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ération - 08.10.2026 — 2026-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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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主编程控导读:聚焦「康奈尔大学:#MeToo 运动的复兴?」、「在基辅,“跨越第聂伯河已成为一项新考验”」等核心政经议题

今日《Libération - 08.10.2026》全报共收录 76 篇核心报道。在政经治理、法理制度与公共政策层面,版面重心聚焦于:**康奈尔大学:#MeToo 运动的复兴?**(9月28日,在一名女学生对七名男子提起诉讼后,一起集体强奸的刑事调查正式启动。这提醒人们,尽管自特朗普回归以来一直遭受打...);**在基辅,“跨越第聂伯河已成为一项新考验”**(自2018年以来,我不再像70年代初以来那样经常前往俄罗斯。加起来,我在苏联及随后的俄罗斯度过了二十年。我用尽一生在研究...);**关于普京,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亚在所有人之前就洞察了一切**(二十年前,2006年10月7日,《新报》(Novaïa Gazeta)的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亚(Anna Polit...)。 在本土文化与城市记忆方面,今日重点关注**「历史学家的《解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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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时代思潮与社会文化雷达

🎭 当代文化观察

《Libération - 08.10.2026》本期社会思潮与时代切片

本期特写报道深入探索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心态变迁,详见【📖 双语精读】各专题深度报道。

🗂️ 全版面分栏导览目录 (点击标题直达正文)

📑 特刊

📑 社会分析

📑 人物回顾

📑 历史与地理

📑 文化评论

📑 文学评论

综合要闻 1

周一,在波尔多。照片:MARION VACCA。HANS LUCAS 为《解放报》拍摄

《解放报》

历史学家的《解放报》

值此布卢瓦历史之约(Rendez-vous de l'histoire de Blois)之际,在皮埃尔·辛加拉韦卢的指导下,27 位研究人员接管《解放报》,旨在解读时政。28 页特刊

-(广告)-

约翰·沙普托

倾覆

德国,1933

“在延续《不负责任者》(Les irresponsables)一书中所开启的调查基础上,沙普托细致地描述了陪伴纳粹主义崛起的那层层妥协与懦弱。” 埃里克·埃希曼,《新观察者》

nrf 论文集

周二,在波尔多,青年社会运动的“第三阶段”期间。照片:MARION VACCA。HANS LUCAS

周二在巴黎。照片:STÉPHANE LAGOUTTE。MY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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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作者

皮埃尔·辛加拉韦卢

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教授

兼法国大学研究院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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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

在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后的第二天,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在日记中写道:“我对12月2日那天感到自责。我责备我自己,以及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无论是写作的还是演说的,无论是文人、媒体还是议会。我们没有为人民做任何事情,因此我们受到了惩罚。” 这本《历史学家特刊》是在高中生们进行合法动员的当下写就的。但它也面向不久的将来,在那个基于人权不平等、暴力和历史篡改而建立的政党宣布夺权之前。面对一个国家的愤怒,历史学家能做些什么?首先,是做好他们的工作:证明历史绝非预先写定。并且坚守。不是面对时代,而是面对时代的“忧郁激情”(passions tristes)。不是面对新一代,而是与他们一起,面对他们的恐惧。这些年轻人自称为“2009-2011”一代,他们令这个国家感到惊讶。人们曾说他们冷漠、肤浅、幻灭;将他们描绘成缺乏文化、被屏幕禁锢且被Pisa排名压垮的人。这忘记了他们经历了本世纪初的种种煎熬:从小学开始就进行的“袭击-入侵”演习,随后在初中阶段被新冠肺炎(Covid-19)强加的远程教学,最后在高中时期,面临着80年来极右翼首次夺权的威胁。

这群青年在讨论预算、未被填补的教师空缺以及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谈论社会正义和教育平等。带着他们的慷慨和经常出现的幽默,有时带着激情,但始终带着被人们否认的严肃态度。这是一个自发的、焦虑但快乐的世代,他们提醒前辈们关注一个成熟民主国家更核心的议题:尊严且完整的公民身份,以及一个宜居的世界。

打破理所当然的认知,照亮被遗忘在阴影中的生命与场所,选择科学方法而非意识形态的现成思维:这是历史学家的誓言。这种批判精神可以成为治愈时代病痛的良药。批判来源,解读图像或事件,将事实与观点区分开,将观点与谎言区分开。是的,在一个极化、粗暴且经常怀念幻想之过去的社会中,必须坚守。

如果最糟糕的情况在几个月后发生,谁能像米什莱那样表达拒绝?因为不愿向帝国宣誓,这位法国学术院的教授被撤职。他的举动确实没有让拿破仑三世动摇。但一个半世纪后,他教会我们,历史会铭记那些不愿屈服的良知。明天,谁将站出来捍卫公立学校、平等和法治——这些既是我们职业的支柱,也是民主生活的支柱?

青年们今天为这些战斗而起。为了一个不同于我们为他们设定的未来。他们不需要被奉承,也不需要被暴力对待,而是需要被倾听和理解。没有人知道我们将记录怎样的愤怒之史。但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些日子在集体质问我们:我们是否想要写下一段阴森的历史——记录一个对自己的孩子比对对手更加凶残的共和国?

高中生运动:革命元素大受欢迎

从1789年到五月风暴(Mai 68),在自九月起参与动员的青年们所举的标语牌上,对过去革命事件的引用层出不穷。这是一个从历史课本走向实践的令人欣喜的过程。

作者:马蒂尔德·拉雷尔(MATHILDE LARRÈRE),古斯塔夫-埃菲尔大学高级讲师

«人能否做到公正?»:奥林普·德·古热的话语出现在游行队伍中。摄影:马里翁·瓦卡(MARION VACCA)

游行现场宛如一片标语牌之林,被封锁的高中校门像一面由文字组成的墙。学生们组织了工作坊,讨论口号、投票,并剪开家庭购物的快递纸箱来制作标语牌。他们站在封锁线的垃圾桶上,在游行队伍的核心,在巴勒斯坦国旗与法国三色旗之间,高举着这些标语牌,并在有人试图拍照时将其遮在脸前。于是,这些纸板口号通过社交网络、报纸传播,为下一次动员提供灵感,共同构成了这个2026年秋天青年呐喊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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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远程办公»

自高中生运动开始以来,在这些标语牌上可以看到对教学条件的谴责(«35个学生配一名老师,35度气温配一台电风扇»)、漫长的学习时间(«8点到18点,我怎么找回前任?»)、渴望被倾听的愿望,以及对镇压的震惊与愤怒(«我更喜欢那个由牙仙子而非CRS(共和国安全部队)来拿走我们牙齿的时代»-«瞄准我们的成功,而不是我们的头部»)、他们以团结来对抗教育不平等(«我们所有人都是同学»)、对转为远程教学的谴责(«CRS远程办公»)、以及对媒体报道的批评(«谈谈我们的想法,而不是被点燃的垃圾桶»-«少一点普罗(Praud),多一点老师»)。语气可以是幽默的,也可以是尖刻的;其中包含大量性隐喻,同时也借鉴了流行文化。

过去的历史也出现在标语牌上。尤其是,最终人们在问:「难道革命是历史课专有的吗?」就像在向老师提问一样,一块牌子上写着:「1789年7月14日 / 当时肯定也有两三个垃圾桶被烧了吧?」自“黄马甲”运动以来,对革命的引用在社会运动中大规模回归:巴士底狱、红色自由帽,以及对1789年或1793年的提及自2018年秋天起重新出现,并体现在如今的断头台绘图、罗伯斯庇尔或奥林普·德·古热(其《宣言》在高中一年级教学大纲中)的引用中。

关于巴黎公社的课程被提及较少。这更令人惊讶,因为十多年来,对1871年巴黎起义的唤起在社会运动中一直较为频繁。2018年,许多巴黎校园动员反对ORE法(该法设立了如今被诟病为«受难之路»的Parcour-sup系统),这些校园将自己重新命名为«托尔比亚克自由公社»、«桑西耶自由公社»,而马赛的蒂埃尔高中则延续了1968年的先例,将自己更名为«路易丝·米歇尔高中»。

对1968年的暗示则更多。必须承认,这场学生起义以及高中生起义(这一点经常被遗忘)——

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

一次演说与堆积的危机

总理周三在马蒂尼翁府发表讲话,此前他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举行了会议。除了高中生动员,他还谈到了农业危机、国家财务状况以及燃料价格。最终,针对最后一个议题,他采取了一项具体措施,旨在从“机制上”降低加油站的价格。

青年在欢欣中崛起

尽管遭受镇压,参与动员的高中生们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创造力与欢快之情。这仿佛是对严酷时代的某种嘲弄。

近几日,人们很难不被我国示威者与执法部队之间爆发的暴力程度所震撼(见第5页)。到处都潜藏着巨大的挫败感、愤恨与仇恨,从中可以预见到,如果国民联盟(RN)在下次总统大选中获胜,可能会出现何种强度的社会冲突。

狂欢。滚动播报的新闻频道不断向我们轰炸关于暴徒暴力和建筑起火的画面,让人误以为高中生群体正将国家推向内战。这些媒体倾向于谴责其“野蛮化”,却淡化了警方使用致残武器和致命制服技术的行为。无论是图尔一名青少年因疑似 LBD(橡胶弹)射击而失去眼睛,还是朗斯一名 15 岁少年被震眩弹炸断手臂。它们掩盖了执法部队前所未有的镇压升级。但在这些阴郁的新闻中,同样存在着必须被描述的集体冲动。就好像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更好地观察我们所看到的事物。

在这些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游行队伍中——有时教师和家长也会加入其中——我们怎能对那些显而易见的狂欢、集体的沸腾以及情感的共鸣视而不见?(见下一页)尽管存在危险,面临着被殴打和逮捕的威胁,但快乐依然存在,它是显而易见的,具有感染力,甚至是传染性的。这种快乐源于随处可见的、极其幽默的标语牌和口号,展现了示威者无穷的创造力。人们在即兴的“气场对决”(battles d'aura)中获得乐趣。尤其是当这种对决发生在像马延省拉瓦勒这样的一名高中生与其校长之间时;或者当一名警察在索恩-卢瓦尔省马孔进行一场极具表演性的哈卡舞(haka)时。

游行经常呈现出节日般的特征。许多人甚至穿着装扮参加游行。这里能遇到三个蜘蛛侠,那里有一个鲨鱼人,另一边则是一个猫女,或者是一些拿着粉色烟雾弹的小恶魔。在面具之下,一个近乎狂欢节式的社会正在活跃。他们享受着装扮所赋予的特权,以及对身份的暂时脱离。在这场欢乐的嘈杂声中,处处潜藏着一种对逃离现实的深切渴望。

因为这一代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感受到“生存”。人们原以为他们被当代个人主义所原子化,但他们却突然在我们眼前凝聚成一个整体,意识到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存在及其影响力。他们在新冠肺炎(Covid)时期长大,真正的期待地平线只有不可避免的生态危机,并被迫学习如何在一个受损的世界中生存。是否需要提醒?不,这种在这一代人中极具代表性的“生态焦虑”并非一种病理,而是一种清醒。

传承。此外,在身体表面的混乱背后,可以读出一种关于起义、挑战和斗争的完整肢体语言,这简直是过去时代、甚至是极遥远时期的活字典。从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到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一些学者已经证明,通过这些肢体动作的幸存,过去的人们如何继续鲜活地存在。几十载,有时是数百年的斗争,在我们的眼前通过举起的拳头、偶像破坏的行为、反法西斯标志以及被损毁的雕像而重新激活。

但如果说这些抗议活动充满了意识到的或无意识的追忆与传承,那么它们同时也采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形式——其戏剧性本身便可见一斑:人们不断举起智能手机,迅速发布 Instagram 帖子和其他 TikTok 视频。这正是政治的新载体所在。此外还有一点:面对时代的极端残酷与所有的绝望,让我们为这群渴望重新开辟地平线、拒绝接受永恒的“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青年崛起而感到欣喜。

埃尔韦·马祖雷尔 (HERVÉ MAZUREL)

勃艮第大学

高级讲师

周二,在波尔多。照片:MARION VACCA。HANS LUCAS

在抗议活动中,这里是周二的巴黎,集体的欢欣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照片:STÉPHANE LAGOUTTE。MYOP

面对危机世界,以喜悦为武器

。五月(风暴)已进入课程计划。2018年,当五十周年纪念与社会动员相碰撞时,这一参考点无处不在:“他们在纪念,我们在重启。”2026年的高中生们也这样说:“67代 [six-seven,阿尔法世代的一种自称方式,见第7页] 正在重演68年五月”。那幅描绘戴高乐将军捂住一名青年嘴巴的五月风暴美术学院丝网印刷画被更新了:马克龙或努涅斯的头像取代了将军的头像。在一块标语牌上可以看到:“在警棍的阴影下,很难自由思考”,这参考了被占领的索邦大学院内小教堂上的涂鸦:“在教堂的阴影下,很难自由思考”。

“你们需要一个死者”

镇压的历史最终通过一块标语牌被引入:“奋斗中的青年 / 1986-2026 / 铭记马利克·乌塞金 (Malik Oussekine)”。乌塞金在1986, 12月5日至6日的深夜,在反对设立大学筛选机制的《德瓦凯法》(loi Devaquet) 的学生和高中生示威活动期间,被帕斯夸 (Pasqua) 指挥的机动警察殴打致死。这次谋杀带来的冲击迫使政府撤回该法律,随后解散了机动警察连队,而这些部队在三十多年后才在 Brav-M 中重生。在马利克·乌塞金死后的大规模示威中,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标语牌,虽然比现在少,但其中一块令人心碎:“150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你们需要一个死者。帕斯夸、莫诺里,杀人犯。”

从历史课到纸板标语,这段路并不长,除非其核心在于从理论课转向实践操作。一名教师在周二的示威活动中举着这样一块标语:“我们教他们历史,而他们决定创造历史。”

当暴力

主导着该运动的

媒体报道时,

这场由那些被

称为焦虑的青年所

发起的动员,散发出一种

极具政治色彩的喜悦。

我们以为了解这些青少年。他们是我们的孩子、侄子和邻居。这是一个被认为冷漠、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阶层。然而,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世界始终处于危机之中:2015年的恐怖袭击,随后是新冠肺炎及其带来的焦虑与国家管控的词汇。在某些街区和海外领土,有些人很早就体验到了公民权的极不平等。如今作为高中生,Parcoursup(高等教育申请平台)和人工智能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了负担,加剧了他们对未来的担忧。来自法国以外的世界,向他们传递着数千场战争和灾难的回响。近日的高中生动员正是由这些“危机之子”推动的。

在示威活动中,他们的喜悦吸引了我的注意,即便暴力问题主导着头条新闻,且政府部署了不同寻常的镇压手段。从巴黎第九区的一所高中到克利希-苏-布瓦(塞纳-圣但尼省),我在这些被认为焦虑、阴郁且与一切脱节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喜悦。

如果将这种狂喜仅仅视为一群调皮学生因逃掉历史考试而过于高兴,或是与执法人员在城市中玩捉迷藏的集体快感,那就错了。在这个他们尝试融入的世界里,他们的喜悦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它宣告了一种可能性——终于实现了吗?——即在一段时间内手牵手共同行动的可能性。

指南针。非裔法国女诗人 Kiyémis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能够捕捉这种可能性的语言。她将快乐视为一种能够消除孤独、减轻恐惧掌控并照亮他人存在的资源。快乐首先是一座灯塔,是在一个让人误以为个体是孤独领地、是与他方隔绝之岛的世界中的指南针。从贝亚特里斯·纳西门托(Beatriz Nascimento)的巴西到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思想赞美了快乐作为导向工具以及支持集体斗争之手段的力量。在法国,Kiyémis 将快乐视为一种能够让人在进行集体参与的同时,不至于在个体层面精疲力竭的力量。它是感官的体现:是将这里的历史与那里的笑声相连的碎片,是游行队伍中欢快相拥的双臂,是齐声合唱的歌曲。这种解读让我们得以窥见社会动员的内部骨架,即支撑它们坚持下去的东西:重逢的快感、陌生人之间滋养并鼓励彼此的微笑,以及一系列逃离了以“骚乱”和“维持秩序”为中心的叙事的姿态。

共和国学校培养了孤独。分数惩罚的是一种以成功或失败为标志的个体学习过程。在动员的核心,这些焦虑跨越了联络簿的界限,从而在从塞纳-圣但尼省(Seine-Saint-Denis)资源匮乏的高中到市中心的高中之间,找到了一种共同语言。那些曾用个体失败的语言表达的内容,现在转化为一场关于社会要求其孩子——所有孩子——必须成功的条件的辩论。在这里,快乐在于将一种被强加为个体的焦虑释放出来,并在街头找到集体的表达方式。

这些孩子让我们面对成年人的矛盾:我们何时才接受他们已成为政治对话者?高中生动员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这种始终存在争议的认可的历史。当共和国学校教授公民意识时,令人遗憾的是,当这些孩子实践这种意识,并让这个共和国面对其最标志性机构之一的破产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最可怕的镇压。93省的高中生在那些墙壁渗泪、剥落的教室里,在那些没有厕所的学校里所谴责的,以及他们的朗斯(Lens)和波尔多同学在加入运动时所谴责的,正是共和国承诺的失败,以及一个拒绝倾听的社会的暴力。

严肃。我对郊区媒体构建以及当代法国殖民痕迹的研究,教会了我去质疑那些将所有诉求掩盖在“需要治疗的疾病”、“需要遏制的危险”和“需要消除的敌人”之指控下的叙事。在我的工作中,我寻找口号之外的表达,寻找愤怒之外的博弈。在这些年轻人的人群中,是的,我看到了愤怒,看到了泪水,但我也看到了很多快乐。一种无需言语便能表达一个年龄段真实焦虑的快乐。通过共同要求具备成功所需的物质条件,通过为家境较差的同学而动员,这些青少年在集结中测试了学校曾经承诺过的平等与团结。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青少年的笑声。倾听他们在一起的快乐,倾听他们在短短一个下午的时间里,重新夺回对那个似乎在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就被决定的未来的掌控感。这些“仍是孩子”且“近乎成年”的笑声,表达了一种在街头不再孤单的宽慰,以及听到一个合唱在呼应自己声音的宽慰。然而,我们要警惕将其变成一种必须成功或必须希望的义务。这种快乐属于他们。它仅仅要求我们能够认真地对待。

马姆-法图·尼昂 (MAME-FATOU NIANG)

大学教授,

法语研究,卡内基梅隆大学(匹兹堡)

周二,在游行队伍中可以看到各种装扮,如图中的波尔多。摄影:MARION VACCA HANS LUCAS

周二在波尔多。摄影:MARION VACCA HANS LUCAS

Z世代的债务之痛

参与动员的高中生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出生于2010年代初,正值主权债务危机期间,随后又经历了新冠疫情及其对公共财政的影响。整整一代人如今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对于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政府来说,本周充满了各种风险与冲突。筹备数月的财政法案刚刚提交至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已于周三开始审议。预算方程式已然明确,且极其严峻并令人畏惧:预计年底赤字将达5,4%,而政府希望将其降低至5%的目标;公共债务将超过GDP的120%;利率飙升并逼近5%。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不利于国家和谐的选举年之初。

总理此前已为此感到焦虑,但随后爆发了规模空前的高中生动员活动,直接冲击了政府的议程。当数十万年轻人封锁学校、走上街头,就教学条件的贫困化呐喊愤怒时,政府试图强推预算紧缩和削减开支,这是否还能被社会接受?这群在五年任期内被严重忽视的青年——除了被要求脱离社交网络之外——现在开始反抗,并大声地介入辩论。一部分成年人对此给予了或多或少默许的支持,因为他们深知如今在法国做一名学生或大学生是多么令人焦虑。这群在过去十天里封锁学校、参加游行或在远处观察局势的青年,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年龄相仿并不能掩盖他们之间在社会、学业和地理上的差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债务时代”成长。

紧缩。他们出生于2008年至2011年之间,其出生日期恰逢上一次大规模主权债务危机,那场危机将希腊推向深渊,险些将欧元区一同拖垮。随之而来的紧缩政策使2010年代变成了“失去的十年”,尽管他们当时还太小,无法对此感到愤慨。刚喘过一口气,新冠肺炎疫情便席卷全球。年轻人虽然幸运地较少受到疾病本身的影响,但仍为此付出了双重代价:一是教育体验的恶化,其特点是“远程教学”的幻象以及心理和社会痛苦的被忽视;二是产生了必要且合理的“新冠债务”,但由于缺乏能够平衡代际账单的税收增加(而此时资产和高收入却在飞涨),这笔债务未能得到补偿。这种沉重且遮蔽未来的财务债务,与2010年代另一个重大觉醒——气候债务——紧密相连。每个人都开始谈论“后代”,但没有人给他们发言权,也没有人真正把他们当回事。早在2018年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发起首批气候学校罢课时,成年人们就以傲慢的态度回应道“学习去,闭嘴”,而当时提出的议题却是关乎生存的。此外,在高等教育变得昂贵的国家,学生贷款债务激增,削弱了对大学系统的信心。正如在美国,一些教育机构已被学生们抛弃。

洪水。2011年,当今天的年轻人可能还在津津有味地看《小猪佩佩》时,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 1961-2020)出版了一本书,该书后来成为了畅销书:《债:五千年的历史》(Dette. 5000 ans d'histoire,法文译本于2013年由Les Liens qui libèrent出版)。作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代表人物,这位知识分子兼活动家在600页的篇幅中阐述了一个定义我们历史处境的简单观点:债务不仅仅是金钱,它更是权力、道德与统治——存在于阶级之间、世代之间以及国家之间。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当时读过这本书吗?大概没有,因为作者公开主张无政府主义思想。但现在是时候面对它了。

“在我们之后,洪水将至”,据说庞巴杜夫人曾对路易十五国王这样说过。这个表达最终被用来形容法国大革命前夕,面对债务、税收不平等和社会动荡时,君主制的漫不经心。我们不知道这句话如今是否在爱丽舍宫寂静的走廊中回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洪水已经到来,它正处于气候洪涝与高中生抗议浪潮的交汇点。

尼古拉斯·德拉兰德(NICOLAS DELALANDE),

政治研究学院(Sciences-Po)历史中心教授

“学校筛选是为了掩盖贫困”

社会学家保罗·帕斯卡利(Paul Pasquali)是社会再生产与精英政治(méritocratie)专家,他回顾了当前高中生运动的深层根源。

随着高中生动员规模的扩大,保罗·帕斯卡利分析了其内在驱动力。作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员,社会再生产与精英政治专家,以及《跨越社会边界》(Passer les frontières sociales)和《继承制》(Héritocratie)(均由 la Découverte 出版社于 2021 年出版)的作者,他是被部长洛朗·努涅斯(Laurent Nuñez)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中称为“伪专家”的那类社会学家。然而,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作用正是分析和解释社会状况。阅读这些研究(或许)能有助于做出恰当的政治决策。

高中生抗议活动源于一个观察,即工人阶级社区(尤其是郊区)的高中与市中心高中之间存在明显的资源差距。这种现象并非新鲜事,但近年来是否有所加剧?

高中生动员活动始于巴黎郊区,具体是在克雷泰伊(Créteil)的圣-埃克苏佩里高中(lycée Saint-Exupéry),这并非偶然,因为那里是学生和教育团队面临教学困难最集中的地方。多年来的预算削减,特别是公共教育预算减少了 20% 以上,在这些地方比在其他地方感受更为强烈,这不仅体现在岗位的撤销以及长期缺勤时未及时补员上,还体现在对陈旧设施的翻修不足上,这影响了学校的日常氛围。但媒体的叙事忽略了这一切并非仅发生在巴黎大区。在过去一两年里,其他地区的教师也曾尝试发起类似的动员,例如在南特或马赛。但这些尝试未能形成全国规模,因此,发起此次运动的主动权回到了高中生手中。

您认为这次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吗?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运动,在许多方面都令人瞩目,尤其是尽管面临政府的虚假信息以及绝对前所未有的警察镇压,它依然迅速扩展。但运动本身或许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前所未有或自发。想想 2006 年的反 CPE(初雇就业合同)示威,或者更早之前的 1990 年高中生罢课,后者同样始于巴黎郊区,并提出了与今天类似的诉求。当时,年轻人获得了相当于 10 亿欧元的资金,推动了优先教育的重启,并显著改善了高中的内部民主。与当前政权的漠视和推诿相比,这种对比是剧烈的。

Z世代与“6-7”世代:青年自定称谓

«愤怒的Z世代»- «“6-7”世代 [six seven,编者注] 重现68年»:在高中生举起的标语牌上,一个世代正用自己的术语(通常源自流行文化)来定义自身。其成员有时通过出生年份来相互认同:最早走上街头的是2009年和2010年出生的人,随后加入了已离开高中的2008年出生者,以及刚进入高中的2011年出生者。由此勾勒出世代的“微单元”,将具有共同经历的年龄层团结在一起。如今走上街头的人们,从5岁起就在进行“安全避险”演习,在新冠肺炎期间经历了10岁时的封锁,且只经历过酷暑难耐的夏天。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们正接管一种定义某个年龄层进入成年世界的古老方式——在这里,这种标志是通过高中毕业考试(bac)和离开高中,而过去则是通过成年礼。

服兵役长期以来被用来确定年龄层。在公元前4世纪,18至20岁之间的雅典青年必须经历“青年训练”(éphébie):一系列考验以及随后的誓言。在公元1世纪,罗马青年在结束童年时脱下“预备托加袍”(toge prétexte),换上公民的白色托加袍。这是当局定义并统计谁有资格参与政治生活,尤其是谁能拿起武器的一种手段。因此,这些仪式仅限于自由的公民之子(男性)。

在当代法国,兵役长期扮演着这一角色,且同样仅针对男性。直到今天,在博若莱(Beaujolais)地区,按年龄层化装游行的“新兵”(conscrits)节日,仍是这些成年礼的遗产,这些仪式在将一代人送往战场之前为其庆祝。

女孩和男孩再次通过出生年份来定义自己,似乎是为了在进入“成年”年龄之前建立群体感,以便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次,是由他们来定义词汇、沟通空间和归属标志。其中一些人甚至将经历由执法部门带来的“洗礼”。

保琳·杜克雷 (PAULINE DUCRET)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 (Sociamm)

法国上法兰西-瓦朗谢讷理工大学高级讲师

信息图表:朱利安·吉约 (JULIEN GUILLOT)

2025年10月3日。照片:ABU ADEM MUHAMMED. AFP

除了资源差距和教师短缺,高中生们频繁提及的一个目标是:Parcoursup(高等教育录取平台)。为什么这个分配平台会如此剧烈地集中体现学校不平等问题?

Parcoursup之所以成为不满的焦点,首先是因为这项改革引发了学生、家长以及教师对分数和专业导向的普遍痴迷,而知识以及对文化的纯粹追求则因此退居其次。此外,在平台及其算法背后,被挑战的是法律保障每位高中毕业生的学习权。在1968年5月运动催生的《福尔法》(loi Faure)出台之时,这一权利就处于高中生和大学生斗争的核心。尽管这一历史性的妥协在70年代起并未阻止各种豁免情况的出现,但那些情况一直较为边缘。Parcoursup标志着选拔支持者的决定性胜利,且此前尚未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然而,该平台确实在进行一场巨大的社会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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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世代”是否对不平等以及被扭曲的“精英政治”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大多数高中生在学校、社区、家庭以及同辈群体中都能观察到社会学数十年研究已证明的现象:一方面,社会出身与学业路径之间的联系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私立教育规模在上升。执政精英们不断向他们地谈论“功绩”与“机会均等”,结果却陷入了自己设下的陷阱。因为所谓的学校筛选本应是为了奖励个人才华,但实际上,在缺乏税制改革(而目前议会审议的预算草案中并未涉及此项改革)的情况下,其主要目的是掩盖贫困并降低成本。尽管在动员起来的青年世代中,名校高中与郊区高中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团结,但最先被这种“障眼法”式的精英政治所欺骗的,正是来自底层阶级的学生。

采访记录:

GUILLAUME CALAFAT

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讲师

尊严是诉求的核心

相同的符号,相同的生活经历以及对新自由主义的拒绝:法国的动员活动与从尼泊尔到摩洛哥的其他反抗运动产生了共鸣。

每一场运动,尤其是青年运动,似乎都奇迹般地绽放。近日在法国看到的这场运动就像是这类突发事件之一。人们试图寻找触发点,随后观察其独特性。此处彼处,著名的青年反抗运动的回响在提醒着我们,最常见的是 68 年的运动,它使青年成为了主要的政治参与者。我们也可以将这些当代的青年反抗运动置于一个更系统性的框架中,将其视为对新自由主义秩序及其日益不平等和专制形式的抗议。在这方面,法国的运动与此前发生在南方国家的事件相呼应。最近的是去年在全球多个地点爆发的 Z 世代运动。当然,这种亲缘关系并不等同于完全一致,但它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层面的,它构建在符号和口号的传播之中,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生活经历的相似性之中。

显然,乍一看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年龄密切相关的方式: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在组织中的地位。TikTok 用于展示和推广运动;在政权不允许集会的国家,Discord 则充当虚拟的全体会议。抗议活动中出现的一些形象也具有代际特征。最著名的是《海贼王》(One Piece)中戴着草帽、带有骷髅标志的海盗,它是正义与反抗的象征。如今,它与纠正错误的正义少年蜘蛛侠(Spiderman)相伴。在不那么流行文化化的方面,巴勒斯坦国旗提醒着这代青年对巴勒斯坦人命运的共情。这种团结带有对政府强烈的愤慨,认为政府无能、懦弱,甚至是背叛。

但除了符号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结合:一方面是基于具体诉求的本土根基,另一方面是以尊严或尊重为形式的道德追求。反抗者们在向我们讲述什么?在法国,是关于破旧的建筑和拥挤的教室;在摩洛哥,是关于在医院中面临死亡风险;在其他地方,则是关于停电、用水困难、生活成本高昂……他们提出了对基本权利和基本物资的要求。

这些恶化的生活条件并非偶然:它们源于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政策在各地削减了对公共服务的投资,并滋养了一个加剧社会差距的竞争性私营部门。在摩洛哥,中产阶级家庭为了就医而负债,而最贫困的人则受制于同样匮乏的医疗中心。当然,在欧洲,作为社会国家更长久传统的继承者,公共服务尚未衰败到这种程度。然而,人们举起的标语讲述了这种地域和社会不平等的加深。他们的诉求根植于具体生活以及他们应得的物质条件。正是这种“欠债”状态中潜藏着道德问题,即关于尊严的伦理。因为这种退化的物质生活被视为权力之蔑视的标志,是未兑现的承诺。反抗者经常指出那些被认为是不恰当或腐败的权衡决策。

镇压。最后,镇压是愤怒的核心要素。在许多地方,年轻人,尤其是来自工人阶级社区的年轻人,很早就经历了监视与镇压。公开的起义是这些经历的顶点。2025年尼泊尔起义中的72名死者,以及数百名被监禁和被定罪的人员便证明了这一点。在法国街头显现的暴力以及镇压的规模,建立起了一种显而易见的亲缘关系,而这一次,这种关系是由权力构建的。

莱拉·达赫利 (LEYLA DAKHLI)

研究员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当代世界社会历史中心)

伊朗:运动的虚伪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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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兰通过批评法国对高中生抗议活动的处置,试图转移对其自身对待青年犯罪行为的注意力。

在德黑兰,对法国高中生的维护被用来掩盖对伊朗青年的镇压。据伊斯兰共和国官方媒体报道,法国大使皮埃尔·科查尔(Pierre Cochard)周二被召见,以抗议法国执法部门对待示威者的行为。伊朗政权声称在海外捍卫其在境内践踏的示威权利。在这种选择性的愤慨背后,部署的是一套成熟的策略:利用法国的社会紧张局势,以转移对其自身罪行的注意力,并抹黑那些揭露这些罪行的人。这种手段由来已久。在“黄马甲”运动期间,阿里·哈梅内伊就曾谴责法国的警察暴力,而与此同时,该政权的一些支持者在德黑兰的法国大使馆前举行示威。与此同时,伊朗当局正在镇压退休人员、工人、教师和学生的动员活动。如今,其传递的信息依然相同:抹黑那个谴责伊朗侵犯人权行为的法国。对于德黑兰而言,人权只是外交伪善中一场相互加码的博弈。

2024年3月,联合国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得出结论,在镇压“女性,生命,自由”运动过程中实施的多项违规行为构成了危害人类罪:包括谋杀、监禁、酷刑、强奸及其他性暴力、迫害和强迫失踪。该调查团指责了国家最高当局,并记录了镇压机构的责任。去年9月17日,同一调查团得出结论,伊朗当局在镇压1月份的示威活动期间同样犯有危害人类罪。而Z世代正是“女性,生命,自由”运动的核心,该运动在2022年9月吉娜·马赫莎·阿米尼(Jina Mahsa Amini)去世后爆发。摘掉面纱的高中女生、质疑最高领袖绝对权威的青少年、要求掌控自己身体的年轻女性:这次动员揭示了伊斯兰共和国意识形态计划的失败。2026年1月,青年在民众示威活动中再次发起动员。16或17岁的青少年,尤其是那些出生于2009年的人,在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下成长,同时拒绝该政权试图强加给他们的规范和价值观。

面对这种代际断裂,政权继续推行强制编组。隶属于革命卫队的巴斯基(Bassidj)民兵组织成为了意识形态和安全管控的工具。越来越多的儿童被纳入军事体系。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和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已记录了针对低至12岁儿童的招募活动。

因此,伊朗青年群体内部存在着一道裂痕:一边是融入政权体制的青年;另一边则是试图在远离官方伊朗的环境中构建自己生活的青年。前者的效忠基于意识形态灌输、物质利益和家庭纽带的结合。而后者并不局限于抗议者:他们的反抗也体现在日常行为中:选择自己的服装、恋爱、跳舞、听音乐、培养友谊,并将自己的生活从权力的控制中抽离。这部分占多数的青年实践着一种“世俗分离主义”,即将其个人生活从政权的意识形态掌控中剥离。在社交、文化、情感和节庆的泡沫之中,另一个脆弱的社会正在构建,而进入这个社会的门槛取决于资源和社交背景。于是,快乐变成了一种肯定自身自主权的方式。面对一个将殉道神圣化并鼓励告密的政权,生活的乐趣和对幸福的追求具有了政治意义。德黑兰声称代表法国高中生发声,但它应该首先倾听那些渴望构建自己生活的伊朗青年,而政权却在强加战争给他们,并导致经济加速衰退。

克莱门特·泰尔姆 (CLÉMENT THERME)

蒙彼利埃保罗-瓦莱里大学国际历史讲师

社论 / 历史学家的《解放报》

梅西与罗纳尔多:球场上的两次告别

作者:GUILLAUME CALAFAT

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讲师

如今在法国参与抗议的高中生们,出生时正值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利昂内尔·梅西分别在 2008 年和 2009 年赢得他们的首座金球奖。近二十年来,这位葡萄牙前锋和这位阿根廷组织核心在足球爱好者的争论中,一直竞争着史上最伟大球员的称号——至少在 21 世纪是这样。这篇短文并不打算给出定论,而是回顾周二在短短几小时内相继发生的、围绕这两位传奇人物的两起事件。

一方面,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纪念碑球场。聚集在那里的 80 000 人并非真的为了这场对阵而至:阿根廷在与贝宁的一场体育价值有限的友谊赛中(最终阿根廷以 3-0 获胜)交手。观众们是为了观看利昂内尔·梅西在国家队的最后一场比赛而来的。这位天才的盘带手、传球手兼得分手拥有非凡的荣誉记录:八次金球奖、一座世界杯、两座美洲杯、四次随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赢得欧冠冠军(此处略去其他荣誉)。

在阿根廷,梅西被认为已经成功超越了(这一点仍有争议)偶像马拉多纳。这位“跳蚤”为自己的告别做了充分准备:人们预言球场上将会有许多泪水,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梅西没有让人失望:在第 10 分钟(他的球衣号码)赢得全场起立鼓掌,贡献两次助攻,打入国家队第 126 个进球,甚至——在他身上相当罕见,值得记录——在赛后发表了一段较长的演讲,特别向 8 月去世的父亲致敬。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甚至在赛前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其整个职业生涯。

另一方面,在社交网络上:一张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眼眶泛红的照片,配有一篇长篇声明(令人惊讶的是用英文撰写的)。在这篇声明中,这位拥有无与伦比的进球嗅觉、持有五座金球奖、赢得一次欧洲杯和五次欧冠冠军(同样略去其他荣誉)的强大前锋,解释了他与葡萄牙国家队新任主教练若热·热苏斯(Jorge Jesus)之间的分歧,以及正是这一分歧导致他过早且狼狈地离开了国家队集训。虽然他表达了歉意,且尚未宣布退出国际赛场,但他指责热苏斯试图羞辱他——让他白白进行热身——且没有信守承诺。其措辞透露出一种极大的委屈,以及一种与其在葡萄牙足球史上所处地位和扮演角色不相称的堕落感。

这两幕场景的对比,让人想起蒙田所称的——当然是以更具存在主义的方式——“收拾行囊”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是精心设计自己的离场。梅西博士懂得如何编排离去的细节;而罗纳尔多先生似乎拒绝像蒙田所说的那样“收拾琐碎之物”并让出位置。然而,正如齐内丁·齐达内教会我们的,能够凭一时冲动地成功离场,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

在马提尼克,对空间与自由的梦想

作者:奥德里·塞莱斯廷 (AUDREY CÉLESTINE)

纽约大学副教授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预计,本周四巴黎时间 17h34,飞船将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完成“splashdown”(溅落 / 海上回收)。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Sophie Adenot)将在那里结束她从国际空间站(ISS)返回地球的旅程。她在太空中度过了 234 天,创下了欧洲人轨道停留时间最长的纪录。这个纪录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关于“首位进入太空的马提尼克人”的故事。这个人就是罗贝尔·圣-罗斯(Robert Saint-Rose),马提尼克导演吉尔·埃利-迪-科萨克(Gilles Elie-Dit-Cosaque)在 2008 年专门为他拍摄了一部电影,片名为《Zétwal》(克里奥尔语中的“星星”)。这是这位马提尼克年轻人的绰号,他大概出生于 50 年代。他在 1969 年目睹了人类登上月球,从此深受震撼。于是,在 1974 年,他决定自己也要在历史上留下印记。他与社区里的一个伙计一起制造了一枚火箭。他进行着即兴的计算,寻求建议,到处搜集能够制造航天器的材料。他希望利用 1974 年 12 月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到访的机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并成为其民族的骄傲。为了准备返回地球——他计划在法兰西堡(Fort-de-France)近海降落——他培训了一些渔民:与将被 Space X 公司的驳船接回的阿德诺不同,这部伪纪录片中的英雄依靠的是渔船。

面对成千上万的问题,他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创造力将成为让他出发并返回的燃料。

这位市长兼诗人,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担任法兰西堡的自治派当选市长,虽然在电影中出场寥寥,却成为了变革的引擎。Zétwal 来自安的列斯群岛弧线中一个极小的土地。天空是他唯一的界限,即便如此。他坚信自己拥有合适的工具,用塞泽尔的话说,是“奇迹之武”。在这方面,他的故事很好地反映了 70 年代马提尼克青年的处境:他们经历了从种植园经济向消费社会的转变,面对着大规模失业以及一种极不令人满意的共和国融入形式——他们被告知,流亡到“法国”是唯一的出路。当他们拒绝这种命运时,中央权力往往以镇压回应。1971 年,在海外省与领地部长皮埃尔·梅斯梅尔(Pierre Messmer)访问期间,高中生热拉尔·努韦(Gérard Nouvet)在法兰西堡的抗议活动边缘被机动卫队杀害。而在 1974 年 2 月的巴斯-普万特(Basse-Pointe)沙尔韦庄园(habitation Chalvet),宪兵向动员的工人开火。于是,一些人拒绝接受现状,梦想着更好的明天,梦想着独立与革命。在《Zétwal》中,这些渴望化作了准备一次太空旅行的形式。直到今天,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们仍致力于让世界了解他们的岛屿,并在那里书写其他可能的未来。但当日常生活条件继续限制选择时,很难对未来下注。用水和交通的困难、氯代锥肯(chlordécone)的影响、失业与社会边缘化、不平等、高昂的生活成本:对于一部分青年来说,离开依然是最切实可见的愿景。在抵达国际空间站时,索菲·阿德诺说:“让我们一起大胆地梦想!”这些话在昨天或许可以由圣-罗斯-Zétwal 说出,今天则可以由动员起来的安的列斯青年说出。这群青年渴望他们的岛屿不仅仅是一个人们离开的地方,而是一个可以梦想并建设未来的地方。

周三在巴黎,《解放报》办公室内举行编辑会议期间。

用历史为报纸注入希望

对于我们这两个参与“历史学家版《解放报》”的老手来说,编辑会议是以一种非常经典的方式开始的。在回顾时政要点之后,各个部门依次汇报(星球;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健康与环境;调查;事实核查;生活方式;观点;文化……)。唯一的不同是:在亚历山德拉·施瓦茨布罗德(Alexandra Schwartzbrod)身边,首位领导《解放报》的女性索尼娅·德莱萨尔-斯托尔珀(Sonia Delesalle-Stolper)参加了她的首次“历史学家版《解放报》”。除此之外,一切如常。像每年一样,有人提醒我们,编辑会议是自由发言的场所。而且,他们告诉我们,这里经常发生争吵。

但事实并非如此。时政新闻正处于一个低谷期。昨天是 7 Octobre 的纪念活动、高中生抗议活动的第三阶段、关于预算辩论的预告,以及勒庞与巴尔德尔之间那些如肥皂剧般波折的纠葛。而今天,什么都没有。我们在等待预定于明天举行的高中生抗议活动第四阶段。只有尼古拉斯·韦尔特(Nicolas Werth)提醒大家, 7 Octobre 也是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ïa)被刺杀的周年纪念日。于是,他将就此撰写一篇文章。

当天的总编辑皮埃尔·辛加拉韦卢(Pierre Singaravélou)是一位友善的朋友,他带着这样一个想法而来:在我们所经历的这种令人焦虑的时政环境下,给高中生、他们的老师和家长提供一份充满希望且让人“感觉良好”(feel good)的报纸,无疑是一件好事。极右翼的崛起、康奈尔大学校园内的强奸案、俄罗斯鼠疫的复现、法国债务的增长……嗯,你确定吗,皮埃尔?好吧,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关于野生动物状况的报告指出,一些濒危物种正在恢复活力。但托马斯·格里洛(Thomas Grillot)将接手这个话题:这种希望的具体政治意义是什么?

总之,没有任何—。

即使有六页,如何将高中生时政的大脚塞进纸质报纸的小鞋里?

大声抱怨。每个人都如此坚信与高中生沟通的必要性,以至于“事件”板块将从四页增加到六页。想法不断涌现。这群青年恰恰是 2009-2011年出生的那一辈。他们像以前的征召兵“等级”一样,用出生年份来自定义身份。他们倾向于使用手写标语牌而非横幅(报纸中将展示大量此类纸板标语,它们提醒着我们生活在一个只需点击几次即可配送包裹的社会——有些人甚至提出用这些标语牌来为整份报纸提供插图的想法)。

幕后制作

人们欣喜地看到,这些经常因沉溺于智能手机而受到污名化的年轻人走上了街头;而这一代经常被认为充满焦虑的青年(怎么能责怪他们呢?他们在初中经历了卫生危机,在课堂上经历了反恐演习,并正合理地为自己的未来和地球的未来担忧)展现出了一种极具感染力的快乐。但这种快乐究竟该如何定义?

此外,债务本身难道不能从代际的角度来解读吗?那么森林呢,森林的枯死也出现在今日的新闻中:我们难道不能根据树木的出生年份来编写它们的历史吗?

总之,开始了。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在抱怨(这是他的习惯):我们的同事是否认为可以通过凭直觉的经验(通常是他们住在市中心的孩子的经验)来理解高中生运动?他变得激动起来:我们是在编辑室还是在家长会上,天哪?怎么能忘记一个“世代”,即使被简化为两个日期(2009-2011),内部也充满了阶级、性别和种族认同的紧张关系?另一个人安慰他(这是他的天性):从未有人要求历史学家必须拥有与他们所书写历史的对象相同的经验。一套完整的方法论规则允许人们最准确地描述那些自己未曾经历过的事情(事实上,这正是历史的本质)。

两人各自兴致勃勃地走在编辑室走廊里撰写文章。这并不简单:即使有六页的“事件”版面,如何将高中生时政的大脚塞进纸质报纸的小鞋里?更不用说我们还得面对一个我们谁都没真正搞懂的排版模版。我们的一位邻座悄悄问:“一页(feuillet)是多少个字符?” 1500, 埃尔韦,这么久了你应该知道。在一天结束时,展开了没完没了的讨论:封面用哪张照片?除了《历史学家的 Libé》之外,标题怎么起?由您来评判。

菲利普·阿尔蒂耶斯(PHILIPPE ARTIÈRES)

与 CNRS 希尔万·韦奈尔(SYLVAIN VENAYRE)

摄影 EMMA ZAHOUANI BURLET

康奈尔大学:#MeToo 运动的复兴?

9月28日,在一名女学生对七名男子提起诉讼后,一起集体强奸的刑事调查正式启动。这提醒人们,尽管自特朗普回归以来一直遭受打压,美国校园依然保有抵抗能力。

作者

奥利维尔·布尔坦 (OLIVIER BURTIN)

皮卡第儒勒-凡尔纳大学 (université de Picardie Jules-Verne) 副教授

在美国,大学校园依然充满活力。在去年唐纳德·特朗普重掌权力后,针对大学开展了规模异常巨大的打压,持续一年半有余,人们本有理由对此产生怀疑。但近期发生在纽约市北数百公里外、伊萨卡市康奈尔大学绿意盎然的校园里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作为著名的常春藤联盟八校之一,这所大学自9月一名身份未公开的年轻女性提起民事诉讼以来,一直处于震荡之中。

该女性使用化名“简·多伊”(Jane Doe,在美国常用于保护原告匿名),指控七名男子在2024年10月的一次聚会上将其迷药后集体强奸。她的诉讼还针对该大学,指责校方对涉事人员的处罚轻微得令人发指,其中部分人的处罚仅限于就自身行为撰写一篇“反思论文”。9月28日,一起刑事调查正式启动。近日,学生和教师在校园内举行示威活动,要求该机构校长辞职。

这起事件起初仅在当地发酵,但很快演变为全国性议题,两名反对特朗普的历史性人物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心。第一位是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 (Letitia James),她曾对他发起多项重要诉讼,而去年她自己也成为了其政府指使的起诉尝试的目标。第二位是前司法部高级官员萨莉·耶茨 (Sally Yates),她曾在关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以支持特朗普的调查中作证。

这无疑是一次嘲讽。纽约州州长已委派詹姆斯重新审查这起强奸案,以确定是否有理由提起刑事诉讼;而康奈尔大学则委托耶茨就大学处理该女学生指控的方式进行独立调查。

这两位长期被特朗普试图抹黑的女性回归,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位以心胸狭隘著称的总统的一次嘲讽。但其影响已超出了个人恩怨。此案将性暴力问题重新推向前台,而此时特朗普政府正致力于拆除旨在打击歧视的机制,并更广泛地让所有关注此类话题的人噤声。

在多年谴责校园中所谓的进步主义“取消文化”之后,执政的右翼势力确实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运动,旨在驯服其长期认为已被对手思想占据的高等教育界。这种行为经常被比作“麦卡锡主义”——即冷战初期针对进步思想的打压运动,且当时重点针对大学。然而,这种类比不足以捕捉到当前现象前所未有的规模。

几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像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这样享有盛誉的大学,面临着失去对其研究至关重要的联邦资金的威胁。支持巴勒斯坦团结运动的代表人物、移民学生马哈茂德·哈利勒(Mahmoud Khalil)被监禁数月,且仍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威胁。关于性别或种族的研究受到了限制和预算削减,而许多机构的多元化支持计划被取消或搁置。在几个由共和党执政的州,针对学术自由的攻击也在增加。一些教师和学生因其言论被解读为赞同 2025 年 9 月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Charlie Kirk)被谋杀而遭到解雇。

压力。在短短几个月内,一层沉重的阴霾笼罩在已经脆弱不堪的学术界之上——在其最著名机构的光环背后,是大部分教职员工的不稳定状态以及不断上涨的学费。

在这种背景下,康奈尔大学的动员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提醒人们,尽管一个极右翼政府试图将其世界观强加给美国社会其余部分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他们未能强行让世界回归到 #MeToo 之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此类性暴力指控极有可能石沉大海。

诚然,这远不及 2020 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大规模抗议或 2017 年的女性大游行。在任期选举临近之际,一次局部动员不足以预示全国性的反转。但它揭示了,即使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机构中,抗争依然是可能的。面对 MAGA 运动的冲击,美国公民社会长期处于防御状态,但仍保留着动员、要求问责以及让权力层之外的其他优先事项被听到的能力。

阿根廷:电锯狂热者哈维尔·米莱,经济状况不佳

瘟疫

随着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再次回升,阿根廷总统所承诺的自由意志主义奇迹正转向经济衰退。记者兼历史学家帕布罗·斯特法诺尼(Pablo Stefanoni)观察到,他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上的反殖民主义立场与在完全追随美国和以色列之间采取的混合策略,其选举回报可能十分有限。照片:法新社(AFP)

“勒托与宙斯之子因对阿伽门农心怀愤怒,在军队中引发了一场可怕的瘟疫……”(荷马,《伊利亚特》,第一卷)。“瘟疫”一词自10月初与俄罗斯的一起疑似隔离病例联系在一起以来,便让人联想到被摧毁的城市、堆积的尸体、封闭的房屋以及无能为力的医生。数千年来,疾病的想象一直压在人类社会之上,人类经常遭受局部、有时是全球性的流行病袭击,而这些疾病往往被误解且治疗不力。这个词在过去通常指代一般的严重疾病。公元前430年至426年间摧毁城市的“雅典瘟疫”可能是一种伤寒;而165年至190年间席卷罗马帝国的“安东尼瘟疫”则是一种出血热。

中世纪的黑死病始于133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18世纪,由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引起,其特点是极强的传染性和致死率:它杀死了30%至60%的人类(美洲除外)。在各地,它都带来了恐怖与震惊。它促使了诸如“隔离”等实践的发明,以及如“死亡之舞”等艺术表现形式。最重要的是,它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持久的烙印。读到这个词时,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感到一阵恐惧的战栗。尽管新冠肺炎(Covid)的致死率远低,但它提醒我们,面对大流行,套用拉封丹的话说,“我们并非都会死去,但所有人都会受到打击……”

保琳·杜克雷(PAULINE DUCRET)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Sociamm)教授

在基辅,“跨越第聂伯河已成为一项新考验”

自2018年以来,我不再像70年代初以来那样经常前往俄罗斯。加起来,我在苏联及随后的俄罗斯度过了二十年。我用尽一生在研究这个国家。像许多其他专家一样,我倾向于将研究重点放在俄罗斯,甚至不惜忽略乌克兰。在《未来在基辅决定》(L'avenir se joue à Kyiv)这本具有罕见洞察力的书中,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施勒格尔(Karl Schlögel)分析了许多“苏联学家”共同犯下的这一错误。从那时起,我一直试图弥补。特别是得益于许多乌克兰历史学家的专业知识,其中首要是瓦莱里·瓦西里耶夫(Valeri Vassiliev),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仅成为了我的同事,还成为了我的朋友。

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我们经常通话。这场侵入日常生活的战争,人们在每一天中是如何生存的?这是我在每次通话时向我的朋友瓦莱里提出的问题。他同意用俄语与我交流,尽管有一天他告诉我,这已让他感到不快。相反,他不再使用“俄罗斯人”这个词来指代敌人。他说,是“拉希斯特”(Rachiste)——这是“俄罗斯人”(Russe)和“法西斯分子”(fasciste)的缩写。我请他为 Libé historiens 写一段关于他10月6日星期二一天的短文。内容如下:

4点50.分醒来。几周以来第一次连续睡了5小时。准备早餐。5点48,分,社区某处发生剧烈爆炸,没有预警。因此一个他会帮助克里姆林宫的杀手。他担心这场流行病比新冠肺炎更糟糕。世界何时才能终于明白,“拉希斯特”是对文明的全球威胁?

7点。我陪我的妻子奥克萨娜(Oxana)。她刚好赶上跨越第聂伯河的巴士。自从拉希斯特轰炸桥梁以来,人们大幅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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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经典的 Shahed,一击即中。

另一方的公共交通

无论每天早晨是否在轰炸,无论夜晚是安稳还是糟糕,我都会下楼沿着第聂伯河进行一小时的快走。今天早晨格外惬意。如此罕见的神圣宁静!我深呼吸。但我同样清楚这种宁静意味着什么。那些“骨质疏松者”正在为接下来的日子储备导弹和喷气式无人机。据说他们在伊尔库茨克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他们还没能遏制住这场瘟疫,那说明瘟疫即将变异。特朗普很清楚这一点。他宣布了。过河变成了一场新的考验。

8h40。我尝试开始工作。我经常中断工作以关注新闻。这简直像一种毒品。今天,经典的 Shahed 在进行单枚发射。它们通常被击落,但有两枚刚刚穿过了防线。一枚在奥博隆区将几辆汽车炸成了碎片;另一枚摧毁了一个数据中心。南桥再次遭到攻击。地铁停运。有消息称电力和互联网即将中断。

明晚将有一场大规模袭击。我检查了我的小型发电机,以及阳台上的储水。我尝试工作到 16 h 40,但没太大成效。我得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要求获取关于西伯利亚瘟疫的信息。但特朗普已经准备好帮助他们了。仅仅因为克里姆林宫的罪犯拥有核武器,他怎么能如此卑躬屈膝?在法国,出卖给“骨质疏松者”的极右翼正在煽动社会抗议的火种。这对勒庞来说太有利了。

14 小时。泽连斯基宣布我们将遭受

17h30。奥克萨娜刚下班回家。她在警报响起前刚好有时间跨过第聂伯河。她很沮丧,因为她的上司根本不想听关于远程办公的讨论。

18h 50. 快速进食后,到了睡觉时间。我们还有四个小时的时间尝试休息,积蓄体力。有消息称 23 时左右将发起大规模袭击。

NICOLAS WERTH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荣誉研究主任

关于普京,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亚在所有人之前就洞察了一切

二十年前,2006年10月7日,《新报》(Novaïa Gazeta)的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亚(Anna Politkovskaïa)在莫斯科寓所的电梯间内被枪杀。当时她48岁,《新报》是一份坚决反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政权的反对派报纸。这起罪行长期未得到公正处理(在经历了数年敷衍的调查后,一名共犯于2020年被定罪,随后在2023年被弗拉基米尔·普京特赦,以换取其前往乌克兰前线服役的承诺!)。在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记者遭遇暗杀的事件有数十起,而此案成为了其中的标志性事件。为什么?

首先,是因为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亚极具人格魅力,她同时是战地记者、调查记者、举报人和人权活动家。她拥有非凡的勇气,这在她2001年被拉姆赞·卡德罗夫阵营的车臣武装团伙绑架时得到了证明。同样,在2004年9月,当她乘飞机前往谈判释放别斯兰人质时,遭到俄罗斯秘密服务机构的投毒企图,她也展现了这种勇气。此外,还有她冒着极大的安全风险,强行争取到对“车臣屠夫”——俄罗斯联邦成员共和国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盟友,血腥的拉姆赞·卡德罗夫的采访。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她的数百篇文章(超过700篇,其中一半致力于报道车臣战争),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亚成功地揭露、剖析并分析了当时新兴的普京权力本质。这种权力完全导向于构建一个强大的独裁国家,重建其帝国维度——并且通过诉诸战争来实现其目的。

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亚。照片来源:GETTY IMAGES

波利特科夫斯卡亚揭示了始于1999年的第二次车臣战争如何为普京主义政权的建立铺平道路。这场战争无视所有国际公约,其特点是无数的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大规模将强奸作为战争武器、普遍实施酷刑、劫持人质,以及对城市进行彻底且有计划的摧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格罗兹尼。这是一场基于将敌人非人化而发动的全面战争。

让我们重新阅读令人赞叹的《痛苦的俄罗斯:一个愤怒女人的日记》(Douloureuse Russie : Journal d'une femme en colère,Buchet-Chastel出版社,2006年),我们就会明白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亚在二十年前的洞察是多么精准。

N.W.

LE LIBÉ DES HISTORIENNES FRANCE

极右翼:在国民联盟党(RN)内部,锡安主义与反犹主义构成了某种幻象

被归于该党主席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名下的言论,再次揭示了法国极右翼在对待犹太人及以色列国关系上长期存在的暧昧态度。

作者:

尼古拉斯·勒堡(NICOLAS LEBOURG)

蒙彼利埃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Cepel研究员

Mediapart 披露的关于乔丹·巴尔德拉反犹言论的报道,既冲击了国民联盟党关于其性质的叙事,也提醒人们,锡安主义与反犹主义在该党内部一直共存。这个问题往往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复杂。在法国极右翼最反犹的前合作者中,有些人曾在 1967. 的六日战争期间支持以色列。前犹太事务专员克萨维尔·瓦拉(Xavier Vallat)便是如此。吕西安·雷巴泰(Lucien Rebatet)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尽管他在武装党卫军法语报纸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以“犹太人死掉吧!希特勒万岁!”结尾。他们的反犹主义很自然地与这样一种观点结合在一起:即犹太人应移民离开法国,以便为了西方利益而遏制阿拉伯人和共产主义。这种观念与希特勒截然不同,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拒绝了锡安主义的选择,认为一个犹太国家“从领土角度来看,将没有任何边界”。

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本人也在各种立场之间大幅摆动。在 50年代,他将对以色列事业的支持与反犹主义的抨击结合在一起。因此,对外部势力的支持并不意味着与反犹偏见决裂。这些偏见在法国社会中依然非常普遍:1966, 5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会投票给一名犹太总统候选人。勒庞长期维持着这种混合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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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晦的逻辑

70年代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的 2 号人物、同时也是国民阵线创建发起人之一的弗朗索瓦·杜普拉(François Duprat),是新轴心的传声筒之一。他将反犹主义、反锡安主义和否认大屠杀论结合在一起。他认为移民是由试图摧毁民族和国家框架的“锡安主义”制造的。锡安主义被视为“锡安实体”与“国际犹太财团”之间的联盟,认为每个犹太人都与以色列休戚相关。欧洲犹太人的被屠杀被视为一个神话,旨在让以色列能够实现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并让国际锡安主义摧毁西方人。

正是这种观点解释了 GUD(大学右翼团体)著名的口号,近期的新闻提醒人们,其前头目弗雷德里克·沙蒂隆(Frédéric Chatillon)曾是年轻的巴尔德拉的导师之一:“在巴黎如同在加沙,起义(Intifada)。”事实上,他们认为法国人处于与巴勒斯坦人相同的殖民处境。许多网民观看的阿兰·索拉尔(Alain Soral)的著名视频,对于初学者来说往往只是杜普拉理论的翻版——索拉尔的影响力在 2016, 达到顶峰,当时他的网站每月据称有数百万次浏览。而勒庞本人并不太在意这些话题。1987年,当他被世界犹太代表大会接见时,他向他们讲述了自己 1956 年在苏伊士运河远征中作为一名士兵,如何鼓动部下逃兵以加入以色列国防军(Tsahal)作战。他要求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巴黎的办事处。国民阵线的特使被派往以色列,试图促成阿里埃尔·沙龙(Ariel Sharon)与未来的 1988 年总统候选人之间的会面。

是关于“细节”的丑闻让他发生了改变。由于深信自己是“锡安主义”游说团阴谋的受害者,他甚至坚信,如果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拒绝与他结盟,是因为希拉克秘密地是一名犹太人。在 2002年的总统竞选期间,他试图改善局面,全程采取“去妖魔化”策略,并引导至 21 日,从而将以色列呈现为一个“西方文明的神圣国家”。然而,在第二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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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让-马里·勒庞本人将对以色列事业的支持与反犹主义的言论结合在一起。

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在此问题上滑出了一段其职业生涯中最反犹的言论之一,但其措辞足够隐晦,以至于未被察觉:“我必须承认,今天我觉得自己比那时更接近杜普拉(Duprat)。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的历史,尤其是自‘细节’(le détail)以来,使我接近了当时仅属于他的忧虑和分析。”换句话说,确实存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利用种族灭绝来确保其全球主义计划和以色列的权力。

而玛丽娜·勒庞则通过与这些主题决裂来构建自己的独特性。2006年,她试图前往以色列,但未能成功。2011年,在准备她的首次总统选举期间,她派遣路易·阿里奥特(Louis Aliot)前往那里;阿里奥特曾在2001年被其父亲派往南非,希望与纳尔逊·曼德拉举行会晤。她还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指出了极左翼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妄想”。乔丹·巴尔德拉代表了这一动态的完成。在10月7日的屠杀之后,他不断将国民联盟(RN)呈现为法国犹太人的“盾牌”,这个措辞有些奇怪,因为它让人联想到对佩坦元帅的辩护。国民联盟的领导层参加了2023年11月12日反对反犹主义的共和主义游行。在国民联盟主席一年后出版的著作(《我所追求的》,Fayard出版社)中,他承认巴以冲突不仅是宗教问题,也是地缘政治利益问题,

乔丹·巴尔德拉2025年3月访问以色列南部。

照片:JACK GUEZ. AFP

他谴责了一个恰恰受到GUD或阿兰·索拉尔(Alain Soral)同情的什叶派空间。他确实支持两国方案,但声称让-吕克·梅朗雄支持伊斯兰主义和反犹主义,并因此希望促进移民:“他写道,谁能相信巴黎在面对一个大多数支持哈马斯且对以色列怀有恨意的人口时,还会采取同样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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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市场

就这样,反对反犹主义的斗争、对以色列的捍卫以及“文明冲突”的叙事被全部混在一起。国民联盟主席的姿态适应了他的选民市场。一项2024年的民调显示,虽然传统的反犹偏见仍集中在极右翼选民中,但这些人认为这场冲突由以色列人造成的责任仅占1%,而巴勒斯坦人占20%。这些解读框架被证明具有结构性作用。因此,10月7日并不被视为一个独立现象,它仅作为对多民族和多文化社会敌意的又一次验证而存在。人们完全可以在相信“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时,根据选举利益来攻击或支持以色列。核心问题是对抗世界主义。

不,国民联盟并非源自高卢主义

国民联盟

声称继承

戴高乐的遗产

是一个误读,

在审查该“火焰党”

的莫拉斯主义

起源面前,

这一说法无法成立。

每年6月18日,同样的仪式都会重复。各方负责人庄重地祭奠戴高乐的记忆——然后便转向其他事情。但就遗产的攫取而言,当国民联盟议员让-菲利普·唐吉(Jean-Philippe Tanguy)毫无羞耻地在襟前佩戴洛林十字时,又迈出了新的一步。这一切在历史学家的审查面前能否经得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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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语境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不仅涉及那些自称高卢主义者的极右翼支持者——在于,在某种意义上,自称“高卢主义者”已经失去了意义。戴高乐漫长的政治生涯是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的:首先是1940年的失败,随后是冷战和去殖民化。

当前的语境——以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则截然不同。关于预算、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或 #MeToo 运动,戴高乐无法给我们提供任何见解。几年前,一本名为《将军回归》(*Le Retour du Général*,本努瓦·杜特尔特尔著,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书幽默地讽刺了这种让戴高乐在坟墓中发声的倾向。书中讲述了戴高乐在去世三十年后重返人间,旨在拯救传统的法式蛋黄酱,结果却被女权主义者和 LGBT 活动人士所利用。

当然,戴高乐确实对今天困扰我们的一些问题发表过看法。以近东为例。在六日战争期间,他并未支持以色列,并在 60 年代向所有对话者重复称“以色列人夸大了”。冲突结束之后——其标志是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他在 1967 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现在,以色列在它夺取的领土上组织占领,而占领必然伴随着压迫、镇压和驱逐。”这一立场与如今国民联盟(RN)那些新追随者在近东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截然不同(见旁页)。(戴高乐随后甚至发表过一些相当不幸且令他后悔的言论,将犹太人描述为“一个自信且具有支配力的精英民族”。这些话至少会让年轻的巴尔德拉听起来很受用。)

事实上,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能知道戴高乐今天会对这场冲突作何评价,因为他的行动哲学之核心原则之一就是“环境”的优先性以及适应环境的必要性。他将其称之为他的“环境学说”。同时,他也是暗示性模糊艺术的大师。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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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且僵化的民族主义

关于当前对戴高乐形象的挪用(具体而言是由极右翼所为)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国民联盟(RN)的起源:该党在历史上深植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戴高乐主义,带有对维希政权的怀旧、对佩坦的崇拜以及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捍卫。诚然,该党会反驳称其已经改变,并通过“去极端化”策略摒弃了这一遗产。但简单的粉饰无法改变其背后的本质。

虽然“戴高乐主义”确实无法为当前问题提供具体的政治解决方案,但它在反面地提出了一种包容且宽广的法国民族主义——以及法国民族——愿景,这与国民联盟所捍卫的愿景根本对立。可以说,戴高乐体现了像支持德雷福斯案的查尔斯·佩居(他的知识英雄之一)那样综合且开放的民族主义;而国民联盟直到今天,仍处于查尔斯·莫拉斯(埃里克·泽穆尔的参考人物之一)那种僵化、狭隘且排他的民族主义传统之中,后者的执念是清除法国的“内部敌人”:即“外来者”、犹太人、新教徒和共济会成员。在伦敦,戴高乐对那些希望加入其事业的人的出身——无论是种族、宗教还是政治背景——表现出明显的漠不关心。自由法国是一个杂糅且具有极高多样性的运动,远非仅限于所谓的“原汁原味法国人”。

朱利安·杰克逊 (JULIAN JACKSON)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教授及荣誉研究员,

英国国家学术院成员

1961年10月,位于巴黎的第一个家庭计划协会接待中心。照片来源:KEYSTONE. GAMMA RAPHO

家庭计划协会:70年的高峰与抗争

补贴被削减、办公场所被破坏、信誉被抹黑……面对来自保守派网络和极右翼的多次攻击,这家成立于1956年的协会不得不应对多个战线,甚至在内部成立了一个斗争小组。

作者:

比比亚·帕瓦尔 (BIBIA PAVARD)

巴黎第二大学(潘泰翁-阿萨斯大学)

讲师

存在七十年,却依然受到威胁。2026年,法国家庭计划运动在局势再次紧张的背景下庆祝其周年纪念。今年1月,斯特拉斯堡的家庭计划协会发现其大门被反堕胎信息覆盖;6月,沃克吕兹分会被卡尔庞特拉斯的新多数党国民联盟削减了3000欧元的补贴;而同月,区域卫生局宣布取消对吉伦特家庭计划协会的160 000欧元援助,随后在社会动员面前撤回了决定。

该协会于1956年3月8日以“幸福母职”之名成立,随着社会和政治斗争的演进,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包含80个省级协会的联合会。它陪伴了重大的历史转折:从避孕合法化到堕胎合法化,从性传播感染预防到性别暴力,从大众教育到无条件接纳所有性取向。但由于坚定地主张身体自主权和性教育,家庭计划协会招致了众多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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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转变”

起初,是那些担忧出生率下降的人口统计学家,是直到60年代中期仍反对传播“资产阶级恶习”和美式避孕手段的共产党,亦或是出于道德原因坚决反对避孕及随后堕胎合法化的天主教会高层和传统主义团体。随后,在1975年《韦伊法》通过之后,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出现了反堕胎突击队。他们的行动效仿美国团体的做法,旨在通过物理手段阻止人们进入医院和诊所的手术室。尽管1993年的《内尔茨法》(loi Neiertz)通过设立“妨碍堕胎罪”禁止了这些手段,但针对家庭计划协会(Planning)的直接攻击并未消失。

1998年5月,位于维勒班(Villeurbanne)的办公场所遭到有计划的破坏,当时的损失估计为20万法郎。众所周知,2016年,自70年代起就在家庭计划协会活动且在1999年至2001年间担任过主席的妇产科医生丹妮尔·高德里(Danielle Gaudry),因谴责勒若纳基金会(fondation Lejeune)编写并分发至天主教私立高中的《青少年生物伦理手册》中发表的“科学谬论”而遭到诽谤起诉。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在线行动的兴起催生了新的对抗领域和新的紧张点:同性婚姻的开放,以及对所谓“性别理论”、跨性别身份和学校性教育的谴责。尽管2017年将“妨碍堕胎罪”扩展到了数字平台和虚假信息网站,但攻势并未减弱。面对多线战场的压力,家庭计划协会逐步构建其反击机制。在2019年的尼奥尔(Niort)大会上,包括2013年至2020年担任家庭计划协会前共同主席的薇罗妮克·塞耶在内的多位活动人士提出了一项新战略。她们促成了路线图的制定以及“反选择斗争小组”(Glac)的创建。薇罗妮克·塞耶当时感到担忧:“我们观察到了规模的转变。我们遭受了多次攻击,并且清楚地看到了波兰和匈牙利情况的恶化,我们意识到这些并非孤立的攻击,而是一场协调一致的行动。”必须摆脱对对手是“吵闹但少数且零星”的年迈保守天主教徒的刻板印象,自1980年起在家庭计划协会担任志愿者的马蒂娜·勒鲁瓦补充道,必须“揭穿这种麻痹状态”。在她看来,转折点是2013年的“为了所有人的大游行”(Manif pour tous)动员,此后攻击次数激增,而人们需要时间才能理解那些被家庭计划协会称为“反选择者”的人的新运作方式。

GLAC 的成员密切关注跨国极右翼保守网络,特别是那些在“欧洲议程”(Agenda Europe)及其 2018 年披露的宣言《恢复自然秩序》(Restaurer l'ordre naturel)影响下正式形成的网络。薇罗妮克·塞耶报告称:“这是一个书面形式的社会计划,明确呼吁恢复自然秩序,其中就包含了关于家庭、离婚、避孕、堕胎、LGBT+ 权利以及安乐死的明确表述。其核心理念是保护从受孕到自然死亡的生命。”该团体的核心成员首先编写了一本实用指南,以便在遭受攻击时为各省协会提供帮助。随后,他们制作了一本关于“反选择者”(anti-choix)词汇的手册,并举办网络研讨会,旨在让活动人士、政治人物和医疗专业人员了解对方的策略。薇罗妮克·塞耶指出:“例如,‘未出生之子’(enfant à naître)这个词得到了普及,但这与讨论‘胎儿’(fœtus)或‘胚胎’(embryon)完全不是一回事。”该团体还在 2024 年创建了一个用于登记攻击事件的表格。2025, 61 起事件由各省协会上报。自 2014 年起加入家庭计划协会(Planning)且身为 GLAC 支柱的多米尼克·莫维兰解释道,这使得人们能够区分几种不同类型的攻击:对场所的破坏行为依然存在,且通常来自反堕胎天主教团体和极右翼团体,但最常见的是“制度性攻击”,约占总数的 40%。

1985年 9 月在巴黎的一次游行。照片:KEYSTONE GAMMA RAP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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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险”的攻势

“在这个词背后,隐藏着‘通过资金手段或以‘中立’为由发出指令的省政府、地方当局、大区政府、大区卫生局以及家庭津贴基金’,”她阐明道,这正是卡尔庞特拉(Carpentras)的国民联盟党(RN)市长为了削减其补贴而专门提出的论点。此外,还包括针对个人的打击,通过司法途径或在网络上进行,旨在使其失去公信力或使其瘫痪。薇罗妮克·塞耶(Véronique Séhier)就曾亲身经历:她在一次电话交谈中被录音,对方将其剪辑成视频并在社交网络上传播,以此来谴责学校的性教育。

马蒂娜·勒鲁瓦(Martine Leroy)指出,在那些可以量化的攻势之外,还增加了“更为阴险的攻势”。这些攻击“并不一定直接针对家庭计划协会(Planning),而是通过渗透进入某些结构,例如家长会,或是关于避孕和堕胎的工作组”,其具体目的是为了抵消该协会的行动。这并非正面质疑权利,而是为了限制权利的适用范围。这位资深活动人士提醒道,“这也对应了随着极右翼的‘平庸化’而产生的策略转变。如果阅读不仔细,如果没听清每一个词,它看起来可能很干净、很酷。有人告诉我们:‘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支持堕胎权。’但当我们仔细观察时,事实并非如此。事情没那么简单:玛丽娜·勒庞说她不会废除《韦伊法》(loi Veil),也就是说,她维持的是《韦伊法》本身,而非该法后续的深化发展。”因此,GLAC 将自己的使命定为:在所有层面,对那些反对性与生殖权利的思想、表达和实践的广泛传播保持警惕。最近的一次事件是,意大利“生命与家庭”协会(Pro Vita & Famiglia)在极右翼“欧洲保守主义与改革党”团体的支持下,于 9 月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组织了一场关于“生命的奇迹”的展览。这是一个典型的、不点名但却针对堕胎权的攻势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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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局势晴雨表

在临近 2027 年总统大选之际,GLAC 还旨在捍卫协会自由。在两个阵线同时开展工作的多米尼克·莫维兰(Dominique Mauvillain)提醒道:“协会绝对没有义务保持中立,除非它们在履行一项公共服务任务,且仅限于该项任务。除此之外,在所有其他干预领域,我们绝对不受此限制,我们可以持有激进的立场,甚至可以号召投票给某位候选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家庭计划协会(Planning familial)一直在研究选举纲领,并识别出符合其价值观的候选人。

在七个十年中,法国家庭计划运动一直扮演着法国政治紧张局势晴雨表的作用。它伴随了社会的世俗化、女性健康关系的转变以及生殖和性权利的确认。与此同时,它也揭示了保守主义者为抵制这些演变而选择的阵地。

那么,当前的攻击传递了什么信号?在堕胎(IVG)被写入宪法、情感与性生活教育被纳入学校课程的当下,战线已经转移:斗争的目标不再是原则本身,而是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应用。这场斗争在现实层面表现为通过资金扼杀和削弱接待机构,但在思想层面同样激烈。通过对辩论的潜移默化渗透和词汇之战,反对者试图使相关实践失去合法性并播种怀疑。在成立 70 年之际,家庭计划协会由此提醒人们一个基本的历史教训:法律对一项权利的认可,既不能保证其持久性,也不能保证行使该权利的实际手段。

由

托马斯·格里洛(THOMAS GRILLOT)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 / IHTP)研究员

这是一份旨在提供希望理由的报告。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本周四公布的 2026 年版《活生生的星球》(Planète vivante)中,描绘了 5790 种脊椎动物的健康状况,以更好地评估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状态。根据这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据,虽然在 1970 年至 2022 年间,所监测的 35803 个动物种群规模平均下降了 73%,但其中 50% 的种群显示出稳定或上升的趋势。那么,这些数字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报告的作者们——这是自 1998 年开始的两年一度系列报告中的第 15 份——在不作定论且不掩盖平均值背后反差的情况下,选择专注于“滋养希望的严肃理由”,甚至建议读者将其变成一门“科学”。当文件指出拉丁美洲下降了 95% 或非洲下降了 80% 时,这可能会令人惊讶。但害怕显得悲观是自然保护领域固有的特质。因此,学习如何平衡警告与鼓励,是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职业生涯的一项必要技能。

叙事技巧(Storytelling)。保持积极,不气馁,尤其是不要让那些需要被说服的人气馁——从接触“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当地居民到各国政府——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需求。从博士论文甚至硕士阶段开始,保护生物学家就必须学习如何说服可能资助昂贵且困难的实地工作的个人和组织,而这些工作正是数据生产的基础。这种说服的必要性动员了个人特质。它被视为一种在实践中学习的专业技能,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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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绘制了 5 790 种脊椎动物的健康状况图,以便更好地评估生物多样性的现状。F. BANFI. BIOSPHOTO. AFP

关于动物种群,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旨在“喂养希望”

该非政府组织在本周四发布其《地球生命》(Planète vivante)报告时将情况相对化地指出:尽管在1970年至2022年之间,所研究的动物种群规模下降了73%,但其中50%的种群处于稳定或增长状态。

这在真正的故事讲述工作坊中被传授。这里存在着一个制度化的希望生态系统。

处于这一生态系统核心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本身就是一台故事机器,在好消息与坏消息、数据与叙事之间寻求平衡。它创建于1961年,旨在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活动组织资金。自成立之初,其成员就重点宣传具有魅力的物种,如大象、犀牛、其标志中著名的熊猫以及老虎。后者在报告中占据显著位置,被列为种群数量回升并应激发希望、从而促使人们慷慨捐款的物种之一。就此而言,报告中提供的数据令人震惊:作者估计,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资金缺口高达9420 亿美元(近8420 亿欧元),他们将其与投入到化石能源的70000 亿美元进行了对比。

然而,其基调绝非

责备,作者更倾向于使用某些委婉的措辞。《地球生命》确实提及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惯常罪魁祸首:农业、林业开发、交通或住宅开发,但最多将其视为需要通过激励政策来影响的“变革因素”。可持续发展、释放“金融潜力”、管理“转型”、金融在支持濒危物种方面的“积极临界点”。对于牛羊的图像不必感到惊讶:自90年代以来,与畜牧业者的合作一直是保护大型野生食肉动物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这些内容处于叙事的核心。图像说明了一切。没有搁浅的鲸鱼,没有野生动物市场,甚至没有太多的森林砍伐图像。取而代之的是物种、生态系统和工作中的人类的定期交替出现。

进步。因为保护生物学(其从业者自70年代以来一直如此认为)始终是一门社会科学。许多在森林深处寻找野生动物而开始的职业生涯,随后转向了与“人群”的工作。

因此,在动物种群这一主题背后,另一个主题也随之显现:人类社会在自然保护方面取得的进步。作者还强调了例如原住民女性在那些播种希望的人群中所扮演的角色。该文件逻辑地以呼吁创建一个“自然行动追踪器”(Nature Action Tracker)结束,该追踪器将像“气候行动追踪器”(Climate Action Tracker)监测气候一样,监测该领域的后续行动。因此,这是一种希望的科学,旨在使“所有开展的努力”、倡议的多样性及其全球化特性变得可见。同时,这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一次自我辩护,该组织一直承受着相当一部分攻击,被指责做得太多……或做得不够。

啃食

高中生们要求遮荫——为他们过热的教室安装百叶窗和窗帘。但他们不要指望森林:遮荫之处很快将不复存在。这是周三发布的《国家森林清单》(Inventaire forestier national)中披露的一项令人担忧的数据,该清单由法国国家地理与森林信息研究所(IGN)编制,是对法国森林状况的年度评估。树木死亡率激增,受影响最严重的是欧洲云杉,它们因高温而变得脆弱,并被名为小蠹的害虫摧毁。

依然存活的树木状况也不佳:在受影响最严重的东大区(Grand Est),半死亡状态的树木数量自 2008-2012 年期间以来增加了 410 %。而年轻的树木,就像那些在抗议的高中生一样,情况也没有好转。林业人员称之为“幼林”:它们是根据直径而非年龄来定义的,但它们确实都出生在 21 世纪。这些森林中的“高中生”数量众多,但许多无法挺过难关:鹿和狍子会来啃食它们的芽苞。在技术术语中,这被称为“啃食”(l'abroutissement)——这对未来构成了致命威胁。而且就像高中生一样,森林也深陷于历史之中。它们的危机并非仅限于当代:它们被嵌入在其他的时间维度中。高中危机根源于自 2000 年代末的小规模婴儿潮以来就已预见的人口波动——而我们正以最糟糕的方式为此做准备:削减岗位,啃食未来。森林危机则是另一个巨大的失败。云杉作为当前死亡冲击的象征,也曾是“光辉三十年”时期的标志性树种。这种生长迅速的针叶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大规模种植在远离其原产山区的地区。

历史学家文森特·莫里尼奥(Vincent Moriniaux)研究了在 1946 年成立的国家森林基金(Fonds forestier national)主导下,改变法国森林的针叶林化政策。就像在林间篱笆地带的土地整合一样,其目的是使森林合理化,使其服从于经济及其折旧表,为其寻找能够证明其在现代世界存在意义的销路。国家的针叶林化有着更深远的根源,早在 19 世纪就在朗德(Landes)、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或迪瓦地区(Diois)种植松树。这是一种非常特定的过去正在死去并被焚毁:这是人类世的植物群,是现代法国的树木,由科学和化石能源驱动。一场来自远方的巨火。就像那些高中生一样。

纪尧姆·拉舍纳尔(GUILLAUME LACHENAL)

巴黎政治学院教授(Médialab)

全文请阅读 Libé.fr

昔日堡垒,今日战争

黎巴嫩南部的博福尔城堡(Château de Beaufort)。法新社(AFP)照片

现在是1917年3月27日。在战壕中,数以万计的士兵在一场新型战争中死去。库西城堡(Château de Coucy,位于埃纳省)那些建于13至14世纪之间、曾是法国最高建筑之一的巍峨塔楼,在一次震耳欲聋的爆炸中坍塌——这是在德国军队占领该地三年后撤退时将其炸毁的。他们使用了68吨炸药才将这座古老的中世纪要塞夷为平地。“中世纪”?未必如此。因为这个定语虽然在标注地点年代时很有用,但它将所描述的城堡和要塞凝固在了过去的时间里。如果这些地方是“中世纪的”,那么它们就不是现在的。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留了下来”,因为它们在时间的摧残中“幸存”。

峡谷。然而恰恰相反,当代历史表明,由中世纪男女所建造的城堡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如果它们至今依然可见,并不是因为它们在岁月的磨损中勉强支撑,而是因为它们被重新投入使用、重新利用、重新定义——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中世纪主义”城堡。在战壕战结束一个多世纪后,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军队于6月占领了博福尔城堡,这是一座由12世纪的东方拉丁人建造的古老要塞。更准确地说,是“重新占领”,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抹除2000年单方面撤军带来的耻辱:在占领黎巴嫩南部二十年后,以色列军队在夜色掩护下偷偷离开了该地,几天后真主党民兵便凯旋而入。至于强大且著名的骑士堡(Krak des Chevaliers),在叙利亚内战期间也多次易手。

这些占领行为当然首先是为了达成军事目标。中世纪城堡大多建在高处,因此能提供至关重要的观察点,控制道路、关隘、海岸、峡谷和海峡,占据着战略位置:领主们当年之所以精准地将它们建在这里而非他处,其理由至今依然成立。以骑士堡为例:它建在海拔500米的岩脊上,九百年来一直掌控着霍姆斯缺口(Trouée de Homs)——这是该地区穿过山脉、连接黎巴嫩平原与地中海沿岸的一条天然通道。在东方拉丁国家时期,这座雄伟的要塞不断被加固和扩建,多次被描述为“耶路撒冷王国的钥匙”。

破坏。中世纪城堡由于设有防御工事,因此易于防守,很容易被转化为现代军队的前哨阵地。火炮取代了十字弓,混凝土块充当了雉堞和木廊。其象征意义同样明显。占领一座城堡,就是占领一部分空间,宣示对周围土地的控制。城堡是政治传播(如今我们会称之为宣传)萌发的内核——这正是中世纪的领主们(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利用这些石木建筑所做的事情:打造一种领主景观,以此表达并实现

贵族对空间及其居住人口的统治。毫无疑问,后一方面自中世纪以来发生了最大的变化。在中世纪,城堡的建造部分是为了给该地区的农民提供避难所,使其在行政、财政、政治和经济功能上形成一个连续体。它们的围墙是保护的代名词:当敌人逼近时,人们便匆忙逃入其中。相反,如今这些防御工事的军事用途通常伴随着周围城市结构的破坏和屠杀。

2014年3月,叙利亚政权屠杀了位于克拉克(Krak)下方的阿尔-霍斯恩(Al-Hosn)村的居民。几周前,可能从博福尔(Beaufort)起飞的以色列无人机袭击杀死了黎巴嫩平民,而以色列军队则使用了超过700吨炸药来炸毁该遗址周围的所有隧道。对于平民而言,这些至今仍具有生命力的城堡在今天无疑比在中世纪时更令人不安,因此也更令人恐惧。就这样,这些不仅限于中世纪的城堡的历史在今天继续书写,而笔触则是尘埃与鲜血。

弗洛里安·贝松(FLORIAN BESSON)

中世纪史学家(Framespa)

18世纪马赛港码头上的商人,弗朗索瓦-安德烈·文森特(François-André Vincent,1746-1816)绘图,马赛海军博物馆。照片:JOSSE. BRIDGEMAN IMAGES

借助启蒙思想,将市场从被妖魔化或被神格化的视角中解脱出来

商人始终参与在各种斗争之中,无论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还是为了拒绝公共物品的商品化。他们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社会应当赋予市场经济怎样的地位。

如今,环境的恶化、生命形式的商品化,以及精神产出、个体私密空间和情感的商品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质疑着市场的逻辑以及个体利用市场的方式。这些现象同样在质疑那些规范交易的规则与制度的制定过程。与此同时,贫困劳动者依赖于不稳定且低薪的工作,中产阶级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他们转向市场,利用旧货市场和数字交易平台来开展物品和服装的买卖与转售,出租自己的住房、汽车、工具,或者通过拼车来节省交通费用……这些实践表明,对于那些担心无法维持生计的人群来说,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见,无论规模大小,商人始终参与在各种斗争之中:既包括选择消费品的自由,以及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个体奋斗,也包括拒绝将人类和公共物品商品化的斗争。他们的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这些斗争,并重新思考我们的社会应当赋予市场经济怎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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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定义的演变

在欧洲的中世纪和近代,正如在所有等级社会中一样,贵族和教会竭尽全力禁止市场,因为市场允许购买包括权力在内的一切,从而威胁到他们的至高地位。他们通过宗教使用了两种武器:一种用于阻碍市场的逻辑,另一种用于在心理上限制商人的行动。因此,他们谴责计息贷款。《旧约》仅允许向外国人提供此类贷款;《古兰经》则指出,真主允许贸易而禁止高利贷,即任何计息信用。路加福音的指令和马太福音同样旨在将市场隔离在外。

由于信用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无法被完全禁止,社会通过将这项任务分配给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人或外国人,从而保护特权群体。但从13世纪起,针对嫁妆资金和商人逐渐引入了例外情况:前者旨在对抗父权社会中女性固有的贫困,后者则是承认了一个新社会群体——商人——的产生,同时试图规范其行动能力:他们的唯一角色是在承担风险的情况下使商品流通,并且仅在存在风险时才对提供的信用要求利息。

由于平民没有获得信用的权利,而他们在危机到来时必须不惜代价地借款,因此一种基于抵押贷款的、繁荣的非正式金融体系在各地发展起来。一个恶性循环随之形成:尽管贷款加剧了贫困,但伯纳迪诺·迪·锡耶纳(Bernardin de Sienne, 1380-1444)周围的一些僧侣开始认为,为了应对贫困,获得信用的机会比施舍更有用。他们成为了“虔敬山”(monts-de-piété)的发起者。然而,为了满足王室的各项开支、最贫困者的匮乏以及富人的需求,对信用的迫切需求逐渐扩大了例外范围,在商人承担的风险之外,又增加了孤儿资金、大部分国王贷款、东印度公司贷款、税务承包商贷款等。

与此同时,教会之父将高利贷与贪婪联系在一起,并给出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为了物质利益而非为了救赎而产生的占有欲望),将其列入七宗罪之中。这种道德谴责不仅影响了商人,也压在平民身上,他们进入这种抵押贷款经济是为了积累储蓄以度过难关,或购买一些可转售的物品。

随着市场的发展,要求将信用和储蓄从耻辱中解脱出来,并推动对“良善”与“恶劣”激情定义演变的呼声日益高涨。从17世纪和18世纪的转折点开始,“利益”(intérêt)这一概念(最初是为国家事务而设计的)逐渐取代了“贪婪”,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精辟指出的那样,因为用利益而非激情来思考世界,赋予了世界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而这一切与根据王子和特权阶级的随心所欲来行使政府权力截然相反。因此,利益很快与雅克·萨瓦里(Jacques Savary, 1622-1690)在《完美商人》(*Le Parfait Négociant*, 1675)中提到的贸易之“温婉”联系在一起。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在18世纪使这一新的“温婉贸易”学说普及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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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垮台之后

启蒙思想家们同样嘲讽禁止利息贷款中存在的诸多例外,并强调这些禁令的首要后果就是提高了信贷成本。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10月将利率为 5 % 的利息贷款合法化。释放市场并赋予商业交换积极且令人向往的内涵,并不妨碍思想家们思考其力量与弱点,以及商人利用这些力量的方式。亚当·斯密指出,人性使市场变成了与人类的嫉妒和贪婪进行持久斗争的战场,而且这些人比国王及其反复无常的心意更能破坏商业带来的福祉。他还指出了商人与工业家对市场的致命利用:无处不在的欺诈、垄断和游说。正如孔多塞(1743-1794)所观察到的,君主制垮台后的市场自由化让商人能够逍遥法外。他质疑为什么针对商业不诚信的立法如此之少(除了关于谷物贸易的法律之外)。虽然当时正值社会摆脱多种束缚的时刻,但他意识到,为了不阻碍“勤勉的活动”,市场实际上处于一种有利于经济犯罪者的体制之下。

正因为新兴工业和随商业自由而来的行会制度的废除将为底层阶级提供就业机会,他才决定不立即打击经济犯罪者。

这些哲学家还思考如何补救由个人利润的商业逻辑所带来的后果,这种逻辑优先考虑短期利益,并倾向于将一切商品化,从而损害公共利益。《百科全书》中由若库尔(1704-1780)撰写的“价格”条目便将那些“不具备所有权属性”的事物排除在市场之外,例如“高空区域、广阔的海洋等”,以及神法或人法。随后,若库尔通过中世纪形成的“人性”(humanitas)概念将人置于市场之上,该概念禁止出售“对生命绝对必要且供应充足的[物品]……以此向[穷人]索要过高的价格”。

第三类公共利益涉及改善社会运作的斗争。其历史仍在构建之中。教育是最早被认可的公共利益之一。启蒙思想家们都强调了实行义务小学教育的必要性(该项在1793年获得通过),以及教育的免费化。这两项在热月政变后立即被废除。另一方面,亚当·斯密(1723-1790)甚至准备向父母支付补偿金,以弥补孩子因上学而带来的收入损失,从而激励他们将孩子送往学校。

环境是近期增加的另一项公共利益,而经济稳定则是正在构建中的一项公共利益。这一诉求源于震惊全球的信贷危机,该危机揭示了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结构性的过度负债。在20世纪的民主社会中,经济精英继续利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并忽略其所有警告,使人们相信市场能够创造交换平衡。他们还创造了“理性人”理论,以使所有市场监管失去合法性。为了走出这种“非神即魔”的市场逻辑,我们只能邀请人们回归——正如阿马蒂亚·森和一些当代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回归启蒙运动的分析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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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劳伦斯·丰泰纳 (LAURENCE FONTAINE)

莫里斯·哈布瓦赫中心(CNRS-ENS-EHESS)研究主任

计划表

在布卢瓦,历史举办其节日

由前欧盟委员蒂埃里·布雷顿(Thierry Breton)主持的第 29 届布卢瓦历史之约(Rendez-Vous de l'histoire de Blois)将一直持续到周日。本届活动的主题为“商人”,包含 600 场以上的活动以及 1200 多位演讲者。

■ 开幕讲座:由巴黎第二大学(先贤祠-阿萨斯大学)信息与传播科学教授娜塔莉·索纳克(Nathalie Sonnac)主讲:“信息是否像其他商品一样是一种商品?” 10 月 9 日周五,10 时,谷物市场(半圆形议事厅)。

■ 闭幕讲座:由国家反组织犯罪检察官瓦妮莎·佩雷(Vanessa Perrée)主讲:“让法国走出毒品走私的陷阱”。 10 月 11 日周日,17 时,谷物市场(半圆形议事厅)。

■ 在众多会面和圆桌会议中:

《底层民众的策略:从投机商到 Bon Coin》,劳伦斯·丰坦(Laurence Fontaine)讲座。 10 月 8 日周四,16 时-17 时,市政厅(马尔弗雷厅)。

《兰波,沉默的奥德赛:入夜后的历史》。与埃尔韦·马祖雷尔(Hervé Mazurel)的讲座。 10 月 9 日周五,15 h 30-16 h 30,阿贝-格雷瓜尔图书馆。

《在斗争(s)中!法国两个世纪的社会、政治与环境斗争》。与德尔芬·迪亚兹(Delphine Diaz)、弗朗索瓦·雅里日(François Jarrige)、马蒂尔德·拉雷尔(Mathilde Larrère)和安德烈·洛埃兹(André Loez)的圆桌会议。 10 月 9 日周五,16 时-17h30,Insa 主楼(德尼-帕潘阶梯教室)。

《梦想商人》。与埃拉拉·贝尔索(Elara Berthod)、纪尧姆·布朗(Guillaume Blanc)和西尔万·韦奈尔(Sylvain Venayre)的圆桌会议。 10 月 10 日周六,9 时-10h30,省议会(皮埃尔-德-龙萨尔厅)。

《陨落,法国 1940》。与朱利安·杰克逊(Julian Jackson)的访谈。

10 月 10 日周六,9 h 30-10 h 30,省政府(接待厅)。

《庆祝摄影 200 周年》。与埃莱奥诺尔·沙林(Eléonore Challine)、多米尼克·德·丰-雷欧(Dominique de Font-Réaulx)、皮埃尔·辛加拉韦卢(Pierre Singaravélou)和安东尼奥·索迈尼(Antonio Somaini)的圆桌会议。 10 月 10 日周六,11 h 30-13 时,布卢瓦皇家城堡(会议厅)。

《从汉萨同盟到埃隆·马斯克:商人比国家更强大?》。与罗曼·贝尔特兰(Romain Bertrand)、罗曼·于雷(Romain Huret)和托比亚斯·博埃斯塔德(Tobias Boestad)的圆桌会议。 10 月 10 日周六,18 h 30-20 时,谷物市场(半圆形议事厅)。

完整日程表:rdv-histoire.com /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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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在历史之约

■ 《女性如何丰富世界》。由《解放报》记者安妮-索菲·勒舍瓦利耶(Anne-Sophie Lechevallier)主持,对话英国经济学家、皇家历史学会成员维多利亚·贝特曼(Victoria Bateman)。 10 月 10 日周六,10 时-11 时,布卢瓦皇家城堡(会议厅)。

■ 《一种新的艺术史》。由《解放报》记者索尼娅·福尔(Sonya Faure)主持,与 EHESS 研究主任埃蒂安·安海姆(Etienne Anheim)、巴黎政治学院艺术史教授劳伦斯·贝尔特兰·多尔莱亚克(Laurence Bertrand Dorléac)、法国学术院教授帕特里克·布舍龙(Patrick Boucheron)、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讲师索菲·克拉斯(Sophie Cras)、ENS 教授安托万·德·巴克(Antoine de Baecque)以及 ENS 教授夏洛特·吉查德(Charlotte Guichard)共同探讨。 10 月 10 日周六,14 时-15 h 30,谷物市场(半圆形议事厅)。

与漫画作者、美术学院成员凯瑟琳·默里斯(Catherine Meurisse)的深度访谈,由《解放报》记者索尼娅·福尔(Sonya Faure)主持。 10 月 10 日周六,17h 45-18h 45,省议会(皮埃尔-德-龙萨尔厅)。

■ 《历史学家的早餐会》。欢迎与《解放报》的记者及其受邀的历史学家一起分享咖啡和牛角面包。

■ 10 月 10 日周六,8 h30-9 h30:由《解放报》记者达米安·多尔(Damien Dole)和安妮-索菲·勒舍瓦利耶(Anne-Sophie Lechevallier)主持,对话朱莉·韦尔莱恩(Julie Verlaine)和帕特里克·布舍龙(Patrick Boucheron)。

■ 10 月 11 日周日,8 h30-9 h30:由《解放报》记者玛丽亚·马拉加迪斯(Maria Malagardis)主持,对话纪尧姆·卡拉法特(Guillaume Calafat)。

地点:Les Frères du val 酒吧餐厅咖啡馆,2, avenue du Maréchal Leclerc。

观点/

表亲间的乱伦:一项演进中的立法

历史学家艾莎·林巴达(Aïcha Limbada)提醒道,到目前为止,由亲表兄弟姐妹实施的性暴力在法律上并不被定义为乱伦,尽管这类行为占近亲间性暴力行为的五分之一。目前国民议会审议至周五的综合法案正着手处理这一议题。

目前议员们审议的针对性别暴力和性暴力的综合法案,在针对家庭内部暴力的刑事回应方面,引入了关于亲表兄弟姐妹的法律新规。第19条将亲表兄弟姐妹的身份添加到被认定为实施乱伦性质性暴力的人员名单中。第20条规定禁止亲表兄弟姐妹之间缔结婚姻或签署民事团结契约(PACS)。这两项条款促使人们同时思考亲表兄弟姐妹的身份及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法语中“乱伦”(inceste)一词两种含义的趋同。事实上,乱伦既可以被理解为在家庭框架内实施的一种犯罪和暴力形式,也可以被理解为被禁止的婚姻结合,这是两个不同的定义 (1),但两者并非没有联系。一方面,在日常语言中,自19世纪初以来,乱伦主要指在近亲之间针对儿童实施的强奸和性侵,也包括针对可能遭受权力滥用或控制的成年人的行为。然而,目前由亲表兄弟姐妹实施的性暴力——尽管他们是近亲间此类行为的五分之一实施者——在法律上并未被定义为乱伦,因此未作为乱伦罪受罚,这一现状令乱伦受害者协会感到遗憾。

一项一致的

新定义

通过第19, 条,被认定为实施乱伦行为的人员名单将扩大到亲表兄弟姐妹,还包括后代、曾祖辈 / 姑叔辈(grands-oncles, grands-tantes),以及名单中所有人员的配偶,即使他们对受害者没有行使过权力。人们可能会认为该条款做得还不够:事实上,正如多萝西·杜西(Dorothée Dussy)的研究所示,乱伦并不局限于法律定义的亲属关系等级。因此,一个被视为“叔叔”的亲近家庭朋友,或者一个“布列塔尼式”的表亲(cousin «à la mode de Bretagne»),在对受害者实施性侵时,实际上实施了乱伦,但法律却不会将其定义为乱伦。另一方面,几个世纪以来,法律禁止的近亲婚姻被定义为乱伦婚姻。禁止的原因不仅限于同意问题以及家庭环境造成的控制:它们更广泛地与深层且古老的性禁忌相关。目前,法律禁止与直系尊卑亲属、兄弟姐妹、叔伯姑姨、侄甥以及在行使父母权力时的上述人员配偶结婚。这些禁令随时间而波动。

例如,与嫂子 / 弟媳(妻子的姐妹)或姐夫 / 妹夫(丈夫的兄弟)结婚自中世纪起被禁止,在1792年被允许,随后在1804年的民法典中被禁止,之后通过多项法律在获得民事豁免的条件下被允许,直到1975年的法律正式允许此类婚姻。

但对于堂表亲而言则并非如此,自从民事婚姻制度建立以来,从未对其设定过任何禁令。这一新变化在整体法律框架内具有其逻辑,其中第19条和第20条在刑事和民事层面相互呼应:如果某人实施的强奸被认定为乱伦,那么与该人的婚姻结合被定性为乱伦也就具有一致性。然而,尽管姻亲(姐夫 / 妹夫或嫂子 / 弟媳)被列入第19条规定的名单中,但目前并未计划再次禁止与他们的婚姻。这种缺乏系统性的现象让人认为,堂表亲这一类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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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莎·林巴达 (AÏCHA LIMBADA)

阿尔图瓦大学高级讲师

对堂 / 表亲的定义被视为一种特殊情况,这无疑与长期以来在法国构建的、将其视为一个矛盾形象的认知和想象有关。

在19世纪直到1920年代,堂 / 表亲之间的婚姻并不罕见(在法国的婚姻中约占1%),甚至在增加,尽管天主教的宗教禁令一直持续至今:只需向教会申请一份血缘关系豁免证明即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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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并不成问题的婚姻……

许多小说(如乔治·桑的《印第安娜》、纪德的《窄门》)都提及了这些无论是包办还是出于爱情的婚姻,且并未将这种情况呈现为有问题。与之不同的是,与继母或叔伯的关系受到教会法的更严厉审视,被民法禁止,并更多地被认为是不道德或令人震惊的。其他叙事则描述了在没有任何控制关系的情况下,堂 / 表兄能给年轻女性带来的心动(如巴尔扎克的《欧金妮·格兰德》,西蒙·波伏娃的《一个乖女的回忆录》)。然而,堂 / 表亲也可能令人不安。丈夫对他妻子堂 / 表兄过于亲密或默契的嫉妒,是许多轻喜剧的主题。人们还担心近亲结婚导致的“退化”风险,这在埃米尔·左拉的《鲁贡-马卡尔》系列中被广泛提及,并被医生们研究。但事实上,从20世纪的第二个三分之一开始,这个问题几乎不再被提及:堂 / 表亲婚姻的近乎消失,与婚姻市场的扩大以及人们对家族内部婚姻普遍产生的厌恶感相吻合。堂 / 表亲这一形象具有矛盾性,既亲近又略有距离(在民法中属于第四级亲属),天主教禁止与其结婚但又向申请者提供豁免,尽管血缘关系会引起陌生感或尴尬,但爱他们是被容许的,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目前针对此类婚姻依然存在的局促感。

这种不安也建立在其他论据之上。在议会讨论中,并未动用近亲结婚增加遗传风险这一论据。相反,人们提到的是某些家庭中堂 / 表亲之间强迫结婚的风险——但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亲属关系的程度,而在于缺乏同意。这项禁止堂 / 表亲结婚的提案,是建立在将属于乱伦的性暴力问题与禁止家族内婚姻问题之间某种混淆的基础之上的,即便后者是完全自愿且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控制。这两种情况之间缺乏重叠,以及民法对堂 / 表亲这一形象的新关注,促使人们思考我们对于谁是“亲近之人”或“熟人”的感知敏感度是如何演变的。

(1) 安妮-埃马纽埃尔·德马蒂尼 (Anne-Emmanuelle Demartini)、朱莉·多永 (Julie Doyon) 和 莱奥诺尔·勒凯恩 (Léonore Le Caisne) (主编):《从中世纪至今讲述、倾听与审判乱伦》,Seuil出版社。

社会党议员塞琳·蒂博-马丁内斯 (Céline Thiébault-Martinez) 10月1日在国民议会提交综合法案。

TELMO PINTO. NURPHOTO

性暴力:我们是思考恐惧的性别

自 70 年代以来,在多个大洲,女性主义研究制定了一些概念,旨在将女性杀害(féminicides)视为一个重大的社会事实,它是父权制这一压制女性系统的一部分。

1 月 4 日,在菲尼斯泰尔省的布雷斯特,63 岁的尚塔尔·布鲁莱克(Chantal Bouroullec)被其伴侣殴打致死。9 月 21 日,在瓦尔省的布里尼奥勒,25 岁的拉里萨·布里托(Larissa Brito)被发现死在汽车后备箱中,死因为被刺,凶手是她的前伴侣。尚塔尔·布鲁莱克是 2026 年法国记录在案的第一起女性杀害案。而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拉里萨·布里托是最近的一起。除了年复一年地统计死者人数这一悲惨的清单外,这里重要的是理解对这些事实的分析自 1970 年代以来发生了怎样的持久变化——也就是说,自从女性主义研究制定了相关概念,旨在将这些此前被媒体视为“社会杂闻”、并依赖于“激情犯罪”和“荣誉犯罪”等委婉类别的罪行,转化为一个重大的社会事实,即父权制这一压制女性系统的组成部分。为了理解这场在 2017 年起由 #MeToo 运动所放大的变革,必须回到术语本身并追溯其历史。

1987 年,历史学家简·卡普蒂(Jane Caputi)

对女性的暴力受到了极大的社会宽容,而这种宽容本身是由持久的免责机制所滋养的。

出版了《性犯罪时代》(The Age of Sex Crime)。在她看来,如果说当时的美国人会对女性因为其女性身份而被男性处决而感到惊讶,那么女性主义研究可以提供一个清晰的解读:这些是具有性政治色彩的犯罪,是厌女犯罪。早在 1976 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首届国际针对女性犯罪法庭上,社会学家戴安娜·E.H. 罗素(Diana E.H. Russell)引用作家卡罗尔·奥洛克(Carol Orlock)的表达,将“fémicide”概念化为一种针对女性、仅因其性别而实施的系统性仇恨犯罪,且大多数是由其(前)亲密伴侣所为。

但历史并未就此停止,它在 1990 年代初再次反弹,当时在墨西哥,成千上万的女性在与美国的边境沿线失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学家马塞拉·拉加德·伊·德洛斯·里奥斯(Marcela Lagarde y de los Ríos)提出了“féminicide”这一概念,用以界定一种集体犯罪、大规模犯罪和国家犯罪;正如研究人员罗莎-琳达·弗雷戈索(Rosa-Linda Fregoso)和辛西娅·贝哈拉诺(Cynthia Bejarano)在 2010 年所强调的,死政政治(nécropolitique)与过度谋杀在此结合,旨在恐吓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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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教育成将自身遭受的暴力碎片化

在 1980 年代,社会学家利兹·凯利(Liz Kelly)在主流话语中打开了另一个缺口,即“性暴力连续体”的概念。在 1988 年出版的《幸存性暴力》(*Surviving Sexual Violence*)一书中,她证明了许多遭受强奸的女性在这次事件之前和之后,还经历过许多其他性暴力事件,尤其是在家庭内部(乱伦等),以及在外部(街道上、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等)。这促使利兹·凯利去捕捉并分析这些暴力行为,不再将它们视为彼此孤立的事件,而是将其置于一种动态关联之中;因为女性被教育成要将自身遭受的暴力碎片化,从而避免在系统性的连续性中思考这些暴力,同时将其分类为“可接受”和“不可接受”。

这种情况因以下事实而加剧:正如人类学家伊菲·阿马迪乌姆(Ifi Amadium)所指出的,针对女性的暴力在社会上被高度容忍,而这种容忍本身又由持久的免责机制所滋养。这大概是因为,正如人类学家丽塔-劳拉·塞加托(Rita-Laura Segato)在 2000 年代所理论化的,这些暴力构成了“暴力的基本结构”。

女性在历史与语言中的虚无化

正是这些从 1970 年代初开始在多个大洲开展的研究,促使我在 2022 年出版的《女性杀戮:全球史》(*Féminicides. Une histoire mondiale*)一书中提出了“女性杀戮连续体”的概念。这一次,不再仅仅是思考受害女性轨迹中的性暴力,而是要理解在所有年龄段和生活的所有领域中,暴力在过去和现在都构成了女性集体认同的结构。

这使得一些显而易见的事物得以被阐明,例如乱伦和强奸文化,同时也阐明了一些远不那么明显的事物,比如女性在艺术和科学中作用被否认和剥夺(马蒂尔达效应),以及她们在历史和语言中的虚无化……将所有这些视为在一种恒定流动中本质相关地联系在一起:一种暴力允许另一种暴力的存在,在事实上(即便在法律上并非如此)使其合法化。在 2006 年的《金刚理论》(*King Kong Théorie*)中,维吉妮·德斯庞特(Virginie Despentes)在谈到女性时写道:“我们是恐惧的性别。”这是事实,极其残酷的事实。然而我想补充的是,我们也是思考恐惧的性别,并且通过这种思考,我们集体地将其转化为另一种东西,一种属于姐妹情谊、混合且多元的思考。我们正在筑起一道堤坝,一道屏障。我们开始重建,而这将改变一切。

作者:克里斯泰尔·塔罗 (CHRISTELLE TARAUD)

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巴黎项目的教师

IDÉES/

39-45:在大银幕上探寻过去的必要性

《我们的救赎》(Notre salut)、《戴高乐之战》(la Bataille de Gaulle)……

历史学家西尔维·林德佩格(Sylvie Lindeperg)回顾了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电影的热衷,并提醒导演在呈现主题时应承担的责任。

近几个月来,我们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题材在法国银幕上的强势回归:3月《光影》(Rayons et les Ombres)上映,夏季《戴高乐之战》大获成功,戛纳电影节也集中推出了多部入选的剧情片(如埃马纽埃·马雷的《我们的救赎》、拉斯洛·内梅斯的《磨坊》),这些影片将于今年秋季在影院上映。尽管主题和形式各异,但人们不禁要问,这股电影浪潮究竟代表了什么。首先,这些电影的受众反应揭示了围绕战争和占领期呈现方式而展开的政治辩论正重新活跃。克萨维尔·吉安诺利(Xavier Giannoli)电影引发的争议,以及公众对安托宁·博德里(Antonin Baudry)系列剧集的狂热,都证明了这一点。世界的混乱,以及战后为调节国际秩序而建立的原则和机构被有计划地清算,这些都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它们唤醒了理解和探寻过去的需要,尽管有时会冒着得出草率类比的风险。在法国,极右翼的崛起,以及由博洛雷(Bolloré)集团媒体传播的、旨在伪造维希政权历史的泽穆尔式攻势,决定了《光影》的解读视野,而该片的上映还受到了让-吕克·梅朗雄关于“爱泼斯坦事件”言论的影响。当然,当下电击过去的记忆并将其历史工具化,这并非新鲜事。或许更具有新意的是,法国电影再次在争夺集体想象和大众记忆控制权的文化叙事之战中发挥了作用。

必须追溯到1970年代,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电影的接纳程度上找到类似的政治化和极化现象。1974, 左翼和极左翼媒体怀疑《拉孔布·吕西安》(Lacombe Lucien)在潜移默化中为协作主义正名,同时指责路易·马勒(Louis Malle)将其片中的法国盖世太保成员安置在流氓无产阶级阶层中。三年前,同样的评论家们曾赞扬马塞尔·奥菲尔斯(Marcel Ophüls)的救赎之举,其作品《悲伤与怜悯》(Le Chagrin et la Pitié)解构了在1960通过电影普及的戴高乐英雄神话。但乔治·庞皮杜(Georges Pompidou)的总统任期、他对民兵保罗·图维耶(Paul Touvier)的特赦,以及他呼吁忘记那个“法国人不相爱”时代的言论,都留下了痕迹,引发了新的警觉。在《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的“反复古”特刊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表达了他的担忧,担心《拉孔布·吕西安》会为吉斯卡尔时期的资产阶级服务,而后者渴望抹除民众斗争和反法西斯抵抗的记忆。

无论这些电影是复古的还是反复古的,1970年代的电影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揭露力量,使其区别于今天的电影。在奥菲尔斯的影响下,《拉孔布·吕西安》、《特别法庭》(Section spéciale)、《克莱因先生》(Monsieur Klein)或《卢浮宫窗口》(les Guichets du Louvre)的导演向广大公众揭露了维希政权的犯罪勾结以及国家协作的运作机制,而这些内容长期以来一直被审查制度掩盖。电影这种质询的力量随着……

作者:西尔维·林德佩尔(SYLVIE LINDEPERG)

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教授,法国大学研究院荣誉会员

(接前文)。在 1990 年代,关于被占领时期的法国的狂热探讨往往采取其他途径(如电视和法庭)。关于占领时期的电影更多被归类为穿着戏服的时代剧。1991 年,在《解放报》中,塞尔日·达内(Serge Daney)猛烈抨击了克洛德·贝里(Claude Berri)的《乌拉诺斯》(Uranus):该片改编自马塞尔·艾梅(Marcel Aymé)的小说(是对解放后清算行为的尖刻讽刺),但在偶像破坏的掩护下,却变成了“博物馆式的润色”。达内总结道,“当过去变得如此具有装饰性时”,这意味着它已经“停止影响我们的现在”,这证明了“集体哀悼同样有其有效期”。

当前这一波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虚构作品是否开启了一个能够修正这一预言的新时代?埃马纽埃·马雷(Emmanuel Marre)的《我们的救赎》(Notre salut)是通过其打破历史重现电影的代码,以更好地探索维希政府官员的精神世界,从而成为了这一趋势的先兆,还是仅仅是一颗流星?当达内的文字邀请人们共同思考主题与形式的选择时,它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关于《光影》(Rayons et les Ombres)的争论中,这种关联有时缺失了,这场争论发生在詹诺利(Giannoli)与几位研究协作问题的历史学家之间。后者正确地指出,让·吕谢尔(Jean Luchaire)在和平主义左翼圈子中的轨迹是不典型的;他们谴责了极右翼对该片的投机性利用;他们指出了导演对时间线的扭曲。然而,像往常一样,这场争论似乎很快就结束了。电影制片人援引了诗意许可,并用一个简单的技巧为自己脱罪,提醒人们他的电影是以讲述者科琳·吕谢尔(Corine Luchaire)的这段坦白开场的:“我在日期上会出错。”

这是事实。但即便艺术与历史处于不同的真理体系中,且导演在选择主题时拥有自由,他们依然应对其呈现方式负责。

在《光影》中,世界收缩在吕谢尔一家的悲剧周围,观众在如此长时间内处于他们的视角,以至于检察官雷蒙德·林登(Raymond Lindon)的道德反衬不足以解构这部电影在近三小时内所构建的内容。这种偏差尤为强烈,因为控诉环节被夹在两个具有强烈情感价值的片段之间,极大地稀释了其影响力。

正是因为吕谢尔一家被粗暴的抵抗战士逮捕,使得观众的同情心重新回到了逃亡者身上(这一情节完全是虚构的,父女两人实际上是在意大利被美国军方逮捕的)。而关于让·吕谢尔被执行死刑的场面,其导演方式忽略了弗里茨·朗(Fritz Lang)关于电影反转力量的教训:拍摄对刽子手或叛徒——无论其多么有罪——的惩罚,几乎不可避免地将其转化为受害者。这种近乎人类学机制的现象被让-路易·科莫利(Jean-Louis Comolli)分析过,他的思想涉及一整套导演伦理:这种伦理尤其体现在电影如何构建观众的位置,并为其开辟一条公正的批判距离之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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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四的恶劣天气之后,情况重新恢复平静,但北部一半地区仍有大量水分且伴有少量薄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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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LORE, LE TEMPS DU VE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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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无辜者公墓的尼古拉斯·弗拉梅尔拱门,

19世纪蚀刻版画。

照片来源:卡纳瓦莱博物馆

■ 尼古拉斯·弗拉梅尔的遗嘱背面,

写于1416年。法国国家档案馆

作者

卡罗琳·卡拉德 (CAROLINE CALLARD)

社会科学高等学院 (EHESS) 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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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根植于巴黎历史的财富

这次展览讲述了历史的这种“炼金术”:它如何将一名热爱商业但敬畏上帝的巴黎富裕资产阶级,变成了全球范围内关于金属嬗变和长生不老药的传奇人物。“寻回弗拉梅”,这是参观者在遗嘱附加条款底部看到他的文件和签名时所产生的一种奇妙感觉——他的签名如此朴素,而这个名字却能唤起如此巴洛克式的意象。书写动作所带动的笔触,以及羽毛笔曾浸染的褪色墨水,浓缩了一个依然在羊皮纸上跳动着的生命残存的痕迹。它激起了一种特殊的情感,那是由一个过去的人物留在档案中的痕迹,其共鸣穿越了数个世纪。如果,

T. $^{c}$ $ 17 p. $^{c}$ $ 195

尼古拉斯·弗拉梅:一个神话的嬗变

2024年,这位拥有“贤者之石”的男子的真实遗嘱在六个世纪后再次浮出水面。克吕尼博物馆在幻想之外,展现了一个具体的形象:一名食利作家,在数个世纪的演变中被塑造成了超级明星炼金术士。

文化 / 历史学家的《解放报》

\- 最终,这里确实存在去神话化,但它无疑也保留了一部分魔力……

展览的第一部分致力于探讨历史上的弗拉梅尔,这将令那些热爱巴黎历史的人感到欣喜。这份遗嘱确实让人能够把握其财富的特质:这种财富在巴黎扎根、在巴黎滋养,且在弗拉梅尔去世时,几乎完全等同于在巴黎的资产。这里没有金币叮当作响的宝藏,弗拉梅尔的财富仅由纸张组成:大量不同价值的年金凭证和房地产购买证明,有些非常微小,分布在巴黎或其近郊 (2)。整体来看,这与其说是一个房地产帝国,不如说是一波权利和收入的浪潮,每年都必须费心将其回收。为了理清头绪,弗拉梅尔在去世前几年,在一本几十页的小册子上按街道列出了一份清单。展览的策展人们绘制了一张极具说服力的整体地图,看着这张图,人们可以衡量出,在每年支付年金的时候,弗拉梅尔的名字在许多巴黎人的生活中曾以多么令人痛苦的执拗程度反复出现。

但这位中世纪“巴尔扎克式英雄”最钟爱的“巴黎生活场景”位于圣雅克-德-拉-布舍里教区(Saint-Jacques-de-la-Boucherie),即如今的圣雅克塔与中央市场(les Halles)之间。弗拉梅尔在作家街(rue des Ecrivains)的一间小店里经营他的抄写生意——该街道在19世纪因里沃利街的拓宽而毁于一旦。随后,他与富有的妻子佩内尔(Pernelle)在同一条街上买了一栋更大的房子。在底层,他们设立了写作工作室,由一小群书记员和学徒在此工作。在遗嘱的开头几行,弗拉梅尔就毫不掩饰地声明了自己的身份:他是“作家”(écrivain),在字面意义上。在书写开始在大型城市中心普及之时,纸张已经构成了这种耐心构建的富裕的基础,而巴黎议会和大学的活动刺激了这种增长。

然而,这位作家和他的妻子没有孩子,他们在致富的同时,也非常关注自己的灵魂救赎。对于基督徒而言,救赎既取决于信仰,也取决于“善功”:虔诚的修行、慈善事业、虔诚的遗赠等。遗嘱的篇幅直接反映了这种严谨的“来世会计学” (3)。弗拉梅尔夫妇在生前就致力于此,他们的善举已经印刻在巴黎的景观之中:例如在蒙莫朗西街的救济院,或是在宗教纪念碑的美化工程中。在克吕尼博物馆,人们可以看到这些雕刻浮雕的图纸,而这些浮雕如今已全部消失。18世纪末,随着巴黎大坟场的拆除,圣无辜者(Saints-Innocents)万人坑的拱廊消失了;同样,在1797年的革命性拍卖影响下,埋葬弗拉梅尔的圣雅克-德-拉-布舍里教堂也消失了。如果可以说有某种形式幸存于这场沉没之中,那就是他那块小小的墓碑。在墓碑上,他以中世纪之秋最早的“尸骸像”(transis)之一的形式出现,这种风格即将点燃死亡艺术的火焰:弗拉梅尔,化作一具腐烂的骷髅,在经历最后一次痉挛。

但是,蒸馏器和圆底烧瓶在哪里?那些秘密书籍的作者在哪里?那个欺死之人又在哪里?事实上,都市传说的所有要素都已具备:一个被作者置于作坊知识与学术文化之间的人;一个白手起家的暴发户,在整个巴黎筹集资金,且在死后通过遗嘱的效力继续如此;一份充满动荡的遗产,围绕着一批不断流失的珍贵文献,承载着关于隐匿赃物的指控;一张在万人坑墙壁上显得冷漠、仿佛在嘲弄生者的侧面像。展览的第二部分致力于探讨炼金术传说的构建。第一个文献里程碑出现在15世纪末,是一本署名为他的炼金术手稿:这就是所谓的“伪作”(pseudépigraphie)的开端,即一批自称由弗拉梅尔撰写的文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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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化身与全球知名度

但主要是凭借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炼金术书籍在编辑出版上的成功,作者弗拉梅尔(Flamel)的形象才得以具体化。《象形文字之书》(*Le Livre des figures hiéroglyphiques*,1612)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该书尤其基于对“无辜者拱门”(arcade des Innocents)的一次惊人的符号学重新解读——这座拱门最初是极其经典的呈现方式,将神圣人物、铭文和捐赠者形象结合在一起,围绕着对死亡与救赎的沉思。在 1612年的这部著作中,描述引导读者在拱门版画的帮助下,寻找雕刻中放置的三个“容器”(vaisseaux)——这里的“容器”既指炼金术士的器皿,也指承载着待解之意的符号。前两个容器位于每组圣徒 / 捐赠者夫妇的两侧,是带有字母 N 和 F(代表尼古拉斯·弗拉梅尔)的哥特式装饰框。第三个则更为狡黠:它在左下方描绘了一只手,拿着一个便携式写字具的绳带,该写字具由一个“管筒”(canon,用于放置羽毛笔和小刀的管状套)和一个“锥形瓶”(cornet,即墨水瓶)组成。随后,文本要求读者在脑海中拆解该物体:“解开绳带”,然后“将管筒与锥形瓶连接”。这样,写字具就变成了“哲学之器”,即一种炼金术仪器。

在这样的引导或启蒙下,17 世纪的读者兼观众被邀请去审视这座拱门,重新组合他们所见之物,并在这位作家的基督教纪念碑之下,发现炼金术士的秘密实验室。他的权威从此跨越了所有国界:以一个真正的弗拉梅尔也不会否认的姿态,艾萨克·牛顿抄录了 1624 年译成英文的《象形文字之书》文本,并用钢笔临摹了这座拱门。关于金属特性的哪些“弗拉梅尔”知识被他托付给了无辜者拱门?物质的转化和冶金操作属于一种长期的“秘密”传统,这是从业者特有的知识,像牛顿这样的学者在研究这些知识时,并不总能识别其原理。

展览的最后一部分追踪了弗拉梅尔从 19 世纪到 21 世纪的轨迹,走向了不那么学术但更具浪漫色彩、更被大众共享、甚至更具奇观性的路径:在 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参观者被邀请进入炼金术士的房屋,该房屋位于一个重建“古巴黎”的中世纪游乐园内。战后,他的化身不断增加并扩散,直到通过《哈利·波特》或《达芬奇密码》获得了全球知名度。为了展示这些最新蜕变的可塑性,展览本身也变得“沉浸式”,并采用了多种媒介:视频、音乐(巨大的夏尔布瓦曾演唱过关于弗拉梅尔的歌曲,或许米莱娜·法尔默也唱过,只差几个字母?)、电子游戏。在《刺客信条:统一》中,玩家必须找到隐藏在巴黎圣母院下方的秘密实验室,以获取长生不老药。通过一种公正的轮回,以及一次奇怪的革命性迂回,这位圣雅克-德-拉-布舍里教区的资产阶级重新找回了其传奇在城市中的铭文。是纸上的炼金术士,还是电子流行乐明星,亦或是靠房租生活的作家弗拉梅尔?大概三者兼而有之。

(1) 艾蒂安-弗朗索瓦·维兰,《圣雅克-德-拉-布舍里教区历史尝试》,其中探讨了这座教堂的起源、其古迹、尼古拉斯·弗拉梅尔及其妻子佩内尔,以及其他几件卓越之事。

(2) 在中世纪,年金制度(le système des rentes)主要用于规避宗教对利息贷款的禁令,其运作方式是:在支付一定金额后,领取一项由特定资产担保的年度收入。年金可以通过该资产产生的资源来支付:例如一片农田的收成,或一家店铺、一个作坊的收入。因此,年金领取者并非该资产的所有者,尤其是因为同一项资产可能被设定多项由不同受益人领取的年金。

(3) 这一如今已成为经典(canonique)的表述出自雅克·希福洛(Jacques Chiffoleau)的《来世的会计学:中世纪末期阿维尼翁地区的人类、死亡与宗教》(*la Comptabilité de l'au-delà : les hommes, la mort et la religion dans la région d'Avignon à la fin du Moyen Age*),时间跨度约为 1320 年至 1480 年,由雅克·勒戈夫(Jacques Le Goff)作序,1980 年出版。

尼古拉斯·弗拉梅尔,

纸上炼金术士

克吕尼博物馆 (75005)

10 月 13 日至 1 月 24 日。

书籍 / 历史学家的《解放报》

小说发生在一个“真空”状态的巴黎街区。照片:DAVID BARNES. ONLY FRANCE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与《大象》中的记忆空洞

这位小说家在真实与不确定之间蜿蜒前行,探索时间的效应与记忆的脆弱。

“范·瓦勒(Van Walle)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世界在他眼中只剩下透过一块玻璃呈现的样子?他试图回溯岁月的流逝。是五年前,十年前?还是更久之前?”在《大象》(l'Eléphant)的开篇几句话中,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就指明了这部小说的主题:一次受阻的记忆努力,流逝的时间,以及横亘在我们与过去之间之物——暂且称之为“一块玻璃”。随后,他会提到一个“屏幕”。曾经,范·瓦勒想学习医学。但他参加了“拉丁语-希腊语方向的高中毕业考试,随后参加了一场在当时被称为预科的考试”,这让我们对他的年龄有了个模糊的认知。除此之外,我们不会知道更多。

失忆。而他的身体数据则精确得多:范·瓦勒身高1,95米,体重120公斤。他自称为“大象”。实际上——但这真的是事实吗?——他叫卢多(Ludo)。五年来,他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负责校对原稿、撰写阅读报告,以及将英文和德文著作翻译成法文。

在故事发生的时间点(但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他正在翻译霍华德·皮斯(Howard Pease)的一本书,名为《世界的全部记忆》(不要试图去查这本书是否存在)。至于雇佣他的出版社,名为“沙漏出版社”(éditions du Sablier)。已经告诉过你们了:这是一部关于时间流逝的小说。

范·瓦勒住在离工作地点不远的地方,工作地位于苏夫伦大道(avenue de Suffren)。而且,他不再经常外出——且仅限于步行,在这个拉莫特-皮凯(La Motte-Picquet)和军事学校(Ecole militaire)街区活动,这里“宽阔而荒凉的大道使其显得中立”。这是一个人们可能不想居住的巴黎街区,但范·瓦勒却觉得,生活在“一个对他而言显得越来越不可理喻的世界与喧嚣之外”非常合适。啊对了,我还没告诉你们:这部小说是用过去时写成的。

最近几年。人们预见战争将至——但范·瓦勒尽量避免阅读报纸。”叙述者(但叙述者是谁?)说这是一个“真空”街区,就像某些易腐产品的包装一样。

“人们预见即将爆发战争——但范·瓦勒尽量避免阅读报纸。”

很少有人真正住在那个街区,而那些住在那里的人似乎没有改变。“只有他,范·瓦勒,老了。这片无人地带避开了世界,也避开了那些变得越来越震耳欲聋的喧嚣”

为什么范·瓦勒不写回忆录呢?他的老板经常建议他:“你的生活相当有趣,不是吗?”但范·瓦勒,尽管他像头“大象”,却不再有记忆。他与失忆症作斗争,试图找回自己的回忆。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大象》

点唱机。为了庆祝他来到沙漏出版社(éditions du Sablier)五周年,出版商想送他一份礼物。那是一把双筒望远镜。“但你为什么想要一把双筒望远镜?”出版商问。“为了看得远,”范·瓦勒回答。从此,他开始观察对面大楼里的邻居:平盖先生、图夫宁夫人和年轻的伊冯娜·博莱涅。但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什么?“比起人,是地点引发了回忆的涌现。”此外,战神广场一个十字路口的咖啡馆让他感到不安。但本质上,他的邻居们也是如此。他是否在“前世”认识过他们?但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没有变老?为什么图夫宁夫人如此年轻,而他如此年老?范·瓦勒以“大象般沉重而忧郁的步伐”在街区徘徊,通过望远镜观察邻居以“看得远”。地点变成了流逝的时间,而邻居变成了回忆。作者——但谁是作者?——拒绝内省。他描述行为。此外,一家位于帕西码头(quai de Passy)、在地上地铁之前的车库,名叫“贝维欧尔车库”。

随后,一切加速。在这个车库里,伊冯娜·博莱涅的一位朋友买了一辆二手斯图贝克(Studebaker)汽车。在那个让范·瓦勒如此不安的咖啡馆里,人们听到点唱机传出的音乐。现在似乎在消逝,60年代重新出现。60年代发生了什么?范·瓦勒必须绝对地想起它,就像在这些预见“即将爆发战争”的日子里,我们必须绝对地想起我们的冷漠与懦弱,否则有一天,我们也将像范·瓦勒一样,在阻碍前行的悔恨之重下崩溃。

西尔万·韦奈尔

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教授

法国大学研究院(IUF)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大象》(L'ELÉPHANT)伽利玛出版社,112 页,

16 欧元(电子书:11,99 欧元)。

预热 10月17日至24日在马赛举行的“哲学普及周”(La Semaine de la Pop philosophie),今年的主题是“诱惑与幻想”。作为预热,哲学家吉尔·利波维茨基将于本周五 18 时 30 分在加斯顿-德费尔省档案馆和图书馆,对诱惑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概览。semainedelapopphilosophie.fr 照片 MYOP

见面会 马赛的“眼睛之史”(Histoire de l'œil)书店将于本周四 19 时举办一场见面会,邀请社会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阿里泽·德尔皮埃尔,探讨她的随笔《像奴隶一样:经历过度剥削并从中解脱》(Comme des esclaves. Vivre la surexploitation et s'en libérer,la Découverte 出版社,“事实的反面”系列)。地址:方当日街 25 号,13006。

照片 CLAIRE DELFINO

彼得·海勒的《燃烧》,战争及其之后

作家在一部关于被暴力撕裂的美国的小说中,讲述了意义与词语的侵蚀。

“没有人预料到这会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内战。”在《燃烧》(*Burn*)第一章的开头,场景便已铺设完毕。斯托里回想起刚刚过去的几个月,缅因州被骚乱、枪击和动荡所震颤。他与最老的朋友杰斯一起,“讨论了风险”,然后深入森林进行为期几天的狩猎。没什么好担心的:那些是“极少数的、狂热且喧闹,但并非真正具有威胁性的群体”。任何读过内战后史料的人都会认出这种天真的乐观主义基调:那是灾难发生前日子的旋律。当他们走出森林时,一切都已崩塌,仿佛时间在他们面前飞速地向前奔跑。海勒抽离了所有的空间或时间参照。桥梁被切断,村庄在前所未有的混乱中冒烟,直升机没有标志。人们太晚地抵达了犯罪现场,而理解世界的逻辑框架已经枯萎:联邦派对抗议分离派,共和党对抗民主党,“福音派的南方对抗异教且颓废的东北部”?谁在杀谁?为什么要烧掉那些悬挂美国国旗的房子?“这看起来既暴力又随机,”斯托里说。词语在逃避:“这些术语能适用于第三个千年吗?”

《燃烧》是一部关于分裂之美国的小说,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其中的起因远不如分裂原则本身重要。人们怀疑他人,怀疑地点,也怀疑那些被磨损得体无完肤的空洞词汇——在一台魁北克电台里,人们听到滋滋作响的“大屠杀”一词,但人们更倾向于称之为“对一支进攻性武装力量的全面中和”。就像战场上的法布里斯一样,这两位朋友没有亲眼目睹任何过程。他们抵达时正处于“一场仍在持续的灾难的余波之中”,并像历史学家或猎人那样做:寻找痕迹。灰烬下的余烬、翻倒的婴儿车、腐烂的尸体:这是一种被小说化的线索范式,但没有时间线,因为“一切都乱序地发生了”。伊丽莎白·克拉韦里在论述前南斯拉夫战争时,提到过“微观感知”,一种缺乏全局观的“局部且碎片化的理解”,只有在事后的叙述中,有时才能将其整合。

海勒的语言将这种碎片化的认知转化为文字,敏锐地捕捉那些被感受到但未被说出的细节。因为他不依赖于任何史料。他可以虚构一部关于内战的感性历史,在某些地方低语,在另一些地方呐喊,用“被烧毁房屋的黑色恶臭”为其联觉式的行文染上色彩。雷蒙德·威廉斯将文学所捕捉到的一个时代的特质,并在人们真正能够思考它之前就使其产生体验的部分,称为“情感结构”。海勒并未预言任何事情,但通过他的文字,他放大了这个没有温情的、伤痕累累的美国中关于“政治僵局”(stasis)的微弱信号。他更像是一台地震仪,而非预言家。

但或许,由于小说过于深植于森林之中,它让阵营之间不可读的混乱滑向了冷漠,仿佛只要不知道谁是谁,就可以免于表态。“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来这里是为了猎驼鹿,”杰斯坚称。然而,没有人能成为内战的纯粹旁观者,海勒深知这一点,因此让他的主人公们说:“我们卷入其中了。”虽然书中几乎不讨论意识形态(“人们只知道寻找冲突”),但角色们保留了一种伦理。在一个没有地图的国家,他们依然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准则(minima moralia),尤其是需要保护一个孩子。这是对抗不和平状态的一道脆弱屏障。

杰里米·福亚(JÉRÉMIE FOA)

康奈尔大学(美国)教授

彼得·海勒《燃烧》(PETER HELLER BURN)

塞琳·勒鲁瓦(Céline Leroy)英译,

Actes Sud 出版社,320 页,22,90 欧元(电子书:16,90 欧元)。

D.H. 劳伦斯的美国田园诗

法文版此前从未出版,《美国之潘》(Pan en Amérique)是这位英国作家的一次先驱性的生态主义沉思。

对于 D. H. 劳伦斯而言,古典时代是一个失落的大陆,是一片人类仍懂得如何与自身及自然和谐共处的幸福之地。这位英国作家认为,在 1922 和 1925, 之间长期居住于陶斯(新墨西哥州)期间,当他接触到美国西南部的美洲原住民社会时,重新找回了这种原始的和谐。于是,《美国之潘》(1926)诞生了,这是一篇从未被翻译成法文的短篇抒情文本。它的创作时间略早于他的《伊特鲁里亚漫步》(Promenades étrusques, 1932),后者将托斯卡纳赞美为一个迷人的地方,那里曾居住着一个被劳伦斯想象为快乐、感官且自由的民族,直到后来被好战且禁欲的罗马人禁锢在沉默之中。正是在被罗马征服的地中海地区,在帕克索斯岛附近听到的一道神秘声音宣布了大潘(Grand Pan)的死亡。这位深受异教徒崇拜的羊神在基督到来之际在某种程度上退场了。普鲁塔克记录了这一片段,将其定位于提比略皇帝统治期间,即公元 14 和 37 之间。劳伦斯将其作为其散文诗的起点,译者 Guillaume Pigeard de Gurbert 成功地还原了其中的道德庄重感与浓烈的美感。

蓝松鸦。作为来自米德兰兹的矿工之子,D. H. 劳伦斯对土地、地下世界的秘密,以及工业时代被摧毁的景观有着深刻的认知。与美国荒野(wilderness)的相遇,只能进一步强化他的信念,即现代世界已经失衡。正如亨利·米勒所指出的,陶斯在劳伦斯的生活中并非简单的偶然,而是一个终点,是他长期前行之路上的顶峰。

在跨越大西洋之前,他就已经沉浸在“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之中。特别是通过梭罗,梭罗向他揭示了一种面对生命的新定位方式。劳伦斯还研读 W. H. 哈德逊的著作,后者是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其自然主义描述在当时广受欢迎。或许是在他的影响下,《美国之潘》中描述了“那些黑白相间的小鸟——攀攀鸟”,它们“像老鼠一样快速地走动”,以及“蓝松鸦”和“小野鸽”。

在这场超前的生态主义沉思中,劳伦斯呼吁一种关系伦理,这预示了当前环境人文学科的一个分支:“树的生活渗透进我的生活,而我的生活渗透进树的生活。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彼此相邻而生活,而不互相影响。”一种更强有力的主张在其中被肯定,且毫无甜腻之感:“我认为没有人能住在松树旁而依然保持温柔、柔软和随和。某种凶猛且尖锐的东西在传递。”

空间。D. H. Lawrence 担心技术会成为一切的终极答案。深知自己患病的他认为自己的时代“令人窒息”。而当前殖民空间的企图将最终使他确信,在这些掠夺性的事业中,人类将永远迷失:“一个被征服的世界对人类而言并非好事。人类坐在自己的征服成果上,被无聊石化。我们需要宇宙来重新生活。”

莎拉·雷(SARAH REY)

高级讲师,

上法兰西大区理工大学

D. H. 劳伦斯

《美国之潘》

由 Guillaume Pigeard de Gurbert 译自英文,

Allia 出版社,64 pp., 7 €。

印度博帕尔:历史上最严重的化学灾难尚未结束。

他们将成为我们的孩子

Réjane d'Espirac 著小说

MultiKulti E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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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杂的研究者

[...OMITTED...]

马尔科姆·费迪南(Malcom Ferdinand)

这位环境工程师、哲学家兼政治学者,在生态学与殖民主义历史的交汇点上,深耕其独特的学术领域。

“每一位研究者,无论男女,都拥有一个身体。”即便在今天,在法国大学里,陈述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依然并非易事。马尔科姆·费迪南用他温和、沉稳的声音提醒着这一点,他字斟句酌,不时修正,细心地追踪任何不精确之处。他透过玳瑁色眼镜望向远方,仿佛想要从地平线上找回最准确的词汇、最清晰的句子。他的身体高挑、纤细、优雅,且是黑色的。

拥有一个身体,成为一个身体。一个在福尔-德·法朗斯(Fort-de-France)产科医院出生的自由之子,但他坚持认为自己是“诞生于世界”——即他在马提尼克独立斗争堡垒里成长的地方,里维耶尔-皮洛特(Rivière-Pilote),他的父母是教师,也是反殖民主义活动家。他的父亲曾任法语和历史教授,一度负责一家克里奥尔语广播电台,在1974年法国政府对农业工人起义进行暴力镇压期间,他曾入狱。而他的母亲是一名英语教师,在宪兵搜查公寓时,当时正怀着第一个儿子的她被宪兵推搡。十一年后,小马尔科姆出生了。他的母亲漏掉了Malcolm(马尔科姆·X)名字中的第二个“l”——是的,是为了向马尔科姆·X致敬——这种拼写错误在视觉上比在发音上更轻微,而他将此继承为自己的一个独特标志。关于他的家庭或私人生活,我们无法得知更多。作为极右翼的经常性攻击目标,马尔科姆·费迪南不愿详述。

他的第一次政治情感可追溯到童年。那是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他记得电视上纳尔逊·曼德拉的面孔,以及家中欢欣鼓舞的气氛。那是1990年代初,马尔科姆5, 6, 7岁。在学校里,他与驻岛宪兵的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全部是白人。就像省长、法官、武力、权威和司法一样。而且,他很快就会发现,大学、科学和知识同样是由“白人性”(blanchité)构建的。直到今天,在他拥有约五十名研究人员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实验室里,他依然是唯一的黑色身体。

成为一个身体,一个被种族化的身体,意味着成为一个被定义的身体。尽管那些对肤色视而不见的、自诩正义的普适主义者并不认同,但马尔科姆·费迪南在巴黎做学生时很难找到住房。一家房产中介的员工在邀请他一起喝一杯的同时,提出可以帮他处理申请材料,因为她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觉得他很“可爱”。黑人作为性客体,这种感觉很熟悉。他表示感谢,但拒绝了,转而选择写一封措辞得体且详尽的动机信,以“安抚”潜在的房东。信中附上了一张他的照片。彩色照片。虽然成本更高,但他更倾向于这样做。这是尊严问题。多年后,在他设有办公室的巴黎多芬大学门前,一名学生将他误认为安保人员,在进入大楼时当着他的面检查他的包。然而,他并没有穿着制服。

马尔科姆·费迪南(Malcom Ferdinand)是一位科学家。在所有意义上都是如此。他热爱硬科学和哲学,并具备学术严谨性。在拿到物理方向的科学类高中毕业证书(bac S)后,他于2003年进入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学习工程学,并选择专攻环境领域。2008-2009年间,他在达尔富尔的一次人道主义任务中负责检查并修复水资源与卫生设施平台,这次经历成为了一个转折点。“我从未听过同事们发表过这么多种族主义言论,”他微笑着说道。他意识到,如果技术改良没有依托于一个哲学和政治项目,那么认为它能拯救世界的想法是天真的。思想剧震,方向转变。他进入巴黎第七大学(Paris-VII)一个交叉社会学、政治哲学和人类学的多学科实验室学习。他在艾蒂安·塔辛(Etienne Tassin)的指导下于2016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该论文随后成为了他的第一本书《去殖民化生态学》(Une écologie décoloniale)。在书中的致谢部分,他写下了这段优美的致敬,献给那些“引导我们马龙之夜(nuits Maronnes)并使我们免于陷入无尽怨恨的诗人、哲学家、活动家和艺术家[...]”。

他的目标是什么?是以安的列斯群岛为例,通过一种交叉性方法,揭示生态掠夺与殖民主义之间不可分割却被广泛忽视的联系。在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班塞尔(Nicolas Bancel)看来:

“这种从法属加勒比地区出发,对‘殖民断层’与‘环境断层’进行交叉分析的相对新颖的视角令人着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前的盲目冲刺根植于奴隶制和殖民历史之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教授多米尼克·托马斯(Dominic Thomas)也持有相同观点,他赞扬费迪南是一位“先驱”和“灵感之源”:“他尤其揭示了土地和领土的强占行为以及榨取主义逻辑,同时强调了种族主义与环境议题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1985 出生于马提尼克岛的法兰西堡。

2018 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

2019 出版《去殖民化生态学》(Seuil出版社)。

2024 出版《爱上大地》(S'aimer la Terre,Seuil出版社)。

2026 出版《安的列斯群岛的氯丹》(Chlordécone aux Antilles,集体协调编写,Quæ出版社)。

马尔科姆·费迪南在第二本书《爱上大地》中进一步深化了他的理论,在书中他提出要“解构殖民式居住”(défaire l'habiter colonial)——这种居住方式暴力且具有破坏性,它蔑视生态系统和当地人口,唯一目的是为了少数人积累资本。“殖民式居住”具体体现在一种摧毁了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的产品上:氯丹(chlordécone)。这种在香蕉种植园中使用的杀虫剂导致了一场生态和人类灾难。随后展开了一场历史性的审判,但于2023年以不起诉(non-lieu)告终,并在2026年的上诉中再次失败。马尔科姆·费迪南计划与他所属的协会一起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马尔科姆·费迪南(Malcom Ferdinand)将自己定义为一名“涉入其中的研究者”(Chercheur-mêlé),基于其个人历史和研究对象,他并不享有“中立”的特权。在一个依然以审视的目光看待知识与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社会中,他甚至反转了这一局面:“严格对待科学活动,意味着要阐明知识产生的条件。有些研究人员在大学里漫步,仿佛他们没有身体一样。但我没有这个选择。我认为,回顾我的历史、经历和参与,本身就是一种科学严谨性的体现。”结果,他的工作有时被认为具有“分歧性”,以至于有一次他的文章被排除在一次研讨会的论文集之外。“人们”希望他少引起波动,“人们”要求他循规蹈矩。而他则选择追随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其抒情主义和坚定不移的精神激励着他;塞泽尔曾号召人们“走向风暴中心”,因为这是面对现代性及其矛盾的唯一立场。面对马尔科姆·费迪南,怎能不祝他一路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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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劳拉·穆拉(LAURE MURAT),评论家 摄影:艾尔莎·莱迪耶(ELSA LEYDIER)

Lundi, à Bordeaux. PHOTO MARION VACCA. HANS LUCAS POUR «LIBÉRATION»

Libération

LE LIBÉ DES HISTORIENNES

A l'occasion des Rendez-vous de l'histoire de Blois, 27 chercheuses et chercheurs s'emparent de «Libé» pour décrypter l'actualité, sous la direction de Pierre Singaravélou. 28 PAGES SPÉCIALES

-(PUBLICITÉ)-

JOHANN

CHAPOUTOT

La bascule

Allemagne, 1933

« Poursuivant l'enquête entamée avec Les irresponsables, Chapoutot décrit avec minutie le feuilleté des compromissions et lâchetés qui ont escorté l'ascension du nazisme. » Éric Aeschimann, Le Nouvel Obs

nrf essais

A Bordeaux, mardi, lors de l'«acte III» du mouvement social de la jeunesse. PHOTO MARION VACCA. HANS LUCAS

Mardi à Paris. PHOTOS STÉPHANE LAGOUTTE. MY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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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DITORIAL

Par

PIERRE SINGARAVÉLOU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Paris-I

Panthéon-Sorbonne et membre senior

de l'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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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ir

Au lendemain du coup d'Etat de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en 1851, l'historien Jules Michelet écrit dans son Journal : «Je m'en veux du 2 décembre. Je le reproche à moi et à toute la classe lettrée, écrivante ou parlante, aux gens de lettres, à la presse et au Parlement. Nous n'avons rien fait pour le peuple et nous en sommes punis.» Ce Libé des historien-nes s'écrit au présent pendant la légitime mobilisation des lycéen-nes. Mais aussi au futur proche, avant la prise de pouvoir annoncée d'un parti fondé sur l'inégalité des droits humains, la violence, la falsification historique. Que peuvent bien des historien-nes face à la colère d'un pays? En tout premier lieu, faire leur travail: démontrer que l'histoire n'est jamais écrite d'avance. Et tenir. Non face à l'époque, mais face à ses passions tristes. Non face aux nouvelles générations, mais avec elles, face à leurs peurs. Les «2009-2011», comme ces jeunes se désignent eux-mêmes, ont surpris le pays. On les disait apathiques, superficiels, désenchantés; on les peignait déculturés, rivés à leurs écrans et accablés par les classements Pisa. C'est oublier qu'ils ont traversé les tourments de ce début de siècle: les exercices «attentat-intrusion» dès l'école primaire, puis l'enseignement à distance imposé par le Covid-19 en cours moyen, et enfin, pendant leurs années de lycée, la menace du premier pouvoir d'extrême droite depuis quatre-vingts ans.

Cette jeunesse débat de budgets, de professeurs non remplacés, de l'accès à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lle parle de justice sociale et d'égalité scolaire. Avec ses mots. Avec sa générosité et son humour souvent, sa fougue parfois, mais toujours avec le sérieux qu'on lui déniait. Une génération spontanée, inquiète mais joyeuse, qui rappelle ses aînés aux sujets les plus vitaux d'une démocratie accomplie : une citoyenneté digne et entière, un monde habitable.

Dénaturaliser les évidences, éclairer les vies et les lieux laissés dans l'ombre, préférer au prêt-à-penser idéologique la méthode scientifique : c'est le serment des historien·nes. Cet esprit critique peut être un remède aux maux du temps. Critiquer les sources, interpréter une image ou un événement, séparer le fait de l'opinion et l'opinion du mensonge. Oui, dans une société polarisée, brutale, souvent nostalgique d'un passé fantasmé, il faut tenir.

Si le pire advient dans quelques mois, qui saura, comme Michelet, opposer un refus? Pour n'avoir pas voulu prêter serment à l'Empire, le professeur au Collège de France est révoqué. Son geste n'a certes pas fait vaciller Napoléon III. Mais il nous enseigne, plus d'un siècle et demi plus tard, que l'histoire garde la mémoire des consciences qui ne sont pas résignées. Qui demain pour défendre l'école publique, l'égalité, l'Etat de droit, piliers de notre métier comme de la vie démocratique?

La jeunesse se lève aujourd'hui pour ces combats. Et pour un autre avenir que celui auquel nous l'avons assignée. Elle n'attend ni d'être flattée, ni d'être violentée, mais écoutée et comprise. Nul ne sait de quelle colère nous écrirons l'histoire. Mais les journées que nous traversons nous interrogent collectivement: voulons-nous écrire l'histoire, funeste, d'une République plus féroce avec ses enfants qu'avec ses adversaires?

MOUVEMENT LYCÉEN Les révolutions font un carton

De 1789 à Mai 68, les références aux épisodes révolutionnaires passés fleurissent sur les pancartes des jeunes mobilisés depuis septembre. Un passage réjouissant des cours d'histoire à la pratique.

Par MATHILDE LARRÈRE Maîtresse de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Gustave-Eiffel

«Homme es-tu capable d'être juste ?» : les mots d'Olympe de Gouges sont repris dans les cortèges. PHOTO MARION VACCA

La manifestation est comme une forêt de pancartes, la porte du lycée bloqué comme un mur de parole. Des ateliers ont été organisés où les jeunes discutent des slogans, votent, découpent les cartons des livraisons de courses familiales pour confectionner les pancartes. Debout sur les poubelles du blocus, au cœur du cortège, aux côtés de drapeaux palestiniens et bleu blanc rouge, ils et elles brandissent ces pancartes, les abaissant devant leur visage quand on cherche à les photographier. Alors les slogans de carton circulent, via les réseaux, dans les journaux, alimentant les idées pour la mobilisation suivante, composant le livre des cris de la jeunesse de cet automne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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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 EN TÉLÉTRAVAIL»

Depuis le début du mouvement des lycéen·nes, on peut lire sur ces pancartes la dénonciation des conditions d'enseignement («35 élèves un prof, 35 degrés un ventilo»), les longues journées («8 heures-18 heures, comment je récupère mon ex?»), la volonté d'être écouté-es, la stupeur et la colère contre la répression («Je préférais l'époque où c'était la petite souris et non les CRS qui nous enlevait nos dents», «Visez notre réussite, pas nos têtes»), les inégalités d'enseignement auxquelles ils opposent leur solidarité («Nous sommes toustes des camarades de classe»), la dénonciation du passage en distanciel («CRS en télétravail»), la critique du traitement médiatique («Parlez de nos idées, pas des poubelles brûlées», «moins de Praud, plus de profs»). Le ton peut être humoristique, incisif; les métaphores sexuelles sont nombreuses, les emprunts à la culture pop aussi.

Le passé s'invite aussi sur les pancartes. D'autant que, finalement, «est-ce que la révolution c'est réservé aux cours d'histoire?» Comme une question à l'enseignant·e, ce panneau: «14 juillet 1789/Y'a bien 2 ou 3 poubelles qui ont dû cramer non?» Les références à la Révolution ont fait un grand retour dans les mouvements sociaux depuis les gilets jaunes: Bastille, bonnets rouges, renvois à 1789 ou 1793 sont revenus depuis l'automne 2018 et se retrouvent aujourd'hui, entre dessin de guillotines, citations de Robespierre ou d'Olympe de Gouges (dont la Déclaration est au programme de première).

Le cours sur la Commune est moins cité. C'est d'autant plus étonnant que, depuis plus d'une décennie, les évocations de l'insurrection parisienne de 1871 sont parmi les plus nombreuses dans les mouvements sociaux. En 2018, de nombreux campus parisiens mobilisés contre la loi ORE, qui instaurait Parcour-sup aujourd'hui décrié («Parcour-supplice»), s'étaient rebaptisés «commune libre de Tolbiac», «de Censier», et le lycée Thiers de Marseille avait renoué avec le précédent de 1968 en se renommant «lycée Louise Michel».

Les allusions à 1968 sont plus nombreuses. Il faut dire que le soulèvement étudiant mais aussi lycéen (on l'oublie souvent) Suite page 4

Sébastien Lecornu,

une allocution et des crises

qui s'empilent Le Premier

ministre a pris la parole depuis

Matignon mercredi, après d'une

réunion autour d'Emmanuel

Macron. Outre la mobilisation

lycéenne, il a abordé la crise

agricole, la situation financière

du pays et le prix des carburants.

Avec, finalement, une mesure

concrite sur ce dernier sujet,

pour faire «mécaniquement»

baisser les prix à la pompe.

La jeunesse se lève de bonheur

Malgré la répression qu'ils subissent, les lycéens mobilisés font preuve d'une inventivité et d'une allégresse renversante. Comme un pied de nez à la dureté des temps.

Difficile ces derniers jours de ne pas être frappés par les seuils de violence qui s'expriment dans notre pays entre manifestants et forces de l'ordre (lire page 5). Partout affleurent d'immenses réserves de frustration, de ressentiment et de haine, où l'on devine l'intensité des formes de conflictualité sociale qui pourraient voir le jour en cas de victoire du RN à la prochaine présidentielle.

Liesse. En boucle, les chaînes d'information continue nous assaillent d'images sur la violence des casseurs et les établissements en feu, laissant croire que la jeunesse des lycées fait sombrer le pays dans la guerre civile. Préférant dénoncer son «ensauvagement», elles minorent l'usage policier des armes mutilantes et des techniques d'immobilisations létales. Qu'il s'agisse de l'œil perdu d'un adolescent de Tours dû à un probable tir de LBD, comme de la main arrachée d'un jeune de 15 ans à Lens par une grenade assourdissante. Elles taisent l'emballement répressif des forces de l'ordre, qui atteint des niveaux sans précé- dent. Mais, dans cette triste actualité, il est aussi des élans collectifs qu'il faut savoir décrire. Comme s'il nous fallait apprendre à mieux voir ce que nous voyons.

Comment rester aveugles, dans ces cortèges lycéens et étudiants, auxquels s'agrègent parfois professeurs et parents, à ces formes de liesse manifeste, d'effervescence collective, de communion émotionnelle? (lire page suivante) En dépit du danger, de la menace des coups et des arrestations, la joie est là, manifeste, communicative, contagieuse même. Elle se nourrit des pancartes et des slogans drôlissimes partout brandis et où s'exprime l'inépuisable créativité manifestante. On s'amuse des battles d'aura qui s'improvisent. Et plus encore lorsqu'elles mettent en scène, comme à Laval, en Mayenne, un lycéen et son proviseur. Ou lorsqu'un policier se livre à un haka démonstratif à Mâcon, en Saône-et-Loire.

Très souvent, la manifestation prend caractère de fête. Beaucoup d'ailleurs défilent déguisés. Ici, on croise trois Spiderman, là, un homme-requin, ailleurs, une femme-chat, sinon de petits diables dotés de fumigènes roses. C'est là toute une société, quasi-carnavalesque, qui s'agite sous le masque. Et qui jouit des licences promises par le déguisement et les déprises de l'identité. Partout, dans cette joyeuse cacophonie, sourd comme un profond besoin d'échappée belle.

Car c'est aussi de vivre plus que cette génération a besoin. Elle, que l'on croyait atomisée par l'individualisme contemporain, fait soudain corps sous nos yeux et prend conscience d'elle-même et de son aura dans l'espace public. Elle qui, grandie au temps du Covid, a pour seul horizon d'attente véritable l'inéluctabilité de la crise écologique et qui se voit contrainte d'apprendre à vivre dans un monde abîmé. Faut-il le rappeler? Non l'éco-anxiété, si typique de cette génération, n'est pas une pathologie mais une lucidité.

Filiations. Ajoutons que derrière le désordre apparent des corps, se donne à lire toute une grammaire des gestes de soulèvement, de défi et de lutte, véritable conservatoire d'époques passées et de temps parfois très reculés. D'Aby Warburg à Georges Didi-Huberman, d'aucuns ont montré combien, à travers ces survivances gestuelles, les êtres du passé continuent d'habiter les vivants. Des décennies, parfois des siècles de lutte, se réactivent sous nos yeux derrière les poings levés, les gestes iconoclastes, les signes antifascistes et les statues molestées.

Mais si ces manifestations sont chargées de réminiscences et de filiations conscientes ou insues, elles épousent aussi les formes culturelles de notre époque, à travers leur théâtralité même, avec ses smartphones constamment levés, ses posts Instagram et autres vidéos TikTok aussitôt publiés. Là se situe aussi la nouvelle chair du politique. Et ceci encore : face à l'extrême dureté des temps, devant toute cette désespérance, réjouissons-nous de voir se lever cette jeunesse désireuse de rouvrir l'horizon et de se refuser à l'éternel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HERVÉ MAZUREL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de Bourgogne

A Bordeaux, mardi. PHOTO MARION VACCA. HANS LUCAS

Dans les manifestations, ici à Paris mardi, la liesse collective est éminemment politique. PHOTO STÉPHANE LAGOUTTE. MYOP

Face au monde en crise, l'arme de joie

Suite de la page 3 de Mai est dans les programmes. La référence était omniprésente en 2018 quand le cinquantenaire percutait la mobilisation sociale : «Ils commémorent, on recommence.» Lycéens et lycéennes de 2026 le disent aussi : «Génération 67 [six-seven, une des façons de se nommer de la génération alpha, voir page 7] refait mai 68». La sérigraphie des Beaux-Arts de Mai 68 figurant de Gaulle muselant un jeune homme est actualisée : la tête de Macron ou celle de Nuñez se substituent à celle du général. Sur une pancarte on pouvait lire «Difficile de penser librement à l'ombre d'une matraque», référence au graffiti sur la chapelle de la cour de la Sorbonne occupée : «Difficile de penser librement à l'ombre d'une chapelle».

«IL VOUS FALLAIT UN MORT»

L'histoire des répressions s'invite enfin avec la pancarte «Jeunes en lutte/1986-2026/Remember Malik Oussekine», frappé à mort par les voltigeurs de Pasqua dans la nuit du 5 au 6 décembre 1986, en marge des manifestations étudiantes et lycéennes contre la loi Devaquet, qui instaurait la sélection à l'université. Le choc de ce meurtre avait conduit le gouvernement à retirer la loi, puis à dissoudre les compagnies de voltigeurs qui mirent plus de trois décennies à renaître dans la Brav-M. Lors de la manifestation monstre qui suivit la mort de Malik Oussekine, il y avait déjà quelques pancartes, moins que de nos jours, mais l'une, poignante : «150 blessés dont 6 grièvement. Il vous fallait un mort. Pasqua Monory Assassins.»

Le chemin n'est pas si long du cours d'histoire au bout de carton, à moins que l'enjeu soit de passer du cours magistral aux travaux pratiques. Une professeure brandissait cette pancarte à la manifestation de mardi: «On leur enseigne l'histoire, ils ont décidé de la faire.»

Alors que la violence

domine la couverture

médiatique du

mouvement, la

mobilisation, portée par

ces jeunes que l'on disait

anxieux, respire une joie

éminemment politique.

Nous pensions connaître ces adolescents. Ce sont nos enfants, nos neveux et nos voisins. C'est une classe que l'on disait apathique, indifférente à tout. Pourtant, c'est la génération qui n'aura connu son monde qu'en crise: les attentats de 2015 puis le Covid et son vocabulaire de l'angoisse et du contrôle d'Etat. Dans des quartiers et les territoires d'Outre-Mer, certains font très tôt l'expérience d'un accès inégal à la citoyenneté. Aujourd'hui lycéens, Parcoursup et l'IA lestent leurs vies, nourrissant leurs inquiétudes quant à l'avenir. Du monde hors de la France, leur seront parvenus les échos de mille guerres et catastrophes. Les mobilisations lycéennes de ces derniers jours sont portées par ces enfants de la crise.

Dans les manifestations, leur joie a capté mon attention, alors même que la question de la violence domine les manchettes et que le gouvernement déploie un arsenal répressif hors du commun. D'un lycée parisien du IXe arrondissement à Clichy-sous-Bois (Seine-Saint-Denis), j'ai vu de la joie chez ces enfants que l'on disait anxieux, boudeurs et déconnectés de tout.

On commettrait une erreur à ne voir dans ce ravissement qu'un mouvement de jeunes potaches trop heureux de rater un contrôle d'histoire ou le bonheur collectif de jouer à un cache-cache dans la ville avec les forces de l'ordre. Dans ce monde où ils s'essaient, leur joie est éminemment politique. Elle dit la possibilité – enfin? – de se prendre main et d'agir ensemble pour un temps.

Boussole. La poétesse afro-française Kiyémis nous propose une langue à même de saisir cette possibilité. Elle pense la joie comme une ressource qui assèche l'isolement, desserre l'emprise de la peur et illumine la présence de l'autre. La joie serait avant tout une balise, une boussole dans un monde qui laisse penser que l'individu est un territoire esseulé, une île coupée d'autres terres. Du Brésil de Beatriz Nascimento aux Etats-Unis de bell hooks, les pensées féministes noires ont chanté la puissance de la joie comme outil d'orientation et comme un instrument qui soutienne une lutte collective. En France, Kiyémis travaille la joie comme une force qui permet de s'engager collectivement sans s-user individuellement. Elle est une manifestation du sensible: des éclats qui relient une histoire ici à un rire là-bas, des bras joyeusement enlacés dans un cortège et des chants repris en choeur. Cette lecture permet d'entrevoir l'armature interne des mobilisations, ce qui leur permet de tenir: le plaisir de se retrouver, le sourire d'inconnus qui nourrit et encourage, un ensemble de gestes qui échappent aux narratifs centrés sur le débordement et le maintien de l'ordre.

L'école de la République a cultivé l'isolement. La note sanctionne une démarche individuelle d'apprentissage couronnée par la réussite ou marquée par l'échec. Au cœur des mobilisations, ces inquiétudes ont franchi le seuil des cahiers de liaison afin de trouver une langue commune, des lycées sous-dotés de Seine-Saint-Denis à ceux des centres- villes. Ce qui se disait dans la langue de l'échec individuel se transforme en débat sur les conditions dans lesquelles une société demande à ses enfants, à tous ses enfants, de réussir. La joie, ici, tient dans la libération d'une anxiété sommée d'être individuelle et qui se trouve une expression collective dans la rue.

Ces enfants nous mettent face à nos contradictions d'adulte: à quel moment accepte-t-on qu'ils soient devenus des interlocuteurs politiques? L'histoire des mobilisations lycéennes est aussi celle de cette reconnaissance toujours disputée. Alors que l'école de la République enseigne la citoyenneté, il est dommage de voir que lorsque ces enfants en font l'expérience et qu'ils mettent cette République face à la faillite de l'une de ses institutions les plus emblématiques, la réponse est une répression des plus terribles. Ce que les lycéens du 93 dénoncent dans ces classes dont les murs pleurent et s'effritent, dans ces établissements sans toilettes, et ce que leurs camarades lensois et bordelais dénoncent lorsqu'ils rejoignent le mouvement, c'est bien l'échec de la promesse républicaine et la violence d'une société qui refuse de s'entendre.

Sérieux. Mon travail sur la fabrique médiatique des banlieues et sur les traces coloniales dans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m'a appris à interroger les récits qui étouffent toute revendication derrière l'accusation de maladie à soigner, de danger à contenir et d'ennemi à éliminer. Dans mes travaux, je cherche ce qui se dit au-delà des slogans, ce qui se joue au-delà de la colère. Et dans cette foule de jeunes, oui, j'ai vu de la colère, des larmes, mais j'ai aussi vu beaucoup de joie. Une joie qui se passe de mots afin de dire les angoisses bien réelles d'une classe d'âge. En réclamant ensemble que l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de leur réussite soient réunies, en se mobilisant pour des camarades moins fortunés, ces adolescents testent dans le rassemblement quelque chose de l'égalité et de la solidarité jadis promises par l'école.

Nous devons prendre au sérieux ces rires d'adolescents. Entendre leur bonheur d'être ensemble, de retrouver l'espace d'une après-midi, une prise sur un avenir qui semble se décider sans eux. Ces rires «d'encore enfants» et de «presque adultes» disent le soulagement de ne pas être seuls dans la rue, celui d'entendre un chœur faire écho à sa propre voix. Gardons-nous cependant d'en faire une obligation de réussite et d'espoir. Cette joie leur appartient. Elle nous demande juste d'être prise au sérieux.

MAME-FATOU NIANG

Professeure des universités,

études française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ittsburgh)

Mardi, on pouvait voir des déguisements dans les cortèges, comme ici à Bordeaux. PHOTO MARION VACCA HANS LUCAS

A Bordeaux mardi. PHOTO MARION VACCA. HANS LUCAS

La Gen Z a mal à la dette

Les lycéens mobilisés ont en commun d'être nés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10, parmi les crises de dettes souveraines, suivies du Covid et ses répercussions sur les finances publiques. Toute une génération en paye aujourd'hui le prix.

C'est la semaine de tous les risques et de toutes les collisions pour le gouvernement de Sébastien Lecornu. Le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réparé pendant plusieurs mois, vient d'atterrir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où la commission des Finances a débuté ses travaux mercredi. L'équation budgétaire est connue, redoutable et redoutée. Un déficit annoncé à 5,4% en fin d'année, que le gouvernement souhaite ramener à l'objectif des 5%, une dette publique qui dépasserait les 120% du PIB, des taux d'intérêt qui s'emballent et flirtent avec les 5%, le tout au seuil d'une année électorale peu propice à la concorde nationale.

Le Premier ministre en avait déjà quelques sueurs, mais c'était avant la mobilisation lycéenne, inédite par son ampleur, qui est venue percuter l'agenda du gouvernement. Est-il audible de vouloir imposer un tour de vis budgétaire et des économies, lorsque d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jeunes bloquent leurs lycées, défilent dans les rues et crient leur colère contre la paupérisation de leurs conditions d'enseignement? La jeunesse, grande oubliée du quinquennat, si ce n'est pour la débrancher des réseaux sociaux, se rebiffe et s'invite bruyamment dans le débat, avec le soutien plus ou moins tacite d'une partie des adultes, qui savent à quel point il est anxiogène d'être élève ou étudiant aujourd'hui en France. La jeunesse qui bloque, manifeste ou observe à distance ce qui se passe depuis dix jours, est plurielle et diverse. Le fait d'avoir à peu près le même âge n'atténue pas les différences sociales, scolaires et géographiques qui la traversent. Mais tous ont un point commun, celui d'avoir grandi à l'âge de la dette.

Austérité. Nés entre 2008 et 2011, leur date de naissance est aussi celle de la dernière grande crise des dettes souveraines, qui mena la Grèce au bord du précipice et faillit emporter la zone euro avec elle. L'austérité qui s'en est suivie transforma les années 2010 en décennie perdue, même s'ils étaient à l'époque encore trop jeunes pour s'en offusquer. A peine le temps de reprendre son souffle et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s'abattait sur le monde. Les jeunes, heureusement peu touchés par la maladie, en ont néanmoins payé un double prix: une expérience éducative dégradée, marquée par les mirages du «distanciel» et une invisibilisation de leurs souffrances psychiques et sociales; une «dette Covid», nécessaire et légitime, mais non compensée par des augmentations d'impôts qui auraient permis de rééquilibrer la facture entre générations, à l'heure où les patrimoines et les hauts revenus s'envolaient. Cette dette financière, qui pèse et obscurcit l'avenir, s'articule étroitement à la dette climatique, autre prise de conscience majeure des années 2010. Tout le monde s'est mis à parler d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mais personne ne leur donne la parole ni ne les prend vraiment au sérieux. Déjà, à l'époque des premières grèves scolaires pour le climat lancées en 2018 par Greta Thunberg, les adultes répondaient avec condescendance «étudie et tais-toi», alors que les enjeux soulevés étaient existentiels. S'y ajoute, dans les pays où les études supérieures sont devenues chères, une dette étudiante qui a explosé et miné la confiance dans le système universitaire. Comme aux Etats-Unis, où certains établissements sont désaffectés par les étudiants.

Déluge. En 2011, alors que les jeunes d'aujourd'hui se délectaient peut-être d'un épisode de Peppa Pig, l'anthropologue David Graeber (1961-2020) publiait un livre et futur best-seller: Dette. 5000 ans d'histoire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2013 pour la traduction française). Figure du mouvement Occupy Wall Street, l'intellectuel et activiste énonçait, en 600 pages, une idée simple qui définit notre condition historique. La dette, ce n'est pas que de l'argent. C'est du pouvoir, de la morale et de la domination : entre classes, entre générations et entre nations. Sébastien Lecornu l'avait-il lu à l'époque? Sans doute pas, s'agissant d'un auteur aux idées anarchistes revendiquées. Mais le temps est venu de s'y confronter.

«Après nous, le déluge», aurait dit Madame de Pompadour au roi Louis XV. L'expression a fini par désigner l'insouciance de la monarchi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face à la dette, aux inégalités fiscales et aux révoltes sociales. On ne sait pas si la formule bruisse aujourd'hui dans les couloirs silencieux de l'Elysée. Mais une chose est sûre, le déluge, lui, est ici, à la confluence des inondations et des vagues lycéennes.

NICOLAS DELALANDE,

Professeur au Centre d'histoire

de Sciences-Po

Répression: le retour de la doctrine Marcellin

Face aux lycéens, la stratégie de Nuñez rappelle celle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Pompidou, le premier des «anticasseurs», pendant Mai 68.

On savait le président Macron grand admirateur du président Pompidou. Du côté d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Laurent Nuñez, c'est son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1968 à 1974, Raymond Marcellin, qui semble faire modèle. Personnage oublié, Marcellin fut l'auteur de la première loi dite «anticasseurs» au début des années 1970. Cette loi, mais aussi sa politique de «maintien de l'ordre», a pour but de mettre fin à l'agitation de «la jeunesse».

Ce qui est perçu comme un «racisme antijeunes» a pour effet la création d'un Front de libération des jeunes par des lycéens proches des maoïstes de Vive la révolution. Ils entendent se «défendre»: «Les flics fascistes qui nous cognent, les parents abusifs, les éducateurs terroristes, les bourgeois qui vendent leur camelote exprès pour nous.» Mais ce que «les jeunes», comme ils s'autodésignent, revendiquent d'abord, c'est un droit au respect et à l'affection de leurs aînés, et «au respect de notre culture, de notre musique, de nos goûts, de nos mœurs, d'avoir les tenues que bon nous semble».

La réponse de Marcellin est «proportionnée», comme dirait Nuñez. En février 1971, lors d'une manifestation place de Clichy, à côté du lycée Chaptal, les «brigades spéciales» de la police tirent à l'horizontale des grenades anti-manifestants. Richard Deshayes est énucléé. L'élève de maths sup Gilles Guiot a le tort de sortir du lycée à la même heure. Il est arrêté et la procédure de «flagrant délit» lui est appliquée. Il est condamné à de la prison ferme. Si les lycéens revendiquent une filiation avec les cortèges de Mai 1968, du côté de la place Beauvau, on s'est visiblement replongé dans les archives du maintien de l'ordre des années Pompidou; les jeunes manifestants demandent un changement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devenue «intolérable»; cinq décennies plus tard, on brutalise, on mutile, on teste de nouveaux équipements (les boucliers stroboscopiques) et on annonce que la loi «casseurs-payeurs» sera bientôt présentée au Sénat.

PHILIPPE ARTIÈRES

Directeur de recherche

au CNRS (Iris)

INTERVIEW

Au moins 56 000 personnes ont défilé à Paris mardi, selon Beauvau. PHOTO STÉPHANE LAGOUTTE MYOP

Lors du mouvement Gen Z 212, à Rabat (Maroc), le

«La sélection scolaire est là pour cacher la misère»

Le sociologue Paul Pasquali, spécialiste de la reproduction sociale et de la méritocratie, revient sur les racines profondes du mouvement lycéen en cours.

A lors que la mobilisation lycéenne s'amplifie, Paul Pasquali analyse ses ressorts. Chercheur au CNRS, spécialiste de la reproduction sociale et de la méritocratie, auteur de Passer les frontières sociales et d'Héritocratie (tous deux aux éd. la Découverte, 2021), il est de ces sociologues que le ministre Laurent Nuñez qualifiait sur France Inter de «pseudo-spécialistes». Les sciences sociales (dont l'histoire et la sociologie) servent pourtant à analyser et expliquer les situations sociales. Les lire permettrait (peut-être) de prendre des décisions politiques appropriées.

Les manifestations lycéennes partent d'un constat d'écarts de moyens flagrants entre lycées des quartiers populaires (de banlieue notamment) et ceux des centres- villes ? Si celles-ci ne sont pas nouvelles, ont-elles augmenté ces dernières années ?

Ce n'est pas un hasard si les mobilisations lycéennes ont commencé en banlieue parisienne, en l'occurrence au lycée Saint-Exupéry de Créteil, car c'est là que se concentrent le plus de difficultés pédagogiques, pour les élèves comme pour les équipes éducatives. Les coupes budgétaires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avec notamment la diminution de plus de 20% du budget public pour l'enseigne-

ment, s'y font sentir avec plus d'intensité qu'ailleurs, aussi bien en termes de suppressions de postes que de non-remplacements en cas d'absences de longue durée, mais aussi de rénovations de locaux vétustes qui pèsent sur l'ambiance quotidienne d'un établissement. Mais le récit médiatique oublie que tout ne se joue pas en région parisienne. D'autres tentatives de

mobilisation du côté des profs avec des revendications similaires ont eu lieu depuis un an ou deux dans plusieurs régions, par exemple à Nantes ou à Marseille. Mais elles ont échoué à prendre une ampleur nationale, et c'est donc aux lycéens que revient l'initiative de ce mouvement.

Ce mouvement vous paraît-il «inédit»? C'est un mouvement considérable, spectaculaire à maints égards, notamment par la rapidité avec laquelle il s'est étendu malgré la désinformation gouvernementale et une répression policière qui, elle, est absolument sans précédent. Mais le mouvement en lui-

même n'est peut-être pas aussi inédit ni spontané qu'on le dit. Songeons aux manifestations anti-CPE en 2006 ou, plus loin de nous, aux grèves lycéennes de 1990, parties de banlieue parisienne en défendant des revendications semblables à celles qui sont portées aujourd'hui. A l'époque, les jeunes avaient obtenu l'équivalent d'un milliard d'euros, une relance de

l'éducation prioritaire et une nette amélioration de la démocratie interne aux lycées. Le contraste est radical avec la surdité et les louvoiements du pouvoir actuel.

GÉNÉRATIONS Z ET «6-7»: LA JEUNESSE S'AUTO-NOMME

«Gen Z en colère», «la génération 6-7 [six seven, ndlr] refait 68» : sur les pancartes brandies par les lycéens, une génération se définit avec ses propres termes, souvent issus de la culture populaire. Ses membres se reconnaissent parfois par leurs années de naissance : les premiers dans la rue sont les 2009 et 2010, ralliés par les 2008, qui ont quitté le lycée, et suivis par les 2011, qui y entrent. Se dessinent ainsi des «micro-unités» de génération, unissant des classes d'âge qui partagent des expériences communes. Ceux qui sont aujourd'hui dans la rue font des exercices de «mise en sécurité» depuis leurs 5 ans, ont vécu leurs 10 ans enfermés pendant la période Covid et n'ont connu que des étés caniculaires. Ils s'approprient, consciemment ou non, une vieille manière de définir l'entrée d'une classe d'âge dans le monde adulte - ici marquée par le passage du bac et la sortie du lycée, autrefois par des rites initiatiques.

Le service des armes a longtemps permis de déterminer les classes d'âge. Au IVe siècle av. J.-C., les jeunes hommes athéniens entre 18 et 20 ans subissaient l'éphébie : une série de mises à l'épreuve suivie d'un serment. Au Ier siècle, les jeunes Romains abandonnaient à la sortie de l'enfance leur toge prétexte pour revêtir la toge blanche du citoyen. Un moyen pour les autorités de définir et compter ceux aptes à participer à la vie politique et, surtout, à porter les armes. Ces cérémonies étaient donc réservées aux hommes, libres, fils de citoyens.

Dans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le service militaire a longtemps joué ce rôle, toujours auprès des hommes. Encore aujourd'hui, dans le Beaujolais, la fête des «conscrits», qui défilent dé- guisés par classes d'âge, est un héritage de ces rites de passage, qui fêtaient une génération avant de l'envoyer au front.

Que des filles et des garçons se définissent de nouveau par leurs années de naissance semble répondre à un besoin de faire groupe avant d'entrer dans l'âge «adulte» et mieux faire entendre leurs voix. Cette fois, ce sont eux qui définissent les mots, les espaces de communication et les signes d'appartenance. Certaines et certains vivront même leur baptême du feu, offert par les forces de l'ordre.

PAULINE DUCRET

Professeure à l'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Sociamm)

Maîtresse de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polytechnique Hauts-de-France-Valenciennes Infographie JULIEN GUILLOT

3 octobre 2025. PHOTO ABU ADEM MUHAMMED. AFP

Outre les écarts de moyens et le manque de professeurs, une cible revient fréquemment chez les lycéens: Parcoursup. Pourquoi la plateforme d'affectation cristallise-t-elle à ce point le problème des inégalités scolaires?

Parcoursup cristallise les mécontentements d'abord à cause de l'obsession généralisée pour les notes et l'orientation que cette réforme a engendrée, aussi bien pour les élèves que pour leurs parents et leurs enseignants, au détriment des savoirs et d'un rapport désintéressé à la culture qui passe désormais au second plan. Mais aussi parce que, derrière la plateforme et son algorithme, c'est la remise en cause du droit d'étudier garanti à tout bachelier qui se joue. Ce droit était déjà au cœur des luttes lycéennes et étudiantes au moment de la loi Faure, dont a accouché Mai 1968. Ce compromis historique n'a pas empêché dès les années 70 diverses dérogations, qui sont restées assez marginales. Parcoursup a marqué une victoire décisive pour les partisans de la sélection, sans déclencher jusque-là un mouvement social d'ampleur. Pourtant, la plateforme opère bel et bien un immense tri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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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te «génération» aurait-elle davantage conscience des inégalités et d'une «mérito-cratie» faussée?

La plupart des lycéens constatent, à l'échelle de leur établissement, mais aussi de leur quartier, de leur famille et de leur groupe de pairs, ce que des décennies de recherches sociologiques ont démontré: le renforcement constant du lien entre origine sociale et parcours scolaire d'une part, la hausse de l'enseignement privé d'autre part. A force de leur parler de mérite et d'égalité des chances, les élites au pouvoir se font prendre à leur propre jeu. Car la sélection scolaire, censée récompenser des talents individuels, est surtout là pour cacher la misère et réduire les coûts, en l'absence d'une réforme fiscale qui, elle, n'est pas d'actualité dans le projet de budget examiné au Parlement. Mais, même s'il existe au sein des générations de jeunes mobilisés des formes de solidarité entre lycées huppés et lycées de banlieue, ce sont les élèves de milieux populaires qui sont les premiers floués par cette méritocratie en trompe-l'œil.

Recueilli par

GUILLAUME CALAFAT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Paris-I-Panthéon-Sorbonne

La dignité au cœur des revendications

Mêmes symboles, mêmes expériences de vie et refus du néolibéralisme: la mobilisation en France rejoint d'autres révoltes, du Népal au Maroc.

C haque mouvement, particulièrement de jeunesse, semble fleurir de manière miraculeuse. Celui que l'on voit ces jours-ci en France apparaît comme l'un de ces surgissements. On cherche l'étincelle, puis on le contemple dans sa singularité. Ici et là, les échos de révoltes célèbres de la jeunesse viennent se rappeler à nous, le plus souvent celles de 68, qui auraient fait de la jeunesse un acteur politique majeur. On peut aussi inscrire ces révoltes contemporaines de la jeunesse dans un cadre plus systémique, qui en fait des contestations de l'ordre néolibéral et de ses formes de plus en plus inégalitaires et autoritaires. En cela, le mouvement français rejoint des événements survenus plus tôt dans les pays du Sud. Le plus récent est le mouvement de la Gen Z, l'année dernière, en plusieurs points du globe. Bien sûr, il s'agit là d'une parenté qui ne vaut pas équivalence, mais elle n'est pas qu'intellectuelle, elle se construit dans la circulation des symboles et des mots d'ordre, ainsi que, dans une certaine mesure, dans la proximité des expériences de vie.

Lâches. A l'évidence, ce qui les unit à première vue, ce sont des manières de faire vite assimilées à leur âge : la place du smartphone et de réseaux dans l'organisation. TikTok permet de montrer, de déployer le mouvement ; Discord sert d'AG virtuelle dans les pays où les régimes ne permettent pas les rassemblements. Certaines figures présentes dans les manifestations font aussi génération. La plus célèbre est le pirate à tête de mort et chapeau de paille de One Piece, symbole de la justice et de la révolte. Il est aujourd'hui accompagné de Spiderman, ado redresseur de torts. De manière moins pop, le drapeau palestinien rappelle l'empathie éprouvée par cette jeunesse pour le sort des Palestinien-nes. Cette solidarité se teinte d'une forte indignation vis-à-vis des gouvernements, jugés impuissants, lâches, voire traîtres.

Mais au-delà des symboles, il y a une combinaison entre un ancrage local avec des revendications concrètes, et une aspiration morale qui prend la forme de la dignité ou du respect. De quoi nous parlent les révolté-es? En France, de bâtiments insalubres et de classes surchargées; d'hôpitaux où l'on risque la mort au Maroc; ailleurs, de coupures d'électricité, d'accès à l'eau, de vie chère... Ils et elles formulent une exigence de droits et de biens fondamentaux.

Ces conditions de vie détériorées ne sont pas le fruit du hasard: elles découlent de politiques néolibérales qui ont partout réduit les investissements dans les services publics et nourri un secteur privé concurrentiel qui aggravate les écarts sociaux. Au Maroc, des familles des classes moyennes s'endettent pour se soigner, et les plus pauvres sont à la merci de centres hospitaliers eux-mêmes démunis. Bien sûr, en Europe, les services publics, héritiers d'une plus longue tradition de l'Etat social, n'en sont pas à cet état de déliquescence. Néanmoins, les pancartes brandies racontent ce creusement des inégalités territoriales et sociales. Leurs revendications s'ancrent dans leur vie concrète, et l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qui leur sont dues. C'est dans cette dette que se niche la question de la morale, de l'éthique de la dignité. Car cette vie matérielle dégradée est perçue comme le signe d'un mépris du pouvoir, de promesses non tenues. Souvent, les révolté-es pointent du doigt des arbitrages vécus comme inappropriés ou corrompus.

Répression. Enfin, la répression est un élément central de l'indignation. Dans de nombreux endroits, la jeunesse, surtout celle des quartiers populaires, fait très tôt l'expérience de la surveillance et de la répression. Les révoltes ouvertes en sont des points culminants. Les 72 morts du soulèvement de 2025 au Népal en témoignent, autant que les centaines d'emprisonné-es et de condamné-es. La violence qui se manifeste dans les rues de France et l'ampleur de la répression fonde une parenté évidente, cette fois-ci construite depuis le pouvoir.

LEYLA DAKHLI

Chargée de recherche

au CNRS (Centre d'histoire

sociale des mondes

contemporains)

L'Iran, soutien hypocrite du mou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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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critiquant la France pour sa gestion de la mobilisation lycéenne, Téhéran cherche à détourner l'attention des propres crimes qu'il fait subir à sa jeunesse.

A Téhéran, la défense des lycéens français sert à faire oublier la répression des jeunes Iraniens. Selon les médias officiels d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Pierre Cochard, ambassadeur de France, a été convoqué mardi pour protester contre le traitement des manifestants par les forces de l'ordre françaises. Le pouvoir iranien prétend défendre à l'étranger le droit de manifester qu'il bafoue chez lui. Derrière cette indignation sélective se déploie une stratégie éprouvée: instrumentaliser les tensions sociales françaises pour détourner l'attention de ses propres crimes et discréditer ceux qui les dénoncent. Le procédé est ancien. Lors du mouvement des gilets jaunes, Ali Khamenei dénonçait déjà les violences policières françaises, tandis que quelques partisans du régime manifestaient devant l'ambassade de France à Téhéran. Dans le même temps, les autorités iraniennes réprimaient les mobilisations de retraités, de travailleurs, d'enseignants et d'étudiants. Aujourd'hui, le message reste identique : discréditer la France qui dénonce les violations des droits humains en Iran. Pour Téhéran, les droits humains sont un terrain de surenchère dans l'hypocrisie diplomatique.

En mars 2024, la mission internationale indépendante d'établissement des faits des Nations unies a conclu que plusieurs violations commises dans la répression du mouvement «Femme, vie, liberté» constituaient des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meurtres, emprisonnements, tortures, viols et autres violences sexuelles, persécutions et disparitions forcées. Elle a mis en cause les plus hautes autorités de l'Etat et documenté les responsabilités des organes de répression. Le 17 septembre dernier, cette même mission a conclu que les autorités iraniennes avaient également commis des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lors de la répression des manifestations de janvier. Or la génération Z a été au cœur de «Femme, vie, liberté», déclenché en septembre 2022 après la mort de Jina Mahsa Amini. Lycéennes retirant leur voile, adolescents contestant l'autorité absolue du Guide, jeunes femmes revendiquant la maîtrise de leur corps : cette mobilisation a révélé l'échec du projet idéologique d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En janvier 2026, la jeunesse s'est de nouveau mobilisée dans les manifestations populaires. Les adolescents de 16 ou 17 ans, notamment ceux nés en 2009, ont grandi sous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tout en rejetant les normes et les valeurs qu'elle cherche à leur imposer.

Face à cette rupture générationnelle, le pouvoir poursuit l'embrigadement. Le Bassidj, milice rattachée aux gardiens de la révolution, constitue un outil d'encadrement idéologique et sécuritaire. De plus en plus d'enfants sont intégrés au dispositif militaire. Amnesty International et Human Rights Watch ont ainsi documenté des campagnes de recrutement visant des enfants dès l'âge de 12 ans.

Une fracture traverse ainsi la jeunesse iranienne : d'un côté, les jeunes intégrés aux structures du régime ; de l'autre, ceux qui cherchent à construire leur vie à distance de l'Iran officiel. L'adhésion des premiers repose sur une combinaison d'endoctrinement idéologique, avantages matériels et liens familiaux. Les seconds ne se limitent pas aux manifestants : leur résistance s'exprime aussi dans les gestes du quotidien : choisir ses vêtements, aimer, danser, écouter de la musique, cultiver des amitiés et soustraire leur vie au contrôle du pouvoir. Cette jeunesse majoritaire pratique une forme de « séparatisme séculier », qui consiste à soustraire sa vie personnelle à l'emprise idéologique du régime. Au sein de bulles sociales, culturelles, affectives et festives se construit une autre société, fragile, dont l'accès dépend des ressources et du milieu social. La joie devient alors une manière d'affirmer son autonomie. Face à un pouvoir qui sacralise le martyre et encourage la délation, le plaisir de vivre et la recherche du bonheur prennent une portée politique. Téhéran prétend parler au nom des lycéens français. Il devrait commencer par entendre les jeunes Iraniens qui aspirent à construire leur vie, alors que le régime leur impose la guerre et un déclin économique toujours plus rapide.

CLÉMENT THERME

Chargé de cours en histoire internationale à l'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 Paul-Valéry

ÉDITOS/ LE LIBÉ DES HISTORIENNES

Messi et Ronaldo: deux adieux du stade

Par GUILLAUME CALAFAT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Paris-1-Panthéon-Sorbonne

Les lycéens qui manifestent en France aujourd'hui sont nés alors que Cristiano Ronaldo et Lionel Messi remportaient leurs premiers ballons d'or

(en 2008 et 2009 respectivement). Depuis presque vingt ans, l'attaquant portugais et le meneur de jeu argentin se disputent, dans les débats des amateurs de football, le titre de plus grand joueur de l'histoire – du XXI $^{e}$ siècle tout du moins. Ce petit article ne propose pas de trancher, mais de revenir sur deux événements autour des deux légendes, qui ont eu lieu mardi, à quelques heures d'intervalle.

D'un côté, le stade Monumental à Buenos Aires. Les 80 000 personnes réunies ne sont pas vraiment là pour l'affiche : l'Argentine affronte le Bénin dans un match amical à l'intérêt

Lors du dernier match international de Lionel Messi, à Buenos Aires, mardi. RODRIGO VALLE. REUTERS

sportif limité (finalement gagné 3-0 par l'Argentine). Le public est venu voir le dernier match en équipe nationale de Lionel Messi. Le génial dribbleur, passeur et buteur possède également un palmarès hors du commun : huit fois ballon d'or, une Coupe du monde, deux Copa America, quatre Ligues des champions avec le FC Barcelone (et j'en passe).

En Argentine, Messi aurait réussi à surpasser (c'est débattu) l'idole Maradona. La «Pulga» avait bien préparé ses adieux: on annonçait beaucoup de larmes dans le stade et cela n'a pas manqué. Messi n'a pas déçu: une ovation à la 10 $^{e}$ minute (le chiffre de son maillot), deux passes décisives, un 126 $^{e}$ but inscrit en sélection et même - événement assez rare chez lui pour être signalé - un assez long discours en fin de match, rendant notamment hommage à son père mort en août. L'Université de Buenos Aires l'a même distingué d'un doctorat honoris causa avant le match pour l'ensemble de sa carrière.

De l'autre côté,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une photo de Cristiano Ronaldo, les yeux rougis, accompagne un long communiqué (étonnamment rédigé

en anglais). Dans celui-ci, le redoutable attaquant, au sens du but incomparable, détenteur de cinq ballons d'or, vainqueur d'un Euro, de cinq Ligues des champions (et j'en passe aussi), explique le différend qui l'oppose au nouvel entraîneur de la Seleção, Jorge Jesus, et qui l'a conduit à quitter prématurément et piteusement le rassemblement de l'équipe nationale. S'il présente ses excuses et n'annonce pas encore une retraite internationale, il accuse Jesus d'avoir cherché à l'humilier – en le faisant s'échauffer pour rien – et de ne pas avoir tenu parole. Les mots choisis témoignent d'une vexation terrible, du sentiment d'une déchéance indigne du rang et du rôle joué par Ronaldo dans l'histoire du football portugais.

Le contraste entre ces deux scènes évoque ce que Montaigne appelait – de façon plus existentielle, certes – l'art de «plier bagage», de soigner sa sortie en quelque sorte. Le docteur Messi a su orchestrer les détails de son départ; Mister Ronaldo semble, lui, refuser de «trousser ses bribes» comme dirait Montaigne, et de laisser la place. Or comme nous l'apprend Zinédine Zidane, réussir à partir sur un coup de tête n'est pas donné à tout le monde.

En Martinique, rêves d'espace et de liberté

Par AUDREY CÉLESTINE

Associate professor à la New York University

La Nasa prévoit le «splashdown», l'amerrissage, ce jeudi à 17h34 (heure de Paris), au large de la Californie. C'est là que l'astronaute française Sophie Adenot achèvera son retour sur Terre depuis la Station spatiale internationale (ISS) après deux cent trente-quatre jours dans l'espace, soit le record du plus long séjour orbital pour un-e Européen-ne. Ce que ce record m'évoque en premier, c'est l'histoire du «premier Martiniquais à être allé dans l'espace». Cet homme, c'est Robert Saint-Rose, auquel le réalisateur martiniquais Gilles Elie-Dit-Cosaque a consacré un film en 2008. Il a pour titre Zétwal (étoile en créole). C'est le surnom de ce jeune homme martiniquais, sans doute né dans les années 50. Il a vu des hommes marcher sur la Lune en 1969, et il ne s'en remet pas. Alors, en 1974, il décide que lui

aussi marquera l'histoire. Il construit une fusée avec un type de son quartier. Il se livre à des calculs improvisés, demande conseil, récupère ici et là les matériaux qui lui permettront de fabriquer son engin spatial. Il veut profiter de la venue de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en décembre 1974 pour marquer les esprits et faire la fierté de son peuple. Pour préparer son retour sur Terre – qu'il prévoit au large de Fort-de-France – il a formé des pêcheurs : contrairement à Adenot, qui sera repêchée par une barge de l'entreprise Space X, le héros du docu-fiction compte sur des bateaux de pêche.

Confronté à mille problèmes, il trouve une solution : la puissance créatrice d'Aimé Césaire sera le carburant qui lui permettra de partir et de revenir.

Le maire-poète, élu autonomiste de Fort-de-France pendant près d'un demi-siècle et présence évanescente du film, devient le moteur du changement. Zétwal vient d'une toute petite terre dans l'arc des An-

tilles. Le ciel est son unique limite, et encore. Il est convaincu d'avoir à disposition les bons outils, les «armes miraculeuses», aurait dit Césaire. En cela, son histoire reflète bien celle de la jeunesse martiniquaise des années 70, qui vit le passage d'une économie de plantation à une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le chômage massif et une forme bien insatisfaisante d'intégration à la République : elle se voit offrir l'exil vers «la France» comme seule perspective.

Lorsqu'elle refuse ce sort, le pouvoir central répond souvent par la répression. En 1971, pendant la visite du ministre des Départements et Territoires d'outre-mer Pierre Messmer, le lycéen Gérard Nouvet est tué par les gardes mobiles en marge de manifestations à Fort-de-France. Et en février 1974 à l'habitation Chalvet, à Basse-Pointe, les gendarmes tirent à balles réelles sur les ouvriers mobilisés. Alors certain-es refusent et rêvent à des lendemains meilleurs, à l'indépendance, à la Révolution. Des aspirations qui, dans Zétwal, prennent la forme de la préparation d'un voyage dans l'espace.

Aujourd'hui encore, artistes, écrivain-es et scientifiques s'emploiient à faire connaître leur île et à y inscrire d'autres futurs possibles. Mais difficile de faire des paris sur l'avenir lorsque les condit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continuent de restreindre les choix. Difficultés d'accès à l'eau et aux transports, conséquences du chlordécone, chômage et relégation sociale, inégalités, vie chère : pour une partie de la jeunesse, le départ demeure l'un des horizons les plus tangibles.

En arrivant à bord de l'ISS, Sophie Adenot a dit: «Osons rêver grand ensemble!» Sans doute ces mots auraient-ils pu être repris hier par Saint-Rose-Zétwal, aujourd'hui par la jeunesse antillaise mobilisée. Une jeunesse qui aspire à ce que son île soit non pas simplement un lieu que l'on quitte, mais où l'on peut rêver et construire son avenir.

Pendant la conférence de rédaction, dans les locaux de Libération, à Paris mercredi.

L'histoire pour mettre de l'espoir dans un journal

Pour les deux vieux routiers du Libé des historien·nes que nous sommes, la conférence de rédaction commence de façon très classique. Après le point sur l'actualité, les différents services défilent (Planète; Politique; Economie; Société; Sciences, Santé et Environnement; Enquêtes; Checknews; Modes de vie; Idées; Culture...). Seule différence: à côté d'Alexandra Schwartzbrod, Sonia Delesalle-Stolper, la première femme à diriger Libération, participe à son premier Libé des historien·nes. Sinon, c'est du classique. Comme chaque année, on nous rappelle que la conférence de rédaction est le lieu de la parole libre. D'ailleurs, nous dit-on, souvent, on s'engueule.

Sauf que non. L'actualité connaît comme un temps faible. Hier, c'étaient les commémorations du 7 Octobre, l'acte III des manifestations lycéennes, l'annonce du débat sur le budget, le feuilleton des péripéties lepéno-bardellesques. Aujourd'hui, rien. On attend l'acte IV des lycéens, prévu demain. Seul Nicolas Werth rappelle que le 7 Octobre est aussi l'anniversaire de l'assassinat d'Anna Politkovskaïa. Dont acte: il fera un article à ce sujet.

Le rédacteur en chef du jour, Pierre Singaravélou, un ami bienveillant, est arrivé avec l'idée que, dans l'actualité anxiogène que nous vivons, il serait sans doute bon de donner à lire aux lycéens, à leurs profs et à leurs parents, un journal plein d'espoir et «feel good». La montée de l'extrême droite, l'affaire du viol sur le campus de Cornell, la résurgence de la peste en Russie, la croissance de la dette française... Hmm, sûr, Pierre? OK, le rapport du WWF sur l'état de la faune signale l'existence d'espèces menacées retrouvant de la vigueur. Mais Thomas Grillot va s'emparer du sujet: quelle est exactement la signification politique de cet espoir?

Bref, aucune en-

Même avec six pages, comment faire rentrer le gros pied de l'actualité lycéenne dans la petite chaussure du journal papier?

gueulade. Tout le monde est si convaincu de la nécessité de s'adresser aux lycéens que la partie «Evénement» sera augmentée à six pages plutôt que quatre. Les idées fusent. Cette jeunesse est précisément celle de 2009-2011. Elle se désigne elle-même par son année de naissance, à la manière des «classes» des anciens conscrits. Elle multiplie les pancartes plutôt que les banderoles (on en montrera plein dans le journal, de ces pancartes en carton qui nous rappellent que nous vivons dans une société de livraisons de colis commandés en quelques clics – certains émettent même l'idée d'illustrer la totalité du journal à partir de ces pancartes).

MAKING-OF

On se réjouit de ce que ces jeunes souvent stigmatisés pour

leur addiction à leurs smartphones s'emparent de la

rue et que cette génération souvent considérée comme anxieuse (comment lui en vouloir? Elle a traversé la crise sanitaire au collège, les exercices d'alertes terroristes en classe et s'inquiète légitimement pour son avenir et celui de la planète) fait preuve d'une belle démonstration de joie. Mais comment caractériser exactement cette joie?

D'ailleurs, la dette elle-même ne peut-elle pas être lue en termes de génération? Et la forêt, alors, dont le dépérissement figure aussi dans l'actualité de ce jour: ne peut-on pas faire l'histoire des arbres en fonction de leur année de naissance?

Bref, c'est parti. L'un de nous deux râle un peu (c'est dans ses habitudes): nos collègues pensent-ils comprendre le mouvement lycéen à partir de leurs expériences au doigt mouillé (celles de leurs enfants, généralement en centre-ville)? Il s'énerve: on est dans une salle de rédaction ou dans une réunion de parents d'élèves, nom de nom? Comment oublier qu'une «génération», même réduite à deux dates (2009-2011) est traversée par des tensions de classe, de genre, d'assignation à la race? L'autre le rassure (c'est dans sa nature): on n'a jamais demandé aux historiens d'avoir la même expérience que ceux dont ils écrivent l'histoire. Tout un ensemble de règles méthodologiques permettent de parler au plus juste de ce qu'on n'a pas vécu (la matière même de l'histoire, en réalité).

Chacun s'égaye dans les couloirs de la rédaction pour rédiger son article. Ce ne sera pas simple : même avec six pages d'« événement», comment faire rentrer le gros pied de l'actualité lycéenne dans la petite chaussure du journal papier ? Sans compter qu'il faut faire avec une maquette qu'aucun d'entre nous ne comprend vraiment. Un de nos voisins nous demande discrètement : «Un feuillet, c'est combien de signes ?» 1500, Hervé, tu devrais le savoir, depuis le temps. En fin de journée, discussion interminable : quelle photo pour la une ? Quel titre – en plus du Libé des historien.nes ? Vous jugerez.

PHILIPPE ARTIÈRES

et SYLVAIN VENAYRE

Photo EMMA

ZAHOUANI BURLET

ONT PARTICIPÉ À CE NUMÉRO

Pierre Singaravélou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Paris-I-Panthéon-Sorbonne et membre senior de l'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rédacteur en chef du Libé des historien-nes

Philippe Artières Directeur

de recherche au CNRS (Iris)

Florian Besson Médiéviste (Framespa)

Olivier Burtin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de Picardie Jules-Verne

Guillaume Calafat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Paris-I-Panthéon-Sorbonne

Caroline Callard Directrice d'études

à l'EHESS

Audrey Célestine Associate professor à la New York University

Leyla Dakhli Chargée de recherche au CNRS (Centre d'histoire sociale des mondes contemporains)

Nicolas Delalande Professeur au Centre d'histoire de Sciences-Po

Pauline Ducret Professeure à l'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Sociamm)

Mame-Fatou Niang Professeure des universités, études française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ittsburgh) Jérémie Foa Visiting associate

Laurence Fontaine Directrice de recherche, centre Maurice-Halbwachs (CNRS-ENS-EHESS)

Thomas Grillot Chargé de recherche au CNRS (IHTP)

Julian Jackson Professeur et chercheur émérite à la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membre de la British Academy

Guillaume Lachenal Professeur à Sciences-Po Paris (Médialab)

Mathilde Larrère Maîtresse de conférence à l'université Gustave-Eiffel

Nicolas Lebourg Chercheur au Cepel (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CNRS)

Aïcha Limbada Maîtresse de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d'Artois

Sylvie Lindeperg Professeure à

Hervé Mazurel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de Bourgogne

Bibia Pavard Maîtresse de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Paris-Panthéon-Assas

Clément Therme Chargé de cours en histoire internationale à l'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 Paul-Valéry

Sarah Rey Maîtresse de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polytechnique Hauts-de-France-Valenciennes

Christelle Taraud Enseignante dans les programmes parisiens de Columbia University et de la New York University

Sylvain Honewo Professor

Sylvain-Vennayre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Grenoble-Alpes,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Nicolas Werth Directeur de recherche honoraire au CNRS

Lors d'une manifestation à Ithaca (Etat de New York), lundi. PHOTO ADRIAN KRAUS. AP

Université Cornell: une renaissance de #MeToo?

L'ouverture d'une enquête criminelle pour viol collectif le 28 septembre, après la plainte d'une étudiante contre sept hommes, rappelle que les campus américains conservent des capacités de résistance, malgré la répression depuis le retour de Trump.

Par

OLIVIER BURTIN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de Picardie

Jules-Verne

Aux Etats-Unis, il y a encore de la vie sur les campus universitaires. On était en droit d'en douter, après plus d'un an et demi d'une répression d'une ampleur exceptionnelle visant les universités dans le sillage du retour au pouvoir de Donald Trump l'année dernière. En témoignent les récents événements survenus sur le campus verdoyant de Cornell, à Ithaca, à quelques centaines de kilomètres au nord de New York. Cette université, l'une des huit de la prestigieuse Ivy League, est secouée depuis le dépôt, en septembre, d'une plainte au civil par une jeune femme dont l'identité n'a pas été rendue publique.

Désignée sous le pseudonyme de «Jane Doe», souvent utilisé aux Etats-Unis pour préserver l'anonymat d'une plaignante, elle accuse sept hommes de l'avoir droguée puis violée collectivement lors d'une soirée, en octobre 2024. Sa plainte vise également l'université, à laquelle elle reproche notamment d'avoir infligé des sanctions dérisoires aux mis en cause, qui se limitaient pour certains à la rédaction d'un «essai de réflexion» sur leur propre comportement. Une enquête criminelle a été ouverte le 28 septembre. Ces derniers jours, des manifestations d'étudiants et d'enseignants se sont tenues sur le campus pour réclamer la démission du président de l'établissement.

D'abord locale, l'affaire a rapidement pris une dimension nationale, avec le retour sur le devant de la scène de deux figures historiques de l'opposition à Trump. La première, Letitia James, procureure générale de l'Etat de New York, avait mené plusieurs procédures importantes contre lui, avant de devenir elle-même la cible d'une tentative de poursuites commanditée par son administration l'année dernière. La seconde, Sally Yates, ancienne haute responsable du ministère de la Justice, avait témoigné dans le cadre de l'enquête sur l'ingérence russe en faveur de Trump dans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16.

Pied de nez. James a été chargée par la gouverneure de New York de réexaminer le dossier du viol afin de déterminer si des poursuites pénales étaient justifiées; Yates est mandatée par Cornell pour conduire une enquête indépendante sur la manière dont l'université a traité les accusations de l'étudiante.

Le retour de ces deux femmes, que Trump cherche depuis longtemps à discréditer, a quelque chose d'un pied de nez à un président que l'on sait particulièrement rancunier. Mais sa portée dépasse les antagonismes personnels. L'affaire remet au premier plan la question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alors même que l'administration Trump s'est employée à démanteler les dispositifs destinés à combattre les discriminations et, de façon plus générale, à faire taire tous ceux qui s'intéressent à de tels sujets.

Après avoir dénoncé pendant des années une prétendue «cancel culture» progressiste sur les campus, la droite au pouvoir a en effet engagé une vaste campagne pour mettre au pas un monde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qu'elle considère depuis longtemps comme acquis aux idées de ses adversaires. Elle a souvent été comparée au «maccarthysme», campagne de répression des idées progressistes qui avait vu le jour au début de la guerre froide et avait notamment visé les universités. Cette analogie est pourtant trop faible pour capturer l'ampleur sans précédent du phénomène actuel.

Quelques exemples suffisent pour le comprendre. Des universités aussi prestigieuses que Columbia et Harvard ont été menacées de perdre des financements fédéraux essentiels à leurs recherches. L'étudiant immigré Mahmoud Khalil, figure du mouvement de solidarité avec les Palestiniens, a été emprisonné pendant plusieurs mois et est toujours sous la menace d'une déportation. Les recherches portant sur le genre ou la race ont subi des restrictions et des coupes budgétaires, tandis que les programmes de soutien à la diversité ont été supprimés ou remisés dans de nombreux établissements. Dans plusieurs Etats gouvernés par les républicains, les attaques contre la liberté académique se sont également multipliées. Des enseignants ainsi que des étudiants ont notamment été renvoyés pour des propos interprétés comme une approbation du meurtre du militant conservateur Charlie Kirk, en septembre 2025.

Pressions. En quelques mois, une chape de plomb s'est abattue sur un monde universitaire déjà fragilisé, derrière le prestige de ses établissements les plus célèbres, par la précarité d'une grande partie de son personnel et par des frais de scolarité toujours plus élevés.

Dans ce contexte, la mobilisation de Cornell prend un sens tout particulier. Elle rappelle que les efforts d'un gouvernement d'extrême droite pour imposer sa vision du monde au reste de la société états-unienne ont beau avoir connu des succès non négligeables, ils n'ont pas réussi à imposer le retour à un monde pré-#MeToo dans lequel de telles accusation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seraient très probablement restées sans suite.

On est certes loin des manifestations massives de Black Lives Matter en 2020 ou de la marche des femmes en 2017. Une mobilisation locale ne suffit pas à annoncer un retournement national à l'approche des élections de miamandat. Mais elle révèle que, même dans des institutions soumises à de fortes pressions, la contestation reste possible. Longtemps sur la défensive face aux assauts du mouvement Maga, la société civile américaine conserve la capacité de se mobiliser, d'exiger des comptes et de faire entendre d'autres priorités que celles du pouvoir.

Argentine: Javier Milei, zélote de la tronçonneuse, en petite forme économique

Peste

Alors que le chômage et l'inflation repartent, le miracle libertarien promis par le président argentin tourne à la récession. Et les retombées électorales de son mélange d'anticolonialisme sur les Malouines et d'alignement total sur les Etats-Unis et Israël pourraient s'avérer limitées, observe le journaliste et historien Pablo Stefanoni. PHOTO AFP

«Le fils de Létô et de Zeus, irrité contre Agamemnon, fit naître une horrible peste dans l'armée...» (Homère, l'Iliade, chant I). Le mot peste, associé depuis début octobre à un cas suspect de quarantaine en Russie, évoque des villes décimées, des corps amoncelés, des maisons fermées, des médecins impuissants. L'imaginaire de la maladie pèse depuis des millénaires sur les sociétés humaines, régulièrement frappées par des épidémies locales et, parfois, globales, mal comprises et mal soignées. Le terme désignait jadis un mal grave en général. La peste d'Athènes, qui ravagea la cité de 430 à 426 av. J.-C., était peut-être un typhus; la «peste antonine», qui parcourut l'Empire romain entre 165 et 190, une fièvre hémorragique.

La peste noire médiévale, commencée vers 1330 et vivace jusqu'au XVIII siècle, due à la bactérie Yersinia pestis, se distinguait par sa contagiosité et sa mortalité : elle a tué entre 30 et 60% de l'humanité (sauf en Amérique). Partout, elle a entraîné terreur et sidération. Elle a suscité l'invention de pratiques, comme la quarantaine, et des représentations artistiques telles que les «danses macabres». Elle a, surtout, marqué durablement les esprits. Impossible de lire ce mot sans un frémissement de crainte. Le souvenir du Covid, pourtant bien moins mortel, nous rappelle si besoin que, face à une pandémie, et pour paraphraser La Fontaine, «nous ne mourrons pas tous, mais tous seront frappés...»

PAULINE DUCRET

Professeure à l'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Sociamm)

A Kyiv, «traverser le Dniepr est devenu une nouvelle épreuve»

Depuis 2018, je ne me rends plus en Russie comme je le faisais régulièrement depuis le début des années 70. Mises bout à bout, vingt années passées en URSS puis en Russie. Une vie entière à étudier ce pays. Comme nombre d'autres spécialistes, j'ai eu tendance à centrer mes recherches plutôt sur la Russie, quitte à négliger l'Ukraine. Dans un livre d'une rare clairvoyance, L'avenir se joue à Kyiv, le grand historien allemand Karl Schlögel a analysé cette erreur commune à bien des «soviétologues». J'ai essayé de me rattraper depuis. Notamment grâce à l'expertise de nombreux historiens ukrainiens, au premier rang desquels Valeri Vassiliev, devenu au fil des années, non seulement un collègue, mais aussi un ami.

Depuis le 24 février 2022, nous nous appelons très régulièrement. Comment vit-on, au jour le jour, cette guerre qui a envahi le quotidien? C'est la question que je pose, à chaque appel, à mon ami Valeri. Il accepte de me parler en russe, bien que cela lui soit devenu désagréable, m'a-t-il dit un jour. En revanche, il n'emploie plus le terme de «russe» pour désigner l'ennemi. «Rachiste», dit-il – contraction de Russe et de fasciste. Je lui ai demandé de m'envoyer un petit texte sur sa journée du mardi 6 octobre, pour le Libé des historiens. Le voici.

Réveillé à 4 h 50.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des semaines, dormi cinq heures d'affilée. Préparé le petit déjeuner. A 5 h 48, forte explosion quelque part dans le

quartier, sans

alerte préala-

ble. Donc un

qu'il viendrait en aide aux tueurs du Kremlin. Il craint que cette épidémie soit pire que le Covid. Quand le monde comprendra-t-il en-fin que les «rachistes» sont une menace globale pour la civilisation?

7 heures. J'accompagne ma femme, Oxana. Elle a juste le temps de monter dans le bus qui traverse le Dniepr. Depuis que les rachistes ont bombardé les ponts, on a drastiquement réduit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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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ÉMOIGNAGE

Shahed classique, dégommé du premier coup.

transports en commun pour l'autre

Comme chaque matin, bombardement ou pas, bonne ou mauvaise nuit, descendu faire mon heure de marche rapide le long du Dniepr. Ce matin, particulièrement délicieux. Silence bêni, si rare! Je respire à pleins poumons. Mais je sais aussi ce que ce silence signifie. Les «rachistes» fourbissent leurs stocks de missiles et de drones à réaction pour les jours à venir. Il paraît qu'ils ont fort à faire à Irkoutsk. S'ils ne sont pas parvenus à juguler la peste, c'est que celle-ci est sur le point de muter. Trump l'a bien compris. Il a déclaré rive. Traverser est devenu une nouvelle épreuve.

8h40. J'essaie de me mettre au travail. Je m'interromps régulièrement pour suivre les nouvelles. Une vraie drogue. Aujourd'hui, tirs de Shahed classiques au coup par coup. On les abat en général, mais deux viennent de passer. L'un a pulvérisé des voitures dans le quartier d'Obolon; un autre a détruit un data center. Nouvelles attaques sur le pont sud. Le métro est à l'arrêt. On annonce des coupures im-inentes d'électricité et d'internet.

la nuit prochaine une attaque massive. Je vérifie mon petit groupe électrogène, mon stock d'eau sur le balcon. J'essaie de travailler jusqu'à 16 h 40, sans grand succès. J'apprends que [le secrétaire d'Etat américain Marco] Rubio exige des infos sur la peste en Sibérie. Mais Trump est déjà prêt à les aider. Comment peut-il s'abaisser à ce point devant les criminels du Kremlin juste parce qu'ils ont l'arme nucléaire ? En France, l'extrême droite vendue aux rachistes attise les braises de la contestation sociale. C'est tout bon pour Le Pen.

14 heures. Zelensky annonce que nous allons subir

17h30. Oxana vient de rentrer du travail. Elle a tout juste eu le temps de franchir le Dniepr avant l'alerte. Déprimée parce que son chef ne veut pas entendre parler de télétravail.

18h 50. Après une prise rapide de nourriture, il est temps de se coucher. Quatre heures devant nous pour essayer de nous reposer, prendre des forces. On annonce une attaque massive vers 23 heures.

NICOLAS WERTH

Directeur de recherche

honoraire au CNRS

Sur Poutine, Anna Politkovskaïa avait vu juste avant tout le monde

Il y a vingt ans, le 7 octobre 2006, la journaliste de Novaïa Gazeta, un journal d'opposition résolue au régime de Vladimir Poutine, Anna Politkovskaïa, 48 ans, était assassinée par arme à feu dans la cage d'ascenseur de son appartement à Moscou. Ce crime resté impuni (au terme d'années d'enquêtes bâclées, un complice a été condamné en 2020, avant d'être gracié en 2023 par Vladimir Poutine en échange d'un engagement sur le front ukrainien!) a fait date parmi les quelques dizaines d'assassinats dont ont été victimes des journalistes dans la Russie de Poutine. Pourquoi?

Tout d'abord, à cause de la personnalité charismatique d'Anna Politkovskaïa, tout à la fois reporter de guerre, journaliste d'investigation, lanceuse d'alerte et militante des droits humains. Une femme d'un courage exceptionnel, démontré lors de sa capture, en 2001, par des gangs armés tchètchènes de la mouvance de Ramzan Kadyrov. Et aussi lors de la tentative d'empoisonnement dont elle fut victime de la part des services secrets russes en septembre 2004 alors qu'elle se rendait en avion pour négocier la libération des otages de Beslan. Ou encore lors de l'entretien

qu'elle avait arraché, en prenant un risque fou pour sa sécurité, au «boucher de Tchétchénie», le sanguinaire Ramzan Kadyrov, président de cette République membre de la fédération de Russie, et allié de Vladimir Poutine. Mais aussi, et surtout, parce qu'au fil de ses centaines d'articles (plus de 700, dont la moitié consacrée à la guerre en Tchétchénie), Anna Politkovskaïa est parvenue à dévoiler, décortiquer, analyser la nature du pouvoir poutinien émergeant. Un pouvoir tout entièrement orienté vers la construction d'un Etat dictatorial fort, la reconstitution de sa dimension impériale – et ce, par le recours à la guerre pour parvenir à ses fins.

La journaliste Anna Politkovskaïa. PHOTO GETTY IMAGES

Politkovskaïa a montré comment la seconde guerre de Tchétchénie, commencée en 1999, a fait le lit du poutinisme en tant que régime. Une guerre qui faisait fi de toutes les conventions internationales marquée par d'innombrables crimes de guerre et contre l'humanité, la pratique massive des viols comme arme de guerre, la généralisation de la torture, les prises d'otages, la destruction totale et méthodique de villes, la plus emblématique étant celle de Grozny. Une guerre totale, fondée sur la déshumanisation de l'ennemi.

Relisons l'admirable Douloureuse Russie : Journal d'une femme en colère (Buchet-

Chastel, 2006) et nous comprendrons combien Anna Politkovskaïa avait vu juste. Il y a vingt ans de cela.

N.W.

LE LIBÉ DES HISTORIENNES FRANCE

Extrême droite Au RN, sionisme et antisémitisme font bon mirage

Les propos attribués au président du parti, Jordan Bardella, remettent en lumière les ambiguïtés passées de l'extrême droite française dans son rapport aux Juifs et à l'Etat d'Israël.

Par

NICOLAS LEBOURG Chercheur

au Cepel (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CNRS)

Les révélations de Mediapart sur l'antisémitisme des propos attribués à Jordan Bardella viennent à la fois percuter le narratif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sur sa nature, et rappeler que sionisme et antisémitisme ont toujours cohabité au sein du parti. La question est souvent plus délicate qu'il n'y paraît. Parmi les ex-collaborateurs de l'extrême droite française les plus antisémites, certains soutinrent Israël lors de la guerre des Six jours, en 1967. Ce fut le cas de Xavier Vallat, ancien commissaire aux questions juives. Ce fut aussi le choix de Lucien Rebatet, dont le dernier article dans le journal francophone de la Waffen-SS s'achevait pourtant par «Mort aux juifs! Heil Hitler!» Leur antisémitisme s'alliait volontiers à l'idée que les Juifs mi-grent hors de France pour contenir les Arabes et le communisme au bénéfice de l'Occident. Cette représentation était éloignée de celle de Hitler, qui, dans Mein Kampf, récusait l'option sioniste en estimant qu'un Etat juif serait «au point de vue territorial, sans aucune frontière».

Jean-Marie Le Pen lui-même a largement oscillé entre les diverses positions. Dans les années 50, il allie soutien à la cause israélienne et saillies antisémites. L'appui à la puissance extérieure n'est donc pas une rupture avec les préjugés antisémites. Ceux-ci sont encore très ordinaires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en 1966, 50% des sondés affirment qu'ils ne voteraient pas pour un candidat juif à la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Le Pen demeure longtemps sur cet all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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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IQUE

Le numéro 2 du Front national dans les années 70, François Duprat, par ailleurs à l'origine de la création du FN, est l'un des porte-voix d'un nouvel axe. Il assemble antisémitisme, antisionisme et négationnisme. Il considère que l'immigration est produite par «le sionisme» cherchant à détruire les peuples et cadres nationaux. Le sionisme serait l'alliance entre «l'entité sioniste» et «la juiverie internationale», chaque Juif étant solidaire d'Israël. L'extermination des Juifs d'Europe serait un mythe permettant à Israël de réaliser «le génocide» des Palestiniens, et au sionisme international de détruire les Occidentaux.

C'est cette vision qui explique le célèbre slogan du GUD, dont l'actualité a rappelé que son ancien chef, Frédéric Chatillon, a été l'un des mentors du jeune Bardella : «A Paris comme à Gaza, Intifada.» En fait, les Français seraient dans la même situation coloniale que les Palestiniens. Les fameuses vidéos d'Alain Soral consommées par tant d'internautes ne sont souvent que du Duprat pour les néophytes – la gloire de Soral étant à son maximum en 2016, quand son site aurait réalisé plusieurs millions de vues par mois. Le Pen, lui, n'accordait guère d'importance à ces sujets. Quand il est reçu par le Congrès juif mondial en 1987, il leur raconte comment, soldat en 1956 dans l'expédition de Suez, il avait poussé ses hommes à la désertion pour aller combattre aux côtés de Tsahal. Il réclame la fermeture du bureau parisien de l'Organisation de libération de la Palestine. Des émissaires du FN sont envoyés en Israël afin d'essayer d'obtenir une rencontre entre Ariel Sharon et le futur candida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1988.

C'est le scandale du «détail» qui le fait changer. Convaincu d'être victime d'une cabale de lobbys «sionistes», il se persuade même que si Jacques Chirac refuse de s'allier avec lui, c'est car il serait secrètement juif. Il cherche à arranger les choses lors de s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de 2002, toute en «dédiabolisation» et devant amener au 21 avril, présentant ainsi Israël tel un «Etat sacré pour la civilisation occidentale». Néanmoins, dans le second t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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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les années 50, Jean-Marie Le Pen lui-même allie soutien à la cause israélienne et saillies antisémites.

de ses mémoires, il glisse à ce sujet l'un des propos les plus antisémites de sa carrière, mais assez cryptique pour ne pas être relevé: «Je dois avouer que je me sens plus proche aujourd'hui de Duprat que je ne l'étais à l'époque. L'histoire du Front national, notamment depuis le détail, m'a rapproché de soucis et d'analyses qui alors lui étaient propres.» Autrement dit, il existerait bien un lobby sioniste usant de l'extermination pour assurer son projet mondialiste et la puissance d'Israël.

Marine Le Pen construit, elle, sa singularité par la rupture avec ces thèmes. En 2006, elle tente en vain de se rendre en Israël. En 2011, dans le cadre de la préparation de sa premièr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elle y missionne Louis Aliot, déjà envoyé en 2001 par son père en Afrique du Sud dans l'espoir d'organiser une rencontre avec Nelson Mandela. Elle publie aussi un ouvrage où elle pointe les «délires» antisionistes de l'ultragauche. Jordan Bardella représentait l'accomplissement de cette dynamique. Il n'a cessé après les massacres du 7 Octobre de présenter le RN comme le «bouclier» des Français juifs, dans une formule un peu étrange tant elle évoque la défense du maréchal Pétain. La direction du RN a pu participer à la marche républicaine contre l'antisémitisme du 12 novembre 2023. Dans l'ouvrage que le président du RN publie un an après (Ce que je cherche, Fayard), il reconnaît que le conflit israélo-palestinien n'est pas que de religions, mais aussi d'intérêts

Jordan Bardella en visite dans le sud d'Israël en mars 2025.

PHOTO JACK GUEZ. AFP

géopolitiques, en dénonçant un espace chiite pour lequel justement le GUD ou Alain Soral sont en sympathie. Il défend certes la solution à deux Etats, mais prétend que Jean-Luc Mélenchon soutiendrait l'islamisme et l'antisémitisme, et pour cela voudrait favoriser l'immigration: «Qui peut croire, écrit-il, que Paris adopterait la même politique étrangère avec une population majoritairement acquise au Hamas et éprouvant de la haine envers Israë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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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É ÉLECTORAL

Ainsi sont amalgamés tout ensemble le combat contre l'antisémitisme, la défense d'Israël et le récit du «choc des civilisations». La posture du président du RN est adaptée à son marché électoral. Un sondage de 2024 démontrait que si les préjugés classiques contre les Juifs demeuraient concentrés chez les électeurs d'extrême droite, ceux-ci considèrent que le conflit est de la faute des Israéliens à 1% et des Palestiniens à 20%. Ces grilles de lecture s'avèrent structurantes. Ainsi, le 7 Octobre ne compte pas comme phénomène, il n'existe qu'en tant qu'énième validation de l'hostilité à la société multiethnique et multiculturelle. On peut fort bien croire dans «le sionisme international» et attaquer ou soutenir Israël, selon son intérêt électoral. La question centrale, c'est le combat contre le cosmopolitisme.

Non,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ne descend pas du gaullisme

Que le RN

se revendique de

l'héritage de De Gaulle

est un contresens, qui

ne peut tenir face

à l'examen des

origines

maurrassiennes

du parti à la flamme.

C chaque 18 juin, le même rituel se répète. Des responsables de tous bords invoquent solennellement la mémoire de De Gaulle – et puis on passe à autre chose. Mais s'agissant de captation d'héritage, un nouveau pas est franchi quand un député RN Jean-Philippe Tanguy arbore sans vergogne la croix de Lorraine à sa boutonnière. Comment tout cela résistet-il à l'examen de l'histor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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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CONTEXTE DIFFÉRENT

Il y a deux problèmes. Le premier – qui ne concerne pas seulement les tenants de l'extrême droite se revendiquant du gaullisme – est que se dire «gaulliste» est, en un sens, dénué de signification. La longue carrière de De Gaulle s'inscrivait dans des contextes historiques particuliers: d'abord la défaite de 1940, puis la guerre froide et la décolonisation.

Le contexte actuel – tout comme les problèmes auxquels nous sommes confrontés – est différent. De Gaulle n'a rien à nous dire sur le budget,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l'IA ou le mouvement #MeToo. La tendance à faire parler De Gaulle depuis sa tombe a été satirisée avec humour,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dans un livre intitulé le Retour du Général (de Benoît Duteurtre, ed. Gallimard), dans lequel De Gaulle revient sur terre trente ans après sa mort pour sauver le traditionnel œuf mayonnaise français, avant de se retrouver récupéré par des féministes et des militants LGBT.

Bien entendu, De Gaulle s'est exprimé sur certaines des questions qui nous préoccupent aujourd'hui. Prenons l'exemple du Proche-Orient. Il n'a pas soutenu Israël lors de la guerre des Six Jours et répétait à tous ses interlocuteurs, dans les années 60, que «les Israéliens exagèr[ai]ent». Une fois le conflit terminé – marqué par l'occupation israélienne de la Cisjordanie –, il déclara lors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en 1967 : «Maintenant, Israël organise, sur les territoires qu'il a pris, l'occupation qui ne peut aller sans oppression, répression, expulsions.» Cette position diffère sensiblement de celle qu'adoptent aujourd'hui ses nouveaux admirateurs du RN concernant le Proche-Orient (lire ci-contre). (De Gaulle a même par la suite tenu des propos assez malheureux, qu'il a regrettés, qualifiant les Juifs de «peuple d'élite, sûr de lui-même et dominateur». Des mots qui auraient pu, du moins, flatter l'oreille du jeune Bardella.)

En réalité, rien de tout cela ne signifie que nous pouvons savoir ce que De Gaulle dirait aujourd'hui de ce conflit, car l'un des principes directeurs de sa philosophie de l'action était la primauté des «circonstances» et la nécessité de s'y adapter. Il appelait cela sa «doctrine des circonstances». Il était également passé maître dans l'art de l'ambiguïté sugges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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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ISME ÉTRIQUÉ ET FIGÉ

Le second problème concernant la récupération actuelle de la figure de De Gaulle – en l'occurrence par l'extrême droite – réside dans les origines du RN: un parti historiquement ancré dans un antigaulisme viscéral, marqué par la nostalgie de Vichy, l'admiration pour Pétain et la défense de l'Algérie française. Certes, le parti rétorquerait qu'il a changé et qu'il a répudié cet héritage à travers la stratégie de «dédiabolisation». Mais un simple coup de peinture ne modifie pas ce qui se cache derrière.

S'il est vrai que le «gaullisme» n'offre pas de solutions politiques concrètes aux problèmes actuels, il propose en creux une vision inclusive et généreuse du nationalisme français – et de la nation française – fondamentalement opposée à celle que défend le RN. On pourrait dire que De Gaulle incarne le nationalisme syncrétique et ouvert du dreyfusard Charles Péguy (l'un de ses héros intellectuels), tandis que le RN, encore aujourd'hui, s'inscrit dans la tradition du nationalisme figé, étriqué et exclusif de Charles Maurras (une des références d'Eric Zemmour), dont l'obsession était de purger la France de ses «ennemis intérieurs» : «météques», Juifs, protestants et francs-maçons. A Londres, De Gaulle se montrait notoirement indifférent aux origines – raciales, religieuses ou politiques – de ceux qui souhaitaient rallier sa cause. La France libre était un mouvement hétéroclite, d'une extraordinaire diversité, loin de se limiter aux seuls «Français de souche».

JULIAN JACKSON

Professeur et chercheur émérite

à la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membre

de la British Academy

Dans le premier centre d'accueil du Planning familial, à Paris, en octobre 1961. PHOTO KEYSTONE. GAMMA RAPHO

Planning familial 70 ans de hauts et de combats

Suppression de subventions, locaux vandalisés, décrédibilisation... Face aux multiples attaques, notamment venues de réseaux conservateurs et d'extrême droite, l'association fondée en 1956 a dû multiplier les fronts, jusqu'à créer en interne un groupe de lutte.

Par

BIBIA PAVARD

Maîtresse de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Paris-

Panthéon-Assas

Soixante-dix ans d'existence et toujours menacé. En 2026, le Mouvement français pour le planning familial fête son anniversaire sur fond de crispations renouvelées. Alors qu'en janvier le Planning familial de Strasbourg trouvait

sa porte recouverte de messages anti-avortement, en juin, l'antenne du Vaucluse se voyait supprimer sa subvention de 3000 euros par la nouvelle majorité Rassemblement national de Carpentras tandis que le même mois, l'Agence régionale de santé annonçait la suppression de ses aides de 160 000 euros au Planning de Gironde, avant de rétropédaler devant la mobilisation.

Fondée le 8 mars 1956 sous le nom de «Maternité heureuse», l'association s'est muée, au fil des combats sociaux et politiques, en une confédération comportant aujourd'hui 80 associations départementales. Elle a accompagné des bascules historiques majeures: de la légalisation de la contraception à celle de l'avorte-ment, de la prévention des IST aux violences de genre, de l'éducation populaire à l'accueil inconditionnel de toutes les sexualités. Mais en portant sans faiblir la revendication de la libre disposition de son corps et de l'éducation sexuelle, le Planning s'est attiré de nombreux adversa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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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MENT D'ÉCHELLE»

Ce furent d'abord les démonographes inquiets de la baisse de la natalité, le Parti communiste opposé jusqu'au milieu des années 60 à la diffusion des «vices de la bourgeoisie» et du birth control à l'américaine ou encore la hiérarchie catholique et les groupes traditionalistes vent debout face à la libéralisation de la contraception puis de l'avortement pour des raisons morales. Puis, après le vote de la loi Veil en 1975 sont apparus, au tournant des années 80 et 90, les commandos anti-IVG. Leurs actions, inspirées de celles mises en œuvre par les groupes américains, visent à empêcher physique-ment l'accès aux blocs opératoires des hôpitaux et des cliniques. Si la loi Neiertz de 1993 interdit ces méthodes en instituant le délit d'entrave à l'IVG, elle ne fait pas disparaître les attaques ciblant directement le Planning.

En mai 1998, les locaux de Villeurbanne sont ainsi méthodiquement saccagés, laissant une ardoise évaluée à l'époque à 200 000 francs. En 2016, notoirement, la gynécologue Danielle Gaudry, militante au Planning familial depuis les années 70 et ancienne présidente de 1999 à 2001, est attaquée en diffamation pour avoir dénoncé les «contre-vérités scientifiques» publiées dans un Manuel de bioéthique des jeunes élaboré et distribué par la fondation Lejeune dans des lycées privés catholiques. Dans les années 2000 et 2010, l'essor de l'action en ligne voit l'émergence d'un nouveau terrain de confrontation et de nouveaux points de crispation: l'ouverture du mariage entre les personnes de même sexe, la dénonciation de la prétendue théorie du genre, de la transidentité et de l'éducation sexuelle à l'école. Malgré l'extension en 2017 du délit d'entrave à l'IVG aux plateformes numériques et aux faux sites d'information, les offensives ne faiblissent pas. Face à la multiplication des fronts, le Planning familial structure progressivement sa riposte. Lors de son congrès de Niort en 2019, plusieurs militantes, dont Véronique Séhier, ancienne coprésidente du Planning de 2013 à 2020, portent une nouvelle stratégie. Elles obtiennent la mise en place d'une feuille de route et la création du Groupe de lutte contre les anti-choix (le Glac). Véronique Séhier est alors inquiète: «On avait observé un changement d'échelle. On avait subi plusieurs attaques et puis on a bien vu la dégradation de la situation en Pologne, en Hongrie, et on voyait bien que ce n'étaient pas des attaques isolées, mais que c'était bien quelque chose de coordonné.» Il fallait sortir d'une représentation figée d'adversaires catholiques conservateurs vieillissants, «bruyants mais minoritaires et sporadiques», ajoute Martine Leroy, bénévole au Planning depuis 1980, et «débunker cette espèce d'endormissement». Pour elle, le moment de bascule a été les mobilisations de la Manif pour tous en 2013, après quoi les attaques se sont multipliées, et il a fallu le temps de comprendre le nouveau fonctionnement de ceux que le Planning nomme «les anti-choix».

Les membres du Glac suivent de près les réseaux ultraconservateurs transnationaux, notamment formalisés dans l'orbite d'Agenda Europe et de son manifeste Restaurer l'ordre naturel révélé en 2018: «C'était un projet de société écrit qui appelait clairement à restaurer l'ordre naturel et dans lequel il y avait quand même plusieurs choses qui étaient clairement écrites dedans, sur la famille, le divorce, la contraception, l'avortement, les droits des personnes LGBT+ et l'euthanasie. L'idée était de protéger la vie depuis sa conception jusqu'à la mort naturelle», rapporte Véronique Séhier. Le petit noyau qui anime le groupe commence par rédiger un vade-mecum afin d'aider les associations départementales en cas d'attaque. Elles produisent ensuite un livret sur le vocabulaire des anti-choix et animent des webinaires pour former militantes, politiques et professions de santé aux stratégies adverses. «Par exemple, le terme d'enfant à naître s'est diffusé, mais ce n'est pas du tout la même chose que de parler de fœtus ou d'embryon», précise Véronique Séhier. Le groupe crée aussi en 2024 un formulaire pour recenser les attaques. En 2025, 61 incidents sont remontés depuis les associations départementales. Comme l'explique Dominique Mauvillain, engagée au Planning depuis 2014 et pilié du Glac, cela permet de distinguer plusieurs registres d'attaques: les dégradations de locaux perdurent et viennent souvent de groupes catholiques anti-avortement et d'extrême droite, mais ce sont «les attaques institutionnelles» qui sont les plus nombreuses, environ 40% du total.

Une manifestation à Paris, en septembre 1985. PHOTO KEYSTONE GAMMA RAP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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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NSIVES «SOURNOISES»

Derrière ce terme on trouve «les préfectures, les collectivités locales, les régions, les agences régionales de santé, les caisses d'allocations familiales qui agissent par les finances ou les injonctions à la neutralité», clarifie-t-elle, argument précisément mis en avant par le maire RN de Carpentras pour couper sa subvention. Sans oublier le ciblage des personnes, menées sur la scène judiciaire ou en ligne pour décrédibiliser ou paralyser. Véronique Séhier en a personnellement fait les frais : enregistrée lors d'une conversation téléphonique, elle voit son interlocuteur en faire un montage vidéo, qui circulera par la suit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afin de dénoncer l'éducation sexuelle à l'école.

Aux offensives que l'on peut compter s'ajoutent « celles qui sont plus sournoises », précise Martine Leroy. Il s'agit des attaques « qui ne sont pas forcément directement contre le Planning mais qui sont par infiltration dans des structures comme les parents d'élèves par exemple, les groupes de travail sur la contraception ou l'avortement » et qui visent concrètement à contrer l'action de l'association. Il ne s'agit pas de remettre en cause frontalement les droits mais d'en limiter la portée. La militante de longue date rappelle que «cela correspond aussi à un changement de stratégie avec la banalisation de l'extrême droite. Si on ne lit pas bien, si on n'écoute pas bien tous les mots, ça peut paraître clean, cool. Les gens nous disent : "Marine Le Pen, elle est pour le droit à l'avorte-ment." Mais quand on re-

garde bien, eh bien non. Ce n'est pas si simple que ça : Marine Le Pen a dit qu'elle n'abolirait pas la loi Veil, c'est-à-dire qu'elle est restée sur la loi Veil, pas ses approfondissements». Le Glac se donne ainsi pour mission de rester vigilant sur la diffusion plus large des idées, des expressions et des pratiques qui s'opposent aux droits sexuels et reproductifs à tous les niveaux. Dernier événement en date, l'organisation en septembre d'une exposition sur «le miracle de la vie» au Parlement européen de Strasbourg par l'association italienne Pro Vita & Famiglia soutenue par le groupe d'extrême droite Conservateurs et réformistes européens. Un bel exemple d'offensive contre le droit à l'avortement qui ne dit pas son n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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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OMÈTRE DES TENSIONS

A l'approche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le Glac entend aussi défendre les libertés associatives. Comme le rappelle Dominique Mauvillain, qui œuvre sur les deux fronts, «les associations ne sont absolument pas soumises à un devoir de neutralité ou seulement lorsqu'elles répondent à une mission de service public et pour cette mission précisément. Sinon, dans tous les autres domaines d'intervention, on n'est absolument pas soumises et on peut avoir des positions militantes et on peut même appeler à voter pour un candidat!» Le Planning familial, et cela depuis les années 70, étudie les programmes électoraux et repère les candidats et candidats qui portent ses valeurs.

En sept décennies, le Mouvement français pour le planning familial a fonctionné comme un baromètre des tensions politiques françaises. Il a accompagné la sécularisation de la société, la transformation du rapport à la santé des femmes et l'affirmation de droits reproductifs et sexuels. En miroir, il a révélé les terrains choisis par les conservateurs pour contrer ces évolutions.

Que disent alors les attaques actuelles? Qu'à l'heure où l'IVG est inscrite dans la Constitution et où l'éducation à la vie affective et sexuelle l'est dans les programmes scolaires, le front s'est déplacé: le combat ne vise plus tant le principe que son application concrète au quotidien. Il se joue sur le terrain par l'asphyxie financière et la fragilisation des structures d'accueil, mais il se mène tout autant dans les esprits. Par l'infiltration insidieuse dans les débats et la bataille du vocabulaire, les opposants cherchent à délégitimer les pratiques et à instiller le doute. A 70 ans, le Planning familial rappelle ainsi une leçon d'histoire fondamentale: la reconnaissance d'un droit dans la loi ne garantit ni sa pérennité ni les moyens réels de l'exercer.

Par

THOMAS GRILLOT

Chargé de recherche

au CNRS (IHTP)

C'est un rapport qui veut donner des raisons d'espérer. Dans sa version 2026 de «Planète vivante», rendue publique ce jeudi, le WWF dessine l'état de santé de 5790 espèces de vertébrés pour mieux faire le point sur l'état de la biodiversité mondiale. D'après l'ONG internationale, si la taille des 35803 populations animales suivies a baissé en moyenne de 73% entre 1970 et 2022, 50% d'entre elles montrent une tendance à la stabilité ou à la hausse. Alors, ces chiffres, bonnes ou mauvaises nouvelles?

Sans trancher, ni dissimuler les contrastes que cachent ces moyennes, les auteurs du rapport – le 15 $^{e}$ d'une série bisannuelle commencée en 1998 – ont choisi de se concentrer sur des «raisons sérieuses de nourrir l'espoir» et vont même jusqu'à proposer à leurs lecteurs d'en faire «une science». Voilà qui pourra étonner, quand le document pointe une chute de 95% en Amérique latine ou de 80% en Afrique. Mais la peur de paraître défaitiste est consubstantielle au milieu de la conservation. Alors, apprendre à équilibrer avertissements et encouragements est une compétence nécessaire à la poursuite d'une carrière dans la protection de la biodiversité.

Storytelling. Rester positif, ne pas se décourager, et surtout ne pas décourager ceux qu'on doit convaincre, depuis les populations locales au contact des «hotspots de biodiversité» jusqu'aux gouvernements nationaux, est une nécessité vitale. Dès la thèse, parfois dès le master, les biologistes de la conservation doivent apprendre à convaincre les individus et les organisations susceptibles de financer le travail de terrain coûteux et difficile qui est au fondement de la production de données. Cette nécessité de convaincre mobilise des dispositions personnelles. Elle est considérée comme une compétence professionnelle qui s'apprend sur le tas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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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WWF dessine l'état de santé de 5 790 espèces de vertébrés pour mieux faire le point sur l'état de la biodiversité. F. BANFI. BIOSPHOTO. AFP

Sur les populations animales, le WWF veut «nourrir l'espoir»

Si la taille des populations animales étudiées a baissé de 73% entre 1970 et 2022, 50% d'entre elles sont stables ou en hausse, relativise l'ONG, qui publie son rapport «Planète vivante» ce jeudi.

s'enseigne dans de véritables ateliers de storytelling. Il y a un écosystème de l'espoir institutionnalisé.

Le WWF, au cœur de cet écosystème, est lui-même une machine à histoires, qui équilibre bonnes et mauvaises nouvelles, chiffres et narration. Il a été créé en 1961 pour organiser le financement des activités de l'Un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conservation de la nature. Dès sa fondation, ses membres ont mis en avant des espèces charismatiques, l'éléphant, le rhinocéros, le fameux panda de son logo ou encore le tigre. Ce dernier figure d'ailleurs en bonne place dans le rapport comme une des espèces dont la population a rebondi et qui doivent susciter l'espoir, et délier les bourses. Et en la matière, les chiffres fournis dans le rapport sont choquants : les auteurs évaluent le manque de financement des efforts pour préserver la biodiversité mondiale à 942 milliards de dollars (près de 842 milliards d'euros), qu'ils comparent aux 7000 milliards dévolus aux énergies fossiles.

Le ton n'est pourtant jamais

celui du reproche, auquel les auteurs préfèrent certaines périphrases pudiques. Planète vivante évoque bien les coupables habituels en matière de perte de biodiversité: agriculture, exploitation forestière, transports ou développement résidentiel, mais tout au plus comme des «facteurs de changement» sur lesquels il s'agit d'influer par des politiques incitatrices. Développement durable, libération du «potentiel de la finance», gestion de la «transition», «points de bascule positifs» de la finance en faveur des espèces menacées lations». Qu'on ne s'étonne pas des images de vaches et de moutons: la collaboration avec les éleveurs est depuis les années 90 une composante fondamentale de la protection des grands carnivores sauvages.

sont au cœur du récit. Les images en disent long. Pas de baleines échouées, de marchés aux espèces sauvages, ni même beaucoup d'images de déforestation. Mais une alternance régulière d'espèces, d'écosystèmes et d'êtres humains au travail.

Progrès. Car la biologie de la conservation (ses praticiens le disent depuis les années 70) a toujours été une science sociale. Nombre de carrières commencées au cœur des forêts à la recherche d'espèces sauvages basculent vers le travail avec «les popu-

Un autre sujet se dessine ainsi derrière celui des populations animales: celui des progrès des sociétés humaines en matière de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Et les auteurs de souligner, par exemple, le rôle des femmes autochtones parmi celles qui cultivent l'espoir. Le document se conclut logiquement sur un appel à la création d'un «Nature Action Tracker» qui suivra, comme le «Climate Action Tracker» le fait pour le climat, les actions poursuivies en la matière. Science de l'espoir donc, qui consiste à rendre visible «l'ensemble des efforts déployés», la diversité des initiatives, leur caractère mondialisé. Plaidoyer pro domo, également, pour le WWF, organisation qui a toujours concentré une part considérable des attaques l'accusant d'en faire trop... ou pas assez.

Abroutissement

Les lycéens réclament de l'ombre – des volets et des rideaux pour leurs classes surchauffées. Qu'ils ne comptent pas sur les forêts: de l'ombre, il n'y en aura bientôt plus. C'est l'une des données alarmantes publiées mercredi dans l'Inventaire forestier national, l'état des lieux annuel de la forêt française établi par l'IGN. La mortalité des arbres a explosé. Les plus touchés sont les épicéas communs, fragilisés par la chaleur et détruits par des insectes ravageurs, les scolytes.

Les arbres encore vivants ne vont pas bien : dans le Grand Est, la région la plus touchée, le nombre d'arbres à moitié morts a augmenté de 410 % depuis la période 2008-2012. Et les jeunes, comme les

lycéens qui manifestent, ne vont pas mieux. Les forestiers les appellent les juvéniles: définis par leur diamètre plutôt que par l'âge, ils sont quand même tous nés au XXIe siècle. Ces lycéens des forêts sont nombreux mais beaucoup ne passeront pas le cap: les cerfs et chevreuils viennent manger leurs bourgeons. En langage technique, on appelle ça «l'abroutissement» – une menace vitale pour le futur. Et comme les lycéens, les forêts sont plongées dans l'histoire. Leurs crises ne nous sont pas contemporaines: elles sont enchâssées dans d'autres temporalités. La crise des lycées s'enracine dans une vague démographique annoncée depuis le mini baby-boom

de la fin des années 2000 – et l'on s'y prépare de la pire manière, en coupant des postes, en broutant le futur. La crise de la forêt est un autre somptueux raté. L'épicéa, le symbole du choc de mortalité actuel, fut aussi le grand arbre des Trente Glorieuses. Le résineux à la croissance rapide fut massivement planté aprè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dans des régions éloignées de ses montagnes natales.

L'historien Vincent Moriniaux a étudié la politique d'enrésinement qui transforme les forêts françaises sous l'égide du Fonds forestier national créé en 1946. Comme pour le remembrement dans les bocages, il s'agit de rationaliser la forêt, de la soumettre à l'économie et à ses tableaux d'amortissement, de lui trouver les débouchés qui pourront justifier son existence dans le monde moderne. L'enrésinement du pays a des racines plus profondes, dès le XIXe siècle avec les plantations de pins dans les Landes, à Fontainebleau ou dans le Diois. C'est un passé bien spécifique qui meurt et qui brûle : la flore de l'anthropocène, les arbres de la France moderne, dopée à la science et aux énergies fossiles. Un grand feu qui vient de loin. Comme pour les lycéens.

GUILLAUME

LACHENAL

Professeur à Sciences-Po

Paris (Médialab)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fr

Châteaux forts d'hier, guerres d'aujourd'hui

Le château de Beaufort, dans le sud du Liban. PHOTO AFP

Nous sommes le 27 mars 1917. Dans les tranchées,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soldats meurent dans une guerre d'un nouveau type. Les tours altières du château de Coucy (Aisne), construites entre le XIII $^{e}$ et le XIV $^{e}$ siècle et qui figurent depuis parmi les plus hautes de France, s'effondrent en une explosion assourdissante, dynamitées par les Allemands qui, après avoir occupé le site pendant trois ans, se replient. Il leur aura fallu 68 tonnes d'explosif pour raser la vieille forteresse médiévale. Médiévale? Pas si sûr. Car ce qualificatif, utile bien sûr pour dater un lieu, fige les châteaux et les forteresses qu'il qualifie dans un temps passé. Si ces lieux sont «médiévaux», c'est donc qu'ils ne sont pas de maintenant. Ils sont là parce qu'ils «restent», qu'ils «survivent» aux outrages du temps.

Défilés. Or au contrair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montre à quel point les châteaux construits par les hommes et les femmes du Moyen Age restent d'actualité. S'ils sont toujours visibles, ce n'est pas parce qu'ils résistent malgré tout à l'usure des siècles, mais parce qu'ils sont réinvestis, réutilisés, réinventés – des châteaux «mé- diévalistes», pourrait-on dire. Plus d'un siècle après la guerre des tranchées, dans le sud du Liban, c'est le château de Beaufort, une ancienne forteresse construite par les Latins d'Orient au XIIe siècle, que l'armée israélienne a occupé en juin. Réoccupé, plutôt, dans une claire volonté d'effacer l'humiliation de l'évacuation unilatérale de 2000: après deux décennies d'occupation du Sud-Liban, l'armée israélienne avait quitté le site de nuit, en catimini, laissant quelques jours ensuite les miliciens du Hezbollah y entrer triomphalement. Quant au puissant et célèbre krak des Chevaliers, il a plusieurs fois changé de main durant la guerre civile syrienne.

Ces occupations répondent bien sûr d'abord à des objectifs militaires. Construits le plus souvent en hauteur et offrant donc des points d'observation essentiels, contrôlant des routes, des guets, des côtes, des défilés, des détroits, les châteaux médiévaux occupent des positions stratégiques: les raisons pour lesquelles des seigneurs les firent construire précisément là et pas ailleurs n'ont rien perdu de leur pertinence. Ainsi du krak: construit sur un éperon rocheux à 500 m d'altitude, il commande depuis neuf cents ans la Trouée de Homs, un passage naturel, à travers les montagnes de la région, entre les plaines libanaises et le littoral méditerranéen. A l'époque des Etats latins d'Orient, la majestueuse forteresse, sans cesse consolidée et agrandie, est plusieurs fois décrite comme «la clé du royaume de Jérusalem».

Destructions. Fortifiés et donc faciles à défendre, les châteaux médiévaux se transforment aisément en avant-postes pour des armées contemporaines. L'artillerie remplace les arbalètes, des blocs de béton font office de merlons et de hourds. Les enjeux symboliques sont aussi évidents. Occuper un château, c'est s'approprier une portion d'espace, affirmer son contrôle sur les terres alentour. Les châteaux sont des noyaux autour desquels peut germer toute une communication politique – on dirait aujourd'hui une propagande. C'était là aussi ce que les seigneurs médiévaux, chrétiens comme musulmans, faisaient avec ces constructions de pierre et de bois: fabriquer un paysage seigneurial, disant et permettant la

domination des nobles sur les espaces et sur les populations qui les habitaient. C'est sûrement ce dernier aspect qui a le plus changé depuis le Moyen Age. A l'époque médiévale, les châteaux sont construits en partie pour offrir un refuge aux paysans de la région, dans un continuum de fonctions administratives, fiscales, politiques et économiques. Leurs murs sont synonymes de protection: quand un ennemi approche, on s'y précipite. Aujourd'hui, au contraire, l'utilisation militaire de ces lieux fortifiés s'accompagne le plus souvent de destructions dans le tissu urbain environnant et de tueries.

En mars 2014, le régime syrien massacre les habitants du village d'Al-Hosn, en contrebas du krak. Il y a quelques semaines, des frappes de drones israéliens, probablement partis de Beaufort, ont tué des civils libanais, tandis que l'armée israélienne a utilisé plus de 700 tonnes d'explosifs pour faire sauter des tunnels tout autour du site. Pour les civils, ces châteaux toujours vivants sont sûrement plus inquiétants et donc répulsifs aujourd'hui qu'ils ne l'étaient au Moyen Age. C'est ainsi que l'histoire de ces châteaux pas que médiévaux continue à s'écrire aujourd'hui, en lettres de poussière et de sang.

FLORIAN BESSON

Médiéviste (Framespa)

Négociants sur les quais du port de Marseille, XVIII $^{e}$ siècle, dessin de François-André Vincent (1746-1816), musée de la marine, Marseille. PHOTO JOSSE. BRIDGEMAN IMAGES

Avec les Lumières, sortir le marché d'une vision diabolisée ou déifiée

Les marchands ont toujours été de toutes les batailles, que ce soit pour améliorer leurs conditions de vie ou refuser la marchandisation des biens publics. Leur histoire peut nous aider à repenser la place que nos sociétés pourraient donner à l'économie de marché.

Aujourd'hui, les dégradations de l'environnement, la marchandisation du vivant, celle des productions de l'esprit, de l'intimité des êtres et de leurs émotions questionnent plus que jamais les logiques du marché et la manière dont les individus ont possibilité d'en user. Elles interrogent également la fabrication des règles et des institutions qui encadrent les échanges. En parallèle, les travailleurs pauvres vivent d'emplois instables et mal payés, les classes moyennes ont perdu confiance dans l'avenir. Elles se tournent vers le marché en utilisant les vide-greniers et les places de marché numériques pour développer une activité de vente et de revente d'objets et de vêtements, de location de son logement, de sa voiture, de ses outils ou pour économiser sur les transports en faisant du covoiturage... Ces pratiques montrent le rôle essentiel du marché auprès des populations inquiètes de ne plus arriver à joindre les deux bouts. On le voit, les marchands, petits et grands, sont de toutes les batailles, celles de la liberté de choisir ses consommations comme de lutter individuellement pour améliorer ses conditions de vie, mais aussi celle de refuser la marchandisation des êtres et des biens publics. Leur histoire pourrait nous inspirer des enseignements pour nous aider à comprendre ces batailles aujourd'hui, et repenser la place que nos sociétés pourraient donner à l'économie de march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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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E ÉVOLUER LES DÉFINITIONS

Dans l'Europe médiévale et moderne, comme dans toutes les sociétés à statuts, l'aristocratie et le clergé, ont tout fait pour interdire le marché, car ce dernier, qui permet de tout acheter y compris le pouvoir, menace leur suprématie. A travers la religion, ils ont utilisé deux armes : l'une pour entraver les logiques du marché et l'autre pour brider psychologiquement l'action des marchands. Ils ont ainsi condamné le prêt à intérêt. L'Ancien Testament ne l'autorise qu'avec des étrangers; le Coran dit que Dieu autorise la vente et prohibe l'usure, soit tout crédit à intérêt. L'injonction de Luc et l'Evangile de Mathieu entendent également tenir le marché à distance.

Comme il est impossible d'interdire le crédit, quelque chose dont tout le monde a besoin, les sociétés ont protégé les groupes privilégiés en assignant cette tâche à des exclus de la citoyenneté, à des étrangers. Mais des exceptions ont progressivement été introduites à partir du XIII $^{e}$ siècle pour l'argent des dots et pour les marchands; la première visant à combattre la pauvreté féminine intrinsèque aux sociétés patriarcales et la seconde prenant acte de la création d'un nouveau groupe social, celui des marchands, tout en cherchant à encadrer leur capacité d'action: leur seul rôle étant de faire circuler les marchandises à leurs risques et périls et de demander un intérêt sur les crédits accordés seulement quand le risque existe.

Parce que le petit peuple n'a pas droit au crédit alors qu'il doit emprunter coûte que coûte quand la crise est là, une finance

IDÉES/

informelle foisonnante et fondée sur le prêt sur gage s'est partout développée. Un cercle vicieux s'installe : alors que le prêt aggravé la pauvreté, certains moines autour de Bernardin de Sienne (1380-1444) se mirent à penser que pour faire face à celle-ci, l'accès au crédit était plus utile que la charité. Ils seront les initiateurs des monts-de-piété. Toutefois, les besoins criants de crédit pour répondre aux multiples dépenses de la royauté, à la pauvreté des plus démunis et aux exigences des plus riches, ont progressivement élargi les exceptions, ajoutant aux risques pris par les marchands, l'argent des orphelins, la plupart des emprunts du roi, ceux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des fermiers généraux, etc.

Parallèlement, les pères de l'Eglise ont lié usure et avarice, en donnant une définition très large de celle-ci (une volonté de posséder pour un intérêt matériel et non en vue du salut), rangée parmi les sept péchés capitaux. Cette condamnation morale n'a pas touché que les marchands, elle a pesé aussi sur le petit peuple, entré dans cette économie du prêt sur gage pour se constituer une épargne pour passer une mauvaise période ou à acquérir quelques objets à revendre.

Au fur et à mesure que le marché se développe, des voix se font entendre pour sortir le crédit et l'épargne de l'opprobre et faire évoluer les définitions des bonnes et des mauvaises passions. A partir de la charnière des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la notion d'intérêt, qui est d'abord pensé pour les affaires d'Etat, se substitue progressive-ment à l'avarice, comme l'a très bien montré l'économiste américain Albert Hirschman, car penser le monde en termes d'intérêt, et non plus de passion, lui confère prévisibilité et constance ; toutes choses à l'opposé de l'exercice du gouvernement selon le bon plaisir des princes et des ordres privilégiés. Ainsi, l'intérêt, s'associe vite à la «douceur» du commerce qu'évoque Jacques Savary (1622-1690) dans le Parfait Négociant (1675). Montesquieu (1689-1755) popularisera au XVIIIe siècle cette nouvelle doctrine du «doux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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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ÈS LA CHUTE DE LA MONARCHIE

Les hommes des Lumières se moquent également des nombreuses exceptions à l'interdiction du prêt à intérêt et soulignent que ces interdits ont pour première conséquence de renchérir le crédi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égalisera le prêt à intérêt au taux de 5 % en octobre 1789. Libérer le marché et donner une connotation positive et désirable aux échanges marchands n'empêchent pas les penseurs de réfléchir à ses forces et à ses faiblesses et à la manière dont les marchands en usent. Adam Smith souligne que la nature humaine transforme le marché en un combat permanent contre l'envie et la cupidité des hommes, et que ces derniers sont capables, plus que les rois et leurs caprices, de détruire les bienfaits du commerce. Il pointe également les utilisations mortifères du marché par les marchands et les industriels : l'omniprésence de la fraude, le monopole et le lobbying. La libéralisation du marché après la chute de la monarchie, comme le constate Condorcet (1743-1794), laisse les marchands agir impunément. Il se demande pourquoi il y a si peu de législations contre la malhonnêteté commerciale (autre que celles sur le commerce des grains). Si l'heure était à la libération de la société des multiples entraves, il avait conscience que pour ne pas entraver «l'activité industrieuse» le marché bénéficiait d'un régime favorable aux délinquants économiques.

C'est parce que l'industrie naissante et l'abandon des corporations, qui vont avec la liberté du commerce, vont donner du travail aux classes populaires, qu'il se résout à ne pas combattre d'emblée les délinquants économiques.

Ces philosophes réfléchissent aussi à comment remédier aux conséquences portées par la logique marchande du profit individuel, qui privilégient le court terme et la volonté de tout marchandiser au détriment des biens publics. Ainsi, l'Encyclopédie, à l'article «prix» écrit par Jaucourt (1704-1780), exclut du marché les choses «qui ne sont point susceptibles de propriété» comme «la haute région de l'air, le vaste Océan, etc.» ainsi que les lois divines ou humaines. Puis Jaucourt pose l'humain avant le marché avec la notion de «humanitas», forgée au Moyen Age, qui interdit de vendre «des choses absolument nécessaires à la vie, dont on a en abondance [...], pour exiger de lui [le pauvre] un prix excessif».

La troisième catégorie de biens publics renvoie aux luttes pour améliorer les fonctionnements de la société. Leur histoire est toujours en chantier. L'éducation a été l'un des premiers biens publics reconnus. Les philosophes des Lumières ont tous insisté sur la nécessité de rendre l'éducation primaire obligatoire, votée dès 1793, tout comme sa gratuité. Les deux sont supprimées dès Thermidor. De son côté, Adam Smith (1723-1790) était prêt à payer les parents pour les dédommager du manque à gagner qu'apportent les enfants pour les inciter à les envoyer à l'école.

L'environnement est un autre de ces biens ajouté récemment, et la stabilité économique est un bien public en train de se construire. Cette revendication est issue de la crise du crédit qui a secoué le monde et révélé le surendettement structurel de nombreux Etats, en particulier européens. Au XXe siècle, dans les sociétés démocratiques, les élites économiques ont continué à faire croire à la capacité du marché à créer l'équilibre des échanges en utilisant «la main invisible» de Smith et en oubliant toutes ses mises en garde. Ils ont également créé la théorie de l'homme rationnel afin de délégitimer toutes les réglementations du marché. Pour sortir de la logique du marché Dieu ou Diable, on ne peut qu'inviter à revenir, comme le font Amartya Sen et certains économistes contemporains, à la pensée analytique des Lumiè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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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LAURENCE FONTAINE

Directrice de recherches rattachée au Centre Maurice Halbwachs (CNRS-ENS-EHESS),

PROGRAMME

A Blois, l'histoire fait son festival

La 29 $^{e}$ édition des Rendez-Vous de l'histoire de Blois, présidée par Thierry Breton, ancien commissaire européen, se tient jusqu'à dimanche et se penche sur le thème «les Marchands» avec plus de 600 événements et plus de 1200 intervenants.

■ Conférence inaugurale par Nathalie Sonnac, professeure en scienc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université Paris-II Panthéon-Assas : «L'information est-elle une marchandise comme une autre?». Vendredi 9 octobre, 10 heures, Halle aux grains (hémicycle).

■ Conférence de clôture par Vanessa Perrée, procureure nationale anti-criminalité organisée : «Sortir la France du piège du narcotrafic». Dimanche 11 octobre, 17 heures, Halle aux grains (hémicycle).

■ Parmi les très nombreuses rencontres et tables rondes: Stratégie des gens modestes, des regrattiers au Bon Coin Conférence de Laurence Fontaine. Jeudi 8 octobre, 16 heures-17 heures, Hôtel de ville (salle Malfray).

Rimbaud, l'odyssée silencieuse. L'histoire à la nuit tombée

Conférence avec Hervé Mazurel. Vendredi 9 octobre, 15 h 30-16 h 30,

Bibliothèque Abbé-Grégoire.

En lutte(s) ! Deux siècles de luttes sociales, politiques et environnementales en France Table ronde avec Delphine Diaz, François Jarrige, Mathilde Larrère et André Loez. Vendredi 9 octobre, 16 heures-17h30, Insa, bâtiment principal (amphi Denis-Papin). Marchand de rêves Table ronde avec Elara Berthod, Guillaume Blanc et Sylvain Venayre. Samedi 10 octobre, 9 heures-10h30, Conseil départemental (salle Pierre-de-Ronsard).

La chute, France 1940 Entretien avec Julian Jackson.

La chute, France 1940 Entretien avec Julian Jackson.

Samedi 10 octobre, 9 h 30-10 h 30, Préfecture (salle de réception).

Célébrer 200 ans de photographie Table ronde avec Eléonore Challine, Dominique de Font-Réaulx, Pierre Singaravélou et Antonio Somaini. Samedi 10 octobre, 11 h 30-13 heures, Château royal de Blois (salle des conférences).

De la Hanse à Elon Musk: des marchands plus forts que les Etats? Table ronde avec Romain Bertrand, Romain Huret et Tobias Boestad. Samedi 10 octobre, 18 h 30-20 heures, Halle aux grains (hémicycle).

Tout le programme: rdv-histoire.com/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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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aux Rendez-Vous de l'histoire

■ Comment les femmes ont enrichi le monde Grand entretien animé par Anne-Sophie Lechevallier, journaliste à Libération, avec Victoria Bateman, économiste britannique, membre de la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Samedi 10 octobre, 10 heures-11 heures, Château royal de Blois (salle des conférences).

■ Une nouvelle histoire de l'art Table ronde animée par Sonya Faure, journaliste à Libération, avec Etienne Anheim, directeur d'études à l'EHESS, Laurence Bertrand Dorléac, professeure d'histoire de l'art à l'IEP de Paris, Patrick Boucheron, professeur au Collège de France, Sophie Cras, maîtresse de conférences à Paris-I Panthéon-Sorbonne, Antoine de Baecque, professeur à l'ENS et Charlotte Guichard, professeure à l'ENS. Samedi 10 octobre, 14 heures-15 h 30, Halle au grains (hémicycle).

Grand entretien avec Catherine Meurisse, autrice de bande dessinée, membre de l'Académie des Beaux-Arts, animé par Sonya Faure, journaliste à Libération. Samedi 10 octobre, 17h 45-18h 45, Conseil départemental (salle Pierre-de-Ronsard).

■ Les petits déjeuners des historien-ne-s. Venez partager café et croissants avec les journalistes de Libé et leurs invité-e-s historien-ne-s. ■ Samedi 10 octobre, 8 h30-9 h30: animé par Damien Dole et Anne-Sophie Lechevallier, journalistes à Libération, avec Julie Verlaine et Patrick Boucheron ■ Dimanche 11 octobre, 8 h30-9 h30: animé par Maria Malagardis, journaliste à Libération, avec Guillaume Calafat.

Bar-restaurant-café les Frères du val, 2, avenue du Maréchal Leclerc.

IDÉES/

Inceste entre cousins : une législation en train d'évoluer

Jusqu'à présent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exercées par des cousins germains, pourtant auteurs d'un cinquième de ces actes commis dans la proche parenté, n'étaient pas qualifiées juridiquement d'incestueuses, rappelle l'historienne Aïcha Limbada. La loi intégrale examinée jusqu'à vendredi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s'empare du sujet.

La loi intégral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examinée en ce moment par les députés introduit, en ce qui concerne la réponse pénale aux violences intrafamiliales, des nouveautés juridiques à propos des cousins germains. L'article 19 ajoute à la liste des personnes reconnues comme commettant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de nature incestueuse la qualité de cousin germain ou cousine germaine. L'article 20 prévoit l'interdiction des mariages et des pacs contractés entre cousins germains. Ces deux articles donnent à réfléchir à la fois sur la qualité des cousins germains et leur place dans la famille, et sur le rapprochement des deux acceptions du mot «inceste» dans la langue française. L'inceste peut, en effet, être entendu comme un crime et une forme de violence exercée dans le cadre familial, ou alors comme une alliance matrimoniale interdite, deux définitions distinctes (1), mais non sans rapport l'une avec l'autre. D'une part, dans le langage courant, l'inceste désigne surtout, depuis le début du XIXe siècle, les viols et agressions sexuelles commis dans la proche parenté, sur des enfants, mais aussi sur des adultes qui peuvent être victimes d'un abus d'autorité ou d'une emprise. Or, actuellement,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exercées par des cousins germains, pourtant auteurs d'un cinquième de ces actes commis dans la proche parenté, ne sont pas qualifiées juridiquement d'incestueuses et donc pas punies en tant que telles, situation que déplorent les associations de victimes d'inceste.

UNE NOUVELLE

QUALIFICATION COHÉRENTE

Avec l'article 19, la liste des personnes identifiées comme commettant un acte incestueux serait élargie aux cousines et cousins germains, mais aussi aux descendants, aux grands-oncles, grands-tantes, et à tous les conjoints et conjointes des personnes de la liste, y compris quand ils n'ont pas exercé d'autorité sur la victime. On pourrait considérer que cet article ne va pas assez loin : dans les faits, l'inceste ne se limite pas à tel degré de parenté défini par la loi, comme le montrent les travaux de Dorothée Dussy. Ainsi, un ami très proche des parents considéré comme un «oncle», ou un cousin «à la mode de Bretagne», en agressant sexuellement sa victime, commet un inceste qui ne sera pas pourtant qualifié comme tel par la loi. D'autre part, depuis des siècles, sont qualifiées de mariages incestueux les unions matrimoniales prohibées par le droit dans la proche parenté. Les motifs de l'interdiction ne se réduisent pas à la question du consentement et de l'emprise créée par l'environnement familial : ils sont plus largement liés à des tabous sexuels profonds et anciens. Actuellement, le mariage est interdit avec ses ascendants et descendants, ses frères, sœurs, oncles, neveux, tantes et nièces, ainsi qu'avec leurs conjoints quand ils ont exercé une autorité parentale. Ces interdictions sont fluctuantes au cours du temps.

Ainsi, le mariage avec sa belle-soeur (sœur de l'épouse) ou son beau-frère (frère de l'époux), prohibé depuis le Moyen Age, a été autorisé en 1792, puis interdit par le code civil en 1804, puis autorisé sous conditions par plusieurs lois au moyen de dispenses civiles, jusqu'à la loi de 1975 qui autorise ce type de mariage.

Mais rien de tel pour les cousines et les cousins germains sur lesquels aucune interdiction n'a été formulée depuis que le mariage civil existe. Cette nouveauté a sa logique dans le cadre de la loi intégrale, dont les articles 19 et 20 se répondraient au pénal et au civil: si un viol commis par telle personne est incestueux, il serait cohérent qu'une union matrimoniale avec cette personne devrait être qualifiée d'incestueuse. Pourtant, il n'est pas prévu que le mariage avec des beaux-frères ou des belles-sœurs soit à nouveau interdit, alors qu'ils figurent dans la liste prévue par l'article 19. Cette absence de systématicité laisse penser que la catégorie du cousin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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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AÏCHA LIMBADA

Maîtresse de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d'Artois

de la cousine germaine est considérée comme une particularité, sans doute liée à des représentations et un imaginaire qui la construisent depuis longtemps en France comme une figure ambivalente.

Au XIXe siècle et jusque dans les années 1920, les mariages entre cousins germains ne sont pas rares (1% des unions en France environ), et sont même en augmentation, malgré l'interdiction religieuse pour les catholiques, qui perdure jusqu'à nos jours : il suffit de demander à l'Eglise une dispense de parenté pour consanguinité, simple formal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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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 MARIAGES NON PROBLÉMATIQUES...

De nombreux romans (Indiana de George Sand, la Porte étroite de Gide) évoquent ces mariages, arrangés ou d'amour, sans que la situation soit présentée comme problématique, à la différence des relations avec sa belle-mère ou son oncle, regardées plus sévèrement par le droit canonique, interdites par la loi civile, et davantage considérées comme immorales ou scandaleuses. D'autres récits évoquent les émois qu'un cousin peut susciter chez la jeune

femme, hors de tout contexte d'emprise (Eugénie Grandet de Balzac, 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 de Simone de Beauvoir). Cependant, le cousin peut inquiéter. La jalousie du mari pour le cousin de son épouse, qu'il estime trop amical ou complice, est le sujet de bien des vaude- villes. On craint aussi le risque de «dégé- nérescence» causé par les unions consan- guines, largement évoqué dans les Rougon-Macquart d'Emile Zola, et étudié par les médecins. Mais de fait, la question ne se pose presque plus à partir du second tiers du XXe siècle : la quasi-disparition des unions entre cousins coïncide avec un élargissement du marché matrimonial et une répugnance largement répandue pour le mariage intrafamilial. L'ambivalence de la figure du cousin ou de la cousine ger- maine, à la fois proche et un peu éloignée (quatrième degré de parenté dans le droit civil), que la religion catholique défend d'épouser tout en accordant une dispense à qui le demande, qu'il est toléré d'aimer malgré l'étrangeté ou l'embarras que les liens du sang suscitent, explique sans doute en partie la gène qui existe encore à propos de ces mariages.

Ce malaise se construit aussi sur d'autres arguments. Celui du risque génétique accru dans la consanguinité proche n'est pas mobilisé dans les discussions parlementaires. A été évoqué, en revanche, le risque de mariages forcés entre cousins dans certaines familles – mais dans ce cas le problème n'est pas tant le degré de parenté que l'absence de consentement. Ce projet de l'interdiction du mariage entre cousins germains se construit sur une certaine confusion entre le problème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qui relèvent de l'inceste et la question de la prohibition d'un mariage dans la famille, quand bien même celui-ci serait pleinement consenti et dénué de toute forme d'emprise. L'absence de superposition entre les deux situations, et l'attention nouvelle portée dans le droit civil à cette figure des cousines et cousins germains donnent à réfléchir sur l'évolution de nos sensibilités sur la perception de ce qui est pour nous un «proche» ou un «familier».

(1) Anne-Emmanuelle Demartini, Julie Doyon et Léonore Le Caisne (dir.): Dire, entendre et juger l'inceste du Moyen Age à nos jours, au Seuil.

Céline Thiébault-Martinez, députée PS portant le projet de la loi intégrale, le 1er octobre à l'Assemblée.

TELMO PINTO. NURPHOTO

Violences sexuelles : nous sommes le sexe qui pense la peur

Depuis les années 70, sur plusieurs continents, la recherche féministe a élaboré des notions visant à faire des féminicides un fait sociétal majeur constitutif du système d'écrasement des femmes qu'est le patriarcat.

Le 4 janvier, à Brest dans le Finistère, Chantal Bouroullec, 63 ans, est battue à mort par son conjoint. Le 21 septembre, à Brignoles dans le Var, Larissa Brito, 25 ans, est retrouvée morte, poignardée, dans le coffre d'une voiture, exécutée par son ex-compagnon. Chantal Bouroullec, est le premier féminicide répertorié en France, en 2026. Larissa Brito, le dernier en date, au moment où j'écris ces lignes. Au-delà de la triste litanie qui consiste année après année, à compter les mortes, ce qui importe ici est de saisir en quoi l'analyse de ces faits a durablement changé depuis les années 1970, c'est-à-dire depuis que la recherche féministe a élaboré des notions visant à sortir ces crimes, traités jusque-là par la presse comme des «faits divers» en s'appuyant sur les catégories euphémisantes de «crime passionnel» et de «crime d'honneur» pour en faire un fait sociétal majeur constitutif du système d'écrasement des femmes qu'est le patriarcat. Pour comprendre cette révolution, amplifiée par le mouvement #MeToo à partir de 2017, il faut repartir des termes et en retracer l'histoire.

En 1987, l'historienne Jane Caputi

Les violences contre les femmes font l'objet d'une très grande tolérance sociétale, elle-même nourrie par des régimes d'impunité pérennes.

publie The Age of Sex Crime. Pour elle, si dans les Etats-Unis d'alors, on s'étonne que des femmes soient exécutées par des hommes parce qu'elles sont des femmes, la recherche féministe peut en proposer une lecture claire : ce sont des crimes sexuellement politiques, des crimes machistes. En 1976 déjà, à Bruxelles, lors du premier Tribunal international des crimes contre les femmes, la sociologue Diana E.H. Russell, reprenant l'expression de l'écrivaine Carol Orlock, avait conceptualisé le «fémicide», crime de haine systémique commis contre les femmes, du seul fait de leur sexe, le plus souvent par leur (ex)-partenaire intime.

Mais l'histoire ne s'arrête pas là, elle rebondit une nouvelle fois, au début des années 1990, au Mexique alors que des milliers de femmes disparaissent tout au long de la frontière avec les Etats-Unis. C'est dans ce contexte que l'anthropologue Marcela Lagarde y de los Ríos donne naissance au concept de «féminicide» pour qualifier un crime collectif, un crime de masse et un crime d'Etat; nécropolitique et surmeurtre se combinant ici pour terroriser les femmes comme le soulignent, en 2010, les chercheuses Rosa-Linda Fregoso et Cynthia Bejar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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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quées à cloisonner les violences dont elles sont victimes

Dans les années 1980, une autre brèche est aussi ouverte dans le discours dominant par la sociologue Liz Kelly, celle du «continuum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Dans Surviving Sexual Violence, publié en 1988, celle-ci démontre que nombre de femmes victimes de viol ont connu bien d'autres épisode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avant et après celui-ci, notamment au sein de leur famille (inceste, etc.), mais aussi à l'extérieur (harcèlement sexuel dans la rue, au travail, etc.). C'est ce qui conduit alors Liz Kelly à saisir et à analyser ces violences, non isolément les unes des autres, mais au sein d'une dynamique qui les relie entre elles alors même que les femmes sont éduquées à cloisonner les violences dont elles sont victimes, ce qui permet d'éviter de les penser dans leur continuité systémique tout en les catégorisant comme «acceptables» et «inacceptables».

Ceci est accentué par le fait que, comme le précise l'anthropologue

Ifi Amadium, les violences contre les femmes font l'objet d'une très grande tolérance sociétale, elle-même nourrie par des régimes d'impunité pérennes. Sans doute parce qu'elles constituent, comme l'a théorisée, dans les années 2000, l'anthropologue Rita-Laura Segato, la «structure élémentaire de la violence».

Néantisation des femmes dans l'histoire et dans les langues

C'est l'ensemble de ces recherches produites sur plusieurs continents à partir du début des années 1970 qui m'a conduit, en 2022 dans l'ouvrage Féminicides. Une histoire mondiale, à donner naissance au concept de «continuum féminicidaire». Cette fois-ci, il ne s'agissait plus de penser, au sein des trajectoires de femmes qui en étaient victimes, les seules violences sexuelles, mais bien de comprendre que la violence à tous les âges et dans tous les domaines de la vie, était structurante de l'identité collective des femmes, dans le passé comme dans le présent.

Ceci permettait d'éclairer des choses évidentes, la culture de l'inceste et du viol, mais aussi d'autres qui l'étaient beaucoup moins, le déni et la spoliation du rôle des femmes dans l'art et les sciences (effet Matilda), leur néantisation dans l'histoire comme dans les langues... en les pensant toutes comme consubstantiellement liées entre elles au sein d'un flux constant : les unes autorisant les autres, les légitimant en fait si ce n'est en droit. Dans King Kong Théorie, Virginie Despentes écrivait, en 2006, en parlant des femmes : «Nous sommes le sexe de la peur.» C'est vrai, terrible-ment vrai. J'ajouterai toutefois, nous sommes aussi le sexe qui pense la peur, et ce faisant nous la transformers, collectivement, en autre chose, qui relève d'une pensée sororale, hybride et multiple. Nous construisons une digue, un rempart. Nous commençons à rebâtir, et cela change tout.

Par CHRISTELLE TARAUD

Enseignante dans les programmes parisiens de Columbia University et de New York University

IDÉES/

39-45: le besoin de sonder le passé sur grand écran

«Notre salut», «la Bataille de Gaulle»...

L'historienne Sylvie Lindeperg revient sur l'engouement pour les films sur la Seconde Guerre et rappelle la responsabilité des réalisateurs dans la manière dont ils mettent en scène leurs sujets.

Nous assistons, depuis quelques mois, au retour en force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sur les écrans français: sortie des Rayons et les Ombres en mars, triomphe estival de la Bataille de Gaulle, tir groupé du Festival de Cannes dont plusieurs fictions en sélection (Notre salut d'Emmanuel Marre, Moulin de László Nemes) sortent en salles cet automne. Bien que les sujets et les formes varient, on peut se demander de quoi cette vague de films est le nom. Leur réception révèle tout d'abord une revitalisation des débats politiques cristallisés autour des représentations de la guerre et de l'Occupation. En témoignent à la fois la controverse autour du film de Xavier Giannoli et l'enthousiasme du public pour la saga d'Antonin Baudry. Les chaos du monde, la liquidation méthodique des principes et des instances établis au sortir du conflit pour réguler l'ordre international attisent les inquiétudes : elles réveillent le besoin de comprendre et de sonder le passé, au risque parfois d'analogies hâtives. En France, la montée en puissance de l'extrême droite et l'offensive zémourienne de falsification de l'histoire du régime de Vichy, relayée par les médias du groupe Bolloré, ont surdéterminé l'horizon de lecture des Rayons et les Ombres dont la sortie fut aussi percutée par les propos de Jean-Luc Mélenchon sur «l'affaire Epstein». Que le présent électrise la mémoire du passé et en instrumentalise l'histoire n'a, certes, rien de nouveau. Ce qui l'est peut-être plus est que le cinéma français joue à nouveau un rôle dans la bataille culturelle des récits pour le contrôle de l'imaginaire collectif et de la mémoire populaire.

Il faut remonter aux années 1970 pour retrouver pareille politisation et semblable polarisation dans l'accueil de films sur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En 1974, la presse de gauche et d'extrême gauche suspecta Lacombe Lucien de favoriser une réhabilitation diffuse de la collaboration tout en reprochant à Louis Malle d'avoir situé son gestapiste français dans les rangs du lumpen-prolétariat. Trois ans plus tôt, les mêmes critiques avaient salué l'entreprise salvatrice de Marcel Ophüls dont le Chagrin et la Pitié déconstruisait le mythe héroïque gaullien popularisé par le cinéma tout au long des années 1960. Mais la présidence de Georges Pompidou, sa grâce du milicien Paul Touvier, ses appels à l'oubli d'un temps où «les Français ne s'aimaient pas» avaient laissé des traces, engendrant de nouvelles alarmes. Dans le numéro «anti-rétro» des Cahiers du cinéma, Michel Foucault exprimait sa crainte que Lacombe Lucien fasse le jeu d'une bourgeoisie giscardienne désireuse d'effacer la mémoire des luttes populaires et de la résistance antifasciste.

Salve. Qu'ils fussent pourtant rétro ou antirétro, les films des années 1970 eurent une force de révélation sans égal qui les distinguent de ceux d'aujourd'hui. Dans le sillage d'Ophüls, les réalisateurs de Lacombe Lucien, Section spéciale, Monsieur Klein ou les Guichets du Louvre dévoilèrent à un large public les compromissions criminelles du régime de Vichy et les rouages de la collaboration d'Etat que la censure avait si longtemps maintenus sous le boisseau. Cette puissance d'interpellation du cinéma s'étiola par la

Par SYLVIE LINDEPERG

Professeure à l'université Paris-I Panthéon-Sorbonne, membre honoraire de l'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suite. Dans les années 1990, les interrogations fiévreuses sur la France occupée empruntèrent souvent d'autres voies (celles de la télévision et des prétoires). Le cinéma sur l'Occupation se rangeait plutôt dans la catégorie des films d'époque à costumes. En 1991, dans Libération, Serge Daney éreinta Uranus de Claude Berri: sous couvert d'iconoclasme, son adaptation du roman de Marcel Aymé (satire corrosive des règlements de comptes de la Libération) tournait à la «pommade muséale». «Lorsque le passé devient à ce point décoratif», concluait Daney, c'est qu'il a «cessé de travailler notre présent», preuve «que les deuils collectifs ont eux aussi

une date de péremption».

L'actuelle salve de fictions sur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ouvre-t-elle une nouvelle ère qui réviserait cette prédiction? Notre salut d'Emmanuel Marre en est-il le si-gne avant-coureur ou un simple météore par sa manière de dé-jouer les codes du film de reconstitution pour mieux explorer l'univers mental des fonctionnaires de Vichy? Le texte de Daney conserve sa pertinence lorsqu'il invite à penser ensemble le choix des sujets et des formes. Cette articulation a parfois manqué dans la querelle sur les Rayons et les Ombres qui opposa Giannoli à plusieurs historiens spécialistes de la Collaboration. Ces derniers ont fait valoir à juste titre que la trajectoire de Jean Luchaire était atypique au sein des milieux de la gauche pacifiste; ils ont dénoncé la récupération opportuniste du film par l'extrême droite; ils ont pointé les torsions que le réalisateur faisait subir à la chronologie. Comme souvent néanmoins, la querelle a paru tourner court. Le cinéaste a invoqué la licence poétique et s'est autodédouané par un artifice facile, rappelant que son film s'ouvrait sur cet aveu de la narratrice Corine Luchaire: «Je vais me tromper sur les dates.»

Vérité. Mais si l'art et l'histoire s'inscrivent dans des régimes de vérité distincts et si les réalisateurs sont libres du choix de leurs

SIGNÉ COCO sujets, ils n'en sont pas moins responsables de la manière dont ils les mettent en scène.

Dans les Rayons et les Ombres, le monde se rétracte autour du drame des Luchaire et le spectateur habite si longtemps leur regard que le contrepoint moral du procureur Raymond Lin-don ne suffit à déconstruire ce que le film a porté pendant près de trois heures. Ce décalage est d'autant plus fort que le réquisitoire se trouve enchâssé entre deux séquences à forte valeur émotionnelle qui en diluent for-tement la portée.

C'est l'arrestation des Luchaire par des résistants brutaux qui redistribue l'empathie au bénéfice des fuyards (l'épisode est inventé de toutes pièces, le père et la fille ayant été arrêtés en Italie par des militaires américains). C'est l'exécution de Jean Luchaire dont la mise en scène néglige les leçons de Fritz Lang sur la puissance de retournement du cinéma : filmer le châtiment du bourreau ou du traître - si coupable soit-il - le change presque inévitablement en victime. Ce mécanisme quasi anthropologique fut analysé par Jean-Louis Comolli dont la pensée engage toute une éthique de la mise en scène : celle-ci se mesure notamment à la manière dont le cinéma construit la place du spectateur et lui ouvre la voie d'une juste distance cri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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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CAROLINE CALLARD

Directrice d'études à l'EHESS

Le 27 septembre 2024, les TGV sont bloqués à Lyon par des orages cataclysmiques. Mylène Farmer donne le soir même un concert au Stade de France et la Part-Dieu est remplie de fans que l'angoisse soulève à chaque annonce d'un nouveau délai. C'est dans cette atmosphère pop-électrique que je reçois le message d'un collègue : «Je suis avec le nouveau directeur [de l'hôpital] des Quinze-Vingts : on a retrouvé le testament de Nicolas Flamel!» Je grimace. Evidemment, il n'y a qu'un contemporanéiste pour se laisser convaincre qu'un document concernant le célèbre bourgeois parisien du XIVe siècle, le légendaire alchimiste et supposé découvreur de la pierre philosophale, prenait la poussière sur les étagères d'un hôpital parisien. J'essaye de ne pas doucher l'enthousiasme du spécialiste des choses récentes et le dirige avec tact vers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Un mois plus tard, nouveau message: «Au fait, le testament est bel et bien authentique... Les gens des AN sont très excités !» Je suis mortifiée: c'était donc vrai. Historiennes et historiens sont une corporation de pisse-vinaigre dont le petit plaisir est de corriger les histoires trop belles. Jusqu'au jour où le démystificateur est mystifié. Cet article est ma pénitence.

A dire vrai, le testament n'était pas inconnu: le premier historien de Flamel, l'abbé Villain, avait édité une grande partie de ses archives au XVIIIe siècle (1). Mais ce qui ressurgissait était le document original de 1416, soit, en fait de mythe, 1,20 m de matérialité historique de la plus belle eau: un parchemin formé de deux peaux minutieusement cousues, couvert d'une belle écriture régulière. Il est l'une des pièces maîtresses, et monumentale, de l'exposition consacrée à «Nicolas Flamel, alchimiste de papier» qui ouvre au musée de Cluny le 13 octobre. Le titre dit tout de l'impeccable démonstration: l'enrichissement considérable de Flamel a pu faire naître l'idée que son origine était magique, mais le bonhomme n'a jamais cherché la pierre philosophale et n'a écrit aucun des livres alchimiques qui lui ont été attribués – l'auteur Flamel n'existe que sur le pap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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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FORTUNE QUI S'ENRACINE DANS L'HISTOIRE DE PARIS

L'exposition raconte cette alchimie de l'histoire qui a transformé un riche bourgeois parisien, aimant les affaires mais craignant Dieu, en légende planétaire de la transmutation des métaux et de l'élixir d'immortalité. «Retrouver Flamel», c'est le sentiment étrange qui saisit alors le visiteur confronté à ses papiers, à sa signature, aussi sobre que le nom fait surgir d'images baroques, au bas d'un codicille ajouté au testament. Le ductus qui emporte le geste d'écriture, l'encre pâlie où la plume s'est trempée condensent les restes d'une présence qui palpite encore sur la peau de mouton. Elle suscite l'émotion particulière des traces déposées dans les archives par un personnage du passé dont la vibration a traversé les siècles. Si,

T. $^{c}$ 17 p. $^{c}$ 195

Nicolas Flamel, les transmutations d'un mythe

En 2024, le testament authentifié de l'homme à la pierre philosophale, vieux de six siècles, refaisait surface. Le musée de Cluny présente, derrière les fantasmes, la figure concrète d'un écrivain-rentier transformé au fil des siècles en alchimiste superstar.

CULTURE/ LE LIBÉ DES HISTORIENNES

\- finalement, il y a bien démystification, elle secrète incontestablement aussi sa part de magie...

La première partie du parcours, consacré au Flamel historique, réjouira ceux que passionne l'histoire de Paris. Le testament permet en effet de saisir les traits d'une fortune qui s'y enracine, s'en nourrit et qui, à sa mort, s'y résume presque tout à fait. Foin de trésor en pièces d'or sonnantes et trébuchantes, la richesse de Flamel n'est faite que de papiers: une multitude de titres de rentes et d'achats de biens fonciers, de valeurs variables, parfois très modestes, dans Paris ou sa proche banlieue (2). L'ensemble dessine moins un empire immobilier qu'une marée de droits et de revenus, qu'il faut chaque année se charger de faire rentrer. Pour s'y retrouver, Flamel en a dressé un inventaire quelques années avant sa mort, rue par rue, dans un petit cahier de plusieurs dizaines de pages. Les commissaires de l'exposition ont fait dresser une carte éloquente de l'ensemble, et l'on mesure, à la regarder, combien le nom de Flamel a dû, chaque année, revenir avec une pénible insistance dans la vie de nombreux Parisiens, au moment de payer la rente.

Mais la «scène de la vie parisienne» favorite de ce héros balzacien du Moyen Age est située dans la paroisse de Saint-Jacques-de-la-Boucherie, aujourd'hui entre la tour Saint-Jacques et les Halles. Flamel a monté son commerce de copie dans une petite échoppe, rue des Ecrivains – détruite par la percée de la rue de Rivoli au XIXe siècle. Puis il a acheté une maison plus vaste dans la même rue, avec sa riche épouse Pernelle. Au rez-de-chaussée, ils ont installé l'atelier d'écriture où travaille une petite cohorte de clercs et d'apprentis. Dès les premières lignes de son testament, Flamel revendique sans fard son statut: il est «écrivain», au sens littéral. Du papier, déjà, forme le socle de cette aisance patiemment construite, au moment où l'écrit se diffuse dans les grands centres urbains, son essor stimulé à Paris par l'activité du Parlement et de l'Université.

Or l'écrivain et sa femme n'ont pas d'enfants, ils s'enrichissent et le souci de leur salut les tient. Il repose alors pour les chrétiens tant sur la foi que sur les «œuvres»: pratiques dévotionnelles, œuvres de charité, legs pieux, etc. La longueur du testament est le reflet direct de cette scrupuleuse «comptabilité de l'au-delà» (3). Les Flamel s'y sont d'ailleurs attelés de leur vivant, et leurs bonnes œuvres s'impriment déjà dans le paysage parisien : à l'hospice de la rue de Montmorency ou dans l'embellissement des monuments religieux. On peut voir au musée de Cluny les dessins de ces reliefs sculptés, aujourd'hui tous disparus. Disparue, l'arcade du charnier des Saints-Innocents lors de la destruction du grand cimetière parisien à la fin du XVIII $^{e}$ siècle; disparue également, sous l'effet des ventes révolutionnaires en 1797, l'église Saint-Jacques-de-la-Boucherie où Flamel se fait enterrer. La seule représentation, si l'on peut dire, qui ait survécu au naufrage est sa petite pierre tombale. Il y figure sous la forme d'un des premiers transis de cet automne du Moyen Age qui s'apprête à faire flamber l'art macabre : Flamel, en squelette pourrissant, qu'arque un dernier spasme.

Mais où sont les alambics et les cornues, où est l'auteur des livres de secrets, où est le trompe-la-mort ? En réalité tous les ingrédients de la légende urbaine sont là : un homme que l'écrit a placé entre savoir d'atelier et culture savante ; un parvenu né de rien qui lève de l'argent dans tout Paris et continue de le faire après sa mort par l'effet du testament ; un héritage tumultueux sur lequel pèsent des accusations de recel autour d'une richesse de papiers qui se dérobe ; un profil impassible qui semble narguer les vivants sur les murs du charnier. C'est à la construction de la légende alchimique qu'est consacrée la deuxième partie de l'exposition. Un premier jalon documentaire apparaît à la toute fin du XV $^{e}$ siècle, avec un manuscrit alchimique signé de son nom : c'est le début de ce qu'on appelle la pseudépigraphie, un corpus de textes qui se donnent Flamel pour aut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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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MULTIPLES INCARNATIONS ET UNE CÉLÉBRITÉ PLANÉTAIRE

Mais c'est surtout avec le succès éditorial des livres d'alchimie à la fin du XVIe et au XVIIe siècle que l'auteur Flamel prend corps. Le Livre des figures hiéroglyphiques (1612) joue un rôle de premier plan dans ce processus. Il repose notamment sur une spectaculaire relecture symbolique de l'arcade des Innocents – au départ représentation très classique mêlant figures divines, inscriptions et représentation des donateurs, autour d'une méditation sur la mort et le salut. Dans l'ouvrage de 1612, la description invite le lecteur, aidé par une gravure de l'arcade, à repérer trois «vaisseaux» déposés dans la sculpture – le «vaisseau» désignant à la fois le récipient de l'alchimiste et le signe, porteur d'un sens à déchiffrer. Les deux premiers, de part et d'autre de chaque couple saint/donateur, sont des cartouches gothiques qui portent les lettres N et F, pour Nicolas Flamel. Le troisième est plus retors: il représente, en bas à gauche, une main qui tient les cordons d'une écritoire portative, composée d'un «canon» (l'étui tubulaire destiné à recevoir les plumes et le canif) et d'un «cornet», l'encrier. Le texte demande alors à son lecteur de démonter mentalement l'objet : «ôter les liens» puis «joindre le canon au cornet». L'écritoire se transforme en «vaisseau de philosophie», en instrument alchimique.

Ainsi guidé ou initié, le lecteur-spectateur du XVIIe siècle est invité à scruter l'arcade, recomposer ce qu'il voit, et découvrir, sous le monument chrétien de l'écrivain, le laboratoire secret de l'alchimiste. Son autorité passe désormais toutes les frontières : dans un geste que n'aurait pas renié le vrai Flamel, Isaac Newton recopie le texte des Figures hiéroglyphiques traduites en anglais en 1624 et reproduit l'arcade à la plume. Quel savoir sur les propriétés des métaux «Flamel» avait-il pu confier aux Innocents? Les transformations de la matière et les opérations métallurgiques faisaient partie d'une longue tradition de «secrets», propre au savoir des praticiens, que les savants comme Newton étudiaient sans toujours pouvoir en reconnaître les principes.

La dernière partie de l'exposition suit Flamel du XIXe au XXIe siècle vers des parcours moins savants mais plus romanesques, davantage partagés, spectaculaires même : lors de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1900, les visiteurs sont invités à pénétrer dans la maison de l'alchimiste, au sein d'un parc d'attractions médiéval reconstituant le «Vieux Paris». Après la guerre, ses incarnations se multi- plient et se diffractent jusqu'à la célébrité planétaire que lui assurent Harry Potter ou le Da Vinci Code. Pour montrer la plasticité de ces dernières métamorphoses, l'exposition se fait à son tour «immersive» et multiplie les supports: vidéos, musique (l'immense Charlebois a chanté Flamel, Mylène Farmer, à quelques lettres près peut-être?), jeux vidéo. Dans Assassin's Creed Unity, le joueur doit retrouver son laboratoire secret caché sous Notre-Dame afin de mettre la main sur l'élixir de longue vie. Par un juste retour des choses, et un étrange détour révolutionnaire, le bourgeois de la paroisse Saint-Jacques-de-la-Boucherie retrouve l'inscription urbaine de sa légende. Alchimiste de papier ou star electro-pop, l'écrivain-rentier Flamel? Sans doute un peu des trois.

(1) Etienne-François Villain, Essai d'une histoire de la paroisse de Saint-Jacques-de-la-Boucherie, où l'on traite de l'origine de cette église, de ses antiquités, de Nicolas Flamel et Pernelle, sa femme, et de plusieurs autres choses remarquables.

(2) Au Moyen Age, le système des rentes, qui permettait notamment de contourner l'interdit religieux sur le prêt à intérêt, consistait à percevoir, contre une certaine somme, un revenu annuel dont le paiement était garanti par un bien. La rente pouvait être versée grâce aux ressources tirées de ce bien : les récoltes d'un champ ou les revenus d'une boutique ou d'un atelier. Cela ne faisait donc pas du rentier le propriétaire du bien, et ce d'autant que plusieurs rentes avec des bénéficiaires différents, pouvaient grever un bien.

(3) L'expression, désormais canonique, est de Jacques Chiffoleau, la Comptabilité de l'au-delà : les hommes, la mort et la religion dans la région d'Avignon à la fin du Moyen Age, vers 1320-vers 1480, avec une préface de Jacques Le Goff, 1980.

NICOLAS FLAMEL,

ALCHIMISTE DE PAPIER

Au musée de Cluny (75005)

du 13 octobre au 24 janvier.

LIVRES/ LE LIBÉ DES HISTORIENNES

Le roman se déroule dans un quartier parisien «sous vide». PHOTO DAVID BARNES. ONLY FRANCE

Patrick Modiano et les trous de mémoire de «l'Eléphant»

Sinuant entre le réel et l'incertain, le romancier explore les effets du temps et la fragilité des souvenirs.

«D epuis quand Van Walle avait-il l'impression que le monde ne lui apparaissait plus qu'à travers une vitre? Il essayait de remonter le cours des années. Depuis cinq, dix ans? Ou plus loin encore?» Dès les premières phrases de l'Eléphant, Patrick Modiano indique de quoi il sera question dans le roman: d'un effort de mémoire contrarié, du temps qui passe et de ce qui s'interpose entre nous et le passé – disons pour l'instant «une vitre». Plus loin, il évoquera un «écran». Autrefois, Van

Walle avait voulu faire des études de médecine. Mais il avait passé «le baccalauréat latin-grec, puis un examen que l'on appelait propédeutique en ce temps-là», ce qui nous donne une vague idée de son âge. On n'en saura pas plus.

Amnésie. Ses mensurations, elles, sont beaucoup plus précises: Van Walle mesure 1,95 mètre et pèse 120 kilos. Il se surnomme lui-même «l'éléphant». En réalité – mais est-ce la réalité? – il s'appelle Ludo. Depuis cinq ans, il travaille pour une maison d'édition, corrigeant des manuscrits, rédigeant des fiches de lecture, traduisant des ouvrages de l'anglais et de l'allemand.

Au moment où se passe l'histoire (mais à quel moment se passe l'histoire?), il traduit un livre de Howard Pease, Toute la mémoire du monde (ne cherchez pas à savoir si ce livre existe). Quant à la maison d'édition qui l'emploie, elle s'intitule les «éditions du Sablier». On vous l'a dit: c'est un roman sur le temps qui passe.

Van Walle n'habite pas très loin de son lieu de travail, situé avenue de Suffren. D'ailleurs, il ne se déplace plus beaucoup – et seulement à pied, dans ce quartier de La Motte-Picquet et de l'Ecole militaire, «neutre avec ses grandes avenues désertes». Un quartier de Paris où l'on n'aurait pas envie d'habiter, mais Van Walle, oui, cela lui allait très bien de vivre «à distance d'un monde et d'une agitation qui lui semblaient de plus en plus incompréhensibles». Ah oui, je ne vous l'ai pas dit: le roman est écrit au passé.

dernières années. On prévoyait des guerres prochaines – mais Van Walle évitait de lire les journaux.» C'est un quartier «sous vide», dit le narrateur (mais qui est le narrateur?) comme le sont certains emballages de produits périssables.

«On prévoyait des guerres prochaines – mais Van Walle évitait de lire les journaux.»

Peu de gens vivent vraiment dans ce quartier et celles et ceux qui y habitent semblent n'avoir pas changé. «Seul lui, Van Walle, avait vieilli. Ce no man's land était resté à l'abri du monde et du vacarme qui se faisait de plus en plus assourdissant ces

Pourquoi Van Walle n'écrirait-il pas ses mémoires? Son patron le lui suggère régulièrement: «Vous avez eu une vie assez intéressante, non?» Mais Van Walle, tout «éléphant » qu'il est, n'a plus de mémoire. Il lutte contre son amnésie, tente de faire revenir ses souvenirs.

Patrick Modiano

L'Elephant

Juke-box. Pour fêter les cinq ans de son arrivée aux éditions du Sablier, l'éditeur veut lui faire un cadeau. Ce sera une paire de jumelles. «Mais pourquoi voulez-vous une paire de jumelles ?» demande l'éditeur. «Pour voir de loin», répond Van Walle qui, dès lors, observe ses voisins dans l'immeuble d'en face: M. Pinguet, Mme Thouvenin et la jeune Yvonne Beulaigne. Mais que voit-il d'eux? «Ce sont les lieux, plus que les personnes, qui provoquent l'afflux des souvenirs.» D'ailleurs, un café, à un carrefour du Champ-de-Mars, le met mal à l'aise. Mais au fond ses voisins aussi. Ne les aurait-il pas connus, dans une «vie antérieure»? Mais alors pourquoi n'ont-ils pas vieilli? Pourquoi Mme Thouvenin est-elle si jeune et lui si vieux? Van Walle arpente le quartier «du pas lourd et mélancolique de l'éléphant», observe ses voisins à travers les jumelles pour «voir de loin». Les lieux deviennent le temps qui passe et ses voisins des souvenirs. L'auteur – mais qui est l'auteur? – se refuse à l'introspection. Il décrit des comportements. D'ailleurs, un garage, situé sur le quai de Passy, avant le métro aérien, s'appelle le «garage Béavioure».

Puis, tout s'accélère. Dans ce garage, un ami d'Yvonne Beulaigne a acheté une Studebaker d'occasion. Dans le café qui met Van Walle tellement mal à l'aise, on entend de la musique provenant d'un juke-box. Le présent semble s'effacer, les années 60 réapparaître. Que s'est-il passé dans les années 60 ? Van Walle doit absolument s'en souvenir, comme nous devons absolument nous souvenir de nos indifférences et de nos lâchetés, en ces jours où l'on prévoit des «guerres prochaines», sans quoi nous aussi, un jour, nous croulerons comme Van Walle sous le poids des regrets, qui empêche d'avancer.

SYLVAIN VENAYRE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Grenoble-Alpes-IUF

PATRICK MODIANO

L'ELÉPHANT Gallimard, 112 pp.,

16 € (ebook : 11,99 €).

Préliminaire La Semaine de la Pop philosophie, du 17 au 24 octobre à Marseille, a pour thème cette année «Séduction et fantasmes». En préliminaire, le philosophe Gilles Lipovetsky fait ce vendredi à 18 h 30 un tour d'horizon des questions posées par la séduction aux Archives et bibliothèque départementales Gaston-Defferre. semainedelapopphilosophie.fr PHOTO MYOP

Rencontre La librairie marseillaise Histoire de l'œil propose, ce jeudi à 19 heures, une rencontre avec la sociologue et chercheuse au CNRS Alizée Delpierre, autour de son essai Comme des esclaves. Vivre la surexploitation et s'en libérer (la Découverte, «l'Envers des faits»). 25, rue Fontange, 13006.

PHOTO CLAIRE DELFINO

«Burn» de Peter Heller, la guerre et l'après

L'écrivain raconte l'érosion du sens et des mots dans un roman sur une Amérique déchirée par la violence.

«Personne ne s'attendait à ce que ça dégénère en vraie guerre civile.» Le décor est planté au seuil du premier chapitre de Burn. Storey repense aux mois qui viennent de s'écouler, dans un Maine tressauté d'émeutes, de fusillades et de troubles. Avec Jess, son plus vieil ami, ils ont «discuté du risque» avant de s'enfoncer en forêt pour quelques jours de chasse. Pas de quoi s'alarmer : des «groupes très minoritaires, fanatisés et bruyants, mais pas vraiment menaçants». Quiconque a lu des sources de l'après-guerre civile reconnaîtra la musique de cet innocent optimisme : celle des jours d'avant. Quand ils sortent du bois, tout a basculé, comme si le temps s'était mis à courir devant eux. Heller retire tout repère spatial ou temporel. Ponts coupés, villages fumants de désordres inouïs, hélicoptères sans blasons. On arrive tard sur la scène du crime et les grilles d'intelligibilité du monde ont fané: unionistes contre sécessionnistes, républicains contre démocrates, «le Sud évangélique contre le Nord-Est païen et décadent» ? Qui tue qui? Pourquoi brûler des maisons qui his-sent le drapeau américain? «Ça paraît violent et aléatoire», dit Storey. Les mots se déro-bent: «Ces termes pouvaient-ils s'appliquer au IIIe millénaire ?»

Burn est le roman d'une Amérique divisée dans laquelle, pour le dire avec Gramsci, les causes comptent moins que le principe de division. On doute des gens, des lieux et aussi de ces mots creux, usés jusqu'à la semelle – sur une radio québécoise, on entend grésiller «massacre», mais on préfère dire «neutralisation totale d'une force armée offensive». Comme Fabrice à la bataille, les deux amis n'assistent à rien. Ils arrivent «dans le sillage d'une catastrophe toujours en cours» et font ce que font les historiens ou les chasseurs : ils guettent des traces. Braises sous la cendre, poussettes renversées, cadavres putréfiés: un paradigme indiciaire mis en roman, mais sans chronologie, car «tout est arrivé dans le désordre». Elisabeth Claverie, sur la guerre en ex-Yougoslavie, parlait de «petites perceptions», d'une «appréhension locale et morcelée» sans vue d'ensemble, que seul un récit après coup parvient parfois à totaliser.

La langue de Heller met en mots cette connaissance en miettes, avec une finesse pour ce qui est ressenti sans être dit. Car lui n'est tributaire d'aucune source. Il peut inventer une histoire sensible de la guerre civile, qui chuchote, ailleurs crie, parfumant ses lignes synesthésiques de «la puanteur noire des maisons calcinées». Raymond Williams appelait «structures du sentiment» ce que la littérature saisit d'une époque et fait éprouver avant qu'on sache véritablement la penser. Heller ne prédit rien mais, par ses mots, amplifie les signaux faibles de la stasis, dans l'Amérique balafrée d'une époque sans tendresse. En sismographe plutôt qu'en prophète.

Mais peut-être qu'à force de s'ancrer dans la forêt, le roman laisse l'illisibilité des camps glisser vers l'indifférence, comme si ignorer qui est qui dispensait de prendre parti. «Tout ce qui se passe ne me regarde pas. J'étais là pour chasser l'élan», assure Jess. Pourtant, nul n'est jamais pur spectateur d'une guerre civile, et Heller le sait, qui fait dire à ses héros: «On est impliqués.» Si d'idéologie il n'est guère question («on sait uniquement chercher la bagarre»), les personnages conservent une éthique. Dans un pays sans carte, leur demeurent des minima moralia et notamment une enfant à protéger. Frêle barrage contre l'impacifique.

JÉRÉMIE FOA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Cornell (Etats-Unis)

PETER HELLER BURN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Céline Leroy,

Actes Sud, 320 pp., 22,90 € (ebook : 16,90 €).

La pastorale américaine de D.H. Lawrence

Inédit en français, «Pan en Amérique» est une méditation écologiste pionnière de l'auteur britannique.

L' Antiquité est pour D. H. Lawrence un continent perdu, une terre heureuse où l'humanité savait encore vivre en accord avec elle-même et avec la nature. Cette harmonie primitive, l'écrivain britannique a pensé la retrouver lors de ses longs séjours à Taos (Nouveau-Mexique) entre 1922 et 1925, moment où il découvre les sociétés amérindiennes du sud-ouest des Etats-Unis. Ainsi est né Pan en Amérique (1926), court texte lyrique jamais traduit en français. Il est de peu antérieur à ses Promenades étrusques (1932), qui louent la Toscane comme un lieu enchanté où vivait autrefois un peuple que Lawrence imagine joyeux, sensuel, libre, avant d'être réduit au silence par des Romains belliqueux et puritains. C'est précisément dans une Méditerranée conquise par Rome qu'une voix mystérieuse entendue au large de Paxos aurait annoncé la mort du Grand Pan. Ce dieu-bouc très honoré par les païens se serait en quelque sorte retiré devant l'arrivée du Christ. Plutarque relate l'épisode qu'il situe sous le règne de l'empereur Tibère, entre 14 et 37 de notre ère. Lawrence en fait le point de départ de son poème en prose, dont le traducteur Guillaume Pigeard de Gurbert a su rendre la gravité morale et l'intense beauté.

Geais. D. H. Lawrence, fils de mineur des Midlands, avait une connaissance intime des secrets de la terre, du sous-sol, mais aussi des paysages dévastés de l'âge industriel. La rencontre avec la wilderness américaine ne pouvait que le renforcer dans ses convictions que le monde moderne ne tournait pas rond. Comme l'a remarqué Henry Miller, Taos n'a pas été un simple accident dans la vie de Lawrence, mais un point d'aboutissement, le sommet d'une route sur laquelle il progressait depuis longtemps.

Avant même de traverser l'Atlantique, il s'était imprégné du nature writing. Notamment à travers Thoreau qui lui indiquait une manière nouvelle de se positionner face au vivant. Lawrence fréquentait aussi les textes de W. H. Hudson, l'un des fondateurs de la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 et l'auteur de descriptions naturalistes très lues en son temps. C'est peut-être sous son influence que, dans Pan en Amérique, sont décrits «les grimpereaux, petits oiseaux blancs et noirs» qui «se promènent aussi rapidement que des souris», «les geais bleus», et «les petites colombes sauvages».

Dans cette méditation écologiste avant l'heure, Lawrence en appelle à une éthique relationnelle qui annonce tout un versant des humanités environnementales actuelles : «La vie de l'arbre pénètre ma vie, et ma vie pénètre celle de l'arbre. Nous ne pouvons vivre l'un près de l'autre, comme nous le faisons, sans nous affecter l'un l'autre.» Quelque chose de plus énergique s'affirme, sans rien de mièvre : «Je pense que personne ne peut vivre près d'un pin et rester doux, souple et conciliant. Quelque chose de féroce et piquant se communique.»

Spatiale. D. H. Lawrence s'inquiète de voir la technique devenir le fin mot de tout. Lui qui se sait malade trouve son époque «irrespirable». Et les velléités actuelles de colonisation spatiale auraient fini de le persuader que, dans ses entreprises prédatrices, l'humanité s'égarera toujours: «Un monde conquis n'est pas bon pour l'homme. Celui-ci est assis sur sa conquête, pétrifié d'ennui. Nous avons besoin de l'univers pour vivre à nouveau.»

SARAH REY

Maîtresse de conférences,

Université polytechnique

Hauts-de-France

D. H. LAWRENCE

PAN EN AMÉRIQUE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Guillaume Pigeard

de Gurbert, Allia, 64 pp., 7 €.

BHOPAL, INDE LA PIRE CATASTROPHE CHIMIQUE DE L'HISTOIRE N'EST PAS FINIE.

ILS SERONT NOS ENFANTS

Un roman de Réjane d'Espirac

MultiKulti Editions

www.multikulti.fr

Chercheur-mêlé

Malcom Ferdinand L'ingénieur en environnement, philosophe et politiste, creuse sa singularité, à l'intersection de l'écologie et de l'histoire du colonialisme.

«Tout chercheur, toute chercheuse a un corps.» Encore aujourd'hui, énoncer cette évidence n'a rien d'une évidence dans l'université française. Malcom Ferdinand la rappelle de sa voix douce, posée en choisissant ses mots, se reprenant, attentif à traquer toute imprécision. Il parle en regardant au loin derrière ses lunettes d'écaille, comme s'il voulait ramener de l'horizon le terme le plus exact, la phrase la plus nette. Son corps à lui est grand, mince, élégant et noir.

Avoir un corps, être un corps. Un corps libre d'enfant né à Fort-de-France, où se trouvait la maternité, mais «né au monde», insiste-t-il, à Rivière-Pilote où il a grandi, bastion de la lutte indépendantiste en Martinique, de parents enseignants et militants anticolonialistes. Son père, professeur de français et d'histoire,

un temps responsable d'une radio créolophone, passera par la case prison en 1974 lors de la violente répression de l'Etat français contre le soulèvement des ouvriers agricoles, tandis que sa mère, professeure d'anglais, sera bousculée par les gendarmes lors d'une fouille de l'appartement, alors qu'elle est enceinte de son premier fils. Onze ans plus tard, naît le petit Malcom. Sa mère oublie le deuxième «l» de Malcolm - oui, en hommage à Malcolm X-, orthographe moins fautive que phonétique, dont il héritera comme un signe distinctif. De sa famille ou de sa vie privée, on n'en saura pas plus. Malcom Ferdinand, cible régulière de l'extrême droite, ne souhaite pas s'étendre.

Sa première émotion politique remonte à l'enfance. C'est la fin de l'apartheid. Il se souvient du visage de Nelson Mandela à la télévision, de l'atmosphère de liesse à la maison. Nous sommes au début des années 1990. Malcom a 5, 6, 7 ans. A l'école, il côtoie les enfants des gendarmes en poste dans l'île. Tous blancs. Comme le préfet, les magistrats, la force, l'autorité, la justice. Et comme, découvrira-t-il bien assez tôt, l'université, la science, le savoir, structurés par la blanchité. Aujourd'hui encore, il est le seul corps noir de son laboratoire du CNRS, qui compte une cinquantaine de chercheurs.

Etre un corps, un corps racisé, c'est être un corps assigné. N'en déplaise aux vertueux universalistes aveugles à la couleur, Malcom Ferdinand a du mal à trouver un logement en tant qu'étudiant à Paris. L'employée d'une agence immobilière lui propose de s'occuper de son dossier en l'invitant à prendre un verre, car elle le trouve, lui dit-elle tout de go, «mignon». Le noir, objet sexuel, air connu. Il remercie, décline et choisit plutôt de rédiger une lettre de motivation, bien écrite et détaillée, pour «rassurer» l'éventuel bailleur. Avec une photo de lui. En couleur. Ça coûte plus cher, mais il préfère. Question de dignité. Des années plus tard, devant l'université Paris-Dauphine où il a son bureau, un étudiant le confond avec un agent de la sécurité, en ouvrant son sac sous son nez à l'entrée du bâtiment. Il n'en porte pourtant pas l'uniforme.

Malcom Ferdinand est un scientifique. Dans tous les sens du terme. Il a le goût des sciences dures, de la philosophie et le sens de la rigueur académique. Son bac S option physique en poche, il s'embarque en 2003 dans des études d'ingénieur à l'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et choisit de se spécialiser dans l'environnement. Une mission humanitaire au Darfour en 2008-2009, où il est chargé de vérifier la conformité et de réparer des plateformes d'accès à l'eau et à l'hygiène, marque une césure. «Jamais je n'ai entendu autant de commentaires racistes de la part de mes collègues», dit-il dans un sourire. Il comprend sa naïveté à croire que l'amélioration de la technique sauvera le monde si elle n'est pas adossée à un projet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Tempête sous un crâne. Changement de direction. Il s'inscrit à Paris-VII, dans un laboratoire pluridisciplinaire croisant sociologie, philosophie politique et anthropologie. Il y défend sa thèse en 2016, sous la direction d'Etienne Tassin, qui deviendra son premier livre, Une écologie décoloniale, où l'on trouve ce bel hommage dans les remerciements, aux «poètes, philosophes, militants et artistes qui ont guidé nos nuits Maronnes et nous ont préservés de l'infini de la rancœur [...]».

Son projet? Etablir les liens inextricables et pourtant largement ignorés entre prédation écologique et colonialisme, dans une approche intersectionnelle, depuis l'exemple antillais. Pour l'historien Nicolas Bancel,

«cette perspective relativement nouvelle d'une analyse croisée entre "la fracture coloniale" et la "fracture environnementale" à partir de l'exemple des Caraïbes françaises est passionnante. Et on voit bien que la fuite en avant actuelle s'en-racine dans l'histoire esclava-giste et coloniale». Même écho chez Dominic Thomas, profes-

1985 Naissance à Fort-de-France (Martinique).

2018 Entre au CNRS.

2019 Une écologie décoloniale (Seuil).

2024 S'aimer la Terre (Seuil).

2026 Chlordécone aux Antilles (coordination collective, Quæ éditions).

seur à UCLA, qui loue un «pionnier» et une «source d'inspiration»: «Il a notamment mis en lumière les pratiques d'accaparement des terres et des territoires ainsi que les logiques extractivistes, tout en soulignant le lien indissociable entre le racisme et les enjeux environnementaux.»

Malcom Ferdinand monte en puissance dans son deuxième livre, S'aimer la Terre, où il propose de «défaire l'habiter colonial», cette manière violente et destructrice d'habiter la Terre, au mépris des écosystèmes et des populations, dans le seul but de l'accumulation du capital détenu par une minorité. «L'habiter colonial», s'incarne dans un produit qui a ravagé la Martinique et la Guadeloupe : le chlordécone, pesticide utilisé dans les bananeraies, responsable d'une catastrophe écologique et humaine. Un procès historique suivra, soldé par un non-lieu en 2023 et un échec en appel en 2026. Avec les associations dont il fait partie, Malcom Ferdinand a l'intention de se pourvoir en cassation.

«Chercheur-mêlé», comme il se définit, par son histoire personnelle et son objet d'étude, Malcom Ferdinand n'a pas le privilège de la neutralité. Il retourne même la situation, dans une société qui continue de voir d'un mauvais œil la relation entre savoir et engagement politique : «Prendre l'activité scientifique à la lettre consiste à élucider les conditions de production de la connaissance. Certains chercheurs ou certaines chercheuses peuvent déambuler dans l'université comme s'ils n'avaient pas de corps. Je n'ai pas ce choix. Je considère même comme une forme de rigueur scientifique le fait de rappeler mon histoire, mon expérience et mon engagement.» Résultat, son travail est parfois considéré comme «clivant», au point de voir un jour un de ses textes écarté de la publication des actes d'un colloque. «On» préférerait qu'il fasse moins de vagues, «on» lui enjoint de rentrer dans le rang. Lui préfère se réclamer d'Aimé Césaire, dont le lyrisme et l'intransigeance l'inspirent, Césaire qui invitait à «gagner le centre de la tempête», seule position pour affronter la modernité et ses contradictions. Comment ne pas lui souhaiter bon vent, à Malcom Ferdin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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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LAURE MURAT Essayiste Photo ELSA LEYD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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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解放报》

📰 报刊故事还原:值此布卢瓦历史之约(Rendez-vous de l'histoire de Blois)之际,在皮埃尔·辛加拉韦卢的指导下,27 位研究人员接管《解放报》,旨在解读时政。28 页特刊

💡 驻外文化与社会背景解码:
该报道刊发于《Libération - 08.10.2026》要闻版面,折射出当地社会在日常生活与观念层面的真实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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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

📰 报刊故事还原:在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后的第二天,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在日记中写道:“我对12月2日那天感到自责。我责备我自己,以及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无论是写作的还是演说的,无论是文人、媒体还是议会。我们没有为人民做任何事情,因此我们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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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运动:革命元素大受欢迎

📰 报刊故事还原:从1789年到五月风暴(Mai 68),在自九月起参与动员的青年们所举的标语牌上,对过去革命事件的引用层出不穷。这是一个从历史课本走向实践的令人欣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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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道刊发于《Libération - 08.10.2026》要闻版面,折射出当地社会在日常生活与观念层面的真实关注点。
🏛️ 二、本期所在国制度、机构与历史百科 (Local Encyclo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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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副刊拾遗:文艺、书评、电影与科学新知 (Arts & Science Sa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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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布卢瓦历史之约(Rendez-vous de l'histoire de Blois)之际,在皮埃尔·辛加拉韦卢的指导下,27 位研究人员接管《解放报》,旨在解读时政。28 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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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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