef de la diplomatie américaine, s'est d'abord montré mi-rassurant mi-inquiet: «Je ne pense pas qu'il y ait lieu de s'alarmer, mais il y a lieu de garder un œil dessus. » Puis Donald Trump a lui-même commenté cette situation pourtant lointaine: «On regarde ça de très près, on vient juste d'en entendre parler. On va les aider. »

Ces déclarations américaines devraient peu rassurer en Sibérie, où la prudence, voire la méfiance, est de mise. Au printemps, un précédent y avait déjà semé doute et colère. Officiellement, le gouvernement avait alors évoqué une épidémie de pasteurellose chez les bovins pour justifier des mesures radicales. Il avait ordonné la mise en quarantaine et l'abattage massif des animaux, mesures pourtant non nécessaires pour cette infection relativement bénigne. En réalité, les autorités sont soupçonnées d'avoir dissimulé une épidémie de fièvre aphteuse. Et d'en avoir caché l'ampleur.

Et d'en avoir caché l'ampleur. ■

BENJAMIN QUÉNELLE

MOBILISATION LYCÉENNE

A Saint-Denis, un mouvement politisé mais pas manipulé

Besoins matériels, violences policières, discriminations et montée du RN...

dans les banlieues, là où la contestation

a démarré, les revendications sont multiples

S

aint-Denis, capitale d'un jour des lycéens de banlieue. L'après-midi du dimanche 4 octobre, quelque 350 personnes – dont une moitié de lycéens – étaient réunies pour une grande assemblée générale

sur le parvis de la mairie de la ville de Seine-Saint-Denis, au nord de Paris, à l'appel de l'association Rassemblement pour l'égalité et la démocratie Jeunes, active dans les quartiers populaires contre les discriminations et les violences policières. L'ordre du jour? Partager revendications et témoignages, décider des suites à donner au mouvement qui enflamme la France depuis une semaine.

« C'est notre mouvement, notre colère. Personne ne pourra nous la voler », s'écrie dans le micro Soumaya Sarré, 18 ans, ex-lycéenne à Bondy (Seine-Saint-Denis), aujourd'hui étudiante en première année de licence à la Sorbonne. « Aujourd'hui, c'est vous qui allez parler. Nous sommes un mouvement démocratique », promet Walid Mansouri, son coanimateur, qui a lui aussi tout juste quitté le lycée pour l'université.

Des lycéens venus d'un peu partout dans la banlieue parisienne se succèdent au micro, égrenant les mêmes revendications : plus de matériel, des chaises, des tables, des ordinateurs, des toilettes et des locaux décents, moins d'élèves par classe, plus de professeurs remplacés, moins d'heures de cours, plus d'infirmières, plus de chauffage l'hiver, moins de passoires thermiques, etc. Zakarya (nous avons choisi de ne pas donner les noms de famille des mineurs), 16 ans, qui se présente comme « neuroatypique », déclenche un tonnerre d'applaudissements quand il explique que son accompagnante des élèves en situation de handicap s'occupe de quatre élèves au lycée Paul-Eluard de Saint-De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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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OUS DIVISE»

Un fort sentiment d'injustice domine toutes les interventions: «Pourquoi on aurait moins de chances que ceux qui viennent de Paris?», interroge Nour, du lycée Rosa-Parks, dans le quartier de la Plaine Saint-Denis. Livia, venue du 19 $^{e}$ arrondissement de la capitale, confirme: «Il y a une ségrégation entre Paris et la banlieue due à Parcoursup, qui est totalement arbitraire. » Trois élèves du lycée catholique privé Jean-Baptiste-de-La-Salle, à Saint-Denis, sont venus témoigner par solidarité. « Ce n'est pas normal qu'il y ait de telles inégalités », déplore une jeune fille à lunettes, très applaudie.

Pour ceux qui prennent la parole, injustice et discriminations vont de pair, qu'elles soient scolaires, sociétales ou policières. « Dans les médias, il y a ceux qui militent et ceux qui cassent, s'insurge Thimotée, de Montreuil (Seine-Saint-Denis). Le résultat, c'est les Blancs d'un côté, et les Noirs et les Arabes de l'autre. C'est pas nous, ça. » Ce sera la seule allusion aux violences et dégradations commises par des jeunes. Le sujet des violences policières, en revanche, revient dans toutes les interventions. « Quand on est un élève non-blanc, la violence [des forces de l'ordre] est décuplée», souligne Soumaya Sarré.

Parfois, les orateurs s'éloignent de la problématique scolaire, dessinant un mouvement très politisé. Ayoub est là pour montrer que c'est eux « la nouvelle France », reprenant la formule de Jean-Luc Mélenchon. La cause palestinienne, absente des discours, est omniprésente à travers les nombreux keffiehs arborés par les jeunes. Ce qui n'est pas étonnant pour une génération qui a assisté à la destruction de la bande de Gaza à travers les réseaux sociaux et dont une bonne part déclare être entrée en politique en réaction au « génocide ».

« On nous divise avec les religions, déplore Moustapha, de La Courneuve (Seine-Saint-Denis). Aujourd'hui, les musulmans sont traités comme des ennemis. Il y aura même une loi interdisant le voile si le RN passe aux élections de 2027. » Sur quasiment tous les sites de lycées bloqués, on trouve des banderoles anti-Rassemblement national. La possibilité très proche et réelle d'une arrivée au pouvoir de l'extrême droite attise, à n'en pas douter, ce mouvement lycéen.

Pour ce rassemblement, la mairie de Saint-Denis a prêté quelques barrières pour canaliser la foule, une sono et un petit dais décoré d'un drapeau palestinien. Walid Mansouri connaît bien le nouveau maire issu de La

AYOUB EST LÀ

POUR MONTRER

QUE C'EST EUX

« LA NOUVELLE

FRANCE »,

REPRENANT

LA FORMULE

DE JEAN-LUC

MÉLENCHON

France insoumise (LFI), Bally Bagayoko: il était en dernière position sur sa liste aux municipales de mars. Contrairement à Soumaya Sarré, qui dit ne pas avoir d'affiliation partisane, mais qui aimerait voir émerger « un syndicat des lycéens des quartiers populaires, parce qu' [ils] en [ont] marre que ce soient des bourgeois privilégiés qui [les] représentent ».

Au milieu de la réunion, Bally Bagayoko débarque entouré d'une dizaine d'autres élus. La foule en délire se resserre autour du maire, qui a été particulièrement présent et actif sur les blocages lycéens, éteignant ici un feu de poubelles, s'interposant là entre les forces de l'ordre et les élèves. « Vous faites honneur à la République, vous faites honneur à ses valeurs, lance-t-il. Vos revendications sont légitimes. Il faut que la mobilisation s'accentue, parce que les inégalités, elles sont toujours là. » Tonnerre d'applaudissements.

Un peu plus tard, devant les médias, le maire LFI met le gouvernement en garde contre « l'escalade » policière: « Il n'y aura aucune solution politique si jamais la situation dérape. » Il balaie les accusations d'« incitation à la violence » du gouvernement et qualifie d'« indigne » le signalement à la justice effectué par le préfet de région.

Cette réunion organisée, encadrée et animée par des militants ou des sympathisants «insoumis» est-elle la preuve de la «manipulation» du mouvement lycéen par «LFI et

A Lamballe, en Bretagne, le rythme harassant des lycées ruraux

SUR LE TROTTOIR devant le lycée Henri-Avril à Lamballe (Côtes-d'Armor), Aliénor, élève de terminale, retrouve son groupe d'amies dans la pénombre. Il est 7 h 45, ce lundi 5 octobre. L'établissement de 1300 élèves vient d'ouvrir. Les lycéennes s'échangent les dernières nouvelles du « mouvement ». Aliénor, 17 ans, n'a pas participé aux premières manifestations, jeudi et vendredi. Elle appréhendait les violences. Emma, Céleste et Camille la rassurent : « Notre mobilisation ne ressemble pas à celles que l'on voit à la télévision ou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

A Lamballe, les blocages se sont déroulés dans le calme. Quelque 600 élèves se sont massés devant les portes avant de marcher dans les rues de la cité plus habituée à voir défiler des éleveurs en colère que des lycéens remontés. Après avoir tourné autour du Leclerc puis de l'Intermarché, et encouragé les lycéens de l'établissement privé à les rejoindre, les manifestants ont scandé quelques slogans et entonné La Marseillaise devant la mairie.

Les forces de l'ordre sont restées à distance. Il y a bien eu quelques pétards, un extincteur vidé et des rétroviseurs abîmés. Des débordements mineurs, dénoncés par tous les jeunes rencontrés. Emma, scolarisée en terminale, peste : «Il ne faut pas décrédibiliser le mouvement. Pour faire entendre nos revendications, on doit les exprimer calmement. D'autant qu'ici, nous sommes plutôt bien lotis. »

Autour d'elle, beaucoup tempèrent. Le bâtiment principal du lycée Henri-Avril a, certes, été rénové après un chantier de deux ans à 15 millions d'euros, mais des préfabriqués et des bâtiments vieillissants seraient toujours en service. Difficile d'y travailler lors des canicules, selon ces garçons de terminale. Des élèves en bac professionnel critiquent, eux, ces salles dans lesquelles la pluie s'infiltre régulièrement. D'autres racontent leur quotidien dans des classes à 35.

Vapoteuse en main, quatre adolescents inscrits en CAP mécanique déplorent le non-remplacement de leurs professeurs de français et d'histoire-géographie, absents depuis la rentrée. Et puis, les emplois du temps font débat : surchargés, mal ficelés... «Le mercredi, les professeurs n'acceptent pas de nous laisser partir dix minutes avant la fin des cours pour aller au self. Si je veux prendre mon car, je dois sauter le repas», souffle Emma qui espère intégrer, en septembre, une licence de droit. Encore faut-il passer l'«obstacle» Parcoursup. Une autre source d'agacement.

Aliénor tient à faire grève pour faire entendre les réalités scolaires en milieu rural. Comme nombre de lycéens d'Henri-Avril, elle habite dans une commune alentour. Le car scolaire sillonne la campagne pendant une heure dix avant de rallier l'école.

Réveil à 5 h 30, bus à 6 h 45, début des cours à 8 heures. « On vit des journées à rallonge. Je termine parfois mes devoirs à 22 h 30. Je dors six heures par nuit maximum. Je voulais continuer l'équitation, mais n'ai pas trouvé le temps d'aller à une seule séance depuis la rentrée... Ma vie scolaire laisse peu de place à une vie sociale », grimace-t-elle. Ses amies opinent.

«Pas de leader ni de représentant»

Assis sur un banc, Simon, Ewen, Samson et Axel révisent en urgence. Dans quelques minutes, ils seront évalués en histoire pour les uns, en mathématiques pour les autres. Ces lycéens de terminale reviennent à Henri-Avril après deux jours séchés. Tous retourneront en manifestation mardi, par «conviction».

«Les blocages ne sont pas instrumentalisés par des syndicats ou des partis politiques, comme le pensent certains. Ici, il n'y a pas de leader ni de représentant. On est simplement des lycéens soucieux de nos conditions de travail, plaide Samson, 17 ans Qu'on soit de gauche ou de droite, chacun reconnaît les problématiques. Le gouvernement doit investir davantage sur sa jeunesse. » « On ne nous prend pas au sérieux. Interdire les téléphones portables, était-ce la priorité ? On nous parle comme à des enfants obnubilés par les écrans », s'agace Axel. Le groupe montre les lycéens autour d'eux. La majorité d'entre eux discutent. Très peu ont le nez sur leur smartphone. Dans un coin, le proviseur de l'établissement surveille l'entrée. Il refuse de s'exprimer. Consigne de l'administration.

Skateboard sous le bras, Jules passe de groupe en groupe pour saluer les têtes connues. Curieux, cet élève de 2 $^{de}$ écoute les discussions : «Je n'y connais rien, à la politique. Je me fais influencer par mes parents, les infos, mes amis... Cette mobilisation m'aide à construire mes propres opinions. » Le mouvement est vécu comme une initiation politique et sociale. Certains en discutent avec leurs parents. C'est le cas d'Arnaud, 16 ans, qui a l'aval de sa mère, mais pas celui de son père pour manifester. Cet élève, qui se destine à travailler dans les travaux publics, clame : «J'assume de faire de la propagande autour de moi. Pour se faire entendre, le mouvement doit durer. Sinon, tout cela n'aura été que du folklore sans lendemain. »

BENJAMIN KELTZ

(ENVOYÉ SPÉCIAL À LAMBALLE,

CÔTES D'ARMOR)

Une porte-parole des lycéens, lors d'une assemblée générale, à Saint-Denis (Seine-Saint-Denis), le 4 octobre.

KENZO TRIBOUILLARD/AFP

ses proxys de l'ultragauche», comme l'a affirmé l'entourage du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à l'issue d'une cellule de crise interministérielle, tenue jeudi 1er octobre? Matignon disait s'appuyer sur un « constat partagé par l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 En fait, il s'agit essentiellement d'une note de la direction du renseignement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de Paris (DRPP) du 28 septembre sur le mouvement lycéen en Seine-Saint-Denis.

«Les origines du mouvement résident de toute évidence dans une instrumentalisation de structures syndicales étudiantes et de mouvements politiques proches de l'extrême gauche», y écrivent les policiers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qui soulignent le rôle des élus LFI, ayant, à la suite de Louis Boyard (député du Val-de-Marne), premier à s'être rendu au lycée Saint-Exupéry de Créteil à la mi-septembre, rejoint massivement les blocages à partir du 28 septembre. Chacun à sa manière et avec sa sensibilité : certains pour galvaniser les élèves, d'autres, comme Antoine Léaument (député de l'Essonne), pour les appeler au calme et encadrer un mouvement un peu anarch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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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T D'AUBAINE »

Le constat de la DRPP n'est pas partagé, cependant, par tous l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Selon une autre source bien informée, le mouvement lycéen s'est déroulé en trois temps : « Un premier temps assez agité et spontané, sans profil politique. Puis un deuxième temps, en début de semaine dernière [à partir du lundi 28 septembre] lorsque des groupes de jeunes des quartiers, certains lycéens mais pas tous, ont entrepris des actions violentes : destructions de biens, menaces et agressions visant les personnels éducatifs. Enfin,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et les militants syndicaux de la gauche radicale ne sont arrivés que dans un troisième temps. »

La preuve de l'entrée en scène de militants aguerris, selon cette source: les tracts donnant des consignes aux lycéens interpellés et placés en garde à vue. « Mais il est très difficile de contrôler un mouvement de lycéens, par nature très volatil, poursuit la source. C'est plus un effet d'aubaine pour les partis politiques intéressés par l'agitation sociale. » En clair, les réseaux sociaux et l'effet d'imitation, voire d'émulation entre quartiers, ont été plus forts que la capacité d'entraînement de LFI. Enfin, la présence de black blocs n'a pas été objectivée par l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même si la journée du mardi 6 octobre s'annonçait à haut risque. Parmi les jeunes interpellés à la suite de l'agression d'un haut gradé de la police à Belfort, aucun ne figurait au fichier des antécédents judiciaires, selon une source policière.

Pour Ryad Rani, 19 ans, président de l'Union syndicale lycéenne, majoritaire dans le secondaire, « dire que LFI manipule et organise cette mobilisation est faux et infantilisant. Nous sommes représentés dans 3500 lycées [sur un total de 5000] ». Le jeune homme, qui a été présenté comme un « in soumis », se défend de cette étiquette: « Je suis de gauche, ça oui. Et je me suis présenté aux municipales sur une liste d'union de la gauche en tant que syndicaliste. » Depuis sa médiatisation, il dit avoir reçu des menaces de mort et des insultes racistes.

Il serait, en tout cas, étrange de reprocher à Ryad Rani sa proximité avec les « insoumis », alors que nul n'a relevé – jusqu'à ce que Manuel Bompard, coordinateur de LFI, le dévoile en direct lors d'une émission télévisée – que Nathanaël Combary, président d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e Renouveau lycéen, invité à rencontrer le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Edouard Geffray, vendredi 2 octobre à Paris avec les autres syndicats, était engagé dans la campagne de Gabriel Attal.

Ariane Anemoyannis, 27 ans, coordinatrice du Poing levé, une organisation étudiante de gauche radicale issue de Révolution permanente, réfute, elle aussi, toute manipulation ou entrisme : « Nous sommes aux côtés des lycéens parce que nous comprenons et partageons leur colère. Nombre d'assistants d'éducation en collège et lycée sont des étudiants et militent chez nous. Ils vivent ces problèmes au jour le jour. Pour nous, les lycéens sont des sujets, pas des objets manipulables. Ils nous montrent l'exemple. »

Dans ses places fortes, notamment à Saint-Denis, Toulouse et Bordeaux, Le Poing levé dispose de militants très actifs et organisés, qui travaillent depuis le début du mouvement lycéen à une jonction avec le monde étudiant. Plutôt qu'un «proxy» de LFI, c'est un aiguillon aux positions souvent plus radicales. «L'utilisation du terme de “proxys”, qui désigne les alliés militaires de l'Iran dans la guerre avec Israël et les Etats-Unis, en dit long sur l'imaginaire du gouvernement», fait remarquer Ariane Anemoyannis.

CHRISTOPHE AY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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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us, on ne veut rien casser, on veut se faire écouter »

A Pantin, Marseille, Toulouse ou encore Lyon, les lycéens partagent les mêmes inquiétudes et dénoncent leurs conditions d'études

LYON, MARSEILLE, TOULOUSE - correspondants

La jeunesse emmerde Par-coursup», «Nous sommes plus que des données dans un logiciel», «8 h-19 h, on est au lycée ou en garde à vue?», «L'avenir de la nation passe par l'éducation», «Moins de flics, plus de fric»... Les slogans ont fleuri par centaines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sur les pancartes placardées aux grilles des établissements, au fur et à mesure que la mobilisation des lycéens gagnait de l'ampleur. Près de 590 lycées (sur 3700) ont encore été perturbés lundi dans toute la France, à la veille de la journée de mobilisation du mardi 6 octobre pour laquelle les plus engagés espèrent « une convergence des luttes » avec les étudiants et les salariés.

Du manque de papier toilette à l'angoisse de l'orientation, les revendications des lycéens peuvent sembler confuses, éparses et difficiles à cerner. Pourtant, de la banlieue parisienne à Marseille en passant par Toulouse, les lycéens et lycéennes croisés par Le Monde lors des blocages des dix derniers jours se répondent et se répètent, parfois mot pour mot. Leurs témoignages racontent des préoccupations partagées au sujet de leurs conditions d'études, leurs craintes profondes et un besoin viscéral d'être écoutés.

Dans les quartiers populaires de la banlieue parisienne, d'où est parti le mouvement, le manque d'enseignants et de personnels de santé ou la dégradation des locaux affectent lourdement le quotidien. En terminale au lycée professionnel Simone-Weil de Pantin (Seine-Saint-Denis), Kennan (les élèves cités par leur prénom souhaitent rester anonymes) attend devant son établissement pour participer au blocage lundi matin. «Je me mobilise depuis mercredi pour qu'on nous donne plus de moyens. Dans notre lycée, les toilettes sont souvent fermées, on n'a pas d'infirmière, les profs ne sont pas toujours remplacés», développe l'adolescent de 17 ans. Il se dit «inquiet» pour son avenir car il «ne peut pas bien travailler dans ces conditions»: «Je suis inquiet pour moi et pour tous les lycéens de France. Ce seront mes collègues plus tard, et si personne n'a l'éducation nécessaire ou si personne n'a les moyens, la France ne va pas tenir».

Parmi les élèves de ces établissements défavorisés, un sentiment lancinant de relégation surgit rapidement dans les discours, particulièrement devant les lycées professionnels, dont les élèves sont les plus précaires et les plus fragiles sur le plan scolaire. Croisé à Fontenay-sous-Bois (Val-de-Marne) devant le lycée professionnel Jules-Michelet, Kylian n'a pas choisi son orientation. « On est plein dans la classe dans cette situation », assure-t-il. Lui est en 1 $^{re}$ maintenance des systèmes de production

« C'EST PAS POSSIBLE, ON N'A PAS LES MOYENS DE RÉUSSIR ICI », DÉNONCE KYLIAN, DEVANT UN LYCÉE PROFESSIONNEL DU VAL-DE-MARNE connectés et vient tous les jours de Torcy (Seine-et-Marne), à 20 kilomètres. « J'ai été refoulé des lycées que j'avais demandés, à Torcy et à Montreuil », précise-t-il. Il aurait voulu « faire un truc genre commerce », un BTS, peut-être même une licence. Pourquoi ne pas conjuguer ce vœu au futur? « C'est pas possible, on n'a pas les moyens de réussir ici, j'ai même pas de prof d'éco-gestion », se désole-t-il, convaincu, à 17 ans, qu'il « n'aura pas [sa] chance » et que ce n'« est pas normal ».

A l'orée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le contexte politique s'invite aussi au milieu des slogans sur la vie lycéenne. Particulièrement en Ile-de-France, où la peur et le rejet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s'expriment à longueur de tags et de pancartes. A Sevran (Seine-Saint-Denis), devant le lycée Blaise-Cendrars, les drapeaux palestiniens ont côtoyé les drapeaux français, jeudi 1er octobre. Mohamed s'est drapé dans un étendard tricolore pour aller bloquer son lycée. «Hier, on m'a dit que je n'étais pas français, ça m'a choqué; je suis né en France, j'ai des droits», clame le lycéen, alors que ses camarades hurlent dans le mégaphone le vieux slogan «La jeunesse emmerde le Front national».

Certains se mobilisent par nécessité, d'autres davantage par solidarité. Lycéens des villes, des banlieues, des zones rurales, élèves de lycée général ou de la voie professionnelle, ils n'ont parfois pour seul point commun que d'appartenir à la même génération, mais ils affichent une même préoccupation pour l'égalité des chances et la même volonté de se faire entendre. Devant le lycée Saint-Sernin, dans le centre-ville de Toulouse, des assemblées générales réunissent des élèves de cet établissement et du lycée Pierre-de-Fermat. « On veut être entendus ! Même si ici, les conditions sont assez bonnes, on soutient le mouvement national », précise Léo, en classe de terminale, conscient d'étudier dans un établissement favorisé.

«Pas de blocus pour le plaisir »

Cela n'empêche pas ces élèves de partager plusieurs revendications de leurs camarades partout en France. Chloé, également en terminale, en liste quelques-unes : «Des journées moins chargées, des classes plus fraîches lors des examens et surtout une révision de Parcoursup. » Pour Léo, il s'agirait «d'avoir moins de pression sur le contrôle continu et que cela devienne anonyme, pour éviter, par exemple, des discriminations sur l'origine».

« On ne fait pas de blocus pour le plaisir. On veut montrer qu'on est unis », dit aussi Blessin (prénom d'emprunt), élève en terminale du lycée Ampère, dans le centre-ville de Lyon. L'élève a conscience que son établissement, anciennement fréquenté par Charles Baudelaire, n'est pas le plus mal loti. Les locaux ont du cachet, et les absences y sont moins fréquentes. Les problèmes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s'y répercutent néanmoins, d'où un spleen pesant. « Nos journées sont énormes, de 8 heures à 18 heures, j'habite dans une commune de la périphérie, je mets une heure pour venir, on voudrait un rythme différent, comme dans d'autres pays », plaide le lycéen.

Ces expériences communes trouvent un écho si large qu'elles agrègent au mouvement des

« ON ATTEND UN CHANGEMENT TOTAL DE LA FAÇON DONT L'ÉDUCATION EST GÉRÉE DANS CE PAYS », EXPLIQUENT EVA ET LÉNA, À MARSEILLE

établissements peu coutumiers de la contestation. A Marseille, une manifestation spontanée partie du Vieux-Port en milieu d'après-midi, lundi, a réuni des jeunes de toute la ville. Côte à côte, Eva et Léna, 16 ans, élèves du lycée privé Saint-Joseph-de-la-Madeleine vivent leur première mobilisation. « On a fini par réussir à bloquer le lycée aujourd'hui, avec l'aide d'élèves d'autres établissements », expliquent-elles. Leurs revendications ? « Ne plus être 40 par classe, ce qui est incroyable dans un lycée privé. Avoir de la climatisation dans les salles... Ne plus dépendre de l'arbitraire de Parcoursup. On attend un changement total de la façon dont l'éducation est gérée dans ce pays. » Elles assurent que leurs parents les soutiennent, « même s'ils ont peur de ce qui peut arriver pendant les blocages ». « Par contre, ma grand-mère croit que c'est LFI [La France insoumise] qui nous manipule », s'amuse Eva.

Vendredi et lundi, entre 400 et 500 établissements ont été fermés, parfois car ils avaient subi des dégradations, souvent pour éviter les rassemblements aux abords. A Edouard-Herriot, dans le 6 $^{e}$ arrondissement de Lyon, ou au lycée Pierre-Brossolette, à Villeurbanne (métropole de Lyon), des groupes d'élèves passent furtivement malgré la fermeture des établissements. Ils partagent tous la volonté «de continuer jusqu'à être écoutés». «On ne voit pas l'avenir sous un bon jour», confie Ana, élève de 2 $^{de}$ . «Le gouvernement met en avant les débordements. Nous, on ne veut rien casser, on veut se faire entendre», affirme Tom, élève en 1 $^{re}$ .

Les élèves que Le Monde a rencontrés disent leur opposition aux violences et à la casse ayant émaillé plusieurs blocages. Ils expriment aussi la même indignation quant à la réponse policière opposée au mouvement, et aux élèves blessés lors d'interventions des forces de l'ordre à Tours, à Lens (Pas-de-Calais), à Argenteuil et à Saint-Ouen-l'Aumône (Val-d'Oise). En tout, dix enquêtes de l'inspection générale de la police nationale ont été ouvertes.

« Quand on voit les images [de violences sur les lycéens], c'est immoral, les policiers qui font ça, ils devraient être suspendus », s'agace Nolhan devant le lycée professionnel Frédéric-Bartholdi à Saint-Denis (Seine-Saint-Denis). La veille, assure-t-il, l'une de ses camarades « s'est fait embarquer à coups de pied parce qu'elle voulait brûler une poubelle ». Plus de 6000 personnes ont été interpellées depuis le début du mouvement. Parmielles, 5000 ont été placées en garde à vue, dont 4400 mineurs.

RÉMI DUCASSE (À PARIS), PHILIPPE GAGNEBET, SYLVIE LECHERBONNIER (À PARIS), ÉLÉA POMMIERS (À PARIS), GILLES ROF ET RICHARD SCHITTLY

MOBILISATION LYCÉENNE

L'exécutif, fébrile, se trouve à la merci d'un « embrasement »

La mobilisation inquiète au sommet de l'Etat, alors que les gestes du gouvernement ne sont pas parvenus à endiguer la contestation

La forte mobilisation des lycéens attendue, mardi 6 octobre, pour l'« acte III » d'un mouvement qui a essaimé dans tout le pays après être parti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 à la mi-septembre, a poussé le gouvernement à annuler le déplacement de la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Annie Genevard, au Sommet de l'élevage, près de Clermont-Ferrand, où elle était attendue. Priorité a été donnée au déploiement des forces de police et de gendarmerie sur tout le territoire, quitte à suspendre le ballet des voitures officielles.

Les quelques gestes effectués ces derniers jours par le gouvernement en direction d'une contestation qu'il n'a pas vu venir n'auront, en tout cas, pas répondu aux attentes des manifestants. Ni le renoncement à faire payer les frais d'inscription aux élèves non boursiers en BTS ou en classes préparatoires, douze heures après avoir annoncé la mesure, le 1er octobre; ni la « feuille de route » adressée, dimanche, par le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à plusieurs membres de son gouvernement face à la mobilisation lycéenne – elle fixe un calendrier pour répondre à une partie de leurs revendications; ni le déplacement du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douard Geffray, lundi, dans un lycée des Yveline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le début du mouvement.

« L'appréhension du système a été moyenne », juge le président du groupe Union centriste au Sénat, Hervé Marseille, tandis qu'un chef d'exécutif local raconte avoir « alerté » en vain le gouvernement dès les premiers blocages d'établissements scolaires organisés par les lycéens : « Ils ont pris ça un peu à la légère », regrette-t-il.

L'irruption d'une mobilisation sociale d'ampleur à six mois d'u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est inédite. Et elle met en relief les faiblesses d'un gouvernement san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aguerris. Recevoir Rue de Grenelle des organisations lycéennes à la faible représentativité, comme l'a fait Edouard Geffray, le 2 octobre, « c'est leur donner une légitimité », critique un responsable du bloc central. Confier sa « crainte » d'un embrasement plus large, comme l'a fait le ministre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Philippe Baptiste, lundi sur Sud Radio, souligne la fébrilité du gouvernement. « Il y a toujours des Cassandre pour prédire que ça va dégénérer », s'agace-t-on en retour dans l'entourage du chef de l'Etat.

«Aucune consigne de retenue»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Laurent Nuñez, n'a pas plus contribué à calmer les esprits en répondant aux critiques de la droite et de l'extrême droite, vendredi soir sur TF1. «Il n'y a aucune consigne de retenue» à l'intention des forces de l'ordre, insistait-il. Alors qu'un lycéen a eu la main arrachée à Lens (Pas-de-Calais) par une grenade lors d'une intervention policière, lundi, ses déclarations attestent de la primauté donnée à la répression pour désamorcer le mouvement.

S'il a envoyé quelques signes d'ouverture en direction des jeunes, Sébastien Lecornu, qui recevait, lundi soir, ces trois ministres, a lui aussi fait un geste en direction de l'électorat de droite, en décidant de dégager du temps parlementaire pour l'examen au Sénat du projet de loi « casseurs-payeurs », qui avait été présenté à la mi-septembre en conseil des ministres.

Pour l'historien Stéphane Sirot, spécialist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au-delà des revendications variant d'un lycée à un autre, cette mobilisation est le produit du contexte « anxiogène » auquel les jeunes sont exposés : la canicule, les incendies, la croissance en berne, l'angoisse vis-à-vis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les guerres en Ukraine et en Iran, la peur d'une victoire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Une actualité qui exacerbe la peur du lendemain et les radicalise. « Il y a un aspect "no future" » dans cette mobilisation, appuie la députée écologiste des Deux-Sèvres Delphine Batho, ancienne présidente de la Fédération indépendante et démocratique lycéenne (FIDL).

En lien constant avec son premier ministre, Emmanuel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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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lenchon accuse Lecornu d'avoir « ordonné la répression ». Droite et extrême droite s'insurgent, elles, contre le « chaos »

cron se tient à l'écart d'un mouvement qui fait ressortir les failles de son bilan en matière éducative. Le chef de l'Etat laisse le gouvernement «à la manœuvre», se contentant d'appeler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depuis l'Espagne, le 30 septembre, à ne pas «légitimer» la violence. «Il s'agit moins d'un mouvement anti-Macron que d'une crise globale de l'écoute du politique», juge le sondeur Frédéric Dabi, le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IFOP.

Absorbé par la préparation de son projet de budget pour 2027, Sébastien Lecornu n'a pas su détecter les signaux faibles de la mobilisation lycéenne. Il jugeait plus probable une contestation liée à la hausse vertigineuse des prix du carburant ou qui aurait été suscitée par un monde agricole meurtri par les canicules cet été.

La première réaction officielle du chef de gouvernement n'a été formulée qu'une dizaine de jours après les premiers blocages. Elle ne s'adressait ni aux lycéens ni à leurs représentants, mais à Jean-Luc Mélenchon. Le 28 septembre, il renonçait à sa communication verrouillée pour interpeller le leader de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sur X, l'accusant d'« instrumentaliser la colère » de la jeunesse « à des fins partisanes ». « Une faute », ajoutait-il. « Il ne voulait pas être pris en défaut de fermeté », justifie le chef d'un exécutif régional devant cet effet de manche.

Le quadruple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accuse en retour Sébastien Lecornu d'avoir «ordonné la répression» du mouvement lycéen, auquel l'«insoumis» entend donner un écho national. La droite et l'extrême droite s'insurgent, elles, contre le « chaos » signant le laxisme des pouvoirs publics. Au fil d'un débat de plus en plus polarisé, le gouvernement s'est retrouvé pris en étau entre ces deux logiques irréconciliables.

Sur le terrain, les CRS et les gendarmes mobiles sont envoyés au contact des jeunes bloquant leur établissement afin de rétablir l'ordre. Ce face-à-face alimente les troubles aux abords des lycées : jets de projectiles, tirs de mortiers, incendies, biens dégradés et agressions envers les figures d'autorité (forces de l'ordre, membres du corps enseig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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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ble guerrier

La tension n'a cessé de croître en près de trois semaines de mobilisation. Matignon n'hésite plus à qualifier les événements survenus de « violences urbaines » attisées par LFI et « ses proxys de l'ultragauche », notent d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à l'appui de ces déclarations. Un vocable guerrier qui prépare l'opinion à un schéma autoritaire du maintien de l'ordre.

Avec plus de 5000 interpellations et une dizaine d'enquêtes lancées auprès de l'inspection générale de la police nationale pour des faits présumés de violences policières, la proportionnalité des interventions est d'ores et déjà questionnée. «Le risque, c'est que le gouvernement soit tenté, exactement comme avec les "gilets jaunes", de faire monter le coût de la participation à la mobilisation. Et une bonne façon de faire monter ce coût, c'est d'accroître le niveau de répression, estime Xavier Crettiez, professeur de science politique à Sciences Po Saint-Germain-en-Laye. Le mouvement des "gilets jaunes" s'est arrêté parce que cela devenait pour beaucoup trop dangereux de manifester avec des milliers d'interpellations, des dizaines de personnes éborgnées ou aux mains explosées. » Si les débordements persistaient, Sébastien Lecornu n'aura pas d'autre choix, estimet-on au sein de l'exécutif, que de s'adresser directement aux Français et d'endosser la crise.

MARIAMA DARAME

ET NATHALIE SEGAUNES

Un adolescent de 15 ans a eu la main arrachée par une grenade à Lens

Au total, dix enquêtes ont été ouvertes par l'IGPN sur des violences commises par des policiers lors des rassemblements

Les jours passent et les blessés s'accumulent. Au total, « 215 élèves ont été blessés depuis le début des mobilisations dans les lycées (...), soit du fait d'éléments accidentels (...), soit du fait de blessures liées à des fauteurs de troubles », indiquait le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douard Geffray, lundi 5 octobre. Les blessures les plus graves semblent avoir été causées lors d'interventions des forces de l'ordre.

Ainsi, lundi, vers 10 heures, devant le lycée Auguste-Béhal de Lens (Pas-de-Calais), un adolescent de 15 ans, scolarisé en 2 $^{de}$ , a eu la main arrachée par une grenade. Selon le préfet du Pas-de-Calais, François-Xavier Lauch, les lycéens présents devant l'établissement étaient plus nombreux que lors des précédentes mobilisations. « Ils ont projeté toute une série de choses sur la police », a-t-il déclaré lors d'un point presse. Dans ce contexte, une unité de CRS est intervenue sur les lieux.

« Les CRS nous ont courus après pour nous faire reculer. Ils ont fait ça une première fois, après tout le monde est revenu, et c'est la deuxième fois qu'ils ont lancé la grenade », a raconté au Monde Tybo (les prénoms des mineurs ont été modifiés par mesure de protection), 17 ans, témoin de la scène. Après l'explosion, « [la victime] a continué à courir. [Elle] ne s'est pas rendu compte » de sa blessure immédiatement, selon le jeune homme. D'après sa description et d'autres témoignages, l'engin pourrait être une GM2L, une grenade connue pour avoir déjà causé des mutilations lors de manifestations.

Le procureur de Béthune (Pas-de-Calais), Etienne Thieffry, ne se disait pas, lundi, en mesure de déterminer si l'adolescent avait ramassé la grenade ou si elle avait atterri sur lui. Il a confié une enquête à l'inspection générale de la police nationale (IGPN) pour « violence ayant entraîné une mutilation et une infirmité permanente ».

La première blessure grave de lycéen, depuis le début du mouvement, a eu lieu une semaine plus tôt, le 28 septembre, à Saint-Ouen-l'Aumône (Val-d'Oise). Un policier avait alors tiré une grenade lacrymogène avec son lance-grenades Cougar et touché en plein visage Eden, 14 ans, à bout portant. Un usage contraire aux principes d'utilisation de cette arme, avec lequel le tir tendu est interdit car particulièrement dangereux. Contrairement au lanceur de balles de défense (LBD), qui envoie des projectiles en caoutchouc à la rigidité relative, le Cougar projette des grenades lourdes et à l'enveloppe en plastique rigide.

« Eden a une double fracture de la mâchoire, plusieurs de ses dents du bas ont été arrachées et toutes celles du haut sont brisées », a énuméré son avocate, Elsa Marcel, à l'occasion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lundi, en présence des parents. « Sa mâchoire est scellée avec juste un espace pour laisser passer une paille. Il ne peut s'alimenter que de liquides, a ajouté sa mère. Il n'a que 14 ans, il n'a pas fini sa croissance, donc même avec toutes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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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in pourrait être une GM2L, une grenade connue pour avoir déjà causé des mutilations

opérations qu'il subit actuellement, sa situation ne pourra pas se stabiliser avant quatre, cinq ans. »

Selon les images de la scène diffusée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Eden se trouvait en marge du blocage de son lycée, assis seul sur un muret. Pour une raison inconnue, un trio de policiers a tenté de le chasser – les vidéos ne donnent pas une vision exhaustive de la scène. Repoussé physiquement par les fonctionnaires, il leur a résisté et a mis un coup de pied à l'un d'entre eux. Immédiatement après, un policier fait feu.

Deux enquêtes ont été ouvertes, selon Guirec Le Bras, le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du Val-d'Oise, l'une contre Eden pour violences, l'autre confiée à l'IGPN concernant l'utilisation du Cougar, pour violences également. M° Elsa Marcel a annoncé qu'elle s'apprêtait à déposer une plainte, notamment pour tentative d'homicide volontaire.

Deux jours plus tard, à Tours, Maël, un lycéen de 16 ans, a, lui, été éborgné, perdant l'usage de son œil. L'adolescent et plusieurs témoins ont attribué la blessure à un tir de LBD. Une version compatible avec les lésions constatées par les examens médico-légaux, selon la procureure de la République de Tours, Catherine Sorita-Minard. La magistrate a confié une enquête à l'IGPN, tandis que la famille de Maël a porté plainte pour violences volonta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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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r passé à tabac

En tout, dix enquêtes judiciaires ont été confiées à la « police des polices ». L'une d'elles a été ouverte le 28 septembre par le parquet de Bobigny, à la suite d'une plainte de trois parents d'élèves à Sevran (Seine-Saint-Denis). « Sont allégués un coup par un fonctionnaire à cheval, une insulte et un tir de LBD reçu sur la cuisse de l'une des plaignantes », explique le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Alexandre de Bosschère. Selon l'Agence France-Presse, ce dernier a également confié une enquête à l'IGPN pour des faits survenus à Saint-Denis, mais non détaillés. Une autre enquête, ouverte le 1 $^{er}$ octobre, vise à éclairer les circonstances de la blessure à l'œil infligée à un lycéen de 16 ans, suspecté d'avoir été causée par un tir de LBD, à Argenteuil (Val-d'Oise).

Du côté des forces de l'ordre, selon le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le bilan officiel est quantitativement lourd: « 650 blessés au sein des forces de sécurité intérieure » depuis le 28 septembre, indiquet-on Place Beauvau, qui ne donne cependant aucun détail sur la gravité ou les causes des blessures. Des images de violences sur des forces de l'ordre ont également circulé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Le 1er octobre, une vidéo mon-trait une policière esseulée, poursuivie puis frappée par plusieurs personnes dans le 20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Le lendemain, c'est à Belfort (Territoire-de-Belfort) qu'un autre policier a été passé à tabac. Un lycéen a été placé en détention provisoire pour ces faits, tandis qu'un second, âgé de 15 ans, a été placé sous contrôle judiciaire.

Outre les élèves et les forces de l'ordre, à la date du 4 octobre, le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douard Geffray, déplorait 78 personnels blessés.

ARTHUR CARPENTIER,

LISELOTTE MAS

ET FLORENCE TRAULLÉ

(LILLE, CORRESPONDANTE)

Le spectre du déficit pèse sur la présidentielle

Les candidats, contraints de mener campagne dans un climat de crise, s'opposent sur les solutions

L'

objectif était de convaincre les parlementaires, mais aussi de rassurer les créanciers de l'Etat. Double échec. La présentation du projet de budget du gouvernement pour 2027, le 1 $^{er}$ octobre, s'est soldée par un rejet du texte par les groupes d'opposition comme par une défiance des marchés très sceptiques sur le fait de le voir adopté par une Assemblée nationale fragmentée.

Signe de l'état de vulnérabilité dans lequel se trouve la France, les taux d'emprunts du pays ont, dès le lendemain, fait un nouveau bond pour atteindre près de 5 %, un record depuis 2002. L'écart de taux avec l'Allemagne (le « spread ») a, lui, dépassé les 150 points de base – du jamais vu en quinze ans. Outre la hausse générale des cours du pétrole et des taux d'intérêt liée à l'instabilité internationale, l'Hexagone connaît une dégradation rapide de sa situation économique et budgétaire: sa dette publique dépasse les 119 % du PIB, sa croissance est atone, le chômage remonte et les préoccupations sur le pouvoir d'achat grimpent en flèche dans toutes les catégories...

Si le climat est anxiogène pour le gouvernement, le terrain est également miné pour les candidats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Face à la dégradation de la plupart des indicateurs, comment mener campagne et s'engager à tenir ses promesses en l'absence de visibilité et de marges de manœuvre financières?

Tous partagent un relatif consensus sur la gravité de la situation. A droite et dans le bloc central, les prétendants à l'Elysée s'affichent même en lanceurs d'alerte ces derniers jours, à l'instar de Bruno Retailleau. Selon le candidat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LR), « les mécanismes d'une crise sont en train d'être enclenchés ». Gabriel Attal, candidat de Renaissance, affirme, lui, que « la catastrophe n'est plus très loin ». La candidate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Marine Le Pen, s'est dit toute aussi inquiète, décrivant un Etat « au bord d'une crise obligataire ». Les socialistes ont également qualifié de « grave » «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sociale et budgétaire de la France », dans un courrier adressé, vendredi 2 octobre, au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Il n'y a pas de fatalité. L'enjeu, c'est d'éviter le pire. Nous devons tenir la cible de 5 % de déficit que nous nous sommes fixée», leur a répondu le ministre de l'économie, Roland Lescure, dimanche 4 octobre dans La Tribune Dimanche. Une manière implicite de mettre en garde les candidats. En effet, Matignon n'hésite pas à rappeler qu'un nouveau dérapage pourrait entraver le prochain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dans sa capacité à mettre en œuvre son programme.

«Tout ce climat prouve que même si nous ne sommes pas encore entrés dans une crise de la dette d'un point de vue financier, nous y sommes d'un point de vue politique», observe l'économiste Anne-Laure Delatte, directrice de recherche au CNRS, rattachée à l'université Paris-Dauphine-P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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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eurs très soucieux

A sept mois du scrutin élyséen, les électeurs se montrent eux aussi très soucieux de la situation financière du pays, comme le souligne l'enquête électorale réalisée début septembre pour Le Monde par Ipsos BVA-CESI Ecole d'ingénieurs, en partenariat avec le Centre de recherches politique de Sciences Po (Cevipof),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et l'Institut Montaigne. Quelle que soit leur affiliation politique, 84 % des sondés s'expriment en faveur de la diminution de la dette publique. Selon

Brice Teinturier, directeur délégué général d'Ipsos BVA, « c'est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la dissolution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qu'il y a tel niveau d'inquiétude de l'opinion sur la question budgétaire ».

Si le consensus est partagé, de profondes divergences existent sur les solutions à apporter. « La ligne de fracture s'opère autour des leviers choisis pour redresser les finances publiques et les priorités fixées. C'est un conflit de répartition : la question qui se pose est de savoir qui doit contribuer et à quelle hauteur », résume Anne-Laure Delatte.

A gauche, où l'on a réussi à faire exister le débat autour de la taxe Zucman sur le patrimoine des ultrariches lors des discussions budgétaires en 2025, les candidats à la présidentielle revendiquent un logiciel politique qui repose à la fois sur une forme de relance keynésienne et sur la re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Les candidats à la primaire de « l'espace social-démocrate » partagent l'idée d'augmenter sensiblement les impôts - des grandes entreprises, des plus hauts patrimoines, des grands héritages - pour investir dans les services publics ou encor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et même permettre l'abaissement de l'âge de départ à la retraite.

Mais ils se gardent bien de parler de baisse de dépenses, s'enfermant dans un «déni» sur la question, juge un député socialiste. Au sein du Parti socialiste (PS), le tournant de la rigueur pris par François Mitterrand en 1983 reste un traumatisme, tandis que l'héritage du quinquennat de François Hollande (2012-2017) et de sa poli-

Les ministres du gouvernement Lecornu, à l'issue du conseil des ministres, au palais de l'Elysée, le 1er octobre. JULIEN MUGUET POUR « LE MONDE »

Matignon n'hésite

pas à rappeler

qu'un nouveau

dérapage

budgétaire

pourrait entraver

le prochain

président

tique en faveur des entreprises est tenu à distance. Sans s'étendre, Raphaël Glucksmann (Place publique) a commencé à distiller l'idée qu'il faudrait «faire des choix». Le député socialiste de l'Essonne Jérôme Guedj a déclaré vouloir «assumer des économies», mais «à condition qu'elles ne pénalisent ni le pouvoir d'achat, ni l'accès aux soins, ni le niveau des prestations».

Malgré la situation,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ne veut pas du tout amender le programme de son candidat, Jean-Luc Mélenchon, qui se fonde sur une augmentation massive de la dépense publique. «Au contraire,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dégradée nous incite à faire notre programme de relance à fond. Au premier budget, il faudra aller chercher beaucoup d'argent : sur les grandes fortunes, ou en diminuant les aides aux entreprises », argumente le député LFI de l'Essonne Antoine Léaument.

Les «insoumis» souhaitent aussi «libérer [le] pays de l'emprise des marchés financiers». A ce titre, la proposition de Jean-Luc Mélenchon de vouloir «brûler» la part de dette obligatoire française détenue par la Banque centrale européenne a été dénoncée, par ses opposants et plusieurs économistes, comme une pirouette comptable dangereuse. Mais la prise de position du candidat de gauche radicale a néanmoins occupé le centre du débat durant plusieurs semaines. Le leader de LFI est parvenu «à convaincre de la relativité de la question», comme si la réduction de la dette était un problème facilement maîtrisable, déplore un député socialiste.

Consciente du discrédit dont souffrent plusieurs de ses mesures auprès des milieux économiques (retraites à 62 ans, baisse de la TVA sur le carburant...), Marine Le Pen a, elle, choisit de mener un exercice d'équilibriste. La candidate d'extrême droite essaye de donner des gages sur son « sérieux » budgétaire auprès des marchés, sans dévier de sa ligne sociale ni renoncer à son discours anti-élites, inscrit dans l'ADN de son parti.

La députée du Pas-de-Calais a ainsi détaillé, jeudi, la « règle d'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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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partis de gouvernement subissent tous de plein fouet leur décrédibilisation en matière budgétai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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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CE TEINTURIER directeur délégué général d'Ipsos BVA

qu'elle promet de soumettre à un référendum si elle est élue. Un changement de pied du RN assumé, qu'elle justifie face au risque de « la mise sous tutelle de la France ». Marine Le Pen va jusqu'à présenter son parti comme « le seul capable de nettoyer les “écuries d'Augias” du système » et promettre un retour sous la barre des 3 % d'ici à 2032. Le parti devait présenter, mardi, son plan visant à réduire le déficit de 125 milliards d'euros en cinq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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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ter l'austérité

Dénonçant l'«inconséquence» et la «démagogie» des propositions de Marine Le Pen comme de Jean-Luc Mélenchon sur la question, les candidats de la droite et du bloc central veulent, quant à eux, s'arroger l'étiquette du sérieux et de la rigueur budgétaire en ces temps troublés. Libéraux autoproclamés, Edouard Philippe (Horizons), Bruno Retailleau et Gabriel Attal promettent ainsi tous de rétablir la trajectoire des finances publiques en repassant sous la barre des 3 % d'ici à 2032, sans tomber dans l'austérité.

Ils mettent la priorité sur une baisse drastique des dépenses de l'Etat, un allongement de la durée du travail et un allègement de la fiscalité des entreprises pour relancer de la croissance. «Au lieu, soit de se contraindre, soit d'augmenter la taxation, essayons d'augmenter un peu, et en fonction de ce que chacun peut faire, la durée du travail de façon à créer de la richesse supplémentaire», a notamment plaidé, jeudi, Edouard

Philippe, pour défendre sa réforme de report de l'âge de départ en retraite à 65 ans.

« Si les Français commencent à prendre conscience du danger de la dette, ils iront chercher des politiques qui ne sont pas des démagos », veut croire le vice-président de LR, Julien Aubert, soutien de Bruno Retailleau. Comme lui, le député (Renaissance) de l'Essonne Paul Midy estime que l'arrivée au pouvoir de Marine Le Pen ou de Jean-Luc Mélenchon accélérerait la plongée du pays dans la crise en faisant dévisser les marchés. « Ceux qui ne se préparent pas à possibilité d'une crise financière ne seront pas en capacité de gouverner », pense le coresponsable du programme de Gabriel At-tal, qui planche sur un plan de 150 milliards d'euros d'économie à réaliser en trois à cinq ans.

Soucieux de se distinguer des héritiers du macronisme, Bruno Retailleau attaque toutefois les deux anciens premiers ministres d'Emmanuel Macron sur leur statut de « coresponsables des 1400 milliards de dette » contractés durant les deux quinquennat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sortant. Au même titre que leurs opposants à gauche, qui dénoncent les limites éprouvées par la théorie du « ruissellement » portée par Emmanuel Macron en 2017.

Pour Brice Teinturier, d'Ipsos BVA, l'argument de la responsabilité demeure, quoi qu'il arrive, à double tranchant. Non seulement pour les macronistes, mais « pour tous ceux qui ont gouverné ces vingt dernières années ». « Les partis de gouvernement subissent tous de plein fouet leur décrédibilisation en matière budgétaire. La situation alimente pour le moment surtout le discours antisystème des candidats populistes », observe-t-il.

SANDRINE CASSINI,

CORENTIN LESUEUR,

ALEXANDRE PEDRO

ET MARIE POUZADOUX

Sept jours sur sept, à 7h, la Hatinale du Monde

Le bilan critiqué de la loi « pour le plein-emploi »

Des associations ont documenté les dysfonctionnements de la réforme de 2023 et réclament un moratoire

Une agence France Travail, à Machecoul (Loire-Atlantique), le 13 mai. STÉPHANE MAHÉ/REUTERS

La contestation ne faiblit pas autour de la loi « pour le plein-emploi ». Près de trois ans après la promulgation du texte, qui a notamment rendu l'inscription de tous les demandeurs d'emploi automatique auprès de l'opérateur public et réformé le revenu de solidarité active (RSA), les associations de lutte contre la pauvreté continuent d'en dénoncer les effets.

Dans un rapport, que Le Monde s'est procuré avant sa publication mardi 6 octobre, ATD Quart Monde, Aequitaz et le Secours catholique décrivent un système où l'accompagnement promis se transforme souvent en contrôle, où les obligations administratives noient les allocataires, et dans lequel les nouvelles sanctions peuvent précipiter des familles déjà précaires dans une grande pauvreté. Les trois organisations demandent un moratoire sur la loi et son décret relatif aux sanctions et plaident pour une refondation des politiques de lutte contre la pauvreté.

Le document se fonde sur une enquête collective et participative conduite d'octobre 2025 à mars 2026. Il s'appuie sur 123 réponses à un questionnaire en ligne complétées par des entretiens individuels réalisés auprès d'allocataires du RSA, demandeurs d'emploi ou personne en situation de précarité ainsi que de professionnels de l'insertion et de l'emploi. Ces témoignages, anonymisés, ont été recueillis dans 36 départements.

Le point de départ est clair. Le rapport vise à donner la parole à « celles et ceux qui vivent [cette réforme] des deux côtés du guichet ». Alors que les associations et les syndicats bataillent contre le texte depuis ses origines, les pouvoirs publics rétorquaient jusque-là que leurs critiques n'étaient fondées que sur un parti pris idéologique. Leurs récriminations sont ici illustrées par des exemples concrets.

L'enquête documente les dysfonctionnements d'une réforme dont les ambitions nationales se heurtent à la réalité des freins à l'emploi, aux moyens limités accordés au service public de l'emploi en période de restriction budgétaire et à des situations sociales bien plus complexes qu'on ne l'imagine. Le premier échec du texte législatif s'inscrit dans son nom: depuis que la loi plein-emploi a été promulguée, en décembre 2023, le chômage n'a fait qu'augmenter, passant de 7,3 % de la population active il y a trois ans à 8,4 % aujourd'hui.

Un des angles morts de la réforme réside en son instrument central: le contrat d'engagement, censé formaliser le « diagnostic partagé » entre l'allocataire et son référent (conseiller France Travail, travailleur social). Dans les faits documentés par le rapport, ce lien est parfois construit artificiellement. « J'ai découvert mon contrat d'engagement déjà signé numériquement par moi-même alors que je ne l'avais jamais lu », raconte un allocataire. Un autre explique que sa conseillère a jugé qu'elle n'avait pas besoin de son accord, considérant qu'il acceptait d'emblée les conditions du document pour conserver sa pre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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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és déconnectées »

Un répondant sur cinq au questionnaire déclare ne pas savoir s'il a signé son contrat. Les associations rapportent également des pratiques de signatures « collectives », parfois à distance, sans échange personnalisé et confidentiel. Or, c'est ce document qui doit servir de référence pour établir s'il y a eu des manquements et ensuite décidé de sanctions si c'est le cas. Il arrive donc que des personnes puissent être sanctionnées pour ne pas avoir respecté des obligations dont elles n'avaient pas réellement pris connaissance.

Et quand les agents de France Travail sont volontaires dans l'accompagnement, ce sont les capacités de l'opérateur qui sont un frein. Selon un allocataire, sa conseillère « dit être parfois limitée faute de moyens ou de formation ». Cette logique provoque un « fourre-tout » dans l'accompagnement, « entre prescriptions subies et heures d'activités inadaptées », selon les auteurs du rapport. Ces heures d'activités hebdomadaires, présentées comme un moyen de rapprocher les personnes de l'emploi, peuvent devenir un simple décompte horaire à justifier. Ateliers, entretiens, formations, immersions professionnel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La liste est longue, mais la pertinence de l'activité dépend largement des pratiques locales.

Ainsi, des demandeurs d'emploi signalent leur orientation vers des activités déconnectées de leurs besoins ou atte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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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dans le nouveau régime de sanction que le rapport identifie les dérives les plus préoccupantes

professionnelles, mais qui sont obligatoires pour bénéficier de leur allocation. « On vous propose de l'intérim, le recours à l'IA pour votre CV, des ateliers (...) alors que je suis tout à fait autonome sur mes recherches d'emploi », explique un allocataire quand un autre déplore qu'on lui fasse « croire que c'est parce qu'[il] ne sait pas faire de CV qu'[il] ne trouve pas de travail » alors qu'on ne lui « a jamais proposé d'emploi ». La situation peut se révéler encore plus ubuesque pour ceux qui travaillent déjà. Une personne à temps partiel indique qu'on lui a demandé de réaliser des heures d'insertion supplémentaires.

Les associations s'inquiètent par ailleurs de l'utilisation des immersions professionnelles, en grande expansion. Théoriquement utilisées pour faire découvrir un métier, les auteurs du rapport craignent qu'elles se rapprochent parfois d'un travail gratuit.

Ils citent notamment des offres sur des événements nécessitant plusieurs dizaines de personnes pour des tâches précises telles que de la plonge, de la vente ou de l'accueil, durant plusieurs jours. « Quand il s'agit de près de 60 personnes recherchées pour quatre jours, il semble difficile de considérer qu'il ne s'agit pas là de travail dissimulé », dénoncentils. Les personnes à qui on propose ces activités peuvent difficilement refuser sans redouter une perte de droits.

La question des moyens mis en œuvre se pose également depuis la généralisation de la loi, en janvier 2025. Celle-ci n'a pas été accompagnée, selon le rapport, d'un renforcement budgétaire et humain à la hauteur des besoins. Tant les départements que France Travail doivent faire face à des restrictions budgétaires. Dans le budget pour 2027, présenté jeudi 1 $^{er}$ octobre, le gouvernement prévoit de supprimer

400 postes après une première baisse de 515 en 2026.

Ces travaux décrivent le malaise des professionnels chargés d'appliquer la loi. Conseillers de France Travail, travailleurs sociaux et agents départementaux disent manquer de temps, de formations et de moyens pour répondre à la complexité des situations. S'ensuivent des burn-out, des arrêts maladie à répétition et, parfois, des dé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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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pension des allocations

C'est toutefois dans le nouveau régime de sanction que le rapport identifie les dérives les plus préoccupantes. Des critiques déjà formulées qui se répètent un an et demi après la mise en œuvre générale de la loi. Un décret paru en mai 2025 soumet les allocataires du RSA, comme les autres inscrits à France Travail, à un dispositif de « suspension-remobilisation ». En cas de manquements à ses obligations, la personne peut voir une partie ou la totalité de son allocation suspendue, avec un rétablissement lorsqu'elle se remet en conformité. Le 21 septembre, le Conseil d'Etat a rejeté la requête en annulation déposée par plusieurs syndicats et associations contre ce décret. Ces organisations estiment que cette nouvelle sanction devient une menace permanente, susceptible de déstabiliser des foyers déjà exsangues en ressources.

Un allocataire indique avoir découvert dans son dossier des justificatifs de candidature déclarés non datés – or il assure qu'ils l'étaient – ainsi qu'un compte rendu d'entretien téléphonique auquel il affirme n'avoir jamais participé. Un autre relate avoir été averti par mail d'une suppression de quatre mois de son RSA, sans avoir reçu auparavant la notification lui permettant de se défendre. Dans un autre cas, une personne explique que son RSA a été suspendu pendant un mois à la suite d'un retard dans le renouvellement de son contrat d'engagement, alors même que celui-ci avait finalement été refait le jour même. Elle affirme ne jamais avoir récupéré la somme suspendue.

Derrière la promesse ratée du plein-emploi, les associations voient ainsi se dessiner une politique qui ne garantit ni l'emploi ni l'autonomie, mais fait peser sur les plus fragiles le coût de ses propres insuffisances. Une « fabrique de l''insupportabilité'', de la misère et de la division ».

THIBAUD MÉTAIS

L'administration publique appelée à ne pas foncer tête baissée dans l'IA

Le collectif Le Sens du service public pointe une « accélération technologique sans véritable cap politique » et redoute une fracture numérique

A peine arrivé au ministère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en octobre 2025, David Amiel plantait le décor: face à la déferlant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l'administration n'a d'autre choix que de s'adapter. «Soit on boit la tasse, soit on surfe sur la vague», disait-il alors. Depuis, l'usage de cette technologie s'est considérablement accéléré au sein des services publics. Mais que veut-on vraiment faire de l'IA dans l'administration et, surtout, vers quel modèle souhaite-t-on mener le service public?

C'est la problématique soulevée par le collectif Le Sens du service public qui, dans une note publiée, mardi 6 octobre, à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pointe une « accélération technologique sans véritable cap politique ». Dans un premier rapport de juillet 2025, le think tank appelait déjà à encadrer le déploiement de l'IA dans la fonction publique pour que cette révolution « demeure compatible avec les principes du service public ». Une alerte devenue encore plus pressante, à ses yeux, au vu de la multiplication des usages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dans les administrations et de l'arrivée d'outils toujours plus puissants. De l'exploitation de données à la production de synthèses en passant par la reformulation d'échanges avec les citoyens et l'analyse de textes réglementaires, l'IA est aujourd'hui « une composante du fonctionnement administratif », observe le collectif.

La situation est «paradoxale», selon ses cofondateurs, Johan Theuret et Emilie Agnoux : «L'Etat dispose d'un écosystème scientifique reconnu mais ne possède pas encore de doctrine interministérielle stabilisée sur ce que doit être une administration augmentée par l'IA. » Présenté le 16 juin, le plan gouvernemental « pour une IA utile, humaine et souveraine pour le service public » en serait une illustration. Avec la généralisation de plusieurs assistants pour les agents publics ou le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de l'Etat en matière d'IA souveraine, ce plan entend « gagner en efficacité avec un usage éthique et maîtrisé », relève le collectif. Mais, poursuit-il, la feuille de route du gouvernement « reste centrée sur les annonces et les cas d'usage sans définir pleinement les finalités ni l'évaluation des effets à long ter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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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que « d'automatisation »

Pour Le Sens du service public, l'enjeu principal consiste désormais à ne pas reproduire les erreurs qui ont pu accompagner les précédentes étapes de dématérialisation. Une histoire qui, selon ses termes, « invite à la prudence ». La recherche d'efficacité qui a guidé la transformation numérique du secteur public « a parfois produit des effets inverses », dénonce-t-il, en citant un sentiment d'éloignement exprimé par certains usagers, une fracture numérique ou encore des difficultés d'accès aux droits. Dès lors, poursuit le collectif, « il faut éviter que l'IA devienne une nouvelle couche de dématérialisation substituant les interactions automatisées aux relations humaines, qui fondent la confiance dans les institutions ».

Cela implique, selon lui, de définir une véritable «gouvernance publique» de l'IA fondée sur des principes de transparence, de responsabilité, de souveraineté et de formation. Il s'agit aussi, à ses yeux, de sortir d'une «vision limité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n passant d'une logique d'«automatisation» à une logique d'«augmentation» des capacités humaines au sein de l'administration:

«L'objectif ne devrait pas être de remplacer progressivement les agents par des systèmes automatisés mais de permettre aux agents de se concentrer davantage sur les missions à forte valeur humaine.» A l'image d'un enseignant qui pourrait s'appuyer sur l'IA pour simplifier la préparation de ses cours ou d'un travailleur social qui pourrait disposer d'une synthèse des informations utiles à l'accompagnement d'une personne.

Cette problématique n'est pas pour autant un impensé de l'administration. La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dministration et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DGAFP) mène depuis plusieurs mois une négociation avec les syndicats pour encadrer l'usage de cette technologie et ses effets sur les métiers des agents publics, leurs conditions de travail et, plus globalement, sur le service rendu aux citoyens. «La démarche marque la reconnaissance que l'introduction de l'IA dans les administrations constitue une transformation organisationnelle et sociale et pas seulement un projet technique», reconnaît Le Sens du service public. Il la critique néanmoins, l'ouverture de ce dialogue social intervenant dans un contexte de multiplication des usages, « ce qui peut donner l'impression d'une stratégie davantage réactive qu'anticipatrice sur les impacts humains et professionnels ».

L'administration vient de soumettre un projet d'accord à la signature des syndicats. Leur réponse est attendue avant le 17 octobre, date du début de la trêve électorale préalable aux élections professionnelles de décembre dans la fonction publique. A défaut d'approbation majoritaire de leur part, dit la DGAFP, les travaux sur le sujet « devraient reprendre à zéro » après la présidentielle.

zéro » après la présidentielle. ■

BASTIEN SCORDIA

L'appel de l'étranger pour les chercheurs sans poste

DOCTORANTS EMPÊCHÉS S'expatrier permet de trouver un emploi mieux rémunéré et de faire avancer sa carrière

CHARLES MONNIER

S alma rêvait d'être enseignante-chercheuse à l'université. Cette trentenaire (son prénom a été modifié pour préserver son anonymat) a soutenu sa thèse de sciences en 2020 avant d'enchaîner cinq années de postdocs (postdoctorats, des CDD dans des laboratoires de recherche),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 « On nous dit clairement qu'une expérience internationale est un critère de sélection quand on passe les concours pour avoir un poste de titulaire », rappelle-t-elle. Elle-même a déjà à son compteur deux campagnes de recrutement pour tenter d'obtenir le titre de maîtresse de conférences (MCF) à l'université ou de chercheuse a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

« Et franchement, j'ai un super dossier: plus de dix publications d'articles en anglais, deux brevets dans les labos où j'ai travaillé, des communications à des colloques, un postdoc à l'international », énumère Salma. Chaque fois pourtant, ce fut un échec. Face à cette « impression que ce n'est jamais assez », la jeune femme a changé de rêve. « Ça m'a pris du temps pour prendre cette décision, avoue-t-elle. Mais après cinq années à me battre, j'ai commencé à réfléchir avec mon cerveau et non plus avec mon cœur, et j'ai décidé que je trouverais ma place ailleurs. »

Sa place, elle l'a trouvée dans une autre université européenne. Pour le moment en tout cas. Un contrat de deux ans dans un laboratoire de recherche : pas la panacée, mais «je vis mieux qu'en France», ajoute-t-elle. Salma gagne 2500 euros net par mois pour un temps partiel (70 %). Elle a commencé à chercher son prochain poste dans ce pays d'accueil, y compris dans le secteur privé. «Ici j'ai trouvé de la reconnaissance et un bon salaire», fait valoir la jeune femme, estimant que «c'est triste pour la France qui perd des cherch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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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érer la pénurie »

Officiellement, selon le ministère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t de la recherche, la part de chercheurs français travaillant à l'étranger trois ans après leur thèse est de 16 %. Un chiffre que la chercheuse Marie Sautier, cheffe de projet à l'université de Lausanne et doctorante à Sciences Po, déconseille toutefois de retenir. « Près de 40 % de l'effectif doctoral français est de nationalité étrangère. Or on ne pense pas leur insertion professionnelle de manière différente. Il est donc plus juste de dire que 35 % des personnes ayant reçu un doctorat français travaillent à l'étranger trois ans après leur thèse », précise-t-elle.

Une situation qui n'est pas seulement subie, rappelle Marie Sautier, qui rejette l'expression « fuite des cerveaux » et préfère parler de « circulation des cerveaux ». En effet, le taux de départ à l'étranger des docteurs européens est plutôt stable depuis les années 2010. Les

Etats-Unis étant la destination « académique » la plus attractive, avec 20 % des flux de chercheurs européens, suivis par l'Allemagne et le Royaume-Uni.

«Il y a un encouragement, une injonction à la mobilité internationale des chercheurs au sein des institutions européennes, souligne-t-elle, précisant toutefois que les motivations de départ différent fortement selon les pays. Au Royaume-Uni, les chercheurs en mobilité décrivent un choix professionnel assez libre tandis qu'en Italie ou en France, un peu plus de 20 % des chercheurs parlent d'une mobilité forcée, contrainte par les normes de carrière ou l'absence d'opportunités locales. »

En quinze ans (2010-2025), le nombre de postes de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mis au concours a chuté de 35 %. Les emplois précaires sont devenus la norme, et plus seulement en début de carrière. «Dans ce contexte, poursuit Marie Sautier, la mobilité internationale n'est pas seulement l'expression heureuse d'un monde scientifique ouvert. Elle devient une manière de gérer la pénurie de postes ou de la contourner. L'espoir est alors d'avoir un CDD, ce qui n'est pas évident en France, mais aussi d'accumuler un capital scientifique susceptible de renforcer le CV pour pouvoir ensuite revenir en France. »

Derrière l'expatriation, se cache alors un paradoxe: «Il faut à la fois s'internationaliser et rester connecté localement, garder des liens suffisamment forts pour espérer obtenir un poste de MCF», souligne la chercheuse. Car la pénurie de postes s'accompagn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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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i, j'ai trouvé de la reconnaissance et un bon salaire », fait valoir Salma, doctorante engagée dans une université européenne

processus de recrutement jugés épuisants, peu transparents, et donnant le sentiment que les jeux sont souvent déjà faits.

Lorsqu'il était jeune chercheur, Romain, 44 ans aujourd'hui, a fait « le tour de France des auditions de MCF » de 2010 à 2015. « J'étais convoqué à trois-quatre entretiens par an, tous à mes frais. Je me suis heurté à un entre-soi, un monde qui n'avait pas envie d'ouverture », dit-il. Il décrit des entretiens à la chaîne, des refus jamais motivés, des postes souvent prévus pour des personnes précises pour lesquels les autres candidats servent de faire-valoir. Romain a fini par jeter l'éponge. Il est resté dans la recherche, mais hors secteur académique.

« Et puis, il y a un an, j'ai eu une opportunité, j'ai été recruté sur un poste de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Laval, au Québec. Je précise qu'elle prenait en charge le déplacement des candidats convoqués à l'entretien! » En un an, il a pu monter sa propre équipe, embaucher six doctorants, et bénéficie d'une liberté académique totale. Les possibilités de financement sont plus nombreuses ; lui-même touche un salaire de 6000 euros net par mois. Même si la décision de partir n'est pas forcément évidente. « Ça m'a beaucoup questionné, reconnaît-il, le côté un peu "mercenaire" de l'expatriation, j'aurais préféré contribuer à la recherche dans mon pays, mais au bout d'un moment, il faut savoir se protéger. »

La réputation des procédures de recrutement est telle que certains ne s'y essaient même pas. Comme Arthur, 32 ans, diplômé en cybersécurité. Bachelier en Bretagne, il a vite pris un tournant international dans ses études – licence au Québec puis en Corée du Sud – avant de décrocher un master en sécurité internationale au King's College de Londres, un autre en droit aux Pays-Bas, puis un doctorat en cybersécurité à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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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que de considération

Il y a un an, il a obtenu un poste de chercheur en Suisse, un contrat de deux ans renouvelable deux fois dans un centre d'études lié à l'E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Zurich. Il est payé 105600 francs suisses (environ 114000 euros) sur treize mois, soit un montant proche du salaire médian à Zurich. «Il n'y a pas de sécurité de l'emploi en Suisse et les coûts de santé sont élevés. Cela fait partie des éléments à prendre en compte dans la balance "bénéfices-risques" de l'expatriation», tient-il à préciser.

Arthur n'a jamais postulé aux concours universitaires en

France. «Premièrement, explique-t-il, j'ai très peu publié [d'articles scientifiques] en français et puis, après avoir parlé avec des chercheurs, j'ai compris que ce serait très compliqué. »

Il perçoit un système «très centralisé» et «assez fermé si on n'est pas dans le moule très tôt», dans lequel il est difficile d'être compétitif face à des candidats locaux. Lui se sent plus à l'aise dans le monde anglo-saxon de la recherche, où «on met davantage en avant l'initiative individuelle, le potentiel, que la multiplication des publications». S'y ajoute la question des financements: «Les coupes budgétaires dans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t la recherche contribuent au fait que la France ne soit pas très attractive pour des profils comme le mien», juge-t-il.

Autre différence notable entre écosystèmes de recherche qui peut pousser à l'expatriation: le manque de considération en France pour le doctorat. « C'est un problème spécifique à notre pays. Ici, c'est la formation d'ingénieur qui l'emporte sur tout le reste. Or, un diplômé de bac +5 et un docteur ne sont pas formés à la même chose! », rappelle Mathilde Maillard, 32 ans, docteure en sciences des matériaux.

Créatrice de l'entreprise Bien dans ma thèse, et ambassadrice France du doctorat, dont la mission est de faire connaître et valoriser ce diplôme, y compris dans le secteur privé, elle connaît parfaitement les ressorts de l'expatriation chez les jeunes docteurs : «Il y a ceux qui partent à l'étranger parce que c'est nécessaire dans leur carrière académique; ceux qui doivent partir parce qu'ils ne trouvent pas de poste – de ce point de vue la situation est particulièrement difficile en France depuis deux ans – et ceux qui veulent des salaires plus élevés. »

Elle-même vient de s'exiler en Suisse après deux postdocs en France. Un contrat d'un an et demi dans un laboratoire de recherche qui lui permettra d'optimiser ses chances de réussite au concours de chargée de recherches. «Je l'ai fait pour le concours, mais j'avoue que je commence à fatiguer de bouger tout le temps, reconnaît-elle. Et j'ai fait un pacte avec moi-même: si à 35 ans je n'ai rien, je retournerai travailler dans l'industrie. »

Passer de contrat court en contrat court, déménager de pays en pays, pour s'assurer un travail... «A un moment, la mobilité internationale devient tout à la fois un marqueur et un vecteur de précarité dont le coût est d'autant plus élevé quand on est une femme», relève Marie Sau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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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lette russe »

Katia Schörle, 45 ans, franco-allemande, a attendu cinq ans et demi après son doctorat pour décrocher un poste de chercheuse au CNRS. Formée à l'archéologie, à l'histoire de l'art et aux langues anciennes, elle a fait ses études de master aux Etats-Unis et passé son doctorat à Oxford. Rentrée en France en 2012 pour suivre son mari, elle a travaillé comme conservatrice dans un musée. « Mais je voulais vraiment faire de la recherche, alors j'ai commencé à passer les concours. Quatre fois. C'est très dur pour le corps, pour le mental. On se sent dévalorisé, anxieux, on se demande pourquoi on fait tout ça, c'est grâce au soutien de mon mari que j'ai tenu», témoigne-t-elle.

En 2017, elle a une opportunité : partir à l'université Brown, aux Etats-Unis, comme professeure d'archéologie invitée. « Mon mari travaillait en France, à Aix-en-Provence [Bouches-du-Rhône], je suis partie seule avec mon bébé de 7 mois. J'ai tenu bon pendant deux ans, mais c'était épuisant. Et je me suis endettée pour payer la crèche, l'assurance santé, etc. »

De retour en France, elle trouve un poste d'attaché temporaire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à Nice. Des trajets longs et coûteux depuis Aix-en-Provence. «Je m'étais dit que j'arrêterais le jour de mes 40 ans», se souvient-elle. Et c'est justement cette année-là, en 2020, qu'elle décroche le poste tant désiré de chercheuse au CNRS. «Pourquoi moi et pas les autres ? Ça a un côté roulette russe», souligne-t-elle, pessimiste face à la baisse continue du nombre de postes ouverts dans la recherche en France: «Je suis triste quand je vois tant de collègues brillants rester sans perspective.»

CHARLOTTE BOZ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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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us avons fait une erreur historique avec la Chine »

L'ancien directeur de l'OMC Pascal Lamy propose un outil pour réduire les déséquilibres commerciaux

ENTRETIEN

BRUXELLES - bureau européen

Commissaire européen au commerce de 1999 à 2004,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u commerce (OMC) de 2005 à 2013, Pascal Lamy coordonne les Instituts Jacques Delors, trois centres de réflexion européens de Paris, Berlin et Bruxelles. Devant le poids économique pris par la Chine, il défend la mise en place d'un nouvel instrument commercial qui permettrait de rééquilibrer les échanges avec ce pays, de protéger le tissu industriel et le modèle social de l'Europe.

Le commissaire européen au commerce et à la sécurité économique, Maros Sefcovic, se rend en Chine vendredi pour rencontrer son homologue et dessiner une voie de rééquilibrage du commerce Chine-Europe. Peut-il obtenir des résultats?

La mauvaise nouvelle, c'est que les déséquilibres s'accentuent. Et vite. Mais la bonne nouvelle, c'est qu'il y a désormais une prise de conscience partagée autour de la table du Conseil européen. La discussion politique sur le sujet, qui a été longtemps bloquée par l'Allemagne, a changé au cours de l'été après la déclaration du patron de Volkswagen, Oliver Blume, qui a dit «stop» et réclamé des droits de douane sur les importations de voitures hybrides rechargeables, et pas seulement sur les modèles électriques. Cela se traduit par la lettre de Friedrich Merz et Emmanuel Macron à la présidente de la Commission [publiée lundi 5 octobre, proposant de nouveaux outils de défense commerciale], un signal politique majeur.

On n'est plus dans une situation où certains disaient « Attention, un raz-de-marée arrive », et d'autres « Oh, attendez encore un peu, ce n'est pas si grave ». Aujourd'hui, tout le monde est sur le pont. Il faut, face à la Chine, un plan A : c'est ce que le commissaire

«Nous avons un problème à 360 milliards d'euros, c'est le montant du déficit commercial de l'Europe vis-à-vis de la Chine »

Sefcovic fait. Il essaie de négocier avec les Chinois des mesures qu'ils prendraient eux-mêmes pour modérer leurs exportations ou leur dumping dans certains secteurs. Mais on peut douter que ça suffise. Il faut donc aussi un plan B.

Pourquoi pensez-vous que ce plan A ne suffira pas?

Parce que nous avons un problème à 360 milliards d'euros, c'est le montant du déficit commercial de l'Europe vis-à-vis de la Chine. Et si on prend des mesures de restrictions des exportations à 5 milliards par-ci, 5 milliards par-là, cela ne suffira pas.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fera probablement un effort pour conserver son accès à notre marché intérieur. C'est le seul marché riche et profond qu'il leur reste, après la fermeture du marché américain.

Mais pour les faire bouger, nous devons montrer que nous sommes résolus à aller plus loin. C'est pour cela qu'avec Nicolas Köhler-Suzuki et Victor Luiz do Prado, chercheurs à l'Institut Jacques Delors, nous proposons de mettre en place un nouvel instrument de rééquilibrage structurel, qui permette à l'Europe de défendre son marché. Il est compatible avec les règles de l'OMC, pour ne pas imiter Donald Trump qui veut casser le système.

Vous étiez commissaire européen au commerce et vous avez participé aux négociations qui ont permis à la Chine d'entrer dans l'OMC en 2001. Regrettez-vous cette décision?

Il n'y a pas de regret d'avoir fait entrer la Chine. Elle a accepté de réduire ses droits de douane industriels bien plus que ne le faisaient des pays comme l'Inde ou le Brésil, qui avaient des taxes trois à cinq fois plus élevées. Le regret que je peux avoir, c'est que nous n'ayons pas renforcé les règles sur les subventions et aides d'Etat. Nous, c'était l'Europe, les Etats-Unis et le Japon.

En 1999, on a laissé filer cette disposition et plus tard – je prends ma part de responsabilité –, quand la question s'est reposée, on a écouté nos juristes qui nous disaient: « Attention, si on resserre les mailles du filet pour attraper davantage de subventions, on risque de prendre Airbus, Boeing et Toyota ». Là, nous avons fait une erreur de parallaxe historique. On n'imaginait pas – qui le faisait alors? – que la Chine allait croître de 10 % par an pendant vingt ans, que cela allait remplir les caisses d'un Etat qui resterait gouverné par une forme de léninisme économique et de capitalisme d'Etat et allait utiliser massivement cet instrument.

Vous dites aussi que la théorie des avantages comparatifs, sur laquelle reposent les règles du commerce mondial et de l'OMC, ne fonctionne plus. Pourquoi?

A cause de la montée des subventions chinoises, qui soutiennent les industries trois ou quatre fois plus que nous, à cause du problème du taux de change, et puis, à cause du déséquilibre macroéconomique chinois qui s'est amplifié. Autrefois, les dirigeants chinois disaient: «Il faut que notre système se rééquilibre. Il y a trop d'exportations, trop d'investissements, pas assez de consommation intérieure.»

Pour que les citoyens épargnent moins, il aurait fallu mettre en place un système de protection sociale. Mais Xi Jinping n'a rien fait de sérieux là-dessus pour des raisons géostratégiques et idéologiques. La priorité politique de la

Pascal Lamy, en 2022. JOEL SAGET/AFP

Chine est de se rendre aussi peu dépendante que possible du contexte économique international. La réduction des déséquilibres macroéconomiques, ce n'est plus un problème pour Xi Jinping, qui considère que l'Etat-providence, c'est pour les paresseux.

Pour lutter contre cela, vous proposez cet instrument de rééquilibrage structurel. Comment fonctionnerait-il?

Il fonctionne comme la clause de sauvegarde pour l'acier, que l'Europe a déjà fait jouer et qui est entrée en vigueur le 1er juillet, avec un système de quotas. Vous mettez en place un contingent d'importations qui bénéficient d'un tarif réduit. Si le pays dépasse ce quota, il doit payer un droit de douane beaucoup plus élevé.

Avec ce système, on peut traiter différemment les pays avec lesquels on a des accords de libreéchange, qui échappent à cette contrainte, et ceux avec lesquels on n'a pas d'accords, essentiellement la Chine et les Etats-Unis. C'est un moyen compatible avec les règles de l'OMC. Il se déclenche sur la base de comportements observables dans les données commerciales et financières (pics d'importations, compression des prix, intensité du soutien public, interventions de change). Et il s'efface si la distorsion disparaît.

Lorsque les importations chi-noises risquent d'éliminer la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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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faut être préparé à souffrir. Il n'y a pas de bataille de ce type qui soit sans douleur »

duction en Europe, on dit : on veut bien importer tant que c'est le jeu normal de la concurrence – et on détermine unilatéralement, mais avec des critères transparents, ce qu'on considère comme le jeu normal de la concurrence –, mais au-delà d'un seuil critique : stop.

Que fait-on face aux mesures de rétorsion que peut prendre la Chine?

Il faut être préparé à souffrir. Il n'y a pas de bataille de ce type qui soit sans douleur. Et il faut mettre en place une assurance collective. Nous proposons d'affecter à cette assurance les droits de douane supportés par les produits hors quotas, si l'industrie de tel ou tel pays souffre particulièrement de mesures de rétorsion. Ce mécanisme de solidarité doit faire partie du plan A et du plan B.

PROPOS RECUEILLIS PAR

SOPHIE FAY

Berlin et Paris s'attaquent au « commerce utilisé comme une arme »

Sans nommer la Chine, Friedrich Merz et Emmanuel Macron ont proposé à Bruxelles un nouvel arsenal contre les « distorsions » du marché

BRUXELLES - bureau européen

BERLIN - correspondance

Le commissaire européen au commerce et à la sécurité économique, Maros Sefcovic, n'arrivera pas à Pékin les mains vides pour sa rencontre avec son homologue, le ministre du commerce Wang Wentao, le 9 octobre. Le chancelier allemand, Friedrich Merz, et le président français, Emmanuel Macron, viennent de lester son argumentaire dans une lettre adressée à la présidente de la Commission, Ursula von der Leyen. Ils s'inquiètent, dans ce courrier, de l'«instrumentalisation du commerce, utilisé comme une arme», et de «distorsion systématique du marché» pratiquées par la Chine, qui n'est toutefois jamais nommée dans la lettre. Les propositions, précise l'Elysée, sont « agnostiques » et « peuvent s'adresser à tous les pays ». La précaution sémantique ne trompe toutefois personne.

Les deux dirigeants saluent les efforts faits par la Commission pour dialoguer avec la Chine et mobiliser tous les instruments existants pour lutter contre les subventions ou la vente à perte. Mais ils estiment que cela ne suffit plus. « Nous avons besoin d'un cadre global pour compléter notre boîte à outils avec de nouveaux instruments juridiques – et ce de manière agile et non bureaucratique », écrivent-ils, avant de détailler la liste de leurs propositions.

La Commission travaille déjà à mettre au point la première : un règlement pour inciter les entreprises à diversifier leurs approvisionnements et à ne plus être dépendantes d'un seul fournisseur ou d'un seul pays. Cela concernerait notamment les approvisionnements en batteries électriques, les composants nécessaires pour produire de l'énergie propre, les matières premières critiques. L'Allemagne et la France évoquent aussi les puces pour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ou le quantique, les biotechnologies ou les services financiers, où les dépendances sont plutôt américa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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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s-évaluation du yuan

Dans leur deuxième proposition, les dirigeants allemand et français veulent donner à l'exécutif européen la possibilité d'agir lorsqu'un pays tiers « cherche délibérément à contrecarrer le rétablissement de conditions de concurrence équitables et de marché loyales par des moyens politiques ou économiques, entraînant de graves distorsions systématiques [du] marché intérieur [de l'Union européenne, UE], avec un instrument qui ciblerait tous les types de distorsions et s'appuierait sur la régulation de l'accès au marché unique européen, allant jusqu'à une exclusion immédiate du marché intérieur si nécessaire.

Ils n'entrent pas dans les détails dans leur lettre, mais le font dans un document annexe : ils proposent notamment d'inverser les règles de majorité pour permettre à la Commission de mettre en œuvre sa proposition pour défendre un secteur, sauf si une majorité qualifiée d'Etats membres s'y oppose et non pas si une majorité qualifiée l'approuve au préalable.

Dans leur courrier, les deux dirigeants s'inquiètent également de la sous-évaluation du yuan par rapport à l'euro – là aussi sans nommer la monnaie chinoise: « Le désalignement et la sous-évaluation des taux de change réels soutiennent également un avantage de compétitivité-prix au détriment de nos entreprises, en plus d'autres facteurs, ce qui entraîne des déséquilibres croissants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

La Commission a d'ores et déjà pris des mesures pour protéger l'acier européen des surcapacités chinoises et a imposé des droits de douane sur les voitures électriques, mais cela ne suffit pas, selon les dirigeants. Dans le document conjoint qui accompagne la lettre d'Emmanuel Macron et de Friedrich Merz, d'autres secteurs sont cités: la pharmacie, l'aéronautique, l'automobile, les machinesoutils, la chimie... Une action de la Commission est attendue si le « dialogue » engagé entre Bruxelles et Pékin ne porte pas ses fruits.

L'inquiétude à Paris comme à Berlin grandit face aux dépendances qui peuvent être instrumentalisées par Pékin pour mettre à l'arrêt un secteur d'activité en Europe. «Ily a un consensus sur le caractère insoutenable de ces déséquilibres», commente-t-on à l'Elysée, où l'on assure que la prise de conscience est générale en Europe. Y compris dans les pays, comme l'Espagne, qui bénéficient d'un afflux d'investissements chinois, notamment dans l'automobile. « Cela signe la fin de la naïveté [et] répond aux demandes répétées de tous les secteurs économiques qui subissent une attaque systématique, explique l'Elysée. Pour les investissements directs étrangers, nous voulons des règles qui correspondent à notre intérêt local: avec de l'emploi local, l'implantation des fournisseurs et des règles de majorité favorables au partenaire français. »

S. FA.

ET CÉCILE BOUTELET

Des chantiers bretons contre le mal-logement

Dans les Côtes-d'Armor, une association aide les plus précaires à résoudre leurs problématiques d'habitat

Chez Catherine Métayer, à Saint-Mayeux (Côtes-d'Armor), le 17 septembre. PHOTOS: FABRICE PICARD POUR « LE MONDE »

GOMENÉ, SAINT-BRIEUC, SAINT-MAYEUX (CÔTES-D'ARMOR) - envoyée spéciale

Les hirondelles s'en sont allées. Elles nichaient dans la salle de bains de Catherine Métayer, à Saint-Mayeux (Côtes-d'Armor), petit village du cœur de la Bretagne terrienne. La fenêtre, reconnaît-elle, reste ouverte toute l'année. «Je n'aime pas trop le chauffage», poursuit la jeune retraitée (62 ans) dans sa cuisine garnie d'objets chinés en vide-greniers, dans laquelle le simple vitrage et la faible isolation laissent imaginer les rudes hivers. En plus de cela, sa chaudière au fioul est en panne.

Alors, quand vient le froid, elle gagne quelques degrés en allumant un poêle à pétrole. «Je ne peux pas me payer de travaux de rénovation avec mes 1200 euros de retraite», calcule-t-elle. Pas de quoi se lamenter. Catherine Métayer se réjouit même face à ses invitées de la matinée, le 17 septembre. «Grâce à la réparation du chauffe-eau, ma facture EDF a bien baissé : je suis passée de 184 euros par mois à 130 euros», dit en sou- riant cette ancienne salariée d'une maison de retraite.

Sandrine Le Guével, animatrice habitat chez les Compagnons bâtisseurs des Côtes-d'Armor, et Nina Lou Nickel, volontaire en service civique, applaudissent. Les deux membres de l'association qui lutte contre le mal-logement ont organisé un premier chantier chez Catherine Métayer cet été, après un signalement du maire (sans étiquette) de la commune, Gilles Hellard, sur sa situation énergétique précaire et ses factures très salé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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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sion des dépenses

«A 40 euros près, Catherine ne ren- tre pas dans les critères d'aides à la rénovation de son logement auprès du fonds d'action sociale de sa caisse de retraite», regrette Sandrine Le Guével. L'électricité, une cloison et le chauffe-eau ont pour- tant pu être retapés chez elle, avec l'accompagnement des Compagnons bâtisseurs et de bénévoles. Le tout est financé en grande partie par des partenariats avec des collectivités et des acteurs privés. Ne lui reste à payer que 200 euros, qui seront échelonnés sur dix mois. Le reste à charge pour les bénéficiaires des travaux ne dépasse jamais 20 % de la facture totale.

Des situations comme celle-ci, Sandrine Le Guével et ses collègues en voient au quotidien, chez

Un rapport de la Fondation pour le logement comptabilisait 60 000 habitats indignes en Bretagne en 2024

des personnes isolées, des mères célibataires et des familles précaires. « On s'aperçoit que les gens endurent l'inconfort chez eux, parfois pendant plusieurs années », constate l'assistante sociale. Un rapport de la Fondation pour le logement (ex-Fondation Abbé Pierre) comptabilisait 60 000 habitats indignes en Bretagne en 2024, dont 17 850 résidences principales rien que dans les Côtes-d'Armor. « Dans les nombreuses zones rurales de notre département, le prix de l'immobilier est peu élevé. Certains achètent sans réserve financière pour des travaux, ce qui crée des situations de mal-logement durables », explique Guillaume Babin, le responsable territorial de l'antenne des Compagnons bâtisseurs de Saint-Brieuc.

Les dépenses de logement ont par ailleurs explosé dans le budget total des ménages au fil des décennies. Elles représentaient 28 % de leur consommation en 2025, d'après le service des données et études statistiques du ministère du logement, une proportion multipliée par deux depuis les années 1960. A cela s'ajoute la hausse du coût de la vie. « Le prix pour re-faire une toiture a doublé en quatre ans », s'exclame Sandrine Le Guével. Au point que l'association s'interroge sur sa communication, elle qui a accompagné 91 foyers en 2025 dans les Côtes-d'Armor. « Si on fait de grandes campagnes, on risque d'être submergés de demandes et de perdre en efficacité », note Guillaume Babin.

Ce sont dès lors les travailleurs sociaux ou des acteurs du milieu du logement qui informant le plus les Compagnons bâtisseurs de situations d'habitat dégradées. Mais il arrive aussi que des particuliers donnent l'alerte. Rose-Marie Recoursé et son mari ont fait appel à l'association pour leur voine, Nicole, qui n'est autre que la belle-mère de cette dernière.

«D'ordinaire, elle est réfractaire à tout, mais il y a trois ans, elle a demandé à avoir un peu plus de confort chez elle», se souvient la vannière de 48 ans. Nicole Recoursé vit en effet dans une maison plus que rudimentaire, à Gomené. Chez elle, pas de chauffage. Sa retraite de 800 euros ne lui permet pas de financer de travaux, mais la presque octogénaire refuse de s'en plaindre.

Les Compagnons bâtisseurs ont donc effectué un premier chantier de sécurisation de l'électricité pendant l'été. L'équipe des Compagnons bâtisseurs aimerait bien intervenir de nouveau dans sa maison, pour refaire la marche d'entrée et transférer dans la pièce de vie principale sa chambre, actuellement installée dans une bâtisse à part. « Pour cela, il nous faut convaincre nos financeurs », avance Sandrine Le Guével. En attendant, comme la fenêtre de Catherine Métayer, la porte de chez Nicole Recoursé est toujours ouverte pour laisser venir les hirondelles. Elle regarde le plafond: « J'ai l'impression qu'elles sont parties pour l'hiver. »

MANON BOQUEN

Sandrine Le Guével, des Compagnons bâtisseurs, à Saint-Mayeux, le 17 septembre.

La distribution musicale se bat pour faire émerger des artistes

Believe et IDOL, qui ont franchi la vingtaine, sont confrontés à un environnement saturé et à l'arrivée des majors dans leur secteur

Ils fêtent, en 2026, les 20 ou 21 ans de leur entreprise de distribution musicale, l'une comme l'autre basée à Paris et très implantée à l'international. Mais les patrons d'IDOL et de Believe ont fait des choix diamétralement opposés. « L'indépendance, c'est un choix de vie », affirme Pascal Bittard, fondateur et président d'IDOL.

Régulièrement courtisé par des investisseurs, il a toujours refusé leurs offres. Sans dévier de sa ligne, alors que le marché de la distribution de la musique – des labels ou des artistes en direct – a considérablement évolué. Il ne s'agit plus de monétiser simplement des albums sur les plateformes de streaming comme Spotify, Deezer ou Apple Music, sur les plateformes de vidéo tel YouTube ou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mais d'optimiser la visibilité et les revenus des créateurs, de jouer un rôle de conseil et de proposer une panoplie de plus en plus vaste de services additionnels – développement d'audience, data, accompagnement à l'export...

Denis Ladégaillerie, fondateur et PDG de Believe, a, en revanche, parié sur une très forte croissance en s'appuyant sur des fonds d'investissement. L'entrée en Bourse de son entreprise, le 10 juin 2021, lancée en fanfare et qui valorisait le groupe à 1,9 milliard d'euros, s'est pourtant soldée par un cuisant échec. Le cours de l'action n'est quasiment jamais revenu à son niveau d'introduction (19,50 euros). Les batailles d'offres de rachat menées sur Believe par le fonds d'investissement EQT X et les fonds conseillés par Technology Crossover Ventures ont, par effet collatéral, lésé les actionnaires minoritaires; le groupe, dont le chiffre d'af faires a franchi le milliard d'euros en 2025, a quitté Euronext Paris le 5 août de la même année, au prix de 17,20 euros l'action.

Deux destins : Believe se veut un poids lourd mondial, là où IDOL reste d'une taille bien plus modeste avec 47 millions d'euros de chiffre d'affaires en 2025-2026, mais s'autofinance depuis sa création. Tous deux ont vu progressivement les majors s'implanter sur leur terrain. « De plus en plus de créateurs s'autoproduisent, si bien que les contrats de production d'artistes rémunérés à hauteur de 20 % par les majors ont fondu. Elles se sont repliées sur les contrats de distribution, moins avantageux, puisque nous reversons 80 % des revenus à l'artiste ou au label », explique Pascal Bittard.

Le nombre d'acteurs sur le marché de la distribution est devenu florissant – entre les indépendants historiques comme Wa-gram, PIAS, mais aussi The Orchard, AWAL, Ingrooves ou encore Fuga, filiales de Sony Music et d'Universal Music – avec la montée en puissance des plateformes de streaming musical. « Un phénomène mondial » aux yeux d'Elsa Bahamonde, à la tête de la division services aux artistes et solutions pour labels et artistes chez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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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s opposées sur l'IA

Pour Pascal Bittard, « le métier se fait plus concurrentiel, moins rentable et plus risqué ». Il accompagne La Femme, L'Impératrice, Caribou ou le groupe de punk rock anglais Lambrini Girls parmi ses principaux artistes et, pour les labels, No Format!, InFiné, Heavenly Sweetness ou City Slang. Et il a misé sur la technologie : IDOL a mis au point Labelcamp, un outil de suivi des ventes et des audiences, de gestion de catalogue, calcul des royalties... qu'il commercialise auprès de ses concurrents.

«Notre mission est de faire émerger artistes et labels dans un environnement saturé», témoigne Elsa Bahamonde. Rien qu'en juin, Deezer recevait chaque jour 180 000 nouveaux titres, dont la moitié créée par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Believe, qui compte Jul, Yamê, Pomme et Janet Jackson parmi ses artistes, est implanté dans 50 pays – dont l'Inde, la Thaïlande, le Brésil et l'Allemagne – et travaille avec plus d'une centaine de plateformes de streaming. Le groupe propose aussi toujours davantage de services aux artistes et aux labels du monde entier.

IDOL et Believe affichent toutefois deux visions opposées de l'IA générative. Pour Pascal Bittard, « son utilisation risque de mettre en cause les modèles de rémunération mais surtout de poser des problèmes culturels, éthiques et philosophiques de perte de la diversité dans la musique ».

A contrario, Believe a signé, le 8 septembre, un accord avec le générateur de musiques par IA Suno, qui permet aux artistes et aux labels de Believe et de Tune Core, sa filiale destinée à la musique autoproduite, d'accéder à de nouveaux outils d'IA musicale sous licence. «Cet accord obéit à quatre principes : le consentement des artistes, la transparence, le contrôle des résultats et une rémunération adéquate et proportionnelle», assure Elsa Bahamonde. De l'IA labellisée proposée aux plateformes qui répercuteront, ou non, cette origine non humaine à leurs auditeurs.

NICOLE VULSER

Les constructeurs automobiles chinois s'implantent en Europe

Face aux droits de douane, SAIC, BYD, Chery, Geely et Leapmotor multiplient les ouvertures d'usines ou les partenariats locaux

A la mi-septembre, des dirigeants du constructeur automobile Dongfeng ont été aperçus sur le site de Stellantis, à Rennes. Les deux groupes accélèrent les négociations d'un partenariat visant à partager l'usine de La Janais pour produire, aux côtés des Citroën, des véhicules de la marque chinoise à partir de 2028. Ce sera la première fois qu'une usine française ouvrira ses portes à un constructeur chinois. Même si, chez nos voisins, les exemples sont déjà nombreux : la vague déferle sur toute l'Europe, à commencer par l'Espagne, l'Italie et le Royaume-Uni. Absents du continent il y a encore trois ans, les constructeurs chinois y ont doublé leurs parts de marché en un an, passant de 5 % à 10 % à la fin juin. Grâce à leurs voitures électriques et hybrides, ils devraient continuer leur progression jusqu'à s'approprier 14 % des ventes en Europe en 2029, selon les prévisions du cabinet d'études indépendant Schmidt Automotive Research.

Un mouvement qui inquiète, alors que les constructeurs européens traversent une crise sans précédent, ébranlant même le pilié de la puissance économique allemande. Ce sera l'enjeu de la visite du commissaire européen au commerce, Maros Sefcovic, qui se rend à Pékin les 8 et 9 octobre : contenir la poussée des géants chinois. Bruxelles cherche à favoriser le «made in Europe » pour préserver les 13 millions d'emplois de l'industrie automobile. «Il faudra trouver un équilibre, car l'Europe a aussi besoin des véhicules électriques chinois pour remplir ses objectifs d'émissions de carbone en 2035», remarque Jamel Taganza, cofondateur d'Inovev. Le cabinet d'études a calculé que les constructeurs chinois pourraient produire jusqu'à 1,2 million de voitures en Europe d'ici à 2030.

Depuis deux ans, cinq grands groupes sont à l'offensive. SAIC, BYD, Chery, Geely et Leapmotor ont choisi de s'implanter en Europe pour contourner les droits de douane de l'Union européenne sur les importations de véhicules venant de Chine. Les deux premiers, les plus ambitieux, se sont lancés dans des ouvertures d'usines, en Espagne pour la marque MG (groupe SAIC) et en Hongrie pour BYD. De leurs côtés, Geely et Chery commencent par s'inviter dans les usines de concurrents. Le premier va utiliser celles de Volvo, marque qu'il a rachetée en 2010, pour produire des voitures électriques de ses marques Zeekr et Lynk & Co à partir de 2028. Geely va également partager l'usine de Ford à Valence, en Espagne – l'américain souffre en Europe et commercialisera désormais sous sa marque des véhicules conçus par Ge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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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 d'autre choix

Les constructeurs chinois profitent des difficultés de leurs concurrents pour s'implanter chez eux. Même stratégie pour Chery, qui produit déjà dans l'usine de l'Espagnol Ebro à Barcelone et négocie avec Nissan pour utiliser la sienne à Sunderland, au Royaume-Uni, à partir de 2027. Le groupe japonais traverse l'une des plus graves crises de son histoire et réduit la voilure en Europe. Leapmotor et Dongfeng suivent la même stratégie pour les sites de Stellantis en Espa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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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âce aux électriques et aux hybrides, ils devraient atteindre 14 % des ventes dans l'UE en 2029

à Saragosse et Madrid, et donc désormais à Rennes.

Pour le moment, seuls les grands constructeurs allemands refusent d'ouvrir les portes de leurs usines, en raison notamment de la résistance de leur puissant syndicat IG Metall. Jusqu'ici, ils ont privilégié les partenariats technologiques: Mercedes sur les moteurs hybrides avec Geely, et Volkswagen avec XPeng, sur le système électronique des véhicules électriques. Les deux constructeurs allemands concentrent ces collaborations en Chine pour enrayer la chute de leurs ventes. Mais « il n'y a pas de raison qu'ils ne nouent pas le même genre de partenariats en Europe. Même s'ils n'en ont pas l'habitude, ils vont devoir s'adapter », prévient Alexandre Marian, associé du cabinet de conseil Alix Partners, pour qui des fermetures d'usines sont inévitables.

Volkswagen, qui vient d'annoncer une seconde vague de 50 000 suppressions de postes, a même été plus loin en signant un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avec Gotion. Trois usines en Espagne, en Slovaquie et au Maroc seront ouvertes au fabricant chinois de batterie pour développer « une chaîne d'approvisionnement ré- gionale», a expliqué le groupe le 28 septembre.

Au-delà des constructeurs, c'est toute l'industrie automobile chinoise qui s'introduit en Europe. Le plus visible reste le fabricant de batteries CATL qui a ouvert le 1 $^{er}$ octobre une usine en Hongrie, après la première, établie en Allemagne en 2022. Une troisième, construite avec Stellantis pour plus de 4 milliards d'euros, doit ouvrir en fin d'année à Valence, en Espagne. « Derrière les implantations d'usines, les équipementiers chinois s'installent en Europe et vont remonter progressivement toute la chaîne de valeur », explique Lionel Fontagné, directeur de l'Institut des politiques macroéconomiques et internationales.

CATL ou BYD sont parmi les piliers des batteries électriques qui ont pris une longueur d'avance technologique sur l'Europe. Cet écosystème « tient à l'écart les fournisseurs européens qui ne seront pas choisis par les constructeurs chinois et offre la possibilité aux constructeurs européens de choisir un fournisseur chinois plutôt qu'éuropéen pour sa technologie », décrypte Lionel Fontagné.

Le mouvement devrait se poursuivre. Les constructeurs chinois souffrent en effet d'une chute de 20 % de leur marché domestique et n'ont pas d'autres choix que de se développer à l'international. Guangzhou Automobile Group étudie lui aussi des « possibilités d'accroître ses capacités de production en Europe mais à ce stade, rien n'est encore décidé » assure un porte-parole. Tout comme Chang An, l'un des plus anciens constructeurs du pays.

MATTHIEU PECHBERTY

Dépendante de SpaceX, l'Europe de nouveau confrontée à sa pénurie de fusées

La société d'Elon Musk a cessé de commercialiser des tirs de la fusée Falcon-9 après 2028

A lors qu'Emmanuel Macron organisait à Paris, les 9 et 10 septembre, le Sommet international sur l'espace, le véritable pouvoir spatial se trouvait aux Etats-Unis, chez SpaceX. La société d'Elon Musk, qui n'avait pas dépêché de représentant pour ce sommet, tient le secteur dans sa main. SpaceX a cessé de commercialiser les vols à bord de sa fusée Falcon-9 au-delà de 2028, a révélé le Wall Street Journal, le 21 septembre, provoquant un immense stress chez tous les opérateurs de satellites.

L'entreprise d'Elon Musk n'a jamais commenté cette décision qui coïncide avec la montée en puissance de son lanceur superlourd Starship, dont la vie commerciale a débuté le 28 septembre, et qui remplacera progressivement Falcon-9. Mais sans cette dernière, de nombreux acteurs, y compris américains, n'auront plus de solution pour placer leurs satellites en orbite.

Lancée en 2010, Falcon-9 est devenue quasiment monopolistique. La fusée a décollé 165 fois en 2025, soit quasiment un tir tous les deux jours. Sur ce total, 120 vols étaient consacrés intégralement ou partiellement à la mise en orbite des satellites de la constellation Starlink d'Elon Musk, ce qui laissait tout de même énormément de place à des opérateurs tiers. La capacité d'emport et le rythme de décollage de Falcon-9 permettaient d'offrir des prix attractifs et une disponibilité importante, créant une dépendance mondiale.

Les Européens avaient trouvé en SpaceX la solution aux retards d'Ariane-6, mise en service en juillet 2024 après quatre années d'attente. La fusée européenne, fabriquée par ArianeGroup, la filiale d'Airbus et de Safran, n'offre toutefois pas la même disponibilité que Falcon-9. Elle n'a décollé que quatre fois en 2025 et vise neuf à dix lancements annuels en pleine cadence, au mieux en 2027. Sachant qu'elle souffre, comme l'a indiqué La Tribune le 17 septembre, d'un aléa technique qui pourrait compliquer encore son calend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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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étude aux Etats-Unis

Vega-C, la fusée de l'italien Avio, a décollé quatre fois en 2025 et vise également une pleine cadence de neuf tirs par an. Sans Falcon-9, l'accès à l'espace sera donc extrêmement étroit pour les opérateurs européens au moment même où les projets de constellations spatiales se multiplient et sachant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places à bord d'Ariane-6 sont déjà réservées par Amazon pour lancer sa constellation de télécoms par satellites. Lors du Sommet international sur l'espace, Amazon Leo, déjà principal client commercial de la fusée européenne, a annoncé lui confier six lancements supplémentaires, portant le total à 24 missions.

La décision de SpaceX met crûment en lumière la dépendance spatiale européenne à la société d'Elon Musk. Une situation qui inquiète depuis plusieurs mois. L'Agence spatiale européenne s'attend «à ce que l'Europe connaisse une pénurie de lanceurs vers 2030», avait prévenu son directeur général, Josef Aschbacher, au Financial Times le 9 août.

Ariane-6 ne pourra pas tout faire, et si l'Europe compte une dizaine de projets de nouvelles fusées, en France, en Allemagne ou en Espagne, il est peu probable que tous arrivent dans les temps, voire aboutissent tout court. Le plus avancé est celui de l'allemand Isar Aerospace: son lanceur Spectrum a réussi, dans la nuit du 5 au 6 septembre, son premier vol orbital, depuis un centre spatial norvégien. Les autres n'ont pas encore procédé à leur premier essai.

Pour remplacer Falcon-9, il faudrait des dizaines de Spectrum. Dans sa version actuelle, cette dernière ne peut transporter qu'une tonne de charge utile contre plus de 20 tonnes pour la fusée de SpaceX et Ariane-6, et plus de 100 tonnes pour Starship.

Selon M. Aschbacher, si l'Europe veut répondre «aux besoins en matière de lancement en 2030, nous devons prendre une décision assez rapidement afin de mettre en place les capacités nécessaires, notamment les usines», a-t-il indiqué lors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le 2 septembre. Le sujet devrait être abordé lors de la réunion ministérielle intermédiaire 2026 de l'Agence spatiale européenne, qui se tiendra à Rome le 15 décembre. ArianeGroup dit avoir commencé à étudier le sujet d'une montée en cadence.

Le retrait de Falcon-9 suscite aussi des inquiétudes aux Etats-Unis où les start-up de fusées tardent à émerger. L'explosion lors d'un test de mise à feu, le 28 mai, de New Glenn, la fusée de Blue Origin, la société spatiale de Jeff Bezos, le fondateur d'Amazon, complique aussi la situation.

«Nous avons des milliers de satellites dont le lancement est prévu d'ici 2030», a déclaré au Wall Street Journal Robert Perez-Alemany, qui travaille sur les questions spatiales au sein de l'Unité d'innovation de la défense du ministère de la guerre américain, et « si la capacité ne suit pas le rythme de la demande, davantage de satellites resteront au sol ». L'armée américaine a pris ses précautions. Sa branche spatiale, l'US Space Force, dit avoir réservé plus de 50 futures missions de sécurité nationale avec Falcon-9.

OLIVIER PINAUD

Le blues des acteurs de la filière gaz face au plan d'électrification français

La réglementation sur les dispositifs de chauffage au gaz a été durcie

C'est un sujet de discorde récurrent entre les gaziers et les électriciens, et il concerne un enjeu quotidien pour tous les Français : le mode de chauffage. En vertu des impératifs de décarbonation, faut-il accélérer l'éradication des chaudières au gaz dans les logements ? Sur fond de guerre au Proche-Orient, qui fait flamber le prix des énergies fossiles, le gouvernement semble avoir choisi son camp. Son grand plan d'électrification des usages fait la part belle aux pompes à chaleur – un équipement fonctionnant à l'électricité –, avec un objectif de 1 million d'unités installées d'ici à 2030.

Mercredi 30 septembre, il dévoilait l'un de ses dispositifs phares : une offre clé en main pour aider les ménages modestes à remplacer leur chaudière au gaz ou au fioul. Dans le même temps, le gaz se voit appliquer une réglementation toujours plus restrictive.

Comme prévu dans le plan d'électrification, un décret paru le 13 septembre au Journal officiel acte l'interdiction de toute installation de chauffage au gaz, même en appoint ou en hybridation, dans les logements neufs à partir du 1er janvier 2027.

Il n'en fallait pas plus pour réveiller le mécontentement de la filière gazière. Un ras-le-bol qu'exprime sans complexe l'un des principaux lobbys du secteur, l'organisation Coénove. « A travers cette interdiction, le gouvernement stigmatise toutes les solutions au gaz, y compris des équipements qui sont à 100 % compatibles avec du gaz vert », s'exaspère Jean-Charles Colas-Roy, ancien député La République en marche de l'Isère, président de cette association qui se définit comme une fédération d'acteurs du bâtiment et de l'éner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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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oir aux alouettes »

En matière de transition énergétique, le sujet est loin d'être anodin. Le bâtiment (résidentiel et tertiaire) représente environ 15 % des émissions de CO₂ de la France, en grande partie liées aux chauffages fonctionnant au gaz et au fioul. Conscient de l'enjeu, le secteur gazier – notamment GRDF, opérateur des réseaux gaziers, et filiale du groupe Engie – concentre l'essentiel de sa communication sur le biométhane.

Ce biogaz produit à partir de déchets agricoles et ménagers représente environ 4 % de la consommation nationale de gaz. Mais les objectifs de développement sont ambitieux: la programmation pluriannuelle de l'énergie publiée en février par le gouvernement prévoit que la pro-

Engagée dans une relance massive du nucléaire, la France a besoin de voir monter la demande d'électricité

L'installation de chaudières à gaz dans les logements neufs sera interdite à partir du 1er janvier 2027

duction de biométhane injecté dans les réseaux passe de 16 à 44 térawattheures d'ici à 2030.

Selon France Gaz, l'association qui représente les industriels du secteur, la France tient là l'occasion de réussir sa transition à moindre coût : une étude présentée début septembre chiffre à 330 milliards d'euros, au minimum, les économies que pourrait réaliser le pays en termes d'investissements, d'ici à 2050, s'il conservait un mix énergétique diversifié tout en accordant de plus en plus de place aux gaz renouvelables, au lieu de convertir tous les équipements à l'électrique.

« C'est bien d'électrifier, mais on ne doit pas oublier les autres facteurs de décarbonation », réclamait l'ex-président de France Gaz Frédéric Martin, en détaillant les chiffres devant la presse, le 3 septembre. Alors que 10 millions de ménages en France sont toujours chauffés au gaz, poursuivait-il, « il faut laisser le choix aux clients et ne pas leur imposer une solution ».

La filière ne manque jamais de rappeler que le gaz reste incontournable lors des épisodes de grand froid qui entraînent un bond de la consommation d'électricité: les centrales thermiques sont alors appelées à la rescousse. « Le tout-électrique forcené, c'est un miroir aux alouettes », s'agace un dirigeant du secteur, comparant le plan d'électrification du gouvernement à « un plan "tout EDF" pour soutenir l'avènement des EPR en essayant d'augmenter la consommation d'électricité ».

Engagée dans une relance massive du nucléaire – avec la construction de six nouveaux EPR2 et une option à l'étude pour huit réacteurs supplémentaires –, la France a effectivement besoin de voir monter la demande d'électricité pour encourager les investissements dans ces nouvelles capacités de production. Ces dernières années, malgré une production abondante et largement décarbonée, la consommation a eu tendance à stagner, voire à baisser. L'électricité ne représente toujours qu'environ 27 % de toute l'énergie consommée.

« L'électricité est là, nous en disposons en quantité. Toutes les raisons – climatique, économique, de sécurité énergétique – justifient de vouloir augmenter la consommation », insiste Ines Bouacida, de l'Institut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e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our réaliser la transition, décarboner le chauffage est impératif, souligne la chercheuse, en rappelant que « même au maximum de la production de biométhane, celui-ci ne pourra pas remplacer tout le gaz fossile que l'on utilise aujourd'hui ».

En attendant, la France continue de moins taxer le gaz que l'électricité. Malgré une volonté affichée d'orienter les ménages vers des énergies décarbonées, l'accise sur l'électricité est fixée à 30,62 euros du mégawattheure contre 16,66 euros du mégawattheure pour le gaz naturel. Ces dernières années, toutes les propositions parlementaires visant à rééquilibrer ce différentiel ont été rejetées.

MARIE DE VERGÈS

Vous souhaitez cuisiner un pot-au-feu pour moins de 15 euros par personne. Les légumes, viandes et

herbes ne manquent pas dans le quartier. Mais comment trouver la meilleure qualité au meilleur prix, sans y passer son après-midi ? Cette charge mentale, nous pourrons un jour la transférer à un robot à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dont la mission sera d'écouter nos envies, de comparer les offres, d'exécuter les achats et de livrer la marchandise au pas de notre porte. La révolution agentique, qui intervient une trentaine d'années après celle du commerce en ligne et une grosse décennie après celle du commerce sur mobile, est déjà en marche aux Etats-Unis : au cours des derniers mois, des commerçants comme Etsy (vente d'objets design) et Starbucks ont permis à leurs clients de déléguer leurs achats de bout en bout à des agents IA.

PLEIN CADRE

Quand les robots de l'IA feront nos courses

Les Français pourront bientôt déléguer leurs achats en ligne à des robots. L'absence de cadre réglementaire inquiète tous les acteurs, des commerçants aux banques, en passant par les consommateurs

Le réseau de paiement Visa et l'agence de voyages en ligne Last-minute.com nous en ont fait la démonstration récemment : en quelques clics, un client peut demander à un tel agent d'organiser un week-end romantique avec sa conjointe, en se concentrant sur ses seules envies, sans avoir à renseigner les données de son passeport ni ses coordonnées bancaires. Une expérience plus rapide et plus fluide que sur les sites de voyages, où l'enregistrement des données personnelles est souvent fastidieux. L'expérience pilote sera bientôt déployée aux Etats-Unis.

La technologie n'est pas encore accessible en Europe: des enseignes comme Carrefour et Sephora (produits de beauté) ont bien lancé des applications sur ChatGPT et Gemini pour permettre à leurs clients de constituer leur panier de courses. Mais ceux-ci doivent encore basculer sur l'application mobile de l'enseigne pour finaliser leurs achats. « Aujourd'hui, ChatGPT permet surtout de découvrir les produits. C'est un rabatteur de trafic », explique Ludovic Tran, expert du commerce agentique au sein du cabinet Accenture. En Europe, de premiers achats pourraient être finalisés sans intervention humaine durant l'année 2027, anticipent plusieurs acteurs du paiement. A quel moment la pratique deviendra-telle courante? A l'échelle mondiale, le cabinet McKinsey estime que les agents IA pourraient orchestrer entre 3 000 milliards et 5 000 milliards de dollars (jusqu'à 4 440 milliards d'euros) de transactions commerciales à l'horizon 2030 – à comparer aux 35 000 milliards de dollars atteints en 2025 par le commerce mondial.

Des annonces spectaculaires ont eu lieu récemment, laissant penser que le commerce agentique devient une priorité pour les géants de la tech : le 8 septembre, le géant Meta lançait un nouvel agent d'IA, baptisé Muse, capable de monter un séjour à New York pour moins de 2000 euros la semaine (billet d'avion, hôtel, activités) ou d'analyser nos relevés bancaires pour résilier les abonnements que nous n'utilisons jamais. L'intérêt est tel que l'application est aujourd'hui la plus téléchargée d'Amérique du Nord (3,4 millions de fois aux Etats-Unis et au Canada depuis son lancement), rappelant le succès de ChatGPT à ses débuts.

«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a cruellement besoin de modèles rentables. Aujourd'hui, c'est un puits sans fonds : les acteurs de la tech investissent massivement et gagnent peu d'argent. Le commerce agentique est pour eux la promesse de revenus substantiels », explique Geoffrey Laloux, consultant chez Square Management, chaque transaction pouvant donner lieu à des com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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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ère expérience

Les investisseurs de la Silicon Valley ne veulent donc pas rater la prochaine poule aux œufs d'or : lundi 28 septembre, la start-up Instinct, basée à San Francisco, a procédé sans aucune difficulté à une levée de fonds qui la valorise 10 milliards de dollars, soit quatre fois plus que lors de sa précédente levée de fonds... il y a un mois! Sa promesse : un service de conciergerie 100 % IA, permettant de gérer tous les pans de notre vie quotidienne.

En Europe, de premiers achats pourraient être finalisés sans intervention humaine durant l'année 2027, anticipent plusieurs acteurs du paiement

Le commerce agentique constitue aussi la nouvelle terre de conquête des acteurs du paiement (Visa, MasterCard, etc.) qui veulent se rendre aussi incontournables dans le commerce agentique qu'ils le sont dans les magasins. « L'IA agentique va faire pour le shopping ce que la machine à laver a fait pour la lessive. Elle prendra en charge une grande partie du travail (...). Nous garderons la main sur les choses qui comptent, de la même manière que nous décidons toujours quels vêtements laver», défend Magnus Lindkvist, futurologue et coauteur d'un rapport publié en septembre réalisé sur le sujet pour le compte de MasterCard.

Le commerce agentique se heurte toutefois à un obstacle majeur: la défiance des consommateurs. Il est plus facile de déléguer le lavage de ses vêtements que la gestion de son portefeuille. ChatGPT, qui avait lancé un outil de paiement aux Etats-Unis le 29 septembre 2025 (Instant Checkout), en a fait l'amère expérience: il a fermé son service six mois après, avec la conviction que les Américains n'étaient pas encore prêts à utiliser l'IA comme un intermédiaire de paiement, mais plutôt comme un assistant de recherche.

La plus grande difficulté sera donc de convaincre les consommateurs qu'ils gardent le contrôle de leurs finances. Les Français sont particulièrement inquiets de ce point de vue là. Seul un tiers d'entre eux dit avoir globalement confiance en l'IA, contre 46 % à l'échelle mondiale, selon une étude réalisée en 2025 par KPMG et l'université de Melbourne, en Australie. La progression du commerce agentique sera donc certainement plus lente dans l'Hexagone qu'ailleurs en Europe : « Il progressera deux fois plus vite au Royaume-Uni qu'en France dans les trois prochaines années », anticipe ainsi Patrick Dixon, expert de l'IA et du commerce mondial.

La confiance est d'autant plus difficile à bâtir qu'il n'existe aucun cadre législatif pour réglementer cette nouvelle forme de commerce. Aucune loi, dans aucune partie du monde, ne détermine la chaîne de responsabilité en cas de fraude ou d'erreur commerciale. Qui sera responsable si mon agent m'apporte une réponse farfelue et m'achète un pull rouge au lieu de chaussettes vertes? Et quid d'un agent malveillant qui exécute des achats en mon nom, contre mon gré ? Aucun partage de responsabilité n'existe, à ce stade, entre le consommateur, le vendeur, la banque, le réseau de paiement et l'entreprise ayant développé l'IA.

La deuxième directive européenne sur les services de paiement (DSP2), visant à les sécuriser en ligne, n'aborde pas le sujet, pas plus que le prochain texte qui sera promulgué en 2027. Il faudra donc attendre la mouture suivante (la DSP4) pour espérer un début de réglementation. Mais elle n'est pas prévue avant cinq ans. « L'Europe a intérêt à légiférer, sinon ce sera le Far West », estime Geoffrey Laloux.

Ce flou juridique inquiète d'autant plus les commerçants et les banques que partout en Europe, les cours de justice donnent raison aux consommateurs victimes de fraude. En France, la Cour de cassation a jugé, le 30 avril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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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A agentique va faire pour le shopping ce que la machine à laver a fait pour la lessive »

MAGNUS LINDKVIST

futurologue et coauteur

d'un rapport sur le sujet

pour MasterCard

que le Crédit agricole ne pouvait pas s'exonérer de sa responsabilité en cas de virements frauduleux, sans apporter une preuve de négligence grave de la part de son client. Un revirement de jurisprudence, jusqu'alors beaucoup plus favorable aux banques.

«Les banques ont le pied sur le frein car les risques associés au commerce agentique sont pour l'instant trop élevés. La fraude via l'IA est ultra-importante. On ne sait d'ailleurs pas la mesurer précisément. Les établissements financiers ne veulent pas ouvrir la boîte de Pandore», estime Lucas Fayolle, un start-upeur qui tente de proposer une infrastructure sécurisante pour tout le monde (traçabilité des opérations, définition des mandats de paiement, etc.) au sein de son entreprise Pra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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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es communes

Les Américains s'inquiètent, eux aussi, des risques de fraude, d'opacité et de protection des données. Dans un rapport publié le 22 septembre, les banques américaines Bank of America et Capital One se sont jointes à d'autres grands noms de la finance internationale pour dénoncer le risque de voir le commerce agentique augmenter la fréquence des litiges et des demandes de remboursement. Toutes réclament des normes communes et des responsabilités clairement établies avant de laisser les agents IA s'occuper de nos achats.

Des incidents ont déjà été recensés: Meta a dû récemment corriger une faille dans Muse, qui aurait pu permettre à des fraudeurs de détourner les autorisations d'achat accordées par l'utilisateur. La plateforme de commerce Amazon a par ailleurs demandé à Muse de ne plus utiliser son site : elle lui reproche de ne pas s'identifier quand il effectue des achats pour un consommateur, et de conserver ses données personnelles sans aucune autorisation.

A défaut de cadre juridique pour le commerce agentique, ce sont les grands réseaux de paiement mondiaux (Visa, MasterCard, etc.) qui essaient de fixer les règles du jeu. «Notre rôle chez Visa est de permettre à des acteurs qui ne se connais- sent pas de réaliser des transactions en toute confiance. Il en sera de même demain avec le commerce agentique. Nous offrons un cadre et des règles communes qui permettent à toutes les parties prenantes d'utiliser notre réseau», explique Florence Mélique, la directrice générale de Visa pour la France, la Belgique et le Luxembourg.

Le réseau américain travaille avec une grosse trentaine de banques, mais aucune française à ce stade, pour définir un parcours de paiement permettant au consommateur de garder le contrôle de son argent, et de fixer les conditions de remboursement en cas de litige. Il a aussi noué un partenariat avec cinq commerçants pour tester la pratique: Lastminute, Brick Depot (vente de pièces Lego), Frasers Group (articles de sport), eDreams (réservation de vacances) et Cleverbridge (gestion des paiements d'entreprises). Visa leur propose un annuaire permettant d'identifier les agents IA réputés dignes de confiance. « Toutes les entreprises vont devoir s'adapter au commerce agentique. C'est indispensable pour l'avenir de leur modèle économique », résume Florence Mélique.

LUCIE ROBEQUAIN

Le bureau d'Anna Politkovskaïa, conservé intact, à Moscou, le 10 septembre. ELENA CHERNYSHOVA POUR « LE MONDE »

Anna Politkovskaïa, vingt ans apr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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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assinée, en 2006, dans la cage d'escalier de son immeuble, à Moscou, la célèbre reporter russe n'a cessé d'alerter avec une incroyable lucidité sur la nature profonde de Vladimir Poutine

es yeux rivés sur la caméra de son ordinateur portable, Dmitri Mouratov, 64 ans, brandit un objet, puis un autre et encore un autre. « Voici ses lunettes, voici son enregistreur, son sac... » Joint par messagerie cryptée, le cofondateur du média russe indépendant Novaïa Gazeta, colauréat du prix Nobel de la paix en 2021, s'est assis au bureau qu'occupait Anna Politkovskaïa jusqu'à sa mort. Les affaires personnelles de la journaliste assassinée en 2006, il y a tout juste vingt ans, le 7 octobre – jour de l'anniversaire du président russe, Vladimir Poutine –, ont été conservées à leur place, dans les locaux du journal moscovite. Sur sa table de travail, un ouvrage jauni du code pénal russe commenté est resté ouvert à l'article 63 sur les « circonstances aggravantes ».

Tout autour, sur les murs de la pièce transformée en mémorial, Novaïa Gazeta a affiché l'enquête que ses journalistes ont eux-mêmes menée après la disparition de leur consœur, âgée de 48 ans, tuée par balle dans l'ascenseur de son immeuble. Actes de la procédure, plans, images de vidéosurveillance, schémas de la reconstitution du meurtre, profils des tueurs et de leurs complices, arrêtés et condamnés par la suite, photographie de l'arme, un Makarov 9 mm, utilisée à l'époque par les services de sécurité... Aucun commanditaire n'a cependant jamais été identifié. Mais, pour Dmitri Mouratov, qui s'appuie sur l'implication d'un policier, et sur celle d'hommes affiliés au FSB, les services de sécurité russes, la conclusion est simple : « L'Etat a participé à cet assassinat. »

Il était son rédacteur en chef, celui qui la pressait de faire une pause, qui l'a même exfiltrée quelque temps vers l'Autriche, en 2001, pour la mettre à l'abri, au vu des nombreuses menaces de mort qu'elle recevait pour ses reportages dans une Tchétchénie ravagée par une seconde guerre (1999-2009). Parfois, le ton montait, car son interlocutrice se montrait inflexible. « A l'été 2006, nous avons eu des discussions très sérieuses, admet Dmitri Mouratov. J'étais persuadé qu'elle devait cesser d'aller sur place, parce que cela devenait trop dangereux, elle me répondait que cette petite république avait survécu à deux guerres sanglantes et qu'elle ne pouvait pas laisser tomber. » Intraitable, Anna Politkovskaïa, l'était tout autant dans ses écrits.

Sans relâche, elle y dénonce les exactions de l'armée russe, qu'elle observait au plus près sur le terrain – en moins de sept ans, depuis son entrée à Novaïa Gazeta, en 1998, elle rédige ainsi 751 articles, dont plus de la moitié concerne la Tchétchénie. Et à la relire aujourd'hui, on est saisi d'effroi. Pas seulement à cause des atrocités commises, mais parce que tout, absolument tout, ce qu'elle décrivait alors, s'est reproduit, vingt ans plus tard, en Ukraine : la torture, les camps de filtration (d'où sont « triés » civils et combattants), les pillages, les viols, la destruction totale et méthodique de villes et de villages, les fosses dans lesquels sont jetés « ennemis » ou soldats russes qui n'ont pas l'heur de plaire à leurs supéri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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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ÉTENUE DE LONGUES HEURES

« Elle avait un style d'écriture tout à fait unique. Il ne s'agissait pas seulement d'écrire des articles, mais de faire bouger les choses, d'aider les gens », témoigne Tatiana Lokchina, directrice adjointe pour la division Europe et Asie centrale de Human Rights Watch, actuellement en exil, qui l'a bien connue. A deux reprises, Anna Politkovskaïa tentera même de jouer les médiatrices, pour épargner des vies.

La première fois, en octobre 2002, les autorités se résignent à faire appel à elle, lors de la prise d'otages de centaines de spectateurs dans la salle du Théâtre Doubrovka, à Moscou, par un commando tchètchène. Elle est finalement écartée. La seconde fois, en septembre 2004, elle se précipite à Beslan, en Ossétie du Nord, où une école fait l'objet d'une autre prise d'otages. Elle n'y parviendra jamais, victime d'une tentative d'empoisonnement à bord de l'avion qui devait l'en rapprocher.

Peu importent les risques qu'elle prend et fait prendre aux autres. Les précautions l'exaspèrent. Tatiana Lokchina a encore en mémoire un échange tendu, lors d'une conférence en Suède sur la Tchétchénie, peu de temps avant la disparition d'Anna Politkovskaïa. « Dès le premier jour, Anna et moi avons eu une vive altercation : elle accusait les défenseurs des droits humains de manquer de fermeté, d'étouffer certaines affaires sensibles et de ne pas divulguer les noms des victimes. De mon côté, je soutenais que, lorsque nous agissions ainsi, c'était par souci de les protéger. Mais elle persistait à dire que nous étions complices d'une sorte de complot visant à déformer ou à dissimuler la vérité. »

En février 2001, Anna Politkovskaïa avait elle-même été arrêtée, privée de son téléphone, détenue de longues heures par des officiers russes dans le district de Vedeno, une vallée montagneuse dans le sud-est de la Tchétchénie. Traînée la nuit sous un lanceroquettes Grad, au moment précis où celui-ci effectue une salve, menacée de viol – « C'est la salle de bains. Déshabille-toi » –, elle écrit : « Chaque heure supplémentaire d'interrogatoire confirmait entièrement leurs témoignages [des Tchétchènes]. »

En juin 2004, elle publie aussi un long article sur sa rencontre avec Ramzan Kadyrov, le « petit dragon du Kremlin », ainsi qu'elle le nomme, pas encore officiellement à la tête de la Tchétchénie, mais qui se comporte tout comme, dans son fief natal de Tsentoroi, une « véritable forteresse » au luxe tapageur, cernée par pléthore d'hommes en armes. Après six ou sept heures d'attente, elle réalise une interview ubuesque, au cours de laquelle Kadyrov finit par lui hurler dessus : « Tu es une ennemie, tu es pire que [Chamil] Bassaïev! [Un combattant indépendantiste qui basculera dans le terrorisme, tué en 2006.] »

La guerre la change. « Ses reportages lui ont enlevé ce petit côté de journaliste snob moscovite, et elle avait beaucoup maigri », rapporte Svetlana Gannouchkina, 84 ans, défenseure

JOURNALISTE

D'INVESTIGATION,

LANCEUSE D'ALERTE,

MILITANTE

DES DROITS

HUMAINS, ANNA

POLITKOVSKAÏA

ÉTAIT TOUT CELA

À LA FOIS

des droits de l'homme respectée en Russie. Membre de l'ONG Memorial et dirigeante du Comité d'assistance civique, qui venait en aide aux réfugiés et aux migrants, elle se trouvait avec la reporter au palais du gouvernement, à Grozny, en décembre 2002. Les deux femmes quitteront le bâtiment 20 minutes avant l'explosion de deux camions kamikazes bourrés d'explosifs qui fera 83 morts.

Née en 1958, à New York, d'un père diplomate soviétique d'origine ukrainienne, Anna Politkovskaïa, diplômée de la faculté de journalisme de Moscou, a démarré tardivement sa carrière. Mère au foyer, elle a d'abord élevé ses deux enfants, Ilia et Vera, avant de commencer au bas de l'échelle dans plusieurs journaux, la plupart disparus. Formée au temps de la perestroïka, « elle incarnait à la perfection l'esprit de cette époque, et le désir de changement qui l'accompagnait », dira sa fille, Vera, en décrivant, dans Une mère (Fayard, 2023), un « bourreau de travail ».

Elle reste pourtant longtemps dans l'ombre de son mari, Alexandre Politkovski, journaliste vedette du petit écran. Puis, les rôles s'inversent. Lui s'efface au fur et à mesure de la reprise en main des médias par le Kremlin, qui l'exclut. Elle explose dans Novaïa Gazeta, au point que des files d'attente de Russes et de Tchétchènes n'ayant personne à qui parler se formaient devant son bureau quand elle n'était pas sur le terrain. Reporter, journaliste d'investigation, lanceuse d'alerte, militante des droits humains, Anna Politkovskaïa était tout cela à la fois. «Je me vois comme un intermédiaire, un moyen de montrer aux Russes ce qui se passe réellement en Tchétchénie, afin qu'ils ne croient pas, à tort, que l'intervention militaire rétablit l'ordre», confie-t-elle, en 2001, au Comité pour la protection des journalistes.

Sa probité dépasse les frontières. Un matin, en 1999, Alexandre Guinzbourg, un célèbre dissident (1936-2002), débarque au domicile parisien de Galia Ackerman, historienne et traductrice d'origine russe établie en France, avec un sac plastique contenant plusieurs articles de la journaliste. De là naîtra un premier recueil de ses chroniques, publiée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ans l'Hexagone (Voyage en enfer. Journal de Tchétchénie, Robert Laffont, 2000). Un flop. Mais qui sera suivi d'autres livres au succès grandissant, édités par Buchet-Chastel, sous la direction du journaliste Jean-François Bouthors (Tchétchénie, le déshonneur russe, 2003, La Russie selon Poutine, 2005), plus deux autres récits posthumes (Douloureuse Russie. Journal d'une femme en colère, 2006, Qu'ai-je fait?,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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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SSION DE RÉTABLIR LA JUSTICE

«Anna Politkovskaïa ne soutenait pas les combattants tchétchènes, mais elle avait l'obsession de rétablir la justice, souligne Galia Ackerman. Elle était extrêmement minutieuse, car elle avait toujours peur qu'on l'induise sciemment en erreur. Elle menait de véritables interrogatoires : "Ah oui, vous venez de quel village et qui est le chef là-bas" ? » Les cheveux cendrés autour du visage triste de la journaliste deviennent familiers. Mais plus sa notoriété s'accroît à l'étranger, plus elle est isolée en Russie, alors qu'elle mène un combat singulier contre Vladimir Poutine, qu'elle décrivait comme la « copie conforme » d'Akaki Akakievitch, un petit fonctionnaire brimé dépeint par Gogol dans Le Manteau.

De lui, elle disait : « Son étroitesse d'esprit et son chauvinisme sont ceux d'un homme de son grade. Il a la personnalité terme d'un lieutenant-colonel qui n'a jamais réussi à atteindre le rang de colonel, les manières d'un homme des services secrets russes habitué à espionner ses collègues... » Elle reprochait surtout à l'actuel chef du Kremlin d'avoir « encouragé la gangrène morale de la Russie », en exploitant la guerre à des fins de pouvoir dès le début de son règne, en 2000. Des Russes, elle blâmait l'apathie face à l'implacable « verticale du pouvoir », qui se mettait en place et dont elle pressentait le pire avec une incroyable lucidité. « Il est déjà trop tard, affirmait-elle. Aujourd'hui, nous sommes encerclés par les amis et les hommes de Poutine. »

Car elle n'a pas seulement dénoncé la situation en Tchétchénie: elle a aussi rendu compte de la corruption « basée sur le sang » en Russie, de l'« esprit chauvin au sein de l'appareil gouvernemental, qui se fait passer pour du patriotisme », de la « rhétorique effrénée de l'Etat fort », du « racisme antitchétchène, officiel et populaire, avec des métastases qui s'étendent à d'autres peuples »...

Elle a écrit sur des procès à l'issue toujours favorable pour les protégés du régime, sur la misère de citoyens russes ordinaires, sur l'indigence des foyers de migrants, sur les koviorny, un dérivé du mot kovior, « tapis », qui signifie « bouffons », pour décrire les propagandistes des médias d'Etat. Elle en voulait aux dirigeants occidentaux, aux George W. Bush (2001-2009), Silvio Berlusconi (1936-2023), Jacques Chirac (1932-2019) et Gerhard Schröder (1998-2005) d'entretenir des relations cordiales avec un « homme des services ». A l'exception d'une petite édition confidentielle de ses chroniques, parue en 2002, ses livres ne seront jamais publiés en Russie.

Plus de trente journalistes ont été tués, entre 2000 et 2022, dans un pays qui n'était pas officiellement en guerre. Parmi eux, six travaillaient à Novaia Gazeta, comme son amie Natalia Estemirova, enlevée à Grozny, en 2009, et retrouvée morte, criblée de balles. Au sein de la rédaction, qui a perdu sa licence de média en 2022, et dont 100 collaborateurs viennent d'être affiliés à des « agents de l'étranger », Anna Politkovskaïa reste la plus emblématique. Le 14 novembre 2023, Vladimir Poutine a gracié l'un des tueurs de la journaliste. Après que ce dernier a combattu en Ukraine.

ISABELLE MANDRAUD

Image extraite du film « Butterfly Jam », de Kantemir Balagov. LE PACTE

La nouvelle vie du cinéaste Kantemir Balagov

Quatre ans après avoir quitté la Russie, le réalisateur évoque les doutes qui l'assaillent dans sa vie d'exilé

RENCONTRE

Q

uelle vie reconstruire

quand son monde

s'est effondré subite-

ment? Quatre ans

après avoir critiqué publiquement l'invasion de l'Ukraine et quitté précipitamment la Russie, le réalisateur Kantemir Balagov, 35 ans, cherche encore la réponse. « L'état du monde m'affecte vingt-quatre heures sur vingt-quatre, sept jours sur sept. J'essaie d'y échapper quand j'écris, mais il finit toujours par retrouver son chemin », confie-t-il un après-midi de septembre, assis dans un café parisien, une casquette Dogs & Wine Make Everything Fine (« des chiens et du vin, tout va bien ») vissée sur la tête. Butterfly Jam, son troisième long-métrage, centré autour d'une relation père-fils, saisit un monde d'hommes où le refus de montrer ses faiblesses mène à une violence irrémédiable. « Peut-être qu'aujourd'hui la vulnérabilité fait cruellement défaut », ajoute-t-il, au sujet notamment des grands leaders de ce monde, une tasse de thé noir à la main.

La fragilité et le doute, Kantemir Balagov baigne en plein dedans. Après un détour par Los Angeles où l'intégration s'est révélée difficile, lui et sa compagne, la cinéaste Kira Kovalenko, se sont installés à Paris. Ils tentent d'y maintenir à flot une vie précaire, hantée par les souvenirs. Il y a moins d'une dizaine d'années, leurs premiers films, âpres et pleins d'énergie, faisaient d'eux les étoiles montantes d'un renouveau du cinéma russe. «J'ai toujours voulu vivre dans le Nord-Caucase et y faire des films, dit-il. J'aimerais pouvoir arrêter la nostalgie. J'ai beau savoir que si je rentrais, tout serait différent, je n'y arrive pas», dit-il.

Pour rester ancré dans le présent, Kantemir Balagov s'arrime comme il peut à son métier. Il lit, écrit. Mais mener au bout un projet de film relève du parcours du combattant. Butterfly Jam devait initialement être tourné au cœur de la communauté tcherkesse de Naltchik, dans le Nord-Caucase, d'où il est originaire. Son exil contraint l'a forcé à réécrire son scénario. « Une fois à Los Angeles, j'ai découvert qu'il existait une petite communauté tcherkesse dans le New Jersey. J'ai travaillé avec celle-ci pour rassembler les gens, recueillir des informations. Ils nous ont beaucoup aidés, jusqu'à ce que quelqu'un d'extérieur les alerte que le script comportait une scène de viol. Toutes les portes se sont fermées d'un coup. On devait tourner une grande séquence de danse, j'ai dû tout réécrire. » Pour

Kantemir Balagov, les obstacles ont été nombreux. «Aux Etats-Unis, la culture du cinéma est très différente de celle de la Russie. Vous avez besoin d'une star pour financer le film», dit-il. Butterfly Jam a été monté avec des acteurs professionnels anglo-saxons (Barry Keoghan, Riley Keough) et d'autres débutants. Bénéficiant de peu de jours de tournage pour les extérieurs dans le New Jersey, le réalisateur s'est heurté aux règles strictes imposées par les syndicats américains: «Il y avait une pression constante sur les horaires et les interdits. A la fin, je pense que cela fait du mal au film. »

« J'essaie d'éviter la stagnation »

Pour cette coproduction majoritairement française, les intérieurs ont, eux, été filmés dans les Hauts-de-France. Avec toute la rigidité qu'impose un tournage réparti sur deux pays si éloignés, malgré « une équipe incroyable ».

En donnant à son film des airs de conte de fées, Kantemir Balagov a cherché à échapper à l'esth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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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ris, il apprend le français et tente de maintenir à flot une vie précaire, hantée par les souvenirs

tique réaliste de ses premiers films, Tesnota. Une vie à l'étroit (2017, sorti en France en 2018) et Une grande fille (2019), pour se concentrer sur l'authenticité psychologique de ses personnages. « J'encourageais mes acteurs à être maladroits dans leur langage corporel, leurs intonations. Parce que mes personnages sont des gens ordinaires. On cherchait ça aussi dans l'image, la mise en scène. Malheureusement, tout le monde ne voit pas cela comme un geste artistique. Certains y lisent un manque de savoir-faire. »

Tout au long de l'entretien, Kantemir Balagov dévoile ses propres vulnérabilités. «Je suis dans la vie quelqu'un de très fermé. Les circonstances actuelles renforcent encore cette solitude. Alors, le cinéma me permet d'embrasser cette part de tendresse inexprimée», déclare-t-il pour justifier les nombreuses embrassades dans le film. Le cinéaste fait volontiers part de ses doutes. Il reconnaît qu'à l'écran tout ne fonctionne pas toujours comme il l'aurait voulu, se demande si le choix de l'annonce de la mort du père en ouverture était le plus opportun, blâme les nombreux changements apportés en cours de route.

Mais, au moins, reconnaît-il à son travail une volonté d'apporter quelque chose de neuf à des sujets beaucoup traités, et une capacité à se renouveler. « A l'avenir, j'aimerais faire un western, un film de science-fiction ou un thriller. J'essaie d'éviter la stagnation. »

Kantemir Balagov revient, en-fin, de manière transparente sur ses échecs passés. Tel le tournage des premiers épisodes de la série postapocalyptique The Last of Us pour la chaîne HBO, qu'il a quitté à l'automne 2021, à peine le pilote terminé, en raison de différends artistiques avec les showrunneurs Neil Druckmann et Craig Mazin. A cause des tournages additionnels effectués par ce dernier, il ne sera jamais officiellement crédité. « A quoi bon faire venir quelqu'un de Russie si tu sais déjà ce que tu veux et ce que tu vas faire ? », s'interroge-t-il.

La maîtrise finale de son œuvre reste, pour lui, un point essentiel et douloureux. Pour Butterfly Jam, il regrette d'avoir cédé aux producteurs qui poussaient pour raccourcir le film : « Je voulais donner de l'espace pour que le public puisse s'immerger dans ce monde, qu'il vive avec ces personnages. L'intrigue est secondaire pour moi. Mais les producteurs voulaient aller droit au but. » Tous ses personnages, nourris de sa culture et de souvenirs personnels, lui tiennent à cœur. Et d'autant plus qu'il se retrouve loin de sa terre d'origine. « Avant la guerre, j'étais davantage lié à la figure du fils. Depuis, je me considère comme le père, cet outsider, qui est parfois faible, parfois perdant. Bien qu'il vive en Amérique depuis longtemps, il ne peut toujours pas s'intégrer dans cet environnement. »

Le réalisateur qui souhaite «faire davantage confiance à [s]es tripes et à [s]a propre vision» sait que s'adapter à sa nouvelle vie ne sera pas facile. Lui qui n'a que peu de contacts avec ses compatriotes cinéastes exilés en Europe continue d'écrire en anglais, pour des environnements américains. A moins qu'un prochain film lui permette de se rapprocher à nouveau de ses racines. «Il existe un livre incroyable sur la guerre de Tchétchénie, mais personne ne veut y toucher pour l'instant, dit-il. Ce n'est pas le meilleur moment pour le cinéma. »

BORIS BASTIDE

Butterfly Jam, film français et américain de Kantemir Balagov. Avec Talha Akdogan, Barry Keoghan, Riley Keough (1 h 37).

Rêves de grandeur et jalousies dans un restaurant du New Jersey

Le troisième long-métrage de Kantemir Balagov, situé dans la communauté tcherkesse aux Etats-Unis, séduit et déconcerte à la fois

BUTTERFLY J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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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deux portraits de femme proprement électrisants, Tesnota. Une vie à l'étroit (2017, sorti en France en 2018) et Une grande fille (2019), Kantemir Balagov, âgé aujourd'hui de 35 ans, s'est révélé comme l'étoile montante du cinéma russe. Cet élève du grand Alexandre Sokourov, à l'université de sa ville natale (Naltchik, Caucase du Nord), n'a toutefois pas eu le temps de mettre à profit cette réputation naissante, le durcissement ultranationaliste du pouvoir et le déclenchement de la guerre en Ukraine l'incitant à goûter – avec sa compagne, Kira Kovalenko, autre grande révélation du cinéma russe – le vent de la liberté aux Etats-Unis, où Donald Trump a été néanmoins réélu deux ans plus tard. C'est un peu le problème en ce moment, il n'y a plus tellement de lieux où fuir la fatalité humaine. Installé, à partir de 2022, à Los Angeles (Californie), Kantemir Balagov a alors disparu corps et biens des radars.

Butterfly Jam, son troisième long-métrage, doit donc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emière réponse circonstanciée à l'inquiétude qu'on se faisait de son sort. La mise en œuvre de ce film semble à elle seule le confirmer: ce n'est pas aux Etats-Unis mais bien auprès du producteur et homme d'affaires ukrainien Alexander Rodnyansky et du producteur français Pascal Caucheteux que le cinéaste a trouvé le soutien nécessaire à sa réalisation. Localisé dans le New Jersey pour les extérieurs, le film est, en réalité, tourné dans le nord de la France pour les scènes d'intérieur. Beau travail, on n'y voit que du feu.

Quant à l'œuvre elle-même, elle séduit et déconcerte à la fois. L'action prend place dans la communauté immigrée tcherkesse (minorité caucasienne émigrée en Amérique) du New Jersey. L'intrigue tourne autour d'un restaurant de spécialités qui fait tout juste vivre sa propriétaire, Zalya (Riley Keough), jeune femme enceinte qui doit tenir le lieu à bout de bras, en l'absence d'un mari volatilisé et avec l'aide de son frère Azik (Barry Keoghan), rêveur instable, qui y tient la cuisine. Azik lui-même élève seul son fils Temir (Talha Akdogan), surnommé «Pyteh» («le petit »), un adolescent qui n'a pas hérité de sa fragilité et envisage, les deux pieds sur terre, une carrière de lutteur professionnel. Dans son club, Temir n'en a pas moins été sensible au charme d'Alika (Jaliyah Richards), une jeune lutteuse afro-américaine, elle-même assez paum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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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ence mélancolique

Autour de cette chaîne de destins sur le fil vit un entourage amical mal soudé par la frime, la virilité, la dérive. L'errance de l'exil, les rêves de grandeur mal récompensés, les jalousies explosives déboucheront, inopinément, sur un assassinat stupide qui ajoute, à cette chronique des déplacés, l'horizon d'un film noir qui n'aura d'ailleurs jamais lieu. Tous les cinéphiles sensibles au choc américain-slave auront reconnu là une petite musique qui informe le seminal Little Odessa (James Gray, 1994) pour se poursuivre avec Give Me Liberty (Kirill Mikhanovsky, 2019) ou Brighton 4th (Levan Koguashvili, 2021).

Tragédie familiale de l'exil, omniprésence mafieuse, dérèglement des rapports père-fils y ordonnent une violence mélancolique et une déraison des enchaînements narratifs qui donnent à ces films un charme étrange. Lequel regarderait à la fois vers la tradition poisseuse du film noir américain et vers la folie mélancolique des grands dissidents du cinéma soviétique et russe.

S'agissant plus particulièrement de Kantemir Balagov, Butterfly Jam témoigne plus spécifiquement, pressent-on, d'un moment de profond bouleversement et de lente reconstruction dans sa vie et sa carrière. Personnages tcherkesses, acteurs américains et irlandais, co-producteurs ukrainien et français, fable comme en suspens : le film ressemble au personnage indéchiffrable du pélican échoué puis recueilli par Azik qui, dans l'attente d'une liberté recouvrée, y impose sa silencieuse énigme.

JACQUES MANDELBAUM

Film français et américain de Kantemir Balagov. Avec Talha Akdogan, Barry Keoghan, Riley Keough, Harry Melling, Jaliyah Richards (1 h 37).

Joe Bird (Naim) et Stacy Clausen (Ryan), dans « Leviticus ».

ORIGINALS FACTORY

Quand le désir queer bascule vers le cinéma d'horreur

Adrian Chiarella donne un sous-texte politique à son premier long-métrage

LEVIT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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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bonne santé du cinéma d'horreur se confirme, accompagnant l'émergence d'une génération passionnante de réalisateurs et réalisatrices aux horizons variés. Après les films remarqués de Zach Cregger (Resident Evil), Sébastien Vanicek (Evil Dead Burn), Jane Schoenbrun (Teenage Sex and Death at Camp Miasma), Curry Barker (Obsession) ou Kane Parsons (Backrooms), la dernière livraison dans les salles françaises nous vient d'Australie. Avec Leviticus, Adrian Chiarella signe un premier long-métrage prometteur où l'horreur se pare d'un sous-texte politique. L'impulsion lui a d'ailleurs été donnée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quand la légalisation du mariage entre personnes du même sexe en Australie avait donné lieu à une recrudescence des discours homophobes.

Leviticus prend ainsi pour cadre une petite ville désindustrialisée où fleurit une communauté religieuse soudée. C'est pour rejoindre cette dernière qu'Arlene (Mia Wasikowska) y a emménagé, accompagnée de son fils, Naim (Joe Bird). L'adolescent tente de trouver sa place dans ce nouvel environnement. Il noue une liaison secrète avec l'un de ses camarades de lycée, Ryan (Stacy Clausen), mais le jour où Naim le découvre en train d'embrasser Hunter (Jeremy Blewitt), il les dénonce aux autorités de sa congrégation. Les deux garçons sont alors soumis à un exorcisme qui semble affecter en profondeur leur perception. Les voilà comme possédés par une force étrange qui manipule leur désir pour s'attaquer à leur intégrité physique. Naim, témoin impuissant, est vite pris de remords.

Dès la scène d'ouverture, Leviticus joue sur la question du visible et de l'invisible. Dans une piscine municipale, une jeune employée semble attirée par une personne cachée dans les douches que l'on ne voit pas à l'écran. De très loin, la caméra s'approchant lentement, on croit assister à une scène de sexe avant que la jeune femme ne lance un cri d'horreur. Un peu plus tard, Ryan fait croire à Naim qu'une mygale s'est posée sur son épaule pour lui faire peur puis le toucher pour la première fois.

Adrian Chiarella saisit avec intelligence la porosité et la complexité des liens qui existent entre ce que l'on voit et ce que l'on ne voit pas. La foi qui unit cette communauté religieuse a quelque chose d'impalpable, mais s'épanouit au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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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recourant à l'horreur, le réalisateur pointe l'homophobie d'une communauté

dans des rituels publics. De même, le désir travaille quelque chose de profondément mystérieux à l'intérieur de soi. Tout en ayant besoin de se cristalliser sur un objet réel ou fantasm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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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du regard

Leviticus est construit comme un puzzle sur l'agencement de diverses tonalités, qui peuvent se compléter autant que s'opposer. Le film laisse d'abord s'épanouir sur une note romantique le récit d'initiation qui unit en cachette Naim à Ryan. On assiste à la naissance de leur complicité, en alternance avec des scènes centrées sur des prêches religieux. Puis, une fois les premières thérapies de conversion lancées, le fantastique prend le dessus, basculant de plus en plus vers l'horreur, comme dans un long cauchemar.

La question du regard est au cœur des choix de mise en scène du cinéaste australien. La caméra subjective permet de percevoir de manière réaliste une partie des faits relatés depuis le point de vue de Naim, qui sert de relais d'identification. A côté, Adrian Chiarella déploie, avec de lents mouvements sophistiqués de caméra plus abstraits, une menace omnisciente qui ajoute de la tension. Pour les héros, il s'agit de voir les choses au plus juste. D'où provient la menace, comment elle fonctionne, comment s'en prémunir.

En recourant à l'horreur, Adrian Chiarella donne une forme abstraite puis concrète à l'homophobie d'une communauté. Et montre comment celle-ci est intériorisée dans ce que chacun a de plus intime. Le genre ouvre alors une fenêtre vers le partage d'une expérience queer. Leviticus permet de regarder la peur en face, celle d'un désir, trouble, réprimé. Et, par le biais d'une communauté alternative – personnages et spectateurs –, d'apprendre à vivre avec, sans se cacher cette fois.

BORIS BASTIDE

Film australien d'Adrian

Chiarella. Avec Joe Bird, Stacy

Clausen, Mia Wasikowska (1 h 28)

Plongée dans les effets toxiques des réseaux sociaux

Le film promet une suite à l'excellent « The Social Network », de David Fincher, sans convaincre

THE SOCIAL RECK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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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un fait, Aaron Sorkin, 65 ans, auteur de The Social Reckoning, est l'un des grands noms de l'écriture scénaristique américaine d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es séries A la Maison Blanche (2001-2006), à moindre égard sans doute The Newsroom (2012-2014), ou encore les films The Social Network (David Fincher, 2010) et Le Stratège (Bennett Miller, 2011) sont là pour en témoigner.

Passionné de sujets sociopolitiques, cet homme de sujets et de mots, étincelant dans l'ombre des œuvres mettant en scène ses créations, perd ses moyens lorsqu'il s'agit de passer lui-même à la réalisation. Le Grand Jeu (2018), Les

Sept de Chicago (2020), Being the Ricardos (2021), sans démériter, sont loin d'avoir cassé la baraque. Exemplaire rappel de la légitime distinction qu'il convient de faire entre scénario et mise en scène.

Et quel sujet en or que celui de The Social Reckoning! Rien de moins que l'adaptation d'une série d'articles retentissante du journaliste américain Jeff Horwitz, lequel – nourri par les fichiers de Frances Haugen, jeune lanceuse d'alerte – démontra, en 2021, dans le Wall Street Journal, la parfaite connaissance qu'avaient les dirigeants de Facebook et d'Instagram, par excellence Mark Zuckerberg, des effets toxiques (mentaux, politiques, sociétaux) des algorithmes et des contenus de ces plateformes. C'est cette histoire que conte The Social Reckoning, promettant une suite à l'excellent

The Social Network, de David Fincher, sur la création de Facebook, en même temps que l'inflexion du biopic zuckerbergien vers la tradition du film de dénonciation politique – depuis Les Hommes du président (1976), d'Alan J. Pakula (1928-1998), jusqu'à Pentagon Papers (2018), de Steven Spiel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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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blesse des acteurs

On est très loin du compte. L'insigne faiblesse des acteurs dans le rôle qui leur est imparti en est le signe le plus patent. Mikey Madison – si captivante dans Anora (2024), de Sean Baker – campe ici une jeune lanceuse d'alerte dont la fermeté de conviction et le courage demeureront des hypothèses de travail. Jeremy Allen White, dans sa recherche du personnage du journaliste, court en pure perte après la prestation affûtée du Dus tin Hoffman des Hommes du président (1976). Jeremy Strong – d'un génial baroquisme dans son rôle d'avocat véreux de Donald Trump dans The Apprentice (Ali Abbasi, 2024) – est réduit à une partition mécanique qui fait du personnage de Zuckerberg une caricature.

C'est que les relations entre les personnages, leur profondeur comme leur évolution, sont ici sacrifiées au signe intangible du caractère et de la fonction qui leur sont une fois pour toutes assignés. La responsabilité incombe à une réalisation qui filme son scénario à la lettre, sans parvenir à le rendre un tant soit peu vivant.

Film américain d'Aaron Sorkin. Avec Mikey Madison, Jeremy Allen White, Wunmi Mosaku, Bill Burr, Jeremy Strong (1 h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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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URQUOI 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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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usu Modan

Film japonais de Toshizo Fujiwara (1 h 44)

Avec Mikusu Modan, le réalisateur japonais Toshizo Fujiwara essaie de se glisser dans les pas d'un Ken Loach pour raconter l'histoire d'un couple propriétaire d'un restaurant qui emploie des personnes tout juste sorties de détention afin de les réintégrer. Au plus près d'une réalité difficile, le cinéaste porte un regard plein d'empathie sur ses personnages, à rebours de celui de la société. Ce, sans jamais chercher à excuser les comportements parfois troubles d'employés marginalisés qui tentent de retrouver un semblant de normalité, ni à les condamner. Le style naturaliste adopté par Toshizo Fujiwara s'accompagne d'une narration par moments fragmentée, passant d'un personnage à un autre, au risque de nous faire perdre quelque peu le fil. Mais l'humanisme et la douceur avec lesquels le film aborde de front ces problématiques sociales donnent une lumineuse cohérence à l'ensemble. ■ BO.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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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pèce explosive

Film français de Sarah Arnold (1 h 35)

Film français de Sarah Arnold (1 h 35)

Dans le nord-est de la France, chasseurs et agriculteurs s'écharpent autour de la présence de sangliers, lesquels dévastent les cultures. Après la disparition mystérieuse d'un céréalier, un gendarme (Alexis Manenti), fraîchement muté, se met à enquêter. Mais il n'a pas l'air lui-même d'aller très bien, comme l'observe une psychologue parachutée dans la gendarmerie (Ella Rumpf). Dès lors, L'Espèce explosive quitte le terrain naturaliste pour basculer dans le loufoque, au risque de devenir bancal. Ce premier long-métrage, dévoilé à la Quinzaine des cinéastes, à Cannes, semble hésiter entre un récit débridé et un autre plus conventionnel – peut-être le scénario, coécrit par cinq auteurs, a-t-il souffert de compromis? Le personnage de Bertrand Belin, en chef de caserne, reste à l'état de vignette, Vincent Dedienne est sous-utilisé, etc. CL.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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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ou

Film français, en réalité virtuelle, d'Abderrahmane Sissako (o h 27)

Le réalisateur mauritanien de Timbuktu (2014), en compétition à Cannes, expérimente une nouvelle esthétique avec ce court-métrage immersif à 360 degrés. Sélectionné à la Mostra de Venise (section Venice Immersive), ce film conté par Omar Sy suit un rituel de deuil. Après la mort en Europe de leur père, trois sœurs et trois frères exaucent le vœu de leur patriarche : être enterré auprès de son propre père dans un village en Mauritanie. Muni de son casque de réalité virtuelle, le spectateur a le sentiment d'être le témoin privilégié de ce périple, évoluant au milieu de paysages grandioses (blancheur immaculée du désert...). La succession de plans linéaires ainsi que l'image d'une netteté impeccable ont toutefois tendance à mettre à distance l'émotion, conférant à l'ensemble un côté un peu lisse. Artou sort dans quelques salles partenaires (le Lux à Caen, l'Arvor à Rennes, l'Arche à Villerupt, etc.), accompagné du court-métrage L'Ile des morts (huit minutes), de Benjamin Nuel. ■ CL.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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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euse jungle

Film d'animation letton, polonais et tchèque d'Edmunds Jansons (1 h 10)

Les vacances d'été obligent Elizabeth, 9 ans, à quitter à contrecœur son école et ses amies de la ville pour rejoindre la forêt sauvage vénézuélienne, où ses parents explorateurs vivent avec son petit frère. Ce dernier échappe un jour à la vigilance de l'ainée et se retrouve embarqué sur un esquif. S'ensuit un jeu de piste pour les deux enfants qui vont se retrouver sur le chemin de braconniers, d'ethnies autochtones et de créatures fantastiques. L'aventure va changer Elizabeth, qui, jusque-là, s'ennuyait fort dans son hamac. Malgré ses tableaux plaisants à admirer et une attrayante atmosphère, ce long-métrage d'animation aux couleurs vives destiné à un jeune public se délite un peu au fil de l'empilement des péripéties. Le sujet des choix de vie faits par les parents et subis par les enfants aurait quant à lui gagné en étoffe si le ressenti d'Elizabeth n'était rapidement balayé. ■ P.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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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our au collège

Documentaire français d'Antoine Fromental (1 h 25)

En 2017, Antoine Fromental réalisait A nous de jouer!, documentaire filmé à hauteur d'adolescents, dans les classes théâtre et rugby d'un collège de Clichy-la-Garenne (Hauts-de-Seine). Le proviseur, M. Comès, apparaissait déjà comme un personnage incontournable. Le voici à nouveau dans Retour au collège, en poste dans un autre établissement du même département. Cette fois, le réalisateur prend le parti de donner la parole aux adultes, afin de montrer le rôle crucial de l'équipe enseignante, du personnel d'entretien, etc., dans la gestion du quotidien. Si ce film positif et bienveillant parvient à créer une tension (une jeune fille risque l'exclusion à la suite d'une bagarre), sa forme se montre un peu paresseuse, le montage alternant scènes prises sur le vif et interview des protagonistes. ■ CL. F.

LES MEILLEURES ENTRÉES EN FRANCE | Nombre de semaines d'exploitation | Nombre d'entrées (*) | Nombre d'écrans | Evolution par rapport à la semaine précédente | Total depuis la sortie | Heart of the Beast | 2 | 329 835 | 596 ↓ | -22% | 832 700 | Notre salut | 1 | 215 368 | 356 | 215 368 | Verity | 1 | 196 869 | 384 | 196 869 | Resident Evil | 3 | 155 866 | 506 ↓ | -26% | 777 414 | Digger | 1 | 139 256 | 503 | 139 256 | Garance | 2 | 122 926 | 400 ↓ | -29% | 337 928 | Kraken | 1 | 84 329 | 177 | 84 329 | Tombé du ciel | 8 | 73 329 | 555 ↓ | -3% | 2 251 319 | Justin le juste | 2 | 52 344 | 530 ↓ | -33% | 151 259 | Spider-Man... | 10 | 51 077 | 400 ↓ | -23% | 8 457 785 | AP : Avant-première

Source : « Ecran total »

A Paris, les films du cinéaste Alain Gomis au premier plan

Le Centre Pompidou organise,

au MK2 Bibliothèque,

une présentation de l'œuvre

du réalisateur franco-sénégalais

RÉTROSPECTIVE

Une petite fille contemple la lumière qui sort d'un réfrigérateur, et referme doucement la porte, jusqu'à ce que l'intérieur s'assombrisse. Cette apparition disparition l'amuse, mais l'entraîne aussi dans des réflexions existentielles. Si l'éclairage peut disparaître d'un instant à l'autre, est-ce qu'il en va de même des proches ? D'expériences ludiques en mains posées sur les yeux, Fatima (Assy Fall) plonge l'écran dans le noir, retravaille le cadre et s'invente un monde qui n'appartient qu'à elle.

Avec ses éclats de récit, Petite lumière (2003), onirique court-métrage (15 minutes) d'Alain Gomis, concentrait déjà, il y a plus de vingt ans, tout l'univers du cinéaste franco-sénégalais, né en 1972, auquel le Centre Pompidou – actuellement fermé pour travaux – consacre une rétrospective, du 7 au 20 octobre, au MK2 Bibliothèque, à Paris (13 $^{e}$ arrondis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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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éer des ponts

Intitulée « Histoires communes », la programmation permet de (re)découvrir les courts-métrages et les six « longs » d'Alain Gomis, le dernier en date étant le fabuleux Dao, sélectionné en compétition à la Berlinale, en février, ici présenté dans une version inédite de 3 h 24 (contre 3 h 05 lors de sa sortie en salle). Cette œuvre diluvienne est un saisissant ballet de caméras, captant une famille entre deux célébrations successives, d'un côté, un mariage en banlieue parisienne, de l'autre, un rituel de deuil en Guinée-Bissau.

Dao fait tomber tous les murs, géographique, artistique (fiction, documentaire), et porte à son apogée le désir de fabrique collective, idée chère au cinéaste qui laisse improviser ses acteurs et interroge la notion d'auteur – il retrouve régulièrement les mêmes collaborateurs, tels la cheffe opératrice Céline Bozon, les acteurs Djolof Mbengue, Samir Guesmi...

La filmographie d'Alain Gomis créé des ponts de part et d'autre de la Méditerranée. Le réalisateur a d'ailleurs ouvert, en 2018, le Centre Yennenga, dans le quartier du Grand Dakar, consacré à la formation de cinéastes d'Afrique de l'Ouest, ainsi qu'à la postproduction et à la diffusion des films. Une dizaine d'œuvres issues de ce lieu de création sont montrées lors de la rétrospective.

Citons, entre autres, Murmures (2024), co-réalisé par le Rwandais Kivu Ruhorahoza et le Néerlandais d'origine rwandaise Christian Nyampeta, pour la beauté de ses plans colorés dans la ville, tirant vers l'abstraction, et pour son récit qui s'invente dans la foule d'anonymes.

Issu d'un milieu modeste, né d'un père sénégalais et d'une mère française, Alain Gomis a réalisé son premier long-métrage, L'Afrance (2001), après un master d'études cinématographiques à la Sorbonne, à Paris. Ce portrait d'un étudiant sénégalais en France (porté par Djolof Mbengue, informaticien de formation) sera projeté lors de la soirée d'ouverture, mercredi 7 octobre.

Image extraite du film « Dao », d'Alain Gomis. JOUR2FÊTE

En soi, le titre du film est une déflagration : L'Afrance, avec ce «a» privatif, en dit long sur la difficulté de vivre dans l'ancienne puissance coloniale. Le héros à la douceur mélancolique, El Hadj, est confronté à un dilemme : doit-il rester à Paris après ses études, quitte à être vu comme un «black», ou traverser la Méditerranée et rejoindre ses proches, une fois diplômé, pour devenir enseignant? Des événements inattendus vont complexifier l'équation tandis qu'El Hadj se cherche et teste son désir profond.

Ajoutons que cette photographie de la France a quelque chose de vintage: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le pays avait certes déjà amorcé son virage sécuritaire (Nicolas Sarkozy allait devenir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en 2002), mais l'atmosphère semble à des années-lumière d'aujourd'hui, le film témoignant (a posteriori) du terrible durcissement de la politique à l'égard des étr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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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des portraits

Grand créateur de formes, récompensé au mois de juillet du prestigieux Vigo d'honneur, remis à La 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 à Paris, Alain Gomis a l'art des portraits, qu'il ne cesse de construire et déconstruire, s'autorisant des libertés narratives au gré de scènes courtes venant percuter le récit. Ses films insufflent quelque chose de surréaliste à l'écran, comme si le personnage principal assurait le montage depuis son regard, l'œil plongé dans le kaléidoscope de sa vie.

C'est particulièrement troublant dans Aujourd'hui (2013), son troisième long-métrage, qui a reçu l'Etalon d'or de Yennenga au Fespaco, le Festival panafricain du cinéma et de la télévision de Ouagadougou. Le héros, Satché (le poète et acteur Saul Williams, splendide), vit son dernier jour-il a été choisi de manière sacrifi- cielle par sa communauté. Le compte à rebours est lancé, 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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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 films insuffient quelque chose de surréaliste à l'écran, comme si le personnage principal assurait le montage

prend la forme d'une déambulation, dans Dakar. Satché fait entrer, à travers sa pupille, la lumière de la ville, son énergie vitale, se laisse guider par ses désirs, rassemblant au fil des heures les morceaux d'une existence. Dans cette œuvre sensorielle, Alain Gomis filme les derniers instants depuis la peau, jusqu'aux membranes des paupières qui se ferment et obturent l'objectif.

De même, l'héroïne chanteuse de Félicité (2017) semble jouer sa survie dans les rues et les vibrations de Kinshasa, ses déboires se diluant dans la foule. Porté par la

Congolaise Véro Tshanda Beya Mputu, actrice non professionnelle, renversante, le film a remporté l'Ours d'argent (Grand Prix du jury) à la Berlinale, et, encore une fois, l'Etalon d'or au même Fespaco.

Alain Gomis, qui n'envoie pas ses films à Cannes (Alpes-Maritimes), mais plutôt à Berlin, donnera une master class, samedi 10 octobre, dans le grand auditorium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13 arrondissement).

D'autres rendez-vous sont attendus, comme cette rencontre, mardi 20 octobre, avec l'historienne et universitaire américaine Nell Irvin Painter, autrice de l'essai Histoire des Blancs (traduit en français aux éditions Max Milo, en 2019), ouvrage explorant la construction sociale, politique et historique de la « race blanche ».

CLARISSE FABRE

« Alain Gomis. Histoires communes », rétrospective consacrée à Alain Gomis par le Centre Pompidou. MK2 Bibliothèque, Paris 13 $^{e}$ . Du 7 au 20 octobre.

Entre admiration, jalousie et servitude, un tableau au vitriol du milieu du 7 $^{e}$ art

Avec sa nouvelle comédie, Marc Fitoussi cherche à brocarder le milieu du cinéma, mais cède à sa fascination pour ses deux actrices fétiches, Isabelle Huppert et Sandrine Kiberlain

NI VUE, NI CON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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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Fitoussi aime les actrices. Qui le lui rendent bien. Son nouveau long-métrage, Ni vue, ni connue, se veut un hommage à leur passion pour le jeu, à leur détermination, à leurs contradictions... Quel que soit leur niveau de notoriété. S'il a volontiers tourné avec des stars, rappelons que le cinéaste avait réalisé, en 2008, le documentaire Des figurants qui s'intéressait à ces silhouettes attirées par quelques secondes de lumière.

Ni vue, ni connue réunit ainsi certaines des obsessions de Marc Fitoussi autour du monde du cinéma et des apparences avec ce goût intact pour la fantaisie. La comédie est construite autour de la rencontre de ses deux actrices fétiches, Isabelle Huppert et Sandrine Kiberlain, qu'il a chacune dirigée trois fois, mais encore jamais ensemble.

La première interprète ici Corinne Maclou, comédienne talentueuse qui n'a jamais réussi à percer et qui écume les tournages comme figurante, avec l'espoir de décrocher de vrais rôles. Obstinée, elle distribue à tout-va son curriculum vitae et ne se laisse pas marcher sur les pieds. La seconde joue un décalque d'elle-même, soit Sandrine Kiberlain, actrice de premier plan habituée aux rôles de grandes bourgeoises.

Les deux femmes se croisent sur un tournage. Tentant d'attirer l'attention de Sandrine Kiber-

Le film réunit certaines des obsessions de Marc Fitoussi autour du monde du cinéma et des apparences, avec ce goût intact pour la fantaisie lain, Corinne Maclou lui recommande de visionner en ligne une de ses anciennes performances sur scène. Des mois plus tard, la figurante prend conscience que la vedette a repris la pièce qu'elle lui a fait connaî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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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ôle plein de clins d'œil

Elle se rend à l'Odéon, déterminée à lui demander des comptes. C'est ainsi que naît une relation complexe entre les deux femmes, faite d'admiration, de jalousie, d'écoute et de servitude, qui permet à Marc Fitoussi de s'amuser à porter un regard mordant sur le petit monde du cinéma.

Ni vue, ni connue brosse un tableau d'une extrême cruauté d'un milieu hiérarchisé perclus de privilèges – c'est le versant le plus étonnant et le plus réjouissant du film. A la fois sur les plateaux de tournage, dans la manière dont les acteurs et les techniciens sont traités, mais aussi dans la vie de tous les jours, avec l'essor d'un écosystème relié à l'industrie de la mode et de la beauté. Sandrine Kiberlain excelle en star esseulée, aveugle à sa propre déconnexion, autour de quelques seconds rôles généreusement cinglants, d'Anne Marivin à Vincent Dedienne.

Si Isabelle Huppert offre une performance marquante dans un rôle plein de clins d'œil amusants à son propre parcours, il reste difficile de sentir le personnage derrière l'actrice.

Outre quelques soucis de rythme, Marc Fitoussi bute sur le paradoxe de faire de la plus célèbre de nos comédiennes la représentante de ceux et celles qui sont injustement relégués dans l'ombre. Le film illustre alors, jusqu'à sa pirouette finale, la limite d'un certain cinéma français, qui vise la juste description d'une réalité sociale, mais continue de buter sur sa fascination pour les tenants les plus brillants d'un star-système.

BORIS BASTIDE

Film français de Marc Fitoussi.

Avec Isabelle Huppert. Sandrine

Kiberlain, Anne Marivin,

Emmanuelle Bercot (1 h 55).

Le retour du cancre sur une note de paranormal

Pour le sixième volet, Elie Semoun entraîne le spectateur dans un manoir hanté

DUCOBU ET LE FANTÔME

DE SAINT-POT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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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lycées brûlent, mais il y a toujours un Ducobu qui sort. Pour qui ? Pour quoi ? On ne sait pas. Ducobu est une énigme. Pas très intéressante, mais une énigme tout de même. Succès en librairie d'abord, puisque c'est une série de bande dessinée créée dans les années 1990 par les Belges Zidrou (scénario) et Godi (dessin), ancrée autour de la figure du cancre dans une classe. Succès en salle ensuite, puisque la franchise a été déclinée au cinéma à partir de 2011, jusqu'à ce nouveau et sixième volet, Ducobu et le fantôme de Saint-Potache, réalisé pour la troisième fois par Elie Semoun. Les cinq précédents ont oscillé entre 1 million et 1,5 million d'entrées.

L'action est censée se passer à l'époque actuelle (les outils numériques sont de la partie, Ducobu s'en sert pour tricher) alors même que l'imaginaire général est celui de la scolarité des années 1950-

1980, avec une figure d'instituteur autoritaire, Monsieur Latouche, incarné par Elie Semoun.

D'autres films franchisés ont pu honnêtement s'assumer comme des doudous nostalgiques d'un temps passé et domestique à l'instar des deux adaptations de Boule et Bill à l'écran, qui cultivaient un ancrage vintage dans les années 1960-1970. Dans Ducobu, on a bien les bibelots et vêtements de cet ordre. Mais on a aussi le numérique et le scrolling. On n'est nulle part, et d'autant plus que cette sixième variation essaie de trouver du diesel dans le paranormal. Il se trouve que l'instituteur achète avec sa femme un manoir qu'on dit hanté. Il l'est, et justifie de tristes simagrées parodiant Ghostbusters (1984) et L'Exorciste (1973).

Le film parie sur Halloween et atteindra sans doute son petit million d'entrées. Mais ni un adulte ni un enfant ne peuvent sortir heureux de ce genre de pochade.

HERVÉ AUBRON

Film français d'Elie Semoun.

Avec Elie Semoun, Charlie Garnier Naslin, Gérard Jugnot, Frédérique Bel (1 h 30).

Un manga culte inédit sur les écrans français

Le film est le remake d'un long-métrage populaire de la franchise sortie en 1983

DORAEMON ET LE

CHÂTEAU SOUS-M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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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la grande galerie des personnages dessinés venus du Japon, Doraemon est l'un des plus importants. Un emblème culturel national au même titre que Mickey aux Etats-Unis. Point de souris mais un chat dodu de couleur bleu vif, sans oreilles car il est un robot venu du futur pour aider Nobita. Ce sont ses descendants qui, devant à la ruine familiale due à des mauvais choix de vie du jeune garçon, ont décidé de missionner un assistant, espérant ainsi infléchir le destin du clan. Un prétexte qui permet donc à Doraemon d'exister dans le monde contemporain et de puiser dans sa poche ventrale quadridimensionnelle pléthore de gadgets.

Créé à la fin des années 1960 pour amuser les enfants, Doraemon se fait l'écho d'un pays qui a vu naître toutes sortes d'inventions censées faciliter la vie quotidienne et s'est érigé en nation de technologie. Dans les aventures de Doraemon, pas de miracle: les avancées techniques ne sauvent pas les humains si ceux-ci ne s'efforcent pas de mieux faire. Derrière le concept qui a bercé dès les années 1970 des générations de Japonais, le mangaka Fujiko F. Fujio (1933-1996), grand maître du manga de gag et jeunesse. Lequel a

« L'Eclipse », de Michelangelo Antonioni, de retour en salle

longtemps officié avec un ami d'enfance, lui-même œuvrant sous le même pseudonyme à une lettre près : Fujiko A. Fujio.

Après « L'Avventura » et « La Notte », ce film de 1962, qui clôt la trilogie existentielle du réalisateur italien, explore la complexité de l'amour

Doraemon et le château sous-marin est le remake d'un long-métrage populaire de la franchise sortie en 1983 dans lequel le chat bleu emmène Nobita et trois camarades faire du camping dans les profondeurs sous-mar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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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hèses éducatives

Tetsuo Yajima, le réalisateur à qui le studio Shin-Ei Animation a confié le film, n'était pas encore né quand le métrage d'origine est sorti. Mais le quadragénaire, transfuge de la franchise Pokémon, a grandi avec Doraemon. Il a choisi un scénario équilibré entre des aventures fantastiques et des parenthèses éducatives. Sur le plan visuel, le film met en scène des personnages au design classique – respect de l'œuvre originale oblige –, sur des décors précis.

Doraemon est aussi une franchise qui n'a pas cessé de se déployer en dehors de son manga d'origine à travers produits dérivés et adaptations. On recense désormais 45 films. Mais Doraemon et le château sous-marin est le premier à s'offrir une sortie dans les salles françaises.

PAULINE CROQUET

Film d'animation japonais de Tetsuo Yajima pour le studio Shin-Ei Animation (1 h 41).

REPRISE

Dans L'Eclipse (1962), chef-d'œuvre de Michelangelo Antonioni (1912-2007) qui revient en salle dans une nouvelle restauration, il faut d'abord faire attention aux machines. D'emblée, une séparation entre amants déconfits est rythmée par le ronron indifférent d'un ventilateur. Plus tard, une minute de silence à la Bourse sera grevée par le concert insistant des sonneries de téléphone. Dans ce grand film sur la reconfiguration des sentiments à l'ère de la rationalité technique, les objets jouent le rôle de témoins stoïques, commentateurs non verbaux du drame qui se joue sous nos yeux.

Après L'Avventura (1960) et La Notte (1961), L'Eclipse venait boucler la trilogie existentielle de Michelangelo Antonioni, qui fit scandale tout en s'inscrivant comme jalon du cinéma moderne. A la faveur de ce triptyque, le cinéaste inventait un drame psychologique sur le versant atonal, en prise directe sur les mutations du miracle économique italien. L'Eclipse marque une étape décisive de cette démarche: il s'agit de son dernier film en noir et blanc. Michelangelo Antonioni basculera, avec Le Désert rouge,

Ils ne partagent

pas la même

ligne de vitesse:

le tradeur

carnassier foncé

tête baissée,

la blonde errante

traîne et sinue

en 1964, vers la couleur et une plus grande abstraction.

Le film tourne autour de Vittoria, une jeune femme des années 1960, jouée par l'égérie et compagne du cinéaste Monica Vitti (1931-2022). Après une « nuit terrible », Vittoria quitte Riccardo (Francisco Rabal), intellectuel déconfit, et retourne vivre dans son appartement. Partie rejoindre sa mère qui boursicote au Temple d'Hadrien – la borsa romaine –, elle fait la rencontre d'un jeune agent de change aux dents longues, Piero (Alain Delon), qui la reconduit dans son Alfa Romeo décapotable.

Ils se retrouvent, se tournent autour, s'étreignent à la discrétion d'un vieil appartement décati. Mais malgré l'attirance physique, manifeste, jamais ils ne parviendront à s'accorder psychiquement. Ils ne partagent pas la même ligne de vitesse: le tradeur carnassier fonce tête baissée, là où la blonde errante traîne et sinue.

L'Eclipse explore ainsi le nouveau régime de sentimentalité qui s'installe entre les êtres dans l'essor urbanistique des années 1960 : attractions de comètes solitaires, sans attache, qui se croisent et se distancient aussitôt. Outre la photographie d'orfèvre de Gianni Di Venanzo (1920-1966), et le magnétisme brûlant de son couple d'acteurs, la beauté du film tient à son laconisme.

Michelangelo Antonioni donne prise sur ses personnages avant tout par contact avec leur environnement: Vittoria, figure flottante et insatisfaite, semble ainsi se remplir de tout ce sur quoi elle laisse traîner son regard. Déambulant entre les blocs du quartier de l'EUR (Esposizione Universale di Roma), à Rome, avant-poste de l'urbanisme conquérant, elle s'assimile aux arêtes de béton, comme à la rumeur des lignes électr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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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honie urbaine

Dans l'appartement d'une amie revenue du Kenya, elle s'improvise danseuse africaine – non sans une petite gêne rétrospective face à la saturation d'imaginaire colonial qu'exhibe ici Michelangelo Antonioni. Dans ce monde, êtres, images et marchandises deviennent interchangeables. «Il y a des jours où avoir dans les mains un morceau de tissu, une aiguille, un livre ou un homme, c'est la même chose», énonce Vittoria.

L'autre lieu-clé du film, c'est évidemment la Bourse, « ce temple de la dégradation des valeurs » où « une minute coûte des milliards ». Michelangelo Antonioni y observe, non sans effroi, la bousculade effrénée des spéculateurs, toute une humanité possédée, comme suspendue au cours s'affichant sur le grand tableau – telle la mère de Vittoria ravagée par l'appât du gain. L'Eclipse nous parle ainsi d'un monde qui se dilue dans le codage et l'abstraction. Vittoria circule ainsi entre des hommes de symboles : Riccardo, qui collectionne les peintures abstraites, ou Piero, qui jongle avec des chiffres vertigineux, faiseur de fortunes, fauteur de banqueroutes.

Mais l'abstraction est aussi du côté de Michelangelo Antonioni, qui ne prépare rien de moins que l'évaporation des deux amants. Dans un dernier mouvement stupéfiant, le film oublie ses personnages pour basculer dans une pure symphonie urbaine où l'époque prend tout à coup des airs de menace (« Course à l'atome : la paix est fragile », lit-on en gros titres dans les journaux).

Le cinéma moderne était-il critique ou complice de la modernité qu'il reflétait? Avec Michelangelo Antonioni, on serait tenté de répondre : les deux. Les dédales urbains où s'égarent ses héros fournissent aussi les lignes pures et géométriques qui nourrissent la beauté hautement sophistiquée de ses images. Brillant d'un éclat noir, L'Eclipse accomplit esthétiquement cet enjeu moderne : la destitution du personnage, l'évaporation de l'homme.

MATHIEU MACHERET

Film italien et français de Michelangelo Antonioni (1962). Avec Monica Vitti, Alain Delon, Francisco Rabal, Louis Seigner (2 h 06).

Le Monde | Ateliers

Cours du soir

HISTOIRE DE L'ART

Comment regarder un tableau ?

à partir du 7 octobre

Tout un monde dans un tableau

avec Françoise Barbe-Gall,

historienne de l'art et conférencière

des musées nationaux

D'où vient la fascination exercée par un tableau ? De sa beauté plastique ? De sa profondeur spirituelle ? De son caractère énigmatique ? De sa simplicité déconcertante ? Derrière cette apparence, quelle histoire est-elle vraiment en train de se jouer ? Qu'a-t-elle changé dans l'histoire de la peinture ?

A partir du 7 octobre, participez à notre nouveau cycle de cours du soir consacré à ces questions passionnantes, autour de cinq chefs-d'œuvre de la peinture et de leur héritage.

Valentina Maurel se penche sur le fardeau des liens familiaux

Dans son deuxième long-métrage, la réalisatrice dépeint une fresque familiale où les tensions se multiplient insidieusement

TON ANIMAL MATER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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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ésenté en mai à Cannes dans la sélection parallèle Un certain regard, Ton animal maternel, deuxième film de la cinéaste costaricaine Valentina Maurel, est reparti avec un Prix d'interprétation féminine décerné à trois de ses actrices principales, à l'image de sa trame autobiographique, qui préfère le chœur au portrait individuel.

Après des études en Belgique, Elsa (Daniela Marin Navarro), 28 ans, retourne au Costa Rica, où, au sein de la bouillonnante capitale, San José, elle retrouve les proches qu'elle y avait laissés: un père à l'ouest, obnubilé par sa nouvelle relation amoureuse avec une femme trop jeune pour lui; une mère écrivaine, qui prépare la réédition d'un recueil de poèmes érotiques datant de sa jeunesse. Et puis une sœur, Amalia (Mariangel Villegas), 20 ans, un peu sur le fil: Elsa s'inquiète de la voir se tourner vers des croyances de plus en plus ésotériques. Habitant seule dans la maison familiale, elle a fini par en ouvrir les portes à une bande de marginaux pas nets et bien plus âgés qu'elle.

Entre tous ces thèmes et ces préoccupations, le scénario de Valentina Maurel ne tranche jamais. Il ne cesse d'ajouter des visages, des personnages annexes – des amants, une vieille nourrice –,

Il s'agit de

déployer, à partir

du personnage

d'Elsa, une

épaisse toile

d'araignée

de liens affectifs

contourne et épaissit largement le programme de son titre, issu d'un poème de la propre mère de la réalisatrice, Ana Istaru, poétesse reconnue en Amérique centrale, qui écrivait : « Tu naîtras, mais pour toujours je suis ton animal maternel. »

Il s'agit moins d'établir un récit strictement monotâche que de déployer à partir d'Elsa une épaisse toile d'araignée (on pense à celle de la sculptrice Louise Bourgeois) de liens affectifs où la protagoniste, tout en vaquant à sa propre vie, se sentirait irrésistiblement concernée par celle des autres, prise dans les gluants filets d'autres existences que la sienne – et épuisée de l'être.

Cette inquiétude, qui est comme un poids que l'on se traîne, est gracieusement prise en charge par son interprète principale, Daniela Marin Navarro, actrice qui traverse les plans sans jamais se départir de ce visage concentré, griffé d'un froncement de sourcils, marque du souci qu'elle se fait pour les siens, du fardeau que c'est de penser à sa fam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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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as bruit

Ton animal maternel fonctionne à rebours d'un certain cinéma articulé autour de coups de force : ici, la crise que l'on pressent n'arrive jamais, tout se dit et se filme à bas bruit. Cette sobriété manque parfois de dissoudre le récit dans sa propre délicatesse, mais on sait gré à Valentina Maurel de ne jamais appuyer là où on s'attend à ce qu'elle le fasse : il y a bien la frustration d'une femme qui, après avoir donné ses plus belles années à ses filles, aimerait retrouver un peu d'égoïsme, la marginalité inquiétante de la plus jeune, l'infantilisme du père, mais sans que jamais le scénario ne décide de transformer ces nœuds et ces tensions en abcès qu'il faudrait forcément percer.

C'est sans doute à cet endroit que Ton animal maternel est le plus juste sur ce qu'il dit de la famille, saisie comme une série de comptes à régler et de catastrophes que l'on remettrait sans cesse à plus tard.

MURIELLE JOUDET

Film franco-belgo-costaricien de Valentina Maurel.

Avec Mariangel Villegas, Daniela Marin Navarro, Marina de Tavira (1 h 45).

Pascal Rabaté dans l'Allemagne des années 1930

Avec « L'Enfance des ruines », le bédéaste publie un récit historique qui résonne comme une mise en garde

Pascal Rabaté, chez lui, à Nantes, le 2 septembre. THÉOPHILE TROSSAT POUR « LE MONDE »

BANDE DESSINÉE

T out va magnifiquement bien dans le Berlin des années 1930. La nuit, les gens font la fête et se livrent, pour certains, à la débauche, tous sexes et sexualités confondus. Le jour, les artistes peignent, les enfants visitent le jardin zoologique, les ouvriers livrent leurs vitres... Quelques mutilés de la Grande Guerre font certes la manche pour compléter leur pension de misère, mais ils sont si discrets. Quant aux nazis, qui veut les ignorer les remarque à peine. Comme le dit le personnage de Folker Kuntz, publicitaire de son état : « La vie est belle, à condition de ne retenir que le positif, et aussi de ne pas regarder en arrière. »

Cette curieuse joie de vivre imprègne L'Enfance des ruines, le dernier album de Pascal Rabaté, sorti le 23 septembre (Rue de Sèvres, 176 pages, 27 euros). Sur la couverture, des jeunes dansent, hilares, sans prêter attention au sol, déchiré par un précipice. «Je n'ai pas essayé de rendre digeste l'indigeste, explique l'auteur, lorsqu'on le rencontre à Paris, fin août. J'ai avant tout voulu me mettre dans la tête des gens qui vivaient cette époque, sans savoir ce qui allait se passer. Les femmes allemandes votaient, l'homosexualité était quelque chose de parfaitement intégré à Berlin... On était sur une société proche de la nôtre. Et puis, tout s'est écroulé. »

Folker, bien décidé à profiter pleinement de ce vent de liberté et de l'argent qui coule à flots, aurait sans doute pu remarquer les croix gammées qui fleurissent alors sur les murs, vite recouvertes d'affiches publicitaires. Mais son attention est accaparée par sa campagne pour un cigarettier, et pas question de se frotter à la politique. « Certains, comme lui, font de la réclame, alors que la société brûle, constate Pascal Rabaté. C'est un mercenaire de la création, il vend du vent et son insouciance est un peu étrange. Comme nous connaissons l'issue, nous avons envie de les secouer, lui et les autres personnages. »

Cette légèreté qui précède et accompagne les fracas de l'histoire imprègne nombre de ses albums.

La description de l'Allemagne nazie repose d'abord sur un savant jeu de perspectives

Ses deux récits sur la débâche de 1940, parus chez Futuropolis (L'Exode, 1989, La Déconfiture, 2016-2018), mélangent allègrement le comique et le tragique. Dans Ibicus (Vents d'ouest, 1998-2001) – adaptation d'un roman d'Alexis Tolstoï –, qui a reçu l'Alph'Art du meilleur album à Angoulême en 2000 pour son tome 2 –, un petit personnage insignifiant cherche à tirer parti de la révolution russe pour s'enrichir. Même Vive la marée! (Futuropolis, 2015), réalisé avec David Prudhomme, met en scène une parenthèse théâtrale avant le mini-cataclysme que représente, pour tout un chacun, la rentrée scolaire.

Ici, Pascal Rabaté a trouvé son fil rouge en lisant Vers l'abîme, d'Erich Kästner, publié en 1931.

« C'est le portrait d'un individu dans une société qui cherche ses marques et qui est coupée en trois, entre les nazis, les communistes et les sociaux-démocrates, explique-t-il. Il y avait ceux qui avaient de l'argent, ceux qui n'en avaient pas, des classes moyennes, des institutions. Et il y en a qui ont fait la fête jusqu'au dernier jou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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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onter notre époque»

Si le bédéaste se garde bien de tout parallèle trop appuyé, il sera difficile pour le lecteur de ne pas trouver d'écho avec le contexte actuel, à neuf mois d'u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ans laquelle l'extrême droite est en position de force. « Quand j'ai écrit ce récit, je me suis rappelé des réactions quand [Jean-Marie] Le Pen, pour la première fois, s'est qualifié au second tour, retrace-t-il. Personne ne l'avait vu arriver, et, aujourd'hui, l'extrême droite fait partie du paysage. Je pense que mon rôle de narrateur, d'auteur, est de raconter notre époque. » Celle-ci lui évoque d'ailleurs La Déconfiture. « Ce livre aurait pu sortir maintenant, parce qu'on risque de se retrouver les bras ballants dans quelques mois, poursuit-il. Notre vision de la défaite, aujourd'hui, est celle de soldats fuyant la ligne de front. Mais c'est une lecture fausse. En 1940, c'est la hiérarchie qui a été complètement dépassée, comme en parle très bien [l'historien et résistant] Marc Bloch. »

L'Enfance des ruines résonne parfois comme une mise en garde: que les protagonistes se tiennent ou non à l'écart de la politique, tous finissent par être rattrapés par elle. Lorsqu'il dialogue avec son ami, dont il a découvert qu'il était nazi, Folker est d'ailleurs curieusement silencieux et le laisse dérouler ses inepties, n'apportant quasi aucune contradiction. Pascal Rabaté avait d'abord imaginé un débat à bâtons rompus, avant d'y renoncer, trouvant l'exercice bavard et vain: « Je me suis déjà retrouvé dans ce cas de figure, avec un ami qui était passé à la droite de la droite, raconte-t-il. Je n'ai pas cherché à discuter, c'était trop tard. J'ai préféré couper les ponts. La merde, ça s'essuie, ça ne se corrige pas. »

Dans l'album, la description de cette Allemagne des années 1930 repose d'abord sur un savant jeu de perspectives. Lorsque les nazis se livrent à une abominable beuverie, l'œil est attiré derrière la vitrine du bar: les passants regardent, sidérés, leur avenir politique s'écrire dans une orgie de bière et de schnaps. L'auteur, qui a porté à l'écran, en 2010, son album Les Petits Ruisseaux (Futuropolis, 2006), ne cesse d'ailleurs de jouer avec les cadrages et pense ses scènes comme des séquences de cinéma. « Si mon personnage, sur une case, est sur le pied gauche, il s'appuiera sur le pied droit dans la suivante, même si je change d'axe », détaille-t-il. Et quand deux ouvriers transportent une vitre de biais, celle-ci est parfaitement alignée à la case, quitte à faire subir une rotation au reste de la scène, vue par transparence.

« Une civilisation qui disparaît, ce n'est pas un bâtiment qui s'écroule, c'est un bâtiment que l'on vide, des fenêtres et des portes que l'on condamne », écrit un des rares protagonistes lucides du livre. La prise de conscience, pour Folker, a des allures de chute au cours de laquelle on aperçoit, derrière les fenêtres ouvertes, un prêtre, un nazi, une danseuse ou un couple faisant l'amour. Les personnages ressemblent, pour certains, à ceux du peintre George Grosz (1893-1959), une référence assumée par l'auteur, qui se dit également troublé par les œuvres d'Otto Dix (1891-1969) et du peintre allemand Christian Schad (1894-1982). « Les peintres de cette époque-là faisaient de la peinture de dénonciation, un constat d'échec en montrant la rue, la misère, rappelle-t-il. C'est une peinture qui nous met le nez dans la merde. »

Il a construit sa palette graphique en s'inspirant des publications allemandes d'entre-deux-guerres. «La revue Simplicissimus, par exemple, qui était un hebdomadaire satirique avant d'être mis sous la coupe des nazis, choisisait, en plus du noir, deux couleurs pour chaque numéro, puis changeait la semaine suivante», illustre-t-il. Dans L'Enfance des ruines, le récit serpente entre ainsi le vert, l'orange et le bleu. «Là, il y a trois couleurs, semble-t-il regretter en feuilletant l'album. J'ai cédé à la facilité. »

Pascal Rabaté s'offre aussi le luxe de s'amuser, en faisant, par exemple, disparaître, par la magie des alignements, un personnage derrière une tranche de jambon. « Ces cases, un peu stupides, permettent aussi de raconter une certaine insouciance... », glisse-t-il. Chez lui, rien n'est gratuit ou inutile, et même les livreurs de vitres rencontrés au détour d'une page racontent, à leur manière, une histoire. Ainsi, lorsque le héros se contemple dans la devanture brisée d'un magasin juif, son image est en miettes. Mais pour qui choisit de voir dans cet album un miroir de notre société, le reflet est, lui, particulièrement net.

ADRIEN LE GAL

L'Enfance des ruines, de Pascal Rabaté, Rue de Sèvres, 176 p., 27 €.

MOTS CROISÉS

GRILLE N° 26 - 231

PAR PHILIPPE DUPUIS

Retrouvez l'ensemble de nos grilles sur jeux.lemonde.fr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I | II | [IMAGE] | III | [IMAGE] | IV | [IMAGE] | V | [IMAGE] | [IMAGE] | [IMAGE] | VI | [IMAGE] | [IMAGE] | VII | [IMAGE] | [IMAGE] | VIII | [IMAGE] | IX | [IMAGE] | X | SOLUTION DE LA GRILLE N° 26 - 230

HORIZONTALEMENT I. Stupéfaction. II. Palinodie. SA. III. Orme. Sites. IV. Laïcisée. Ecu. V. Semeurs. Rr. VI. Art. Is. Aimai. VII. Tuent. Titans. VIII. Es. Pause. Lit. IX. USA. Inanimée. X. Réinsertions.

VERTICALEMENT 1. Spoliateur. 2. Tara. Russe. 3. Ulmiste. Aï. 4. Pièce. Np. 5. En. Imitais. 6. Fosses. Une. 7. Adieu. Tsar. 8. Citeraient. 9. Tee. Sit. II. 10. Se. Malmö. 11. Os. Crânien. 12. Naturistes.

GRILLE DÉJÀ PARUE LE 21/11/2015

HORIZONTALEMENT

I. C'est quand elle est fidèle qu'elle peut nous tromper. II. Trempé pour résister. Tente de ridiculiser. III. Pas bien agréable en bouche. Chez les Grecs. IV. A fait crever les yeux à son fils Constantin. Condamne à s'éloigner. V. Sur l'estrade. Son trou n'empêche pas sa protection. Spectacle asiatique. VI. Réfractaire au labo. Possessif. Quelle pêche elle a eu en sortant de scène. VII. Laisse de côté. Pour les amateurs de bains à bulles. Cour alsacien. VIII. Article. Tirai parti. IX. Classa définitivement l'affaire. Cries comme un cerf. X. Fait du sur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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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ALEMENT

1. Arranges plus ou moins bien.

2. Bonne distance à respecter. 3. N'arrivera peut-être jamais. Prépara son départ. 4. Jouent parfois de mauvais tours. Fait la liaison. 5. Mises en beauté. Canton suisse. 6. L'ainé est à la retraite, le petit frère au pouvoir.

7. Petit vautour. Infection chronique.

8. Mit en place difficilement. S'oppose à la morale. 9. Personnel. Se rendra. 10. Bout de persil. Retins le bâtiment. 11. A tourné L'Arbre aux sabots. Tarin en pleine face. 12. Ne devrait plus déranger.

SUDOKU

N°26-231 | 7 | 3 | 3 | 9 | 6 | 2 | 3 | 9 | 8 | 8 | 4 | 7 | 1 | 8 | 9 | 3 | 6 | 4 | 6 | 4 | 2 | 1 | 3 | 1 | 9 | 8 | Réalisé par Yan Georget (https://about.me/yangeo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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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CARNET DU «MONDE»

Mme Caroline Ageorges, son épouse.

Donatien, Constantin, Hortense,

Cyprien,

ses enfants.

Les familles Oliveri et Marchand,

ont la douleur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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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Bruno AGEORGES,

survenu le 26 septembre 2026, dans sa soixante-septième année, à Asnières-sur-Seine.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aura lieu le vendredi 9 octobre, à 10 h 30, en l'église Saint-Maurice-de-Bécon, à Courbevoie.

Cet avis tient lieu de faire-part.

Anne Bablet-Poëte,

Marc Bablet,

ses enfants,

Ses petits-enfants et tous leurs proches,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Marie-Louise BABLET,

née HAHN,

dite « Misolette »,

survenu le 22 septembre 2026.

Ses obsèques ont eu lieu le vendredi 2 octobre.

Ceux qui pensent à elle peuvent faire des dons à Amnesty International.

survenu le 29 septembre 2026, à Paris, à l'âge de quatre-vingt-sept ans.

La cérémonie d'hommage aura lieu le jeudi 8 octobre, à 16 h 30, au crématorium d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Paris 20 $^{e}$ .

ont la tristesse d'annoncer le décès de

survenu le 28 septembre 2026, à l'âge de quatre-vingt-onze ans.

---

ont la profonde tristesse d'annoncer le décès de

---

Maurice DUMAS, dit Antoine DULAURE, journaliste,

Marie-Claire Gibert,

née Blondelle,

son épouse,

Ses enfants

Et ses petits-enfants,

Sa famille

Et ses amis,

---

Alain GIBERT,

Ses obsèques ont eu lieu le 5 octobre, au Crématorium des Îles, à Annecy.

Fidèle lecteur du Monde, passé de la Beauce à l'Algérie puis ingénieur à l'usine SNR d'Annecy, il a toujours vécu au plus proche de ses convictions.

Nicolas et Edith Loire,

Cathy Loire Korios et Pascal Korios,

Stéphane Loire et Judith Kagan,

Marianne Loire et Alain Russ,

les enfants.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Renate Nicolaï Dumas,

son ex-épouse,

Judith Brouste,

Pierre Brullé,

David De Almeida,

Mathilde, Simon, Agnès, Liana, Guillemette et Astrid, ses petits-enfants,

survenu le 29 septembre 2026, à l'âge de quatre-vingt-dix-huit ans.

---

Françoise LOIRE, née CHOQUET,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a été célébrée ce mardi 6 octobre, à 10 h 30, en l'église Saint-Pierre-de-Montrouge, 82, avenue du Général Leclerc, Paris 14 $^{e}$ .

Ils rappellent le souvenir de son époux

---

ont l'immense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archiviste-paléographe,

membre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directrice d'études dans la section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de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n histoire

et philologie de l'Inde Occidentale

au Moyen Âge,

Camille, Alex, Rémi, Clara, Esther, Art et William

survenu le 30 septembre 2026, à Anduze, à l'âge de quatre-vingt-cinq ans.

La cérémonie s'est déroulée ce 6 octobre, à 14 h 30, en l'église Saint-Étienne d'Anduze, suivie de l'inhumation au cimetière d'Anduze et d'une réception aux Montèzes.

---

Mme Françoise MALLISON, née le 14 novembre 1940,

Stéphanie et Jean-Michel Courant, Floris Paviot,

Luc et Michèle Paviot, Catherine et Jérôme Vernier,

Wolfram Mallison,

EHPAD Labahou,

350, chemin du Château,

30140 Anduze.

mallisonwolfram@gmail.com

Françoise Paviot,

Jérôme et Maya Leplus, Stéphanie et Mathieu Dauphin,

son arrière-petite-fille,

Thibaud, Niña, Iwann, Maya et Pauline,

le 29 septembre 2026, en sa quatre-vingt-cinquième année.

ont l'immense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rappel à Dieu de leur époux, père, frère, grand-père et beau-père,

Thérèse-Charlotte, Augustin et Sylvie, Nicolas et Rashmi, Elise-Rachel et Luc,

Evy Rivals,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jeudi 8 octobre, à 10 h 30, en l'église Saint-Eustache, Paris 1 $^{er}$ , suivie de l'inhumation, a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Paris 20 $^{e}$ .

---

Alain PAVIOT,

Lyon. Paris. Pune, Maharashtra (Inde). Les Montèzes-Monoblet.

Olivier, Marie-Pascale, Dimitri et Alexis,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

Jean-Louis PEAUCELLE, professeur des Universités,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9 octobre, à 10 heures, au centre funéraire de Primat.

M. Wolfram Mallison, son époux,

ses enfants et leurs conjoints,

Ni fleurs ni couronnes. Des dons peuvent être faits à l'Œuvre d'Orient qu'il soutenait.

survenu à Saint-Denis de La Réunion, le 1 $^{er}$ octobre 2026, à l'âge de quatre-vingt-trois ans.

Mme France Soubeyran, son épouse,

Mmes Caroline, Amelia, Laurence Ramadier,

Et ses petits-enfants,

M. et M $^{me}$ Jacques et Michelle Ramadier,

---

famille.jlp@peaucelle.com

---

René LOIRE (1923 - 2011).

et leurs petits-enfants,

Mme Francoise Ramadier, son frère et sa belle-sœur,

leurs enfants

et ses petits-enfants, $M^{me}$ Pamina Koenig,

sa belle-fille

et ses enfants, Gaspard et Marilou,

---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

survenu le 30 septembre 2026.

M. Louis CAMERLO,

dit Louis ERLO,

metteur en scène,

ancien directeur

de l'Opéra de Lyon

et du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art lyrique d'Aix-en-Provence,

Une cérémonie aura lieu le 9 octobre, à 14 heures, au crématorium d'Evere (Belgique), 35, avenue Jules-Bordet.

Vous pouvez exprimer votre soutien à la recherche médicale en effectuant un don en ligne à la Fondation Charcot (IBAN BE 43 0001 6000 1601 BIC GEBABEBB) avec la mention « Avec le soutien de Paul Ramadier ».

---

Paul RAMADIER,

« On ne meurt pas toujours les armes à la main.

Il y a l'histoire et il y a autre chose le simple bonheur, la passion des êtres, la beauté naturelle. » Albert Camus, Actuelles, 1948.

---

Poitiers. Paris. Angoulême.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Elisabeth,

Isabelle, Gaëlle et Anne, ses filles,

Christophe et Wilfried,

ses gendres,

Juliette, Colin, Maël, Clément, Nils,

Gabrielle, Eléonore et Baptiste,

ses petits-enfants

Et toute la famille,

survenu le 2 octobre 2026, à l'âge de quatre-vingt-dix-sept ans.

---

ont la douleur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

Patrick BARRILLON,

---

Gildas SIMON,

Nicole Barrillon, née Niedlispacher, son épouse,

professeur des Universités, fondateur du laboratoire Migrinter (CNRS) et de la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a été célébrée ce mardi 6 octobre, à 16 heures, en l'église Santa Maria d'Olmeto.

survenu le 30 septembre 2026, à Poitiers.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a eu lieu ce 6 octobre, à 14 h 30, en l'église Notre-Dame de l'Annonciation, à Buxerolles (Vienne).

---

42, allée du Parc, 86000 Poitiers.

---

Les familles Soubeyrand, Rafowicz Et M $^{me}$ Marcillaud, sa sœur,

Le Monde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

Mme Paulette SOUBEYRAND, née MORILLON.

---

Olmeto. Écully.

Un hommage lui sera rendu le mercredi 7 octobre 2026, à 10 h 30, en la salle de La Coupole du crématorium d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Paris 20°, suivi de l'inhumation dans le caveau familial.

---

Ni fleurs ni couronnes.

---

Appel à dons et legs

mariebarrillon@hotmail.com

Noémie, Eloïse et Jean,

Vincent Barrillon et Sandra Bès, son fils et sa belle-fille, Marie Barrillon

Souten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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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RUP

Ses missions : faciliter l'insertion

des jeunes musiciens

Son ambition : L'élitisme

pour tous les publics

www.jeunes-talents.org

Votre don

à l'Association ou à la Fondation

est déductible

Merci.

---

Paris. La Ranche. Saint-Vallier-de-Thiey.

---

ont la douleur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Janine Camerlo,

son épouse,

Rodolphe Camerlo,

son fils,

Guillaume et Grégory,

ses petits-enfants,

Sa famille,

Ses amis

Et ses compagnons de l'art lyrique, sés petits enfants,

Florence Barrillon,

survenu le 3 octobre 2026, à Perpignan.

Fabrice et Sylvie Mace,

Lisadie et Paul Fournier,

Ludovic et Mouna Mace,

Pauline et Yuksel Cengiz,

En union avec Adeline et Catherine, ses enfants,

La crémation aura lieu dans la plus stricte intimité.

Ce pionnier de la Caisse Centrale de la France d'Outre-Mer, des Instituts d'émission et de l'Agence française de développement, militant passionné de la vie associative et ardent défenseur de la forêt méditerranéenne, rejoindra

---

Chantal,

sa femme pendant soixante-sept ans, qui l'a précédé le 29 août 2020 et repose depuis au cimetière de Saint-Pierre de Varennes.

ont l'immense chagrin de faire part du retour le 2 octobre 2026, à la maison du Père, de

Ses petits-enfants,

Ses arrière-petits-enfants,

Une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en leur mémoire, le jeudi 8 octobre, à 14 h 30, en l'église de Saint-Pierre de Varennes (Saône-et-Loire).

Yves MACE,

offic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chevalier

de l'ordre du Mérite agricole.

Il avait eu cent ans le 4 j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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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 artistique Emmanuel Lapa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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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in Dieckhoff La guerre a permis de donner un nouveau coup de canif dans l'Etat de droit en Israël

Le chercheur tire le bilan, à l'international et en interne, des opérations guerrières lancées par le gouvernement israélien. Pour lui, le pays est face au risque d'une « délibéralisation » accélérée, notamment si Benyamin Nétanyahou reste au pouvoir après l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du 27 octobre

T rois ans après l'attaque terroriste du 7-Octobre et le déclenchement d'une confrontation armée menée par Israël sur « sept fronts » – Gaza, Cisjordanie, Liban, Syrie, Irak, Iran, Yémen –, comme Benyamin Nétanyahou se plaît à le souligner, il est possible de tirer des bilans sur différents plans.

L'un est géopolitique: avec l'élimination des plus hauts responsables du Hamas, du Hezbollah et d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d'Iran, Israël a modifié la situation régionale, mais ces succès tactiques n'ont pas procuré de gain stratégique décisif puisque tous ces acteurs demeurent, bien que diminués, bel et bien présents. Un autre bilan, international, porte sur la situation d'Israël dans le monde. Il est cette fois clairement défavorable à Israël: bien qu'aucun pays arabe impliqué dans les accords d'Abraham n'ait rompu ses relations avec l'Etat hébreu – le Maroc et Israël ont même élevé leurs relations au niveau des ambassadeurs en septembre –, celles avec les grands pays d'Europe occidentale se sont nettement tendues, sans même parler de l'évolution de l'opinion publique mondiale en faveur de la cause palestinienne. Israël est fortement isolé sur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et ce n'est pas l'ouverture [en septembre] de l'ambassade de la République de Nauru à Jérusalem qui y change grand-chose. Reste le bilan interne, que l'on pourrait formuler ainsi : qu'a fait la guerre à Israël?

Avant la guerre, il y a eu, bien sûr, le traumatisme originel du 7-Octobre, le massacre de 1221 personnes et la prise en otage de 251 autres, qui ont suscité initialement une unité patriotique forte ainsi que la conviction – fausse – qu'il était légitime de recourir à un usage maximal de la force contre les Gazaouis, tenus pour être tous plus ou moins complices du Hamas.

La violence à grande échelle a été à la fois légitimée et banalisée: d'après les données de l'armée elle-même, 83 % des victimes à Gaza étaient des civils – soit 43900 sur un total de 53000 tués en mai 2025. Le premier ministre n'a pas craint de proclamer qu'Israël devait se transformer en «super Sparte», c'est-à-dire en un Etat à la fois plus autarcique économiquement et militarisé. Comme la cité grecque le fit dans l'Antiquité, Israël devrait donc recourir sans état d'âme à la manière forte et dominer militairement son environnement. Ce modèle guerrier peu séduisant en lui-même n'est pas non plus soutenable sur le long terme.

L'armée israélienne est en effet une armée de conscription qui ne peut fonctionner sans réservistes. Ces derniers ont été sollicités comme jamais, certains ayant passé deux tiers de l'année sous les drapeaux au plus fort de la guerre à Gaza. Un pareil effort ne peut perdurer, et, selon le lieutenant-colonel Effie Defrin, porte-parole de l'armée, il manquait 15 000 soldats au printemps pour permettre à cette dernière de mener toutes ses missions. D'où le retour d'une Arlé-sienne : la conscription des jeunes ultra-orthodoxes, réclamée par beaucoup, mais contre laquelle leurs rabbins sont vent debout. Ironiquement, leur non-conscription rend la guerre plus diffic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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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actère ethnocratique

Le climat de violence ne pouvait épargner la Cisjordanie. D'un côté, l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de l'armée s'y sont intensifiées, conduisant ainsi à une intervention massive, début 2025, dans trois camps palestiniens du nord de la Cisjor-

LA VIOLENCE À

GRANDE ÉCHELLE A ÉTÉ

À LA FOIS LÉGITIMÉE

ET BANALISÉE:

D'APRÈS LES DONNÉES

DE L'ARMÉE, 83%

DES VICTIMES À GAZA

ÉTAIENT DES CIVILS

danie qui ont été vidés de 90 % de leur population, soit 33 000 personnes. D'un autre côté, les colons, encouragés par les ministres d'extrême droite, Bezalel Smotrich et Itamar Ben Gvir, se sont sentis de plus en plus libres de s'en prendre frontalement aux Palestiniens.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ONU] a relevé plus de 260 attaques pour le simple mois d'octobre 2025. Cette violence exponentielle doit se comprendre comme structurellement liée à l'accélération implacable de la colonisation. En 2025, l'Etat a approuvé la construction de près de 28 000 logements et lancé des appels d'offres pour 9 600 habitations. Il a par ailleurs décidé de créer 54 nouvelles colonies. Il s'agit de records historiques qui témoignent d'un engagement sans faille du gouvernement pour consolider l'annexion de facto d'une Cisjordanie dans laquelle les colons bénéficient d'une très large liberté de manœuvre – y compris pour commettre des actes illégaux – tandis que les Palestiniens sont privés des droits les plus élémentaires.

La guerre aura aussi permis de donner un coup de canif supplémentaire dans l'Etat de droit en Israël. Ce travail de sape n'est pas neuf, une série de lois ayant été adoptées ou discutées, depuis une dizaine d'années, pour restreindr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l'égalité des droits entre Juifs et Arabes et l'indépendance de la Cour suprême. Mais en mars, un nouveau palier a été franchi avec l'adoption de la loi sur la peine de mort pour les terroristes. Outre qu'elle constitue une régression dans la politique pénale d'Israël, où la peine capitale avait été abolie en 1954 pour les « crimes ordinaires », cette loi est surtout profondément discriminatoire puisqu'elle ne vise de fait que les seuls Arabes palestiniens.

Comme tout Etat confronté au terrorisme, Israël a le droit de se défendre, mais il est de son devoir de le faire dans un cadre juridique équitable. Or, cette loi, en rupture avec le principe fondamental d'égalité, renforce irrémédiablement le caractère ethnocratique d'Israël. Son adoption accentue l'érosion démocratique du pays, qui n'est désormais plus considéré, dans ses frontières de 1967, comme une démocratie libérale, mais comme une démocratie électorale, procédurale – d'après une enquête menée par l'institut V-Dem en 2024.

Qu'attendre des élections du 27 octobre? Si elles aboutissent à une défaite, même relative, de Nétanyahou, elles permettront un sursaut et un retour à une pratique de la politique plus « normale », moins extrême. A l'inverse, si Nétanyahou reste en selle, la pression de l'extrême droite s'accentuera, et avec elle la « délibéralisation » accélérée du pays. Sortir de l'ère Nétanyahou est donc un impératif, mais cela ne suffira pas. C'est à un retour sur soi qu'il faudra procéder pour déterminer les responsabilités politiques dans l'impréparation d'avant le 7-Octobre; c'est aussi un débat éthique sur les nécessaires limites de la force qu'il faudra ouvrir. Sans cela, un changement de majorité politique ne changera, hélas, pas grand-chose.

Alain Dieckhoff est sociologue, directeur de recherche au CNRS et au Centre de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CERI) de Sciences Po Paris. Il a signé notamment Israël-Palestine: une guerre sans fin ? (Dunod, 2024).

Eric Bergkraut La journaliste Anna Politkovskaïa considérait qu'une société qui accepte le mensonge finit par accepter la violence

Il y a vingt ans, la journaliste russe était assassinée, à l'instigation des services secrets de son pays. Le documentariste, qui l'a bien connue, rappelle son combat pour la vérité et contre la propagande du Kremlin, un engagement plus nécessaire que jamais alors que Vladimir Poutine continue de tuer

Le 7 octobre, Vladimir Poutine fête son 74 $^{e}$ anniversaire. Ce même jour marque les 20 ans de l'assassinat de la journaliste Anna Politkovskaïa [1958-2006], exécutée dans l'entrée de son immeuble, à Moscou. Le tueur l'y attendait; ses complices avaient suivi Anna toute la journée et l'avaient tenu informé de ses déplacements...

ELLE A EU RAISON, MÊME LÀ OÙ ELLE AURAIT PRÉFÉRÉ SE TROMPER, ET AVAIT PRÉDIT DÈS 2004 QUE LA RUSSIE MÈNERAIT UNE GUERRE CONTRE L'UKRAINE

Pour Anna Politkovskaïa, une société qui accepte le mensonge finit par accepter aussi la violence. Ses reportages écrits en Tchétchénie pendant et après la guerre dénonçaient les mensonges propagandistes effarants des forces d'occupation russes. Et le recours effréné à la violence physique dans un espace pratiquement dépourvu de droits. Elle savait à quel point elle prenait des risques, mais aussi à quel point c'était inacceptable.

Je me souviens comment, à la rédaction moscovite de la Novaïa Gazeta, elle attendait de savoir si le rédacteur en chef, Dmitri Mouratov, allait valider son dernier article, si elle n'était pas allée trop loin pour un journal qui, dès 2004, vivait dans la crainte permanente d'être fermé par les autorités. Telle était la situation, et pourtant, on avait l'impression que tout n'était pas encore perdu. Qui aurait pu imaginer que, vingt ans plus tard, Vladimir Poutine serait toujours au pouvoir et mènerait une guerre qui coûterait la vie à des millions de personnes?

J'ai fait la connaissance d'Anna après la fin de la seconde guerre de Tchétchénie (1999-2000), le premier conflit lancé par Poutine. Elle se rendait sans cesse dans le Caucase, parlant de «voyages de service»: cette guerre était à ses yeux une catastrophe pour toute la Russie. Elle estimait qu'elle s'est infiltrée dans les pores de chacun : ceux qui ne se pliaient pas aux règles étaient réduits au s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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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femmes de terrain

Mon film Coca, la colombe de Tchétchénie (2005) montrait comment des femmes tchétchènes, munies d'un appareil photo et d'un bloc-notes, documentaient les atrocités commises par l'armée russe. Elles ont œuvré, en vain, pour qu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de l'ONU condamne les coupables sur la base de leurs recherches minutieuses.

Lorsque je la croisais à cette époque, Anna était souvent accompagnée d'une amie tchètchène, Zainap Gashaeva, protagoniste de mon film, née au Kazakhstan, où Staline avait déporté les Tchètchènes. Elles étaient toutes deux des femmes de terrain. Au cours de ces années-là, des milliers de personnes ont disparu sans laisser de traces, pour ne plus jamais réapparaître. Les femmes que j'ai filmées m'ont montré des classeurs entiers, remplis de photos de ces personnes. Anna essayait de retracer leur parcours et de retrouver les responsables. Elle reconnais-sait que la guerre l'avait changée, qu'elle s'était endurcie, elle était plus déterminée que jamais.

Après l'assassinat d'Anna Politkovskaïa, Vladimir Poutine a déclaré ne pas en être responsable et que sa mort lui faisait plus de tort que tous les articles qu'elle avait écrits contre lui... La vérité, c'est que Poutine ne pense qu'à se maintenir au pouvoir. Pour cela, il a besoin de la guerre. L'individu, homme comme femme, est quantité négligeable. La Tchétchénie a été son premier terrain d'entraînement. Le père et le fils Kadyrov, qui règnent sur la région depuis des décennies, sont ses serviteurs, même si aujourd'hui il dépend du fils, Ramzan, qui dirige toujours cette république, pour contenir les velléités indépendantistes.

Je les ai rencontrés tous les deux. Le père, Akhmad [1951-2004], avait accompagné en 2003 une délégation russe à Genève pour une réunion de la Commiss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des Nations unies, dans l'espoir de gagner en respectabilité. Peu de temps après, il a été tué dans un attentat. Un an plus tard, le fils, Ramzan, m'a accueilli en riant dans une ville sportive fantôme. Son attaché de presse m'a raconté qu'il avait fait visiter la Tchétchénie à Politkovskaïa et qu'elle avait été impressionnée par la reconstruction du pays. Le soir, j'ai appelé Anna depuis la base militaire; elle était abasourdie par ce récit. Rien de tout cela n'était vrai.

Les puissants peuvent tout contrôler, sauf la conscience humaine, croyait Anna. Elle a vécu, puis décrit, comment la dictature ronge une société. Vladimir Poutine commet des crimes de guerre depuis plus d'un quart de siècle. Les films, les livres et les articles sur le sujet n'ont jamais manqué. Toutefois,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cela n'intéressait pas les dirigeants des démocraties d'Europe occidentale. Le chancelier allemand, Gerhard Schröder, fraternisait avec Poutine, le gazoduc Nord Stream entre la Russie et l'Allemagne a vu le jour, le président Jacques Chirac a décerné à Poutine la Légion d'honneur. Schröder et Chirac invoquaient de prétendus intérêts nationaux, le démantèlement de la démocratie ne les intéressait pas, sans parler des violations des droits humains. Grave erreur: il existe un lien direct entre la complaisance de l'époque envers l'autocrate et les champs de bataille actu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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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doux parfum de liberté

Politkovskaïa a eu raison même là où elle aurait préféré se tromper : elle avait prédit dès 2004 que la Russie mènerait une guerre d'agression contre l'Ukraine. C'était l'année où s'échappai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 Maïdan, à Kiev, un doux parfum de liberté, odeur toxique pour tout dictateur. Mais que dirait cette humaniste de la nouvelle course aux armements, menée de toutes parts ? Aurait-on pu l'éviter si on l'avait écoutée? Anna Politkovskaïa a toujours été allergique aux discours creux. Vingt ans après son assassinat, le meilleur hommage qu'on pourrait lui rendre serait de venir en aide aux personnes qui souffrent de cette nouvelle guerre. On pourrait aussi amener l'autocrate russe, qui rêve de vivre et de régner éternellement, à se rendre compte que son règne touche à sa fin. Les dirigeants européens actuels ont l'occasion de montrer qu'ils sont plus avisés que leurs prédécesseurs. Célébrer un premier anniversaire de Vladimir Poutine derrière les barreaux, ça serait quand même quelque chose.

«Le Monde», le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journalisme, le Théâtre de la Ville et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organisent une soirée d'hommage à Anna Politkovskaïa le 20 octobre à 20 heures au Théâtre des Abbesses, à Paris.

Eric Bergkraut est l'auteur de documentaires sur la Russie, dont « Coca, la colombe de Tchétchénie » (2005) et « Lettre à Anna » (2009).

Catherine Sabbah Le logement n'apparaît jamais très haut dans les programmes électoraux

La déléguée générale du laboratoire d'idées Idheal dénonce la quasi-absence dans les débats de la question du logement, alors que ce sujet témoigne « du type de société défendue ou critiquée : plus égalitaire ou excluante »

H abiter quelque part est la condition première d'une vie digne, de la possibilité de se construire, de se soigner, de faire famille, d'éduquer ses enfants, de trouver un emploi... Exister socialement, c'est d'abord avoir un toit. De plus en plus coûteux tant les loyers, mensualités, charges, viennent rogner le pouvoir d'achat des habitants, et surtout des locataires, les forçant à de douloureux arbitrages.

Partout sur le territoire, chez les jeunes mais pas seulement, au sein de classes sociales jusqu'alors épargnées par ces considérations, l'angoisse de l'avenir ou la peur du déclassement attisent un ressentiment qui ne se manifeste pas encore dans la rue mais irrigue toutes les conversations.

Chacun connaît quelqu'un à héberger, un étudiant qui galère, reste ou retourne chez ses parents, des amis qui passent trois à quatre heures par jour dans les transports... Cette colère fut, avec la taxe carbone, l'un des carburants du mouvement des «gilets jaunes». Pris individuellement, le logement rend les vies difficiles. Pris collectivement, il fabrique des inégalités générationnelles, territoriales, genrées, dont il est aussi le reflet.

Quel beau sujet de campagne! Voilà une porte d'entrée qui ouvre sur toutes les autres et un boulevard pour parler aux gens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Las, il n'apparaît jamais très haut dans les programmes électoraux, et plus rarement encore dans les débats télévisés pour les présidentielles. Il a pourtant fait gagner des villes, comme récemment New York ou Berlin, tant il est essentiel. Parlons niveau de vie : le logement, dont les prix ont plus que doublé en vingt-cinq ans, n'est souvent plus accessible même avec des salaires moyens, les revenus n'ayant, eux, augmenté que de 35 % sur la même période. Parlons climat : la canicule de cet été nous a montré qu'avoir chaud chez soi pouvait tuer. Sans aller jusqu'à ces extrémités, il est désormais démontré que la productivité des entreprises dépend de l'adaptation du parc résidentiel, car personne ne peut bien travailler s'il est fatigué ou en manque de sommeil.

Il faudra à l'avenir tenir compte de phénomènes encore peu anticipés : le recul du trait de côte, les sols argileux, des catastrophes naturelles de plus en plus violentes et fréquentes comme les pluies, le vent, le feu vont rendre des territoires inhabitables et donc inassurables. Parlons patrimoine: cette nouvelle géographie aura pour conséquence une baisse de la valeur des propriétés situées dans ces endroits, voire leur disparition, submergées ou parties en fum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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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x contraints

Parlons emploi et mobilité: les chefs d'entreprise témoignent de leurs difficultés à recruter, et certains investissent pour loger eux-mêmes leurs salariés. Parlons justice sociale : l'impossibilité d'accéder à la propriété sans transmission familiale crée une société « héritocratique ». La part du patrimoine issu de transferts familiaux est déjà passée de 35 % en 1970 à 60 % en 2025, faisant chuter le taux de propriétaires de moins de 30 ans de 34 % en 1973 à 16 % en 2013, moins encore aujourd'hui. Parlons finances publiques : le logement coûte autour de 40 milliards d'euros par an, mais en rapporte au moins 60 milliards de plus. A condition que l'activité soit soutenue pour que les emplois soient occupés et les taxes perçues.

TROP TECHNIQUE,

TROP COMPLEXE.

C'EST DERRIÈRE

CETTE EXCUSE QUE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SE RÉFUGIENT POUR NE

PAS ABORDER LE SUJET

Parlons démocratie, enfin : qui peut encore librement élire domicile, c'est-à-dire choisir son lieu et son mode de résidence – maison individuelle, immeuble collectif – en étant propriétaire, locataire, locataire du logement social? Ces choix sont contraints par des prix très élevés et l'organisation du territoire en bassins d'emploi dans les métropoles et sur les littoraux.

Trop technique... trop complexe. C'est généralement derrière cette excuse que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se réfugient pour ne pas aborder le sujet. Autrement, en tout cas, que des slogans simplistes comme celui de Nicolas Sarkozy en 2007 pour « une France de propriétaires ». Comme si les calculs liés aux retraites, à la dette ou au trou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étaient plus facilement compréhensibles. La question n'est-elle pas plutôt celle des choix politiques qui font de ce sujet apparemment consensuel, « loger tout le monde », une question politique bien plus clivante qu'il n'y paraît ?

Comment rééquilibrer les rapports entre locataires et propriétaires, alors que leurs intérêts sont de plus en plus divergents? Faut-il soutenir le logement social? Faut-il opposer les urbains et les ruraux, refuser de consommer de nouvelles terres en risquant de surdensifier les villes? Faut-il encore construire ou concentrer toutes les forces et les aides sur l'entretien et la transformation du bâti déjà là? Contraindre des propriétaires à réaliser des travaux d'adaptation ou tolérer des logements invivables? Taxer l'héritage ou laisser la grande transmission, évaluée à quelque 9000 milliards d'euros d'ici à 2040, augmenter encore la fracture patrimoniale? Limiter la spéculation pour faire baisser les prix? Croire aux bienfaits du marché ou à l'efficacité de la régulation?

Ces choix ne sont pas techniques. Ils témoignent de manière très claire du type de société défendue ou critiquée : accueillante et plus égalitaire ou excluante et gardienne des intérêts bien installés. Proclamer, comme l'a fait Marine Le Pen dans un de ses premiers discours de campagne, que le logement sera « un des grands chantiers » du prochain quinquennat ne signifie rien sans l'examen des propositions qui suivent. Celles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visent à réduire à néant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 efficaces et à laisser libre cours au marché, sur fond de préférence nationale. Non seulement contradictoires, elles ne résistent pas à l'analyse économique.

Certain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se sont émus de voir le sujet du logement ainsi préempté. La question est pourtant assez vaste et la crise assez profonde pour laisser toute la place à celles et ceux qui voudront s'en saisir. Il est largement temps d'en faire LE sujet de la campagne.

Catherine Sabbah est déléguée général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pour l'action dans le logement (Idheal).

Ce n'est pas le moment d'affaiblir le droit au logement opposable

Manuel Domergue, Bernard Lacharme et Nathalie Latour, tous acteurs du monde associatif, déplorent que, près de vingt ans après l'adoption de la loi DALO, le Parlement fragilise les droits en faveur des mal-logés et des sans-lo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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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TAT TENTE

DE SE DÉFAUSSER

DE SON

OBLIGATION

ET DE SES

CONSÉQUENCES

JURIDIQUES

l y a près de vingt ans, la loi DALO du 5 mars 2007 a rendu le droit au logement opposable, ouvrant des voies de recours aux personnes non ou mal logées et donnant à l'Etat une obligation de résultat. Pour pouvoir assurer leur relogement, il lui revient de se doter d'une politique adéquate, d'y affecter les moyens nécessaires et de s'assurer le concours des collectivités chargées des politiques locales de l'habitat. Cette loi, proposée par un gouvernement de droite [celui de Dominique de Villepin], en réponse à une mobilisation associative, a été adoptée sans aucun vote contre, comme une loi d'évidence. L'obligation de résultat, n'est-ce pas ce qui s'impose lorsqu'il s'agit de répondre à un besoin vital et de mettre en œuvre un droit fondamental?

En 2025, 133405 recours DALO ont été déposés pour obtenir un logement, et 39 000 ménages ont été désignés aux préfets pour être relogés en urgence. Or, la même année, seuls 25 000 relogements ont été enregistrés. La liste d'attente des prioritaires est passée de 54000 à 115000 entre 2017 et 2025 soit, au rythme actuel, près de cinq ans de relogement. Ces chiffres, hélas, ne sont que des illustrations très parcellaires de l'explosion du sans-abrisme et du mal-logement. Face à cette défaillance persistante dans la mise en œuvre de droits reconnus par la loi, le collectif des associations pour le logement, qui réunit 40 associations, a engagé, en février 2025, un recours contre l'Etat pour « non-assistance à personnes mal logées ».

L'Etat, fautif, est régulièrement condamné par les tribunaux. La loi DALO permet à la personne reconnue prioritaire de demander au juge d'ordonner au préfet de la reloger. Dès lors que le préfet n'obtempère pas, l'Etat doit verser une astreinte au Fonds national d'accompagnement vers et dans le logement. Or, la Cour des comptes révèle que l'Etat ne verse qu'une partie des astreintes: 40,8 millions d'euros en 2024, alors que le montant dû annuellement s'élève à au moins 144 millions d'euros. Le gouvernement, qui prône une intransigance absolue à l'égard des « squatteurs » et des locataires ne parvenant plus à payer leur loyer, ne respecte pas ses propres obligations et ne règle pas ses amendes.

Dans sa réponse à la Cour des comptes, le ministre [du logement, Vincent Jeanbrun,] met en cause l'obligation de résultat, et envisage de supprimer l'accès au juge, de remplacer l'astreinte par un simple mécanisme de sanction administrative, et de restreindre la possibilité de faire un recours DALO. Il s'agit là de reculs graves qui, s'ils étaient adoptés, nous ramèneraient à la situation antérieure à la loi DALO, celle d'un droit qui n'oblige pers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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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quer le renoncement

C'est ainsi que le projet de loi de relance du logement, en discussion au Parlement, menace le recours DALO. L'Etat tente de se défausser de son obligation et de ses conséquences juridiques, et cherche à reporter la responsabilité du DALO sur des communes et des intercommunalités qui n'auront ni les moyens ni l'envie de l'assumer seules à sa place. Parallèlement, le ministère du logement vient de retirer la subvention annuelle accordée à l'association DALO pour ses actions d'information et de formation. Ce n'est pas le moment d'affaiblir une structure, dont l'objet est de promouvoir et de défendre le droit au logement.

Ce qui est particulièrement inquiétant, derrière cette réaction, c'est que, pour se dédouaner, le gouvernement plaide l'impuissance: l'Etat ne serait pas en mesure d'honorer son obligation de résultat! Pourtant, les préfets sont loin d'utiliser toutes leurs prérogatives. S'ils faisaient respecter la priorité d'attribution des logements sociaux aux requérants DALO (sur leurs droits de réservation, et sur ceux des collectivités, d'Action Logement et des bailleurs sociaux), s'ils mobilisaient des logements à vocation sociale, s'ils réquisitionnaient au besoin, le DALO serait un droit effectif.

Si la France manque de logements abordables pour répondre à l'ensemble de la demande de logement social, c'est en raison de choix politiques qui ont ignoré le droit au logement. A ceux qui affirment que le pays n'aurait plus les moyens d'assurer un droit fondamental, nous rappelons qu'il est globalement plus riche en 2026 qu'en 2007, quand la loi DALO a été votée.

Par ailleurs le logement est un support de taxation facilement mobilisable et mobilisé. Ainsi, en 2024, il a généré 99 milliards de recettes fiscales pour seulement 43 milliards de dépenses. Cependant, l'argent public ne sera jamais suffisant si l'Etat accepte que la spéculation dicte les prix du logement. La puissance publique doit développer la maîtrise publique des sols, encadrer les prix du foncier et les loyers, protéger la résidence principale des excès de l'économie touristique, et mettre la fiscalité au service des politiques de l'habitat.

Au lieu de cela, l'Etat organise son impuissance du fait qu'il empêche les bailleurs sociaux de produire suffisamment de logements en prélevant sur leurs ressources – près de 10 milliards d'euros depuis 2018. Il met en concurrence les besoins des uns et ceux des autres pour ne jamais répondre à tous : classes moyennes vs ménages pauvres, travailleurs essentiels vs personnes privées d'emploi... et, pour finir, Français vs étrangers!

Ces discours ne servent qu'à masquer le renoncement à agir contre l'insuffisance de logements, contre le logement cher, contre le logement indigne, et contre le logement inadapté aux exigences énergétiques et climatiques, qui, en définitive, nous coûtera beaucoup plus cher que les économies affichées. Ce renoncement affecte la crédibilité de nos institutions et contribue à instiller un climat de doute démocratique. Les droits humains ne sont ni de droite ni de gauche. Ils constituent le socle de la démocratie et le ciment d'une société solidaire. La loi DALO est au service de tous. Nous attendons de l'Etat qu'il la mette en œuvre.

Manuel Domergue, co-porteparole du Collectif des associations pour le logement (CAL) et directeur des études de la Fondation pour le logement, anciennement Fondation Abbé Pierre; Bernard Lacharme,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Droit au logement opposable; Nathalie Latour, co-porteparole du CAL et directrice générale de la Fédération des acteurs de la solidarité

La visite du pape ne peut faire oublier la déprise du catholicisme

EN DÉPIT

DE SON INDÉNIABLE

CHARISME,

LÉON XIV PRÊCHE

D'ÉVIDENCE

AVANT TOUT

LES CONVAINCUS

ANALYSE

Bâtiments et rues pavoisés aux couleurs du Vatican, Stade de France en liesse pour la veillée de prière, place de la Concorde et Champs-Elysées bondés lors de la messe en plein air... Les quatre jours du voyage apostolique de Léon XIV en France, du 25 au 28 septembre, resteront ancrés dans les mémoires du million de fidèles venus acclamer le Saint-Père, à Paris, à Saint-Denis (Seine-Saint-Denis), à Lourdes (Hautes-Pyrénées) et à Metz.

A plusieurs égards, l'événement est historique. D'une part, les visites pontificales à Paris ne sont pas si fréquentes : seuls une dizaine de papes, depuis le Moyen Age, ont fait le déplacement dans la capitale française – la dernière étant celle de Benoît XVI, en 2008. D'autre part, la venue du chef de l'Eglise catholique permet d'évaluer sa capacité mobilisatrice, dans l'un des pays les plus sécularisés du monde. La part des personnes se déclarant catholiques en France est ainsi passée d'environ 87 % dans les années 1970 à 46 % en 2026; quant à la fréquentation régulière de la messe (au moins une fois par mois), elle concernait près de 30 % des Français en 1960, contre environ 5,5 % de la population aujourd'hui (selon une enquête Bayard-La Croix-IFOP publiée en décembre 2025).

La venue de Léon XIV était d'autant plus scrutée que la France connaît, depuis 2022, une hausse inattendue du nombre de baptêmes d'adolescents et d'adultes – plus de

21 000 en 2026 (13 000 adultes et 8 000 adolescents), soit une augmentation de 20 % sur un an. Souvent lus comme le signe d'un retour du religieux en France, de tels chiffres restent toutefois anecdotiques à l'échelle d'une population de 67 millions d'habitants. Et cachent mal une réalité plus contrastée, puisque les baptêmes tardifs sont loin de pallier la chute vertigineuse des baptêmes de bébés et d'enfants (380 000 en 2000, 150 000 en 2024). Même si ce «tressaillement de foi», pour parler comme le pape François, constitue un phénomène notable, la lucidité s'impose : à l'heure actuelle, la déprise du catholicisme en France se poursuit.

Comment, dès lors, analyser la ferveur sincère provoquée par la venue du souverain pontife en France? En dépit de son indéniable charisme, Léon XIV, comme Jean Paul II (1920-2005) avant lui, prêche d'évidence avant tout les convaincus. C'est ce que semblent montrer les audiences de la veillée au Stade de France, qui a rassemblé 2,4 millions de téléspectateurs, loin des 6,8 millions du match de l'équipe de France de foot le même soir. Lors de la venue triomphale du pape François à Marseille, en 2023, l'historien du catholicisme Alain Rauwel avait déclaré dans un entretien au Monde: «La vedettarisation contemporaine de l'évêque de Rome est un fait très récent, et pas autre chose qu'un palliatif pour la perte du pouvoir temporel. »

Si, en 2026, un léger dynamisme se fait sentir, il tient sans doute à une nouvelle manière d'être des catholiques. Habitués à la discrétion depuis l'instauration de la loi de séparation entre les Eglises et l'Etat en 1905, les « cathos », aujourd'hui, n'hésitent plus à afficher leurs convictions dans l'espace public et dans les débats sociétaux – ce qui, contrairement à une idée reçue, n'est pas en contradiction avec le régime de laïcité, lequel permet l'expression des sensibilités religieuses, y compris sur la voie publ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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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rité visible

L'Eglise a perdu l'aura dont elle a longtemps bénéficié en France, et les catholiques sont devenus une minorité. Une minorité visible, qui utilise les outils de la modernité pour porter son message : influenceur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comédies musicales ambitieuses (Bernadette de Lourdes, en tournée dans plusieurs Zénith de France et au Dôme de Paris, a été vue par plus de 450 000 personnes), manifestations XXL (tel le Congrès Mission à l'Accor Arena de Bercy, en 2025)...

Toujours plus sensationnels, ces événements sont parfaitement conformes à cette «obsession moderne» que le philosophe Tristan Garcia décrit dans son ouvrage La Vie intense (Autrement, 2025): pour être signifiantes, les expériences doivent être les plus galvanisantes possible. Les grands shows ayant ponctué la visite de Léon XIV à Paris n'ont pas échappé à cette tendance lourde. Organisés par des «officines parfois proches des mouvances réactionnaires» – le directeur artistique de la veillée au Stade de France, Jean-Baptiste Darantière, s'inscrit dans la mouvance traditionaliste –, ces spectacles papaux se sont « transformés en une sorte de “tour” préfabriqué de chanteuse à succès », déplore Alain Rauwel.

L'impressionnante couverture médiatique ayant accompagné la visite de Léon XIV se trouve, de fait, sans commune mesure avec l'imprégnation réelle du catholicisme en France. Sur bien des sujets (questions bioéthiques, morales, sexuelles...), le magistère catholique se trouve aux antipodes des mentalités. Y compris, d'ailleurs, des catholiques: selon un sondage IFOP en janvier, ces derniers soutiennent massive-ment l'aide à mourir (87 %).

Il reste qu'en des temps où le débat politique s'est considérablement appauvri, et où les prises de position s'affirment souvent de façon binaire, le chef de l'Eglise romaine parvient à susciter le débat au-delà des seuls cercles catholiques, en apportant de la profondeur dans la réflexion. Il est indéniable qu'une quête de spiritualité s'exprime, et qu'elle doit être entendue. L'engouement provoqué par le Saint-Père dit sans doute aussi beaucoup de la désespérance de nombre de citoyens, en quête de l'homme providentiel. Par son engagement pour la paix, la défense des faibles, le refus de l'asservissement de l'homme aux machines, Léon XIV peut légitimemen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autorité morale, plutôt que comme une icône. Ce qui est déjà beaucoup.

VIRGINIE LAROUSSE

(« LE MONDE DES RELIGIONS »)

CHRONIQUE | PAR HAROLD THIBAULT

Le pouvoir chinois accentue son droit de regard sur les contacts avec l'étranger

Une réglementation après l'autre, la Chine renforce son contrôle du passage aux frontières de ses propres ressortissants. Le dernier décret date du 15 septembre et prévoit pour les Chinois qui «mettent en danger la sécurité et les intérêts nationaux » à l'étranger une privation de sortie du pays pouvant aller de six mois à trois ans. Elle est décidée par l'administration et non par les juges. Signe des priorités du moment, le texte mentionne les situations «qui porteraient atteinte à la sécurité industrielle ou technologique nationale».

Qu'un pays souhaite éviter la fuite de ses savoir-faire-clés à l'étranger n'a rien d'extraordinaire. Néanmoins, ces ajouts en disent long sur l'évolution de l'état d'esprit de Pékin. Certes, la liberté actuelle de déplacement des Chinois n'a rien à voir avec l'assignation généralisée qu'ils ont connue durant l'ère maoïste ou que subissent leurs voisins nord-coréens. Mais le pouvoir garde et, aujourd'hui, accentue son droit de regard sur les contacts avec l'étranger, vus comme source de risque.

La crainte d'hameçonnage par d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étrangers s'est étendue. En attestent les messages de vigilance émanant du ministère de la sécurité d'Etat sur son compte WeChat. S'y ajoute une peur de la contamination idéologique libérale. Les critiques du régime, les dissidents et leurs avocats, sont de longue date la cible d'interdictions de sortie de Chine.

Le système de «conservation centralisée» des passeports des hauts fonctionnaires n'a jamais été abandonné. Il a été étendu au cours de la dernière décennie, selon un calendrier différent d'une province à l'autre, pour concerner aujourd'hui toute la fonction publique. Les infirmiers à l'hôpital public, les enseignants à l'école, les guichetiers aux banques – quasiment toutes étatiques –, jusqu'aux vendeurs des boutiques d'abonnement à la téléphonie mobile – les opérateurs sont tous publics – ont dû remettre leur passeport à leur unité de travail. Ils doivent faire une demande circonstanciée à leurs supérieurs s'ils veulent séjourner à l'étranger, même pour le tourisme sur une plage de Thaïlande ou dans un centre commercial de Séoul.

L'approbation du gouvernement

Le contrôle s'étend encore hors de ce cadre. Selon l'organisation Safeguard Defenders, la Chine compte désormais 18 textes de loi ou réglementations permettant les restrictions de sortie de territoire. Des exit bans (« interdictions de sortie ») sont mentionnés dans 188760 affaires dans la base de données de la Cour suprême.

La bataille économique – et surtout technologique – de la Chine avec l'Occident accentue encore la conviction des autorités qu'il faut contrôler qui,

LES CRITIQUES DU RÉGIME,

LES DISSIDENTS

ET LEURS AVOCATS SONT

LA CIBLE D'INTERDICTIONS

DE SORTIE DE CHINE

et ce qui peut partir. C'est dans ce contexte qu'il faut comprendre les restrictions aux livraisons de terres rares annoncées au printemps 2025, avec pour conséquence un choc sur les chaînes d'approvisionnement mondiales. Dans la même veine, le gouvernement a soumis à autorisation l'utilisation de technologies chinoises dans les usines de batteries, à l'heure où les constructeurs de voitures électriques et leurs fournisseurs sont sommés de s'implanter localement par l'Union européenne.

Les autorités chinoises ont également peu apprécié l'affaire Manus, du nom d'une start-up d'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lancée dans un premier temps à Pékin. Ses fondateurs ont déplacé dans le courant de l'année 2025 l'entreprise et ses équipes à Singapour, pour annoncer en fin d'année sa cession au géant américain Meta (Facebook, WhatsApp et Instagram). Ce départ en deux temps d'une des pépites d'un secteur stratégique, sans que le gouvernement puisse exercer un droit de regard, est apparu absolument inacceptable au pouvoir chinois. Les fondateurs ont été convoqués en Chine et soumis à une interdiction de sortie. Depuis, Meta n'a eu d'autre choix que de défaire le « deal ».

Selon l'agence Bloomberg, les employés importants du secteur de l'IA, mais aussi leurs familles, doivent désormais obtenir l'approbation du gouvernement pour leurs voyages à l'étranger. En ces temps où les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sont de plus en plus tendues, les allées et venues des citoyens ne doivent pas être laissées au hasard.

FAIRE MENTIR LES IDÉES REÇUES SUR LA DETTE

LA DETTE PUBLIQUE.

C'EST ROBIN

DES BOIS

QU'ON ASSASSINE!

de Jean-Marc Daniel

Odile Jacob,

224 pages,

22,90 euros

LIVRE

E ncore un livre sur la dette?

Oui, mais presque une

friandise. Il est signé Jean-

Marc Daniel, libéral matois, Ra-

minagrobis de la vulgarisation

économique, amoureux des dé-

tours historiques, des bonnes

formules et des paradoxes.

Même si l'on ne partage pas les

remèdes attendus qu'il propose à

la crise de l'endettement public

(réduire les dépenses publiques,

repousser l'âge de la retraite...),

on prend plaisir à le suivre quand

il en décortique les rouages.

Dans La Dette publique. C'est Robin des Bois qu'on assassine! (Odile Jacob, 224 pages, 22,90 euros), Jean-Marc Daniel bat en brèche les idées reçues, montrant avec précision en quoi l'Etat n'est pas un débiteur comme les autres : il ne paie que les intérêts, sa banque centrale peut créer de la monnaie, et il n'a pas de problèmes de fonds propres ou de rentabilité.

Le livre prend la gauche à revers : la dette serait une machine à enrichir les épargnants fortunés au détriment des citoyens lambda. Elle n'est pas une charge qu'une génération lègue à la suivante, comme on le croit souvent (car la créance est, elle aussi, léguée), mais quelque chose de bien pire : une dette d'un groupe social (les détenteurs de titres) sur un autre (les contribuables). Jean-Marc Daniel ne pousse pas la malice jusqu'à utiliser le mot « classe ». Toutefois, il rappelle avec gourmandise que les partis de gauche,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 réclamaient l'équilibre budgétaire au nom de la nécessité de protéger les pauvres d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

Le pire, selon Jean-Marc Daniel, c'est que cette dette a creusé des inégalités pour rien. Elle n'a aidé à remplir aucune des fonctions de l'Etat que l'économiste Richard Musgrave (1910-2007) a identifiées dans les années 1960: une fonction d'allocation des ressources, pour atteindre des objectifs qui n'intéressent pas les marchés; une fonction de redistribution, pour réduire les inégalités; une fonction de stabilisation, pour lisser le cycle économ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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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èles canadien et suédois

D'après l'auteur, seule la troisième fonction mérite d'ailleurs qu'on s'écarte temporairement de l'équilibre budgétaire. Il rejette l'idée qu'il y aurait une « bonne dette » (celle qui finance l'investissement) et une « mauvaise dette » (celle qui finance le fonctionnement). Le salaire d'un chercheur qui prépare l'avenir est une dépense de fonctionnement, alors que « la construction d'un pont sur une route ne menant nulle part » – il y a eu des exemples au Japon – est une dépense d'investissement.

Comment se débarrasser du problème de la dette? Jean-Marc Daniel rejette les impôts, mais a en tête deux modèles, la Suède et le Canada, qui ont réussi à réduire la taille de leur Etat, sans casser la croissance. Cependant, pour deux réussites, combien d'échecs? Selon un calcul effectué en 2023 par les experts du Fonds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 portant sur vingt ans et sur de nombreux pays, seul un plan d'économies sur deux est parvenu à réduire le taux d'endettement.

PASCAL RICHÉ

UN HORS-SÉRIE Le M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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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APTIVANTE HISTOIRE DES MATHÉMAT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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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 CHRONIQUE

PAR FRANÇOISE FRESSOZ

Le talon d'Achille des extrêmes

En moins d'une semaine, le climat politique s'est considérablement durci sous la pression des extrêmes qui, à sept mois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continuent de dicter l'agenda politique. La façon dont Jordan Bardella, accusé par le site d'information Mediapart d'avoir tenu des propos antisémites, lorsque, âgé de 17 ou 18 ans, il commençait à militer au Front national dans la fédération de Seine-Saint-Denis, a réagi est symptomatique. Le président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aurait pu plaider l'erreur de jeunesse, ce qui lui aurait valu un blâme sévère, mais sans doute passager. Il a préféré nier et contre-attaquer tandis que Mediapart produisait des documents étayant les indignes propos, inspirés de l'extrême droite des années 1930, qu'il aurait prononcés, tels que «les banques sont toutes détenues par des juifs» ou «le juif doit dominer les autres peuples, les écraser et les voler». Mardi 29 septembre, devant les députés de son parti, il s'est dit persuadé que «l'objectif était de tuer» sa «carrière politique».

Plus étonnant, Marine Le Pen, qui aurait pu facilement dresser un cordon sanitaire autour d'elle en prenant ses distances avec son second, a préféré prendre fait et cause pour lui. «Là, c'est du lourd qui tombe. J'avoue que la manipulation est légère comme un congrès de charcuterie», a lancé la candidate à la présidentielle devant les mêmes députés. D'un coup, toute la fantasmagorie de l'extrême droite a resurgi, mettant en scène une forteresse assiégée, confrontée à ses vieux démons, en guerre contre le «système», sur fond de paranoïa interne, car très vite s'est posée la question de savoir d'où venaient les fuites. Foin de la dédiabolisation et de la patte de velours. En quelques jours, le RN a régressé de plusieurs dizaines d'années, furieux d'avoir vu anéanti le plan commando qu'il avait imaginé à l'ouverture de la saison budgétaire: un partage des rôles bien rodé entre la candidate et le président du parti, sur fond de réajustement des positions. Jordan Bardella, qui s'était vu en haut de l'affiche, ne venait-il pas, dans une sorte de mea culpa, d'assurer au journal L'Opinion, le 27 septembre, qu'il était redescendu sur terre?

Pendant ce temps, les lycées brûlent sous le regard de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qui se demande jusqu'où alimenter le feu sans trop affoler le bourgeois. « Les “insoumis ” appellent à la non-violence des méthodes de lutte » écrivait Jean-Luc Mélenchon sur X, mercredi 30 septembre, tandis que Bally Bagayoko, le maire de Saint-Denis (Seine-Saint-Denis), s'enferrait dans des propos plus alambiqués en estimant que « la violence peut être légitime, même s'il vaut mieux l'éviter ». Les débordements commis par certains policiers sont de nouveau montrés du doigt parce qu'ils servent de terreau à l'extrême gauche et rappellent, de façon subliminale, la phrase prononcée en juin 2022 par Jean-Luc Mélenchon : « La police tue. »

Cette polarisation du paysage politique intervient alors que le gouvernement présentait son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our 2027, destiné à éviter une crise financière dont plus personne ne nie

EN QUELQUES

JOURS, LE RN

A RÉGRESSÉ

DE PLUSIEURS

DIZAINES D'ANNÉES

RN ET LFI RESTENT

TRÈS FRAGILES

CAR ILS SONT

CONFRONTÉS À DES

CONTRADICTIONS

DIFFICLEMENT

SURMONTABLES

qu'elle puisse intervenir à tout moment. Elle accroît la vulnérabilité du pouvoir, qui reste à la merci d'une censure, entretient l'atmosphère de fin de règne, qui imprègne le pays, mais ne laisse pas indemnes les extrêmes qui jouent in vivo leur crédibilité.

Marine Le Pen, à l'évidence, cherche à resserrer sa base en jouant la carte de l'agressée. Elle refuse de remettre en cause sa stratégie, qui a consisté à faire un duo avec Jordan Bardella dans l'optique de ratisser le plus largement possible. Or, loin de la renforcer, son numéro deux ne cesse de la fragiliser en faisant notamment sauter le vernis de la normalisation. Que certains candidats aux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ou locales soient très vite débusqués passe encore, mais que le chef du parti soit pris la main dans le pot de confiture est une tout autre aff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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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quer l'opinion

Du côté de Jean-Luc Mélenchon, le mouvement des lycées, qui s'est étendu à certaines facultés, lui permet de creuser son sillon au sein de la jeunesse, alors que plus de 40 % des 18-24 ans se disent prêts à voter pour lui à la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selon l'enquête Ipsos BVA-CESI Ecole d'ingénieurs, réalisée pour Le Monde mi-septembre. La rhétorique autour des déviances policières lui permet aussi de draguer les jeunes des banlieues, qui se sentent souvent, à juste titre, pris pour cible et ont la caractéristique de bouder les urnes.

Cependant, les scènes réitérées de violence, la destruction du mobilier urbain et parfois même d'établissements scolaires, qui venaient tout juste d'être rénovés, choquent l'opinion et accentuent le handicap dont LFI et son mentor souffrent: Jean-Luc Mélenchon fait peur et, ce faisant, il sert de repoussoir non seulement à l'extrême droite et à la droite, mais aussi à une partie de la gauche, qui refuse de se retrouver complice. A défaut de dicter l'agenda, tous ceux qui se situent entre les deux extrêmes ont vivement réagi à la rhétorique des deux partis. A l'instar d'Emmanuel Macron, la totalité du bloc central a rejoint la gauche pour s'indigner de la vraie nature du RN. Et dans la foulée de la droite, la gauche réformiste a condamné sans ambiguïté les violences nées du mouvement lycéen, en se démarquant de LFI.

Le durcissement du climat politique laisse augurer de ce que serait un second tour marqué par un duel entre Marine Le Pen et Jean-Luc Mélenchon: surpuissance et déni de réalité d'un côté, appel à l'insurrection de l'autre. Rien, cependant n'est joué, car l'épisode montre qu'à partir de l'instant où on leur demande des comptes les extrêmes restent très fragiles, car ils sont confrontés à des contradictions difficilement surmontables: incarner la rupture mais ne pas effrayer ceux qui aspirent seulement au changement. On peut regretter que le travail fait par Mediapart à propos du parti de la favorite à la présidentielle ne l'ait pas été par ses adversaires politiques, plus enclins à se chercher querelle qu'à faire barrage à l'essentiel: éviter que la France bascule dans une autre dimension.

ISRAËL ET LE

TRAUMATISME

DU 7-OCTOBRE

ÉDITORIAL M

Trois ans après les massacres du 7 octobre 2023, l'attaque la plus meurtrière contre des civils jamais subie par Israël, une société tout entière reste murée dans un traumatisme profond. La barbarie à laquelle ces massacres, conduits par le Hamas, ont donné libre cours, dans les localités installées sur le pourtour de la bande de Gaza, explique pour l'essentiel l'état dans lequel sont enfermés les Israéliens, longtemps suspendus ensuite au sort de proches retenus en otage à Gaza pendant des mois, dans des conditions dramatiques.

Le sentiment d'impasse créé par cette opération terroriste sans précédent par son ampleur est profond parce qu'il a réveillé des peurs existentielles, ancrées dans une longue histoire. Il a convaincu la majorité des Israéliens de l'impossibilité d'une cohabitation pacifiée avec l'autre peuple présent sur la terre de l'ancienne Palestine mandataire, au moment de la création de l'Etat hébreu. Les massacres des civils israéliens ont achevé de délégitimer le discours porté naguère par le « camp de la paix ».

Le traumatisme a été instrumentalisé en revanche par l'extrême droite suprémaciste israélienne, qui milite ouvertement pour un nettoyage ethnique visant l'ensemble des Palestiniens. Il a également nourri un réflexe d'occultation envers eux, déjà invisibilisés depuis la seconde Intifada (2000-2004) et la construction d'un «mur de sécurité» en Cisjordanie, paradoxalement accompagnée de l'accroissement de la colonisation de l'autre côté.

Ce réflexe a empêché tout examen critique de la riposte militaire qui s'est traduite par l'anéantissement de Gaza. Il a aussi bloqué tout débat sur les conséquences destructrices de la colonisation et de l'enfernement de Gaza en place avant le 7-Octobre, ainsi que toute réflexion sérieuse sur les modalités d'un règlement réel du plus ancien conflit du Moyen-Orient. Cette occultation explique l'incompréhension d'Israël face à un isolement international historique, illustré par l'évolution du Parti démocrate aux Etats-Unis, que le premier ministre israélien, Benyamin Nétanyahou, explique uniquement par le ressort de l'antisémitisme.

Le sentiment d'impasse a été renforcé par la conduite de ce dernier. Les démissions individuelles de hauts gradés de l'armée et d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mises à part, aucun responsable politique n'a eu à rendre des comptes pour le 7-Octobre. Déjà auteur de coups portés contre la nature démocratique de l'Etat hébreu par son offensive contre l'Etat de droit, le premier ministre israélien a tout mis en œuvre, avec succès, pour empêcher la constitution d'une commission d'enquête.

Les révélations de la presse sur les mises en garde dont il aurait été l'objet de la part d'alliés arabes avant les massacres, niées en bloc, montrent pourtant combien un examen en toute transparence des décisions qui ont permis cette débâcle sécuritaire aurait été nécessaire. Les Israéliens sont certes appelés aux urnes le 27 octobre. Mais ils s'y rendront sans disposer des informations permettant de comprendre comment cette tragédie a pu se produire.

Les guerres qui se sont succédé depuis trois ans contre l'axe régional mis en place par l'Iran, et surtout celle toujours en cours contre le régime iranien, font aussi que c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ne pourront être l'occasion d'un éventuel vote-sanction sur les failles du 7-Octobre. Un tel vote serait pourtant indispensable pour espérer remettre en cause une politique qui conduit vers l'abî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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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Le Monde & médecine

JOHAN KESLASSY

Ces gestes qui font baisser le stress

Des scientifiques du monde

entier se sont penchés

sur les bienfaits d'approches

pour faire redescendre

rapidement la pression.

Tour d'horizon

de six de ces actions,

simples et accessibles

LAURE BELOT

e suis stressé » est devenue une expression banale. Et pour cause. Près de quatre adultes sur dix dans le monde déclarent avoir ressenti « beaucoup de stress pendant une grande partie de la journée précédente », selon l'édition

2025 d'une enquête menée depuis vingt ans par l'Institut Gallup dans 144 pays. Ils étaient moins de trois sur dix en 2006, lors du premier sondage. En tête des populations les plus touchées, celles du Rwanda et de la Sierra Leone, avec plus de six adultes sur dix concernés. La France est, selon cet indicateur, juste au-dessous de la moyenne mondiale.

Le stress, défini par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OMS) comme « un état d'inquiétude ou de tension mentale causé par une situation difficile », peut entraîner, s'il est trop important, précise l'organisation, des problèmes de santé physique et mentale : trouble du sommeil, difficulté à se concentrer, modification des habitudes alimentaires, maux de tête ou de ventre, anxiété, etc.

Alors qu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pléthore de « coaches santé et bien-être » abreuvent de conseils – peu fiables pour la plupart – pour réduire son stress en quelques minutes, que dit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Des microgestes ou actions rapides peuvent-ils nous aider au quotidien? Que connaissons-nous du dialogue entre nos sensations corporelles et l'activité cérébrale?

Grâce aux neurosciences, nous savons désormais qu'il n'existe pas une région unique du cerveau qui «ressentirait» le corps. Les informations corporelles circulent au sein de systèmes interconnectés, dessinant ce que l'on peut appeler un «cerveau affectif», qui comprend l'insula, une région stratégique profondément enfouie dans le cortex. En situation de stress, ces réseaux modulent le système nerveux autonome, notamment sa branche sympath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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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der

des réserves

d'eau douce

sous la mer

Des chercheurs en géologie emploient l'électromagnétisme pour une campagne d'études dans la plaine du Roussi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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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Nobel de

médecine salue

les pionniers de

l'optogénétique

Karl Deisseroth, Peter Hegemann et Georg Nagel ont mis au point cette technique qui utilise la lumière pour «allumer» ou «éteindre» les neurones cibl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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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tien

Patrick Michel

surfe sur

la science

des astéroïdes

Selon l'astrophysicien, la multiplication des missions d'étude de ces corps célestes est une opportunité sans ég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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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u douce sous la mer sondée par électromagnétisme

GÉOPHYSIQUE - Une mission espère caractériser la transition entre les nappes d'eau douce et d'eau salée dans la plaine du Roussillon

Installation du dispositif d'injection pour la méthode géophysique CSEM, à Saint-Cyprien (Pyrénées-Orientales), le 14 septembre. ÉMELINE LAMBRETH

SAINT-CYPRIEN (PYRÉNÉES-ORIENTALES)

ET À BORD DU « FOSELEV-AGATE » - envoyé spécial

L a nuit est tombée sur le parking du golf de Saint-Cyprien (Pyrénées-Orientales). En ce mercredi 16 septembre, François Bretau deau s'avance, traînant derrière lui des rouleaux de câbles électriques

qu'il connecte à la sortie de l'émetteur placé dans un camion. Puis, après avoir démarré le groupe électrogène et branché l'alimentation, il lance le début de la séquence d'injection. Chercheur au Bureau de recherches géologiques et minières (BRGM) à Orléans, il est l'un des spécialistes mondiaux d'une des méthodes de géophysique développées pour les besoins de l'industrie pétrolière offshore: l'électromagnétisme à source contrôlée, ou controlled source electromagnetic (CSEM). Ce procédé consiste à observer la manière dont un champ électromagnétique, produit artificiellement, diffuse dans le sous-sol.

«La façon dont ce signal s'atténue dépend de la résistivité électrique des milieux rencontrés, explique l'expert. En l'analysant, on peut en déduire des informations sur la nature et l'emplacement de roches et de fluides. Ce qui peut être utile pour la géothermie et la prospection de certains minéraux ou lorsqu'il s'agit, comme ici, de différencier, dans une nappe souterraine, l'eau salée, très conductrice, de l'eau douce, qui l'est moi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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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s l'on descend, plus l'eau est douce »

La campagne scientifique à laquelle ce géophysicien participe avec une quinzaine de ses collègues, épaulés par des techniciens du bureau d'études Attis Environnement, dans le cadre du projet Aquimer coordonné par le BRGM, fait appel à des moyens hors norme : un catamaran de transport de 20 mètres, des véhicules, du matériel électrique et électronique, etc. Des capteurs de champ magnétique seront alignés perpendiculairement à la côte sur un tronçon s'enfonçant sur 3 kilomètres à l'intérieur des terres et s'en écartant de plus de 30 kilomètres vers le large. Avec un objectif: confirmer le prolongement en mer d'un aquifère, une formation géologique riche en eau douce contribuant à l'approvisionnement de la plaine du Roussillon, confrontée à de grandes difficultés.

Aux sécheresses à répétition s'ajoute une surexploitation des réserves souterraines pour les besoins de la population et de l'agriculture. En période de déficit, la situation s'aggrave sur le littoral, où les remontées d'eau salée se multiplient et s'accentuent, polluant les nappes. « Or, ce phénomène s'avère difficile à anticiper », raconte Yvan Caballero, hydrogéologue au BRGM, sur le site de l'Observatoire DEM'Mer, en bordure de la promenade de Saint-Cyprien. Consacré à la surveillance des intrusions salines, ce laboratoire automatisé comprend cinq forages dissimulés sous des plaques métalliques au pied d'une résidence.

L'aquifère du Roussillon est constitué d'un empilement de 350 mètres de sable et d'argiles datant de l'ère pliocène, surmontés d'alluvions déposées au quaternaire. Son fonctionnement est complexe. Le chercheur, piézomètre électrique à la main, contrôle le niveau de remplissage de chaque installation. « On aurait pu penser que, avec la proximité du littoral, le fond du plus profond de nos puits serait occupé par de l'eau de mer, plus dense. Mais, c'est le contraire : plus l'on descend, plus l'eau est douce! », souligne-t-il.

Quelque part dans le sous-sol, les nappes d'eau douce souterraine cèdent forcément la place à l'eau de mer. Mais les chercheurs ignorent où se situe la zone de transition. Est-ce à l'intérieur des terres ? Ou au large, peut-être comme sur les marges du New Jersey (Etats-Unis) où des systèmes hydrauliques de ce type furent découverts en 2009, à plus de 40 kilomètres du rivage ? « C'est ce que cette campagne va essayer de déterminer en combinan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s mesures géophysiques réalisées à terre et en mer », raconte l'hydrogéophysicienne Angélie Portal, du BRGM.

A 22 heures, François Bretaudeau envoie depuis les émetteurs installés dans le camion de forts courants sur deux amas de piquets métalliques plantés dans ce pré, créant un dipôle qui génère un champ électromagnétique. Puis, après avoir déplacé son véhicule, il recommence la manipulation. Il répétera les mêmes gestes pas moins de 14 fois sur autant de paires d'électrodes. Les résultats sont enregistrés par des stations de mesures déployées sur le sol et dans l'eau. L'expérience prend fin à 4 h 30 du matin. Elle avait démarré près de vingt-quatre heures plus tôt, dans le port voisin de Barcarès (Pyrénées-Orientales), avec l'embarquement de l'équipe de la société spécialisée Mappem Geophysics, basée à Saint-Renan (Finistère), à bord du navire Foselev-A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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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lleure gestion des ressources »

Ce matin-là, l'ingénieur Quentin Daverdisse et ses collègues Paul Dubegny et Corentin Régné avaient gagné la zone de test, face à la plage nord de Saint-Cyprien, et mis à l'eau un câble de 100 mètres soutenu par des bouées et portant deux « poissons » jouant le rôle d'électrodes. Ils avaient injecté du courant dans cette ligne traînée par le bateau et passé l'après-midi à effectuer de lents allers-retours au-dessus des cinq stations réceptrices d'un premier segment de 4 kilomètres. « Elles seront déplacées et immergées plus au large dans les jours à venir, de façon à couvrir une distance totale de 30 kilomètres », avait précisé Quentin Daverdisse, qui modifie la fréquence du signal avant chaque passage. Celle-ci détermine le niveau de profondeur sondé.

La nappe d'eau douce, si elle existe, pourrait se trouver à 300 ou à 500 mètres en dessous du fond de la mer. Où exactement ? C'est ce que l'équipe va essayer d'établir en confrontant les données obtenues à d'autres études. « Nous ne partons pas de rien, observe Simon Védrine, du BRGM, à Orléans. Deux précédentes campagnes océanographiques d'études sismiques en 2000 et en 2025 ont déjà livré beaucoup d'informations sur la cartographie des couches géologiques. Et il est prévu que Mappem Geophysics revienne en avril 2027 réaliser d'autres types de mesures. » Ces données iront alimenter des modèles géologiques développés avec l'aide du laboratoire Geo-Océan (CNRS, Ifremer) et des universités de Montpellier et de Perpignan. Ou seront utilisées par l'Institut français du pétrole et des énergies nouvelles afin de simuler l'histoire du territoire sur 10 millions d'années.

Dans quel but? «Si nous cherchons à caractériser l'aquifère du Roussillon sur sa partie marine, c'est pour mieux comprendre son fonctionnement général en vue de contribuer à une meilleure gestion des ressources en eau de la région», précise Eric Lasseur, coordinateur d'Aquimer. Le projet ne prévoit pas d'établir si ces éventuelles réserves méditerranéennes d'eau douce sont exploitables. Pour le savoir, il faudrait réaliser des forages océaniques et récupérer des échantillons. Mais cela nécessiterait d'énormes moyens financiers.

VAHÉ TER MINASSIAN

Incertitudes sur le futur accélérateur de particules du CERN

PHYSIQUE - Les discussions autour du projet de collisionneur circulaire n'ont pas balayé les inquiétudes. La décision est prévue en 2028

THOIRY (AIN) – envoyée spéciale

Une bonne centaine de personnes ont participé, mercredi 30 septembre, à la salle des fêtes du Creux, à Thoiry (Ain), à la réunion de clôture du débat public sur le projet d'accélérateur de particules du CERN, le Laboratoire européen pour la physique des particules. L'enthousiasme n'était pas au rendez-vous, quatre mois après le lancement, par la Commission nationale du débat public (CNDP), des consultations au sujet du futur collisionneur circulaire (FCC).

«Je ne suis pas si sûre que le projet va voir le jour», a expliqué à cette assistance Ursula Bassler, directrice des relations extérieures du CERN. Dans une salle organisée en «bocal à poissons» (en cercles concentriques), elle s'est retrouvée, avec les autres intervenants, entourée de citoyens habitant le territoire concerné, entre la France et la Suisse. Ces derniers semblent toujours peu favorables à la concrétisation du projet.

«Je n'en suis pas sûre parce que je vois toutes les inquiétudes [suscitées par le projet], dans tous les Etats membres » qui devront se prononcer, a précisé la physicienne des particules franco-allemande, évoquant, entre autres, le financement de cet accélérateur. Mais, « sincèrement », a-t-elle ajouté, « si l'on veut faire quelque chose dans un temps raisonnable et sans perdre le savoir-faire d'un grand projet », le FCC est la « meilleure solution dans un débat international ». Il reste « raisonnable au niveau du potentiel scientifique [des collisionneurs] (...) et est de loin la machine préférée de toute la communauté européenne et, au-delà, d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

En face, pourtant, des citoyens s'interrogent toujours. « Que vat-on gagner avec ce projet?, a ainsi interpellé l'astrophysicien David Ehrenreich. Je suis inquiet de voir que l'enthousiasme est complètement absent de toutes les interventions. J'ai moi-même du mal à comprendre ce que cela nous apporterait. Quid des avantages, je ne sais pas, en matière d'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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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 sujet central » de l'eau

L'ancienne ministre et actuelle députée (Renaissance) de l'Ain Olga Givernet, favorable au projet au point d'en parler d'abord au futur de l'indicatif (elle a été reprise par une femme du public à ce propos, la décision de sa réalisation, ou non, n'étant à ce stade officiellement pas prise) a, quant à elle, jugé que ce projet pouvait être l'«occasion de se projeter sur des infrastructures nouvelles » pouvant améliorer le quotidien des habitants. Elle a ainsi proposé de remettre en activité une voie ferroviaire locale aujourd'hui désaffectée, en vue de permettre le transport des camions sur rail, en particulier ceux chargés de l'excavation des déchets de ce chantier.

Autre ancienne ministre présente, Dominique Voynet, députée (Les Ecologistes) du Doubs, a admis que le projet porté par le CERN et par Réseau de transport d'électricité (RTE) était « sans doute » intéressant d'un point de vue scientifique. « Dans le contexte budgétaire, diplomatique, scientifique, actuel, est-ce ma priorité des priorités ? Eh bien peut-être pas. »

« On ne voit pas ce projet comme un projet scientifique seulement. On le voit comme un chantier » que le territoire « ne peut pas absorber », a pour sa part avancé Jérémie Courlet, maire (sans étiquette) de la petite commune de Minzier (Haute-Savoie). « Dès qu'ils ont assez d'informations sur ce projet, les gens s'inquiètent», dit-il. «Cela veut dire que, plus il y a d'informations, plus il y a d'opposants?», lui a demandé Claire Bouteloup, membre de l'équipe de la CNDP. «Je pense, oui», a répondu l'élu, évoquant par ailleurs la problématique de l'eau. «Des communes se font ravitailler en eau en ce moment par des camions-citernes. C'est un sujet central. » De fait, le FCC en consommerait environ 1,9 million de mètres cubes par an pour son exploitation, soit l'équivalent d'un an de consommation d'une ville de 35 000 habitants.

Le maire (LR) de Gex (Ain), Patrice Dunand, a, quant à lui, vanté la « vraie culture CERN » de son département: « Nous avons peut-être beaucoup moins de craintes et d'a priori que d'autres sur ces projets. » Mais « cela n'empêche pas d'avoir la même vigilance sur des considérations qui ne sont pas accessoires », a-t-il ajouté, citant la question du logement et, lui aussi, celle de l'eau qui «inquiète beaucoup» la population.

Lors des différents événements organisés dans le cadre de ce débat public, environ 2500 participants ont été comptabilisés (dont certains se sont déplacés à plusieurs reprises). David Chevallier, membre de la CNDP, président du débat, admet « un peu de déception » face à l'affluence lors de cette ultime réunion. Mais, reconnaît-il aussi, « c'est difficile de se projeter aujourd'hui sur un projet pareil », alors que les interrogations sur l'état de la France, de l'Europe et du monde, sont nombreuses. La décision de réaliser, ou non, ce projet sera prise par le conseil du CERN rassemblant 25 Etats membres, dont la France et la Suisse. Elle est attendue en 2028, au plus tôt, pour un lancement éventuel au milieu des années 2040.

FANNY HARDY

PRIX NOBEL DE MÉDECINE

Un trio récompensé pour sa technique d'activation des neurones par la lumière

NEUROSCIENCES - Les trois lauréats, Georg Nagel, Peter Hegemann et Karl Deisseroth, sont parvenus à manipuler des catégories de cellules nerveuses grâce à leurs travaux sur l'optogénétique

Georg Nagel, à Wurtzbourg (Allemagne). HO/RUDI MERKL/VIA REUTERS

Peter Hegemann, à Berlin, en 2021. UNI. ZU BERLIN VIA REUTERS

Percer les secrets du cerveau en manipulant les neurones. C'est pour la mise au point de l'optogénétique, une technique très ingénieuse permettant de réaliser cet exploit, que sont récompensés, lundi 5 octobre, les trois lauréats du prix Nobel de physiologie ou médecine 2026 : l'Américain Karl Deisseroth et les Allemands Peter Hegemann et Georg Nagel. Une stratégie brillante et audacieuse qui tire ses superpouvoirs d'un pacte inattendu entre deux elfes, le génie génétique et l'optique, créant cette « fée lumineuse » aussi précise que puissante.

Karl Deisseroth, à Stanford (Californie), en 2021. JIM GENSHEIMER/AFP

L'enjeu est double: comprendre comment le cerveau forme les souvenirs, les émotions, les comportements; mais aussi développer des traitements contre des troubles de la vision ou diverses maladies neurologiques ou psychiatriques. En 2021, un tout premier patient aveugle, atteint de rétinite pigmentaire, une maladie qui touche près de deux millions de personnes dans le monde, a pu recouvrer une partie de la vision grâce à un traitement optogénétique.

« C'est une récompense très méritée que tous les spécialistes attendaient », se réjouit l'ophtalmologue José-Alain Sahel, fondateur et ancien directeur de l'Institut de la vision, à Paris, aujourd'hui à l'université de Pittsburgh (Etats-Unis), qui a codirigé l'essai clinique mené sur ce patient aveu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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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aventure fascinante

C'est, en réalité, une aventure fascinante que met à l'honneur le comité Nobel. Mais avant de la relater, il faut rendre hommage à un visionnaire: le Prix Nobel 1962 Francis Crick, codécouvreur de la structure de l'ADN. Dès 1979, il prédit que, pour progresser dans l'étude du cerveau, il faudrait pouvoir « allumer » et « éteindre » des neurones à la demande. Et pour le faire, « le signal idéal serait la lumière », ajoutait-il.

En 2002, trois biophysiciens de l'Institut Max-Planck, en Allemagne – Peter Hegemann et Georg Nagel et Ernst Bamberg, un des grands oubliés de ce prix – annoncent avoir percé un secret: comment une algue unicellulaire (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 parvenait-elle à se diriger vers la lumière? Sa membrane, découvrent-ils, est dotée d'une molécule sensible à la lumière, une opsine. Celle-ci forme un canal qui s'ouvre en présence de lumière verte, laissant alors entrer des ions positifs dans la cellule de l'algue... ce qui la propulse vers les zones éclairées.

Puis, en 2003, le trio décrit une opsine particulière, la channelrhodopsine-2 (CR2), qui ne s'ouvre que sous l'effet d'une lumière bleue. Soulignons que notre œil est lui aussi doté d'opsines. « Mais elles fonctionnent très différemment de celles utilisées en optogénétique », précise Claire Wyart, biophysicienne et neurobiologiste à l'Institut du cerveau, à Paris.

C'est alors qu'entre en scène un psychiatre américain, Karl Deisseroth, de l'université Stanford (Californie), et son postdoctorant Edward Boyden – autre oublié de ce prix Nobel. « Découvrant le travail de l'équipe allemande, il la contacte pour obtenir leur gène de l'opsine », raconte Claire Wyart. Et se lance un défi: appliquer cet outil à l'étude des circuits cérébraux. Grâce à un virus, l'équipe de Stanford réussit à introduire le gène de la CR2 dans des neurones de souris en culture. Ces cellules répondent alors à la lumière! Ce travail sera publié en 2005 dans Nature Neuroscience. Cité plus de 2100 fois, il propulsera le duo américain sur le devant de la scène.

Mais comment cibler les seuls neurones dont on veut contrôler l'activité? C'est là qu'intervient le génie génétique. Les chercheurs vont placer le gène de l'opsine CR2 sous le contrôle d'une « adresse génétique », afin d'atteindre les neurones visés. Puis ils vont introduire cette construction génétique dans un « vecteur », un virus rendu inoffensif. Une fois injecté dans l'œil ou le cerveau d'un animal, le virus infectera les neurones. Seuls ceux qui auront été ciblés de la sorte produiront la fameuse opsine.

En suivant cette approche, les chercheurs de Stanford parviennent, en 2007, à activer des neurones dans le cerveau de souris vivantes. Mieux encore, ils introduisent ce gène dans un type de neurones qui contrôle les mouvements. En les illuminant à l'aide d'une fibre optique introduite dans le cerveau, ils réussissent à contrôler les mouvements des vibrisses de ces rongeurs. Karl Deisseroth nomme cette technique « optogénétique ». Restait à trouver le moyen d'inhiber les neurones. Entre en scène une archéobactérie, dotée d'une protéine qui, une fois activée par une lumière jaune, laisse pénétrer des ions négatifs dans le neurone – qu'elle éteint a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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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elles de paternité

«La technique s'est rapidement démocratisée dans les laboratoires, car tout est arrivé en même temps : les virus pour délivrer les gènes des molécules photosensibles dans des cellules spécifiques, mais aussi les LED pour conduire la lumière dans les tissus cérébraux par fibre optique», se souvient Alexandre Mourot, chercheur Inserm à l'Ecole supérieure de physique et de chimie industrielles de la Ville de Paris, un des premiers à importer, en 2012, l'optogénétique en France. «Karl Deisseroth a eu l'intelligence de partager gratuitement ses outils. Il proposait aussi des ateliers à Stanford pour se former», dit-il.

La technique, cependant, s'est vite trouvée au cœur d'intenses querelles de paternité. En 2013, le Brain Prize récompensera d'ailleurs six chercheurs: outre les trois lauréats du prix Nobel 2026, il honorait aussi Edward Boyden, Ernst Bamberg et Gero Miesenböck (université d'Oxford, Royaume-Uni), le premier à démontrer qu'il était possible de contrôler l'activité des neurones avec de la lumière. Pour autant, «c'est vraiment Peter Hegemann qui a découvert le fonctionnement des opsines qui seront utilisées en optogénétique. Ensuite, Karl Deisseroth a collaboré avec lui pour les optimiser en vue de développer des applications en neurosciences», précise Claire Wyart.

Pour quelles applications? En neurosciences, l'optogénétique a ouvert une « nouvelle ère », estime le comité Nobel de l'Institut Karolinska, à Stockholm. Celle du décryptage des circuits neuronaux en jeu dans la mémoire, la peur, l'éveil, l'attention, le système de récompense, la régulation du rythme circadien, la douleur, la locomotion, le déclenchement de la fièvre, mais aussi dans les dérèglements de l'humeur ou les troubles addictifs... les exemples foisonnent.

Parmi les découvertes marquantes, l'équipe de Karl Deisseroth parviendra, en 2012, avec le Japonais Susumu Tonegawa, à activer un « engramme » mnésique dans le cerveau de souris – un des circuits neuronaux assurant le stockage d'un souvenir, lié ici à la peur.

«Le cerveau humain adulte compte environ 90 milliards de cellules nerveuses, chacune formant des milliers de connexions avec d'autres cellules nerveuses, explique l'Institut Karolinska. Grâce à l'optogénétique, les chercheurs peuvent désormais déterminer précisément quelles cellules nerveuses, au sein d'un faisceau complexe, contrôlent différentes fonctions cérébrales. »

La technique permet aussi de cartographier les fonctions cellulaires en dehors du cerveau. L'équipe de Karl Deisseroth, toujours elle, a ainsi montré que le rythme cardiaque influence nos émotions: un effort accru du cœur, par exemple, peut renforcer l'anxiété.

Qu'en est-il des applications médicales? L'optogénétique « a permis de mieux comprendre les caractéristiques distinctives de troubles psychiatriques et neurologiques comme la dépression, l'anxiété, la schizophrénie, la maladie d'Alzheimer et la maladie de Parkinson », ajoute l'instance suédoise.

Pour l'heure, l'enjeu le plus évident est la restauration de la vision, l'œil étant la seule partie du cerveau directement accessible à la lumière. Un des pionniers, à cet égard, est le médecin et mathématicien suisse Botond Roska, de l'Institut Friedrich-Miescher de recherche biomédicale, à Bâle (Suisse). En 2010, avec l'équipe de José-Alain Sahel, alors directeur de l'Institut de la vision à Paris, il a copublié une étude montrant comment restaurer l'activité de photorécepteurs chez des souris aveu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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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esses thérapeutiques

En 2021, une étape cruciale est franchie par cette équipe : un tout premier patient, dans le cadre d'un essai clinique, a bénéficié de cette technique. Devenu aveugle à la suite d'une rétinite pigmentaire, une maladie qui détruit les cellules photoréceptrices de la rétine, il a pu distinguer et saisir des objets sur une table grâce à l'insertion d'une opsine dans sa rétine, moyennant le port de lunettes spéciales émettrices de lumière. La suite de cet essai, « sur dix patients, devrait être très prochainement publiée », glisse José-Alain Sahel.

C'est, en réalité, une série bien plus large de promesses thérapeutiques qu'ouvrent les découvertes réalisées grâce à l'optogénétique. Il reste impossible, pour l'heure, d'agir ainsi directement sur le cerveau humain : les os du crâne ne laissent pas passer la lumière. «Mais grâce aux connaissances acquises chez l'animal, nous pouvons développer des techniques non invasives, comme la stimulation magnétique transcrânienne ou les ultrasons, pour cibler les circuits qui dysfonctionnent dans diverses maladies neurologiques ou psychiatriques», assure Claire Wyart.

HERVÉ MORIN

ET FLORENCE ROSIER

TÉLESCOPE

PALÉONTOLOGIE

Un cousin disparu du yak découvert grâce à son ADN

Une espèce de bovin jusqu'alors inconnue, aujourd'hui disparue, a été identifiée grâce à des traces d'ADN trouvées dans des fragments d'ossements tirés de la grotte sibérienne de Denisova et de sites alentour. Les analyses génomiques conduites par une équipe internationale dirigée par Love Dalén (université de Stockholm) suggèrent qu'il s'agissait d'un proche parent du yak. Les deux espèces auraient commencé à diverger il y a 400 000 ans, avant de se séparer il y a 250 000 ans. Les 20 génomes reconstitués montrent une perte de la diversité génétique il y a environ 120 000 ans, lors de la période interglaciaire – comme si ce réchauffement avait nui à un animal adapté au froid. Le spécimen le plus récent date de 27 000 ans, et les chercheurs estiment que l'espèce, à laquelle ils n'ont pas encore donné de nom, a disparu peu après.

» J. Oppenheimer et al., « Current Biology », 5 octo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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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TÉRIOLOGIE Le staphylocoque doré amateur de lait

Les propriétés du staphylocoque doré, germe responsable de nombreuses infections en médecine humaine et vétérinaire, dépendent de l'environnement où il se développe, selon une étude menée à l'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pour l'agriculture, l'alimentation et l'environnement (Inrae). Dans un milieu lacté, la bactérie incorpore des protéines du lait dans sa membrane, ce qui la rend trois fois plus épaisse que lorsqu'elle a été en croissance dans du sérum. En outre, les lipides du lait stimulent la production de pigment, ce qui entraîne une augmentation de virulence du staphylocoque doré et une plus grande résistance au stress oxydatif. Au total, selon les expériences des chercheurs, cette bactérie est plus résistante aux antibiotiques prescrits pour une mastite (infection des glandes mammaires) quand elle s'est développée dans du lait. Un paramètre possiblement à prendre en compte pour le traitement de ces infections.

Léguillier et al., « Communications Biology », 1er octo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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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RONOMIE Découverte d'une planète de « seconde génération »

de « seconde génération »

Une équipe internationale pense avoir observé une planète en formation à partir de la matière éjectée par une étoile en fin de vie, ce qui serait une première. Les astronomes ont travaillé à partir des données récoltées par le télescope spatial Hubble sur la naine blanche HS 0209 + 0832. Celle-ci présente une atmosphère ayant une signature chimique très inhabituelle. Or, les naines blanches, qui sont le cœur effondré d'étoiles ayant épuisé leur combustible, attirent la matière des planètes voisines. Cette signature chimique, qui renseigne sur les planètes en orbite, est généralement dominée par des éléments constitutifs des roches, comme le silicium et le fer. Ici, la présence d'hélium et l'absence d'éléments rocheux terrestres suggèrent que la naine blanche accrète de la matière provenant d'une planète géante gazeuse, notent les chercheurs.

J. Williams et al., « Nature Astronomy », 5 octobre

Un test urinaire améliorerait le diagnostic du cancer de la vessie

Des chercheurs de l'université Stanford et du centre hospitalier Palo Alto, en Californie, ont mis au point un nouveau moyen de diagnostiquer le cancer de la vessie. Ce test urinaire permet aussi de prédire l'efficacité d'une immunothérapie ou d'une chimiothérapie et d'évaluer la réponse au traitement. Plutôt que de rechercher les mutations liées au cancer dans l'ADN, comme le font les biopsies de sang et d'urine, ce test mesure directement l'ARN messager émis par les cellules tumorales. L'avantage, c'est que l'ARN reflète les gènes qu'une cellule cancéreuse utilise activement, ce qui permet de capturer le comportement d'une tumeur en plus de sa présence. L'étude s'est appuyée sur 683 échantillons d'urine de patients et a correctement détecté 95 % des cancers.

K. Liu et al., « Nature Medicine », 2 octobre

| Depuis 1970 | Depuis 1988 | Depuis 1995 | Le STAI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40 questions qui évaluent l'anxiété. | Le PSS-10 (Perceived Stress Scale)10 questions qui évaluent la perception de stress chronique ou récent. | Le DASS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21 questions dans la version courte évaluant des symptômes combinés. | # Six actions pour contrer le stress étudiées par les cherch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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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orps est mobilisé: le rythme cardiaque et la pression artérielle augmentent, la sudation s'accroît et l'activation de l'axe hormonal du stress peut entraîner une élévation d'une hormone, le cortisol.

Partout dans le monde, des chercheurs explorent des pratiques apaisantes simples et rapides. Sans minimiser leurs limites scientifiques. De fait, aucun biomarqueur unique du stress n'a été identifié. Pour cerner un état de tension, ces scientifiques multiplient les mesures quantitatives sur et dans le corps, et demandent de remplir des autoquestionnaires psychométriques avant et après ces pratiques.

Ces recherches, souvent de petite taille et conduites avec des moyens limités, sont scientifiquement faillibles. « Elles reposent sur des preuves de concept, ce que l'on appelle des "signaux d'effets", mais il faudrait dépenser des fortunes pour atteindre des niveaux de preuve tels que ceux exigés dans l'industrie du médicament », explique Thomas Similowski. Ce pneumologue à l'hôpital de la Pitié-Salpêtrière (Paris), également professeur à faculté de santé Sorbonne Université, a pu observer cliniquement les effets apaisants de certaines microactions, du contrôle de la respiration au toucher bienveillant ou à la pratique de la méditation. « Ces approches ne sont pas des soins, mais elles ont pour objectif confort et prévention, note-t-il. Comme il n'y a aucun profit évident à la clé, il est difficile de financer ces recherches. »

De nombreux scientifiques utilisent ces approches pour aider des personnes malades à mieux gérer leur stress. Mais il s'agit ici d'estimer l'effet sur des personnes bien portantes. Or, le poids scientifique des études les concernant est plus faible. « Ces pratiques destinées à une population générale peuvent avoir des effets qualifiés statistiquement de "petits à modérés", mais cela n'invallide en rien leur efficacité, observe le professeur en pédopsychiatrie et chercheur en épidémiologie Cédric Galera (hôpital Charles-Perrens, Inserm, université de Bordeaux). L'effet, réel, est encore plus marqué chez certains individus. »

Tour d'horizon de six pistes explorées par les chercheurs, boîte à outils à disposition pour alléger le stress au quotid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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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ôler sa respiration

Le contrôle du souffle est une pratique apaisante mentionnée dans des textes indiens depuis des siècles. Accessible à tout un chacun, il consiste à ralentir sa respiration afin que celle-ci soit cohérente avec le rythme cardiaque.

« L'idéal est de le faire en gonflant le ventre pour une meilleure amplitude respiratoire », précise Thomas Similowski. A raison de six respirations par minute, soit un cycle de cinq secondes d'inspiration et cinq secondes d'expiration, « se produit un phénomène de résonance dans l'organisme », poursuit le cofondateur de la Fondation du souffle, qui lutte contre les maladies respiratoires. « Les deux ondes de régulation du nerf vague, l'une directe, liée au tronc cérébral, et l'autre indirecte, liée à la régulation de la pression artérielle, se synchronisent. L'activité du système nerveux parasympathique, le frein physiologique du corps, est maximisée, ralentissant instantanément le cœur et faisant chuter le cortisol. » L'application gratuite Respirélax+, véritable guide de respiration développé par les thermes d'Allevard (Isère) pour se relaxer, a été téléchargée par quatre millions de personnes depuis son lancement, en 2012.

Pour un effet encore plus apaisant, il est préférable de privilégier la respiration par le nez, ajoute Thomas Similowski. L'air, ainsi réchauffé et humidifié, « protège le poumon profond de 90 % des impuretés et stimule les cils olfactifs branchés de manière directe sur le cerveau. Ce couplage mécanique exacerbe les effets du contrôle respiratoire sur le système nerveux ».

Une équipe de l'université de Hongkong a sélectionné 31 publications présentant des mesures quantitatives sur plus d'un millier de personnes en bonne santé. Leur méta-analyse, publiée en 2024, souligne que cette pratique fait diminuer la pression artérielle systolique et que le rythme du cœur varie davantage d'un battement à l'autre, signe d'une meilleure adaptabilité. Les effets sur le stress, mesurés par autoquestionnaires, sont « plus modestes » et « des recherches plus approfondies » seront nécessaires, disent les auteurs. « Ces exercices doivent trouver leur place dans une médecine intégrative pour soulager, mais il faut veiller à ne pas les survendre ni à les surinvestir, renchérit Thomas Similowski. Ils apportent un soutien précieux pour gérer des situations d'anxiété, mais ils ne remplacent pas les traitements médicaux et ne guérissent pas les pathologies somatiques ou les causes profondes d'un problème soci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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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ger intensément

Sport en salle accueillant plus de 75 millions d'abonnés en Europe, course à pied devenue « running connecté » et séduisant le quart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l'essor de l'exercice physique reflète une aspiration croissante, chez certains, vers plus de santé et de bien-être.

Depuis 1985, date à laquelle le professeur William Morgan (université de Wisconsin-Madison, Etats-Unis) a publié son étude pionnière sur l'exercise psychology, une kyrielle de travaux scientifiques documente l'apport du sport pour réduire stress et anxiété. Une nouveauté : de récentes recherches soulignent qu'il n'est pas besoin de pratiquer des heures durant pour se sentir plus détendu.

Vélo d'appartement, montée d'escaliers... Une seule séance d'exercice physique peut réduire modestement l'anxiété, montrent deux méta-analyses publiées en 2015 (Ensari et al.) et en 2024 (Weinstein et al.). « Pendant longtemps, on a cru qu'il était nécessaire d'exercer une activité endurante, constate l'ancien spécialiste du 1500 mètres Fabien Legrand, enseignant-chercheur en psychologie de l'activité physique à l'université de Reims (Marne). On sait désormais que même des séances de renforcement musculaire ou de zumba, plus courtes et plus intenses, sont efficaces. »

Une recherche (Ginty et al., 2026) réalisée auprès d'un petit groupe de vingtenaires en bonne santé suggère que dix minutes d'exercice intense, à 70 % de la fréquence cardiaque maximale, ont un effet apaisant. « On peut estimer sa fréquence cardiaque maximale en soustrayant son âge au chiffre 220. A 53 ans, ma fréquence cardiaque maximale se situe autour de 170 à 175 battements par minute », raconte Fabien Legrand, conseiller scientifique de l'association Je bouge pour mon moral.

Que se passe-t-il biologiquement pendant l'effort? « L'augmentation du flux sanguin cérébral permet une meilleure irrigation du cerveau. Certaines réponses neuro-hormonales comme la libération d'adrénaline et de noradrénaline, génèrent un état d'éveil, écrivent les auteurs de la métaanalyse de 2024. L'exercice engendre également une hausse des niveaux de bêta-endorphines et de sérotonine, molécules chimiques du cerveau intimement liées aux sensations de plaisir, d'apaisement et de régulation de l'humeur. » Point de certitudes absolues, cependant. « Les preuves de chacun de ces chemins biologiques pris individuellement ne sont pas encore robustes dans la littérature scientifique. Il faut plutôt envisager un effet combiné de ces modifications biologi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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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uter de la musique choisie

Nous ne sommes pas tous égaux face à la musique. Les hyperhédoniques ont un besoin quasi obsessionnel d'en écouter, les anhédoniques peuvent posséder une excellente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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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 APPROCHES NE SONT PAS DES SOINS, MAIS ELLES ONT POUR OBJECTIF CONFORT ET PRÉVENTION »

CEDRIC GALLERA

PROFESSEUR EN PÉDOPSYCHIATRIE

ET CHERCHEUR EN ÉPIDÉMIOLO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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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des autoquestionnaires psychométriques

Source : Le Monde • Infographie Le Monde, Laure Belot, Audrey Lagadec

musicale, mais le plaisir de l'écoute, contrairement à d'autres plaisirs, leur est inaccessible. Pour tous, cependant, l'effet de la musique est fulguérant. « En moins de deux secondes, un être humain est capable de comprendre la valence émotionnelle d'un morceau, s'il a été imaginé pour procurer de la joie, de la tristesse ou de la sérénité », relève la neuroscientifique italienne Laura Ferreri.

Pendant ses recherches à l'université de Barcelone (Espagne) en 2019, cette chercheuse, désormais à l'université de Pavie, en Italie, a apporté la première preuve causale d'une véritable mécanique chimique cérébrale : la dopamine gouverne directement le plaisir musical. D'ailleurs, ajoutet-elle, « si nous écoutons pendant trente secondes un passage de notre morceau favori, nous pouvons avoir des frissons ».

La musique ne bloque pas l'apparition du stress, mais elle agit comme un puissant accélérateur du retour au calme. Sous le tempo d'une musique relaxante – le plus efficace se situe entre 60 et 80 battements par minute –, l'alpha-amylase salivaire, marqueur de l'activité du système sympathique, et l'arythmie sinusale respiratoire, marqueur de l'activité parasympathique, reviennent à leur état de repos significativement plus vite que si la personne était restée assise en silence. Une méta-analyse néerlandaise (De Witte et al., 2020) rassemblant 104 essais cliniques confirme une précédente étude de 2004. La musique seule a un effet antistress significatif sur les plans physiologique et psychologique dans un délai bref (de cinq à quinze-vingt minutes, selon les études).

Le cerveau est un « un expert implicite de la perception de la musique », remarque Barbara Tillmann, directrice de recherche au CNRS et coautrice du livre La Symphonie neuronale (HumenSciences, 2020). « Les recherches en neurosciences ont révélé que la musique mobilise un vaste réseau de régions cérébrales interactives qui se synchronisent. Au-delà des seules aires auditives, elle sollicite, par exemple, les régions motrices, le circuit émotionnel et le système de récompense », explique-t-elle. Cette spécialiste poursuit : « Les émotions musicales naissent en partie d'un jeu permanent entre attentes et surprises. Le fait de confirmer, de déjouer ou de réorienter les prédictions de l'auditeur crée des moments musicalement expressifs et des émotions. »

Les auteurs de la méta-analyse de 2020 notent que, « compte tenu des faibles coûts et de l'absence d'effets secondaires des interventions musicales, les effets tranquillisants modérés de la musique sont très significatifs pour la prévention et le traitement des problèmes liés au st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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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r un contact physique rassurant

Serrer un coussin confortable dans ses bras, recevoir la caresse d'une personne bienveillante, être recouvert d'une couverture lestée, etc. Longtemps ignorés, les bienfaits d'un toucher rassurant sont désormais scientifiquement reconnus.

Le psychologue allemand Julian Packheiser a codirigé en 2024, avec l'équipe du Social Brain Lab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Pays-Bas à Amsterdam, l'une des plus vastes synthèses jamais réalisées sur le sujet. Publiée dan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elle rassemble plus de 210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auxquelles ont participé près de 13 000 adultes, enfants et nouveau-nés. Après un toucher bienveillant statique ou dynamique, « trois effets particulièrement forts apparaissent chez les adultes et les enfants », déclare l'auteur principal, citant « une baisse de la douleur, une diminution du stress et de l'anxiété ». Les nouveaunés bénéficiant d'un peau à peau, par exemple, prennent, eux, plus de poids et leur métabolisme régule mieux leur taux de cortisol.

C'est en 1945 que le psychiatre austro-américain René Spitz alerte le premier sur la situation délètre des nourrissons élevés en institutions publiques sans soins maternels. Il ne mentionne pas spécifiquement l'absence de toucher. Il faudra attendre les années 1980 pour qu'une professeure en pédiatrie de Miami (Floride), Tiffany Field, conduise des recherches sur de grands prématurés. Sa publication, en 1986, montre que ceux qui sont stimulés par des caresses, trois fois par jour pendant quinze minutes, prennent 47 % de poids en plus que ceux du groupe témoin.

En 1999, la recherche prend un tournant majeur lorsque trois neurophysiologistes suédois identifient l'existence de capteurs inédits dans la peau, des fibres C-tactiles sensibles aux caresses douces. « Contrairement aux fibres nerveuses rapides qui permettent de savoir précisément où et comment nous sommes touchés, ces fibres lentes et démyélénisées participent à la dimension émotionnelle du toucher, en transmettant des informations vers des régions cérébrales comme l'insula »,

Fréquence cardiaque, (battements/minute)

Tension artérielle\*, en millimètres de mer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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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FORÊT, QUATORZE MINUTES DE CONTEMPLATION ASSISE ET SEIZE MINUTES DE MARCHE FONT CHUTER LE CORTISOL, LE POULS ET LA PRESSION ARTÉRIELLE

commente la neuroscientifique Rochelle Ackerley, directrice de recherche au CNRS à Marseille, qui a passé cinq ans à Göteborg (Suède) dans ce laboratoire pionnier.

Désormais présidente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étude du toucher affectif, la scientifique travaille sur une autre piste, l'autoapaisement par pression corporelle. Une direction également prise par le chercheur allemand Aljoscha Dreisoerner à l'université de Vienne. Pour sa première publication, il a demandé à des adultes, les yeux fermés, de « poser une main sur le cœur et l'autre sur le ventre, en se concentrant sur la chaleur et la pression de ce geste ». Cet autotoucher, insiste-t-il, « a eu un effet tampon très significatif sur la sécrétion de cortisol salivaire pour les personnes ayant ensuite été soumises à un stress ». Le chercheur et son équipe poursuivent des expériences en condition de vie réelle en utilisant des objets connectés. « Ces travaux sont très préliminaires, commente Julian Packheiser, mais l'accessibilité et le faible coût de cette pratique rendent cette piste extrêmement intéressan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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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seoir ou m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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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la nature

S'asseoir dans un parc, se promener en forêt, regarder le ciel, la mer ou la campagne... Nombre d'habitants des villes et des champs connaissent instinctivement ce réflexe apaisant. « Quand vous êtes dans la nature, développe le chercheur Marc Berman, professeur de psychologie à l'université de Chicago (Illinois) et auteur de Nature and the Mind (« La nature et l'esprit », Simon & Schuster, 2026, non traduit), une grande partie des stimulations naturelles sont doucement fascinantes, c'est-à-dire intéressantes, mais pas au point d'absorber toute votre attention. »

Des spécialistes en neurosciences environnementales, en psychologie et en épidémiologie se sont emparés de cet état de léger flottement pour l'étudier physiquement et psychologiquement. La synthèse la plus vaste réalisée à ce jour, publiée en mai dans la revue en ligne Nature Human Behaviour, comprend trente méta-analyses, soit plus de 3800 études primaires rassemblant dix millions de participants. Selon ses conclusions, une exposition à la nature fait, de façon statistiquement significative, ralentir la fréquence cardiaque et baisser la sensation d'anxiété et d'iritabilité, tandis que le sentiment de relaxation et de bien-être augmente. Une méta-analyse de quatorze études (Meredith et al., 2020) précise que, dès dix à vingt minutes passées assis ou à marcher dans un espace vert, un apaisement est mesuré.

Depuis l'intuition pionnière de l'Américain Frederick Law Olmsted (1822-1903), paysagiste en 1857 de Central Park, à New York, selon qui « les paysages naturels apaisent l'esprit tout en le dynamisant », plusieurs théories se sont développées. Celle de la restauration de l'attention, des professeurs de psychologie Stephen et Rachel Kaplan (université du Michigan), publiée en 1995, avance que notre attention, une ressource limitée, est restaurée par un environnement naturel. La théorie de la réduction du stress, du chercheur et architecte Roger S. Ulrich, avance que nous possédons un apaisement inné face à la nature lié à l'inhibition du système nerveux sympathique.

En Asie, des chercheurs expérimentent depuis le tournant du XXI $^{e}$ siècle une autre pratique : les bains de forêt, appelés Shinrin-yoku. Une des études les plus citées, menée en 2009 par les professeurs japonais Yoshifumi Miyazaki et sud-coréen Bum-Jin Park dans 24 forêts japonaises, auprès de 280 jeunes participants masculins, montre que, dans la nature, quatorze minutes de contemplation assise et seize minutes de marche font chuter significativement le cortisol, le pouls et la pression artérielle, bien plus que lors de la même situation en ville.

L'épidémiologiste Cédric Galera, auteur d'une étude remarquée (en 2025) sur 25 000 personnes montrant que vivre dans un quartier très peu végétalisé est associé à davantage de détresse psychologique, nuance. «S'exposer à la nature, c'est aussi se soustraire à un environnement urbain stressant, aux écrans, au travail. On peut affirmer que les espaces naturels offrent un contexte favorable à la réduction d'autres stresseu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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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tiquer une séance de pleine conscience

D'emblée, certains affirment que méditer n'est pas fait pour eux. Les scientifiques qui étudient cette pratique dite « de pleine conscience » le confirment : la pratiquer seule n'est pas adapté à tous, il est recommandé de l'aborder de façon encadrée.

Contrairement à la relaxation ou à des exercices de respiration, ces pratiques sont «des outils d'introspection», explique Antoine Lutz, directeur de recherche à l'Inserm de Lyon. «Notre cortex préfrontal, bien plus développé que chez les autres espèces animales, enclenche, après un stress, un mode “résolution de problème”, d'où notre tendance à ruminer, ajoute la neuroscientifique Sophie Lavault, psychologue clinicienne et membre associée d'une unité de recherche Inserm à la Pitié-Salpêtrière, à Paris. Il ne s'agit pas, avec une séance de pleine conscience, de faire le vide, mais d'observer, en prenant de la distance, son fonctionnement intérieur. »

C'est l'Américain Jon Kabat-Zinn, biologiste moléculaire de formation, qui a médiatisé mondialement cette pratique par un livre publié en 1990 aux Etats-Unis et traduit en France en 2009: Au cœur de la tourmente, la pleine conscience (De Boeck). Ce précurseur s'est inspiré de pratiques méditatives de traditions bouddhistes, qu'il a adaptées à un cadre médical et non religieux. Dans la clinique de réduction du stress qu'il a fondée en 1979 dans le Massachusetts, il a alors conduit une multitude d'études pionnières, statistiquement fragiles par manque de participants ou de groupes contrôles, sur l'effet de la méditation sur la douleur chronique, le stress, l'anxiété. Depuis, «la définition stricte de Jon Kabat-Zinn a évolué pour couvrir une famille de pratiques», relate Antoine Lutz.

Dans le monde s'est ainsi popularisée la méditation assise, qui permet d'interpréter ses pensées comme des événements passagers plutôt que des reflets exacts de la réalité. La méditation de compassion, qui, de façon plus active, amène une personne à modifier le contenu de ses pensées en générant de l'altruisme. Sont également proposées des pratiques de balayage corporel (body scan), où l'attention est portée successivement à différentes parties du corps, ou encore de marche consciente (mindful walking), lorsqu'une personne se focalise, en cheminant, sur les sensations physiques des pieds et du contact avec le sol.

Une vaste étude a été menée en 2024 par Alessandro Sparacio et ses collègues sur 37 sites aux Etats-Unis, au Royaume-Uni, en Europe, en Australie et au Canada pour tester l'efficacité de différentes pratiques de quinze minutes; 2200 jeunes âgés de 22 ans en moyenne, non méditants au préalable, ont été guidés par des enregistrements audio professionnels sur smartphone. Une réduction statistiquement significative du stress perçu a été observée, le body scan étant la pratique la plus efficace. «L'étude ne permet cependant pas de conclure à une réduction du stress chronique, ni à un maintien du bénéfice d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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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ger et bain de nature : des effets apaisants mesurés

Bouger : principe de l'expérience

L'exercice physique a un effet tampon sur le stress

Prendre des bains de forêt : des effets comparés sur l'apaisement avec une promenade urbaine

Hormone du stress : taux de cortisol salivaire, en microgrammes par décilitre

Variabilité de la fréquence cardiaque\*\*, en millisecondes au carré

\* Pression artérielle systolique ; \*\* Manière dont le système nerveux autonome s'adapte en modulant le rythme du cœur

Source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Sinty et al., 2026);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Bum Jin Park et al., 2009

le temps », avertit Alessandro Sparacio, désormais à l'agence publique de recherche de Singapour (A STAR). Antoine Lutz abonde. Le chercheur est l'un des auteurs de l'étude de 2022 dans Science Advances montrant qu'une pratique de huit semaines n'est pas suffisante pour apporter des modifications anatomiques de la structure cérébrale. « Des modifications comme l'épaississement des régions préfrontales ou la réduction durable de la réactivité de l'amygdale nécessitent des "doses" de pratique plus intenses ou prolongées sur plusieurs mois ou années, comme observé chez les méditants experts», conclut le scientifique, qui prône une pratique régulière pour ceux qui y trouvent au départ un apaisement.

LAURE BELOT

L'EXPOSITION

La géométrie sous toutes ses formes

Avec « Abstraction en couleurs », l'Institut Henri-Poincaré, à Paris, confronte le visiteur aux mystères des modèles mathématiques

Un curieux objet sculpté dans du bois nous accueille à la Maison Poincaré (Paris 5°), dans le cadre de l'exposition « Abstraction en couleurs ». Sa forme évoque une coque de bateau rudimentaire que l'on aurait placée à la verticale. Il est photographié sur un fond de deux nuances de vert d'eau. Aucun indice sur sa fonction ou son contexte de fabrication n'est donné au visiteur, sauf une étiquette collée sur l'objet même, où est inscrit le nombre 377.

Une brève recherche en ligne dans les collections de l'Institut Henri-Poincaré (IHP) nous apprend que l'objet 377 est la représentation matérielle d'une abstraction, un concept géométrique: « Une surface normale aux droites dont trois points, de distances mutuelles constantes, se meuvent dans trois plans rectangulaires. » Fabriqué en 1914, il fait partie des modèles façonnés par l'artiste mathématicien Joseph Caron (1866-1944), conservés à l'IHP.

Ces artefacts mathématiques, vestiges d'une époque où l'enseignement de la géométrie était très lié au dessin, ont inspiré les artistes suisses Zoë Meyer et Lena Amuat. Depuis 2009, elles parcourent l'Europe, de collections scientifiques en universités, pour photographier ces sculptures. Le protocole est toujours le même : un travail de recherche pour identifier les modèles, puis la réflexion sur les fonds qui leur seront associés, avant de se rendre sur les sites de conservation avec un studio photographique mobile. Leur série baptisée « Artefakte und Modelle 2009-2026 » compte 200 tirages. La sélection exposée jusqu'au 24 décembre fait la part belle à la collection de l'IHP.

Nouvelle aura

Pour Zoë Meyer, «la démarche s'apparente presque à de l'archéologie», tant elle consiste parfois à sortir de boîtes couvertes de poussières des modèles qui y sommeillaient depuis une centaine d'années. Le sens de ces objets s'est parfois nimbé de mystère. Frédéric Brechenmacher, historien des sciences, reconnaît volontiers que l'on fait, face à eux, « une expérience esthétique qui n'est pas sans rappeler l'expérience des ruines », dont on oublie l'origine pour se focaliser sur leur beauté. En choisissant de gommer toute référence au contexte scientifique, le duo d'artistes offre aux artefacts une nouvelle aura, laissant libre cours à l'imagination du profane.

Une vitrine attire l'œil dans la seconde salle de l'exposition et laisse à penser que les modèles mathématiques n'ont pas dit leur dernier mot. Un nœud de trèfle, un nœud de Conway et un entrelacs y sont présentés, réalisés grâce à une technique inattendue : le crochet. Ils sont l'œuvre de la mathématicienne et ancienne directrice de l'IHP Sylvie Benzoni, qui pratique le crochet topologique. Là encore, il s'agit de se confronter à la matière et d'approfondir la compréhension d'une discipline conceptuelle par la manipulation.

LESLIE MOQUIN

«Abstraction en couleurs», Maison Poincaré, 11, rue Pierre-et-Marie-Curie, Paris 5 $^{e}$ . Jusqu'au 24 décembre. Tarif plein : 10 € ; tarif réduit : 5 €.

LIVRA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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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SCIENCES «Nos cerveaux sous haute surveillance»

Comment peut-on passer du soin ou de la thérapie à la surveillance voire au contrôle? Pour Catherine Vidal, directrice de recherche honoraire à l'Institut Pasteur et membre du comité d'éthique de l'Inserm, il est urgent de se questionner. Cet ouvrage, qui montre les progrès fulgurants des neurosciences, est un appel à la vigilance. Car les technologies développées pour faire parler ou marcher des personnes qui ne le pouvaient plus peuvent tout aussi bien servir des puissances idéologiques ou mercantiles animées de moins nobles intentions.

De Catherine Vidal, Dunod, 128 p., 16,90 €

UNE VIDÉO SCIENTIFIQUE PRIMÉE AVAIT ÉTÉ MODIFIÉE PAR IA

En 2023, le lauréat du célèbre Sony World Photography Award avait lui-même révélé que le cliché primé avait été créé par une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engendrant un riche débat sur le statut de l'image à l'heure des IA. Nikon, qui organise chaque année un concours de microscopie, se retrouve dans une situation similaire : la vidéo primée le 15 septembre, montrant les battements de cils à la surface de cellules pulmonaires, aurait été améliorée grâce à l'IA. Le vainqueur du concours, Ning Xu, de l'université nationale de Singapour, a reconnu avoir confié à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le soin de coloriser la vidéo initiale obtenue en niveaux de gris. Mais il ne l'a révélé qu'après que des biologistes se sont publiquement étonnés de la présence de structures cellulaires aberrantes. Celles-ci sont-elles le fruit d'hallucinations de l'IA ? Certains chercheurs estiment que Ning Xu devrait publier les données brutes pour s'assurer de l'intégrité scientifique du document. (PHOTO : NING XU/NIKON SMALL WORLD)

DIX MILLE PAS ET PLUS

LES 3-4 ANS, CHAMPIONS DE LA MARCHE

Par SANDRINE CABUT

Vont-ils devenir des modèles en matière d'activité physique? Les enfants de 3-4 ans battent en tout cas les adultes à plate couture en nombre de pas quotidiens: 18 500 en moyenne, selon une vaste étude internationale. Les résultats de ce travail, mené dans 44 pays, ont été publiés le 29 septembre dans la revue The Lancet Child & Adolescent Health.

C'est bien connu, la petite enfance est une phase-clé pour créer son capital santé. « La période allant de la naissance à l'âge de 5 ans est déterminante pour poser les bases d'une croissance et d'un développement optimaux de l'enfant », soulignent les auteurs de l'article, dont les deux premiers sont Jesus del Pozo-Cruz et Rosa Maria Alfonso-Rosa (université de Séville, Espagne).

En 2019, pour répondre à l'épidémie d'obésité infantil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a adopté des recommandations destinées aux moins de 5 ans concernant le temps d'écran, le sommeil et l'activité physique. Les enfants de plus de 1 an devraient bouger au moins trois heures par jour et limiter leurs temps de sédentarité : hors sommeil, ne pas les laisser plus d'une heure d'affilée dans un landau, une poussette, un porte-bébé... ou assis trop longtemps.

Mais quel est objectivement leur niveau d'activité? Jusqu'ici, les données disponibles provenaient surtout d'études réalisées dans des pays à haut revenu, en milieu urbain, et beaucoup dataient de plus de dix ans, notent les auteurs de l'article. C'est pour obtenir des valeurs de référence plus universelles qu'a été conçue l'étude Sunrise, qui a recruté 3570 enfants de 3-4 ans (1755 garçons, 1815 filles) dans 44 pays sur tous les continents, avec des niveaux de développement variés. Ils ont porté un accéléromètre vingt-quatre heures sur vingt-quatre, pendant un minimum de trois jours, pour quantifier leur activité et son intens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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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record de 25 000 pas au Malawi

Résultat : la moyenne est de 18542 pas par jour, un peu plus élevée chez les enfants de 4 ans que chez ceux de 3 ans (environ 1400 pas d'écart). Les garçons sont un peu plus actifs que les filles. Le nombre de pas quotidiens est plus élevé dans les pays à revenu faible et moyen et dans les zones rurales que dans les pays riches et les zones urbaines.

Ces moyennes cachent des disparités considérables. Le décompte quotidien de pas est inférieur à 10 000 par jour chez les 3-4 ans d'une dizaine de pays (dont le Portugal, le Cameroun, l'Ecosse, l'Inde et les Fidji, lanterne rouge, avec environ 2 000 pas quotidiens), quand une dizaine d'autres (Maroc, Kenya, Sri Lanka...) atteignent au moins 20 000 pas quotidiens, avec un record de 25 000 pas au Malawi. La France n'a pas participé à cette enquête internationale. « C'est impressionnant de voir ce que des enfants de cette tranche d'âge sont capables de produire en matière de mouvement », s'enthousiasme Sébastien Ratel. Le chercheur et professeur en physiologie de l'exercice à l'université Clermont-Auvergne a fait le calcul : sachant que le pas d'un enfant de 3-4 ans mesure environ 40 centimètres – selon les estimations de chercheurs américains, les participants à l'étude ont parcouru en moyenne près de 7,5 kilomètres par jour. Une distance équivalente à celle d'un adulte qui fait 10 000 pas quotidiens!

Ce résultat est d'autant plus remarquable que, comme le souligne Sébastien Ratel, le coût énergétique de la marche est nettement plus élevé chez de jeunes enfants que chez des adultes: 6 joules par kilogramme de poids par mètre parcouru pour les premiers, contre 4 chez les seconds. « Bien sûr, à cet âge, l'activité est loin d'être linéaire. Elle est intermittente, avec des accélérations, des décélérations, des changements de direction... Mais ces résultats suggèrent que ces bambins récupèrent rapidement entre les phases d'activité, ce qui a déjà été montré chez des enfants de moins de 10 ans », dit encore le professeur Ra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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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NIGME MATHS - N° 114

Chaque semaine, le mathématicien Mickaël Launay vous soumet un problème. A vous de jo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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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ÉNOR ET PHILÉMON

Le problème, avec Philémon, c'est qu'il mélange toujours tout! Ainsi, si vous voulez lui donner rendez-vous à 14 h 30, vous ne savez jamais s'il arrivera à 13 h 40, à 3 h 41, à 14 h 03 ou à un autre horaire résultant de la permutation des quatre chiffres 1, 4, 3 et 0. Le plus sûr consiste donc à toujours lui donner rendez-vous à une heure non mélangeable, comme 14 h 44. Malgré son excentricité, Philémon n'aurait pas l'idée d'arriver à 41 h 44 puisque cette heure n'existe pas. Le problème avec Aliénor, c'est qu'elle ne supporte pas les répétitions. Impossible de lui donner rendez-vous à 14 h 44, qui a l'insupportable défaut de répéter trois fois le chiffre 4 (ce qui fait deux de trop). Si vous ne voulez pas qu'elle vous pose de lapin, il est donc indispensable de lui donner rendez-vous à une heure sans chiffre redondant. 13 h 40, par exemple, est parfait. Notez également que la montre-bracelet d'Aliénor affiche l'heure sur quatre chiffres et que, si vous lui proposez 7 h 30, vous aurez toutes les chances de ne pas la voir puisqu'il y a deux 0 dans 07 h 30. Or, votre problème, c'est que vous êtes convaincu que Philémon et Aliénor s'entendraient à merveille si seulement il était possible de leur fixer un rendez-vous commun.

▶ A quel(s) moment(s) de la journée (ou de la nuit) serait-il possible de les faire se rencontrer?

IND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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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DE L'ÉNIGME N° 113

La première solution est unique à symétrie près. On peut la trouver par tâtonnement ou par la méthode que nous allons détailler pour la figure suivante. La deuxième figure totalise 17 carrés: 12 petits (1 × 1) et cinq grands (2 × 2). A symétrie ou rotation près, chacune des allumettes se trouve en position A, B, C, D ou E (voir figure). Par exemple, il y a huit allumettes en position D, qui forment le contour du grand carré central. On peut constater que le retrait d'une allumette en position A fait disparaître 2 carrés (un petit et un grand). Le retrait d'une allumette en position B ou C fait aussi disparaître 2 carrés, tandis que le retrait d'une D ou d'une E fait disparaître 4 carrés. Puisqu'il faut faire disparaître

8 carrés, les deux allumettes retirées doivent donc être en D ou en E. Il faut cependant qu'elles n'aient pas de carré commun: si on enlève deux D, toutes deux participent au grand carré central et donc seuls sept carrés vont véritablement disparaître. De même, on peut vérifier que deux E ont nécessairement un carré commun. Il faut donc enlever exactement une D et une E. Après retrait d'une des allumettes D, on constate que seule une des quatre E n'a pas de carré en commun avec elle, ce qui mène à la solution ci-dessous (unique à rotation ou à symétrie près).

CARTE

BLANCHE

Les maths, utiles pour l'image des géants de l'IA

Les mathématiques font rarement la une. Elles y sont pourtant apparues cet été, lorsqu'une pluie de résultats impressionnants furent annoncés par des intelligences artificielles, jusqu'à la résolution du problème de Navier-Stokes, l'un des sept « problèmes du millénaire ».

J'aurais dû me réjouir. Ma réaction fut plus confuse. Qu'un théorème soit vrai, même démontré et vérifié par ordinateur, ne m'intéresse guère si je ne peux pas le comprendre moi-même. Je crois cette réaction largement partagée par mes collègues. Un théorème n'est pas un trophée. Il vaut par le chemin qui y conduit, par les idées qu'il relie et par le paysage qu'il découvre.

Or le spectacle médiatique raconte presque toujours une autre histoire. Les mathématiques y deviennent une collection de défis très difficiles, et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l'élève surdouée qui les résout enfin. Faire des mathématiques ne consiste pourtant pas à courir après quelques problèmes réputés importants. Elles ne se réduisent ni à leur utilité ni à une liste de sommets à conquérir : elles sont d'abord un art de comprendre. L'un de mes maîtres disait: « J'ai oublié l'énoncé du théorème, mais je me souviens de la musique. » Fontenelle l'avait formulé autrement au XVIII $^{e}$ siècle : « L'art de découvrir en mathématiques est plus précieux que la plupart des choses qu'on découvre. »

Les mathématiciens portent une part de responsabilité dans ce malentendu. En attachant à certains problèmes des prix richement dotés, nous avons favorisé l'image d'une course dont il suffirait de franchir la ligne d'arrivée le premier. Les médias ont retenu le montant du prix, le vainqueur et l'exploit; rarement ce que la démonstration avait permis de comprendre.

Une étape supplémentaire vient d'être franchie. Les géants de l'IA, dotés de moyens financiers considérables, mobilisent des milliers d'agents artificiels sur des questions sans intérêt commercial immédiat. Les résultats mathématiques ne les intéressent que pour afficher leur puissance. Ces problèmes deviennent pour eux des bancs d'essai pour exhiber leur pouvoir. Les mathématiques, longtemps relativement protégées des pouvoirs de l'argent, se trouvent envahies par elle. Le mot est peut-être excessif, mais c'est bien une forme de pollution que je ress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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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éfinir son travail

Je ne veux pourtant pas caricaturer. Une démonstration très longue et très technique, produite avec Claude sur une question de géométrie concernant la sphère à six dimensions, a récemment été reprise par un collègue (humain!) en 25 pages beaucoup plus lisibles. Il en a dégagé les idées, tout en utilisant lui-même ChatGPT. La machine avait produit un texte et un mathématicien a humanisé la preuve. Traduction ou avancée nouvelle ? La frontière se brouille.

Autour de moi, les réactions vont du refus à l'enthousiasme. Un jeune docteur rejette les démonstrations « parachutées »: il doit construire sa propre manière de penser. Un autre invoque le coût écologique. D'autres brûlent d'explorer cette nouvelle façon de chercher. Mais l'inquiétude est surtout vive chez ceux qui commencent. Que dire à un doctorant qui soupçonne qu'une machine pourrait produire en quelques heures ce qui devait devenir sa thèse? Et comment susciter des vocations si les lycéens voient sur Instagram ou TikTok des ordinateurs accomplir seuls ce qu'on leur présente comme le travail du mathématicien ?

Il ne suffira pas de vérifier les théorèmes des machines par des machines. La communauté mathématique devra redéfinir son travail et surtout mieux l'expliquer. A nous de dire aux médias, aux étudiants et au public que faire des mathématiques, ce n'est pas résoudre plus vite des exercices toujours plus difficiles. C'est apprendre à voir ce que personne, humain ou machine, ne savait encore regarder.

Etienne Ghys

Mathématicien, secrétaire perpétuel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irecteur de recherche (CNRS) à l'ENS Lyon.

etienne.ghys@ens-lyon.fr

Le prolapsus des organes pelviens ne doit plus être un sujet dégradant ni tabou

TRIBUNE - Quarante parlementaires et la présidente de l'association POP France appellent à rompre l'isolement des femmes concernées et à repenser le parcours de soins

En 2026, des tabous médicaux condamnent encore certaines femmes à l'isolement et à une souffrance évitable. C'est le cas du prolapsus des organes pelviens (POP). Il fragilise profondément la santé physique et mentale des femmes atteintes, exposées à un manque d'information et d'écoute.

Le terme de prolapsus des organes pelviens désigne la descente d'un ou de plusieurs organes du pelvis – ou petit bassin – dans le vagin. Les cas les plus fréquents affectent la vessie, l'utérus et le rectum. Le POP concernerait environ une femme sur deux sans qu'une gène soit nécessairement ressentie, selon un article paru dans le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en novembre 2023. Cependant, à un stade plus avancé, les organes peuvent créer un bombement ou une saillie au niveau de l'hymen.

Cette forme symptomatique du prolapsus est loin d'être marginale. Comme l'expose une étude britannique de 2024, parue dans BMC Women's Health, nombreuses sont les femmes qui renoncent à consulter, par gêne ou par méconnaissance. Dès lors, les estimations médicales de la prévalence varient fortement selon les protocoles – de 3 % à 11 % de femmes atteintes –, et l'ampleur réelle du phénomène est minorée.

De plus, une idée reçue persiste : les prolapsus sévères ne toucheraient que les personnes âgées. Or, des jeunes femmes, avant la trentaine et même adolescentes, peuvent aussi y être confrontées.

Le prolapsus symptomatique est le plus souvent invisible, mais entraîne des conséquences nombreuses et invalidantes au quotidien. Il suscite des gênes permanentes, des sensations de lourdeur, de pesanteur, de tiraillements et cette impression que « tous les organes peuvent à tout moment sortir du corps ». Les troubles urinaires et digestifs sont fréquents.

A ces symptômes s'ajoute la solitude dans laquelle sont laissées les femmes atteintes, source de souffrances psychologiques majeures. Selon une synthèse internationale réalisée en 2024 par l'université de Jaen (Espagne), 25,8 % des femmes atteintes présentent des syndromes dépressifs, 28 % des symptômes anxieux. Les témoignages recueillis auprès des membres de l'association POP France laissent entrevoir une détresse encore plus ma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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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antage de formation

Car le prolapsus a une incidence sur toutes les sphères de la vie: intime, familiale, sociale, professionnelle (avec de nombreux arrêts maladie et des reconversions contraintes), avec des conséquences sur l'estime de soi, le rapport à son corps et la maternité, ce qui conduit souvent à l'isolement des concernées.

La société et le monde politique ne doivent pas traiter la question du prolapsus comme un enjeu privé et marginal. Sa prévalence et ses effets en font un enjeu de santé publique. La manifestation physique du prolapsus se trouve au cœur de l'intimité corporelle

DANS LE CORPS

MÉDICAL, CERTAINS

TENDENT

À MINIMISER OU

À DÉDRAMATISER

LE SUJET,

EN DÉCALAGE

AVEC LA RÉALITÉ

DE CES FEMMES

des femmes. Or, notre culture dominante, encore empreinte de patriarcat, continue de fantasmer et de romantiser cette intimité, cachant une réalité biologique parfois crue.

Cette norme peut engendrer un sentiment de honte, les personnes atteintes s'imaginant faire face à une anomalie – qui plus est dégradante. Le problème, porté quotidiennement, est fréquemment tu dans la sphère familiale. Plus grave encore, il est aussi occulté, du fait de cette même gène, jusque devant le corps médical. Parmi ses représentants – insuffisamment formés à l'enjeu –, certains tendent à minimiser ou à dédramatiser le sujet, en décalage avec la réalité de ces femmes, dont le handicap, peu ou non visible, change radicalement l'existence.

Aujourd'hui, différents procédés thérapeutiques peuvent limiter la survenue et l'ampleur du prolapsus. Au soutien des patientes, des praticiens réalisent déjà un travail exemplaire.

Mais c'est l'ensemble des professionnels de santé qui a besoin de davantage de formation à cette affection spécifique. Il faut que la santé pelvienne soit intégrée dans les consultations ante et post-partum et dans les bilans de prévention.

Le remboursement des pessaires (appareil médical destiné à remédier aux déviations de l'utérus) pour le prolapsus, depuis un arrêté de septembre 2024, est une véritable avancée, mais le dispositif de renouvellement est trop rigide pour pallier un trouble fortement évolutif. C'est donc l'ensemble du parcours de soins, de la prévention au traitement et à la rééducation, qui mérite d'être repensé pour mieux accompagner les femmes et ne plus les laisser seules face à cette pathologie.

La santé mentale et physique des femmes n'est pas sans lien avec l'esprit du temps. Le POP ne doit plus être un sujet dégradant, tabou. Des actions de sensibilisation, des campagnes d'information doivent être menées pour les informer et les soutenir, ainsi que leur entou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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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mi les signataires : Justine Verney, présidente de POP France, première association de France consacrée aux prolapsus des organes pelviens Frédéric Valletoux,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des affaires social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et député

Retrouvez la liste complète des signataires sur Lemonde.fr

Le supplément « Science & médecine » publie chaque semaine une tribune libre. Si vous souhaitez soumettre un texte, prière de l'adresser à sciences@lemonde.fr

COMMENT L'ANTIMATIÈRE DU CERN A PRIS LA ROUTE

Infographie Le Monde, Audrey Lagadec, David Larousserie

Source : M. Leonhardt et al., Nature, 16 septembre

Le 24 mars, un transport inédit a été effectué sur le campus de l'Organisation européenne pour la recherche nucléaire (CERN), à la frontière francosuisse. Les détails de l'expérience ont été publiés par Nature, le 16 septembr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 l'antimatière a circulé dans un camion pendant près de deux heures. Action délicate, car une antiparticule, qui a la même masse que sa particule sœur mais avec une charge électrique opposée, disparaît dès qu'elle rencontre de la matière. L'équipe chargée de l'expérience BASE (Baryon Antibaryon Symmetry Experiment) a mis au point un piège électromagnétique pour tenir 92 antiprotons loin des parois de l'instrument dans un vide extrême.

L'objectif de cette collaboration est d'effectuer, hors du CERN, des mesures de précision dans des laboratoires moins soumis aux perturbations électromagnétiques.

DAVID LAROUSSERIE

Patrick Michel, à Nice, le 29 mai. SYSPEO/SIPA

« La science des astéroïdes vit son âge d'or »

ENTRETIEN - L'astrophysicien français Patrick Michel revient sur les missions destinées à analyser les risques posés par la chute éventuelle de certains de ces corps célestes sur la Terre

Patrick Michel est directeur de recherche au CNRS au sein de l'Observatoire de la Côte d'Azur et responsable scientifique des missions Hera (Agence spatiale européenne,

ESA) et Ramses (ESA et Agence d'exploration aérospatiale japonaise, JAXA), conçues pour préparer la parade de la Terre contre les menaces venues du ciel. Il est l'auteur de La Défense planétaire contre les astéroïdes (Odile Jacob, 208 pages, 23,90 eu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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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A a programmé deux missions de « défense planétaire » contre les

En septembre 2022, DART, un vaisseau de la NASA de 580 kilos, a volontairement percuté, à 22000 kilomètres-heure, la lune Dimorphos de l'astéroïde Didymos, afin d'établir s'il serait possible de dévier un géocroiseur de 150 mètres de diamètre qui menacerait la Terre. Des observations au télescope ont montré que la collision avait provoqué l'éjection d'une énorme quantité de débris dans l'espace et une modification notable de la période de révolution du corps céleste. Mais, si l'on ne connaît ni la masse ni la structure de ce dernier, et que l'on n'a aucune idée de la taille du cratère formé, il est impossible de réaliser un bilan de quantité de mouvement, et donc d'apprécier l'efficacité de cette méthode de déroutage par impact cinétique.

La mission Hera, qui fait appel à une sonde embarquant deux minisatellites, ou CubeSats, va consacrer six mois à la récolte des informations manquantes. Lancée en octobre 2024, elle arrivera à destination en novem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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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seconde mission est consacrée à Apophis. Pourquoi ce choix?

Cet astéroïde de 350 mètres de diamètre environ a connu une certaine célébrité au moment de sa découverte, en 2004, car les premières observations indiquaient qu'il avait une probabilité de 2,7 % d'entrer en collision avec notre planète, le vendredi 13 avril 2029. On sait maintenant qu'il passera à 31600 kilomètres, soit une altitude inférieure à celle des satellites géostationnaires de télécommunication [36000 kilomètres]. Et à une si faible distance que sa lumière pourra être contemplée à l'œil nu dans le ciel nocturne d'Europe et d'Afrique!

Cet objet va, durant six heures, être soumis aux forces de marée générées par l'attraction terrestre. Sa surface et son sous-sol pourraient s'en trouver modifiés, de même que sa période de rotation, de trente heures actuellement. A vrai dire, nous n'en savons rien, car un pareil phénomène n'a jamais été observé. La réponse mécanique des astéroïdes aux sollicitations extérieures est très mal connue. Des corps célestes comme Apophis sont probablement constitués d'amas de roches liées entre elles par la seule gravité et séparées par des creux.

Ramses, dont le lancement est prévu pour la fin avril 2028, doit vérifier ce modèle, ce qui permettra de définir des stratégies de déviation. Cette mission de l'ESA et de la JAXA va consister à positionner une sonde embarquant deux CubeSats, dont un atterrisseur, à proximité d'Apophis. Et à détecter, de mars à août 2029, d'éventuels changements induits par le survol de la Terre. Deux autres vaisseaux, Destiny+ [JAXA] et Osiris-APEX [NASA], l'observeront avant et apr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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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 intérêt pour la défense planétaire est-il ancien?

Pas vraiment. Jusqu'aux missions américaines Apollo [1961-1972], la communauté scientifique pense que les cratères lunaires ont une origine volcanique. L'analyse des échantillons de roches rapportés sur la Terre va permettre de démontrer que ces structures ont été produites, sur des périodes de plusieurs milliards d'années, par une série d'impacts se succédant assez fréquemment, à un rythme plus ou moins régulier. Mais cette découverte n'émouvra guère le public. Et c'est assez logique : il est difficile de se préoccuper d'un risque perçu comme purement théorique. Les impacts majeurs sont rares à l'échelle d'une vie, et au regard de l'histoire de l'humanité. Un seul événement est resté gravé dans les mémoires : le 30 juin 1908, un bolide a explosé au-dessus de la forêt de la Toungouska, en Sibérie, dévastant la forêt sur plus de 2 000 kilomètres carrés.

Il a fallu attendre juillet 1994, et l'observation en direct de la chute de 21 morceaux de la comète Shoemaker-Levy 9 dans l'atmosphère de Jupiter, pour que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prennent conscience de l'aléa. En 1998, le Congrès américain a demandé à la NASA de répertorier tous les astéroïdes de plus de 1 kilomètre de diamètre dont les trajectoires croisent celle de notre planè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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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cette défense planétaire est-elle organisée?

En 2004, la façon dont les premières annonces sur Apophis furent reçues nous a fait prendre conscience qu'il n'existait aucune procédure pour alerter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en cas de menace avérée. Grâce au soutien de l'Association des explorateurs de l'espace, dirigée par l'astronaute Rusty Schweickart, de la mission Apollo-9, deux structures placées sous l'égide de l'ONU ont vu le jour en 2013: un groupe-conseil réunissant les agences spatiales et un réseau international d'alerte aux astéroïdes constitué de spécialistes, et dont je fais partie. Ce dernier est chargé de notifier toute découverte d'un astéroïde de plus de 10 mètres ayant une probabilité supérieure à 1% d'entrer en collision avec la Terre dans les dix ans à venir. Ce qui s'est produi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janvier 2025, pour un objet baptisé « 2024 YR4 ». Une campagne internationale d'observation fut alors lancée, qui a permis, en seulement un mois, d'écarter l'hypothèse d'une collision avec la T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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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 sait-on de l'aléa?

La chute d'un astéroïde de plus de 1 kilomètre provoquerait une catastrophe à l'échelle planétaire. Mais ce genre d'événement ne survient en moyenne qu'une fois tous les 500 000 ans. Le millier de géocroiseurs concernés ont quasi-ment tous été répertoriés, et aucun ne constitue une menace pour le siècle à venir.

L'explosion, en février 2013, d'un bolide de 17 mètres au-dessus de la ville russe de Tcheliabinsk (1000 blessés) a beaucoup inquiété le Congrès américain, qui a demandé à la NASA d'étendre cet inventaire à tous les géocroiseurs de plus de 140 mètres. Des objets de cette taille entrent en collision une fois tous les 20 000 ans en moyenne avec notre planète, où ils sont susceptibles de provoquer des dégâts à l'échelle d'une grande région. Environ 40 % sont connus. Afin de les détecter plus rapidement, la NASA a imaginé un télescope spatial, NEO Surveyor, dont le lancement est prévu en 2028.

Des astéroïdes plus petits peuvent aussi provoquer localement des dégâts, mais ils ont plus de chances de tomber dans l'un des multiples déserts ou océans qui occupent la majorité de la surface de la Terre. Comme ils sont nombreux et difficiles à repérer, les inventorier ne paraît pas réaliste. L'idée est plutôt de les détecter quelques semaines en amont de leur arrivée sur la Terre afin de calculer un point de chute et, au besoin, de lancer l'alerte. Des télescopes Atlas et FlyEye de la NASA et de l'ESA sont en train d'être installés avec cet objectif. Et l'ESA envisage de lancer en 2030 une mission spécifique : NEOMIR. Il est important de rappeler que, de toutes les formes d'aléas, l'impact d'un astéroïde est le moins probable. Mais il peut avoir des conséquences importantes. Or, il est facile de réduire le risque avec des moyens limités: évacuation d'une zone, détournement de la trajectoire... Il faut simplement se préparer. La clé est l'an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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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ù en est la science des astéroïdes?

Elle vit son âge d'or! Une dizaine de missions spatiales ont survolé ou effectué des rendez-vous avec des astéroïdes depuis le début de la conquête spatiale. Des échantillons de trois d'entre eux, Itokawa, Ryugu et Bénou, ont été rapportés sur la Terre. Tout cela a enrichi nos connaissances sur cette variété d'objets primordiaux formés à partir des mêmes matériaux que ceux ayant donné naissance aux planètes. Chaque nouvelle image d'un astéroïde nous a apporté des surprises. Ces corps de très faible gravité ont des comportements complètement contre-intuitifs. En interagissant avec eux ou en observant leurs réactions aux forces naturelles, comme dans le cas d'Apophis, nous allons mieux comprendre leurs comportements.

PROPOS RECUEILLIS PAR VAHÉ TER MINASSIAN

ZOOLOGIE

Les chauves-souris, continent animal

Soyons honnêtes: dans la grande famille des études animalières, les recherches phylogénétiques ne sont pas les plus sexy. Pas les plus simples à expliquer à un public non averti, non plus. Tenter de percer les relations de parenté entre espèces actuelles, de situer leur apparition, de remonter l'arbre de l'évolution pour trouver leurs ancêtres communs, le tout avec des méthodes complexes, chères et laborieuses, appuyées sur des hypothèses pas toujours limpides... Il faut une foi de moine-soldat pour s'attaquer à pareille tâche.

Surtout lorsque la cible visée s'appelle chauve-souris. Un continent animal, plus de 1500 espèces, soit près du quart de tous les mammifères. De la minuscule chauve-souris bourdon de Thaïlande (3 centimètres, 2 grammes) aux immenses roussettes d'Asie, d'Afrique ou d'Océanie (plus de 1 kilogramme et jusqu'à 1,70 mètre d'envergure), elles sont nocturnes ou diurnes, se gavent d'insectes ou de fruits. Comment sont-elles parvenues à une telle diversification? Comment ont-elles conquis tous les continents, à part l'Antarctique? Et quand et comment ont-elles acquis leurs superpouvoirs, le vol actif, l'écholocalisation, et ce système immunitaire unique qui leur permet de résister aux virus ? « Pour répondre à toutes ces questions, il nous fallait l'arbre phylogénétique », explique Emma Teeling, de l'université de Dublin.

Chauve-souris de l'espèce noctule commune (« Nyctalus noctula »). PATRICK PLEUL/DPA PICT. ALL. VIA AFP

C'est désormais chose faite. Dans la revue Nature, le 23 septembre, elle et 136 collègues, venus de 64 pays, ont publié la première phylogénie complète des chauves-souris. Après dix ans d'efforts et le séquençage du génome complet de 103 espèces, le consortium Bat1K est parvenu à couvrir les 21 familles de chirop-tères existantes. De quoi déterminer les filiations et les cousinades, mais pas de bien les situer dans le temps. Pour cela, ils ont ajouté à leur corpus 44 fossiles, parfois vieux de plusieurs dizaines de millions d'années. Outre leur datation, ces échantillons portaient des informations anatomiques essentielles pour rapprocher les espèces. Ils ont analysé ce corpus grâce à de nouvelles méthodes statistiques développées par Liliana Davalos, professeure à l'université américaine Stony Brook.

Le nouvel arbre a essentiellement trouvé une place à une famille de chauves-souris de Madagascar – les Myzopodidae –, jusqu'ici égarée dans la « forêt » évolutive. Il réorganise le sous-ordre des Yangochiroptera, qui rassemble la plus grande partie des chauvessouris insectivores. « Cette étude devrait permettre une révision de nombreuses analyses publiées jusqu'à présent », annonce Sébastien Puechmaille,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 l'un des cosignataires de l'article.

L'étude lâche une première bombe: les chauves-souris ne seraient pas apparues en Asie, en Afrique ou en Amérique, comme on l'a souvent avancé, mais en Europe. Les chercheurs datent le phénomène : il y a 65 millions d'années, au cœur de l'explosion de diversité des mammifères qui a suivi l'extinction massive de la fin du crétacé. Après, et non avant la grande crise, comme certains l'affirmaient. De là, elles se seraient répandues, en Afrique d'abord, en Asie et en Amérique ensuite.

Plus troublant, encore, le vol et l'écholocalisation seraient apparus très tôt. On les retrouverait sur la première branche de l'arbre. La principale pièce à conviction, ici, est un fossile, vieux d'au moins 50 millions d'années, baptisé Vielasia, découvert en 2023 dans une grotte du Quercy.

«La suite est vraiment excitante, assure Sonja Vernes, de l'université de Saint Andrews (Royaume-Uni), codirectrice de Bat1K. Si nous parvenons à comprendre comment les chauves-souris ont étendu leur longévité et leur résistance aux maladies, on peut espérer y puiser une inspiration pour la santé humaine. » Qui osera encore trouver la phylogénétique rébarbative ? ■

NATHANIEL HERZ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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