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苏黎世报》
NZZ - 国际版
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 · 第233期 · 第247.卷
创立于1780年
AZ 8021 苏黎世
1998年9月2日,一架瑞士航空飞机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附近坠入大西洋。229名乘客无一生还。近期,电影《111 – Echoes from Halifax》在电影院上映。该片讲述了遇难者亲属及其应对悲痛的过程。其中一人是马克斯·斯滕茨,他为该片导演提供了咨询。
瑞士,第24页
哈利法克斯的
回响
今日《Neue Zürcher Zeitung International - 08.10.2026》全报共收录 144 篇核心报道。在政经治理、法理制度与公共政策层面,版面重心聚焦于:**“这个冬天对乌克兰来说将异常艰苦”**(联邦委员会乌克兰代表雅克·格贝尔(Jacques Gerber)表示,新的瑞士援助项目旨在保障该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提出指控**(保加利亚总理鲁门·拉德夫谴责发生在比亚拉市以东 70 海里处的袭击,称其严重违反了海法和国际法。他将此类行为描述为对黑海...);**当乌克兰与韩国争执时,俄罗斯在庆幸**(在对首尔支持基辅的力度产生质疑之后,关于朝鲜战俘的争端现在威胁要使这两个伙伴进一步分道扬镳)。 在本土文化与城市记忆方面,今日重点关注**「“社会伙伴将找到解决方案”」**。
本期特写报道深入探索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心态变迁,详见【📖 双语精读】各专题深度报道。
NZZ - 国际版
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 · 第233期 · 第247.卷
创立于1780年
AZ 8021 苏黎世
1998年9月2日,一架瑞士航空飞机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附近坠入大西洋。229名乘客无一生还。近期,电影《111 – Echoes from Halifax》在电影院上映。该片讲述了遇难者亲属及其应对悲痛的过程。其中一人是马克斯·斯滕茨,他为该片导演提供了咨询。
瑞士,第24页
哈利法克斯的
回响
青少年受重伤后,警方限制使用催泪弹
丹尼尔·斯坦沃思,巴黎
周一,一名15岁少年在朗斯因一枚爆炸的警方催泪弹失去了左手。据目击者报道,他当时捡起该弹试图将其扔回。几天前,在卢瓦尔河畔的图尔,一名16岁少年失明一只眼,据推测是由警方的橡胶子弹造成。而在前一周,在圣欧恩洛蒙,一名14岁少年被催泪弹击中,导致双侧颌骨骨折。
此类事件使法国警力因以过度暴力应对学生抗议而名声受损。自9月底以来,青少年开始走上街头;起初是为了抗议教师短缺和学校设施破旧。但如今,大学生、家长、左翼活动人士和工会成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因此,诉求范围涵盖了从社会不平等、涉嫌警察暴力,到声援巴勒斯坦以及要求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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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抗议活动已演变成一场群众运动,期间部分地带发生了与警方的激烈冲突——且暴力行为绝非仅由执法人员发起。影像记录显示,上周五在贝尔福(Belfort),几名年轻男子将一名警察的头部踢至短暂失去意识。就在前一天,巴黎一些蒙面人士将一名警察学员推倒在地并对其进行踢打。在马赛,一名15岁少年被拍到使用气雾剂和打火机向一名路人的脸上喷火。根据政府数据,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已有215名学生和715名警员受伤。
直到上周,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涅斯(Laurent Nuñez)还在为法国共和国安全部队(CRS)和国家宪兵队(Gendarmerie)机动部队辩护,反驳关于过度使用暴力的指控。他援引个别暴力分子造成的破坏和袭击称,警员绝非在镇压青少年,而是在保护那些希望和平示威的人。然而,周三上午他在RTL广播电台中宣布了降级措施:暂时停止使用闪光弹。此外,部长透露,警察监督部门目前正在调查18起可能的暴力袭击案件。
努涅斯还提到,马克龙在周二晚上召集了一次危机会议。总统呼吁克制,并要求安全部队“展现同理心”。他们必须解释在发生严重暴力行为时采取干预的原因。相反,对于和平示威(包括在学校前),则没有理由采取行动。尽管如此,警方在周三再次使用催泪瓦斯以清除路障——分别发生在马赛的一所高中和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前。在那里,学生们还在圣日耳曼大道(Boulevard Saint-Germain)上搭建了路障。
周三,其他地方的高中和高校入口也被封锁。学生和教育工会号召在周四举行进一步的示威活动。左翼的高中生工会联盟(Union syndicale lycéenne)表示:“只有胜利才能让社会恢复平静”。据内政部称,仅周二的集会就有266 000人参加,而组织者称人数高达50万。
马克龙此前一直将处理学生抗议的事宜交给部长们。但现在他不能再视而不见了,因为担忧已远超学校范围:巴黎方面担心,高昂的汽油价格和生活成本可能会将更多人群推向街头,并引发一场新的“黄马甲”运动。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在一次演讲中向学生保证将改善学习条件,但并未承诺在教育领域提供额外的财政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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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科尔纽最希望的是将冲突从街头重新移回高中(Lycées)。周二,他在议会提出了一项在学校开展对话的计划。为此,常规课程将暂停半天。在此期间,学生应与教师和学校管理层讨论其诉求。
但学校管理层代表尼古拉斯·博内(Nicolas Bonnet)在法国新闻电台(France Info)表示,必须先让局势平静下来。许多青少年的不满也得到了校长的认同,他解释道:“我们需要资金,我们需要教师。”博内要求总统接见青少年。
政治版,第 5 页
选民必须在 2027 年决定,集体劳动合同是否应优先于各州的工资法
一
BEATRICE BÖSIGER,伯尔尼,
MATTHIAS VENETZ
对于工会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周三,他们在伯尔尼为其最新的全民公投提交了约 100 000 份签名。这一数字是发起全民公投所需签名的两倍多。此次公投旨在反对议会的一项决定,该决定规定,集体劳动合同(即 GAV)今后将优先于州级最低工资。具体而言:如果最低工资高于 GAV 中约定的工资,则适用最低工资;否则,GAV 将覆盖州法律。此前,工会在多个州和城市成功实现了它们在联邦层面一直未能达成的目标:引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低工资。
联邦委员会和联邦法院此前已宣布这种“最低工资联邦制”合法。议会中的右翼政党试图事后修正这些全民公投结果。他们表示,由工会和雇主共同协商工资属于瑞士的政治文化,而州级和市级最低工资削弱了这种社会伙伴关系。
现在,选民必须在联邦层面就州级最低工资做出决定。周三,工会在伯尔尼表现出信心。在接下来的投票战中,他们不仅将从社会政策角度进行论证,还将提及联邦制。全民公投预计将于 2027 年 2 月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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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在瑞士是一个长期的政治热点。然而,这一议题在国家层面没有机会。2014 年,76% 的选民对引入国家最低工资投了反对票。在遭遇惨败后,左翼政党将最低工资之战转移到了州级甚至市级层面——并在部分地区取得了胜利。
对于最低工资的支持者来说,消除贫困是一个核心论点。根据州和城市的具体情况,最低工资的设计各不相同,范围从每小时 20 法郎(提契诺州)到 24 法郎 59(日内瓦州)不等。但州级工资法是否真正改善了民众的经济状况尚不明确。根据一项研究,在日内瓦州,某些低薪行业的就业率略有下降。经济界代表还指出,例如在餐饮业,他们将不得不提高价格,从而抵消掉增加的购买力——这对于低薪部门的人员来说尤为严重。
苏黎世社会民主党(SP)国民议会议员雅克琳·巴德兰(Jacqueline Badran)以其一贯的激烈态度对此表示反对。她认为,试图覆盖州级最低工资的行为是“一场针对直接民主的政变”。根据联邦法院的说法,最低工资是社会政策的一种合法工具。
右翼政治家和“强力社会伙伴关系联盟”正在抵制此次公投。约 30 个雇主组织和行业协会加入了该联盟。瑞士工会联合会主席皮埃尔-伊夫·马亚尔(Pierre-Yves Maillard)表示,右翼政党和协会的做法是“矛盾的”。他们希望防止国家监管工资,但通过计划中的法律修订,反而首次在联邦层面引入了一项工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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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经济协会援引了瑞士社会伙伴关系(Sozialpartnerschaft)的悠久历史。餐饮业协会 Gastro Suisse 主席比特·伊姆霍夫(Beat Imhof)在接受《新苏黎世报》采访时表示:“社会伙伴会找到解决方案,而不是由政治来决定。”
Gastro Suisse 是反对此次全民公投的协会之一。伊姆霍夫认为,如果集体劳动合同(GAV)被州级最低工资标准所覆盖 / 取代,将是不明智的。他认为,集体劳动合同是广泛谈判的结果,并根据相关行业的具体需求而量身定制。工资仅是这些合同的一部分。此外,许多集体劳动合同还包含法律未规定的额外福利,其中包括关于 13个月工资、带薪进修或病假工资支付的规定。伊姆霍夫指责工会通过此次公投在玩“双面游戏”:他们自己谈判并签署了集体劳动合同,现在却想要捍卫那些与已达成协议相抵触的州级最低工资。
这位餐饮业协会主席表示,法律修订并非干涉各州的权限,尤其是目前已有部分设有最低工资的州已知晓集体劳动合同具有优先权的规定。但伊姆霍夫强调,这并不是要废除现有的最低工资或削减任何人的薪水。法律在此规定了一项既得权利条款(Besitzstandsklausel)。
在决定是否实施全国统一最低工资之前,还将举行更多关于引入最低工资的州级投票。下一次投票将于11月在瓦莱州(Kanton Wallis)举行。
经过三年的战争,加沙地带的居民既不信任以色列,也不信任哈马斯
作者:REWERT HOFFER(贝鲁特)、HISHAM AL-MASRI(代尔巴拉赫和努赛拉特)
莱拉·瓦代亚(Layla Wadeia)认为加沙地带已不再有未来。这位来自加沙市、育有十个孩子的母亲说:“在战争之前,我们是受人尊敬的人。”她的房子早已失去。现在,她与丈夫以及两个最小的孩子住在代尔巴拉赫(Deir al-Balah)的一个帐篷城里。“哈马斯永远地毁了我们的生活。”
这位五十多岁的女性与家人在帐篷中苦撑了两年,她尽可能地尝试保持帐篷的清洁。尽管如此,老鼠和其他害虫仍不断潜入。帐篷布外就是污水。“我孩子们的皮肤因为被虱子叮咬而发红,而我对此无能为力。”她梦想能够离开这里。但自从以色列在 2024 年5月占领并随后摧毁了拉法(Rafah)边境口岸后,几乎没有人能离开加沙。
莱拉·瓦代亚表示,以色列只对消灭巴勒斯坦人感兴趣——无论这个犹太国家的总理是谁。她将所有巴勒斯坦领导人,无论是哈马斯还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都称为“自私的窃贼”。对于加沙大多数人来说,莱拉·瓦代亚的生活是一场没有好转希望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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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代亚与加沙地带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有着共同的命运。根据挪威难民理事会(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的数据,在2026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屠杀三年后,该沿海地区仍有超过100万人住在帐篷里。此外,还有52 000户家庭挤在拥挤的临时避难所中。战争前,加沙约有2100万人口居住。
此外,这些人现在被挤在加沙地带不足40%的面积内。其余领土自2025年10月停火以来一直被以色列占领。早在战争之前,加沙地带就被认为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所谓的“黄线”沿线建立了军事基地。在由这个犹太国家控制的区域内,已经没有一栋完整的房屋,在以色列阵地附近,只剩下由碎片和瓦砾组成的废墟荒原。
以色列军队短期内可能不会撤离。因为以色列与哈马斯尚未就该恐怖组织的解除武装时间表达成一致——以色列只有在达成一致后才会撤军。随后,一支国际稳定部队将进入加沙地带,而由唐纳德·特朗普命名的“加沙和平委员会”将开始其重建工作。直到今天,这一计划仅存在于纸面上。尽管如此,和平委员会仍是莱拉·瓦代亚目前唯一还抱有一丝信心的机构。
根据最新数据,
加沙地带仅有约10%的
18岁以下青少年
能够就读于
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的学校。
对于哈马斯以及由马哈茂德·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厌恶,这位女性并非孤例。根据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8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支持率跌至27%,为2023年12月以来的最低值。约一半的受访者既不喜欢由阿巴斯领导的法塔赫,也不喜欢伊斯兰主义的哈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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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斯支持率的下降并不令人意外。加沙地带已成一片废墟,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停火仅意味着密集轰炸的结束。以色列在这一沿海地区频繁发动袭击,旨在击毙据称是哈马斯的高级指挥官。在此过程中,平民经常死亡。以色列的侦察无人机在沿海地区上空持续盘旋,发出震耳欲聋的嗡嗡声。
“在街上我们感到没有安全感,”瓦代亚说道。她不再乘坐由马匹牵引的马车,由于燃料短缺,这种马车通常是加沙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你永远不知道坐在你身边的人是谁,也不知道我们是否会被锁定为目标。”
瓦代亚的孩子们没有上学。在加沙,只有大约 97,000 名儿童能够就读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学校。根据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统计局的数据,这仅相当于加沙地带 18 岁以下人口的 10% 左右。那些未能获得 UNRWA 学校名额的人,可以让孩子接受私立教育,每学期费用折合 160 瑞士法郎——这在加沙地带是一笔巨款。莱拉·瓦代亚尝试尽力亲自教孩子一些知识。
十个孩子的母亲瓦代亚在帐篷里教她的女儿莫娜。她讲述道,在那里几乎无法集中注意力,因为邻居的所有谈话声和孩子的哭闹声都会穿透篷布传进来。
HISHAM AL-MASRI
她的丈夫是一名汽车修理工。他有时能带回一些钱。但由于几乎没有汽油,很少有人修理车辆。瓦代亚偶尔能卖掉她制作的刺绣作品。在其他日子里,援助组织会发放资金。一名要求匿名的沿海地区男子报告称,虽然有食品援助运抵加沙,但分发系统在很大程度上由哈马斯控制,且那些与该恐怖组织关系良好的人会被优先考虑。近期,联合国也指出哈马斯在掠夺援助物资。
瓦代亚回忆起她在加沙城的公寓,以及 2023 年 10 月 7 日之前的时光。那时她有空调,可以喝冰箱里的冷水。她叹了口气,中断了讲述。“这已经不重要了。现在一切都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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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阿尔-萨瓦布塔(Mohammed al-Thawabta)的情况比莱拉·瓦代亚(Layla Wadeia)稍微好一点。他仍然住在努赛拉特(Nuseirata)的一栋房子里,尽管所有的窗户早已被塑料布取代,墙壁也因为附近频繁的爆炸而布满裂缝。这位38岁的男子是一名记者,担任翻译和制作人,服务对象包括美国ABC电视台等。通过这种方式,他有时能获得一些钱。但面对加沙地带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他来说,这些钱也远远不够。
萨瓦布塔报告称,在战争之前,一公斤番茄折合50.瑞士分。现在价格已涨至3法郎50.。他及其家人主要依赖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救援物资。他的家人每月不定期从该联合国巴勒斯坦援助机构领取一袋面粉,以及少量的罐装豆类和扁豆。他说:“这太少了。”萨瓦布塔的衬衫和裤子破洞累累。他更无法负担购买新衣服的费用。“我们分摊配额,我经常放弃晚餐,好让我的妹妹的孩子们能吃上饭。”
通常,萨瓦布塔与同住一屋的兄弟姐妹及其家人食用米饭、扁豆和少量蔬菜。他记得在过去三年中,只有一次吃过鱼。他的钱不足以购买鸡蛋或肉类。这位记者还报告称,许多救援物资被武装人员盗走,并以高价在市场上出售。
穆罕默德·阿尔-萨瓦布塔也失去了好转的希望。他认为,如果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10月27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获胜,以色列将继续在加沙进行战争。对于定于11月底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这位记者表示不会参与。无论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还是哈马斯,都不关心人们的福祉:“两者的腐败程度都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在哈马斯大屠杀三年后,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主义者仍然将该恐怖组织对1200多名以色列人的大规模杀戮庆祝为“一种勇敢、有意义、自然、正当且合法的反抗形式”。例如,黎巴嫩真主党在周三就这样描述这次袭击。但在加沙地带的许多至今仍必须承受哈马斯血洗及其破坏性以色列报复后果的人们看来,结论则截然不同。
希沙姆·马斯里(Hisham al-Masri)这个名字是化名,旨在保护作者身份。NZZ已知晓作者真实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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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如果今天举行巴勒斯坦选举,且参选名单与以往选举相同,您会选择谁?

在2026年8月5日至8日期间,对来自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1270人进行了调查。结果的误差幅度为±3,5个百分点。
来源:PCPSR
《新苏黎世报》
前联邦情报局局长奥古斯特·汉宁因间谍指控被拘留——调查人员正在审查其与海外的联系

前联邦情报局局长奥古斯特·汉宁于周二被逮捕。
MICHAEL KAPPELER / EPA
阿尔敏·阿尔拜特,发自柏林
周二早晨,蒙面警察将奥古斯特·汉宁从他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诺德瓦尔德的红砖房中带走。他出生于此,父亲是一名砖厂主;在德国安全机构经历了一段陡峭的职业生涯并建立了极广的人脉网后,他回到了这里。他曾被认为是安全政策领域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并长期担任联邦情报局(BND)局长。
如今,这位 80 岁的老人面临多年的监禁,他曾在一场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囚犯交换中充当“筹码”。周三,他被投入审前拘留。当局对他发起的调查指控包括涉嫌叛国侦察、窥探国家秘密、企图叛国以及为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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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国新闻杂志《镜报》的消息,调查人员还在审查其与阿塞拜疆情报部门的联系。联邦检察院本身并未提及该国。根据其描述,汉宁涉嫌将秘密信息用于一项分析,而该分析是为某个外国情报安全机构的一名员工准备的。此外,据称他多年来与另一家国家情报机构的一名成员保持着密切交流。
此外,汉宁据称定期获得来自联邦情报局核心内部的信息。他的前办公室主任曼弗雷德·D 涉嫌在 2010 年至 2022 年 6 月期间,在收取报酬的情况下向其泄露了近 2000 份文件。D 同样在周二被逮捕。
这些指控击中了该男子最敏感的痛点:他的个人履历。汉宁凭借秘密而获得成功——起初是保护秘密,后来则是获取秘密并使其为德国政府所用。这条道路并非预设:在完成法学研究后,汉宁最初选择成为一名低调的行政官员。随后他进入德国内政部,之后进入总理府,当时执掌联邦共和国历史的是赫尔穆特·施密特。
1986 年,汉宁成为西德驻东柏林常驻代表处的安全保卫专员。该代表处相当于西德在东德的使馆,但由于联邦共和国不承认东德,出于政治原因,它在官方称呼上不能被称为使馆。当时,汉宁的职责之一是负责赎买政治犯。他后来表示,在那里的岁月塑造了他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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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那些已经出国的人,即使在父母去世时也不被允许回国。他表示,“分裂带来的所有人类悲剧”都触动了他。在东柏林的四年里,汉宁了解了那些在他日后职业生涯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事项:秘密保护、监视,以及如何与命运取决于机密信息的人打交道。
德国统一后,汉宁回到总理府,迅速进入德国情报政策的核心圈。在基民盟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领导下,他于1996年升任情报机构协调员——两年后,尽管政府更迭,他仍被社民党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任命为联邦情报局(BND)局长。
汉宁接手的联邦情报局是一个颓败的机构,在冷战结束之后,该机构深受预算削减和方向迷失之苦。当时该机构还驻扎在慕尼黑附近的普拉赫,内部充斥着围绕资金和权力的内斗。
汉宁最初将重点放在打破机构的封闭状态,使其更多地成为“联邦政府的服务提供者”。为此,他推动了向柏林的搬迁。据称,当员工抱怨政府不断打电话请求对地缘政治局势发展进行评估时,他回答道:“这正是我想要的。”
一名德国总理府的工作人员后来在谈到联邦情报局报告的新质量时表示: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报告变得更及时、更以问题为导向且更具实用价值。在汉宁看来,技术侦察尤为紧迫。尤其是联邦情报局在互联网时代的兴起过程中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基于此,他大力推动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合作。他将这种力量对比描述为:美国是大象,而德国是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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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敦促打破联邦情报局(BND)、宪法保卫局与警察之间传统的隔阂。关于恐怖网络、武器、资金及毒品贸易路线的情报得到了更广泛的共享。这一发展在2004年促成了位于柏林的联合反恐中心的成立,联邦情报局也参与其中。
一年后,随着安格拉·默克尔就任德国总理,汉宁转任内政部。他离开时留下的情报机构比他任职之初组织得更严密,网络化程度更高。作为沃尔夫冈·舍布尔的国务秘书,他负责内部安全、联邦警察、移民与难民问题,尤其是反恐工作。
面对欧洲和美国发生的伊斯兰主义袭击,汉宁在内政部推动扩大监控和警察权限。对于在互联网上出现的来自安全部门的泄密,他将其批评为“捅娄子的文化”。2009年,汉宁作为公务员退休。以私人身份,他创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他将自己在三十年国家服务期间积累的资源转化为金钱:国际联系、对安全机构的了解以及与政治决策者的沟通渠道。
汉宁的咨询工作重点集中在俄罗斯、后苏联空间、中国和中东。他与阿塞拜疆也保持着联系——其中包括担任德阿论坛的董事。汉宁曾担任英国咨询公司G3的高级顾问,后来负责俄罗斯及前苏联共和国事务。从2018年起,他还领导瑞士Pluteos AG公司,该公司提供地缘政治形势分析和网络安全服务等。他的咨询活动多次使其面临指责,称其利用早期的政治关系服务于私人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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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于一名前高级官员在同一领域作为私人企业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国家机密与商业野心区分开来,一直存在争论。2019年,汉宁担任监事会的拉脱维亚PNB银行崩溃,他的职业生涯遭受沉重打击。他与其他负责人一起被起诉,要求赔偿3200万欧元,其部分财产被扣押。有推测认为,这些财务问题可能是汉宁涉嫌从事犯罪活动的动机。
三年后,汉堡企业家克里斯蒂娜·布洛克在一次监护权纠纷中,试图将孩子从丹麦强行带回德国。检察机关怀疑汉宁作为一家安全公司的负责人,参与了这次失败的尝试。去年9月,调查人员搜查了他的住所和办公场所——并发现了联邦情报局的内部文件。这些文件来自汉宁早已不在该局工作的时期。线索指向他的前办公室主任曼弗雷德·D,据称后者自2010年起一直向汉宁提供联邦情报局的文件。
汉宁数十年的职业生涯就是保护秘密,而现在他被怀疑为了个人目的利用机密信息。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名来自德国选择党(AfD)的政治家被选为州议会议长——作为回应,德国社会民主党(SPD)采取了出人意料的姿态
鲁本·朱利亚诺(RUBEN GIULIANO),发自柏林
位于柏林市中心的贝贝尔广场(Bebelplatz)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1933年5月10.,在国家社会主义者夺权后不久,约 70 000 名学生、教授以及 SA 和 SS 的成员在此焚毁了所有被贴上“非德意志”标签的作者的书籍。其中包括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
因此,社民党恰恰选择在这个地方表达他们对周二晚上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发生之事的愤怒,并非巧合。晚上 19 时,该党 120 人的联邦议院党团大部分成员肩并肩地站在歌剧广场上。就在当天不久前,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 AfD 政治家托比亚斯·劳施(Tobias Rausch)被选为州议会议长——据推测,这得到了部分基民盟(CDU)议员的支持。这是 AfD 首次在某个联邦州占据礼宾级别最高的一职。
在该党一个月前赢得选举后,虽然可以预见 AfD 作为最强党团将占据州议会议长的职位,但这一结果在社民党内部依然引发了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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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国防部长、社民党最受欢迎的政治家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在演讲中称劳施的当选是“议会民主制的禁忌之破”。在他身后,议员们将德国宪法文本举向空中,并举起写着如“我们不会抛弃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等字样的海报。皮斯托里乌斯在演讲中继续说道,民主主义者曾“充当极右翼和法西斯分子的垫脚石”。他认为,任何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人都背叛了民主。
皮斯托里乌斯提出了严重的指控。尽管他没有明确说谁背叛了民主,但很明显他指的是基民盟(CDU)。由于州议会议长劳施在选举中获得的票数比 AfD 及其事实上的盟友 BSW 的议员总数多出 4 票,因此基民盟议员同样为其投票被认为是极可能的。
当晚,多名社民党议员反复低声议论,这次“禁忌之破”也将成为昨日(周三)晚上联盟委员会会议的议题。原本该会议应讨论黑红联盟(基民盟-社民党联盟)本已受挫的改革路线。但在社民党看来,在周二的选举之后,不能就这样简单地回归日常议程。这一事件再次拉开了联盟政党之间的距离,并具有破坏性。
议员中还包括萨斯基亚·埃斯肯(Saskia Esken)。这位 65 岁的女性在 2019 年至 2025 年期间担任社民党主席。埃斯肯在接受《新苏黎世报》(NZZ)采访时表示,她还清楚地记得她的第一次联盟委员会会议。那次会议发生在 2020 年 2 月。就在此前不久,自民党(FDP)政治家托马斯·凯梅里希(Thomas Kemmerich)在 AfD、CDU 和 FDP 的支持下被选为图林根州州长。“那也是这样一个时刻,人们意识到,并非所有民主力量在‘不与法西斯分子合作’的问题上完全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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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梅里希事件引发了从左翼一直延伸到基民盟(CDU)内部长达数周的抗议。然而,这并未使 AfD 变得弱小。在 2024 年 9 月的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该党首次成为最强势力,获得了 32.8% 的选票——增长了近 10 个百分点。因此,最近的抗议行动是否能遏制 ,就显得更加可疑。或者,这种抗议是否更多地是在进行一种自我确认。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夜晚,社民党(SPD)政治家们如何重新发现国家符号。在演讲结束时,皮斯托留斯与同志们一起唱起了德国国歌。他传递出的信号是,社民党不想将联邦共和国的符号仅留给 。有时,尤其是社民党和绿党在面对爱国主义时感到困难。在党代会上,到处看不到联邦旗帜,国歌也极少被演唱。结果, SPD 将这些符号据为己有。在所有 的活动中,成员们坚定地高举国旗,虔诚地唱起德国国歌。
这是社民党现在采取的一种新基调。但与此同时,它也重新提出了许多针对 SPD 的旧要求。党团周二通过的一份 19 页的立场文件,要求对禁止该党进行审查程序,以及采取所有(部分是细碎的)旨在实现“民主自我保护”的措施。
安德烈亚斯·谢纳(ANDREAS SCHEINER)
在多伦多的一家租车公司,一名员工有些惊讶地看着预订信息。“在底特律还车?”男人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开车进入美国没有问题。“你们毕竟不是加拿大人。”他暗示道,美国边境官员如果出手,针对的将是加拿大人。自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他北方的邻居发动贸易战以来,加拿大人显然受到了美国官员更严密的监视。就好像人们现在想向美国走私冰球杆或加拿大牛奶一样,而后者正受到特朗普惩罚性关税的影响。但在加拿大人心中,再次前往美国旅行的欲望本就非常有限,这一点在穿过安大略省的旅途中很快就能明白。
第一站是安大略湖,美国总统现在更倾向于将其称为“美国湖”。当渡轮驶向多伦多前的群岛时,激起了阵阵波浪。在这个阴云密布的日子里,只有少数乘客前往这个拥有 650 名居民的田园诗般的小群岛游玩。一名岛民,七十多岁的曼努埃尔·卡佩尔(Manuel Cappel),正在码头等待。
这位出生于德国的人,其母亲在 20 世纪 50 年代作为游客发现了这座岛,他几乎一生都住在东端的沃兹岛(Ward's Island)。虽然无法直接看到湖的另一侧,但直线距离美国纽约州的岸边有 50 公里。然而,在卡佩尔看来,地平线上总能隐约感受到美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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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牵着一只黏人的小狗散步的男人,对目前的敌对局势感到十分不安。美国总统将他家门口的湖泊据为己有,在卡佩尔看来,这是一个格外厚颜无耻的冒犯。因为他是汉兰角(Hanlan's Point)灯塔的荣誉管理员,那里是群岛的西南端。他所照管的直布罗陀角灯塔(Gibraltar Point Lighthouse)虽然已不再启用,早被现代信号系统所取代,但可以说,曼努埃尔·卡佩尔就像是安大略湖的一个象征性守护者。
或者曾经是。因为当地政府最近不知为何在建筑上加了一把挂锁。现在,卡佩尔被挡在了他的观察哨之外——与此同时,美国人正与加拿大人争夺这片水域。这几乎像是一种象征。还有一点也具有象征意义:这座信号塔建于1808年,就在美国与英国之间所谓的第二次独立战争爆发前不到五年,当时双方也为了在加拿大的殖民地而战。
从枫糖浆生产商到奶酪商,再到冰球杆工厂的经理:在安大略省,人们将这场贸易战视为个人之辱。
卡佩尔讲述道,令人惊讶的是,当时入侵的美国人并没有摧毁这座灯塔。但在美国军队将约克市(即今天的多伦多)部分化为废墟之后,英国人通过焚毁白宫进行了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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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之间的敌对状态尚未再次恶化到那种程度。但特朗普威胁要将加拿大兼并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让人们重新想起北美历史上那段黑暗的篇章。“这是一个狂妄之徒的胡言乱语,”卡佩尔说道,“他想给湖泊改名是为了挑衅我们。他蔑视我们。他把我们看作应该回到他麾下的叛逆美国人,或者看作寄生虫,总之就是某种低等生物。”
特朗普禁止进口加拿大的乳制品。在安大略省的一个农场里,人们暂时还能承受这一打击。CREATIVE TOUCH IMAGING LTD. / NURPHOTO VIA GETTY
但在贸易争端中,卡佩尔毫不怀疑加拿大不会让步。“当一个人被逼到墙角时,反而会开始反击。”他笑着补充道,加拿大的国土面积比美国还要大,“也许我们应该把美国称为加拿大的第十一省。”
马克·卡尼也表达了类似的强硬态度。这位加拿大总理让与特朗普的谈判破裂,并征收了反制关税。然而,加拿大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很高——加拿大商品出口的70%流向美国。而特朗普承诺保护本国工业,他的论点是“美国优先”,且对此绝不退让,即便这并不总是完全合乎逻辑。
例如,美国总统对冰球球杆征收了惩罚性关税。当贸易争端在8月底升级时,针对球杆的攻击占据了头条新闻。但具体是指什么样的球杆?
在离开多伦多向西南行驶的过程中,沿途景色变得越来越绿,谷物田在眼前展开,其间点缀着零散的林地。布兰特福德距离大城市一个半小时车程,这里以两件事闻名: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在这里发明了电话;但当地人同样自豪于韦恩·格雷茨基,这位该市的冰球传奇。冰球在这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鲁斯坦冰球公司(Roustan Hockey)就坐落在布兰特福德。
这家公司在安大略省的根基可以追溯到1847年,专门生产冰球球杆。更准确地说:它是整个北美地区最后一家仍然生产传统木制冰球球杆的公司。因为那些现在使用碳纤维生产球杆的全球品牌,早已将其工厂外包到了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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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特朗普将冰球杆列入关税清单,他保护的并非本土工业,而是在宁静的布兰特福德(Brantford)幸存下来的最后一家传统企业。在带领参观工厂时,Roustan Hockey 友善的总经理博·克劳福德(Bo Crawford)表示:“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大概他只是觉得冰球对我们加拿大人非常重要吧。”但他们不会任人摆布。“我们加拿大人看起来可能很友善,经常说‘你好’和‘对不起’,但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是冰球运动员。”这意味着,偶尔的身体冲撞(Bodycheck)是能够承受的。
该公司每年生产多达 400 000 根球杆,其中大部分是手工制作。超过三分之一的销量流向美国。如果特朗普想通过关税打击这个体育领域上的宿敌,他必须考虑到,美国消费者今后将不得不为来自加拿大的球杆支付更高费用。
在原木堆前,克劳福德谈到了所使用的各种木材:白蜡木、山杨木、胡桃木、樱桃木、椴木。
曼努埃尔·卡佩尔(Manuel Cappel)
安大略湖
荣誉看守人
博·克劳福德(Bo Crawford)
Roustan Hockey
经理


谢普·伊塞尔斯坦(Shep Ysselstein)
格里姆瑟尔山口
奶酪商
罗布·纳多(Rob Nadeau)
枫糖浆
生产商
“其中一些来自美国。”他语气随意地说道。然而,这使得美国的关税完全变成了一把回旋镖。
因为球杆价格上涨会导致在美销量下降,而这反过来将促使 Roustan Hockey 削减向美国锯木厂和木材出口商下达的订单。简而言之,加拿大冰球杆成为了这两个经济高度互补的体之间关税争端所呈现出的荒诞性的教科书级案例。不过,特朗普所抱怨的一切并非都同样荒诞。例如,他对加拿大乳制品的反感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可以理解的。
如果从布兰特福德附近的平坦河漫滩继续前行,道路缓缓过渡到牛津县(Oxford County)起伏的翠绿景观中,很快就会到达“加拿大的乳业之都”,即加拿大乳业的核心地带。
如果特朗普对枫糖浆生产商征收惩罚性关税,许多美国人可能就只能在煎饼上抹黄油了。
距离 Roustan Hockey 仅半小时车程,在一条两旁种满树木的乡间公路尽头,坐落着谢普·伊塞尔斯坦(Shep Ysselstein)的奶酪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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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拥有荷兰血统的年轻人是在伯尔尼高地学习的手艺。他的一种奶酪就以格里姆瑟尔山口的一个地名命名,叫作“Handeck”。起初,他在命名这种风味浓郁的硬质奶酪时采用了瑞士德语的拼写方式“Handegg”,但顾客们被结尾的“Egg”搞糊涂了,以为奶酪里含有鸡蛋。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奶酪里绝对没有美国牛奶,这一点每个人都清楚。加拿大通过一套供应控制系统来保护其奶农,该系统精确规定了每个农场允许生产的牛奶数量。收购价格同样是有保障的。与此同时,通过极高额的关税,确保几乎没有美国乳制品能够进口。
对于伊塞尔斯坦(Ysselstein)来说,这意味着虽然他为制作奶酪而支付的牛奶价格更高,但他在超市里不必与来自美国的廉价进口奶酪竞争。当然,这引起了美国生产商的不满。作为反击,特朗普现在反过来禁止进口加拿大的乳制品。
伊塞尔斯坦表示,他能理解美国边境地区的奶农对贸易壁垒感到不满。但美国同样在保护其糖业。此外,针对加拿大这个小市场的喧闹完全是不成比例的。站在巨大的奶酪锅前,伊塞尔斯坦论证道,这是一个文化问题。加拿大比美国更看重对小农户的保护,而美国则将利润放在首位。
他认为,如果将一切都屈从于对利润的追求,其后果在一些较小的美国乳制品产区(例如纽约州北部或南达科他州)可见一斑。伊塞尔斯坦说,在那里有时感觉就像在发展中国家一样。“看到美国存在如此严重的贫困,令人感到悲哀。”他觉得,相比之下,这里的牛津县(Oxford County)情况还不错。
罗布·纳多(Rob Nadeau)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在靠近美国边境、加拿大最南端的“糖屋”(Sugar Shack)里生产自己的枫糖浆。在坐落于私人小枫林中心的糖屋中,纳多每天生产数升糖浆,并由手工灌装。如果说加拿大人对他们的奶酪如此在意,那么枫糖浆对他们来说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是他们的民族骄傲。纳多的客户经常从底特律跨越边境,来到这家名为 Ruscom Maple 的小企业购买加拿大的浓缩糖浆。这种糖浆只有在特定的气候条件下——即在连续的霜冻之夜后迎来阳光明媚的春日——才会从树上滴落。
由于几乎只有在加拿大,春季的极地寒冷气团才会与来自大西洋的第一波暖流相遇,从而确保可靠的冻融循环,因此该国在枫糖浆领域几乎拥有垄断地位。在产量高峰年份,全球近 80% 的产量来自魁北克,以及新不伦瑞克省和安大略省。而其中高达 65% 直接销往美国。
如果特朗普对枫糖浆生产商征收惩罚性关税,许多美国人可能就只能在煎饼上抹黄油了。因为虽然美国是全球第二大枫糖浆生产国,但其产量远不足以满足美国民众贪婪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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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正在小屋前劈柴的纳多(Nadeau)仍对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的激进主义感到警觉。如果国际供应链受到影响,他的包装材料价格也会随之上涨。但最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兄弟之邦竟然渐行渐远。他讲述道,他的许多表亲虽然来自新不伦瑞克省,但出生在美国,因为当时加拿大的小农村里没有医院。“现在,他们希望能放弃美国国籍。”
他补充说,他有一半的家人还在“那边”。以前他在边境工作,每天都去美国。但自从11年前退休后,他只去过两次。随后,纳多提到了一些每年冬天在佛罗里达州度假的加拿大老客户。在回程途中,其中一人在田纳西州,另一人在肯塔基州被拒绝出售汽油——原因仅仅是因为车上挂着加拿大的车牌。“这太疯狂了,”纳多说,“不,这不仅仅是疯狂,这简直令人心碎。”
无论是罗布·纳多(Rob Nadeau)、灯塔看守员曼努埃尔·卡佩尔(Manuel Cappel)、奶酪商谢普·伊塞尔斯坦(Shep Ysselstein),还是来自冰球杆工厂的博·克劳福德(Bo Crawford):令加拿大人愤怒的不仅仅是贸易争端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当他们谈到不再前往美国时,这并非源于某些想要抵制特朗普的欧洲人的道德优越感。加拿大人将美国的攻击视为个人层面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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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鲁斯科姆枫糖(Ruscom Maple)仅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戈迪·豪国际大桥(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跨越边境通往底特律。这座宏伟的大桥于今年夏天启用。在2.5公里的长度中,它在河床中没有设置任何一个桥墩,原本可以象征双边关系的稳固承载力。
正如其命名者——加拿大冰球运动员戈迪·豪(Gordie Howe)曾为底特律红翼队(Detroit Red Wings)效力25年一样,这座桥体现了两国深层的交织。但一名友好的美国边境官员——他现在工作并不太忙,边检亭前只停了三四辆车——承认自己对冰球并不太了解。他询问对方是否从加拿大带了东西。“是的,真空包装的奶酪和一小瓶枫糖浆。”对此显然没有异议。官员笑着挥手,让这辆来自多伦多的租赁车通过。
Neue Bürcher Zeitung
社民党(SPÖ)的领导力缺失恐将阻碍三党联盟的运作
梅雷特·鲍曼,维也纳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Ö)暂时平息了内部的领导权之争,并决定逐步削减党主席安德烈亚斯·巴布勒(Andreas Babler)的权力。然而,多位评论员用“荒诞”一词来形容这一处理方式。尽管长期以来,尤其是各联邦州的党内成员普遍认为,面对糟糕的民调数据,社民党领导层需要进行更换,但在周日的一场马拉松式会议上,没有人愿意接任。唯一的例外是身家百万的媒体经理格哈德·蔡勒(Gerhard Zeiler),他通过一次未经邀请且极具媒体导向的申请,引发了最近的讨论。
不过,到那时他的“候选资格”已经崩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几次显得笨拙的采访,在这其中,这位71岁的人触碰了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禁忌,例如限制性的商店营业时间。最后剩下的只有巴布勒。因此,他将继续担任其职务直到年底。随后,科学部长埃娃-玛丽亚·霍尔茨莱特纳(Eva-Maria Holzleitner)和党团主席菲利普·库彻(Philip Kucher)将临时接管社民党的领导权,并筹备一次党代会,届时将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从现在起,他们将与巴布勒共同担任共同党主席,媒体将他们称为“监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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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理预计将在2027年初由颇受欢迎的财政部长马库斯·马特鲍尔(Markus Marterbauer)出任。他也是党内领导层的理想人选,但目前患有癌症,且即将进入最后一轮化疗。在周日危机会议之前的多次采访中,他表示希望专注于预算整顿和个人健康,这完全可以理解。
社会民主党(SPÖ)现在将其称为一个“有序的过程”,并称其展现了新的团结与力量。但事实上,这段复杂的过渡期是对这家执政大党的某种“贫乏证明”。没有人急于接替巴布勒(Babler)的职位,因此他作为一名“跛脚鸭”继续留任。与此同时,党内同志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那位能力强且沟通能力出色的财政部长的康复过程中,然而该部长此前已多次强调,希望在本届立法期结束后退休。目前看来似乎没有 B 计划。政治顾问托马斯·霍费尔(Thomas Hofer)在接受 ORF 采访时表示,外界的感知是灾难性的。
这些动荡也损害了由保守的奥地利人民党(ÖVP)、社民党(SPÖ)和自由派(Neos)组成的三个党派的执政联盟。这个异质联盟已执政一年半,此前主要致力于国家预算的整顿。此外,在融合、教育和安全领域还进行了一些改革。根据格拉茨大学的一项分析,联盟协议中确定的计划已有 38% 全部或部分实施。但在重大项目上,进展已停滞数月,其中包括医疗和社会救助改革,以及国防能力的恢复。
因此,总理克里斯蒂安·斯托克(Christian Stocker)最近宣布将迎来一个“结果之秋”。然而,现在他的人民党面对的是一个不明确谈判对象是谁、谁在做出相关决策的执政伙伴。由于一个异常长的无选举时间窗即将关闭,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大约一年后,上奥地利州和蒂罗尔州将举行选举。国家无疑需要的那些不受欢迎的削减措施,现在将变得越来越难以实施。
针对社民党的危机,总理斯托克表示,执政联盟运行良好且在开展工作。所有执政党必须全力投入到“结果之秋”中,因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然而,根据周三公布的一项民调,65% 的受访者认为他的政府无法在立法期结束前实施重要的改革。
自由党(FPÖ)甚至认为共和国已丧失行动能力,并要求提前举行选举。该党秘书长周二表示,三党联盟的项目已经失败。这些右翼民粹主义者在两年前的选举中获胜,并首次成为第一大党。但自由党党首赫伯特·基克尔(Herbert Kickl)在组阁尝试中失败了。此后,他将该联盟辱骂为“失败者的红绿灯”,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该联盟的首要目标就是阻止基克尔出任总理。除此之外,这三个政党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
这导致双方不断达成一些连各自选民都无法信服的妥协。这一点以及对生活成本上涨的不满,使得自由党目前的民调支持率达到了近 40% 的历史高点,而基克尔无需为此付出太多努力。与此同时,人民党和社民党的支持率已跌至远低于其历史最低选举结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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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社会民主党(SPÖ)内部出现人事讨论的原因。更换领导层能带来多少成效仍存疑问。这很难改变党内多年来一直存在的分歧,在过去的十年中,这种分歧已经迫使总理维尔纳·法伊曼(Werner Faymann)和帕梅拉·伦迪-瓦格纳(Pamela Rendi-Wagner)相继辞职。不过,人们希望务实且具有包容力的马特鲍尔(Marterbauer)能比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仅在左翼中获得认可的巴布勒(Babler)拥有更强的选民吸引力。
同样的问题迟早也会在人民党(ÖVP)内部出现。施托克尔凭借其沉稳、倾向于达成共识的方式,其引发的争议比巴布勒少,且他拥有总理光环的优势。但即便身为政府首脑,他的民调数据也极其糟糕,并非下次选举的领军人物。在上奥地利州和蒂罗尔州,保守派明年甚至面临失去州长职位的风险——而他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担任该职。
如果前景不能尽快改善,人民党内部要求更换领导层的呼声也将增强,且与社会民主党一样,目前并没有一个逻辑上的继任者呼之欲出。凭借这种沉稳的态势,这个三党联盟可能会在立法周期正式结束前三年就提前解体。
比利时国防部长试图通过强制兵役来整顿青年纪律
安东尼奥·富马加利(ANTONIO FUMAGALLI),布鲁塞尔
比利时新闻门户网站《Sudinfo》将其称为“耻辱视频”:视频显示,周二下午,一些年轻人(其中部分人戴着面具)在列日市中心砸碎了一家电子游戏商店的橱窗,并抢走大量财物后迅速逃离。店主在次日表示,被盗商品的价值在 30,000 到 40,000 欧元之间。
这些抢劫行为让人想起法国的画面。在法国,学生走上街头已超过一周,且反复出现激烈的骚乱。比利时警方使用水炮和催泪瓦斯对暴徒进行处置,仅在列日就逮捕了 50 多人。警方还不得不扑灭多起小型火灾,多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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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列日紧邻德国边境,但出于历史、经济和文化原因,这座拥有 200 000 居民的城市通常被认为是比利时“最像法国”的城市。因此,法国抗议浪潮的火花恰恰在这里引发最强烈的共鸣,并不令人惊讶。不过,在过去几天里,比利时几乎每个法语城市都举行了规模较小的示威活动,部分地区的正常教学无法进行。相比之下,人口更多的北部弗兰德斯地区则保持平静。
与法国的情况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学生们要求改善教学支持、翻修破旧建筑并恢复较低的学费。由于地区政府的削减预算计划,抗议活动早在今年春天就已经开始,并得到了部分教师的支持,而自10月初以来,这些活动进一步升级。
在虽然喧闹但总体和平的学生抗议中,经常混入一些没有政治诉求的骚乱分子。他们通过社交网络进行动员,显然觉得在普遍的混乱局面中自己是不可触碰的。
和平抗议者的焦点集中在教育部长瓦莱丽·格拉蒂尼(Valérie Glatigny)身上。在一段备受关注的视频帖子中,她捍卫了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同时也要求年轻人回到教室,不要被利用。她表示:“任何试图将法国的骚乱引入我们学校的人,都将承担重大责任。”与此同时,她为由于国家财政拮据而采取的教育领域紧缩政策进行了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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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层面,国防部长西奥·弗兰肯(Theo Francken)也介入了讨论。他在 Facebook 上对“在学校搞破坏并殴打老师的青少年”表示愤怒,并建议重新引入全民兵役制。在接受《最后新闻》(Het Laatste Nieuws)采访时,他阐述了为何将这一长期主张与学生抗议联系起来:“我们必须向这些年轻人传达纪律和秩序感。”
黑海货船袭击事件增加,外界怀疑莫斯科在背后操纵
妮可·安利克(NICOLE ANLIKER),伊斯坦布尔
周二凌晨,在保加利亚海岸附近的黑海海域,两艘商船遭到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货船在袭击后起火。所有 18 名船员均被成功疏散,其中两人受重伤。另一艘悬挂多哥国旗的船只已沉没,船员全部失踪。周三,官方宣布已停止对失踪人员的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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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总理鲁门·拉德夫谴责发生在比亚拉市以东 70 海里处的袭击,称其严重违反了海法和国际法。他将此类行为描述为对黑海航运的威胁,这将导致保险费上涨并增加贸易难度。拉德夫还警告称,如果乌克兰战争不能尽快结束,战争规模将会扩大。保加利亚当局正在调查无人机的来源,但拉德夫对此未予置评。他仅解释称,有数架无人机分别从海面和空中袭来。此外,他表示其中一艘船在运输粮食。
此次袭击发生在前一天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一艘在罗马尼亚海岸附近行驶的载有乌克兰粮食的土耳其货轮之后。据罗马尼亚内政部称,该事件导致两名海员丧生,另有 11 人获救。这艘船也沉没了。据该部称,事件发生在多瑙河三角洲罗马尼亚城镇斯凡图-格奥尔格以南 30 海里处,位于罗马尼亚在黑海的专属经济区内。
这艘在罗马尼亚海岸附近的船只——与之前的其他货轮一样——被无人机击中。此次袭击造成两人死亡。
罗马尼亚内政部 / 路透社提供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发动了这些袭击。他认为这是莫斯科试图使黑海西部海域无法进行航运的又一次尝试。他在周二晚上的视频演讲中表示,俄罗斯希望进一步推动局势升级。莫斯科目前尚未对这些事件发表评论。尽管如此,许多迹象表明泽连斯基的指控可能是正确的。
在俄罗斯于 2023 年 7 月让乌克兰粮食安全运输至地中海的协议到期后,乌克兰在敖德萨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沿着黑海西岸建立了一条新的航线。该航线经过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领海,旨在保护货轮免受俄罗斯攻击。在这些海域发动袭击将侵犯北约领土,并产生严重后果。
然而,这三艘被袭击的货轮并非行驶在这两个国家的领海内,而是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这些区域距离海岸至少 12 海里,不属于其国家领土,因此更容易受到攻击。船长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海域承担这种风险并不罕见。距离海岸稍远一点的航线没有布雷,水深更深,且航行船舶较少。此外,这条路线更短,可以节省航行时间和燃料。
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一直试图通过切断邻国的运输路线,系统性地削弱乌克兰的经济。除了桥梁和边境口岸,俄罗斯还将海运物流链列为目标。通过黑海出口粮食、葵花籽油、玉米及其他农产品是基辅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莫斯科希望通过瘫痪这一走廊,在财务上榨干乌克兰,并增加对西方的压力。此外,对货轮的袭击导致保险费大幅上涨,以至于航运公司可能会避开该航线。这一切都给全球贸易带来了明显影响,并威胁到全球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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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外国首都引发了警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通过X平台表示,黑海局势日益令人担忧,并称针对民用航运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她写道,欧盟坚定地与东翼的成员国站在一起。柏林方面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据官方消息,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于周三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通了电话。在通话中,埃尔多安据称强调了黑海航行安全的重要性。埃尔多安在9月底的联合国大会上已对袭击货轮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他要求建立一种新机制以确保海上安全。土耳其航运公司受影响尤为严重,因为它们承担了黑海地区大部分的航运和物流业务。
在对首尔支持基辅的力度产生质疑之后,关于朝鲜战俘的争端现在威胁要使这两个伙伴进一步分道扬镳
马丁·科林(MARTIN KÖLLING),东京
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人道主义姿态:乌克兰应两名朝鲜战俘的要求,允许他们前往韩国。然而,基辅与首尔之间恰恰就此爆发了外交争端。与此同时,英国《卫报》的一篇报道让人们对韩国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产生怀疑:据称该国在过去几个月内向俄罗斯交付了176,000吨柴油。
关于战俘的争端毫无预兆地爆发。9月23日,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前宣布,已允许两名朝鲜人离境。首尔随后指责泽连斯基违反了保密协议。周二,韩国威胁称,如果基辅不做出适当道歉,将撤回其驻乌克兰大使。
这两项进展表明,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在进行怎样的平衡行动:一边是乌克兰和美国,另一边是俄罗斯和朝鲜。李在明希望支持乌克兰,尤其是首尔能从基辅关于朝鲜作战部队和武器的情报中获益。与此同时,他试图改善与邻近且相互结盟的核大国——中国、俄罗斯,尤其是朝鲜的关系。
其原因是日益增长的威胁感:在俄罗斯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武装下,朝鲜在军事上对韩国变得越来越危险。因此,李在明希望与平壤展开对话。与俄罗斯和中国的良好关系旨在帮助其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施加影响。李在明面临的问题是:正如与乌克兰的争端所示,这些目标正日益产生冲突——并且在无意中成为了俄罗斯的助力。
解决方案如何,目前尚不明确。因为在李在明与乌克兰、俄罗斯和朝鲜构成的四方关系中,不同的利益使得该案件在外交上极其复杂。首尔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Chun Chae Sung 认为,冲突的核心在于对战俘的不同看法:“乌克兰将他们视为针对俄罗斯开展宣传战的王牌,而韩国则将其视为一个人道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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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长期以来一直希望韩国能直接提供武器,尤其是防空导弹。韩国也已成为欧洲重要的军备供应商,例如向波兰供货。然而,无论是之前的保守派政府还是现在的左翼政府,出于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考虑,都拒绝直接提供武器。虽然韩国在2023年向美国提供了约500 000枚炮弹,从而间接支持了美国向基辅的交付,但首尔方面直接提供的仅限于人道主义援助和重建援助。
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的“乌克兰支持追踪器”,这些援助总计达6.5 亿欧元,此外还包括一笔21 亿欧元的贷款。这与邻国日本提供的援助相比仅是冰山一角,更不用说许多欧洲国家的支持了。
柴油的交付在基辅引起了额外的不安。因为韩国不仅像一些欧洲国家那样从俄罗斯获取能源,韩国的出口还帮助莫斯科缓解了因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发动无人机袭击而造成的燃料短缺。
早在8月,路透社就报道了韩国交付30 000吨柴油的消息。新报告显示,这是一项长期贸易,而且是合法的。虽然韩国将1400多种产品列入了制裁名单,但石油产品并不在其中。精明的企业利用了这一漏洞。
泽连斯基利用朝鲜武器和士兵参与乌克兰战争的机会,试图促使韩国在武器交付方面改变路线。他周末警告称:“朝鲜士兵在战场上积累知识和经验这一事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他以此也暗示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自朝鲜战争以来,那里仅维持着停战状态。
囚犯的释放为泽连斯基提供了另一个指出这种战争危险的机会。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负责韩国和台湾事务的弗雷德里克·施波尔(Frederic Spohr)认为问题恰恰在于此:“也许乌克兰人误判了这个问题对韩国而言有多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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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在朝鲜人成功抵达韩国时,反应通常非常激烈。为了不挑衅北方的金氏政权,韩国一直试图对此保持沉默。
此外,泽连斯基还为保守派反对党提供了攻击总统的弹药,而这位总统的支持率已经大幅下降。对于施波尔(Spohr)来说,情况更复杂的是,李总统再次希望开启与金正恩的对话,并推动朝鲜独裁者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峰会。虽然施波尔认为特朗普能够改善朝韩关系的希望是幻想,但他说:“但在李总统看来,泽连斯基的举动时机不对,因此他反应如此激烈。”
起初,李总统要求泽连斯基为其认为的背信行为道歉。当基辅随后否认曾存在过任何保密协议时,李总统在X平台上宣泄了他的愤怒。他指责泽连斯基将他描绘成一个骗子。李总统写道:“由于此事涉及大韩民国公民和国家的声誉,我们不能对此听之任之”,并宣布如果乌克兰不道歉,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然而,施波尔认为李总统的爆发既不意味着韩国的路线转变,也不意味着向俄罗斯靠拢。虽然基辅所希望的防空导弹“现在看来已彻底没戏”,但韩国将继续向欧洲提供武器,并扩大其在美方供应链中的整合。
韩国专家 Chun 同样认为不会出现决裂。他认为要求道歉是合理的,“但如果这影响到与乌克兰在工作层面的整体合作,将不符合国家利益。”因此,他建议寻求妥协。在他看来,韩国从乌克兰获得关于朝鲜军队的信息至关重要。现在,两国外交官需要修补裂痕——以免俄罗斯从中获益。
爱德华·蒙克与玛丽亚·拉斯尼格在绘画领域是灵魂之友。苏黎世美术馆的一场双展揭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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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迈尔 (PHILIPP MEIER)
爱德华·蒙克曾是玛丽亚·拉斯尼格的重要榜样。“是的,蒙克,他曾是,现在依然是我最喜爱的人。”她对这位挪威画家的兴趣始于在维也纳留学期间对其作品的研究,而她对此的解释颇为简单:因为他不像大多数北欧艺术家那样只用黑白两色作画。但蒙克(1863–1944)之所以成为拉斯尼格创作中如此重要的参考点,不仅仅是因为他使用了像这位奥地利女画家一样鲜艳的色彩。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极其强调身体感的绘画方式。在蒙克那里,色彩的首要目的并非写实地再现世界,而是将内在的情感状态可视化。玛丽亚·拉斯尼格(1919–2014)的绘画亦是如此:这些作品描绘的是主观感受。她将其称之为“身体感觉绘画”——在她旅美期间也称作“body awareness painting”。
她将自己的色彩定义为:气味色、神经纤维色、痛苦色、压力-充盈色、拉伸-挤压色、凹陷-凸起色、揉捏-灼烧色、死亡-腐烂色、癌症恐惧色——所有这些词汇都是她自创的,用以描述身体的诉求、状态和感受。拉斯尼格将这些看起来极具主观色彩的色彩特质统一在“现实色彩”这一概念之下。通过这种方式,她要求为其内在体验赋予最高的事实性。在创作时,她运用鲜艳的色彩,仿佛这些颜色直接从她的身体流向画布。
因此,她 1996 年的一幅画作被命名为《绘画之流 = 生命之流》。这个等式现在成为了苏黎世美术馆这场大型双展的副标题,展览共汇集了玛丽亚·拉斯尼格与爱德华·蒙克的约 150 件作品。
蒙克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绘画之流”:他的绘画方式具有这种流动感,仿佛画作是灵魂的直接倾诉。这一特质很早就被汉堡美术馆的创始馆长阿尔弗雷德·利希特瓦克(Alfred Lichtwark)所洞察。与苏黎世美术馆一样,他的机构也曾资助并收集蒙克的作品;因此,这两家为本次展览开展合作的博物馆,拥有挪威境外规模最大的蒙克作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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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利希特瓦克在关于蒙克的记录中写道:“他的画看起来不像是在绘画,而像是从某种液体中洗刷出来的。”埃德瓦尔·蒙克最著名的作品《呐喊》,除了是一次可见的、流淌在画布上的情感波动——即纯粹的惊恐之情——还能是什么呢?而这幅西方艺术史上的标志性作品,仅仅是蒙克个人形式的“身体意识绘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他大多数最著名的画作都是纯粹的情绪画,无论那是风景画还是包含人物的构图。它们都承载着沉重的情感,画布被悲伤、渴望、孤独和情伤所浸透。只需想想那些对蒙克而言极具特征的画作标题,如《忧郁》、《嫉妒》、《焦虑》、《吸引》、《脱离》。
“其实最初仅仅是身体的感觉,但你无法阻止灵魂也随之流露,”玛丽亚·拉斯尼格在1994年的一部电影肖像片中说道。基于这种一贯性,她在创作自画像时,描绘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那种长期以来且仅作为代表性肖像画主题的“社会自我”概念。拉斯尼格在画自己时,画的是具体可感知的东西:即她此刻对自身身体的感觉。
玛丽亚·拉斯尼格:《与虎共眠》,1975年,布面油画。
© MARIA LASSNIG STIFTUNG / 2026, PRO LITTERIS, ZÜRICH
伟大情感的画家——埃德瓦尔·蒙克:《两个人。孤独者》,约1935年,布面油画。奥斯陆蒙克博物馆
玛丽亚·拉斯尼格:《两种存在方式(双重自画像)》,2000年,布面油画。
© MARIA LASSNIG STIFTUNG / 2026, PRO LITTERIS, ZÜRICH
这解释了为什么她的许多自画像是碎片化的。“如果我感觉不到我的脚,我就不画它们,”她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因此,她的身体有时是一个无形的质量(《凝聚的力量》,1988年),有时又是一团相互交织、无法定义的肢体(《纯真的目光》,2008年)。在《先知自画像》(1967年)这幅画中,身体也仅由肩膀、手臂和手,以及一个与之分离的、没有腿的带有生殖器官的下半身组成。但所有这些画作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一种极致主观印象的视觉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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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心血和精神实际上都从手中流向纸张,流向画布,”玛丽亚·拉斯尼格(Maria Lassnig)在谈到她的创作方法时这样说道。她 2011 年的一幅画作直观地展示了这种构思:画中可见一些无法定义、由软管连接的身体碎片。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只握着画笔的手,笔尖用血红色的颜料绘制着一个头部。这件作品名为《被死亡绘制》。在这幅画中,身体在绘画的过程中仿佛在创造自身。然而,仅仅因为它开始存在,它也就被其终结——死亡——所决定。
这种生与死的交织也是埃德瓦尔·蒙克(Edvard Munch)最著名的主题之一:吸血鬼。在《森林中的吸血鬼》这幅画中,俯身在一名男子身上的女性,其红发如血液般流过男子的头部。这位挪威艺术家在这里也仿佛是用血液在绘画:“我不相信那些并非源于人类敞开心扉之需求的艺术。所有的艺术,如同文学和音乐一样,必须用自己的心血去创造——艺术就是自身的心血。”
环绕在蒙克著名的《圣母(爱女)》周围的并非血液,而是另一种赋予生命的体液:精子装饰着画作的边框,而作品中心散发白光的女性身体,在流畅的笔触中被自身的黑色长发如波浪般环绕。左下角蜷缩着一个恐惧的胚胎。这种深邃的灵魂图景是蒙克的标志。而拉斯尼格恰恰欣赏其榜样身上的这种特质。她曾记录道,在她看来,蒙克是“一位触及灵魂最深层及其存在威胁的艺术家”。
她自己的艺术也远不止是一位画家用画笔解剖灵魂的自我审视。拉斯尼格提出了与蒙克相同的诉求,后者曾在其绘画笔记中写道:“我试图通过绘画理清我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利己主义。与此同时,我一直思考并感觉到,我的艺术也能为其他人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带来清晰的认知。”
蒙克和拉斯尼格的艺术都在于将主观体验翻译成一种普适的真相。在蒙克那里,这是悲伤、恐惧、爱、喜悦等宏大的存在主义情感。在拉斯尼格这里,则是身体感受。正如她在 1983 年的一次讲座中所阐述的,这些感受与“心境波动、情感或灵魂之物”的关系较少。
但用她的话来说:“每个人都可能有生理感受。因为对我而言它们是真实的,所以我将它们画出来。即便这是极端的主观主义,它也会通过创作过程转化为客观。”
《新苏黎世报》
巴黎的一场展览展示了这位法国画家如何影响了数代艺术家


保罗·塞尚的《沐浴者》创作于 1885.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 佛罗伦萨 SCALA
在彼得·多伊格的《沐浴者》中,塞尚的沐浴者再次出现。P. DOIG / 纽约 GAGOSIAN / PRO LITTERIS
彼得·克罗普曼,巴黎
法国艺术评论家古斯塔夫·热弗鲁在 1922 回忆道:“我最欣赏他的一点就是他那些充满热情的言论。他庄重地宣布:‘我要用一个苹果让巴黎大吃一惊!’”保罗·塞尚(1839–1906)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并非一蹴而就。起初,几乎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位来自埃克斯-普罗旺斯的画家。直到人们对他艺术作品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公众才逐渐明白其深意。在人们的态度随时间从排斥或冷漠转变为认可之前,塞尚在同行内部也曾饱受争议。但随后他——不仅凭借一个苹果——成为了“艺术家的艺术家”,这一点令人瞩目。
所谓“艺术家的艺术家”,是指那些通过其视觉世界或被视为创新的技法,为同类艺术家提供灵感的罕见人物。起初,只有少数同样在等待认可的同伴(如保罗·高更)认为塞尚具有前瞻性。随后,越来越多的同行开始将这位画家视为一座灯塔。很快,巴勃罗·毕加索称他为“我们所有人的父亲”,而亨利·马蒂斯将其誉为“某种绘画之神”,保罗·克利则称他为“卓越的导师”。
巴黎大皇宫目前举办的展览《塞尚与我们》(Cezanne et nous)便在探讨这一叙事。此次展览由奥赛博物馆、橘园美术馆和乔治·庞皮杜中心共同策划,其中一半展品来自这些巴黎博物馆的馆藏。展览一方面展出了塞尚的 70 件作品,另一方面展出了近 100 件后辈艺术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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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埃尔斯沃思·凯利(Ellsworth Kelly)或肖恩·斯库利(Sean Scully)等画家,以及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弗洛伦斯·亨利(Florence Henri)和沃尔夫冈·蒂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等摄影师。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与塞尚的艺术展开了对话——有时显而易见,有时直白浅显,有时则微妙至极,甚至达到了潜意识的层面。
展出内容还包括塞尚的肖像画和打牌者。但尤其是他的《沐浴者》、静物画、圣维克多山(Montagne Sainte-Victoire,即艾克斯的家山)的描绘,以及来自附近比贝穆斯(Bibémus)采石场的画作,激发了年轻一代的反应。例如,他于1885年左右创作的《沐浴者》(Baigneur)在当代被彼得·多伊格(Peter Doig)重新演绎。
这位苏格兰艺术家在2023年这样做并非为了进行简单的复制,而是将那个穿着泳裤站在我们面前的“沐浴者”(Bather)几乎重新发明了一遍。尽管身体、腿部、手臂和头部的姿态与塞尚的《沐浴者》有所偏差,但仍保留了一丝对大师的记忆,即便这仅仅是通过多伊格在塞尚人物中识别出并将其转移到自己作品中的那一抹神秘感。
其他艺术家则被塞尚的特质所吸引:塞尚对岩壁或岩块的地质特性表现出浓厚兴趣,并遵循其地层的线条和阴影,通过对这些图形特质的共情来构建他的画作。早在1913 / 14年,纳塔莉亚·冈恰罗娃(Natalia Gontscharowa)就在其作品《构图》(Composition)中,作为对塞尚几何化和构造感的呼应,将一片风景简化为深色的圆柱体和金字塔形。
与之相对,来自黎巴嫩但在多元文化环境下成长的埃特尔·阿德南(Etel Adnan)在2014年采用了浅绿色和黄色的色块,并加入少量淡蓝色、粉红色和深红色,以创造出一幅抽象风景画。她的画作《风景》(Paysage)看起来就像是用彩色纸剪出来的,是对圣维克多山的一次呼应。当这位艺术家访问该山脉时,一个充满无情光芒的地区令她震撼:“我想,这就是他留在那里(创作)的原因。因为这种光芒,允许他将自己的道路走到底。”
神秘感、构造感、光线以及更多元素:塞尚所引发的回响是一个广阔的领域,而这次巴黎展览表明,这一领域比此前认为的还要广阔。但这也意味着,人们会遇到一些联系较为松散、被掩盖或显然并非刻意为之的作品——这些作品基于策展人的联想。例如,阿尔伯特·伦格-帕茨(Albert Renger-Patzsch)于1935年拍摄的摄影作品《方铅矿》(Bleiglanz),旨在表现含硫化铅的方铅矿晶体结构的明暗,这大概属于塞尚比贝穆斯采石场画作中较为遥远的“亲戚”。
在一次塞尚艺术展中将其他探讨其艺术的作品并列展出的想法,在巴黎被宣称为首创。但这绝非新鲜事。1999年,位于里亨的贝耶勒基金会(Fondation Beyeler)举办了“塞尚与现代主义”展;2004年,埃森的福尔克旺博物馆(Museum Folkwang)举办了“塞尚——迈向现代主义”展;2009年,费城博物馆举办了“塞尚及其之后”(Cezanne and Beyond)展。
这三次展览的策展人切入点都接近于艺术家的最后生命之年,但仅在有限程度上关注了如海啸般汹涌的“塞尚主义”现象。这种主义产生于他去世后以及在巴黎举行的一次追思回顾展(1907年)之后,指的是任何形式的可见探讨,无论是紧贴原作的模仿,还是自由的致敬。相反,当时的展览组织者将重点放在了法国境内不依赖塞尚且已根深蒂固的立体主义上。
这三场展览的共同点在于,主要关注安德烈·德兰、乔治·布拉克和毕加索,同时也关注马蒂斯。里恩和费城的展览在时间跨度上比埃森的展览更远,还涵盖了马斯登·哈特利、查尔斯·德穆斯、马克·罗斯科、威廉·德·库宁、贾斯珀·琼斯或杰夫·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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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的展览不同,此次在巴黎大皇宫(Grand Palais)举办的展览详细展出了高更(Gauguin)和埃米尔·贝尔纳(Émile Bernard)等早期的同行。相比之下,关于早期塞尚主义和立体主义的内容则相对较少。遗憾的是,德国早期现代主义中深受高更或梵高启发,且必须对塞尚进行深刻探讨的“桥社”(Brücke)和“蓝骑士”(Blauer Reiter)艺术家团体在本次展览中完全缺失。
取而代之的是,1952年在芝加哥和纽约以及1954年在巴黎举办的大型塞尚回顾展被视为触发“第二次抽象”的契机,而本次展览则向这一趋势广泛开放。它主要关注 1945 年之后创作的艺术作品。最新的作品出自本世纪初,一直延伸至当代。
巴黎展览的标题《塞尚与我们》(Cezanne et nous)旨在体现各种不同方法和视角的多元性:这里的“我们”既指艺术家,也指带着今日视觉经验的观展者。其结果是提供了许多值得观看的作品,但由于其开放性,也为一些争议提供了充足的素材。
《塞尚与我们》(Cezanne et nous),巴黎大皇宫,展至 2027 年 1 月 17 日。目录:45 欧元。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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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报》第 2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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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剧院上演阿诺德·勋伯格的《摩西与亚伦》,呈现一场在消费批判与信仰问题之间的奇观
民众(由巴塞尔剧院和弗赖堡剧院的联合合唱团饰演)不再被一个血肉之躯的先知所蛊惑,而是被一个机器生物的宣告所迷惑。
INGO HÖHN
马蒂娜·沃尔特(MARTINA WOHLTHAT),巴塞尔
一名群众演员击打着一个黄色靠垫,靠垫呈笑脸形状。在她身边,一名歌手一次又一次地将一个巨大的泡沫热狗扔在地上。在围绕金牛犊的舞蹈中,所有的禁忌与顾虑都消失了。只不过,这里的原始祭祀仪式并未转化为金灿灿的颓废与放纵——正如在阿诺德·勋伯格的歌剧《摩西与亚伦》中所描述的那样,而这部剧是巴塞尔剧院新剧季的首演作品。对于围绕偶像舞蹈的诠释,导演贝内迪克特·冯·彼得(Benedikt von Peter)和费利克斯·罗滕豪斯勒(Felix Rothenhäusler)在奥拉夫·布罗宁(Olaf Breuning)原本非常简洁的舞台设计中,释放了一场色彩斑斓的物品狂欢。
在剧作过程中,场景几乎被图像和符号所淹没:一支香烟、一架飞机、一台吸尘器、一个酒杯。合唱团成员像搬运图腾一样,将这些彩色物品从舞台搬到观众席。这让人想起一个凌乱的儿童房,并与勋伯格歌剧中典型的时代语言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语言介于赞美诗式的表现主义与宗教乌托邦之间。
作为消费主义的垃圾场,这些物品的堆积或许旨在表达我们的消费狂热、欲望与依赖。这一点很快就能被理解。然而,在开场简朴的舞台美学之后,这种波普艺术风格的装置显得近乎令人震惊。与之伴随的噪音遗憾地在某些地方掩盖了管弦乐团的声音。在合唱团和群众演员的行进中,虽然没有出现牛犊,但依然有争斗、祭祀、爱与死亡。正如显示屏上的字幕所总结的那样,这里主宰着的是——毁灭、自杀与狂野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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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勋伯格的歌剧这样非凡的作品,由于其极高的要求,直到1957年才在苏黎世进行全球首演(死后首演),因此需要非凡的手段:在《摩西与亚伦》中,这一点从合唱团就开始了。毕竟,这是一部大型合唱歌剧。作曲家设定的十二声部合唱给每家剧院都带来了挑战——尤其是作曲家在总谱中添加了“人员充足”的注释,且演唱部分采用了十二音技法。为了能让合唱团的人员配置得当,这部歌剧由巴塞尔剧院与弗赖堡布赖斯高剧院通过跨境合作共同演出。
两家剧院的艺术总监贝内迪克特·冯·彼得(Benedikt von Peter)和费利克斯·罗滕豪斯勒(Felix Rothenhäusler)共同执导,制作车间也紧密协作。弗赖堡的首席音乐总监安德烈·德·里德(André de Ridder)担任指挥,两家剧院约八十名合唱团成员组成了大型合唱团。
该制作不断将视角扩展至当代,但仍遵循既定的剧情。剧中,两名男子就真正的信仰展开了激烈的言语交锋。摩西应当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囚禁,走向自由。然而,这位真理的寻求者在语言表达上十分吃力:在勋伯格亲自撰写的剧本中,摩西哀叹道:“我的舌头笨拙,我能思考,但不能言说。”摩西徒劳地捍卫思想的纯洁性,抵制意象和隐喻。相反,他的兄弟亚伦则以一种切实的方式向民众传递信息:通过精心策划的“奇迹”。
在空旷的舞台上,87岁的演员沃尔特·赫斯(Walter Hess)推着一辆道具车饰演摩西。人们可以将他想象成一个像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那样的巡回演员和魔术师,在村庄间穿行。赫斯完全按照作曲家的设定,将摩西演绎为一个说话的角色。而他的对手则是一个扬声器——这成为了才华横溢、即会唱歌的亚伦的符号。男高音罗尔夫·罗梅(Rolf Romei)在舞台背景中以灵活的嗓音演绎该角色,并利用操纵杆控制那个移动的扬声器。这个机器生物简直呈现出了人类的特征。这无疑是对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诱惑力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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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交响乐团和指挥安德烈·德·里德同样被安置在舞台背景的一个三层平台上。人们能听到炽热而又透明的管弦乐色彩,这凸显了勋伯格在配器法上的大师水准。合唱团在观众席中投入地演唱和表演。然而,与管弦乐团的空间距离被证明在音量平衡方面存在困难——声音变得极大。因此,在入口处甚至向观众发放护耳设备。对于一场歌剧演出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两面性的事情。更严重的情况是,由于合唱团成员分布在空间各处,声音在显得厚重的同时也变得弥散。
在被设计成讨论论坛的部分,剧院的驱动力被强力推高。观众席中合唱队员们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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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一个辩论俱乐部。观众应以此方式直接被卷入这种言论与反驳的交锋之中。在这里,抵抗是徒劳的。至于持怀疑态度的勋伯格是否意在通过这种方式来压制观众,则尚无定论。这部作品写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其怀疑的态度恰恰证明了其前瞻性:剧中对操纵性修辞的警告,至今依然触动人心。
当晚留下的最深印象是摩西的孤独。这位先知在表达自己时感到困难,并对自己产生怀疑。沃尔特·赫斯(Walter Hess)将这种带有宿命感的、阴郁的忧虑者形象演绎得极其出色。第三幕虽然存在于剧本中,但勋伯格并未为其谱曲,赫斯将其作为简短的结语来朗诵。
这一部分很少被演出,它号召人们将荒漠理解为一个没有欲望且思想自由之地。由此,这部歌剧变成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寓言,探讨了当理念变为图像——而图像又无法支撑起这些理念时会发生什么。当结尾处沙漠的沙子从吊顶落下时,希望随之而来:一些观众走上了舞台,荒漠焕发了生机。
巴塞尔的演出将持续至 12 月 5 日。弗赖堡的首演将于 2027 年 3 月举行。
为什么普京坚信自己在与邪恶作斗争:延斯·巴尔策(Jens Balzer)和沃尔克·魏斯(Volker Weiss)分析权力者的宗教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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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多·卡尔伯勒(GUIDO KALBERER)
卡尔·施密特在其 1922 年的《政治神学》中,敏锐地分析了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学科之间的关系:“现代国家理论中所有精辟的概念都是世俗化的神学概念。”即便在一百年后,政治依然在利用神学来使其权力合法化。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治人物,都希望以此方式为其愿景赋予可信度。因此,如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救赎论与披着数字化外衣的末世法西斯主义同样在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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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斯·巴尔策(Jens Balzer)在其薄册《救赎:论当代政治话语中的弥赛亚主义与启示录主义》(Erlösung. Über Messianismus und Apokalyptik in den politischen Diskursen der Gegenwart)中,将宗教的回归定义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在理性、世俗的表面之下,一种对传统、宗教和故土的深切渴望正日益显现。巴尔策对东西方当代政治运动的精辟分析表明,这种神圣化的趋势分布极其广泛。
不仅像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这样的哲学家不得不承认,人们对于宗教导向以及将个人命运嵌入某种体系中存在着正当的需求。由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需求在启蒙国家被忽视甚至被否定,现在它反而更强有力地涌入意识之中——这带来了机遇,但也带来了晚期现代社会回归正统启示宗教所伴随的危险。
作为《时代》(Zeit)杂志的作者,巴尔策以其对流行音乐细致入微的评论而闻名,他在论证的核心观点中引用了法国思想家。例如,他引用了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后者认为宗教因其赋予意义的方案而“无法被消灭”。或者引用哲学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他赋予宗教神话一种独特的认知力。吉拉尔认为,任何形式的文明背后都隐藏着自然状态下的暴力,因此西方必须捍卫自身及其基督教价值观。
吉拉尔的一位知名追随者是技术先驱和企业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他预言了一场启示录式的文化战争。他坚信,由于自由与民主互不相容,软弱无力的自由主义必须给独裁的技术统治让路。他认为必须阻止西方的衰落,而西方这种“高度紊乱的文明”在“觉醒”(woke)运动中得到了色彩斑斓的体现。他认为,这种对和谐多样性的天真信仰,为步步逼近的伊斯兰主义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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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精神中觉醒的俄罗斯同样在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尤其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这种反动意识形态的煽动者,亚历山大·杜金用粗鄙的论据为普京的战争侵略提供养分。他认为只有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才能遏制全球化,打击颓废西方中的邪恶,并化解“敌基督的王国”。“美国正在撤退。我们必须进攻!”
在一个日益复杂且繁琐的世界里,杜金的格言是“越古老越好”。在拒绝西方世俗化的立场上,他认为俄罗斯正教会与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处于同一阵线。尽管杜金与蒂尔,以及他们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之间的立场如此不同——且最终不可调和——但除了对阴谋论的痴迷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自由主义。在东方,这种被杜金称为“世纪瘟疫”的主义代表着衰败;而在科技愿景家看来,它则显得过于软弱,无法赢得这场决定性的文化之战。
诚然,延斯·巴尔策(Jens Balzer)所提出的结论并非新鲜事。早在今年春天,历史学家福尔克·魏斯(Volker Weiss)就分析了保罗书信中“Katechon”(末日阻碍者)这一形象及其在政治上的工具化(见《Katechon:论当代政治神学的回归》)。面对当前辩论中泛滥的宗教术语,这些论文在最纯粹的启蒙意义上发挥了作用。两位作者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回顾过去来塑造未来,不仅在理论上存在问题,在实践中也十分危险。
由此,我们又回到了卡尔·施密特。这位备受争议的纳粹主义“首席法学家”将政治行为描述为敌友关系:“不站在我这一边的人,就是我的敌人。”当我们审视当前这个具有明显敌对识别特征的世界局势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权国家之间相互敌视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或神话式的升华被用来为其世俗的权力政治正名:为了消灭所谓的邪恶,一切手段都是被允许的。
作为一种充满希望的替代方案,延斯·巴尔策在其小册子的结尾引用了教皇利奥十四世于2026年5月发布的首篇通谕《Magnifica humanitas》。利奥将人类最终的目标定义为共同体,而新的数字化和技术可能性也应为此做出贡献。与卡尔·施密特及其在东西方众多的追随者(他们总是将战斗装束放在触手可及之处)不同,圣经也可以被引用来缔造和平,而非用来为战争辩护。
延斯·巴尔策:《救赎。论当代政治话语中的弥赛亚主义与启示录主义》。Matthes & Seitz,柏林 2026。138页,18.90 瑞士法郎。
福尔克·魏斯:《Katechon:论当代政治神学的回归》。Klett-Cotta,斯图加特 2026。127页,28.90 瑞士法郎。
他们不想要怜悯,并坚持维护自己的尊严——两部纪录片记录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走向未知旅程的过程

患有认知障碍的人不想被当作孩子对待。比尔吉塔·马滕松(Birgitta Martensson)在纪录片《当记忆褪色》中。
比尔吉特·施密德(BIRGIT SCHMID)
当比尔吉塔·马滕松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时,这具有一种特殊的悲剧色彩:作为瑞士阿尔茨海默病协会(Alzheimer Schweiz)的主任,她对这种疾病了如指掌,并领导该协会长达十五年。她选择这份工作与其家庭历史有关。她的母亲和姐姐都曾经历过黑暗如何一步步笼罩记忆。
马滕松是纪录片《当记忆褪色》的主角。导演玛丽安·普莱彻(Marianne Pletscher)和马蒂娜·里德(Martina Rieder)在三年时间里陪伴了这位居住在洛桑的瑞典裔女性,在电影完工时,她 76 岁。
除了马滕松,还有谁能讲述被同事提醒“这件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时是什么感觉?或者在厨房里找不到做沙拉酱用的芥末酱。马滕松一边打开每一个抽屉,一边不得不自嘲。她轻描淡写地说:“那就不用芥末酱吧。”
就在她即将退休前不久,她被诊断出患病。不过,马滕松患的是一种进展缓慢的类型,至今已过去九年。马滕松目前的意识还足够清晰,能够谈论自己的病情。因此,在一次所有人都佩戴名牌的讲座上,她强调,认知障碍初期的患者不想要怜悯,也不应该被当作孩子对待。
他们不必感到羞愧,尽管任何人在他人面前再次弄丢钥匙,或者越来越频繁地忘记名字时,都会感到羞愧。马滕松鼓励道:“患有认知障碍也能拥有美好的生活。”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她并非在说空话,也不是在提供无力的安慰。例如,在森林中散步时,她在自然中感受到的快乐与自由,以及她照料阳台花卉时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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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拥有那种干巴巴的幽默感,以此一次次抵御威胁,但同时也有一种倔强的抵抗力。“我一直都是同一个人,我不觉得我不再是我了,”她有一次这样说道,仿佛想要反驳人们经常从患者那里听到的经历:即感觉失去了自我。
尽管信心时而闪现,但病情仍在缓慢且不可阻挡地进展。在《当记忆褪色》中的时间跳跃使这一点变得清晰。六个月后——变化展现出了全部的残酷。
马滕松无助地站在自动售票机前,随后又找不到医生在等待她的诊所入口。这段书的内容她读过了吗?在某个时刻,书桌上那台已变得毫无用处的电脑不见了。精通多种语言曾是很好的记忆训练,而现在她却在与词汇作斗争。
当马滕松得知诊断结果时,她很清楚自己绝不会进入养老院。她不是一个群体社交型的人,最喜欢独处。对她而言,自主生活意味着自主死亡:她想在Exit(安乐死组织)登记。只是,她沉思道:她怎么知道自己还能保持判断能力多久?
普莱彻和里德小心翼翼地陪伴着她们的主角。她们微妙地捕捉到了半年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她如何退缩到自己的世界里,目光现在更频繁地陷入空洞,同时一些暴躁、易怒的情绪也显现出来。这才是真实的。“阿尔茨海默病真的不好笑,”马滕松现在说道。
她在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逐渐脱离了社交关系。她渐渐失去了与认识五十年的挚友的联系。挚友的痛苦几乎不再让她在意。相反,家人再次变得重要,仿佛早期的纽带是最终留下的东西,因为那是记忆最深的部分,即便是在情感层面。因此,马滕松现在花很多时间陪伴她的妹妹,后者在电影拍摄期间同样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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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病人的尊严——电影制作者们做到了这一点,她们知道何时必须关闭摄像机。另一部已经在瑞士电影院上映的纪录片也采取了同样尊重但方式不同的做法。
在《无尽的现在》中,苏黎世导演卡斯帕·卡西奇(Kaspar Kasic)将同样必须面对阿尔茨海默病诊断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卡西奇尝试了一种特殊的方法,让他的主角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他们的绝望、愤怒和无力感,表达他们的痛苦、恐惧,以及他们依然在经历的幸福时刻。
他们通过表演来表达。在专门为此布置的房间里,就像在舞台上一样,这六个人进行活动。时不时可以看到并听到导演的声音,以此表明:这里有很多内容是经过编排的。事实上,这是一种即兴剧。参与者从真实生活中汲取素材,但也会进行虚构。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诠释自己的疾病。
其中有克里斯蒂安·迈尔(Christiane Meier),一位优雅、礼貌且总是显得有些忧郁的女性,她曾在时尚界工作,自称是一个“天生的销售员”。她从衣橱中挑选出最漂亮的衣服并穿在身上。她的儿子——至少在她的描述中是这样——违背她的意愿将她送进了养老院。
还有马丁·比格勒(Martin Bigler),一名职业玩家,他曾在美国通过双陆棋和在瑞士通过Jassen纸牌游戏获得成功,但现在他不想再玩了:“我总是输。”前德语教师克里斯蒂安·松德雷格(Christian Sonderegger)将他的痴呆症描述为一个黑洞,“所有被它吸入的东西都会变得空虚”。他不想变得愚钝,且对他而言,需要帮助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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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与塔蒂亚娜·博尔哈尔德(Tatjana Bollhalder)的对话中这样说道,她在其中一个场景中扮演他的妻子。博尔哈尔德是所有参与者中最年轻的一位,她在2024年被诊断出患有早发性痴呆症。这位圣加仑市政府的前雇员将痴呆症称为“Demi”,像是一个坐在她肩上、观察她并陪伴她度过日常生活的幽灵。这是一种尝试接纳疾病的方式。
让痴呆症患者成为演员——这是《无尽的现在》(Das unendliche Jetzt)这部电影中一种困难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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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这部电影的前提是观众知道这是在演戏。如果没有提前阅读相关介绍,观众会感到困惑,尤其是当尤里·埃尔默(Juri Elmer)和克拉拉·伦辛(Klara Rensing)这两位专业的、非患者演员加入其中时。人们经常会问:其中哪些是真实的?而且,难道这种疾病本身还不够悲剧,以至于不能直接讲述主角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应对它吗?
但也许他们恰恰不想这样做,以免自己被仅仅视为残缺且可怜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表演或许是一种释放,让他们在镜头前的瞬间能够与疾病保持距离。“我按我的方式行事”(I did it my way),他们有一次一起唱起了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的这首歌。他们也曾有过另一种生活。
电影制作者强调,每一个词、每一个动作都是在拍摄瞬间产生的。他们的主角们证明了这一点:遗忘同样可以释放创造力。
《当记忆褪色》(Wenn die Erinnerung verblasst):院线上映(80分钟)。《无尽的现在》(Das unendliche Jetzt):院线上映(98分钟)。
尽管早年电影成名,但伊娃·玛丽·圣(Eva Marie Saint)从未变成一名名媛——这位奥斯卡奖得主现年102岁去世
马里昂·勒恩多夫(MARION LÖHNDORF),伦敦
她金发且像精灵般纤弱,但在她的第一个角色中,伊娃·玛丽·圣就散发出一种韧性:她简直是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这个爆发性人物的完美对手,在埃利亚·卡赞(Elia Kazan)的电影《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 1954)中,她迷恋上了他。她在片中饰演修道院学生伊迪·多伊尔(Edie Doyle)。凭借这个角色,她获得了一座奥斯卡奖。
在爱情戏中,白兰度和伊娃·玛丽·圣像是一场屏息凝神的二重奏,将克制的亲密、抵触与情欲渴望完美融合。半个多世纪后,当时86岁的这位女演员回忆道:“他是我合作过的最好的演员。”
伊娃·玛丽·圣在电影史上留名的第二个角色,是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北北西》(North by Northwest, 1959)中饰演神秘的伊芙·肯德尔(Eve Kendall)。这部电影展现了这位高冷金发女郎的另一面,她完美的外表具有欺骗性。在光滑的表面之下,潜藏着冲突的情感,而伊娃·玛丽·圣让这些情感若隐若现:冷漠与脆弱,纪律与激情,欺骗与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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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区柯克麾下的金发女星阵营中,她的演绎显得十分现代,相比之下,格蕾丝·凯利(Grace Kelly)或金·诺瓦克(Kim Novak)那种淑女般的轻盈飘逸,似乎还停留在另一个时代。
伊娃·玛丽·圣(Eva Marie Saint)是一位擅长捕捉神经质细节的演员,她能让角色展现出破碎感。因此,她的表演风格与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的“方法派”表演更为契合,而非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那种老派且精致的表演。尽管如此,《西北改编》(North by Northwest)的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仍为她设计了一场体面的爱情戏,其水准足以媲美埃利亚·卡赞(Elia Kazan)在《码头工人》(On the Waterfront)中的执导。
伊娃·玛丽·圣
1924–2026
在希区柯克这部电影的结尾,加里·格兰特将伊娃·玛丽·圣拉进卧铺车厢的床上,随后画面切换,火车驶入隧道,这是一个毫不含糊的性隐喻。加里·格兰特讨厌这个创意,但伊娃·玛丽·圣却认为这个笑点非常精妙,正如希区柯克后来在与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的交谈中回忆道:“那个女人有着一种古灵精怪的幽默感。”
伊娃·玛丽·圣赢得了赞誉与爱戴,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通过一首流行歌曲(劳埃德·科尔与共鸣乐队的《Rattlesnakes》)被推崇为偶像。然而,尽管早年在电影界成名并在 1955 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这位演员从未成为超级巨星,伊娃·玛丽·圣也从未成为一名名伶。正如她在一次晚年采访中所解释的那样,是因为她太接地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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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缺乏大众号召力,更可能是因为她的表演更为含蓄,性感地表现得更为低调,且倾向于一种不落俗套的严肃与冷峻。伊娃·玛丽·圣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没有丑闻,也没有流言。她于 1951 年与导演杰弗里·海登(Jeffrey Hayden)结婚,并育有两个孩子。
她的婚姻甚至比她的演艺生涯更长久。圣一直稳定地工作,但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职业生涯中,她的电影数量相对较少。尽管如此,她从一开始就由知名导演起用,其中包括弗雷德·津内曼(Fred Zinnemann,《一帽雨》,1957)、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出埃及记》,1960)、文森特·米内利(Vincente Minnelli,《沙岸鸟》,1965)和约翰·弗兰肯海默(John Frankenheimer,《大奖赛》,1966)。温德斯(Wim Wenders)在 2005 年的《不要敲门》(Don’t Come Knocking)中,让她饰演一名年迈西部片明星(由萨姆·谢泼德饰演)的母亲。
一年后,圣在布莱恩·辛格(Bryan Singer)的《超人归来》(2006)中饰演了另一种类型的母亲——超人的养母玛莎·肯特。直到 2014 年,她还出现在与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和科林·法瑞尔(Colin Farrell)共同主演的奇幻爱情故事《冬日之梦》(Winter's Tale)中。10 月 6 日,她在洛杉矶去世,享年 102 岁。
这位前锋成为了英格兰国家足球队的纪录保持者——金球奖是否即将到来?
哈里·凯恩是英格兰国家队的标杆球员。
JULIAN FINNEY / GETTY
斯文·海斯特,伦敦
在伦敦温布利球场的平板屏幕上,金色的数字“125”亮起——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周二晚上,哈里·凯恩代表英格兰国家足球队完成了他的第125场国家队比赛,从而追平了之前的纪录保持者彼得·希尔顿。这位传奇门将是在36年前,在1990年世界杯之后以及在国家队效力二十年宣布退役时创下这一最高纪录的。
凯恩激动地表示,追平这一纪录是一项“极高的荣幸”,且超出了他“最大胆的预期”。在国家联赛主场3:0击败捷克队后,他没有出现在采访区,而是出现在巨大的新闻发布厅中;他对公众的吸引力之大,足以令其如此安排。
他的前任希尔顿在社交媒体的一段视频信息(“给哈里·凯恩的一条信息”)中向他表示祝贺,并相信这位33岁的球员能够达到一个“也许永远不会被打破”的高度。77岁的希尔顿鼓励道:“哈里,你依然处于巅峰状态。”这位老将表示,如果他在1972年至1983年期间不需要与雷·克莱门斯轮换出任门将,他原本可以参加更多场比赛。当凯恩在第82分钟被换下场时,超过75,000名观众起立向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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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凯恩已经用他独特的方式为这场庆典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梅开二度。在打入第一球时,经过一次精彩的配合,他在近距离用右脚将传中球推入底线,将比分改写为 2:0(第 40 分钟);随后,他通过一次角球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 3:0(第 57 分钟)。在领先的第一球中,凯恩也参与其中。他向对方球门前传出一记犀利的传中,捷克队后卫弗拉基米尔·库法尔以凯恩式的惊人方式将其捅入了自家大门(第 27 分钟)。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这是他们在四场欧国联比赛中的第三场胜利。
凯恩为这个足球发源地贡献了 91 个进球,目前已上升至国家队历史射手榜第七位。榜首由葡萄牙人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146 个进球)占据。国家队主教练托马斯·图赫尔称赞道,凯恩是一个非凡的榜样,理应获得“这个舞台,这份认可”。在比赛开始前,这位德国教练就对他麾下的前锋发表了一番赞词,并讲述了自己小时候在门前总是模仿彼得·希尔顿的故事。图赫尔表示,现在他希望下一代能将凯恩视为这样的榜样。23 岁就已参加过 60 场国家队比赛、未来有一天可能接替凯恩的朱德·贝林厄姆也向他致敬。这位皇家马德里球员评价道:“他是穿过这件球衣的人中最好的一个。”
当然,这些赞美之词还服务于凯恩目前追求的一个特殊目标:他希望赢得 2026 年的金球奖。该奖项将于 10 月底在凯恩的家乡伦敦颁发。除了两名西班牙世界杯冠军拉明·亚马尔和罗德里,以及法国人基利安·姆巴佩和奥斯曼·登贝莱之外,凯恩被认为是前景最乐观的候选人之一。
尽管这位拜仁慕尼黑前锋在过去一个赛季中,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层面,都再次以微弱差距错失了首个国际冠军头衔。但总计 73 个赛季进球依然是一项值得用世界足球先生奖项来表彰的成就。
上一个获得这座金杯的英格兰人是恰好在四分之一世纪前的当时新星迈克尔·欧文。在追溯至 1956 年的该奖项历史上,仅有四名英格兰足球运动员获得过此荣誉:首届获奖者斯坦利·马修斯(1956 年)、鲍比·查尔顿(1966 年)、凯文·基根(1978 年、1979 年)以及欧文。凯恩强调:“每个球员都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球员。”获得这类奖项是“最美妙的感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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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凯恩来说,这样的成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可想象的:他必须通过艰苦努力地获得一切。他直到21岁的2015年3月才相对较晚地在国家队完成首秀。当时,他在替补登场79秒后就打入了首球。在2016年欧洲杯失利后,他在新任教练加雷斯·索斯盖特(Gareth Southgate)的带领下实现了突破。在一次生存训练中,凯恩凭借其领导能力脱颖而出。他与索斯盖特一起,一步步将球队从失败的泥潭中拉了出来。
此后,国家队越来越具有其标杆球员的特质:务实、注重团队、勤奋。图赫尔的助手安东尼·巴里(Anthony Barry)最近表示,没有哪个球员在拥有如此知名度的同时,还能像凯恩那样“如此简单,完全没有自我意识”。他在每场比赛中都准备好承担那些“脏活”。
英国公众最初对凯恩持有一种保留态度,因为除了足球之外,他几乎不具备制造头条新闻的特质。他的生活方式与其他英国顶尖球员永无止境的荒唐行为和傲慢姿态截然不同。凯恩透露的信息不多,仅限于他与青梅竹马的凯蒂(Katie)结婚,热爱打高尔夫球且喜欢吃牛排。
认可直到成功之后才到来——而且奇怪的是,也伴随着失败而到来。在2023年夏天转会慕尼黑之前,凯恩因缺乏冠军头衔而闻名。而英国人恰恰在这一点上找到了共鸣。如今,他已与鲍比·摩尔(Bobby Moore)和鲍比·查尔顿(Bobby Charlton)等历史级足球运动员并肩。在国家队出场次数方面,他已经超越了他们,并且不久后可能也会超越彼得·希尔顿(Peter Shilton)。
周二,利昂内尔·梅西最后一次为阿根廷出战——这对这位39岁的球员及其国家而言是一次充满情感的告别
弗洛里安·豪普特(FLORIAN HAUPT)
利昂内尔·梅西的一天是以学术方式开始的。这位八次世界足球先生无需参加讲座,而是直接跳过了几个学位。他被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能够说自己是一名荣誉博士,让我感到自豪,”梅西在领取标志时解释道,并忍不住露出了微笑。此前确实没有人将他与学术研究或论辩联系在一起。
足球教授,显然他就是。作为一名教授,他在周二晚上最后一次身着阿根廷国家队球衣聚集了他的观众。正如梅西自己所说,这个以大学生活开始的一天,是“我们永远不希望看到的一天”;而阿根廷足协(AFA)则以“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后的探戈”为口号将其商业化:这就是他的告别赛之日。
纪念碑球场(Monumental-Stadion)的85 000张门票在两小时内被抢购一空,黑市上的交易价格高出五倍以上,而对于其他所有人,球场附近举行了一场持续12小时的球迷庆典。即便对手仅仅是贝宁队。但梅西在2005年一场对阵由洛塔尔·马特乌斯(Lothar Matthäus)执教的匈牙利队的热身赛中首秀之后,已经击败了所有常规的足球强国——尽管当时他在替补登场仅一分钟后,就因涉嫌肢体冲突被裁判马库斯·默克(Markus Merk)出示红牌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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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即便在2005年之后,这位在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球衣加持下统治世界足坛的天才,在国家队中的处境也长期不顺。许多阿根廷人称他为“pecho frío”——字面意思是“冷胸口”——认为他是一名缺乏最终激情、在关键时刻退缩的球员。直到职业生涯的后期,梅西才说服了所有的批评者。此时,他的才华伴随着激情,并因此得到了倍增。
2022年世界杯冠军、2021年和2024年南美冠军,以及另外两次世界杯决赛:他之所以将永远地与卡洛斯·加德尔、艾薇塔·佩隆和迭戈·马拉多纳一同留在阿根廷神话的万神殿中,不仅是因为这些成就,还因为那些长期相互渴求之后而产生的爱,往往更加深沉。
于是,这一天就这样展开了。在前往球场的途中,摄像机就透过球队大巴的窗户捕捉到了梅西流下的几滴泪水。在体育场内,当一名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福克兰战争)的退伍军人演唱长版国歌时,他表现得十分坚强。“国家队”(selección)与“马尔维纳斯”(Malvinas),自马拉多纳时代起,这两者在阿根廷足球中就紧密相连,在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中也再次上演了这一场景。梅西闭上了眼睛,与主教练利昂内尔·斯卡洛尼不同,他的眼睛直到音乐最后才变得湿润。
当裁判在比赛开始约半小时后鸣哨,并在比赛进行约十分钟(与梅西的球衣号码相呼应)时,为了在致敬仪式中加入另一场致敬而中断比赛时,主角本人似乎对此感到有些困惑。尤其是随后发生的,与赛前赛后一样:烟花绽放和全场起立鼓掌。这一环节被一些人认为“一般般”(so la la),整场演出的风格在优雅(清唱音乐而非欧洲电子舞曲)与不那么优雅(过度的赞助商曝光)之间交替。
梅西在最后或许想提醒人们,他的足球协会及其国家内部的运作并不总是处于他个人卓越的水准之上。在那些极少数没有偶像可庆祝的时刻,纪念碑球场(Monumental)的球迷们对着阿根廷足协(AFA)主席克劳迪奥·“奇基”·塔皮亚发出了响亮的抗议歌声。在当地,一个普遍共识是:梅西、斯卡洛尼和其他球员赢得冠军,更多是凭借自身努力而非得益于足协。
令人不满的事项中,例如国家联赛的混乱,多年来其赛制变得越来越晦涩难懂(目前:30支球队分为两个15队分区,随后进行季后赛,每个日历年产生两个冠军,外加一个总排名冠军)。
最近的一次国际比赛日同样伴随着争议。首场热身赛对手布基纳法索因抗议所提供的旅行条件,派遣了青年队参赛。据称,贝宁代表团也对简陋的接待服务提出了抱怨。无论如何,选择这个国家很可能正是因为对方将参加梅西的告别赛视为纯粹的荣誉,而没有提出高额的出场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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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梅西而言,在 3:0 获胜的比赛中贡献一个进球和两次助攻,并以 208 场比赛、126 个进球和 70 次助攻的成绩退役,是相对轻松的事情。就像在世界杯上经常看到的那样,即便在 39 岁高龄,他依然是场上最出色的球员。斯卡洛尼后来在描述这位在他看来不仅是历史最佳的足球运动员的场上存在感时说道:“这被称为‘气场’,对吧?”这位教练 21 年前在匈牙利曾作为边后卫与梅西在同一支球队,现在他表示:“能拥有他,是一种无可比拟的感觉。很难将其与任何事物相比较,也很难让人们理解。我在其他任何人身上都没有过这种体验,而现在,这种感觉将不复存在。”
在阿根廷这个崇尚偶像与超凡人物的国家,无论是足球还是国家本身,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启。流行摇滚乐队 Airbag 的主唱在梅西的家乡罗萨里奥的一场演唱会上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感到失去了保护。”当然,阿根廷也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国家。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夜晚在梅西的一番演讲中落下帷幕。他首先谈到了已故的父亲,称国家队是“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最美好的事情”,并感谢那些让球队“无论何时何地都像在主场作战”的球迷。他的队友兼儿时粉丝恩佐·费尔南德斯已经哭得像个孩子,在全场欢呼声中,演讲接近十分钟时,利昂内尔·梅西博士说道:“我说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只是单纯地不想离开。”
亨利·卡根与相井健三因突破性实验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
STEPHANIE LAHRTZ, GEORG RÜSCHEMEYER, JASMINE RUEEGG (绘图)
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的亨利·卡根和日本的相井健三。瑞典皇家科学院周三在斯德哥尔摩宣布了这一消息。科学院表示,这两位研究人员因“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与自动催化”而获奖。这听起来极其晦涩,但其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地球生命起源的重大问题。
当我们把双手掌心相对贴在一起时,左手大拇指接触右手大拇指,左手食指接触右手食指,以此类推。在专业术语中,这种生物镜像对称性被称为“手性”(Chiralität),源自古希腊语中表示“手”的单词“cheir”。对于化学家来说这很有趣,但所有非化学家可能会耸肩问:这关我什么事?然而,正如“反应停”(Contergan)悲剧所显示的,这种手性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产生重大、甚至可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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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药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安眠和镇静剂。孕妇也服用此药。结果,数以千计的儿童在出生时四肢缺失或缩短,且几乎同样数量的婴儿在出生后不久因畸形而死亡。事实证明,反应停(Contergan)的活性成分存在所谓的“手性问题”。其中一种镜像形式具有镇静作用,而另一种则是毒药。该药物包含了活性成分的这两种形式。
这类镜像药物的另一个例子是一种名为达冯 / 诺夫拉德(Darvon / Novrad)的药物。其中一种镜像形式用于止痛,另一种则用于止咳。这意味着人体自身的受体能够区分这些镜像形式——每种形式都会引发不同的反应。我们的鼻子也能识别镜像分子。例如,某种精油的一种镜像形式闻起来像薄荷,而另一种则像孜然。意识到许多化学物质以及上述精油等天然分子以镜像形式存在,对于药物制造等方面至关重要。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仅生产其中一种镜像形式是理想的,有时甚至是绝对必要的。
然而,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卡根(Kagan)的功绩在于,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质疑了一种主流学术观点。当时,卡根的同事们已经在使用一种技巧来增加分子中右旋或左旋变体的产量:他们使用了本身具有手性的反应加速剂,即所谓的催化剂。当时的假设是:某种变体催化剂的比例越高,相应产物的比例也就越高——这被认为是一个简单的数学线性关系。
但卡根证明了情况并非如此:在他最著名的实验中,他发现了一种反应,其中两种镜像变体之一的过量程度,比基于混合物中相应催化剂的少量过量所推测的要高——这是一种非线性效应。1986 年,卡根描述了三种此类不对称催化反应。根据诺贝尔委员会的说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激励了全球许多化学家致力于研究这一现象。
由此,卡根也更接近于解开地球生命的一个重大谜团:我们人体以及所有其他生物的蛋白质几乎完全由所谓的 L-变体氨基酸组成。其右侧对应物,即 R-变体,在自然界中基本缺失。但这种情况并非一直如此。极有可能在数十亿年前产生第一个原始单细胞生物(从而产生所有生命原型的)原始汤中,两种镜像形式共同存在。同样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研究员相井谦三(Kenso Soai)在 1995 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为为什么最终只有 L-形式占据主导地位提供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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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i 混合了一种分子混合物。他随后加入了一种所谓的对手性催化剂,包含两种镜像变体。但在溶液中,其中一种形式的添加量略多了一点。经过几轮反应后,产生分子的 99,5% 以上仅呈现出一种镜像形式。左手赢了。因此,我们虽然都有一左一右两只手,但却仅由左旋蛋白质组成,这很可能纯属偶然。大概在原始汤中,左旋反应加速剂出现的频率比右旋的略高。而我们所有蛋白质的这种左旋特性,也决定了我们的细胞如何对分子做出反应。某种镜像形式可能具有毒性,而另一种则没有。
对于卡根——以及法国而言,此次授予的诺贝尔奖可能是一种迟来的慰藉。因为早在 2001 年,研究人员就因在手性与催化领域取得的发现而获得了该奖项。但卡根当时并未被纳入考虑。对此,法国研究人员写了一封公开抗议信:亨利·卡根才是真正的先驱。
这促使当时的法国研究部长向诺贝尔基金会主任提出投诉。然而,许多专家认为这种做法有失体统且适得其反。2021 年,该领域再次产生一名诺贝尔奖得主——依然没有卡根。如今,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最终将现年 96 岁的卡根纳入了获奖名单。
诺贝尔化学奖的总奖金为 1100 万瑞典克朗,由获奖者平分。按照传统,奖项将于 10. 12月(奖项设立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逝世之日)在斯德哥尔摩隆重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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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盛大的时装周上,设计师们破天荒地致力于设计那些人们能够穿着且愿意穿着的衣服
雅娜·希布利(JANA SCHIBLI),发自巴黎
在巴黎时装周期间的一个周六中午,Celine 时装屋的表演以已故变装艺术家多里安·科里(Dorian Corey)的声音开始。“每个人都想留下一些印象,在世界上留下一些印记,”她在纪录片《巴黎在燃烧》(1999)的一段剪辑中说道。每个人都想留下一个印象,一个烙印。但她接着说,为此并不需要扭曲整个世界。
这个想法贯穿了这座时尚之都的所有九天。在 2027 年春夏季系列中,抽象的概念和大胆的宣言几乎完全消失了。设计师们更倾向于专注于他们个人的痴迷,或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困扰我们的事物。
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务实。奢侈时尚正面临销售额下降的困境;目前人们在旅行和其他体验中看到了更多潜力。尽管如此,依然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系列。因为“商业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迎合”。
正如在 Celine 的作品中一样。创意总监迈克尔·赖德(Michael Rider)擅长设计那些能以其独特之处俘获人心的衣服:像被阳光晒褪色的地毯一样长至脚踝的连衣裙,粉红色且略有褶皱的丝绸上衣,或是像鞋带一样细的黑色腰带,系在纯白色的套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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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ewe 的男装系列呈现出类似的基调——敢于实验,但又不失务实。杰克·麦考洛(Jack McCollough)和拉扎罗·赫尔南德斯(Lazaro Hernandez)在新闻稿中谈到了“共鸣感、可穿戴性与渴望感”。人们应当能够认同这些服装,能够穿着它们,最重要的是:想要拥有它们。因此,他们用花卉丝巾装饰黑色卡普里裤(Caprihosen)的裤脚,而后来在展厅中得知,这些丝巾是可拆卸的。
缪齐亚·普拉达(Miuccia Prada)同样关注运动装。据《Vogue》报道,在她的副线品牌 Miu Miu 的秀场结束后,她表示自己看到了太多穿着运动装的人,因此她希望为其
赋予优雅感。其结果是一场由冲浪短裤与 70 年代印花、皮革两件套以及镶钻运动裙组成的时尚拼贴。
通常,当一名设计师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主题并产生某种执念时,最优秀的系列便会诞生。对于汤姆·福特(Tom Ford)来说,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执念是“诱惑”;对于德里斯·范诺滕(Dries Van Noten)来说,本季是电影;而对于夏帕瑞利(Schiaparelli)则是完美的夹克。马修·布拉齐(Matthieu Blazys)的执念是什么?至少自从一年前他在香奈儿(Chanel)首次亮相以来,他的执念就是加布里埃尔·香奈儿(Gabrielle Chanel)。这一次,他再次讲述了关于她生活的故事。精致的内衣造型暗示了她在时尚界的起步。她对艺术家和化妆舞会的热爱,则体现在色彩斑斓的哈利金式两件套以及带有辛德瑞拉式裙摆的连衣裙中。
然而,即便像布拉齐这样充满幻想的人,也会关注像纺织创新这样枯燥的话题。不过,结果看起来并不枯燥。那些采用香奈儿新工艺进行抽褶处理的粗花呢夹克,比人们熟知的该品牌标志性的箱型夹克更轻盈、更透明且更具弹性。
在迪奥(Dior),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通常倾向于抽象化、理智化,或在系列设计中借鉴艺术家的灵感,但这一次,重点在于迷人的裙装以及“轻盈感”。每当谈到夏季系列时,这个词每年都会出现。但这一次,它具有一种新的紧迫感,尤其是在巴黎,热浪频现,且在 10 月初仍有 2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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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马仕(Hermès),纳德吉·范希(Nadège Vanhée)设计的某些裙装看起来像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捕捉微风而裁剪的。飘逸的裤腿可以通过拉链扩大,而由蓬塔绸(Pongéseide)制成的派克大衣在模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在 Akris,阿尔伯特·克里姆勒(Albert Kriemler)展示了情感不必沉重。他的系列采用了大量真丝欧根纱和亚麻绉纱,灵感源自维也纳艺术家玛莎·荣维尔特(Martha Jungwirth)的“情感色彩”。
巴黎的 T 台上几乎没有政治表态。虽然在时装周期间,这座城市发生了学生抗议和骄傲月(Pride)游行,但这仅导致许多秀场因嘉宾迟到而推迟开始。一个例外是设计师加布里埃拉·赫斯特(Gabriela Hearst),她将自己的系列献给阿富汗女性。
本周的最后一场秀由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举办,它是奢侈品巨头 LVMH 的皇冠之珠。创意总监尼古拉斯·盖斯奎埃尔(Nicolas Ghesquière)的系列也比以往更保守。这里缺少了俏皮的帽子和大胆的比例,取而代之的是精心叠穿的服装,温柔地勾勒出身体线条。
如果人们曾担心奢侈时尚产业,那么在卢浮宫光线明亮的方形庭院(Cour Carrée)中,这些担忧似乎是不必要的。数百名粉丝在外面等待好莱坞女演员和 K-Pop 明星的到来。受邀的“贵宾客户”(Very Important Clients)在 T 台前摆姿势拍照,仿佛从未听过“存储空间已满”这句话。最后,布丽吉特·马克龙(Brigitte Macron)给了尼古拉斯·盖斯奎埃尔两个脸颊吻。
瑞士在建国之初就将公民的不信任感纳入了体制——正因如此,人们对国家的信任度才如此之高。然而,近几年质疑之声日益增多。一种容错文化将有所帮助。作者:克里斯蒂娜·诺伊豪斯 (Christina Neuhaus)
瑞士国防部长马丁·普菲斯特 (Martin Pfister) 感到很惊讶。他预料到国民院审计委员会关于失败的 F-35 采购报告会引发激烈反应,但正如他在接受 CH Media 旗下报纸采访时所说,他没想到这会“如此严重地动摇信任”。显然,他无法理解这种愤怒。
在联邦国防、人口保护和体育部 (VBS) 中,只有一个人完整阅读了一项涉及数十亿资金的军备交易合同;公众和议会受到了误导,且联邦政府的监督机制几乎不存在——这一切似乎都没那么糟糕。在议会回答一个尖锐问题时,他表示:成本增加和物价上涨还称不上是丑闻。
前联邦委员艾兰·贝尔塞 (Alain Berset) 同样感到惊讶:在新冠疫情期间,他是瑞士政府中的强力人物。当人们发现他的心腹经常与瑞士最大小报的首席执行官就尚未公开的措施交换意见时,他选择了回避。他的通讯主管丢了工作,议会展开了调查,但贝尔塞本人未受任何影响。如今,作为欧洲委员会的总秘书,他关注的问题之一便是虚假信息。
在紧急状态时期(即议会参与权和公民权利受限时期),负责该事务的联邦委员试图在一家有影响力媒体机构的帮助下向联邦委员会施压——这被轻描淡写地处理了。在德国,高级政客仅因在任职期间将累积的飞行里程用于私人旅行就不得不辞职。而在瑞士,国防部长和前卫生部长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实质性的丑闻化解于无形。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众比瑞士人更信任自己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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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及其机构的信任深植于联邦的历史之中:瑞士是唯一一个不仅在1848年革命中幸存,而且利用这次机会建立起一个拥有自由联邦宪法的现代联邦制国家的国家。当邻国的革命纷纷失败时,瑞士巩固了其民主制度,保持了中立,并将自己塑造为欧洲的一个特例。
在 Sonderbund(特约州联盟)投降十个月后的1848年9月,现代联邦制国家成立。自由派本可以羞辱保守派,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设立了联邦院(Ständerat)作为第二个议会院,每个州在其中拥有两个席位。为了确保在直接民主层面也能拥有发言权,他们还赋予了天主教州否决权:直到今天,任何宪法修正案都需要获得州多数(Ständemehr)的通过。作为第三个要素,联邦制确保了各州凭借自己的宪法、政府、议会和法院,尽可能地保持主权。
当时建立的这种平衡机制,至今仍维持着将这个国家凝聚在一起的高度信任。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62%的瑞士男女认为其国家总体上工作出色。这比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高出22个百分点。
然而,几年来这种信任出现了裂痕。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被认为对民主感到厌倦。9月份,瑞士公益协会(Schweizerische Gemeinnützige Gesellschaft)旗下的智库 Pro Futuris 进行的一项具有代表性的人口调查显示,瑞士人对联邦委员会、行政部门和议会依然持有信任。然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瑞士政治能够以适当的速度应对全球危机。而且,超过一半的人怀疑政治是否有能力找到解决大规模移民、高昂医疗成本以及不断上涨的租金和房地产价格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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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完全有理由保持怀疑。联邦委员会和议会已经很久没有成功实施过重大改革了:为了给军队和养老金(AHV)提供资金,国家必须申请提高税收,到2029年将需要收入近1000亿法郎。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供应的扩建陷入停滞,而在经济基地的竞争中,瑞士正在缓慢但肯定地下滑。
难怪现在几乎每两个公民中就有一个在思考,机构那复杂的齿轮运作对于一个旋转速度越来越快的世界来说是否过于缓慢。但瑞士之所以如此成功,并不是因为决策快,而是因为它限制了权力,且民众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能参与讨论。联邦制、直接民主、集体领导制和议会监督都需要时间。从本质上讲,这些不过是对联邦政府(Bundesbern)制度化的不信任。
大多数瑞士男女都知道这一点。只有10%的人从未参与政治进程。另外90%的人至少会选择性地参与选举和投票——只要这件事真正触动了他们。
但几年来,民众对机构的原始信任正面临考验。新冠疫情期间的措施政策加深了瑞士社会的鸿沟。那个时代的法律痕迹至今仍留在统计数据中:儿童虐待增加,心理疾病增加,公共交通中的暴力行为增加,以及对机构持批判态度的人数增加。
新冠年份进一步加剧了政治极化。瑞士民众渴望协调一致且能获得多数支持的解决方案。然而在投票箱前,他们选择的是处于两极的瑞士人民党(SVP)和社会民主党(SP)。这给这两党带来了压力,因为它们本应将国家自成立以来就维持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平衡之中。在对抗潜在的边缘化危机时,自由民主党(FDP)和中间党(Mitte)在互相攻击——这对政治进程中的解决方案寻找产生了明显后果。
政党之间永无止境的争吵,尤其是对最紧迫问题缺乏答案,加剧了民众的政治倦怠。人们知道,全世界没有比瑞士更强大的机构。与此同时,他们怀疑一个日益原地打转的系统的效率。
民众的疲惫自然没有被政治家们忽略。但他们无法摆脱系统的束缚。在经历了多次投票失败后,瑞士人民党(SVP)将不得不被迫放弃相对温和的基调,重新依赖“黑羊”而非“白鸽”。而这反过来意味着政治竞争也将再次变得激烈。虽然这激活了竞争,但却导致人们对系统效率的怀疑日益增加。
日益严重的极化需要一种瑞士并不具备的错误文化。自联邦国家成立以来,只有七位联邦委员被逼辞职或在失败后自愿辞职。在一个将政治责任分摊到所有人肩上的国家,很少有人需要真正承担责任。
因此,直到今天,瑞士在反思疫情期间的错误方面表现出很少的兴趣。人们用一种安慰来自我宽慰:在大多数其他国家,限制措施要糟糕得多。正因如此,阿兰·贝尔塞(Alain Berset)能够毫无疑虑地飞往斯特拉斯堡,并在那里对欧洲的民主机构表示担忧。
这种视而不见和宽容的文化,也让前国防、司法与体育部(VBS)部长维奥拉·阿姆赫德(Viola Amherd)从中获益。在她任职期间,错的永远是别人。因此,她经常将 VBS 的网站当作公开羞辱的“耻辱柱”。那些对她的部门撰写批评报道的记者,不得不忍受公开的“更正”。
如今人们知道:许多对 F-35 固定价格表示质疑的报道是正确的。而所谓的“更正”纯属主张。这位 F-35 丑闻的主要责任人,要么是不愿看到显而易见的事实,要么就是想阻止真相大白。如今,她在瓦莱州享受着退休生活。
联邦委员马丁·普菲斯特(Martin Pfister)应当做得更好。即便在一个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国家,信任也不是可以强求的。它必须通过努力去赢得。
《新苏黎世报》

柏林是否会出现一个由左翼党(Die Linke)领导的政府?首席候选人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在18. September的一次竞选活动中。CLEMENS BILAN / EPA
左翼党比德国选择党(AfD)更危险。社民党(SPD)和绿党为何没有产生抵触心理?特约评论员:莫妮卡·马龙(Monika Maron)
任何思考德国上次选举结果的人,都有可能陷入精神崩溃。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AfD)差一点就获得了绝对多数席位,且至今仍在寻找能够为其开启执政之门的突破口。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曼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因其追赶势头而受到赞誉,虽然她没有赢得选举,但至少为社民党(SPD)确保了一个联合政府,并将基民盟(CDU)赶出了州议会。就在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还在思考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联邦强制措施,而亨德里克·武斯特(Hendrik Wüst)和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紧迫地要求禁止德国选择党(AfD)之时,柏林投下了一枚炸弹。柏林让左翼党成为了最强政党。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柏林人,我特意写的是“柏林(Berlin)”而非“柏林人(Berliner)”。并非柏林人投票选出了现在他们必须面对的局面,而是那些迁入者。
为了避免任何种族主义的嫌疑,我引用2023, 联邦议院选举的结果,当时尚未将非移民的新柏林人(居住不足10 年)的投票行为与原柏林人(出生于此或居住超过20 年)的行为进行对比。原柏林人中,33 %选择基民盟(CDU),21 %选择社民党(SPD),13 %绿党,10 %左翼党。迁入者中,29 %绿党,18 %左翼党,14 %基民盟(CDU),16 %社民党(SPD)。这是2023. 的情况。如果每个人都在其出生地投票,结果将会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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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州议会选举中并未采集这些数据,但已知的是,在受到其母语大力争取的情况下,51%的穆斯林选择了左翼党。我认为,穆斯林中支持觉醒运动(woke movement)、女权主义或
现在我们陷入了
这种困境。
右边是德国选择党(AfD),左边是
伊斯兰左翼,而两者之间
则是已经无法被准确
定义的中间地带。
共产主义革命的人很少。如果他们选择左翼党,那是为了更便捷的移民和承诺的快速入籍,为了保障社会福利,而且可能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在那里最有可能获得对其传统反犹主义的理解。现在,社民党(SPD)可能在联邦层面与基民盟(CDU)共同执政,同时在柏林与一个被反犹主义渗透的左翼党共同执政,而后者与城市家族犯罪团伙的联系在选举之夜已清晰可见。
绿党在执政期间做了彻底的铺垫工作。2020年9月,联盟90 / 绿党柏林党团内政发言人贝内迪克特·卢克斯(Benedikt Lux)向《新德国报》表示:“我们更换了几乎所有柏林安全机构的整个领导层,并安插了相当优秀的人员。包括在消防部门、警察部门、总检察长办公室以及宪法保卫局。我非常希望这在未来能产生影响。”
绿党显然为左翼党的计划奠定了基础。警察规模应被削减并受到限制,社会工作应取代对持刀行凶者、毒品贩子和家族犯罪者的刑事追诉,无条件公民身份应在五年后自动授予,无需语言测试。左翼党的计划读起来就像是伊斯兰主义夺权的指南。但听不到联邦总理要求联邦强制干预的呼吁,也听不到宪法保卫局的一句话。
当一部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德国人在担心复活的纳粹党(NSDAP)夺权时,另一部分人则感到受到由共产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和犯罪分子组成的毒性联盟的威胁。尽管这种“伊斯兰左翼”比德国选择党更危险,但柏林的社民党和绿党至今对其潜在的执政伙伴并不感到忌惮。相比之下,在萨克森-安哈尔特这个小州出现德国选择党政府的前景,却让那些试图阻止它的幻想变得荒诞。面对一千名法律专家提出的——因党团资金被用于竞选而宣布选举无效的——大胆想法,德国选择党只能嗤之以鼻,并期待获得绝对多数席位。
但现在我们陷入了这种困境。右边是德国选择党,左边是伊斯兰左翼,两者之间则是一个无法被准确定义、但仍在执政的中间地带。这个被频繁提及的“中间”究竟是谁?如果绿党和社民党想要与共产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不神圣联盟结盟,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是这个中间。那么基民盟呢,难道是“双面人”?一半是默克尔追随者,另一半是失去勇气的保守主义残余,而其上方则是一位令其最后追随者感到绝望的迷茫总理。中间地带已经崩塌,它不再存在。
讨论圆桌和家庭聚会已变成了政治雷区。气候末日论者对抗怀疑论者,乌克兰仇恨者对抗捍卫者,东德人对抗西德人,反之亦然,且在左右两翼的煽动下愈演愈烈。即便是在崩塌的中间地带,人们也一定意识到了,德国人需要某种能够团结他们并在变幻的世界漩涡中给予他们安全感的东西。突然之间,所有政党都异常频繁地谈论“家乡”(Heimat),而且黑红金三色旗也应当被重新夺回。
直到不久前,“故乡”(Heimat)还是一个被污染的词汇,至少对德国人而言如此;而对于任何一名难民来说,决定离开故乡这一沉重的抉择,则足以证明其拥有居留权的合理性。如今,所有政党甚至一些艺术家都意识到,剥夺人们拥有故乡的权利、将圣诞市场更名为冬季市场,以及为了照顾禁食的穆斯林同学而建议德国学生放弃在课间吃面包,这样做是具有风险的。
“由于人生活在传承之中,每一项创新都承载着证明其合理性的负担,”睿智的哲学家奥多·马夸德(Odo Marquard)写道。当然,世界事件的发展往往快于人们对维持现状的需求。但如果剥夺人们区分“不可避免的改变”与“可以避免的改变”的洞察力,则体现出某个阶层的傲慢——这个阶层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已经习惯了在道德上占据舆论领导地位。
纳税人们究竟该如何理解,为什么国家首先给他们增加负担?为什么不先针对那些领取税金供养、却从未向社会保障体系缴纳过费用的人采取措施?为什么不在慷慨且部分毫无意义的对外援助上削减开支,并最终落实早已承诺的精简昂贵官僚机构之举?或许这样一来,纳税人对自己损失的理解程度会更高,尽管人们当然可以质疑,国家的资金究竟何时才能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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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基民盟(CDU)逐渐意识到,在他们那一侧的“防火墙”早已起火,而社民党(SPD)在防火墙的阴影下却获得了一种与其16.4%的得票率并不相称的权力。一名资深的首都记者最近公开预言,如果基民盟冒险导致执政联盟破裂并尝试组建少数派政府,那么在议会中自然不能指望社民党的支持。如果事实确实如此,这将揭示德国政党乱象的全部困境。如果像他们一贯声称的那样,是为了国家福祉,那么社民党理所当然会支持基民盟所有其认为正确的建议。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仅仅是为了以一个无法治理的国家为代价,来主张自身的不可或缺性。
当我想象如果我的城市柏林真的出现一个由左翼领导的政府会变成什么样——如果这座城市被穆斯林移民淹没,住房短缺因此加剧而非缓解,如果打击犯罪受到阻碍,而为了确保下次选举的选票而加速入籍——那么我将陷入绝望的无力感中。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在联邦共和国的首都,在国家政府的眼皮底下,而该政府以及之前的政府都应对这些状况负责。如果我像所有原住民柏林人一样不把这座城市视为家园,我会问是否应该将柏林作为整个国家的反面教材而牺牲掉,是否应该让这些反犹的、被家族帮派渗透的左翼执政四年,让社民党和绿党证明他们的厚颜无耻。但由于担心这个例子可能成为科隆、多特蒙德或盖尔森基兴的信号,我正全力希望柏林的社民党人和绿党人能及时唤醒良知——如果他们还拥有良知的话。
莫妮卡·马龙(Monika Maron)是作家,居住在柏林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她的小说《四分钟》(Vier Minuten)近日由Hoffmann und Campe出版社出版。
总理所属政党陷入自由落体状态
奥利弗·马克桑,柏林
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拥有令人自豪的历史。自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他们执政时间最长。民众曾青睐其非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与低调治理的结合。在欧洲其他姐妹党早已没落或处于衰退之时,基民盟作为最后一个大型全民党,顶住了所有趋势。但如今,基民盟已不知所措。基民盟主席弗里德里希·梅尔茨最近在对局势的清醒评估中表示,他的政党在某些方面已不再是一个全民党。
个别研究机构测得联盟党在联邦层面的支持率仅为 18%。至于这位不受欢迎程度前所未有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的个人支持率,就更不用说了。与此同时,德国选择党(AfD)数月来一直稳定领先。随着民调结果出炉,基民盟作为联邦共和国实际执政党的那种自信心也跌入了谷底。在党内打听,尽管处于快速衰落之中,但迷茫情绪依然占据主导,即便是在基民盟的高级官员中也是如此。他们在拖延时间,希望通过良好的治理以及迟早会开启的经济增长来扭转局面。毕竟,社民党(SPD)也不希望提前举行大选。
这或许是事实。但社民党在 2029 年 2 月的常规选举日之前,将尽可能地给基民盟制造麻烦。一份来自多个工作组的新文件显示,即使是双方商定好的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社民党基层也仅愿意在大幅削弱其力度的情况下予以支持。这增加了劳工部长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面临的压力,而基民盟对此深感不满,因为她至今尚未提交任何法律草案。在基民盟的联邦议院党团中,对社民党的耐心正在消失。议员们威胁要拒绝批准社民党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的预算案。尤其是年轻议员们的挫败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基民盟在上次联邦大选前曾承诺过政策转向。
而总理对此则显得无能为力。在经历了一连串技术性和修辞性的错误后,梅尔茨已失去了权威。此外,他的政治活动空间还受到基民盟各州州长的限制。虽然这些州长通过一份公开的团结声明暂时维持了他的职位,并结束了关于更换总理的危险辩论,但代价则是必须分享政治话语权。因此,基民盟内部的权力正在分散。
当然,基民盟真正的问题比联邦政府内部的僵局更为深层。该党在人员配置和纲领制定上都没有为未来做好充分准备。虽然梅尔茨在能力范围内,在经历了默克尔时代的左倾之后,再次为该党塑造了更明确的中右翼形象,但党内部分成员对此的认同更多是出于纪律而非信念。顺从占据了主导。基民盟同样无法像绿党和选择党那样,提供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未来叙事。
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基民盟(CDU)的信任度正日益下降。基民盟在广大民众心中积累的信用已然耗尽。因此,该党除了重新定义自己之外,别无选择。基民盟现在必须为后梅尔茨时代做好准备。尤其是年轻的议员们深知,仅凭过去几十年的陈旧光环已无法赢得任何支持。如果基民盟想要拥有未来,就必须在心理上告别“波恩共和国”时代。相反,它不应抱怨德国政党体系如今的混乱局面,而应积极地接纳它。这其中也包括告别“中间路线”的概念。在过去几年里,这个概念被用来建立一个针对德国选择党(AfD)的全党派联盟。然而,仅靠划清界限并不能形成自身的特色。但如果该党想要拥有未来,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建立这种特色。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防火墙”危机
本尼迪克特·内夫 (BENEDICT NEFF)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左翼党党团主席埃娃·冯·安根 (Eva von Angern) 的描述中,马格德堡选出了赫尔曼·戈林 (Hermann Göring) 的继任者。纳粹战犯戈林曾是德国最后一个由极右翼政党担任的议会议长。而本周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德国选择党 (AfD) 议员、房地产商人托比亚斯·劳施 (Tobias Rausch) 为议长。这在德国已经足够成为轰动性的头条新闻,但更关键的是,他的当选据推测得到了基民盟 (CDU) 的投票支持。在一次秘密投票中,有 48 名议员投票给这位 AfD 成员:由于 党团拥有 39 票,BSW 拥有 5 票(两者官方均投票给劳施),因此还剩下 4 票来源不明。但这几名违规投票者被一致地归类为基民盟成员。新任议长劳施在“Nius”门户网站上以肯定的语气宣布了这一点。
社民党 (SPD) 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 (Boris Pistorius) 周二晚上与其他党友前往柏林的贝贝尔广场,那里在 1933 年曾发生过纳粹焚书事件。他在那里称此次事件是“议会民主制度一次绝无仅有的禁忌突破”。他认为,在马格德堡,民主主义者充当了极右翼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帮凶。拉尔斯·克林拜尔 (Lars Klingbeil) 的观点与之相似:基民盟必须给出解释。这位社民党副总理提醒人们注意联盟协议,其中社民党和联盟党已规定,排除与任何极右翼政党的任何合作。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将此次选举描述为不可容忍的。人们已经开始担心,基民盟议员可能在几周内再次帮助 获得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长的职位。
马格德堡的投票结果表明了两点:第一,基民盟内部对“防火墙”政策的正确性和成效的怀疑日益增加。这并非没有道理:在上次选举中, SPD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获得了 44% 的选票(增长了 23 个百分点)。显然,并非所有基民盟政治家都将来自柏林的严格指令视为必须遵守。防火墙正沦为一个空洞的词组。第二,基民盟正成为自身政策的囚徒。该党没有专注于养老金、税收、援助乌克兰等紧迫问题,而是陷入了寻找违规投票者的“自我内耗”模式。基民盟再次揭示了其如今在定义自身时,对与 SPD 划清界限有着多么执迷的痴迷。
基民盟再次揭示了其如今在定义自身时,对与 SPD 划清界限有着多么执迷的痴迷。
梅尔茨此前表示,既不向左看也不向右看,这一主张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这一主张在很多方面已被证明是失效的。
防火墙政策在历史上是可以理解的。德国绝不能让纳粹再次掌权。但这也正是防火墙的缺陷所在:它仅在假设 政治家是纳粹继任者的前提下才有效。而这一证明从未被建立。防火墙政策缺乏一定的可信度:真诚的担忧与冷酷的权力政治交织在一起,试图通过妖魔化竞争对手来将其除掉。与此同时, SPD 至今未能与纳粹时代进行可信的切割。相反,无论出于信念还是粗鲁的挑衅,它一次又一次地淡化国家社会主义。这种缺乏切割的态度最终体现在,即使是布鲁塞尔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也不愿与 SPD 有任何瓜葛。
然而,社民党(SPD)在马格德堡选举后试图驱策基民盟(CDU)的方式简直显得荒诞。当皮斯托里乌斯在贝贝尔广场纪念焚书事件并谴责法西斯分子的帮凶时,他在柏林的同志们却在考虑与部分成员持有反犹主义倾向的左翼党组建联合政府。
埃塞俄比亚的新战争
萨缪埃尔·米斯特利(SAMUEL MISTELI),内罗毕
9月底,埃塞俄比亚西北部爆发了战争。政府军队正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的部队作战,后者是一个试图推翻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政治团体。这场新战争极其危险。不仅对于提格雷的民众而言如此——就在几年前,那里在之前的战争中已有数十万人丧生,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那是21世纪迄今为止伤亡最惨重的战争。
这场新战争之所以如此危险,是因为它具有使红海周边地区完全动荡的潜力——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该地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进一步增加,而与此同时,该地区的无政府状态也达到了多年来的最高点。因此,迫切需要关注提格雷。目前的反应表明,国际外交界低估了这场冲突。而事实上,它可能会在极短时间内演变成一场全面战火。
要理解这场新战争,必须简要回顾上一次战争。2020年至2022年间,提格雷有60万人在武装暴力、疾病或饥饿中丧生。交战双方与现在相同:埃塞俄比亚政府和TPLF。TPLF在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代期间统治着埃塞俄比亚,但随后在2018年被一位崭新且极具野心的总理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所取代。两年后,紧张局势升级为战争。即便在2022年底签署协议后,真正的和平也从未回归。而现在,一场新战争已经开始。基本情况是:在民众中不受欢迎的TPLF将战争视为维持权力的最后手段;而总理阿比·艾哈迈德的政府则看到了最终铲除麻烦的TPLF的机会。
如今,无人机和炮弹在提格雷上空飞舞,埃塞俄比亚军队已成功占领地区首府梅克莱(Mekele)。这可能仅仅是前奏。因为这场战争很快就有可能国际化。多年来,阿比·艾哈迈德一直渴望让埃塞俄比亚在红海拥有一个港口——必要时将诉诸武力。最直接的目标是与提格雷接壤的厄立特里亚海岸。埃塞俄比亚军队正向北进军,朝着厄立特里亚边境方向前进。对于阿比·艾哈迈德来说,攻击拥有海岸线的邻国可能极具诱惑力。尤其是厄立特里亚已经站在了TPLF一边——这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借口。
上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断绝了外交关系。周一,阿比·艾哈迈德在埃塞俄比亚议会表示:“如果没有出海口,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就无法成功。”在厄立特里亚看来,这听起来像是赤裸裸的武力威胁。
但感到受威胁的不止是厄立特里亚。该国总统伊赛亚斯·阿费沃基(Isaias Afewerki)在周末会见了埃及、苏丹和索马里的总统。在这次紧急召开的峰会后,各国总统声明,红海的管理仅由沿岸国家决定。这是对埃塞俄比亚的一次警告。因为埃塞俄比亚的大多数邻国与阿比·艾哈迈德关系恶劣,而他的政府还支持其中几个国家的分裂运动和民兵组织。例如在苏丹,他支持快速支援部队(RSF)民兵,该组织在当代最残酷的战争之一中犯下了无数战争罪行。
该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将是灾难性的。在苏丹,内战已导致超过1300万人流离失所。在索马里,由于多个地区与中央政府作战,且恐怖组织“青年党”(al-Shabab)目前已拥有无人机,该国面临着彻底崩溃的危险。此外,索马里海岸外的海盗势力也在增强。在红海的另一侧
在红海,胡塞武装正为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而战,该海峡对航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常规时期,全球三分之一的集装箱运输经过红海。由于提格雷战争导致该地区出现更多的不稳定性,将是对全球经济和国际稳定的灾难。衡量目前所面临的风险,各方对提格雷局势的反应过于温和。美国已呼吁克制,欧盟也要求升级局势。但这将是不够的。尤其是非盟(AU)本应发挥领导作用,但传统上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宽容态度。非盟总部设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它不希望与东道国政府关系恶化。
施压的杠杆是存在的。欧盟就在今年4月刚刚向埃塞俄比亚发放了1.4 亿欧元的开发援助资金。在之前的战争期间,这些资金曾被冻结。欧盟将此次发放资金的理由归结为局势已有所缓和——这显然是一个误判。美国人、欧洲人和非洲人应紧急促使战斗停止。因为除了该地区民众的悲剧之外,这场战争具有全球意义。
《新苏黎世报》
由于国家财政收入迅速下降,北京正将目标对准百万富翁

在25年间,中国的收入水平和致富机会呈倍数增长。KEVIN FRAYER / GETTY
马蒂亚斯·坎普(MATTHIAS KAMP),北京
服务员刚离开餐厅楼上的包间,张伟(Zhang Wei,化名)便开始宣泄他的愤怒。这位企业家激动地表示,当地政府的代表经常找他,要求他交钱。有时要求的金额较大,有时较小。理由据称是他违反了相关规定。
张伟讲述道,如果他拒绝支付,官员们就会威胁要对他进行处罚。即便他没有违反任何规定或法律,他也毫无反抗的机会——这就是在威权统治的中国所面临的行政随意性。
张伟13岁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当时辍学了。他在建筑工地和工厂寻找工作;多年后,这位既聪明又雄心勃勃的中国人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如今,张伟在中国南部的一座小城市经营着一家烟花制造企业。凭借此事业,他成为了拥有数百万美元资产的富翁。
现在,这位54岁的男子希望将他的财产转移到欧洲,以便使其免受政府的没收,并如他所说,有一天能将其传给子女。因为在中国,他的财产实际上属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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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之所以盯上像张伟这样的企业家,原因很简单:中国需要钱。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危机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骤减。地方政府的资金也陷入枯竭,因为向房地产开发商出售土地的收入已经消失。现在,当局正在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正如中国专家比尔·毕晓普(Bill Bishop)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正在“翻遍每一个枕头”。
在高速公路上,警察拦截重载卡车并将其送去称重。称重设备经常被操纵,即使卡车没有超载,司机也必须缴纳罚款。在一些城市,如果官员帮助公民将超过50 000美元(年度上限)的资金转移到国外,他们会要求向市库缴纳一笔费用。像中国南部企业家张伟那样被盯上的情况虽然不是每天发生,但仍定期出现。
从当局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为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公共金库空虚,许多城市的教师、公务员以及公交车司机等公共服务部门员工,已经多年没有拿到工资。财政困境迫使他们想出各种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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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府正针对在海外投资资产的中国富裕阶层采取大规模行动。中国当局要求这些人缴纳此前未支付的财产税。
根据法律,中国公民一直必须为其所谓的“全球收入”纳税,即来自海外股票、固定收益证券、房地产投资的收益,或简单的海外储蓄账户利息。然而,直到不久前,投资者们仍能逃避缴税,因为中国当局无法掌握其公民在海外获取收益的概况。
虽然中国自2018年起就参与了所谓的“共同申报准则”(Common Reporting System)。在该准则下,许多国家的银行和资产管理机构相互交换信息,例如外国人在投资中获得的账户余额或收益。
但直到现在,中国税务部门才对海量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大致掌握了其公民的欠税情况。香港德赞时拉咨询公司(Dezan Shira & Associates)的詹妮弗·卢(Jennifer Lu)写道:“中国已从‘准备模式’切换到了‘执行模式’。”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数十万中国人变得富有。自2001年以来,年平均收入已从1000美元攀升至如今的14,000美元。中国目前拥有超过500位亿万富翁。这些人将部分资产投资于伦敦的房地产、美国股票或西方艺术品。仅在香港的账户中,中国公民就存放了约1.7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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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在施压。数月来,许多省份的税务部门通过信函、电话和短信密集地催促欠税者。据媒体报道,部分部门已组建专门的行动小组,其任务是追踪个别亿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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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员在10月底之前仍有时间结清海外基金会资产的欠税。如果能在期限内完成,则无需缴纳罚金。中国当局要求补缴过去三年的税款,在某些情况下则要求补缴过去五年的税款。
富人群体中正弥漫着不安情绪。其中许多人已经聘请了律师和税务顾问,以对抗当局。但他们成功的希望可能不大。专家报告称,一些欠税者正试图通过变更国籍来逃避义务。
香港纳蒂克西斯(Natixis)咨询公司的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ia Herrero)在接受《新苏黎世报》采访时表示:“抢购外国护照的浪潮已经开始。”
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欠税金额的确定。相关部门向部分当事人告知了确切金额,而对另一些人则仅告知了一个大概数额。他们向投资者解释称,该数额应被视为谈判的起点。中国税务部门的许多操作似乎仍处于变动之中,但他们显然不会轻易放弃。
许多投资者正在寻找结清欠税的方法。一些人申请贷款,另一些人则尝试将部分资产转移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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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非易事。由于严格的资本管制,每位中国公民每年只能向境外汇款50,000美元,同样地,他也只能将50,000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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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中国转移。不过,个别省份已经发出信号,打算取消针对欠税者的上限。额外的收入前景显然过于诱人。
巴克莱银行(Barclays)的分析师在一种所谓的极端情景中计算出,仅在将资产投资于香港的中国投资者中,就可能产生1000亿美元的税款。但即便来自世界其他地区投资的类似巨额资金流入中国国库,恐怕也不足以填补巨大的财政漏洞。中国的总债务规模已超过经济产出的300%。
全球危机、新联盟、升级的贸易冲突:“NZZ 地缘政治”播客旨在为动荡的世界理清头绪。玛琳·奥勒(Marlen Oehler)和戴维·沃格尔(David Vogel)与嘉宾共同分析当前困扰我们的地缘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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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苏黎世报》
在林特与sprüngli(Lindt & Sprüngli),股东们感到不满——但他们无法打破公司掌门人的绝对权力
林特(Lindt)的金兔巧克力近期销量低于往常——原因是价格高昂。
ENNIO LEANZA / KEYSTONE
马蒂亚斯·本茨(MATTHIAS BENZ)
“退出”(Exit)或“发声”(Voice)——这是对公司业绩不满的股东所拥有的两种选择。他们可以出售股票(“退出”),或者通过股东民主施加影响(“发声”)。这两个概念由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提出。
在林特与sprüngli,股东们近期大规模地选择了“退出”。今年3月,这家总部位于基尔希贝格(Kilchberg)的巧克力巨头不得不首次承认,业务运行情况低于预期。几周前,该公司今年第二次下调业绩预测。自从恩斯特·坦纳(Ernst Tanner)在三十多年前接管林特与sprüngli的领导权以来,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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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告震惊了股东,并使林特(Lindt)的股价承压。今年2月,林特与施普林格巧克力工厂股份公司(Chocoladefabriken Lindt & Sprüngli AG)的参与凭证报价还高达 12 800 瑞士法郎。

恩斯特·坦纳(Ernst Tanner)
林特与施普林格
董事会主席
而现在,其价值仅约为 7600 瑞士法郎。跌幅达 40%,使林特与施普林格成为今年瑞士股票市场表现最差的证券之一。
所谓的“空头”(Short-Seller)可能在股价下跌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市场观察人士表示,尤其是来自伦敦的对冲基金一直在押注该公司股价下跌。这种赌注的运作方式是:对冲基金借入一股林特股票并在市场上将其卖出;在归还时,他们随后在市场上将其买回。如果届时股价较低,对冲基金即可获利。根据金融服务公司彭博(Bloomberg)的数据,林特与施普林格目前是瑞士股票市场中空头头寸最大的股票之一。
对冲基金早在3月份就怀疑,林特与施普林格的业务发展情况将低于管理层的预期。由于可可原材料价格上涨,林特在过去几年中将其巧克力产品的价格提高了 40 至 50 百分比。公司管理层长期以来认为,由于林特是一个强势品牌,客户会接受金兔(Goldhasen)和 Lindor 巧克力球的价格上涨。
但现在结果表明,尤其是在德国、瑞士和奥地利,销量已大幅下降。事后看来,空头们的悲观评估是正确的。市场目前对林特这种专注于高端巧克力的商业模式是否依然可行存在根本性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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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的暴跌增加了林特管理层的压力。恩斯特·坦纳也不例外。虽然他自 2016 年起不再担任首席执行官(CEO),但作为执行董事会主席,他仍然参与运营业务。
与此同时,坦纳有动力确保股价回升。作为林特与施普林格最大的私人股东,他持有公司 1,45 百分比的资本。今年2月,坦纳持有的林特股票价值约为 4.35 亿瑞士法郎。受股价暴跌影响,其财富估计缩水了 1.65 亿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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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林特与斯普林格(Lindt & Sprüngli)的股东来说,“退出”(Exit)几乎是表达不满的唯一方式。因为通过另一个渠道——即“发声”(Voice)——他们能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股东代表批评称,林特与斯普林格的股东民主受到了限制。为股东大会提供投票建议的 Ethos 投资基金董事文森特·考夫曼(Vincent Kaufmann)表示:“公司所有者在推动林特与斯普林格进行变革方面的机会太少了。”
林特与斯普林格拥有一种特殊的治理结构。一方面,大量的决策权集中在恩斯特·坦纳(Ernst Tanner)手中。坦纳担任林特董事会主席已 33 年。与此同时,他还领导着两个最重要的股东团体:林特与斯普林格巧克力工厂股份公司养老金计划融资基金,以及林特与斯普林格巧克力工厂股份公司养老金补充基金。这两个养老金机构持有约 15% 的林特记名股票。作为主席,坦纳可以掌控它们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方向。
此外,坦纳还是林特巧克力能力基金会(Lindt Chocolate Competence Foundation)的主席,该基金会在基尔希贝格(Kilchberg)运营林特“巧克力之家”博物馆,并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更多博物馆。这位 80 岁的老人本人习惯于将这种权力集中描述为:一切掌握在一个人手中是最好的。
另一方面,公司章程限制了股东的影响力。在林特与斯普林格,存在投票权限制。大股东最多只能行使 6% 的投票权——除非董事会授予其例外权限,正如那两个养老金机构的情况一样。这使得外部投资者不可能通过买入大量林特股票,在违背董事会意愿的情况下强行推动变革。
此外,林特还设有两类股东。只有记名股票的所有者在苏黎世会议中心举行的传统股东大会上拥有投票权。目前每股价格约为 80,000 瑞士法郎,交易流动性相对较低。相比之下,参与凭证(Partizipationsscheinen)的持有者没有投票权,尽管他们拥有公司 40% 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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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没有出现要求恩斯特·坦纳辞职或要求管理层承担其他人事后果的公开声音。受访的股票分析师强调,坦纳将林特与斯普林格打造为了一个成功故事。自 1993 年他就职以来,公司的营业额和股价都翻了许多倍。这种成功是在坦纳拥有绝对权力的情况下实现的,或者说正是因为这种权力才得以实现。当前的问题不能归咎于治理结构。
然而,也有股东代表多年来一直批评林特与斯普林格的治理。这种不满体现在,在过去几年的股东大会上,坦纳在连任董事会主席的投票中仅获得了略高于 80% 的支持票。按照股东大会的惯例,这是一个糟糕的结果。
在过去几年中,Ethos 投资基金也投票反对坦纳连任。Ethos 董事考夫曼表示:“恩斯特·坦纳在董事会任职时间已经非常长了,他 80 岁了,且不具备独立性。”他认为林特董事会需要更多独立成员和监督机制。“现在的关键是,董事会必须制定一份周详的继任计划。”他必须确保成员的定期更新,以引入新鲜的想法和能力。
这家跑车制造商希望回归传统优势,追求质量而非数量
JANNIK BELSER,柏林
保时捷的管理层曾认为,只要有一个标志就足以让客户为一辆豪华车支付高昂的价格。即使车内隐藏的是电力驱动而非轰鸣的内燃机,前机盖上的黑马标志也足以成为高价的理由。这家来自斯图加特祖芬豪森的跑车制造商现在修正了这一立场。
保时捷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莱特斯(Michael Leiters)在周三的资本市场日上介绍了公司的新战略。该战略被命名为“跑车工坊 '35”,其核心在于这家跑车制造商希望回归传统优势:用内燃机取代电力驱动,用高端取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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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特斯自1月起担任首席执行官,而电动汽车战略的转向已由其前任开启。奥利弗·布鲁默(Oliver Blume)在担任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的同时,此前几年还兼任子公司保时捷的负责人,他长期推动电动车型的开发。2022年公司上市时,布鲁默曾表示,到2030年,每五辆售出的保时捷中将有四辆采用纯电驱动。但一年前,他也承认保时捷的电动化战略过于乐观。
这一点在保时捷产品线中最重要的电动车型 Taycan 上得到了体现。2023年,这家德国跑车制造商在全球共售出 41 000 辆 Taycan。2025年,这一数字下降了60%。而今年上半年,保时捷仅售出 6000 辆 Taycan。由于需求低迷,该车型的生产在过去几年中多次停产。据《经济周刊》(Wirtschaftswoche)报道,该车型可能会在2030年被最终停产。
尽管保时捷仍计划继续提供电动车型,但目前的重心已转移:莱特斯宣布,未来每推出一款纯电车型,将对应推出两款内燃机或插电式混合动力系列。关于这家跑车制造商最重要的车型,他表示:“911永远不会电动化。”他认为,如果欧盟未来的立法有此要求,保时捷宁愿接受罚款或支付二氧化碳补偿证书。
然而,保时捷似乎在押注欧洲人将放宽目前在气候政策领域的措施。对于汽车制造商而言,这主要涉及内燃机禁令。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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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商报》(Handelsblatt)和《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周三一致报道的那样,法国和德国政府近期打算在欧盟理事会中致力于推动放宽相关限制。法国在过去一直反对这场辩论。然而现在,德国已经接受了在“欧盟制造”(Made in EU)规定方面的让步,根据这些规定,针对工业企业的政府补贴或购车补贴将被与更严格的授予标准挂钩。
此外,莱特斯(Leiters)希望将其公司的品牌在高端细分市场中定位得更加明确。莱特斯认为,保时捷应该是成功人士的座驾。家族所有者兼监事会主席沃尔夫冈·保时捷(Wolfgang Porsche)对此表示赞同。他在资本市场日的一段插入视频中表示:“我们为那些周一与周日拥有同样热情的人制造汽车。”
通过聚焦高端细分市场,该公司计划减少车辆产量,但通过提高价格来获利。只要每年销售量达到 200 000 辆起,该公司就能实现盈利。就在几年前,保时捷还打算每年销售 400 000 辆新车。现在莱特斯表示:“价值高于数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计划扩大个性化定制的可能性。
这种聚焦将通过一个更精简的运营体系来实现。从中长期来看,莱特斯计划削减 40 Prozent 的管理岗位。此外,监事会于 7 月就进一步裁员达成一致。
一些分析师认为这种高价策略具有风险。因为保时捷目前已经是一个昂贵的供应商:该公司 2025 年销售的最昂贵的 10 000 辆汽车,平均价格为 270 000 欧元。从中长期来看,保时捷希望这一数值能达到 330 000 欧元。而保时捷计划根据极高净值客户的需求定制的单件产品,价格将高达 1300万欧元。
特别是在中国,保时捷近期在面对价格更低的竞争对手时,市场份额迅速流失。在 2020 年,中国仍是这家德国公司重要的增长市场:每三辆售出的保时捷中就有一辆销往中国。现在,这家跑车制造商预计,其新车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占比将仅剩十分之一。
Neue Bürcher Zeitung

美国总统最近的形象宣传活动似乎让他陷入了麻烦之中。K. LAMARQUE / 路透社
美国总统虽在退缩,但争议仍在继续
安德烈·穆勒(ANDRÉ MÜLLER),托莱多
“而在 14. 6月 1946 年,上帝俯瞰他计划中的天堂,”旁白深情地响起,与此同时,镜头从太空俯冲向地球,然后向美国方向推进,“说道:‘我需要一名管理人。’于是,上帝赐予了我们特朗普。”
白宫两周以来在美国各大电视频道播出的广告片极尽夸张之能事。其中一次将特朗普赞美为上帝的使者,另一次则将其比作一只拥有“巨大鬃毛”的狮子,即“丛林之王”,必须不时地制约那些豺狼。
然而,在美国引起强烈抗议的并非内容本身,而是纳税人必须为这次广告活动买单。该活动预计耗资高达 2000万美元,其中一半以上已经支出。白宫简单地利用边境保护机构的预算为此次活动融资。多家媒体一致报道称,特朗普个人指示其团队使用国家资金。此外,据称他在夏天花费了大量时间来挑选广告片的视频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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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使用税收资金进行政治广告宣传的行为,可能违反了一系列法律。因此,诸如“华盛顿责任与伦理公民组织”(Citizens for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s in Washington)等批评政府的团体已经提交了监管投诉。
政府将这些广告片称为“公共公告”,并否认其属于政治广告。诚然,目前发布的片段主要是在赞美美国和唐纳德·特朗普个人,而没有支持任何正在参加中期选举的候选政治家。
但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种论点是在钻文字漏洞。在至少一段视频中,使用了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已经使用过的素材。此外,背景环境至关重要:中期选举的竞选活动已进入关键阶段。在许多州,选民已经可以投票。而特朗普本人在9月于达拉斯举行的党代会上请求其支持者:“就当我的名字在选票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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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问题在民主党方面引起了愤慨。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玛吉·哈桑(Maggie Hassan)在参议院提出了一项反对该广告活动的决议,但被共和党多数派否决。
尽管如此,一些知名的共和党人也加入了批评行列。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知名且具有影响力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在CBS电视台表示,任何公职人员,“无论是唐纳德·特朗普、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还是约翰·肯尼迪”,都不应将公共资金用于私人广告。
特朗普在本周初对这一风波做出了回应。他在Truth Social上写道,如果赞美美国的广告由国家资金资助,这应该是“一件相当正常的事”。尽管如此,他现在将使用自己的竞选资金来支付广告费用。随后他明确表示,他不会向国家偿还已经支出的费用。
此外,决定由其政治行动委员会——英文称为Super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简称Super-PAC——今后承担账单,这可能还会引发争议。根据规定,联邦级别的公职人员实际上不能自行决定这些特殊捐款池中的资金如何使用。然而,众所周知,这些规定迄今为止从未被严格执行过。
截至8月底,Maga Inc.的资金库中有超过4亿(4亿)美元。在民调中落后的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们原本希望特朗普能利用这笔钱帮助他们赢得选举。但总统在开始支持党内同事之前等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已知其Super-PAC支持德克萨斯州的参议院候选人肯·帕克斯顿(Ken Paxton),而后者目前落后于其民主党竞争对手。特朗普将部分资金用于个人形象宣传,这可能不会让党内所有人满意。
根据民调,民主党在许多关键选区处于领先地位,因为民众对伊朗战争、高通胀,尤其是汽油价格感到愤怒,并认为共和党对此负责。唐纳德·特朗普本人在核心选民群体之外也越来越不受欢迎,因此不再像他在2024年连任时那样,是一个可靠的竞选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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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最近的演讲表明,他仍能继续激励其支持基础,但这位美国总统近期主要在那些坚定投票给共和党的地区露面,而非在关键的摇摆州。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目标是激励最忠诚的选民参与中期选举,那么这一策略完全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迹象表明,共和党人在这一方面可能会比民主党人面临更多困难。
但事实也是,许多共和党候选人,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选区中,正或多或少地与特朗普保持距离,因为总统及其部分立场——例如他对建设人工智能(AI)数据中心的强烈支持——在独立选民中并不受欢迎。
特朗普的新宣传视频本应提醒美国人,他在前两个任期内取得了哪些成就,以及国家实际上运行得多么良好。然而,关于使用税款资助宣传片的争议,现在恐怕会掩盖这一信息。
弗洛里安·布伦宁迈尔将出任楚格家族控股公司Cofra总裁
迪特·巴赫曼(DIETER BACHMANN)
“塑造今日之模范,成就明日之领袖”:这是位于英国心脏地带、同名风景如画的小镇上的马尔文学院(Malvern College)的一所寄宿学校的格言。对于其毕业生弗洛里安·布伦宁迈尔(Florian Brenninkmeyer)来说,这所学校似乎实现了这一目标。
否则,追溯至时装连锁店C&A创始人的布伦宁迈尔家族,几乎不可能任命这位40岁的人为他们控股公司Cofra的新总裁。后代们通过该公司持有其股份。除了服装贸易,这些股份还包括诸如价值数十亿的房地产公司Redevco、私募股权公司Bregal以及资产管理公司Anthos等投资业务。
总部位于楚格的Cofra在周二晚上宣布,弗洛里安·布伦宁迈尔将于明年4月就任该职。他将接替其亲属马丁·布伦宁迈尔(Martijn Brenninkmeijer)。这位56岁的人自2015年起担任Cofra的首席执行官,并自2018年起担任董事会主席。
姓氏拼写方式的不同,是因为克莱门斯和奥古斯特(即C&A之名)布伦宁迈尔的后代在公司成立后的180多年里,定居在世界不同地区和语言区。虽然带有“ij”的变体曾代表荷兰分支,而带有“y”的变体代表德国分支,但如今成员已无法如此简单地划分。弗洛里安居住在瑞士,是荷兰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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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家族在几十年间规模不断扩大(包括姻亲在内,目前成员可能已超过1500人),但对股份的控制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Cofra的股东由一个由50至60名家族成员组成的所谓“企业家圈子”构成。只有这些家族企业家的子女才能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而且前提是他们必须在Cofra公司内部成功通过一个严格的筛选过程。这一过程大约持续15年。
随着弗洛里安·布伦宁迈尔的就任,第六代人将进入Cofra的领导层。他自去年1月起担任控股公司的财务总监。此前,这位经营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完成了家族后代在C&A的传统实习后,曾在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工作。随后,他在C&A、Redevco以及Cofra担任了多个管理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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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中引用其前任的话称,弗洛里安·布伦宁克迈尔(Florian Brenninkmeyer)是“带领 Cofra 进入下一个篇章的理想人选”。当然,这家控股公司并未写明这个篇章中具体包含什么。但这位候任主席的财务背景让人推测,该家族正日益将自己视为投资管理人,而相关领域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增加。
这与 Cofra 首席执行官布德温·比肯斯(Boudewijn Beerkens)三年前在《新苏黎世报》(NZZ)上发表的言论相吻合:很有可能在五年或十年内,得益于外部资本,将当时 30 亿欧元的管理资产规模翻倍至 600 亿欧元。如今,其管理资产已达到约 400 亿欧元。然而,布伦宁克迈尔家族当时追求的所有计划并非全部实现。例如,该家族已经放弃了建立可持续食品领域的计划。此外,专门从事高科技温室的 Dalsem 公司最近也被 出售,此事在媒体上几乎未被察觉。
另一个关注可持续性的领域是太阳能。在这一领域, 的投资组合中包含太阳能设备制造商及运营商 Sunrock。在弗洛里安·布伦宁克迈尔领导下的 将如何考虑未来在该领域的投入,将是其思考的一部分。过去,该家族曾在另一项太阳能投资中损失了大量资金。

弗洛里安·布伦宁克迈尔
控股公司候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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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棘手的战略问题涉及一切的起点:时尚企业 C&A。该公司经历了艰难的几年,不得不削减开支并关闭门店。曾着手推进品牌和门店现代化的前宜家(Ikea)经理吉尼·博尔(Giny Boer)很快就离职了。2024 年夏天,家族成员爱德华·布伦宁克迈尔(Edward Brenninkmeijer)重新接任首席执行官一职。在博尔短暂任职之前,他曾临时领导这家服装零售商。
在接受询问时, 表示对 C&A 的“董事会和管理策略充满信心”。并且:该业务“仍然是 投资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据卸任主席马丁·布伦宁克迈尔(Martijn Brenninkmeijer)称, 集团旨在实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而这种收益在过去几年中在服装零售商身上并未实现。
过去一直存在关于出售 C&A 的猜测。 顶层的世代交替可能会为这些猜测提供新的养分。新领导层将思考, 是否仍然是这家时尚连锁店的合适所有者——以及是否愿意继续担任所有者。
但同样明确的是:C&A 并非普通的投资项目。它是该家族财富、其独特的所有权模式以及最终 本身诞生之源。正因如此,与该业务脱离将不同于正常的投资组合公司出售。
一项德法倡议建议,欧盟应能够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单一市场之外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左)与德国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希望赋予欧盟委员会在贸易政策方面更多的权限。
CHRISTOPH HARDT / IMAGO
马尔特·费舍尔(MALTE FISCHER),杜塞尔多夫
长期以来,每当涉及通过贸易壁垒保护欧洲企业免受第三方国家供应商影响时,德国政府一直会对欧盟委员会起制约作用。因为德国有 40% 的国内生产总值是通过出口实现的,因此依赖于自由市场。
但现在,联邦政府正进行 180 度大转向。本周初,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共同向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两位政治人物要求欧盟委员会开发“新的法律工具”,以保护欧洲企业免受外国竞争对手的影响。梅尔茨和马克龙写道,欧洲正面临其他国家扭曲市场的做法,这些国家将对外贸易作为武器,从而破坏了竞争。
信中指出,其他国家通过国家补贴、工业政策监管以及本币低估,使其企业在欧洲单一市场获得了不正当的优势。这导致欧洲对这些国家的依赖程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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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龙和梅尔茨强调,他们的倡议并非针对某个特定国家,但这主要应被视为向中国发出的警告信号。因为目前欧盟正在研究针对中国混合动力汽车的保护性关税,中国供应商正利用这些汽车充斥欧洲市场。中国商务部近期警告称,如果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限制”,将采取“坚决反应”。
因此,柏林和巴黎方面担心,中国可能会限制甚至完全停止供应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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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的未来:全球经济的韧性如何?
2026年11月16日,18.30
苏黎世 NZZ 门厅及在线直播
关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市场的碎片化正给国际贸易带来挑战。是什么在维持其运转——还能维持多久?
门票请见 nzz.ch / live 洲的稀土供应。这将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就在去年,中国曾短期限制稀土出口,从而导致欧洲出现生产中断。
稀土对于许多产品的制造至关重要,例如电动机、风力发电机、智能手机和军备物资。中国在全球产量中占据三分之二,在稀土加工方面的份额更高,在这些原材料的供应上拥有事实上的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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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梅尔茨和马克龙的倡议着眼于两点。短期内,这两位政治家希望在法律上使欧盟委员会能够将中国排除在欧盟单一市场之外。欧盟委员会的此类决定仅能通过成员国的合格多数票来阻止。为此,需要 55% 的成员国同意,且这些国家必须同时代表至少 65% 的人口。
通过梅尔茨和马克龙的倡议,欧盟委员会能够快速且灵活地应对中国停止供应稀土的情况,而无需事先争取欧盟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柏林和巴黎方面希望,仅凭布鲁塞尔可能采取快速反制措施的前景,就足以阻止北京限制向欧洲出口稀土。
因为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对欧出口。由于中国国内需求疲软,且美国筑起了关税壁垒,中国企业依赖于将过剩产能出口到欧洲。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他们将不得不削减生产并裁员。这将带来社会动荡的风险,进而可能挑战共产党的权力。
面对梅尔茨和马克龙的倡议,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做出让步(例如在向欧洲出口混合动力汽车方面采取自愿限制),可能在本周末就会见分晓。届时,欧盟贸易委员马罗斯·谢夫乔维奇(Maros Sefcovic)将在北京会见其中国同行王文涛。如果北京不让步,欧洲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可能会在下周的欧盟峰会上为梅尔茨和马克龙的倡议开绿灯。
除了短期内将中国排除在单一市场之外的可能性,梅尔茨和马克龙还希望从长远上减少欧洲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因此,他们在信中要求欧盟委员会开发一种用于贸易关系“多样化的新工具”。
然而,该工具具体如何运作尚不明确。因为最终决定从哪里采购中间产品的是企业。国家关于广泛分散供应关系的规定,或在单一国家进口比例过高时征收惩罚性关税,都构成了对企业自由的干预,并使企业面临额外的成本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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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梅尔茨和马克龙采取的强硬路线得到了德国企业及其协会的支持。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负责人希尔德加德·穆勒(Hildegard Müller)最近表示,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工具可以在“竞争扭曲达到一定程度时”被使用。
此前,大众、宝马和梅赛德斯等大型集团长期以来一直反对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他们担心北京的反制措施会损害其在中国的业务。
但现在,这些集团总部的情绪已经转变。原因是:中国制造的汽车和机械质量与德国相当,已从纯粹的销售市场变成了德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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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家中,梅尔茨和马克龙的倡议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亲雇主机构德国经济研究所(IW)的贸易专家尤尔根·马特斯(Jürgen Matthes)认为这一举措是“正确的”。马特斯表示,欧盟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需要“一条新路线”。在极端情况下,欧盟必须能够快速且广泛地将中国排除在市场之外。“这种威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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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凡·库茨 (Stefan Kooths)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经济周期主管
“这种威慑在潜在的贸易冲突中是必要的,以便尽可能地防止北京采取报复措施,”这位 IW 经济学家表示。
相比之下,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IfW) 的经济周期主管斯特凡·库茨对该倡议持批评态度。“欧盟及其成员国与其以保护主义方式保护企业免受中国竞争,不如改善本土的投资环境,”库茨说道。“相应的措施由当地参与者自行掌控,且不会带来贸易冲突升级的风险,”这位 IfW 经济学家表示。
虽然从经济秩序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政策有很多值得批评之处,但试图通过保护主义压力使那里的掌权者变得更倾向于市场经济,其前景并不乐观。“相反,本国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变得更具干预主义,”库茨警告道。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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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a) · 由于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战斗再次升级,原油价格在周三经历短暂缓解后再次上涨。12月交付的北海布伦特原油基准价格上涨 0,74%,至 101.32 美元。尽管过去几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有所增加,但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局 (UK Maritime Trade Operations) 在本月已报告该水域至少发生九起袭击。这已相当于 9 月份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共记录的袭击次数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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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a) · 在中国国家航运公司中远海运 (Cosco) 争议性地进入汉堡港一个码头后,联邦政府禁止了另一项在德国的参股行为。联邦政府周三决定,这家大型航运公司不得收购汉堡物流企业 Zippel 集团。联邦经济部表示:“禁止的原因是出于安全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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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a)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WF) 总干事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表示,由于伊朗战争导致的高能源价格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在新加坡的演讲稿中表示:“由于北半球进入寒冷季节,需求将增加,各国将重新补充储备,价格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增强。”虽然得益于能源效率的提高、燃料来源的多样化以及储备的释放,能源价格的冲击得到了缓解,但关税、国防开支和高额的国家债务可能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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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a) · 在好莱坞,随着历史悠久的派拉蒙 (Paramount) 和华纳兄弟 (Warner Brothers) 归于同一屋檐下,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启。由科技亿万富翁拉里·埃里森 (Larry Ellison) 家族控制的派拉蒙集团完成了价值约 1100 亿美元的对华纳的收购。这家名为 Skydance 的新公司现在面临着复杂的整合,并且必须处理数百亿美元的债务负担。好莱坞担心会出现一波裁员潮,而美国的自由派则担心特朗普支持者埃里森会对华纳旗下的 CNN 新闻频道产生政治影响。埃里森家族去年才收购了派拉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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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新社) · 希腊将使职业渔民的政府柴油补贴翻倍。农业部表示,2026年4月和5月的补贴将从每升16欧分提高到32欧分。在此决定之前,渔民们举行了抗议活动。他们用船只连续数日封锁了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的滨海大道。面对上涨的燃料成本,渔民们要求获得更高的政府支持。6月、7月和8月的补贴将从每升12欧分提高到24欧分。此项措施旨在为渔民提供与农民类似的支持,后者此前已获得了化肥的国家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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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维尼亚纳岛海岸,早在电影热潮之前就已交通繁忙,如图中 2023 年 9 月的情况。
IGOR PETYX / 路透社


法维尼亚纳岛海岸的一艘船,在夏季,水上的交通几乎没有间断。城堡只能步行到达,且状况糟糕。图片来源:GETTY
拥挤的压力从抵达之刻便开始了。大小船只从四面八方向岛屿疾驰而来。舷外发动机发出咔哒声,游客在甲板上尖叫,水翼船 5000 马力的柴油发动机在轰鸣中搅动着蔚蓝的大海。欢迎来到法维尼亚纳,它是埃加迪群岛三座岛屿中最大的一座,位于西西里岛西海岸几海里之外。
如果奥德修斯在 2026 年想要在长途航行后在这里靠岸,他可能还没靠近岸边半英里,就会被某个周末船长斥责为障碍物或被撞开。他大概会更早地掉头。因为海岸边停着一艘没有帆也没有桨的巨轮,即使是对经验丰富的伊萨卡之王——那位希腊人来说,也会被撞得遍体鳞伤。在它的甲板上,有时会唤醒一只青铜之鸟。在雷鸣般的轰响中,它巨大的翅膀旋转起来,随后这个生物升入天空。
事实上,停泊在这里的是“Anawa”号及其直升机,这是巴西裔瑞士亿万富翁豪尔赫·保罗·莱曼 (Jorge Paulo Lemann) 价值约 1 亿美元的游艇。这位古代航海家可能会将其视为神灵创造的新奇迹,然后迅速划船远离。
然而,造成这种拥挤的恰恰是奥德修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个在三千年后将他带上银幕的人:好莱坞纪念碑式电影的大师克里斯托弗·诺兰。他的电影《奥德赛》打破了票房纪录,全球票房超过 17 亿美元。这使其成为了环球影业历史上最成功的电影。从此,半个意大利都想来看看法维尼亚纳。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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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乎荷马在他的史诗中没有提到过法维尼亚纳(Favignana)?最多只有个别研究人员将这座岛屿与一座无名的山羊岛联系起来。奥德修斯率领舰队在那里登陆,随行人员猎了几只山羊,随后他们便继续航行前往独眼巨人之国。在史诗中,这座岛作为旅游亮点所能提供的不过如此。
但克里斯托弗·诺兰将法维尼亚纳变成了伊萨卡——奥德修斯深切渴望的故乡。他在青绿色的海湾和古老的凝灰岩采石场中拍摄。布埃马里诺(Bue Marino)的洞穴中,马特·达蒙饰演了那个头发凌乱、衣衫褴褛的归乡者;如今这里的游客如此拥挤,以至于罗马的特莱维喷泉看起来像是个冷门景点。
不过,好莱坞的人们最常攀登的是那座守护着法维尼亚纳、高度为314米的山峰,其形状像一只沉睡的巨龙之背。山顶上矗立着圣卡特琳娜城堡(Castello di Santa Caterina),一座15.世纪的府邸。这里只能徒步登顶。诺兰在这里重建了伊萨卡以及奥德修斯的宫殿:包括求婚者们肆意妄为的大厅(Megaron),以及佩内洛普的闺房——她曾在那里凝视大海,苦苦思念并期盼丈夫的归来。
在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能体现当局对电影上映后涌入的人潮准备不足。游客们已经造成了既成事实。施工围栏被推到一边,木板被拆除。那些无法克制自己、非要闯入佩内洛普闺房的人,会爬进这座破旧的城堡。许多人这么做了,结果却大失所望。这座城堡几乎成了发霉且被喷漆覆盖的墙垣,仅具有西西里建筑废墟的魅力。诺兰是在洛杉矶的一个工作室里重建了宫殿内部:三层楼高,长宽如同一座足球场。虚构早已超越了原件。
作为补偿,人们可以在山上获得一个360度的全景视野,俯瞰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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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建筑热潮。意大利媒体报道称,诺兰选择法维尼亚纳是因为这座岛几乎没有现代建筑。这种情况恐怕不会持续太久。
电影引发的建筑热潮正威胁着诺兰所选择的特质。在被阳光灼烧的平原上,新别墅前已经长出了第一批新鲜的草坪。一个岬角上已经建起了一个直升机停机坪。当地家庭目前仍住在“海滨第一线”,距离城市海滩不足20米。但房地产价格在一年内上涨了10%以上。根据不同中介的说法,住宅产权的价格在每平方米3400至4000欧元之间——是西西里其他地区的三到四倍。国际房地产中介如英格斯与福尔克(Engel & Völkers)发现了这座岛,这并不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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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仅仅是序曲。据意大利媒体报道,这部电影预计在未来三年内将为法维尼亚纳(Favignana)额外带来超过 2.5 亿欧元的收入,五年后这一数字可能达到 5 亿欧元。市长朱塞佩·帕戈托(Giuseppe Pagoto)已经提到,来自北美、中东和印度的国际投资者正在咨询奢侈项目:“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翻修房屋并将其改为床位加早餐旅馆(B&B)。”而现在,人们的目光转向了更大规模的项目。一个废弃的度假村将被改造为五星级度假村,一座历史悠久的 Palazzotto 小宫殿将被改造为豪华酒店。
投资者就像奥德修斯宫殿里的新求婚者。人们不禁好奇,这一次他们是否得到了主人的邀请。事实上,法维尼亚纳仅居住着 3500 人。但在夏季,每天有 40 000 到 50 000 名游客涌入这座岛屿。法维尼亚纳人很少抱怨过度旅游,对他们来说,这种涌入意味着生意。餐厅座无虚席,价格达到了苏黎世水平。即使在偏僻的海湾,如果不预约也无法在海滩酒吧找到位置。在老城的巷弄里,自行车租赁业兴旺,经常是全家出动。母亲们一边开玩笑一边抱怨着打扫卫生,而男人则在勉强地修理自行车。
历史学家可能会质疑法维尼亚纳作为伊萨卡岛(Ithaka)的正统性,但这并不影响贸易。街头艺术家们展示了荷马史诗如今在多大程度上主导了市场。他们的创作主题随需求而变。虽然仍有旧的主题:渔船、金枪鱼、大海。但画布上出现奥德修斯划船和受难的场景正变得越来越频繁。
当当地报纸询问居民如何看待电影拍摄时,他们已经将诺兰(Nolan)及其团队视为一种民俗。这位大师曾骑车经过这里,那些明星曾坐在那里,最重要的是,电影从业者在沉闷的淡季为小酒馆带来了活力和营业额。“Un tempo d'oro”,那是一段黄金时代。
奥德修斯用了十年才回到家。而法维尼亚纳仅用一年就体验到了它的黄金时代,而且这段时光似乎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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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Z / pan
前联邦总统在相关人员辞职后重新组建受害者基金会“Beloved”——现正会见意大利遇难者家属
RICCARDO DE LUCA / ANADOLU / GETTY
马蒂亚斯·桑德,洛桑
近日,如果问多丽丝·洛伊塔德(Doris Leuthard)为何瓦莱州政府选择她担任克兰-蒙塔纳(Crans-Montana)受害者基金会的主席,她会提到这场造成41人死亡、115人受伤的火灾灾难的影响深远。这位前联邦总统表示:“我会说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英语。此外,至少在初期,我的任务具有相当强的政治色彩,因为人们根本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瑞士。”因此,这还关乎国家的声誉。“在这种情况下,外交经验和人脉无疑是非常宝贵的。”
本周四,多丽丝·洛伊塔德将充分利用这些经验,执行她就任以来可能最敏感的任务。洛伊塔德将与“Beloved”基金会的随行人员一起在米兰会见意大利受害者及其家属,此前联邦总统盖伊·帕梅林(Guy Parmelin)曾在二月份进行过类似访问。洛伊塔德表示,代表团希望查明谁仍处于住院治疗状态,以及谁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其核心在于确定意大利政府将承担哪些费用,基金会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帮助,以及在哪些方面不能提供帮助。
洛伊塔德的随行人员也体现了在处理受害者家属问题时所需的多元专业能力。基金会执行董事克里斯蒂安·卡尔登·德·利希布尔(Christian Cardon de Lichtbuer)此前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了约二十年,最后担任通信主管。基金会理事会成员梅特·贝尔格(Mette Berger)长期领导洛桑大学医院的烧伤中心。
此外还有吉安·洛伦佐·科纳多(Gian Lorenzo Cornado)。他直到今年6月仍担任意大利驻伯尔尼大使,并多次公开批评瑞士当局在对待意大利受害者时缺乏人性。这引起了一些瑞士政治人物的反感,外交部长伊尼亚齐奥·卡西斯(Ignazio Cassis)甚至对此非常愤怒,指责科纳多在刻意制造丑闻。

2026年1月7.,克兰-蒙塔纳事件的一名遇难者在罗马举行葬礼。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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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夏天起,现已退休的科纳多(Cornado)以私人身份担任 Beloved 基金会的理事。科纳多当时告诉《新苏黎世报》,在之前的代表辞职后,意大利各家族一致支持他出任此职。多丽丝·洛伊塔德(Doris Leuthard)补充道,她早在科纳多担任联合国日内瓦大使期间就认识他了。“出于战略考虑,邀请他加入基金会是迫在眉睫的。”
换句话说:洛伊塔德想要关闭科纳多这个“扩音器”。事实上,此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那么,她是否通过这种方式让他闭嘴了?洛伊塔德在电话中笑了笑:“我想是的。”科纳多本人在接受询问时拒绝发表评论。
与此同时,吉安·洛伦佐·科纳多(Gian Lorenzo Cornado)可能依然能获得驻伯尔尼大使馆和罗马政府的关注。因此,如果与意大利的关系再次陷入紧张,他可能会成为基金会的一种“保护盾”。例如,今年春天关于哪个国家承担瓦莱州(Wallis)意大利受害者的医疗费用这一最新争端,目前尚未最终解决。联邦总统盖伊·帕梅林(Guy Parmelin)虽然向政府首脑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承诺由瑞士承担费用,但联邦委员会的决定尚未出炉。
Beloved 基金会的开局十分艰难。2月底,即在除夕之夜灾难发生后不到两个月,瓦莱州宣布成立该基金会,包括确定理事会成员以及 1700万法郎的启动资金。1000万法郎由州政府提供,其余由私人捐赠者提供。
州政府写道,该基金会旨在为遗属、伤者、直系亲属和救援人员提供不繁琐的帮助。特别是,基金会应独立分配资金,用于支付那些“由其他机构承担不足或承担不够迅速”的费用。
受害者家属曾产生一种印象,认为一切现在都会进展得非常快。但事实并非如此。直到 7 月,基金会才宣布正式开始运作;9 月初,基金会报告了首批援助款项的发放。多丽丝·洛伊塔德表示,目前已有约 90 名受影响者提交了申请。其中约十余项申请已获批准,金额近 300 000 法郎。例如,那些在医院陪伴孩子花费大量时间而导致工作时间减少的父母将获得资金。洛伊塔德表示,目前仍有一人住在瑞士的一家重症监护病房中。另有 10 人在锡通(Sitten)的 Suva 事故保险门诊康复中心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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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丽丝·洛伊塔德(Doris Leuthard)请求人们理解,处理申请需要时间。“我们希望能够仔细审核这些申请。”例如,家庭必须确认他们没有在其他地方为相同的服务提交申请。此外,一些申请人最初只是为了未来可能产生需求而形式上登记。
私下里,受害者代表对该基金会尚未制定明确的资金发放标准感到惊讶,尤其是考虑到该基金会主要由税款资助。洛伊塔德表示,基金会理事会将在未来两个月内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指标。“我们希望平等对待所有申请人。”
沃州议会也对 Beloved 基金会提出了一些疑问。州政府计划向该基金会转账 700 万法郎,但财务委员会在批准付款方面仍犹豫不决。来自克朗-蒙塔纳(Crans-Montana)的 49 名死伤者来自沃州,人数多于瓦莱州。该委员会主席弗洛伦斯·格罗斯(Florence Gross)表示,委员会希望确保沃州家庭的利益在基金会中得到充分代表。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延迟后,格罗斯收到了州政府与基金会之间的协议。她计划在未来几周内提交一份相关报告。
根据《新苏黎世报》获得的信息,几户沃州家庭的投诉还导致了基金会理事会中原瑞士家庭代表的辞职。在苏黎世工作的罗伯托·泰博(Roberto Taibo)被指责并非法语区人士。接替他的是安妮·德·蒙莫林(Anne de Montmollin),她在一家提供哀悼陪伴服务的基金会工作,并得到了多位受访者的称赞。
与此同时,根据《新苏黎世报》的消息,一名洛桑的法学教授于 8 月从理事会辞职,因为她与大多数同事不同,坚持要求对援助申请进行全面审查。在批评者看来,她过于官僚化。同样,代表法国家庭的一位将军在参加了几次会议后也辞职了,原因尚不明确。他以及其他三名辞职者——几乎占九名理事会成员的一半——在接受询问时均未发表评论。洛伊塔德保证,目前空缺的两个职位将很快重新填补。
这似乎像克朗-蒙塔纳事件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在悲痛与金钱、速度与严谨之间寻求平衡非常困难。受害者代表对联邦政府设立的圆桌会议也提出了与对 Beloved 基金会类似的批评,该圆桌会议旨在通过庭外和解快速实现损害赔偿。该机构主席洛朗·库尔特(Laurent Kurth)原计划在 9 月底公布其组成人员,他在接受询问时表示,现在希望能在本周公布。
多丽丝·洛伊塔德希望展望未来。该基金会目前的主要项目是为那些还不能回校就读的伤者提供在线课程。在与瑞士受害者的会面中,她和首席执行官发现:“对于许多被困在家里或康复中心的人来说,重新获得希望极其重要。”
此外,当瓦莱州检察官办公室在 11 月就火灾灾难的刑事诉讼首次询问受害者时,基金会计划提供心理支持。一种可行的方案是在询问室旁边设立一个专门的房间。最后,基金会希望参与州政府举办的火灾灾难周年纪念活动。
施维茨州瑞士人民党(SVP Schwyz)提名州政府委员安德烈·吕格塞格尔(André Rüegsegger)接替居伊·帕梅林(Guy Parmelin),但后者仍在犹豫
ADRIEN WOEFFRAY,伯尔尼
这是一种相当奇怪的宣布候选资格的方式——如果这最终真的能成为一次候选的话。施维茨州瑞士人民党在周二的一份公报中大张旗鼓地写道,他们将寄希望于安德烈·吕格塞格尔:“州政府委员应成为居伊·帕梅林的继任者。”但随后他们又低调地补充道,正式的询问请求已经提交。
简而言之:吕格塞格尔本人尚未做出决定。这位理想候选人与党领导层计划在下周举行一次会议。吕格塞格尔在接受询问时确认了这一点。他表示自己了解党内的操作流程,但目前还不愿就可能的候选资格发表评论。
施维茨州瑞士人民党是否想通过这种方式向候选人施压,像《原瑞士信使报》(Bote der Urschweiz)所写的那样将其“软化”?与之相吻合的是,施维茨州内部流传着一种说法,即州人民党在没有国民议会议员兼瑞士人民党主席马塞尔·德特林(Marcel Dettling)同意的情况下不会做出任何决定。他必须确保候选人的轮转产生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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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岁的安德烈·吕格塞格尔在2012年作为“年轻人”被选入州政府。在此之前,他被认为是州议会中的“激进分子”,尤其是在难民问题上。观察人士表示,在当选州政府委员后,他的作风变得温和了——至少在表现上如此。然而,他的立场据称并未改变。内部人士称,吕格塞格尔是施维茨州“最突出”的
安德烈·吕格塞格尔
州政府委员
施维茨州
州政府委员之一,是政府中“两名强力人物”之一。他被认为“具有权力意识”、“作风非常果断”且“非常专业”。但最重要的是,他具有“同事协作精神”。至此,他几乎满足了对一名联邦委员候选人的所有要求。
当瑞士人民党在极其精准的职位描述中表示,“在接替人选方面,将特别关注其承担司法和警察部(EJPD)以及国防部(VBS)领导责任的能力”时,施维茨州人民党则认为吕格塞格尔是该司法和警察部的“天选之人”。吕格塞格尔委员在首两个任期内担任州安全部负责人。因此,施维茨州人民党写道,他将是“正确位置上的正确人选”。2020年,吕格塞格尔最终接管了建筑局。
最重要的是,吕格塞格尔目前已成为州政府的资深成员(Doyen)。关于他希望在四个任期后于2028年离开施维茨州政府的传闻一直根深蒂固。与此同时,吕格塞格尔可能还太年轻,不足以彻底埋葬自己的政治野心。他的政党也写道,吕格塞格尔处于担任联邦委员职位的“理想年龄”。
在接受询问时,吕格塞格尔排除了参加2027年全国选举的候选可能性。施维茨州人民党将于11月初举行提名大会。那么,联邦委员之位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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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维茨州人民党的抢跑可能达到了双重目的:一方面,它将这位在全国范围内仍基本不为人知的州政府委员推向了国家舞台,从而可以在不牺牲吕格塞格尔本人的情况下试探其机会——毕竟他目前在官方层面仍处于考虑阶段。另一方面,选举中通常认为:谁先行动,谁就处于劣势。施维茨州人民党现在正式拉开了序幕。此后的任何候选资格至少不再是第一个。
皮耶罗·马尔凯西将接替克劳迪奥·扎利宣誓就职——瑞士人民党在瑞士南部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皮耶罗·马尔凯西(左)在贝林佐纳参加提契诺州国务委员就职宣誓仪式。
MIRKO AQUILINO / TI-PRESS / KEYSTONE
一
格哈德·洛布,贝林佐纳
仪式仅持续了将近二十分钟。周三上午,现年45岁的瑞士人民党(SVP)国民议会议员皮耶罗·马尔凯西在贝林佐纳的大议会大厅内,就宪法宣誓效忠,并承诺将尽职尽责地履行职责。鲜花、他家乡特雷萨的旗帜、家人和党友,以及上诉法院院长的致辞,共同营造了庄重的氛围。
随着联盟党(Lega)国务委员克劳迪奥·扎利在任职近13年后,于9月底在巨大的公众压力下辞职,提契诺州政府现已重新完整。导致这一步骤的是相关刑事程序的启动,其中涉及侵犯性完整性以及滥用职权等指控。今年夏天,“扎利事件”震惊了相关机构,并在州界之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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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3年的选举中,皮耶罗·马尔凯西在联盟党 / 瑞士人民党(Lega / SVP)的共同名单中排在两名联盟党代表诺曼·戈比和克劳迪奥·扎利之后,位列第三,因此现在得以递补。提契诺州的选举制度没有补选。因此,保证的任期也仅有几个月。2027年4月就将举行州级换届选举。
对于马尔凯西来说,进入行政部门是一个巨大的个人成功。这位受过培训的电工如今是一名经理,在政治生涯中走过了漫长的基层路径:曾任市议员、市委员会成员、市镇长、大议会议员、国民议会议员,以及瑞士人民党州主席。晋升为国务委员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因为在提契诺州的公众心目中,这一职位的分量超过了在遥远的伯尔尼担任议员。
但这同时也是提契诺州瑞士人民党的成功。99年前,该党最后一次由雷蒙多·罗西出任国务委员。当时瑞士人民党还被称为农业党(Partito Agrario)。1971年,该党更名为民主中心联盟(Unione Democratica di Centro, UDC),即意大利语中的人民党。而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1998年,该党放弃了以农业为中心的重心,将立场与瑞士人民党领袖克里斯托夫·布洛赫的路线保持一致。
在1995年的州选举中,该党仅获得1.2%的选票,并仅有一名大议员当选,一度陷入边缘化。直到“布洛赫式转向”才慢慢带来了成功,尽管党内并非所有人都对此认同。2015年,UDC在由90人组成的大议会中获得了5个席位,2019年增加到7个,2023年则达到9个。更重要的是提契诺州瑞士人民党在全国选举中取得的成就。自2023年以来,该党拥有两名国民议员和一名参议员,在提契诺州驻伯尔尼代表团的10名议员中占据了三个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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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契诺州瑞士人民党(SVP)近年来选民份额不断增加,部分原因在于其相对于姐妹党“提契诺联盟”(Lega dei Ticinesi)的独立。长期以来,SVP被视为联盟党的小规模初级合作伙伴,尤其是因为两党面向相同的选民群体且立场相似。例如,双方都坚决反对加入欧盟,主张劳动力优先雇佣本地人,并对移民和跨境通勤者持批评态度。
自2011年起,联盟党拥有两名州议员(Staatsräte),从而在州政府中占据相对多数。因此,该党越来越多地代表官方政府政策。与此同时,SVP则能作为右翼反对党赢得支持。通过公民倡议和全民公投,该党在多个领域(尤其是财政政策)取得了突破。在超过六次全民公投中,SVP的立场获得了通过。
“支持引入强制性财政公投(几乎所有州都有此制度)或许是我们最重要的成功,”州议员及长期担任SVP党团主席的塞尔吉奥·莫里索利(Sergio Morisoli)认为。最近,大多数提契诺州选民投票支持对房地产估值进行税务中立化,这是由SVP发起的一项公民倡议。此外,该党还成功抵制了一项学校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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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凯西(Marchesi)持有明确的右翼立场,并希望在担任州议员进入行政部门后将这些立场贯彻其中,当然,他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将是在遵守集体决策原则(Kollegialitätsprinzip)的前提下进行的。他将接替前任扎利(Zali)接管建设与环境部(Dipartimento territorio),而这恰恰是他近年来经常严厉批评的部门。州政府主席玛丽娜·卡罗比奥(Marina Carobbio,社会民主党 SP)表示,在经历了过去几个月的剧烈动荡后,重新稳定机构至关重要。因此,各部门之间没有进行岗位轮换。
马尔凯西很快可能在集体决策原则方面面临严峻考验。因为他是一个右翼联盟发起的一项待决公民倡议的首位签署人,该倡议要求限制并削减州政府雇员人数。如果他在2027年选举后继续担任州议员,他必须展示出将在其管辖部门中何处削减开支。来自左翼的阻力和批评将不可避免。
尽管州议会现在再次完整,但提契诺州的治理可能不会变得更容易。因为现在有五名州议员分别来自五个不同的政党:联盟党、自由民主党(FDP)、中间党、社会民主党(SP)和瑞士人民党(SVP)。自2023年州选举以来,州议会由12个政党和政治团体组成,分裂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传统上,自由民主党(FDP)是提契诺州议会中势力最强的力量。
联邦委员会乌克兰代表雅克·格贝尔(Jacques Gerber)表示,新的瑞士援助项目旨在保障该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格贝尔先生,您最近刚从乌克兰再次回国。目前情况如何?
基辅的情况明显恶化。仅在我停留的三天时间里,就发生了35次俄罗斯“见证者”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以前这些袭击大多发生在夜间,而现在则持续整天。乌克兰当局调整了防空警报系统,引入了两个级别。在黄色级别(针对单架无人机)时,民众大多不再进入避难所,否则公共生活将完全瘫痪。只有在因导弹威胁而触发红色级别时,人们才会寻求避难。压力极其巨大。
俄罗斯正加强对乌克兰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打击。联邦委员会现已决定,在该领域投入另外1.35 亿法郎支持瑞士公司的项目。目标是什么?
这将利用瑞士的专业知识来支持乌克兰。短期目标是确保最低限度基础基础设施的运行。我们提供电网的备件和设备,并支持乌克兰铁路,以便维持交通和供应网络。长期来看,这也是为了加强瑞士与乌克兰之间的经济关系。
这能帮助乌克兰度过冬天吗,还是仅仅是杯水车薪?
当地民众对我们与其他国家协调开展的援助深表感激。但破坏程度极其严重,即使我们将援助规模扩大数倍,面对如此巨大的需求依然不足。这个冬天对乌克兰来说将异常艰苦。
为什么联邦政府目前仅与已经在乌克兰开展活动的瑞士企业合作?
在国际合作框架下,我们首先利用在乌克兰境内且熟悉当地环境的瑞士公司的专业知识。他们向我们提交了可快速实施的项目建议书,我们与乌克兰当局共同从中选出了最佳方案。未来,我们将通过新的国家条约,通过透明的招标程序来管理项目分配。这样,所有感兴趣的瑞士公司都可以申请订单,而我们将与乌克兰共同制定优先级清单。
本周国家条约的公投期限届满。该条约现在将生效吗?
如果没有发起公投,该条约将生效。基于该国家条约,针对乌克兰重建的招标可以限制在瑞士公司范围内。
从援助机构的伞形组织“南方联盟”(Alliance Sud)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批评者都指责这种对瑞士企业的偏袒。他们认为这会削弱当地经济,并可能导致项目成本增加。您对此如何回应?
我们并非在与乌克兰经济竞争。在每次项目分配前,我们都会核实当地供应商是否能提供所需的货物或服务。我们专注于提供“瑞士附加值”,即当地缺失的货物和技术。此外,我们正在持续监测效果,并将在明年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
乌克兰被认为存在腐败问题。您如何确保瑞士的税款被用于既定目的?在任何接收国都不存在零风险。对于瑞士企业而言,反腐败法同样适用于其海外活动。企业需承担相应责任。许多公司在当地拥有数十年的经验。目前,一家瑞士公司正在哈尔科夫安装约 35 000 扇窗户。该公司负责生产玻璃,并与乌克兰当地合作伙伴协作进行安装。我们的资金将在服务提供并验收后才予以支付。此外,我们密切监督每个项目的实施,以确保交付的物资确实到达正确地点并投入使用。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赞扬了瑞士最近的援助。这些援助还支持铁路项目。鉴于基辅也将铁路用于军事目的,这是否具有风险?
在战争时期,这一点无法绝对排除。但铁路是平民最重要的生命线。对于数百万人来说,它是唯一剩下的长途运输工具,并保障了全国的供应。这种人道主义和民用功能对我们来说具有最高优先级。
联邦委员会计划在十二年内为重建提供总计 50 亿法郎的资金。面对俄罗斯加强的攻击,重建是否现实?
全面的重建需要和平。目前,我们约三分之二的资金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其核心在于保障平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例如修复电网或安装新窗户。这样人们尽管在寒冷中,也能留在自己的家中。
采访者:托比亚斯·加法费(Tobias Gafafer)
马克斯·斯滕茨在1998年哈利法克斯瑞士航空空难中失去了妻子——在经历这样的丧亲之痛后,人该如何继续生活?
汉娜·德迪亚尔 (HANNA DED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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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德利斯维尔,马克斯·斯滕茨先后埋葬了他的父亲,然后是母亲,最后是妻子。主持葬礼的牧师始终是同一位。1998年,珍妮娜·庞皮利的遗骨被装在一个小骨灰瓮中,从加拿大被送回阿德利斯维尔。几周后,她本该庆祝自己的43岁生日。家属曾收到建议,将珍妮娜的骨灰瓮安葬在哈利法克斯附近的一座集体坟墓中。但马克斯·斯滕茨希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可以哀悼的地方,一个象征着“到此为止”的地方。
珍妮娜·庞皮利是遇难航班 SR 111. 的乘务员。1998年9月2.深夜,这架瑞士航空的飞机在加拿大东海岸的海域坠毁。SR 111 航班当时正从纽约飞往日内瓦,机上共有 229 人。其中 215 名乘客,14 名机组人员。他们中有 49 人是瑞士公民,机上共有来自 44 个国家的人员。在那一夜,所有人都失去了生命。
当飞机乘客的生活戛然而止时,他们的亲属必须继续生活。无论如何。马克斯·斯滕茨也是如此。9月3.上午,他不得不告诉儿子们,他们的母亲这次不会从飞行中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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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后的一个九月夜晚,在韦登斯维尔(Wädenswil)。室外温暖宜人,尽管如此,Schloss Cinéma电影院的大厅里依然人头攒动。“你好”这里一声,“啊,大家好!”那里一声,人们彼此相识。他们是来自当地、来自电影协会,还是哈利法克斯(Halifax)悲剧的直接受害者,并不明确。但这并不重要:当年瑞士航空(Swissair)飞机的坠毁触动了整个国家,而今晚的主题正是关于这次事故。
这是一部瑞士-加拿大合拍电影《111 – Echoes from Halifax》的试映会。电影讲述了坠机遇难者的亲属以及如何应对悲痛。导演毛罗·穆勒(Mauro Mueller)咨询了当时的见证者,马克斯·斯滕茨(Max Stenz)便是其中之一。放映结束后,他们共同回答观众的提问。在影厅灯光熄灭前,电影院工作人员对着麦克风说:“我不能祝大家看得开心,但很高兴你们都能来到这里。”
事故一年后,他飞往哈利法克斯。在一个机库里,飞机被重新组装起来。斯滕茨站在一个金属架前,残骸碎片像拼图一样被排列在上面。珍妮娜(Jeannine)当时大概坐在哪里?他想象着,某天门铃响起,他的妻子出现在门口,身上带着轻微的擦伤。很快,这些念头再次消失了。
调查由加拿大运输安全局(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主导。调查持续了四年半,数千人参与其中。残骸位于50米深的海底,碎成了数百万块。该机构在最终报告中写道,极有可能是电弧引发了驾驶舱顶部的火灾,从而导致坠机。
tische Erinnerung durchlebt. 一位瑞士航空在事故后聘请的专家曾为此给斯滕茨做过准备。他将其称为“创伤指导”。该专家向这群遗属解释了创伤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什么是能突然唤醒旧日痛苦的“触发点”。所有亲属必须各自找出自己的触发因素。
斯滕茨的儿子们相继完成了中学学业。时任瑞士航空的人事主管帮助他们找到了学徒岗位。其中一个在瑞士联邦铁路(SBB)开始学徒期。但他不喜欢在铁路部门工作,于是抗议,直到他获准转岗并在苏黎世机场完成学徒培训。
gilt die Kommunikation der Swissair als Musterbeispiel für gelungenes Krisenmanagement. 瑞士航空的沟通被视为危机管理的典范。瑞士航空沟通迅速且充满同情心。他们在日内瓦、苏黎世和哈利法克斯设立了危机中心。事故次日,瑞士航空便将亲属以及来自瑞士的关怀团队接往事故现场。马克斯·斯滕茨当时留在了家里,因为孩子们希望如此。
调查报告就放在马克斯·斯滕茨的客厅桌上。报告被装订成书,三厘米厚。斯滕茨深入研究了这份报告。从技术角度来看,它令他着迷。
斯滕茨知道自己在那一刻发生了什么:在那一瞬间,他经历了一次创伤-
第二天早晨,在距离Schloss电影院开车20分钟路程的地方,位于阿德利斯维尔(Adliswil)陡峭的山坡上。马克斯·斯滕茨领着人从房子的后门进入,经过地下室的音乐工作室,走上整洁的客厅。这里有咖啡,可以俯瞰花园,一只猫蜷缩在树篱前。
马克斯·斯滕茨曾与妻子珍妮娜在这栋房子里生活,他也是在这里出生的。马克斯和珍妮娜在这里抚养孩子长大。马克斯曾担任建筑师和音乐家,长期担任市议员,甚至一度担任过市长。珍妮娜曾是瑞士航空的乘务员。在第二个儿子出生后停止工作期间,她经常站在花园里,望着天空中的飞机。不久之后,她再次登上了飞机。
如今,她在阿德利斯维尔(Adliswil)墓地上的坟墓已被清理,因为 25 年的安葬期限已到。尽管如此,某种特定的声音、某种情境或某个特定的问题,就足以让马克斯·斯滕茨再次经历他人生中最糟糕的时刻。在前一晚的小组讨论中,他数次落泪,身体颤抖。现在他对此感到懊恼:作为一名习惯于在观众面前表演的乡村音乐人,他认为这样做是不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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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电话响了。电话那头是一位好朋友。朋友问:“珍妮(Jeannine)在哪儿?”“我想在纽约,”斯滕茨回答。当他回到家时,已有几名瑞士航空的员工在那里等他。他的一个儿子带了一名学校同学回家,问是否能在这里吃午饭?今天不行。
马克斯·斯滕茨许多最痛苦的回忆都源自收到妻子死讯的那个早晨。在那一刻之前,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斯滕茨和孩子们上床睡觉,一个平凡的周四即将到来。孩子们要去上学,斯滕茨得工作。
帕特里克·古滕贝格(PATRICK GUTENBERG)
现在,马克斯·斯滕茨的闹钟响了。他喜欢早晨的宁静,所以没有开收音机。电台的早间节目正在报道坠机事件。许多人在上班途中得知了当时关于坠机事件的寥寥数语。在阿德利斯维尔(Adliswil),马克斯·斯滕茨喝着咖啡,两个疲惫的男孩从床上爬起来。男孩们吃完玉米片,然后向学校走去。马克斯·斯滕茨坐进车里,他在阿尔特斯泰滕(Altstetten)有一个会议。在车里,收音机依然关着。
但那天的会议最终没有举行。在他抵达阿尔特斯泰滕之前,他的车载电话响了。
所有人都在熟睡。瑞士时间4时41分,美联社报道称,一架瑞士航空飞机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坠毁。在阿德利斯维尔,马克斯·斯滕茨和孩子们在床上翻了个身,还没到起床的时间。通讯社每隔十分钟就发布一次新信息。在日内瓦机场的到达大厅,显示屏上,纽约—日内瓦航班旁边显示着“delayed”,延误。
他的小儿子大声地悲痛,大儿子则完全沉默。不久后,斯滕茨重新开始工作,再次参加市议会的会议——他加入议会才几个星期。他的儿子们回到了学校。其他学生很好奇,会向他们提起母亲去世的事。镇上的人们则刻意避开马克斯·斯滕茨及其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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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次日,《每日新闻》(Tagesschau)刊登了珍妮的讣告。几周前,她曾穿着不同的制服为瑞士航空担任模特。这些影像现在在屏幕上播放,配以音乐和珍妮生平的关键数据。马克斯·斯滕茨看着这段报道,以及所有相关的报道。支撑马克斯·斯滕茨度过这段时间的,是他的责任:孩子、工作、政治、音乐。
斯滕茨不指责任何人。即使是对瑞士航空也是如此,恰恰相反:他认为瑞士航空在事故后照顾到了所有亲属。直到今天
灾难发生后的这段时间里,邻居和朋友们提供了帮助。他的儿子们更愿意待在家里,“他们更喜欢吃我做的烂饭,”斯滕茨笑着说。他给他们准备牛奶泡面包块,称之为“爸爸特供”。他们用奶酪火锅叉吃。他还会煎蛋,也能撕掉酸奶杯的盖子。
马克斯·斯滕茨作为咨询见证人参与了电影《111 – Echoes from Halifax》的拍摄。
马克斯·斯滕茨打开通往花园的玻璃推拉门,让猫进来。那是邻居的猫。它吃了一些干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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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十年后,马克斯·斯滕茨收到了一篇由他儿子递交给他的文字,而此前儿子一直没有让他察觉到自己在悲伤。 “你可以把它写成一首歌。” 斯滕茨据此创作了一首歌曲。
“在那时我才意识到,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所遭受的痛苦与我完全一样,”斯滕茨说道。此后时光荏苒,斯滕茨的儿子们已经长大,他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祖父。如今他不再悲伤了。最近他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当一个人死去,那些回忆在某种程度上也随之消失了。你自己还记得,但你再也无法与他人分享。”
马克斯·斯滕茨经常陪同珍妮娜一起飞行。他了解到,只要烹饪得当,海鲜确实是可以食用的。在印度,他起初经历了一次文化冲击。“我当时就是个死板的人,”他说,共同的旅行拓宽了他的视野。
灾难发生二十年后,马克斯·斯滕茨结识了现在的伴侣。她理解这种失去意味着什么,因为她曾照顾自己的丈夫直到其去世。从一开始,他们就谈论彼此的配偶。
天使直接从天空坠落
没有时间说再见
破碎的翅膀写在蔚蓝之上
破碎的心与破碎的碎片
祈祷有一天我能完整
关闭我的心以拯救我的灵魂。
马克斯·斯滕茨陪同导演毛罗·穆勒进行电影的宣传之旅,尽管当回忆涌现时,这让他感到心力交瘁。他对女友说:“如果接下来的几天我表现得古怪,那不是因为你。”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对我的妻子负有责任。人们常说:‘只有当不再有人记得你时,你才真正死去。’”
《111 – Echoes from Halifax》自10月1日起在电影院上映。
“当一个人死去,那些回忆在某种程度上也随之消失了。你自己还记得,但你再也无法与他人分享。”
马克斯·斯滕茨
NZZ - INTERNATIONALE AUSGABE
Donnerstag, 8. Oktober 2026 · Nr. 233 · 247. Jg.
gegründet 1780
AZ 8021 Zürich

Am 2. September 1998 stürzt vor dem kanadischen Halifax ein Flugzeug der Swiss-air in den Atlantik. Keiner der 229 Insassen überlebt. Vor kurzem startete der Film «111 – Echoes from Halifax» in den Kinos. Darin geht es um die Angehörigen der Opfer und ihre Trauerbewältigung. Einer von ihnen ist Max Stenz, der den Regisseur des Films beraten hat.
Schweiz, Seite 24
Echos
aus Halifax
Polizeigranateneinsatz wird nach schweren Verletzungen von Jugendlichen eingeschränkt
DANIEL STEINVORTH, PARIS
Ein 15-Jähriger hat am Montag in Lens seine linke Hand durch eine explodierende Polizeigranate verloren. Er soll die Granate aufgehoben haben, um sie zurückzuwerfen, berichteten Zeugen. In Tours an der Loire war Tage zuvor ein 16-Jähriger auf einem Auge erblindet, mutmasslich durch ein Hartgummigeschoss der Polizei. In Saint-Ouen-l'Aumône hatte in der Woche zuvor eine Tränengasgranate einen 14-Jährigen getroffen. Er erlitt einen doppelten Kieferbruch.
Fälle wie diese bringen Frankreichs Polizeikräfte in Verruf, auf die Schülerproteste mit massloser Härte zu reagieren. Seit Ende September gehen Jugendliche auf die Strasse; zunächst, um gegen Lehrermangel und marode Schulen zu protestieren. Doch inzwischen haben sich ihnen auch Studenten, Eltern, linke Aktivisten und Gewerkschafter angeschlossen. So reichen die Anliegen von sozialer Ungleichheit über mutmassliche Polizeigewalt bis hin zur Solidarität mit den Palästinensern und Rücktrittsforderungen an Präsident Emmanuel Mac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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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 den Schülerprotesten ist eine Massenbewegung geworden, die teilweise von heftigen Zusammenstössen mit der Polizei begleitet wird – und bei der die Gewalt keineswegs nur von Einsatzkräften ausgeht. Auf Aufnahmen ist zu sehen, wie junge Männer in Belfort am letzten Freitag einen Polizisten gegen den Kopf traten, bis er kurzzeitig das Bewusstsein verlor. Einen Tag davor hatten Vermummte in Paris eine Polizeianwärterin zu Boden gerissen und getreten. In Marseille wurde ein 15-Jähriger dabei gefilmt, wie er einer Passantin mit einem Aerosolspray und einem Feuerzeug Flammen ins Gesicht sprühte. Nach Regierungsangaben wurden seit Beginn der Proteste 215 Schüler sowie 715 Beamte verletzt.
Noch letzte Woche hatte Frankreichs Innenminister Laurent Nuñez die Bereitschaftspolizei CRS und die mobile Gendarmerie gegen den Vorwurf unverhältnismässiger Gewalt verteidigt. Mit Verweis auf die Zerstörungen und Angriffe einzelner Gewalttäter erklärte er, die Beamten unterdrückten keineswegs die Jugend, sondern schützten jene, die friedlich demonstrieren wollten. Am Mittwochmorgen kündigte er jedoch im Radiosender RTL deeskalierende Massnahmen an: Der Einsatz von Blendgranaten werde vorläufig ausgesetzt. Zudem gab der Minister bekannt, dass die Polizeiaufsicht inzwischen 18 Fälle möglicher Übergriffe untersuche.
Nuñez berichtete zudem von einer Krisensitzung, die Macron am Dienstagabend einberufen hatte. Der Präsident habe zur Mässigung aufgerufen und von den Sicherheitskräften verlangt, «Einfühlungsvermögen zu zeigen». Sie müssten erklären, weshalb sie bei schweren Gewalt- taten eingriffen. Bei friedlichen Demonstrationen, auch vor Schulen, gebe es hingegen keinen Grund für einen Einsatz. Dennoch setzte die Polizei am Mittwoch erneut Tränengas ein, um Blockaden zu räumen – vor einem Gymnasium in Marseille und an der Pariser Sciences Po. Dort hatten Studierende auch Barrikaden auf dem Boulevard Saint-Germain errichtet.
Auch andernorts wurden am Mittwoch Zugänge zu Gymnasien und Hochschulen versperrt. Für Donnerstag riefen Schüler- und Bildungsgewerkschaften zu weiteren
Demonstrationen auf. «Nur ein Sieg wird die Rückkehr zur Ruhe ermöglichen», erklärte die linke Union syndicale lycéenne. Allein an den Kundgebungen am Dienstag hatten sich nach Angaben des Innenministeriums 266 000 Menschen beteiligt, die Organisatoren sprachen von bis zu einer halben Million.
Macron hat den Umgang mit den Schülerprotesten bisher seinen Ministern überlassen. Nun kann er sie nicht mehr ignorieren, denn die Sorge reicht weit über die Schulen hinaus: Hohe Benzinpreise und Lebenshaltungskosten, fürchtet man in Paris, könnten weitere Bevölkerungsgruppen auf die Strasse bringen und eine neue Gelbwesten-Bewegung auslösen. Premierminister Sébastien Lecornu hat in einer Ansprache den Schülern bessere Lernbedingungen zugesichert, aber keine zusätzlichen Finanzhilfen im Bildungsbereich in Aussicht gestel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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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 allem ist Lecornu daran gelegen, die Auseinandersetzung von der Strasse wieder zurück in die Lycées zu verlagern. Am Dienstag stellte er im Parlament einen Plan für Gespräche an den Schulen vor. Dafür soll der reguläre Unterricht einen halben Tag lang ausfallen. In dieser Zeit sollen die Schüler ihre Forderungen mit Lehrern und Schulleitungen besprechen.
Doch Nicolas Bonnet, ein Vertreter der Schulleitungen, sagte auf France Info, dafür müsse sich erst die Lage beruhigen. Viele Beschwerden der Jugendlichen teilten die Schulleiter selbst: «Wir brauchen Mittel, wir brauchen Lehrer», erklärte er. Bonnet verlangte vom Präsidenten, die Jugendlichen zu empfangen.
Politik, Seite 5
Die Stimmbevölkerung muss 2027 entscheiden, ob GAV Lohngesetze in den Kantonen übersteuern sollen
一
BEATRICE BÖSIGER, BERN,
MATTHIAS VENETZ
Für die Gewerkschaften ist es ein grosser Achtungserfolg. Am Mittwoch reichten sie in Bern rund 100 000 Unterschriften für ihr neustes Referendum ein. Mehr als doppelt so viele, wie für eine Volksabstimmung nötig wären. Das Referendum richtet sich gegen den Entscheid des Parlaments, wonach Gesamtarbeitsverträge, sogenannte GAV, kantonalen Mindestlöhnen künftig vorgehen sollen. Konkret: Falls der Mindestlohn höher ist als der vereinbarte Lohn in einem GAV, gilt der Mindestlohn. Sonst übersteuert der GAV das kantonale Recht. Zuvor war den Gewerkschaften in mehreren Kantonen und Städten gelungen, woran sie auf Bundesebene stets gescheitert waren: die Einführung eines gesetzlich verbindlichen Mindestlohnes.
Der Bundesrat und das Bundesgericht erklärten diesen Mindestlohn-Föderalismus bereits für zulässig. Die bürgerlichen Parteien im Parlament versuchten, diese Volksentscheide nachträglich zu korrigieren. Sie erklärten, es gehöre zur politischen Kultur der Schweiz, dass Gewerkschaften und Arbeitgeber die Löhne gemeinsam aushandelten. Kantonale und kommunale Mindestlöhne schwächten diese Sozialpartnerschaft.
Nun muss die Stimmbevölkerung auf Bundesebene über die kantonalen Mindestlöhne entscheiden. Am Mittwoch demonstrierten die Gewerkschaften in Bern Zuversicht. Im kommenden Abstimmungskampf werden sie nicht nur sozialpolitisch argumentieren, sondern auch auf den Föderalismus verweisen. Voraussichtlich im Februar 2027 wird die Volksabstimmung stattfi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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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Mindestlohn ist ein politischer Dauerbrenner in der Schweiz. Auf nationaler Ebene hat das Thema allerdings keine Chance. 2014 sagten 76 Prozent der Stimmbevölkerung Nein zur Einführung eines nationalen Mindestlohnes. Seit ihrer klaren Niederlage haben die linken Parteien ihren Kampf für den Mindestlohn auf die kantonale und sogar die kommunale Ebene verlegt – und teilweise gewonnen.
Für die Befürworter eines Mindestlohnes ist die Armutsbekämpfung ein zentrales Argument. Je nach Kanton und Kommune ist er unterschiedlich ausgestaltet und reicht von 20 Franken pro Stunde (Tessin) bis zu 24 Franken 59 (Genf). Inwiefern die kantonalen Lohngesetze die wirtschaftliche Situation der Bevölkerung tatsächlich verbessert haben, ist aber unklar. Im Kanton Genf ist laut einer Studie die Beschäftigung in gewissen Tieflohnbranchen leicht gesunken. Wirtschaftsvertreter verweisen ausserdem darauf, dass sie etwa im Gastro-Bereich die Preise erhöhen müssten, die höhere Kaufkraft würde damit gleich wieder vernichtet – gerade bei Personen aus dem Tieflohnsektor falle dies ins Gewicht.
Dem widerspricht die Zürcher SP-Nationalrätin Jacqueline Badran mit der ihr eigenen Vehemenz. Der Versuch, die kantonalen Mindestlöhne zu übersteuern, sei ein «Putsch gegen die direkte Demokratie». Mindestlöhne seien laut dem Bundesgericht ein zulässiges Instrument der Sozialpolitik.
Bekämpft wird das Referendum von bürgerlichen Politikern und der Allianz für eine starke Sozialpartnerschaft. Dieser haben sich rund dreissig Arbeitgeber- und Branchenverbände angeschlossen. Pierre-Yves Maillard, der Chef des Schweizerischen Gewerkschaftsbunds, sagte, das Vorgehen der Bürgerlichen und der Verbände sei «paradox». Sie wollten verhindern, dass der Staat die Löhne reguliere, und führten deshalb mit der geplanten Gesetzesänderung erstmals überhaupt ein Lohngesetz auf Bundesebene 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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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Wirtschaftsverbände verweisen derweil auf die lange Geschichte der Sozialpartnerschaft in der Schweiz. «Die Sozialpartner finden eine Lösung, nicht die Politik», sagt Beat Imhof, Präsident des Branchenverbandes Gastro Suisse, im Gespräch mit der NZZ.
Gastro Suisse gehört zu den Verbänden, die das Referendum bekämpfen. Imhof hält es für unklug, wenn die Gesamtarbeitsverträge durch kantonale Mindestlöhne übersteuert würden. Ein GAV sei das Ergebnis breiter Verhandlungen und auf die Bedürfnisse der jeweiligen Branche zugeschnitten. Der Lohn sei nur ein Bestandteil dieser Verträge. Viele GAV umfassen zudem auch zusätzliche Leistungen, die das Gesetz nicht kennt. Unter anderem Bestimmungen zum 13. Monatslohn, zu bezahlten Weiterbildungen oder zur Auszahlung von Krankentaggeld. Imhof wirft den Gewerkschaften mit dem Referendum ein doppeltes Spiel vor. Sie hätten die Gesamtarbeitsverträge selbst ausgehandelt und unterschrieben. Nun wollten sie kantonale Mindestlöhne verteidigen, welche sich gegen die getroffenen Abmachungen richteten.
Die Gesetzesänderung ist laut dem Gastro-Suisse-Präsidenten kein Eingriff in die Kompetenz der Kantone, zumal bereits heute einige Kantone mit einem Mindestlohn die Bestimmung kennten, dass der GAV Vorrang habe. Es geht aber laut Imhof nicht darum, bestehende Mindestlöhne abzuschaffen oder jemandem den Lohn zu kürzen. Das Gesetz sieht hier eine Besitzstandsklausel vor.
Vor dem Entscheid über den bundesweiten Mindestlohn finden noch weitere kantonale Abstimmungen über die Einführung von Mindestlöhnen statt. Die nächste bereits im November, im Kanton Wallis.
Nach drei Jahren Krieg vertrauen die Einwohner des Küstenstreifens weder Israel noch der Hamas
REWERT HOFFER, BEIRUT, HISHAM
AL-MASRI, DEIR AL-BALAH UND NUSEIRAT
Layla Wadeia sieht im Gazastreifen keine Zukunft mehr. «Vor dem Krieg waren wir angesehene Menschen», sagt die zehnfache Mutter aus der Stadt Gaza. Ihr Haus hat sie schon lange verloren. Jetzt lebt sie mit ihrem Mann und den zwei kleinsten Kindern in einer Zeltstadt in Deir al-Balah. «Die Hamas hat unser Leben für immer ruiniert.»
Die Frau in ihren Fünfzigern harrt mit ihrer Familie seit zwei Jahren in dem Zelt aus, das sie, so gut es geht, versucht, sauber zu halten. Trotzdem kämen Ratten und anderes Ungeziefer immer wieder herein. Vor den Planen steht das Abwasser. «Die Haut meiner Kinder ist rot von den Bissen der Läuse, und ich kann nichts dagegen tun.» Sie träumt davon, auszureisen. Doch nachdem Israel im Mai 2024 den Grenzübergang Rafah besetzt und anschliessend zerstört hat, kann fast niemand mehr Gaza verlassen.
Israel, so sagt Layla Wadeia, sei nur daran interessiert, die Palästinenser auszulöschen – egal wer Ministerpräsident im jüdischen Staat sei. Alle palästinensischen Anführer, die Hamas wie auch die Palästinensische Autonomiebehörde, nennt sie «egoistische Diebe». Wie für die meisten Menschen in Gaza ist Layla Wadeias Leben ein Albtraum ohne Hoffnung auf Bess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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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deia teilt ihr Schicksal mit der Mehrheit der Palästinenser im Gazastreifen. Drei Jahre nach dem Massaker der Hamas am 7. Oktober 2023 leben laut dem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über eine Million Menschen in dem Küstengebiet in Zelten. Zudem sind 52 000 Haushalte in überfüllten Notunterkünften untergekommen. Vor dem Krieg lebten rund 2,1 Millionen Menschen in Gaza.
Hinzu kommt, dass diese Menschen nun auf weniger als 40 Prozent der Fläche des Küstenstreifens gequetscht werden. Das restliche Territorium hält Israel seit der Waffenruhe im Oktober 2025 besetzt. Schon vor dem Krieg galt der Gazastreifen als eine der am dichtesten besiedelten Flächen der Welt.
Israel hat entlang der sogenannten gelben Linie im Gazastreifen Militärbasen errichtet. In der vom jüdischen Staat kontrollierten Zone steht kein einziges Haus mehr, in unmittelbarer Nähe der israelischen Stellungen ist nur noch eine Trümmerwüste aus Schutt und Geröll übrig.
So bald dürften die israelischen Truppen nicht verschwinden. Denn immer noch haben sich Israel und die Hamas nicht auf einen Zeitplan zur Entwaffnung der Terrorgruppe geeinigt – erst dann will Israel seine Soldaten abziehen. Danach soll eine internationale Stabilisierungstruppe in den Gazastreifen einrücken, und der von Donald Trump aus der Taufe gehobene Friedensrat für Gaza würde mit seiner Wiederaufbauarbeit beginnen. Bis heute existiert dieser Plan nur auf dem Papier. Trotzdem ist der Friedensrat die einzige Institution, der Layla Wadeia immerhin noch ein bisschen Vertrauen schenkt.
Laut aktuellen Zahlen können
nur rund 10 Prozent
der unter 18-Jährigen im
Gazastreifen die Schulen
des UNRWA-Hilfswerks
besuchen.
Mit ihrer Abneigung gegen die Hamas wie auch gegen die Palästinensische Autonomiebehörde unter Führung von Mahmud Abbas ist die Frau nicht allein. Laut einer im August durchgeführten Umfrage des 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 fällt die Hamas im Gaza-streifen mit 27 Prozent auf den tiefsten Zustimmungswert seit Dezember 2023. Etwa die Hälfte der Befragten präferiert weder die von Abbas geführte Fatah noch die islamistische Ha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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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s die Hamas an Zustimmung verloren hat, ist kein Wunder. Der Gazastreifen liegt in Trümmern, und für die meisten Menschen bedeutet die Waffenruhe nur ein Ende der intensiven Bombardierungen. Immer wieder schlägt Israel in dem Küstengebiet zu, um mutmasslich hochrangige Hamas-Kommandanten zu töten. Regelmässig sterben dabei auch Zivilisten. Stetig surren israelische Aufklärungsdrohnen mit ohrenbetäubendem Brummen über dem Küstengebiet.
«Auf den Strassen fühlen wir uns nicht sicher», sagt Wadeia. Sie benutze keine der mit Pferden gezogenen Karren mehr, die wegen des Treibstoffmangels oft der einzige öffentliche Verkehr in Gaza sind. «Man weiss nie, wer neben einem sitzt und ob wir vielleicht ins Visier genommen werden.»
Wadeias Kinder gehen nicht zur Schule. Nur etwa 97 000 Kinder in Gaza können die Schulen des Palästinenserhilfswerks UNRWA besuchen. Das entspricht laut Zahlen des Statistikbüros der palästinensischen Autonomiebehörde rund 10 Prozent der unter 18-Jährigen im Gazastreifen. Wer in den UNRWA-Schulen keinen Platz ergattert, kann sein Kind für umgerechnet 160 Franken pro Semester privat unterrichten lassen – ein Vermögen im Gazastreifen. Layla Wadeia versucht ihren Kindern, so gut es geht, selbst etwas beizubringen.

Die zehnfache Mutter Wadeia unterrichtet ihre Tochter Mona im Zelt. Dort könne man sich kaum konzentrieren, da alle Gespräche der Nachbarn und das Kindergeschrei durch die Planen drängen, berichtet sie.
HISHAM AL-MASRI
Ihr Mann ist Automechaniker. Er bringt manchmal etwas Geld nach Hause. Aber weil es kaum Benzin gibt, lassen wenige Menschen ihre Fahrzeuge reparieren. Ab und zu kann Wadeia Stickereien verkaufen, die sie anfertigt. An anderen Tagen verteilen Hilfsorganisationen Geld. Es kämen zwar Nahrungsmittellieferungen nach Gaza, berichtet ein Mann aus dem Küstengebiet, der anonym bleiben möchte. Doch das Verteilsystem sei weitgehend kontrolliert von der Hamas, und es würden die Personen bevorzugt, die gute Beziehungen zur Terrorgruppe haben. Unlängst hat auch die Uno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die Hamas Hilfslieferungen plündere.
Wadeia erinnert sich an ihre Wohnung in Gaza-Stadt, an die Zeit vor dem 7. Oktober 2023. Dort hatte sie eine Klimaanlage und konnte kaltes Wasser aus dem Kühlschrank trinken. Mit einem Seufzen bricht sie ihre Erzählung ab. «Das tut nichts zur Sache. Jetzt ist alles zerstö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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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mmed al-Thawabta hat es immerhin ein bisschen besser als Layla Wadeia. Er lebt noch in einem Haus in Nuseiratauch wenn schon längst alle Fenster durch Plastikplanen ersetzt wurden und die Wände wegen der vielen Explosionen in der Nachbarschaft von Rissen durchzogen sind. Der 38-Jährige ist Journalist und arbeitet als Übersetzer und Produzent unter anderem für den amerikanischen Fernsehsender ABC. So bekomme er zwar manchmal etwas Geld. Doch angesichts der massiven Inflation im Gazastreifen reiche es auch für ihn hinten und vorne nicht.
Vor dem Krieg habe ein Kilogramm Tomaten umgerechnet 50 Rappen gekostet, berichtet Thawabta. Jetzt belaufe sich der Preis auf 3 Franken 50. Er und seine Familie seien vor allem auf Hilfslieferungen von der UNRWA angewiesen. Von dem Palästinenserhilfswerk der Uno erhalte seine Familie von Zeit zu Zeit einen Sack Mehl, wenige Dosen Bohnen und Linsen pro Monat. «Das ist zu wenig», sagt er. Thawabtas Hemd und Hose sind durchlöchert. Neue Kleidung kann er sich erst recht nicht leisten. «Wir teilen die Rationen auf und ich verzichte oft auf mein Nachtessen, damit die Kinder meiner Schwester essen können.»
Üblicherweise essen Thawabta und die Familien seiner Geschwister, mit denen er in dem Haus wohnt, Reis, Linsen und etwas Gemüse. Er könne sich nur an ein einziges Mal in den vergangenen drei Jahren erinnern, dass er Fisch gegessen habe. Für Eier oder Fleisch reiche sein Geld nicht. Der Journalist berichtet ebenfalls, dass viele Hilfslieferungen von bewaffneten Männern gestohlen würden und zu hohen Preisen auf den Märkten landeten.
Die Hoffnung auf Besserung hat auch Mohammed al-Thawabta verloren. Sollte Benjamin Netanyahu die israelische Parlamentswahl am 27. Oktober gewinnen, werde Israel den Krieg in Gaza fortsetzen, glaubt er. Bei der für Ende November angesetzten Wahl für den palästinensischen Legislativrat im Gazastreifen und im Westjordanland werde sich der Journalist nicht beteiligen. Weder die Palästinensische Autonomiebehörde noch die Hamas sorge sich um das Wohl der Menschen: «Das Ausmass der Korruption ist bei beiden jenseits aller Vorstellungen.»
Drei Jahre nach dem Massaker der Hamas feiern Islamisten in der arabischen Welt den Massenmord der Terrororganisation an über 1200 Israeli immer noch als «eine mutige, sinnvolle, natürliche, berechtigte und legitime Form des Widerstands». So bezeichnete beispielsweise am Mittwoch der libanesische Hizbullah die Attacke. Unter vielen Menschen im Gazastreifen, die bis heute die Konsequenzen des Hamas-Blutbades und der zerstörerischen israelischen Vergeltung tragen müssen, fällt das Verdikt anders aus.
Der Name Hisham al-Masri ist ein Pseudonym, um die Identität des Autors zu schützen. Der NZZ ist der Name des Autors bekan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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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wort auf die Frage: Wenn heute palästinensische Wahlen stattfinden und dieselben Listen wie bei der vergangenen Wahl antreten, wen würden Sie wählen?

Es wurden 1270 Menschen aus Gaza und aus dem Westjordanland im Zeitraum zwischen dem 5. und 8. August 2026 befragt. Die Resultate sind mit einer Fehlermarge von ±3,5 Prozentpunkten behaftet.
QUELLE: PCPSR
Neue Bürcher Zeitung
August Hanning, einst BND-Leiter, sitzt wegen Spionagevorwürfen in U-Haft – die Ermittler prüfen Verbindungen ins Ausland

Der frühere BND-Chef August Hanning wurde am Dienstag festgenommen.
MICHAEL KAPPELER / EPA
ARMIN ARBEITER, BERLIN
Maskierte Polizisten führten August Hanning am Dienstagmorgen aus seinem Haus aus rotem Backstein im nordrhein-westfälischen Nordwalde ab. Hier wuchs der Sohn eines Ziegeleibesitzers auf, hierhin kehrte er als bestens vernetzter Geheimdienstmann nach einer steilen Karriere im deutschen Sicherheitsapparat zurück. Er galt als einer der mächtigsten Männer in der Sicherheitspolitik und war langjähriger Präsident des Bundesnachrichtendienstes (BND).
Jetzt drohen dem 80-Jährigen, der einmal als «Faustpfand» bei einem Gefangenenaustausch zwischen Israel und dem Hizbullah fungierte, viele Jahre Gefängnis. Am Mittwoch kam er in Untersuchungshaft. Die Behörden ermitteln gegen ihn wegen Verdachts der landesverräterischen Ausspähung, des Auskundschaftens von Staatsgeheimnissen, versuchten Landesverrats und Spionage für eine fremde M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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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t Informationen des deutschen Nachrichtenmagazins «Spiegel» prüfen die Ermittler dabei auch Verbindungen zum Geheimdienst Aserbaidschans. Die Bundesanwaltschaft selbst nennt das Land nicht. Nach ihrer Darstellung soll Hanning geheime Informationen für eine Analyse verwendet haben, die für einen Mitarbeiter eines fremden nachrichtendienstlichen Sicherheitsapparats bestimmt war. Daneben soll er über Jahre in engem Austausch mit einem Angehörigen eines anderen staatlichen Nachrichtendienstes gestanden haben.
Zudem soll Hanning regelmässig mit Informationen aus dem Innersten des BND versorgt worden sein. Sein früherer Büroleiter Manfred D. soll ihm zwischen 2010 und Juni 2022 gegen Bezahlung annähernd 2000 Dokumente zugespielt haben. Auch D. wurde am Dienstag festgenommen.
Die Vorwürfe treffen damit einen Mann an der empfindlichsten Stelle: seiner eigenen Biografie. Hanning machte Karriere mit Geheimnissen – zunächst damit, sie zu schützen, später damit, sie zu beschaffen und für die deutsche Regierung nutzbar zu machen. Dieser Weg war nicht vorgezeichnet: Nach seinem abgeschlossenen Jurastudium schlug Hanning zunächst die Laufbahn eines unauffälligen Verwaltungsbeamten ein. Erst im deutschen Innenministerium, dann im Kanzleramt, als Helmut Schmidt die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lenkte.
1986 wurde Hanning Geheimschutzbeauftragter der Ständigen Vertretung in Ostberlin, einer Art westdeutscher Botschaft in der DDR, die aus politischen Gründen offiziell nicht Botschaft heissen durfte, weil die Bundesrepublik die DDR nicht anerkannte. Unter anderem war Hanning damals für den Freikauf politischer Häftlinge zuständig. Die Jahre dort hätten ihn geprägt, sagte er spä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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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wa, dass Menschen, die ausgereist waren, selbst beim Tod der Eltern nicht wieder einreisen durften. Ihn habe «die ganze menschliche Tragik der Teilung» berührt. In den vier Jahren in Ostberlin lernte Hanning jene Dinge kennen, die seine Karriere später prägen sollten: Schutz von Geheimnissen, Observation, den Umgang mit Menschen, deren Schicksal von vertraulichen Informationen abhing.
Nach der deutschen Wiedervereinigung kehrte Hanning ins Kanzleramt zurück und rückte rasch ins Zentrum der deutschen Geheimdienstpolitik. Unter dem christlichdemokratischen Kanzler Helmut Kohl stieg er 1996 zum Koordinator der Nachrichtendienste auf – und wurde zwei Jahre später, trotz Regierungswechsel, von SPD-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 zum Präsidenten des BND gemacht.
Hanning übernahm mit dem BND eine desolate Institution, die nach Ende des Kalten Kriegs von Einsparungen und Orientierungslosigkeit geprägt war. Damals noch in Pullach bei München stationiert, herrschten im Nachrichtendienst Kleinkriege um Geld und Macht.
Hanning legte seinen Fokus zunächst darauf, den Dienst aus der Abschottung zu lösen und stärker zum «Dienstleister der Bundesregierung» zu machen. So trieb er den Umzug nach Berlin voran. Beschwerden seiner Mitarbeiter, dass dann ständig Anrufe aus der Regierung mit Bitten um Einschätzungen geopolitischer Lageentwicklungen kommen würden, soll er entgegnet haben: «Genau das will ich.»
Ein Mitarbeiter des deutschen Kanzleramts sagte später über die neue Qualität der Berichte aus dem BND: Zwischen früher und jetzt lägen «Welten» – sie seien aktueller, problemorientierter und brauchbarer geworden. Besonders dringlich war aus Hannings Sicht die technische Aufklärung. Vor allem das aufkommende Internet-Zeitalter habe der BND lange verschlafen. Aus diesem Grund setzte er stark auf die Zusammenarbeit mit der amerikanischen Nationalen Sicherheitsbehörde. Die Amerikaner seien der Elefant, Deutschland das Pony, beschrieb er das Kräfteverhält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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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gleich drängte er darauf, die traditionelle Abschottung zwischen BND, Verfassungsschutz und Polizei zu überwinden. Erkenntnisse über Terrornetzwerke, Waffen-, Geld- und Drogenhandelsrouten wurden stärker geteilt. Diese Entwicklung mündete 2004 auch in die Gründung des Gemeinsamen Terrorismusabwehrzentrums in Berlin, an dem der BND beteiligt war.
Ein Jahr später, Angela Merkel wurde deutsche Kanzlerin, wechselte Hanning ins Innenministerium und hinterliess einen Geheimdienst, der besser organisiert und vernetzt war als zu Beginn seiner Amtszeit. Als Staatssekretär Wolfgang Schäubles oblagen ihm die Themengebiete innere Sicherheit, Bundespolizei,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sfragen und vor allem die Terrorismusbekämpfung.
Angesichts der islamistischen Anschläge in Europa und den USA trieb Hanning im Innenministerium weitreichende Überwachungs- und Polizeibefugnisse voran. Im Internet auftauchende Leaks aus Sicherheitsbehörden kritisierte er als «Kultur der Durchstecherei». 2009 ging Hanning als Beamter in den Ruhestand. Als Privatmann gründete er eine eigene Beraterfirma. Er machte das zu Geld, was er in seinen drei Jahrzehnten im Staatsdienst aufgebaut hatte: internationale Kontakte, sein Wissen über Sicherheitsapparate und seinen Zugang zu politischen Entscheidungsträgern.
Hannings Beratertätigkeit konzentrierte sich besonders auf Russland, den postsowjetischen Raum, China und den Nahen Osten. Auch zu Aserbaidschan unterhielt er Verbindungen – unter anderem als Vorstand des Deutsch-Aserbaidschanischen Forums. Hanning arbeitete für die britische Beratungsfirma G3 als Senior Advisor, später als Verantwortlicher für Russland und die ehemaligen Sowjetrepubliken. Ab 2018 stand er zudem an der Spitze der Schweizer Pluteos AG, die unter anderem geopolitische Lagebilder und Cybersicherheits-Dienstleistungen anbot. Seine Beratertätigkeit brachte ihm wiederholt den Vorwurf ein, seine früheren politischen Kontakte für private Geschäftsinteressen zu nu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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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h gab es immer wieder Debatten darüber, inwieweit ein ehemaliger Spitzenbeamter als privater Unternehmer im selben Feld Informationen zwischen staatlichen Geheimnissen und geschäftlichen Ambitionen trennen könne. Einen tiefen Knick bekam Hannings Karriere, als die lettische PNB Banka, deren Aufsichtsrat er war, 2019 kollabierte. Gemeinsam mit weiteren Verantwortlichen wurde er auf 32 Millionen Euro Schadenersatz verklagt, Teile seines Vermögens wurden gepfändet. Es wird spekuliert, dass diese finanziellen Probleme der Grund für Hannings mutmassliche kriminelle Aktivitäten sein könnten.
Drei Jahre später versuchte die Hamburger Unternehmerin Christina Block, ihre Kinder im Zuge eines Sorgerechtsstreits aus Dänemark gewaltsam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zuhole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verdächtigt Hanning, als Verantwortlicher einer Sicherheitsfirma an diesem gescheiterten Versuch beteiligt gewesen zu sein. Im September vergangenen Jahres durchsuchten die Ermittler seine Wohn- und Geschäftsräume – und fanden interne Unterlagen des BND. Dokumente aus einer Zeit, als Hanning längst nicht mehr dort arbeitete. Die Spur führte zu seinem früheren Büroleiter Manfred D., der Hanning seit 2010 mit den BND-Dokumenten versorgt haben soll.
Hanning, dessen Beruf es jahrzehntelang war, Geheimnisse zu schützen, steht nun im Verdacht, vertrauliche Informationen für eigene Zwecke genutzt zu haben.
In Sachsen-Anhalt wird ein Politiker der AfD zum Landtagspräsidenten gewählt – als Reaktion setzt die SPD unerwartete Akzente
RUBEN GIULIANO, BERLIN
Der Bebelplatz in Berlin-Mitte ist ein historischer Ort. Am 10. Mai 1933, kurz nach der Machtergreif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verbrannten dort etwa 70 000 Studenten, Professoren sowie Mitglieder der SA und der SS sämtliche Bücher von als «undeutsch» bezeichneten Autoren. Unter ihnen Erich Kästner, Karl Marx und Kurt Tucholsky.
Es ist daher kein Zufall, dass die SPD ausgerechnet an diesem Ort ihrem Unmut über die Geschehnisse in Sachsen-Anhalt am Dienstagabend Luft machen will. Um 19 Uhr stellen sich weite Teile der 120-köpfigen Bundestagsfraktion Seite an Seite auf dem Opernplatz auf. Kurz zuvor an diesem Tag wurde in Sachsen-Anhalt der AfD-Politiker Tobias Rausch zum Landtagspräsidenten gewählt – mutmasslich mit Stimmen einzelner CDU-Abgeordneter. Es ist das erste Mal, dass die AfD in einem Bundesland das protokollarisch wichtigste Amt besetzt.
Nach dem Wahlsieg der Partei vor genau einem Monat war es zwar absehbar, dass die AfD als stärkste Fraktion auch den Posten des Landtagspräsidenten besetzen würde. Bei der SPD sorgt der eingetroffene Fall dennoch für Empö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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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is Pistorius, Bundesverteidigungsminister und beliebtester Politiker der SPD, nennt die Wahl von Rausch in seiner Rede einen «Tabubruch der parlamentarischen Demokratie». Hinter ihm halten die Abgeordneten Exemplare der deutschen Verfassung in die Luft – und Plakate, auf denen etwa steht: «Wir lassen Sachsen-Anhalt nicht im Stich». Demokraten hätten «Rechtsextremen und Faschisten als Steigbügelhalter gedient», fährt Pistorius in seiner Rede fort. Wer das zugelassen habe, habe sich an der Demokratie vergangen.
Es sind schwerwiegende Vorwürfe, die Pistorius äussert. Auch wenn er nicht sagt, wer sich an der Demokratie vergangen habe, ist klar, wen er meint: die CDU. Da Landtagspräsident Rausch bei der Wahl vier Stimmen mehr erhielt, als es Abgeordnete der AfD und des de facto verbündeten BSW gibt, gilt es als wahrscheinlich, dass Abgeordnete der CDU ebenfalls für ihn gestimmt haben.
Immer wieder raunen an diesem Abend mehrere SPD-Abgeordnete, dieser «Tabubruch» werde auch Thema sein beim Koalitionsausschuss am gestrigen Mittwochabend. Dort sollte eigentlich der Reformkurs der ohnehin angeschlagenen schwarz-roten Koalition besprochen werden. Doch aus SPD-Sicht dürfe man nach der Wahl am Dienstag nicht einfach so zur Tagesordnung zurückkehren. Der Vorfall entfernt die Koalitionsparteien wieder ein Stück voneinander – und hat Sprengkraft.
Unter den Abgeordneten befindet sich auch Saskia Esken. Die 65-Jährige war von 2019 bis 2025 Vorsitzende der SPD. Sie könne sich noch gut an ihren ersten Koalitionsausschuss erinnern, sagt Esken im Gespräch mit der NZZ. Dieser fand im Februar 2020 statt. Kurz zuvor wurde der FDP-Politiker Thomas Kemmerich mit Stimmen der AfD, der CDU und der FDP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in Thüringen gewählt. «Das war auch so ein Moment, in dem man gemerkt hat, es sind nicht alle demokratischen Kräfte vollständig im Wort bei der Frage, nicht mit Faschisten zusammenzuarbei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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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Fall Kemmerich löste wochenlange Proteste von links bis hinein in die CDU aus. Kleiner wurde die AfD dadurch dennoch nicht. Bei der Landtagswahl in Thüringen im September 2024 wurde die Partei erstmals stärkste Kraft und kam auf 32,8 Prozent der Stimmen – ein Zuwachs von knapp zehn Prozentpunkten. Umso fragwürdiger ist, ob die jüngste Protestaktion der SPD der AfD Einhalt gebieten wird. Oder ob der Protest nicht viel eher der Selbstvergewisserung dient.
Bemerkenswert an diesem Abend ist, wie die SPD-Politiker die nationalen
Symbole für sich wiederentdecken. Zum Ende seiner Rede stimmt Pistorius mit den Genossen die deutsche Nationalhymne an. Er sendet die Botschaft, dass die SPD die Symbole der Bundesrepublik nicht allein der AfD überlassen will. Bisweilen taten sich insbesondere SPD und Grüne mit dem Patriotismus schwer. Bei Parteitagen war die Bundesflagge nirgends zu sehen, die Nationalhymne wurde selten gesungen. Und infolgedessen kaperte die AfD die Symbole für sich. Bei sämtlichen AfD-Veranstaltungen hoben die Mitglieder die Nationalflagge entschlossen hoch und sangen inbrünstig die deutsche Nationalhymne.
Es ist ein neuer Akzent, den die SPD nun setzt. Unterdessen legt sie aber auch viele altbekannte Forderungen gegen die AfD wieder neu auf. Ein 19-seitiges Positionspapier, das die Fraktion am Dienstag beschlossen hat, fordert etwa ein Prüfverfahren für ein Verbot der Partei sowie sämtliche, teilweise klein- teilige Massnahmen für den «demokratischen Selbstschutz».

ANDREAS SCHEINER
Bei der Autovermietung in Toronto schaut der Angestellte etwas überrascht auf die Buchung. «Rückgabe in Detroit?» Der Mann muss lachen. Nein, in die USA rüber zu fahren, sei kein Problem, sagt er. «Ihr seid ja nicht Kanadier.» Die amerikanischen Grenzbeamten, gibt er zu verstehen, würden, wenn, dann die Kanadier schikanieren. Seit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seinen Handelskrieg gegen die nördlichen Nachbarn angezettelt hat, stehen diese bei den amerikanischen Beamten offenbar unter schärferer Beobachtung. Als ob die Leute jetzt Eishockeyschläger in die USA schmuggeln wollten oder kanadische Milch, die von Trumps Strafzöllen betroffen ist. Aber bei den Kanadiern hält sich die Lust, noch in die USA zu reisen, ohnehin sehr in Grenzen, das wird bei der Fahrt durch die Provinz Ontario schnell klar.
Die erste Station ist der Ontariosee, den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nun lieber «Lake America» nennen will. Die Fähre schlägt Wellen, als sie zur Inselgruppe vor Toronto übersetzt. Nur wenige Passagiere machen an diesem wolkenverhangenen Tag einen Ausflug auf den idyllischen Archipel mit seinen 650 Einwohnern. Einer der Insulaner, Manuel Cappel, Mitte siebzig, wartet am Steg.
Der gebürtige Deutsche, dessen Mutter in den 1950er Jahren als Touristin das Eiland entdeckt hatte, lebt schon fast sein ganzes Leben auf Ward's Island, der östlichen Spitze. Zwar sieht man nicht auf die andere Seeseite hinüber, 50 Kilometer Luftlinie sind es bis zum amerikanischen Ufer im Gliedstaat New York. Doch am Horizont ist für Cappel immer Amerika zu erah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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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 Mann, der seinen kleinen, anhänglichen Hund spazieren führt, gehen die Feindseligkeiten nahe. Dass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den See vor seiner Haustür für sich reklamiert, ist für Cappel ein besonders dreister Affront. Denn er ist der Ehrenwärter des Leuchtturms auf Hanlan's Point, der südwestlichen Spitze der Inseln. Das Gibraltar Point Lighthouse, um das er sich kümmert, ist zwar nicht mehr aktiv, längst wurde es von einer modernen Signalanlage abgelöst. Doch Manuel Cappel, könnte man sagen, ist so etwas wie der sinnbildliche Wächter über Lake Ontario.
Oder war es. Denn vermutlich hat die Ortsverwaltung neulich ein Vorhängeschloss am Gebäude angebracht, wieso auch immer. Jetzt ist Cappel von seinem Beobachtungsposten ausgesperrt – während gleichzeitig die Amerikaner den Kanadiern das Gewässer streitig machen. Es mutet fast symbolhaft an. Und noch etwas ist sinnbildlich: Der Signalturm wurde 1808 erbaut, knapp fünf Jahre vor dem sogenannten zweiten Unabhängigkeitskrieg zwischen den USA und den Briten, bei dem auch um deren Kolonien in Kanada gekämpft wurde.
Vom Ahornsirup-Produzenten über den Käser bis zum Manager in der Eishockeyschläger-Fabrik: In Ontario nimmt man den Handelskrieg persönlich
Überraschenderweise hätten die einfallenden Amerikaner den Leuchtturm damals nicht zerstört, erzählt Cappel. Nachdem die amerikanischen Truppen aber die Stadt York, das heutige Toronto, teilweise in Schutt und Asche gelegt hatten, rächten sich die Briten, indem sie das Weisse Haus niederbrann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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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z so weit ist die Feindschaft zwischen den Nationen nicht wieder fortgeschritten. Aber Trumps Drohgebärden, Kanada als 51. Staat der USA zu annektieren, lassen Erinnerungen an das dunkle Kapitel der nordamerikanischen Geschichte wach werden. «Es ist das Geschwätz eines Grössenwahnsinnigen», sagt Cappel. «Er will den See umbenennen, um uns zu provozieren. Er verachtet uns. Er hält uns für abtrünnige Amerikaner, die unter sein Zelt zurückkehren sollten, für Schmarotzer oder was auch immer.»

Trump hat den Import von kanadischen Molkereiprodukten verboten. Auf dem Bauernhof in Ontario kann man das vorerst verkraften. CREATIVE TOUCH IMAGING LTD. / NURPHOTO VIA GETTY
Aber im Handelsstreit werde man nicht nachgeben, da hat Cappel keine Zweifel. «Wer mit dem Rücken zur Wand steht, fängt erst recht an zu kämpfen.» Kanada, so fügt er lächelnd hinzu, sei flächenmässig grösser als die USA. «Vielleicht sollten wir Amerika die elfte Provinz von Kanada nennen.»
Mark Carney äussert sich ähnlich unbeugsam. Der kanadische Premierminister hat die Verhandlungen mit Trump platzen lassen und Gegenzölle verhängt. Doch die Abhängigkeit von der amerikanischen Wirtschaft ist gross – 70 Prozent der kanadischen Güterexporte gehen in die USA. Und Trump verspricht, die eigene Industrie zu schützen, «America first», lautet sein Argument, davon rückt er nicht ab. Auch wenn es nicht immer ganz einleuchtet.
So hat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etwa Eishockeyschläger mit Strafzöllen belegt. Als der Handelsstreit Ende August eskalierte, dominierte der Angriff auf die Hockey-Sticks die Schlagzeilen. Aber welche Schläger eigentlich?
Ausserhalb von Toronto, auf der Fahrt nach Südwesten, wird es zunehmend grün, Getreidefelder tun sich auf, verstreute Waldstücke. Brantford, anderthalb Stunden von der Grossstadt entfernt, ist bekannt für zwei Dinge. Alexander Graham Bell hat hier das Telefon erfunden. Mindestens so stolz ist man aber auf Wayne Gretzky, die Eishockey-Legende der Stadt. Eishockey hat hier überhaupt Gewicht, denn in Brantford sitzt Roustan Hockey.
Das Unternehmen, dessen Wurzeln in Ontario bis 1847 zurückreichen, fertigt Eishockeyschläger. Genauer gesagt: Es ist das letzte Unternehmen in ganz Nordamerika, das überhaupt noch traditionelle Eishockeyschläger aus Holz herstellt. Denn die globalen Marken, die ihre Schläger mittlerweile aus Carbon produzieren, haben ihre Fabriken nach Asien ausgelag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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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n Trump also Eishockeyschläger auf die Zollliste nimmt, schützt er nicht etwa eine einheimische Industrie, sondern er bestraft den letzten, im beschaulichen Brantford verbliebenen Traditionsbetrieb. «Ich weiss auch nicht, wieso er das tut», sagt Bo Crawford, der freundliche General Manager von Roustan Hockey, während er durch das Werk führt. «Vermutlich dachte er sich einfach, dass Hockey für uns Kanadier so wichtig ist.» Aber man lasse sich nicht herumschubsen. «Wir Kanadier mögen nett wirken, wir sagen häufig «Hallo» und «Entschuldigung», aber tief im Innern sind wir alle Hockeyspieler.» Den einen oder anderen Bodycheck, soll das heissen, steckt man ein.
Bis zu 400 000 Schläger produziert das Unternehmen pro Jahr, das meiste ist Handarbeit. Mehr als ein Drittel des Absatzes geht in die USA. Wenn Trump den ewigen Rivalen im Sport mit den Zöllen treffen will, muss er aber nicht nur bedenken, dass die amerikanischen Konsumenten künftig mehr für ihre Schläger aus Kanada bezahlen müssen.
Vor dem Stapel mit dem Rohholz spricht Crawford über die verschiedenen Hölzer, die verwendet werden. Esche, Espe, Walnuss, Kirsche, Lindenholz. «Manches davon kommt aus den
Manuel Cappel
Ehrenwärter für
den Lake Ontario
Bo Crawford
Manager von
Roustan Hockey


Shep Ysselstein
Käser
vom Grimselpass
Rob Nadeau
Produzent
von Ahornsirup
USA.» Er sagt es eher beiläufig. Doch damit werden die amerikanischen Zölle vollends zum Bumerang.
Denn teure Schläger führen dazu, dass der Absatz in den USA zurückgeht, und das wiederum wird Roustan Hockey veranlassen, seine Aufträge bei amerikanischen Sägewerken und Holzexporteuren zu kürzen. Kurzum, die kanadischen Eishockeyschläger sind ein Lehrbuchbeispiel für die Absurdität, die der Zollstreit zwischen den eng verzahnten Wirtschaften annimmt. Aber nicht alles, was Trump moniert, muss gleichermassen absurd sein. Dass ihm zum Beispiel kanadische Milchprodukte sauer aufstossen, ist schon eher nachvollziehbar.
Fährt man von der flachen Flussebene bei Brantford weiter, wo die Strassen sanft in die geschwungene, sattgrüne Landschaft des Oxford County übergehen, findet man sich bald im «Dairy Capital of Canada», in der Herzkammer
Würde Trump die Ahornsirup-Produzenten mit Strafzöllen belegen, könnten sich viele Amerikaner nur noch Butter auf ihre Pancakes streichen.
der kanadischen Milchwirtschaft. Gerade einmal eine halbe Stunde von Roustan Hockey entfernt, am Ende einer von Bäumen gesäumten Landstrasse, steht die Käserei von Shep Yssel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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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junge Mann mit niederländischen Wurzeln hat sein Handwerk im Berner Oberland gelernt. Nach dem Ort am Grimselpass heisst auch eine seiner Käsesorten: der «Handeck». Ursprünglich nutzte er für den würzigen Hartkäse die schweizerdeutsche Schreibweise «Handegg», doch die Kunden waren verwirrt über die «Egg»-Endung und dachten, dass es Ei im Käse gebe.
Was es im Käse sicher nicht gibt, ist amerikanische Milch, das ist jedem klar. Kanada schützt seine Milchbauern mit einem System der Angebotssteuerung, bei dem genau festgelegt ist, wie viel Milch ein Hof produzieren darf. Die Abnahme-preise sind auch garantiert. Gleichzeitig ist mit exorbitant hohen Zöllen dafür gesorgt, dass kaum amerikanische Milchprodukte importiert werden können.
Für Ysselstein bedeutet das, dass er zwar einen höheren Preis für die Milch bezahlt, mit der er seinen Käse herstellt. Er muss im Supermarkt aber nicht mit importiertem Billigkäse aus den USA konkurrieren. Doch das stört natürlich die amerikanischen Produzenten. Als Retourkutsche hat Trump nun seinerseits den Import von kanadischen Molkereiprodukten verboten.
Dass Milchbauern in amerikanischen Grenzregionen über die Handelsbarrieren nicht glücklich seien, könne er verstehen, sagt Ysselstein. Aber auch die USA würden etwa ihre Zuckerindustrie abschirmen. Zudem sei die Aufregung um den kleinen kanadischen Markt völlig unverhältnismässig. Am grossen Käsekessel stehend argumentiert Ysselstein, dass es eine Frage der Kultur sei. Kanada gewichte den Schutz der Kleinbauern höher als die USA, wo der Profit im Vordergrund stehe.
Und wohin das führe, wenn man alles dem Profitstreben unterordne, sehe man in kleineren amerikanischen Molkereigebieten, etwa in Upstate New York oder South Dakota. Da komme man sich manchmal vor wie in einem Entwicklungsland, sagt Ysselstein. «Es ist traurig zu sehen, wie viel Armut in den USA herrscht.» Hier im Oxford County seien die Dinge dagegen noch in Ordnung, findet er.
Das sind sie auch bei Rob Nadeau, der kurz vor der amerikanischen Grenze, in Kanadas südlichstem «Sugar Shack», seinen eigenen Ahornsirup produziert. In der Zuckerhütte, die mitten im kleinen, privaten Ahornhain steht, stellt Nadeau täglich literweise Sirup her, den er von Hand abfüllt. Wenn die Kanadier nichts auf ihren Käse kommen lassen, dann ist ihnen der Ahornsirup erst recht heilig. Er ist ihr Nationalstolz. Nadeaus Kunden kommen nicht selten aus Detroit über die Grenze, um bei Ruscom Maple, wie das Kleinunternehmen heisst, den kanadischen Dicksaft zu kaufen. Dieser tropft nur bei bestimmten klimatischen Bedingungen, wenn auf wiederholt frostige Nächte sonnige Frühlingstage folgen, aus dem Baum.
Und weil fast nur in Kanada eiskalte arktische Luftmassen im Frühjahr auf erste warme Luftströmungen vom Atlantik treffen, die für verlässliche Frost-Tau-Zyklen sorgen, hat das Land quasi ein Monopol auf Ahornsirup. In Spitzenjahren stammen knapp 80 Prozent der weltweiten Produktion aus Quebec, aber auch New Brunswick und Ontario. Und davon wiederum gehen bis zu 65 Prozent direkt in die USA.
Würde Trump die Ahornsirup-Produzenten mit Strafzöllen belegen, könnten sich viele Amerikaner nur noch Butter auf ihre Pancakes streichen. Denn die USA sind zwar der zweitgrösste Ahornsirup-Produzent der Welt, aber ihr Output reicht bei weitem nicht aus, um den Bedarf der unersättlichen amerikanischen Bevölkerung zu de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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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och ist Nadeau, der gerade vor seiner Hütte Holz hackt, alarmiert von Trumps handelspolitischem Aktivismus. Wenn internationale Lieferketten tangiert werden, steigen etwa auch die Preise für seine Verpackungsmaterialien. Vor allem aber kann er nicht fassen, wie sich die Schwesternationen auseinandergelebt haben. Viele seiner Cousins, so erzählt er, kämen zwar aus New Brunswick, aber geboren seien sie in den USA, weil es in den kleinen kanadischen Bauerndörfern keine Spitäler gab. «Heute wünschen sie sich, ihre amerikanische Staatsbürgerschaft abzugeben.»
Seine halbe Familie sei noch «drüben», fügt er hinzu. Früher arbeitete er an der Grenze, jeden Tag ging er nach Amerika. Aber seit seiner Pensionierung vor elf Jahren sei er nur noch zweimal da gewesen. Dann erzählt Nadeau von kanadischen Stammkunden, die den Winter jeweils in Florida verbrächten. Bei der Rückfahrt sei einem von ihnen in Tennessee und dem andern in Kentucky kein Benzin verkauft worden – wegen der kanadischen Nummernschilder am Auto. «Es ist verrückt», sagt Nadeau. «Nein, es ist mehr als verrückt, es ist verdammt traurig.»
Egal, ob es Rob Nadeau ist, der Leuchtturmwärter Manuel Cappel, der Käser Shep Ysselstein oder Bo Crawford von der Eishockeyschläger-Fabrik: Was die Kanadier erzürnt, sind nicht bloss die wirtschaftlichen Einbussen, die wegen des Handelsstreits drohen. Wenn sie davon reden, nicht mehr in die USA zu fahren, spricht daraus auch nicht die moralische Überheblichkeit mancher Europäer, die Trump boykottieren wollen. Die Kanadier, sie nehmen die amerikanischen Angriffe persön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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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 eine halbe Stunde von Ruscom Maple entfernt führt die 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 über die Grenze nach Detroit. Im Sommer hat die imposante Brücke eröffnet. Über eine Länge von zweieinhalb Kilometern kommt sie ohne einen einzigen Pfeiler im Flussbett aus und könnte eigentlich für die Belastbarkeit der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stehen.
So wie der Namensgeber Gordie Howe, ein kanadischer Eishockeyspieler, der 25 Jahre für die Detroit Red Wings gespielt hat, die tiefe Verflechtung der beiden Nationen verkörpert. Aber der freundliche amerikanische Grenzbeamte, der nicht allzu viel Arbeit hat – nur drei, vier Autos stehen vor den Grenzhäuschen –, räumt ein, dass er sich bei Eishockey nicht näher auskenne. Ob man aus Kanada etwas mitbringe, fragt er. «Ja, vakuumierten Käse und eine kleine Flasche Ahornsirup.» Dagegen ist offenbar nichts einzuwenden. Der Beamte lacht und winkt den Mietwagen aus Toronto durch.
Neue Bürcher Zeitung
Die Führungslosigkeit der SPÖ droht die Dreierkoalition zu blockieren
MERET BAUMANN, WIEN
Österreichs Sozialdemokraten haben ihren Führungsstreit vorerst beigelegt und die schrittweise Entmachtung des Parteichefs Andreas Babler beschlossen. Für die Art und Weise verwendeten aber gleich mehrere Kommentatoren das Wort skurril. Zwar herrschte vor allem bei den Genossen in den Bundesländern schon länger die Stimmung vor, es brauche angesichts miserabler Umfragewerte einen Wechsel an der SPÖ-Spitze. An einer Marathonsitzung am Sonntag war aber niemand bereit, sie zu übernehmen. Einzige Ausnahme war der millionenschwere Medienmanager Gerhard Zeiler, der mit einer unaufgeforderten, medial ausgerichteten Bewerbung die jüngste Diskussion erst ausgelöst hatte.
Dessen «Kandidatur» war zu diesem Zeitpunkt allerdings bereits implodiert – nicht zuletzt wegen einiger ungeschickt wirkender Interviews, in denen der 71-Jährige unter anderem an sozialdemokratischen Tabus wie den restriktiven Ladenöffnungszeiten rüttelte. Übrig blieb nur Babler. Er behält seine Ämter deshalb bis Ende Jahr. Dann sollen die Wissenschaftsministerin Eva-Maria Holzleitner und der Fraktionschef Philip Kucher die SPÖ-Führung interimistisch übernehmen und einen Parteitag vorbereiten, an dem die Frage definitiv geklärt werden soll. Schon ab sofort fungieren sie als Co-Parteichefs neben Babler, die Medien bezeichnen sie als «Aufpa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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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zekanzler soll Anfang 2027 der populäre Finanzminister Markus Marterbauer werden. Er ist auch der Wunschkandidat für die Parteiführung, leidet allerdings an einer Krebserkrankung und steht unmittelbar vor dem letzten Zyklus einer Chemotherapie. Er wolle sich auf die Budgetsanierung und seine Gesundheit konzentrieren, erklärte er verständlicherweise in mehreren Interviews im Vorfeld der sonntäglichen Krisensitzung.
Die SPÖ spricht nun von einem «geordneten Prozess», von neuer Einigkeit und Stärke. Tatsächlich ist die komplizierte Übergangsphase aber ein Armutszeugnis für die staatstragende Partei. Niemand drängt sich für die Nachfolge
Bablers auf, und so bleibt er als «lame duck» im Amt. Derweil liegt die ganze Hoffnung der Genossen auf dem Genesungsprozess ihres kompetenten und kommunikativ starken Finanzministers, der allerdings schon mehrfach betont hatte, nach der laufenden Legislaturperiode in Pension gehen zu wollen. Einen Plan B scheint es nicht zu geben. Die Aussenwahrnehmung sei desaströs, sagte deshalb der Politikberater Thomas Hofer im ORF-Interview.
Die Turbulenzen schaden auch der Dreierkoalition der konservativen ÖVP mit der SPÖ und den Liberalen (Neos). Das heterogene Bündnis regiert seit anderthalb Jahren und war bisher vor allem mit der Sanierung des Staatshaushalts beschäftigt. Dazu kamen einige Reformen etwa im Bereich der Integration, der Bildung und der Sicherheit. Laut einer Analyse der Universität Graz wurden von den im Koalitionsabkommen verankerten Vorhaben immerhin schon 38 Prozent ganz oder teilweise umgesetzt. Bei den grossen Brocken stockt es aber seit Monaten. Dazu gehören eine Gesundheits- und Sozialhilfereform oder die Wiederherstellung der Verteidigungsfähigkeit.
Kanzler Christian Stocker kündigte deshalb kürzlich einen «Herbst der Ergebnisse» an. Nun sieht sich seine ÖVP aber einem Koalitionspartner gegenüber, von dem unklar ist, mit wem es zu verhandeln gilt und wer die relevanten Entscheidungen trifft. Das ist umso problematischer, als sich ein ungewöhnlich langes Zeitfenster ohne Wahlen zu schliessen beginnt. In rund einem Jahr wird in Oberösterreich und in Tirol gewählt. Unpopuläre Einschnitte, die das Land zweifellos braucht, werden nun stetig schwieriger.
Kanzler Stocker sagte als Reaktion auf die SPÖ-Krise, die Koalition funktioniere und arbeite. Alle Regierungsparteien müssten sich mit voller Kraft dem «Herbst der Ergebnisse» widmen. Es gebe viel zu tun. Laut einer am Mittwoch publizierten Umfrage trauen allerdings 65 Prozent der Befragten seiner Regierung nicht zu, bis zum Ende der Legislaturperiode noch wichtige Reformen umzusetzen.
Die FPÖ sieht die Republik sogar ihrer Handlungsfähigkeit beraubt und fordert vorgezogene Wahlen. Das Projekt Dreierkoalition sei gescheitert, erklärte ihr Generalsekretär am Dienstag. Die Rechtspopulisten hatten die Wahl vor zwei Jahren gewonnen und waren erstmals stärkste Kraft geworden. Der FPÖ-Chef Herbert Kickl scheiterte aber mit dem Versuch einer Regierungsbildung. Seither beschimpft er die Koalition als «Verlierer-Ampel» und hat damit insofern einen Punkt, als das primäre Ziel dieses Bündnisses war, einen Kanzler Kickl zu verhindern. Darüber hinaus eint die drei Parteien wenig.
Das führt immer wieder zu Kompromissen, die auch die eigenen Wähler nicht überzeugen. Dies und die Unzufriedenheit über gestiegene Lebenshaltungskosten bescheren der FPÖ derzeit rekordhohe Umfragewerte von fast 40 Prozent, ohne dass Kickl dafür viel tun muss. Gleichzeitig ist die Zustimmung für ÖVP und SPÖ weit unter ihre historisch schlechtesten Wahlresultate abgestür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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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ist auch der Grund für die Personaldebatte bei der SPÖ. Wie viel ein Wechsel an der Spitze bringt, ist fraglich. Er ändert wenig an der schon seit Jahren bestehenden Uneinigkeit der Partei, die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schon den Kanzler Werner Faymann und Pamela Rendi-Wagner zum Rücktritt zwang. Immerhin erhofft man sich vom pragmatischen und integrativen Marterbauer aber mehr Strahlkraft auf die Wähler als vom selbsternannten Marxisten Babler, der nur beim linken Flügel ankam.
Dieselbe Frage wird sich eher früher als später auch bei der ÖVP stellen. Stocker polarisiert mit seiner ruhigen, konsensorientierten Art weniger als Babler, und er hat den Vorteil des Kanzlerbonus. Aber auch der Regierungschef hat miserable Umfragewerte und ist kein Zugpferd für die nächste Wahl. In Oberösterreich und Tirol droht den Konservativen nächstes Jahr sogar der Verlust ihrer Landeshauptmänner – ein Amt, das sie dort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 bekleiden.
Verbessern sich die Aussichten nicht bald, wird auch in der ÖVP der Ruf nach einem Wechsel laut werden, und wie bei der SPÖ drängt sich kein logischer Nachfolger auf. Mit der Ruhe dürfte es für die Dreierkoalition bereits drei Jahre vor dem regulären Ende der Legislaturperiode vorbei sein.
Der belgische Verteidigungsminister will die Jugend mit der Wehrpflicht disziplinieren
ANTONIO FUMAGALLI, BRÜSSEL
Das belgische Newsportal «Sudinfo» nennt sie «die Videos der Schande»: Zu sehen sind junge Menschen, manche von ihnen maskiert, die am Dienstagnachmittag in der Innenstadt von Lüttich die Vitrine eines Videospielgeschäfts einschlugen und sich mit vollen Händen aus dem Staub machten. Der Besitzer sprach tags danach von Waren im Gegenwert von 30 000 bis 40 000 Euro, die gestohlen worden seien.
Die Plünderungen erinnern an die Bilder aus Frankreich, wo seit mehr als einer Woche Schüler auf die Strassen gehen und es immer wieder zu heftigen Ausschreitungen kommt. Die belgische Polizei ging mit Wasserwerfern und Tränengas gegen die Krawallanten vor und nahm alleine in Lüttich mehr als fünfzig Personen fest. Zahlreiche kleinere Brände mussten gelöscht werden, mehrere Personen erlitten Verletz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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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wohl Lüttich in unmittelbarer Nähe zur deutschen Grenze liegt, gilt die 200 000-Einwohner-Stadt gemeinhin als die «französischste» in Belgien – aus historischen, wirtschaftlichen und kulturellen Gründen. Dass ausgerechnet dort der Funke der französischen Protestwelle am stärksten übergesprungen ist, erstaunt daher nicht. In milderer Form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aber in fast jeder frankofonen Stadt Belgiens Demonstrationen stattgefunden, regulärer Unterricht war teilweise nicht möglich. Ruhig blieb es hingegen im flämischen, bevölkerungsreicheren Norden des Landes.
Die Parallelen zu Frankreich sind unverkennbar: Schülerinnen und Studenten fordern bessere Betreuung im Unterricht, die Sanierung von maroden Gebäuden und eine Rückkehr zu tieferen Studiengebühren. Die Protestaktionen, die aufgrund der Sparpläne der Regionalregierung schon im Frühjahr begonnen haben und teilweise von der Lehrerschaft mitgetragen werden, haben sich seit Anfang Oktober intensiviert.
In die zwar lautstarken, aber insgesamt friedlichen Schülerproteste mischen sich immer wieder Randalierer, die ohne politische Botschaft auftreten. Sie mobilisieren sich über die sozialen Netzwerke und fühlen sich im allgemeinen Chaos offensichtlich unantastbar.
Im Fokus der friedlichen Protestierenden steht die Bildungsministerin Valérie Glatigny. In einem vielbeachteten Videobetrag verteidigte sie das Recht auf Meinungsäusserung, forderte die Jungen aber gleichzeitig auf, ins Klassenzimmer zurückzukehren und sich nicht instrumentalisieren zu lassen. «Wer versucht, die französischen Ausschreitungen in unsere Schulen zu importieren, trägt grosse Verantwortung», sagte sie. Gleichzeitig verteidigte sie den durch die klammen Staatsfinanzen bedingten Sparkurs im Bildungsbere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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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nationaler Ebene hat sich auch Verteidigungsminister Theo Francken in die Diskussion eingemischt. Auf Facebook echauffierte er sich über «Teenager, die in Schulen vandalieren und ihre Lehrer schlagen» und schlug vor, die allgemeine Wehrpflicht wiedereinzuführen. Gegenüber «Het Laatste Nieuws» führte er aus, warum er seine altbekannte Forderung nun mit den Studentenprotesten in Verbindung bringt: «Wir müssen diesen jungen Menschen Disziplin und Ordnungssinn vermitteln.»
Hinter den vermehrten Attacken auf Frachter im Schwarzen Meer wird Moskau vermutet
NICOLE ANLIKER, ISTANBUL
In der Nacht auf Dienstag sind im Schwarzen Meer vor der bulgarischen Küste zwei Handelsschiffe von Drohnen getroffen worden. Auf dem einen Frachter, der unter der Flagge Palaus fuhr, brach nach dem Angriff ein Brand aus. Alle 18 Besatzungsmitglieder konnten evakuiert werden, zwei sind schwer verletzt. Das andere Schiff, das unter der Flagge von Togo unterwegs war, ist gesunken. Von seiner Besatzung fehlt jede Spur. Am Mittwoch hiess es dann von offizieller Seite, die Suche nach den Vermissten sei eingestellt wo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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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gariens Ministerpräsident Rumen Radew verurteilte die Angriffe, die sich 70 Seemeilen östlich der Stadt Bjala ereigneten, als grobe Verstösse gegen das See- und Völkerrecht. Er bezeichnete sie als Gefahr für die Schifffahrt im Schwarzen Meer. Das führe zu steigenden Versicherungsprämien und erschwere den Handel. Radew warnte auch vor einer
Ausweitung des Ukraine-Krieges, wenn dieser nicht bald beendet werde. Die bulgarischen Behörden untersuchen die Herkunft der Drohnen. Radew äusserte sich nicht dazu. Er erklärte lediglich, es seien mehrere Drohnen gewesen, die aus dem Meer und aus der Luft gekommen seien. Zudem sagte er, eines der Schiffe habe Getreide transportiert.
Die Angriffe erfolgte einen Tag nachdem eine Drohne bereits einen türkischen Frachter mit ukrainischem Getreide vor der Küste Rumäniens getroffen hatte. Laut dem rumänischen Innenministerium kamen dabei zwei Seeleute ums Leben, elf weitere wurden gerettet. Auch dieses Schiff sank. Der Vorfall ereignet sich laut dem Ministerium 30 Seemeilen südlich der rumänischen Ortschaft Sfantu Gheorghe im Donaudelta, innerhalb der ausschliesslichen Wirtschaftszone Rumäniens im Schwarzen Meer.

Dieses Schiff vor der rumänischen Küste wurde – wie zuvor auch andere Frachter – von einer Drohne beschädigt. Bei dem Angriff kamen zwei Personen ums Leben.
ROMANIAN INTERIOR MINISTRY / HANDOUT VIA REUTERS
Der ukrainische Präsident Wolodimir Selenski beschuldigte Russland, die Angriffe verübt zu haben. Er sehe darin einen weiteren Versuch Moskaus, den westlichen Teil des Schwarzen Meeres für die Schifffahrt untauglich zu machen. Russland wolle die Eskalation weiter vorantreiben, sagte er in einer Videoansprache am Dienstagabend. Moskau hat sich zu den Zwischenfällen bisher nicht geäussert. Dennoch deutet vieles darauf hin, dass Selenskis Vorwürfe zutreffen könnten.
Nachdem Russland das Abkommen über den sicheren Transport von Getreide aus der Ukraine ins Mittelmeer im Juli 2023 auslaufen liess, hat die Ukraine eine neue Schifffahrtsroute zwischen Odessa und dem Bosporus entlang der westlichen Schwarzmeerküste etabliert. Sie verläuft durch die Hoheitsgewässer von Rumänien und Bulgarien und schützt die Frachter vor russischen Attacken. Ein Angriff in diesen Gewässern würde Nato-Gebiet verletzen und schwere Folgen nach sich ziehen.
Die drei angegriffenen Frachter fuhren jedoch nicht in den Hoheitsgewässern der beiden Länder, sondern in deren exklusiven Wirtschaftszonen. Diese befinden sich mindestens zwölf Seemeilen von der Küste entfernt und gehören nicht zu deren Staatsgebiet, was sie anfälliger für Angriffe macht. Es ist nicht ungewöhnlich, dass Kapitäne dieses Risiko vor Rumänien und Bulgarien auf sich nehmen. Die Route in etwas grösserem Abstand zur Küste ist nicht vermint, führt durch tieferes Wasser und wird weniger stark befahren. Ausserdem ist die Strecke kürzer. So lassen sich Fahrzeit und Treibstoff sparen.
Seit geraumer Zeit versucht Russland, die Ukraine systematisch wirtschaftlich zu schwächen, indem es die Transportwege des Nachbarlandes abschnürt. Neben Brücken und Grenzübergängen nimmt es auch die maritime Logistik-kette ins Visier. Der Export von Getreide, Sonnenblumenöl, Mais und weiteren Agrarprodukten über das Schwarze Meer zählt zu Kiews wichtigsten Einnahmequellen. Mit der Lahmlegung dieses Korridors will Moskau die Ukraine finanziell austrocknen und den Druck auf den Westen erhöhen. Die Angriffe auf Frachtschiffe treiben die Versicherungsprämien zudem so stark nach oben, dass Reedereien die Route meiden könnten. All dies hinterlässt spürbare Folgen für den Welthandel und gefährdet die globale Ernährungssicherh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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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s löst in ausländischen Hauptstädten Alarm aus. Die EU-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erklärte über die Plattform X, die Lage im Schwarzen Meer sei zunehmend besorgniserregend, und nannte die Angriffe auf die zivile Schifffahrt inakzeptabel. Sie schrieb, die Europäische Union stehe solidarisch an der Seite ihrer Mitgliedstaaten an der Ostflanke. Ähnlich äusserte sich Berlin.
Der türkische Präsident Recep Tayyip Erdogan telefonierte am Mittwoch laut offiziellen Angaben mit seinem russischen Amtskollegen Wladimir Putin. Bei dem Gespräch soll Erdogan die Bedeutung der sicheren Schifffahrt im Schwarzen Meer betont haben. Erdogan hatte die Angriffe auf Frachter bereits bei der Uno-Generalversammlung Ende September scharf kritisiert. Zugleich forderte er einen neuen Mechanismus, um die maritime Sicherheit zu gewährleisten. Türkische Reedereien sind besonders stark betroffen, da sie den Grossteil des regionalen Schiffsverkehrs und der Logistik im Schwarzen Meer abwickeln.
Nach Zweifeln an der Unterstützung Seouls für Kiew droht nun ein Disput um nordkoreanische Kriegsgefangene beide Partner weiter zu entzweien
MARTIN KÖLLING, TOKIO
Eigentlich sollte es eine humanitäre Geste sein: Die Ukraine hat zwei nordkoreanische Kriegsgefangene auf deren Wunsch nach Südkorea ausreisen lassen. Doch nun eskaliert ausgerechnet darüber ein diplomatischer Streit zwischen Kiew und Seoul. Zugleich nährt ein Bericht der britischen Zeitung «The Guardian» Zweifel an Südkoreas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Ukraine: So soll das Land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176 000 Tonnen Diesel nach Russland geliefert haben.
Der Streit um die Kriegsgefangenen kam aus heiterem Himmel. Am 23. September gab der ukrainische Präsident Wolodimir Selenski vor der Uno-Vollversammlung bekannt, man habe die beiden Nordkoreaner ausreisen lassen. Seoul warf Selenski daraufhin vor, er habe eine Geheimhaltungsvereinbarung gebrochen. Am Dienstag drohte Südkorea, seinen Botschafter aus der Ukraine abzuziehen, falls Kiew sich nicht gebührend entschuldige.
Beide Entwicklungen zeigen, welchen Balanceakt Südkoreas Präsident Lee Jae Myung vollführt: zwischen der Ukraine und den USA auf der einen Seite, Russland und Nordkorea auf der anderen. Lee will zur Ukraine stehen, zumal Seoul von Kiews Erkenntnissen über nordkoreanische Kampftruppen und Waffen profitiert. Gleichzeitig versucht er, die Beziehungen zu den benachbarten, untereinander verbündeten Atommächten China, Russland und vor allem Nordkorea zu verbessern.
Der Grund ist ein wachsendes Gefühl der Bedrohung: Nordkorea, aufgerüstet mit russischer Technik und russischem Know-how, wird für Südkorea militärisch immer gefährlicher. Lee will daher mit Pjongjang ins Gespräch kommen. Gute Beziehungen zu Russland und China sollen dabei helfen, Einfluss auf Nordkoreas Führer Kim Jong Un auszuüben. Lees Problem: Wie der Streit mit der Ukraine zeigt, geraten diese Ziele zunehmend in Konflikt – und spielen ungewollt Russland in die Hände.
Wie eine Lösung aussehen könnte, ist offen. Denn die unterschiedlichen Interessen in Lees Beziehungsviereck mit der Ukraine, Russland und Nordkorea machen den Fall diplomatisch äusserst kompliziert. Für Chun Chae Sung, Direktor des Ostasien-Instituts der Nationaluniversität Seoul, liegt der Kern des Konflikts dabei in den unterschiedlichen Sichtweisen auf die Kriegsgefangenen: «Die Ukraine betrachtete sie als Trumpfkarte für ihre Öffentlichkeitskampagne gegen Russland, während Südkorea sie als eine humanitäre Frage ans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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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w wünscht seit langem direkte Waffenlieferungen aus Südkorea, vor allem Flugabwehrraketen. Südkorea ist auch in Europa zu einem wichtigen Lieferanten von Rüstungsgütern aufgestiegen, etwa für Polen. Doch Südkoreas Regierungen, die frühere konservative ebenso wie die jetzige linke, lehnten direkte Waffenlieferungen mit Rücksicht auf die eigenen geopolitischen Interessen ab. Zwar lieferte Südkorea im Jahr 2023 rund 500 000 Artilleriegeschosse an die USA und unterstützte damit indirekt die amerikanischen Lieferungen an Kiew. Direkt aber leistet Seoul nur humanitäre und Wiederaufbauhilfe.
Laut dem «Ukraine Support Tracker» des Instituts für Weltwirtschaft (IfW) in Kiel summiert sich das auf 650 Millionen Euro, hinzu kommt ein Kredit über 2,1 Milliarden Euro. Das ist ein Bruchteil dessen, was das Nachbarland Japan leistet – von der Unterstützung vieler europäischer Staaten ganz zu schweigen.
Die Diesellieferungen sorgen in Kiew für zusätzliche Irritationen. Denn Südkorea bezieht nicht nur, wie einige europäische Länder, Energie aus Russland. Südkoreas Exporte helfen Moskau, den Treibstoffmangel zu lindern, den die Ukraine mit Drohnenangriffen auf russische Raffinerien verursacht.
Bereits im August hatte die Nachrichtenagentur Reuters über eine Lieferung von 30 000 Tonnen Diesel aus Südkorea berichtet. Der neue Bericht zeigt, dass es sich um ein dauerhaftes Geschäft handelt – und obendrein um ein legales. Südkorea hat zwar mehr als 1400 Produkte auf seine Sanktionsliste gesetzt, Ölprodukte aber nicht. Findige Unternehmen nutzen diese Lücke.
Selenski nimmt den Einsatz nord-koreanischer Waffen und Soldaten im Ukraine-Krieg zum Anlass, um Südkorea zu einem Kurswechsel bei Waffenlieferungen zu bewegen. «Die Tatsache, dass nordkoreanische Soldaten auf dem Schlachtfeld Kenntnisse und Erfahrungen gesammelt haben, ist ein sehr gefährlicher Faktor», so warnte er am Wochenende. Er spielte damit auch auf die Spannungen auf der koreanischen Halbinsel an, wo seit dem Koreakrieg nur ein Waffenstillstand herrscht.
Die Freilassung der Gefangenen bot Selenski eine weitere Gelegenheit, auf diese Kriegsgefahr hinzuweisen. Genau darin sieht Frederic Spohr, bei der Friedrich-Naumann-Stiftung zuständig für Korea und Taiwan, das Problem: «Vielleicht haben die Ukrainer falsch eingeschätzt, wie sensibel das Thema für Südkorea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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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ongjang reagiert jeweils sehr gereizt, wenn es Nordkoreanern gelingt, nach Südkorea zu gelangen. Um das Kim-Regime im Norden nicht zu provozieren, versucht Südkorea, darüber Stillschweigen zu bewahren.
Zudem liefert Selenski der konservativen Opposition Munition gegen den Präsidenten, dessen Popularität bereits drastisch gesunken ist. Erschwerend kommt für Spohr hinzu, dass Lee erneut einen Dialog mit Kim anbahnen und ein Gipfeltreffen zwischen Nordkoreas Diktator Kim Jong Un und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fördern wolle. Spohr hält es zwar für eine illusorische Hoffnung, dass Trump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Nord- und Südkorea verbessern könne. «Aber aus Lees Sicht kam Selenskis Vorstoss zu einem falschen Zeitpunkt», sagt Spohr. «Daher hat er so hart reagiert.»
Zunächst forderte Lee von Selenski eine Entschuldigung für den aus seiner Sicht begangenen Vertrauensbruch. Als Kiew dann bestritt, dass es überhaupt ein Geheimhaltungsabkommen gegeben habe, machte Lee seinem Ärger auf der Plattform X Luft. Er warf Selenski vor, ihn als Lügner hinzustellen. «Da es sich um eine Angelegenheit handelt, die das Ansehen der Bürger und des Staates der Republik Korea betrifft, können wir dies nicht hinnehmen», schrieb Lee – und kündigte schärfere Massnahmen an, falls die Ukraine sich nicht entschuldige.
Spohr sieht in Lees Ausbruch allerdings weder einen Kurswechsel Südkoreas noch gar eine Annäherung an Russland. Die von Kiew gewünschten Flugabwehrraketen seien zwar «jetzt wohl endgültig vom Tisch». Doch Südkorea werde weiterhin Waffen nach Europa liefern und seine Integration in die amerikanischen Lieferketten ausbauen.
Auch der südkoreanische Experte Chun erwartet keinen Bruch. Er hält die Forderung nach einer Entschuldigung zwar für gerechtfertigt. «Doch würde es dem nationalen Interesse nicht dienen, wenn dies die Zusammenarbeit mit der Ukraine auf Arbeitsebene insgesamt beeinträchtigen würde.» Er rät daher, einen Kompromiss zu suchen. Zu wichtig sind für ihn die Informationen über Nordkoreas Militär, die Südkorea von der Ukraine erhält. Nun liegt es an den Diplomaten beider Seiten, die Risse zu kitten – bevor Russland davon profitiert.
Edvard Munch und Maria Lassnig waren Seelenverwandte in der Malerei. Das zeigt eine Doppelschau im Kunsthaus Zü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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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 MEIER
Edvard Munch war Maria Lassnigs grosses Vorbild. «Ja, der Munch, das war, das ist mein Liebling gewesen.» Ihr Interesse an dem norwegischen Maler, mit dessen Œuvre sie sich seit ihrer Studienzeit in Wien befasst hatte, begründete sie etwas lapidar damit, dass er eben nicht wie die meisten nordischen Künstler schwarz und weiss gemalt habe. Dass Munch (1863–1944) zu einem so wichtigen Referenzpunkt in Lassnigs Schaffen wurde, hat aber nicht nur mit seinen leuchtenden Farben zu tun, wie sie auch die österreichische Malerin verwendete.
Es gibt noch einen anderen, tieferen Grund: die ausgeprägt körperliche Malweise. Farbe diente bei Munch nicht in erster Linie der realistischen Wiedergabe der Welt, sondern dem Sichtbarmachen innerer Gefühlszustände. Dafür steht auch Maria Lassnig (1919–2014) mit ihrer Malerei: Es sind Bilder von subjektiven Empfindungen. «Körpergefühlsmalerei» nannte sie das – während ihrer Jahre in den USA auch «body awareness painting».
Ihre Farben bezeichnete sie als Geruchsfarben, Nervenstrangfarben, Qualfarben, Druck- und Völlefarben, Streck- und Pressfarben, Höhlungs- und Wölbungsfarben, Quetsch- und Brandfarben, Todes- und Verwesungsfarben, Krebsangstfarben – alles Wortschöpfungen, die körperliche Belange, Zustände und Befindlichkeiten beschreiben. Lassnig subsumierte diese ausgesprochen subjektiv wirkenden Farbqualitäten unter dem Begriff «Wirklichkeitsfarben». Damit forderte sie für ihr inneres Erleben höchste Faktizität ein. Dabei setzte sie ihre leuchtenden Farben ein, als flössen diese direkt aus ihrem Körper auf die Leinwand.
«Malfluss = Lebensfluss» heisst denn auch eines ihrer Gemälde von 1996. Und diese Gleichung fungiert nun als Untertitel der grossen Doppelausstellung im Kunsthaus Zürich, die rund 150 Werke von Maria Lassnig und Edvard Munch vereint.
Auch Munchs Kunst ist gewissermassen Malfluss: Seine Malweise hat dieses Fliessende, als wären die Bilder direkte Seelenergüsse. Diese Qualität wurde schon früh von Alfred Lichtwark, dem Gründungsdirektor der Hamburger Kunsthalle, erkannt. Wie das Kunsthaus Zürich hatte auch seine Institution Munch gefördert und gesammelt; so verfügen die beiden Museen, die für diese Ausstellung eine Zusammenarbeit eingegangen sind, über die grössten Bestände an Munch-Werken ausserhalb Norwe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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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 Munch notierte Lichtwark damals: «Seine Bilder sehen nicht aus wie gemalt, sondern wie aus einer Flüssigkeit herausgewaschen.» Was anderes ist Edvard Munchs berühmtestes Werk, «Der Schrei», als eine sichtbar gewordene, auf die Leinwand geflossene Gefühlsregung: nämlich das Gefühl blanken Entsetzens. Dabei ist diese Ikone der abendländischen Kunstgeschichte nur das prägnanteste Beispiel für Munchs eigene Form von «body awareness painting». Die meisten seiner bekanntesten Gemälde sind reinste Stimmungsbilder, ob es sich dabei um Landschaften oder um Kompositionen mit Figuren handelt. Sie alle wiegen schwer von Emotionalität, die Leinwände sind durchtränkt von Trauer und Sehnsucht, von Einsamkeit und Liebesschmerz. Man denke allein an die für Munch so charakteristischen Bildtitel wie «Melancholie», «Eifersucht», «Angst», «Anziehung», «Loslösung».
«Eigentlich sind es ursprünglich nur Körpergefühle, aber man kann es nicht verhindern, dass die Seele auch herauskommt», sagte Maria Lassnig in einem Filmporträt von 1994. In dieser Konsequenz malte sie, wenn sie sich selber porträtierte, nicht eine Person, nicht dieses Konzept eines sozialen Selbst, wie es lange und ausschliesslich Gegenstand der repräsentativen Porträtmalerei war. Lassnig malte, wenn sie sich selbst malte, das, was konkret erfahrbar ist: das gerade gegenwärtige Gefühl, das sie von ihrem Körper hatte.

Maria Lassnig: «Mit einem Tiger schlafen», 1975, Öl auf Leinwand.
© MARIA LASSNIG STIFTUNG / 2026, PRO LITTERIS, ZÜRICH

Maler der grossen Emotionen – Edvard Munch: «Zwei Menschen. Die Einsamen», um 1935, Öl auf Leinwand. MUNCHMUSEET, OSLO

Maria Lassnig, «Zwei Arten zu sein (Doppelselbstporträt)», 2000, Öl auf Leinwand.
© MARIA LASSNIG STIFTUNG / 2026, PRO LITTERIS, ZÜRICH
Dies erklärt, warum viele ihrer Selbstporträts fragmentiert sind. «Wenn ich meine Füsse nicht spüre, male ich sie nicht», hat sie in einem Interview gesagt. So ist ihr Körper einmal eine formlose Masse («Geballte Gewalt», 1988), ein andermal ein Knäuel aus in sich verschränkten, undefinierbaren Gliedmassen («Der unschuldige Blick», 2008). Auch besteht er in dem Bild «Selbstporträt als Prophet» (1967) nur aus der Schulterpartie mit Armen und Händen sowie einem davon abgetrennten, beinlosen Unterleib mit Geschlechtsteil. All diesen Bildern aber ist gemeinsam, dass sie der visuelle Ausdruck eines maximal subjektiven Eindrucks s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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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 der Hand fliesst das ganze Herzblut und der Geist eigentlich auf das Blatt, auf die Leinwand», sagte Maria Lassnig über ihr Verfahren. Wie man sich das vorstellen muss, führt eines ihrer Gemälde von 2011 vor Augen. Darauf sieht man einzelne, undefinierbare, mit Schläuchen verbundene Körperfragmente. Aber vor allem auch eine Hand, die einen Pinsel hält, dessen Spitze mit blutroter Farbe einen Kopf malt. Das Werk heisst «Vom Tode gezeichnet». Der Körper erschafft sich auf diesem Bild malend gleichsam selbst. Allein durch die Tatsache aber, dass er zu existieren beginnt, ist er auch durch sein Ende, den Tod, bestimmt.
Diese Verschränkung von Leben und Tod ist auch Gegenstand eines der berühmtesten Motive von Edvard Munch: des Vampirs. Im Gemälde «Vampir im Wald» fliesst das rote Haar der sich über einen Mann beugenden Frau wie Blut über dessen Kopf. Auch der Norweger hatte hier gleichsam mit Blut gemalt: «Ich glaube nicht an die Kunst, die nicht aus dem Bedürfnis des Menschen entstanden ist, sein Herz zu öffnen. Alle Kunst, wie auch die Literatur und die Musik, muss mit dem eigenen Herzblut geschaffen werden – die Kunst ist das eigene Herzblut.»
Nicht Blut, aber eine andere lebenspendende Körperflüssigkeit umfliesst Munchs berühmte «Madonna (Liebende Frau)»: Es sind Spermatozoen, die den gemalten Bildrahmen zieren, während der weiss leuchtende Frauenkörper im Zentrum des Werks in fliessenden Pinselstrichen vom eigenen schwarzen Haar wie von Wellen umwallt wird. Unten in der linken Ecke kauert ängstlich ein Embryo. Solch abgründige Seelenbilder sind bezeichnend für Munch. Und Lassnig schätzte genau diese Qualität an ihrem Vorbild. Für sie sei Munch «ein Künstler, der zu den tiefsten Schichten des Seelischen vorstiess und ihrer existenziellen Bedrohung», notierte sie einmal.
Auch ihre eigene Kunst ist weit mehr als die Nabelschau einer Malerin, die mit dem Pinsel ihre Seele seziert. Lassnig erhebt denselben Anspruch wie Munch, der einmal über seine Malerei notierte: «Ich versuche darin mir mein Verhältnis zur Welt klarzumachen. Also eine Art Egoismus. Gleichzeitig habe ich immer gedacht und gefühlt, dass meine Kunst auch für andere Menschen Klarheit schaffen kann in ihrer Suche nach Wahrheit.»
Die Kunst von Munch wie von Lassnig besteht darin, subjektives Erleben in eine allgemeingültige Wahrheit zu übersetzen. Bei Munch sind dies die grossen, existenziellen Gefühle wie Trauer, Angst, Liebe, Freude. Bei Lassnig sind es Körpergefühle. Diese haben zwar weniger «mit Gemütsbewegung, Emotionen oder seelischen Dingen» zu tun, wie sie 1983 in einem Vortrag erläuterte.
Aber, um es mit ihren Worten zu sagen: «Physische Empfindungen kann jeder haben. Weil sie für mich Wirklichkeit sind, male ich sie. Ist es extremster Subjektivismus, kehrt es sich hier durch den Gestaltungsprozess ins Objektive um.»
Neue Zürcher Zeitung
Der französische Maler hat Generationen von Künstlern geprägt, wie eine Ausstellung in Paris zeigt


Paul Cezannes «Le Baigneur» entstand um 1885.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 SCALA, FLORENCE
In Peter Doigs «Bather» kehrt Cezannes Badender wieder. P. DOIG / GAGOSIAN, NEW YORK / PRO LITTERIS
PETER KROPMANNS, PARIS
Der französische Kunstkritiker Gustave Geoffroy erinnerte sich 1922: «Das, was ich am meisten an ihm schätzte, waren seine enthusiastischen Bemerkungen. Feierlich rief er aus: «Ich will Paris mit einem Apfel in Erstaunen versetzen!» Genau das ist Paul Cezanne (1839–1906) tatsächlich gelungen – wenn auch nicht auf Anhieb. Anfangs nahm kaum jemand den Maler aus Aix-en-Provence ernst. Erst ein längerer Prozess der Beschäftigung mit seiner Kunst brachte dem Publikum Klärung. Bevor mit der Zeit aus Ablehnung oder Indifferenz Zustimmung wurde, war Cezanne aber auch in den eigenen Reihen umstritten. Aber dass er dann – und nicht nur mit einem Apfel – zum «Künstler für Künstler» avancierte, ist bemerkenswert.
Damit sind jene raren Figuren gemeint, die mit ihrer Bildwelt oder als neu empfundenen Technik ihresgleichen Impulse vermittelt haben. Zunächst wurde Cezanne nur von wenigen Gefährten, die selbst noch auf Anerkennung warteten, als zukunftsweisend herausgestellt, so etwa von Paul Gauguin. Dann begannen mehr und mehr andere Kollegen den Maler als einen Leuchtturm zu begreifen. Bald schon bezeichnete ihn Pablo Picasso als «unser aller Vater», während ihn Henri Matisse als «eine Art guten Gott der Malerei» und Paul Klee als «Lehrmeister par excellence» titulierten.
Dieses Narrativ verfolgt jetzt die Ausstellung «Cezanne et nous» im Pariser Grand Palais. Die vom Musée d'Orsay, dem Musée de l'Orangerie und dem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konzipierte und zur Hälfte aus Beständen dieser Pariser Museen bestückte Schau bietet zum einen siebzig Werke von Cezanne und zum anderen fast hundert Arbeiten späterer Künstlergenera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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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 diesen zählen Maler wie Piet Mondrian, Ellsworth Kelly oder Sean Scully und Fotografen wie Edward Steichen, Florence Henri und Wolfgang Tillmans. Allen ist gemeinsam, dass sie mit der Kunst Cezannes in Dialog getreten sind, oft unverkennbar, manchmal plakativ, bisweilen subtil, wenn nicht subliminal.
Zu sehen sind auch Porträts und Kartenspieler von Cezanne. Doch besonders seine Badenden, Stillleben, Darstellungen der Montagne Sainte-Victoire, also des Hausbergs von Aix, und Bilder aus den nahen Steinbrüchen von Bibémus haben jüngere Generationen zu Reaktionen bewogen. So ist sein um 1885 entstandener «Baigneur» in unserer Zeit von Peter Doig aufgegriffen worden.
Der schottische Künstler tat dies 2023 aber nicht im Sinn einer Replik, sondern indem er den in Badehose vor uns stehenden «Bather» gleichsam neu erfand. Obwohl die Haltung des Körpers, der Beine, der Arme und des Kopfes von Cezannes «Badendem» abweicht, bleibt ein Rest von Erinnerung an den Meister übrig, und sei es nur durch den Hauch von Rätselhaftigkeit, den Doig in Cezannes Figur erkennt und in seinem eigenen Werk transportiert.
Andere Künstler faszinierte, dass Cezanne, der ein grosses Interesse an geologischen Besonderheiten von Felswänden oder Gesteinsblöcken zeigte und dem Lineament ihrer Schichten und Schraffuren folgte, mit der Einfühlung in solche grafischen Qualitäten auch seine Bilder strukturierte. Schon 1913/14 reduzierte Natalia Gontscharowa als Echo auf Cezannes Geometrisierung und Tektonik in ihrer «Composition» eine Landschaft auf dunkle zylindrische und pyramidale Formen.
Dagegen setzte 2014 die aus Libanon stammende, aber multikulturell aufgewachsene Etel Adnan auf Flächen heller Grün- und Gelbtöne, zu denen ein wenig lichtes Blau, Rosé und tiefes Rot kommen, um eine abstrakte Landschaft hervorzubringen. Ihr Bild «Paysage», das wirkt, als wäre es aus Buntpapier ausgeschnitten, ist ein Echo auf den Berg Sainte-Victoire. Als die Künstlerin das Massiv besuchte, frappierte sie eine von unbarmherzigem Licht erfüllte Gegend: «Deswegen ist er hier geblieben, glaube ich. Wegen dieses Lichts, das ihm gestattete, seinen Weg bis zum Ende weiterzugehen.»
Rätselhaftigkeit, Tektonik, Licht und vieles mehr: Das Echo, das Cezanne hervorrief, ist ein weites Feld, und die Pariser Schau zeigt, dass es noch weiter ist als bisher angenommen. Das heisst aber auch, dass man Werken begegnet, bei denen man es mit lockeren, kaschierten oder wohl unbeabsichtigten Verbindungen zu tun bekommt – solchen, die auf Assoziationen der Kuratoren beruhen. So gehört die 1935 entstandene fotografische Aufnahme «Bleiglanz» von Albert Renger-Patzsch, die dem Licht und Schatten von kristallinen Strukturen bleisulfidhaltigen Galenits gilt, zu den wohl entfernteren Verwandten des cezanneschen Steinbruchs von Bibémus.
Die Idee, in einer Ausstellung der Kunst von Cezanne Werke anderer Künstler an die Seite zu stellen, die sich mit ihr auseinandersetzen, wird in Paris als Premiere ausgegeben. Sie ist aber alles andere als neu. 1999 zeigte die Fondation Beyeler in Riehen «Cezanne und die Moderne», 2004 das Museum Folkwang in Essen «Cezanne – Aufbruch in die Moderne» und 2009 das Museum in Philadelphia «Cezanne and Beyond».
Die Kuratoren dieser drei Ausstellungen setzten nah am letzten Lebensjahr des Künstlers an, widmeten sich aber nur bedingt dem tsunamiartigen Phänomen des «Cezannismus». Dieser entstand nach seinem Tod und einer postumen Retrospektive in Paris (1907) und meint jedwede Art von sichtbarer Auseinandersetzung, ob als eng an einer Vorlage bleibende Nachahmung oder als freie Huldigung. Vielmehr setzten die damaligen Ausstellungsmacher den Akzent auf den ohne Cezanne-Bezüge und enkaren Kubismus in Frankreich.
Den drei Ausstellungen war gemeinsam, vor allem André Derain, Georges Braque und Picasso, aber auch Matisse in den Blick zu nehmen. Riehen und Philadelphia stiessen zeitlich weiter vor als Essen und berücksichtigten auch Marsden Hartley, Charles Demuth, Mark Rothko, Willem de Kooning, Jasper Johns oder Jeff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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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 als die bisherigen Ausstellungen wartet die Schau im Grand Palais nun ausführlich mit frühen Weggefährten wie Gauguin und Émile Bernard auf. Sie bietet dagegen nur verhältnismässig wenig ersten Cezannismus und Kubismus. Die frühe Moderne in Deutschland mit den Künstlergruppen Brücke und Blauer Reiter, die den Anregungen von Gauguin oder van Gogh viel verdankt, aber auch an einer profunden Auseinandersetzung mit Cezanne nicht vorbeikam, fehlt leider ganz.
Stattdessen werden die grossen Cezanne-Retrospektiven in Chicago und New York 1952 sowie Paris 1954 als auslösende Momente für eine zweite Abstraktion begriffen, der sich die Schau weit öffnet. Sie nimmt vor allem Kunst in den Blick, die nach 1945 entstanden ist. Die jüngsten Arbeiten stammen aus den ersten Jahren dieses Jahrhunderts und reichen bis in die Gegenwart.
Der Titel «Cezanne und wir» der Pariser Schau will dabei der Pluralität unterschiedlichster Ansätze und Perspektiven Rechnung tragen: Das «wir» meint die Künstler, aber auch ihre Betrachter mit ihren heutigen Seherfahrungen. Das Ergebnis bietet viel Sehenswertes, wegen seiner Offenheit aber auch reichlich Stoff für die eine oder andere Kontroverse.
«Cezanne et nous», Grand Palais, Paris, bis 17. Januar 2027. Katalog: 45 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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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e Zürcher Zeitung
Das Theater Basel zeigt «Moses und Aron» von Arnold Schönberg als Spektakel zwischen Konsumkritik und Glaubensfragen

Statt von einem Propheten aus Fleisch und Blut lässt sich das Volk (die vereinigten Chöre der Theater Basel und Freiburg) von den Verkündigungen eines Maschinenwesens betören.
INGO HÖHN
MARTINA WOHLTHAT, BASEL
Eine Statistin schlägt auf ein gelbes Kissen ein, es hat die Form eines Smileys. Neben ihr wirft ein Sänger einen riesigen Hotdog aus Schaumstoff zu Boden, immer und immer wieder. Beim Tanz um das Goldene Kalb fallen alle Hemmungen und Tabus. Nur schlagen hier die archaischen Opferrituale nicht in goldglänzende Dekadenz und Zügellosigkeit um – wie in Arnold Schönbergs Oper «Moses und Aron», die das Theater Basel als erste Premiere seiner neuen Spielzeit zeigt. Als Deutungsansatz für den Tanz um das Götzenbild entfesseln die Regisseure Benedikt von Peter und Felix Rothenhäusler vielmehr eine knallbunte Objektorgie im sonst sehr übersichtlichen Bühnenbild von Olaf Breuning.
Im Laufe des Stücks wird die Szenerie geradezu geflutet mit Bildern und Symbolen: eine Zigarette, ein Flugzeug, ein Staubsauger, ein Weinglas. Die Chormitglieder schleppen die bunten Objekte wie Fetische von der Bühne in den Zuschauerraum. Das erinnert an ein unaufgeräumtes Kinderzimmer und steht in merklichem Widerspruch zur zeittypischen Sprache von Schönbergs Oper, die irgendwo zwischen hymnischem Expressionismus und religiöser Utopie angesiedelt ist.
Als Müllhalde des Konsums soll die Ansammlung von Objekten wohl unseren Konsumwahn, unsere Wünsche und Abhängigkeiten ausdrücken. Das hat man schnell begriffen. Doch nach der kargen Bühnenästhetik des Beginns wirkt diese Installation von Pop-Art geradezu bestürzend. Die damit verbundene Lärmentwicklung überdeckt leider stellenweise den Orchesterklang. Beim Aufmarsch von Chor und Statisterie gibt es kein Kalb, aber es wird gestritten, geopfert, geliebt und gestorben. Hier herrschen – wie es die Übertitel auf den Monitoren zusammenfassen – Verwüstung, Selbstmord, wilde Tän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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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sergewöhnliche Werke wie Schönbergs Oper, die wegen ihrer Anforderungen erst 1957 postum in Zürich zur szenischen Uraufführung kam, brauchen ausserordentliche Mittel: Das beginnt in «Moses und Aron» bereits beim Chor. Schliesslich handelt es sich um eine grosse Chor-Oper. Der vom Komponisten vorgesehene zwölfstimmige Chor stellt jedes Theater vor Herausforderungen – zumal der Komponist in der Partitur den Zusatz «ausreichend besetzt» hinzugefügt hat und die Gesangspartien in Zwölftontechnik gestaltet sind. Um die Chöre angemessen besetzen zu können, wird die Oper als grenzüberschreitende Kooperation des Basler Theaters mit dem Theater Freiburg im Breisgau aufgeführt.
Die Intendanten beider Häuser, Benedikt von Peter und Felix Rothenhäusler, inszenieren gemeinsam, auch die Werkstätten spannen zusammen. Der Freiburger Generalmusikdirektor André de Ridder dirigiert, rund achtzig Chormitglieder beider Häuser bilden den grossen Chor.
Die Produktion weitet die Perspektive immer wieder bis in die Gegenwart, folgt aber der vorgegebenen Handlung. Darin liefern sich zwei Männer Wortgefechte um den wahren Glauben. Moses soll die Israeliten aus der Gefangenschaft in Ägypten in die Freiheit führen. Doch der Wahrheitssucher tut sich schwer mit der Sprache: «Meine Zunge ist ungelenk, ich kann denken, aber nicht reden», lässt ihn Schönberg in dem von ihm selbst verfassten Libretto klagen. Vergeblich verteidigt Moses die Reinheit des Gedankens und wehrt sich gegen Bilder und Metaphern. Sein Bruder Aron dagegen vermittelt dem Volk die Botschaft auf handfeste Art und Weise: durch inszenierte «Wunder».
Auf der leeren Bühne agiert der 87-jährige Schauspieler Walter Hess als Moses mit einem Requisitenwagen. Man könnte ihn sich als Wanderschauspieler und Zauberkünstler à la David Copperfield vorstellen, der über die Dörfer tingelt. Hess gibt den Moses dezidiert als Sprechrolle wie vom Komponisten vorgesehen. Sein Gegenüber ist hier ein Lautsprecher – eine Chiffre für den stimmbegabten, also singenden Aron. Dessen Partie gestaltet der Tenor Rolf Romei mit flexibel geführter Stimme im Bühnenhintergrund und steuert mithilfe eines Joysticks auch noch den fahrenden Lautsprecher. Der nimmt als Maschinenwesen geradezu menschliche Züge an. Ein Seitenhieb auf die verführerischen Kräfte von Robotik und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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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Sinfonieorchester Basel und der Dirigent André de Ridder sind ebenfalls im Bühnenhintergrund auf einem dreistöckigen Podium untergebracht. Man hört glühende und zugleich transparente Orchesterfarben, die Schönbergs Meisterschaft in der Instrumentation herausstreichen. Der Chor singt und agiert engagiert im Zuschauerraum. Die räumliche Entfernung zum Orchester erweist sich jedoch als schwierig für die klangliche Balance – und es wird laut. Am Eingang wird deshalb sogar ein Gehörschutz an das Publikum ausgegeben. Für eine Opernaufführung ist das an sich schon eine zweischneidige Sache. Gravierender ist der Umstand, dass durch die Verteilung der Chormitglieder im Raum der Klang zugleich wuchtig und diffus wird.
In den als Diskussionsforum angelegten Teilen drehen die Triebkräfte des Theaters mächtig auf. Das Argumentieren der Choristen im Zuschauerraum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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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ert an einen Debattierklub. Das Publikum soll auf diese Weise unmittelbar in das Wechselspiel aus Rede und Widerrede einbezogen werden. Widerstand ist hier zwecklos. Ob der Skeptiker Schönberg diese Art der Überwältigung im Sinne hatte, sei dahingestellt. Das Stück wurde in den frühen 1930er Jahren geschrieben und beweist gerade in seiner skeptischen Haltung vorausschauende Qualitäten: Was hier als Warnung vor einer manipulativen Rhetorik ausgesprochen wird, geht nach wie vor unter die Haut.
Der bleibende Eindruck an diesem Abend ist denn auch Moses' Einsamkeit. Der Prophet hat Mühe, sich zu artikulieren, und zweifelt an sich selbst. Walter Hess bringt das als grimmiger Bedenkenträger mit Gottergebenheit grandios zum Ausdruck. Den dritten Akt, der zwar im Textbuch vorhanden ist, den Schönberg aber nicht mehr vertont hat, spricht er als kurzen Epilog.
Dieser Teil wird selten gespielt, er ruft dazu auf, die Wüste als Ort der Wunschlosigkeit und der gedanklichen Freiheit zu begreifen. Die Oper wird damit zu einer aktuellen Parabel darauf, was passiert, wenn Ideen zu Bildern werden – und die Bilder den Ideen nicht standhalten. Als am Ende der Wüstensand aus dem Schnürboden rieselt, kommt Hoffnung auf: Einige Zuschauer betreten die Bühne, die Wüste lebt.
Aufführungen in Basel bis 5. Dezember. Die Freiburger Premiere folgt im März 2027.
Warum Putin überzeugt ist, gegen das Böse zu kämpfen: Jens Balzer und Volker Weiss analysieren das religiöse Denken der Mächt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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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O KALBERER
Carl Schmitt hat in seiner «Politischen Theologie» von 1922 das Verhältnis zweier vermeintlich fremder Disziplinen scharfsinnig analysiert: «Alle prägnanten Begriffe der modernen Staatslehre sind säkularisierte theologische Begriffe.» Auch hundert Jahre später bedient sich die Politik der Theologie, um ihre Macht zu legitimieren. Sowohl linke wie rechte Politikerinnen und Politiker wollen auf diese Weise ihren Visionen Glaubwürdigkeit verleihen. So kehrt heute die religiöse Heilslehre des Marxismus genauso zurück wie der endzeitliche Faschismus in digitalem Gew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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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s Balzer bezeichnet in dem schmalen Band «Erlösung. Über Messianismus und Apokalyptik in den politischen Diskursen der Gegenwart» die Rückkehr der Religion als Signatur unserer Zeit: Unter der rationalen, weltlichen Oberfläche macht sich zunehmend eine tiefe Sehnsucht nach Tradition, Religion und Heimat bemerkbar. Balzers kluge Analyse der gegenwärtigen politischen Bewegungen in Ost und West zeigt, dass diese Tendenz zur Sakralisierung weit verbreitet ist.
Nicht nur Philosophen wie Jürgen Habermas mussten einsehen, dass es ein legitimes Bedürfnis nach religiöser Orientierung und Einbettung des individuellen Schicksals gibt. Da dies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in den aufgeklärten Staaten vernachlässigt, ja negiert wurde, drängt es nun umso mächtiger ins Bewusstsein – mit allen Chancen, aber auch Gefahren, die eine spätmoderne Rückbesinnung auf orthodoxe Offenbarungsreligionen mit sich bringt.
Der «Zeit»-Autor Balzer, bekannt für seine differenzierten Kritiken populärer Musik, bezieht sich in zentralen Punkten seiner Argumentation auf französische Denker. So zitiert er etwa den Psychoanalytiker Jacques Lacan, für den die Religionen wegen ihrer sinnstiftenden Programme «nicht totzukriegen» seien. Oder den Philosophen René Girard, der religiösen Mythen eine eigene Erkenntniskraft zuschreibt. Da sich hinter jeder Form der Zivilisation der Naturzustand der Gewalt verberge, müsse der Westen sich und seine christlichen Werte verteidigen.
Ein bekannter Anhänger Girards ist der Tech-Vordenker und Unternehmer Peter Thiel, der einen apokalyptischen Kampf der Kulturen heraufbeschwört. Da Freiheit und Demokratie unvereinbar seien, müsse der lendenlahme Liberalismus einer autokratischen Technokratie weichen, ist er überzeugt. Der Niedergang des Westens, dessen «hochgradig gestörte Zivilisation» in der woken Bewegung bunten Ausdruck finde, müsse gestoppt werden. Mit ihrem naiven Glauben an eine harmonische Vielfalt bereite die Wokeness dem vorrückenden Islamismus den W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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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gen die Werte des Westens, insbesondere den Liberalismus und Individualismus, wendet sich auch das im religiösen Geiste wiedererwachte Russland. Mit kruden Argumenten alimentiert Alexander Dugin, der Agitator dieser reaktionären Ideologie, die kriegerischen Aggressionen Putins. Nur der Kreml-Herrscher könne die Globalisierung eindämmen, das Böse aus dem dekadenten Westen bekämpfen und das «Königreich des Antichrist» abwenden. «Amerika ist auf dem Rückzug. Wir müssen angreifen!»
«Je altertümlicher, desto besser» lautet Dugins Devise in einer Welt, die immer komplexer und komplizierter wird. In der Absage an die westliche Säkularisierung sieht er die russisch-orthodoxe Kirche mit dem radikalen Islamismus auf einer Linie. So unterschiedlich – und letztlich unvereinbar – die Positionen von Dugin und Thiel und deren Präsidenten Putin und Trump auch sind, sie haben neben ihrem Hang zu Verschwörungstheorien einen gemeinsamen Feind: den Liberalismus. Während die «Seuche des Jahrhunderts» (Dugin) im Osten für Verfall steht, erscheint er den Tech-Visionären zu schwach, um den alles entscheidenden Kampf der Kulturen zu gewinnen.
Nun: Der Befund, den Jens Balzer unterbreitet, ist nicht neu. Bereits im Frühjahr hat der Historiker Volker Weiss die paulinische Figur des Katechon, des «Aufhalters der Apokalypse», und deren politische Instrumentalisierung analysiert («Katechon. Zur Wiederkehr der politischen Theologie in der Gegenwart»). Angesichts der Flut religiöser Begrifflichkeiten in den gegenwärtigen Debatten wirken diese Essays im besten Sinne aufklärerisch. Die beiden Autoren kommen zu dem gleichen Schluss: Es ist nicht nur theoretisch problematisch, sondern auch praktisch gefährlich, im Rückgriff auf Vergangenes Zukunft zu gestalten.
Womit wir wieder bei Carl Schmitt wären. Der höchst umstrittene «Kronjurist»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beschreibt politisches Handeln als Freund-Feind-Beziehung: «Wer nicht für mich ist, ist gegen mich.» Wenn wir einen Blick auf das gegenwärtige Weltgeschehen mit seiner ausgeprägten Feinderkennung werfen, sehen wir uns mit einer Situation konfrontiert, in der sich die mächtigsten Staaten anfeinden. Dabei soll die religiöse beziehungsweise mythische Überhöhung ihre profane Machtpolitik legitimieren: Alles ist erlaubt, um das vermeintlich Böse zu vernichten.
Als hoffnungsvolle Alternative zitiert Jens Balzer am Schluss seines Büchleins die im Mai 2026 veröffentlichte erste Enzyklika «Magnifica humanitas» von Papst Leo XIV. Als letzten Zweck unter Menschen bezeichnet Leo die Gemeinschaftlichkeit, zu der auch die neuen digitalen und technologischen Möglichkeiten beitragen sollen. Im Unterschied zu Carl Schmitt und seinen zahlreichen Epigonen in Ost und West, die den Kampfanzug stets in Griffweite haben, lässt sich die Bibel auch zitieren, um Frieden zu stiften – und nicht, um Krieg zu rechtfertigen.
Jens Balzer: Erlösung. Über Messianismus und Apokalyptik in den politischen Diskursen der Gegenwart. Matthes & Seitz, Berlin 2026. 138 S., Fr. 18.90.
Volker Weiss: Katechon. Zur Wiederkehr der politischen Theologie in der Gegenwart. Klett-Cotta, Stuttgart 2026. 127 S., Fr. 28.90.
Sie wollen kein Mitleid und bestehen auf ihrer Würde – zwei Dokumentarfilme begleiten Alzheimer-Betroffene auf dem Weg ins Ungewisse

An Demenz erkrankte Menschen wollen nicht wie Kinder behandelt werden. Birgitta Martensson im Dokumentarfilm «Wenn die Erinnerung verblasst».
BIRGIT SCHMID
Es hat eine besondere Tragik, als Birgitta Martensson die Diagnose Alzheimer erhält: Als Direktorin von Alzheimer Schweiz kennt sie die Krankheit, fünfzehn Jahre lang leitete sie die Vereinigung. Dass sie diese Beschäftigung wählte, hat wiederum mit ihrer Familiengeschichte zu tun. Sowohl ihre Mutter als auch ihre ältere Schwester erlebten, wie sich die Dunkelheit mehr und mehr über die Erinnerung senkt.
Martensson ist die Protagonistin im Dokumentarfilm «Wenn die Erinnerung verblasst». Die Regisseurinnen Marianne Pletscher und Martina Rieder haben die in Lausanne lebende gebürtige Schwedin während dreier Jahre begleitet, bei Abschluss des Films war sie 76.
Wer, wenn nicht Martensson, könnte erzählen, wie es sich anfühlt, von Arbeitskollegen darauf hingewiesen zu werden: Das haben wir schon diskutiert. Oder in der Küche den Senf für die Salatsauce nicht mehr zu finden. Martensson muss über sich selbst lachen, während sie jede Schublade öffnet. «Dann halt ohne Senf», sagt sie leichthin.
Es war kurz vor ihrer Pensionierung, als die Krankheit bei ihr diagnostiziert wurde. Dabei leidet Martensson an einer Form mit langsamem Verlauf, neun Jahre sind seither vergangen. Martensson ist noch klar genug, um über die Krankheit zu sprechen. Und so betont sie an einem Vortrag, an dem alle Namensschilder tragen, dass Menschen mit beginnender Demenz kein Mitleid wollten und auch nicht wie Kinder behandelt werden müssten.
Sie müssen sich nicht schämen, obwohl das jeder tut, der seinen Schlüssel im Beisein anderer schon wieder verlegt hat oder dem immer häufiger die Namen entfallen. Martensson ermutigt: «Es gibt auch ein schönes Leben mit Demenz.» Dass sie meint, was sie sagt, und es sich dabei nicht um hilflosen Trost handelt, zeigt sie selber vor. Etwa bei ihren Spaziergängen im Wald, mit der Freude und der Freiheit, die sie in der Natur empfindet, und der Hingabe, mit der sie die Blumen auf ihrem Balkon pfle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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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ist ihr spröder Humor, mit dem sie das Bedrohliche immer wieder abwehrt, aber auch eine trotzige Widerstandskraft. «Ich bin immer die gleiche Person, ich finde nicht, dass ich nicht ich bin», sagt sie einmal, als wollte sie die Erfahrung entkräften, die man oft von Betroffenen hört: Man komme sich selbst abhanden.
Trotz der immer wieder aufblitzen- den Zuversicht schreitet die Krankheit langsam, aber unaufhaltsam voran. Die Zeitsprünge in «Wenn die Erinnerung verblasst» machen das ersichtlich. Sechs Monate später – und die Veränderungen zeigen sich in ganzer Brutalität.
Martensson steht hilflos vor einem Billettautomaten, dann wieder findet sie den Eingang zu der Klinik nicht, wo ihr Arzt auf sie wartet. Und hat sie diese Stelle im Buch schon gelesen? Irgendwann fehlt der nutzlos gewordene Computer auf dem Schreibtisch. Dass sie mehrere Sprachen spricht, war immer ein gutes Gedächtnistraining. Nun ringt sie mit den Worten.
Als Martensson ihre Diagnose erhielt, war für sie klar, dass sie niemals in ein Pflegeheim gehen wird. Sie sei kein Gruppenmensch und am liebsten allein. Selbstbestimmt leben heisst für sie, selbstbestimmt zu sterben: Sie will sich bei Exit anmelden. Nur, so sinniert sie: Merkt sie, wie lange sie noch urteilsfähig ist?
Behutsam gehen Pletscher und Rieder den Weg mit ihrer Protagonistin. Sie erfassen subtil, was nach einem weiteren halben Jahr anders ist. Wie sie sich in sich zurückzieht, häufiger geht der Blick nun ins Leere, auch kommt etwas ungestüm
Barsches, Haderndes zum Vorschein. Das ist nur ehrlich. «Alzheimer ist wirklich nicht lustig», sagt Martensson nun.
Sie tritt aus Beziehungen aus, ohne sich dessen richtig bewusst zu sein. Sie entgleitet ihrer besten Freundin, die sie seit fünfzig Jahren kennt. Was der Freundin weh tut, kümmert sie kaum. Dafür wird die Familie wieder wichtig, als wären die frühen Bindungen das, was am Ende bleibt, da es am besten erinnert wird, und sei es auf einer Gefühlsebene. So verbringt Martensson nun viel Zeit bei ihrer jüngeren Schwester, die während des Films ebenfalls eine Alzheimer-Diagnose erhä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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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Kranken ihre Würde belassen – dies gelingt den Filmemacherinnen, die wissen, wann sie die Kamera ausschalten müssen. Ein zweiter Dokumentarfilm, der bereits in den Schweizer Kinos läuft, geht vergleichbar respektvoll vor, wenn auch anders.
In «Das unendliche Jetzt» bringt der Zürcher Regisseur Kaspar Kasic Menschen zusammen, die sich ebenfalls mit ihrer Alzheimer-Diagnose abfinden müssen. Dabei wagt Kasic eine besondere Methode, mit welcher seine Protagonistinnen und Protagonisten ihre Verzweiflung, ihre Wut und ihre Ohnmacht ausdrücken, ihren Schmerz, die Angst, aber auch die Glücksmomente, die sie weiterhin erleben.
Sie tun es im Spiel. In einem extra dafür hergerichteten Raum, wie auf einer Bühne, agieren die sechs Leute. Hin und wieder sieht und hört man den Regisseur, womit klar werden soll: Hier ist vieles inszeniert. Tatsächlich handelt es sich um Improvisationstheater. Die Beteiligten schöpfen aus ihrem echten Leben, erfinden aber auch dazu. Sie interpretieren ihre Krankheit.
Da ist Christiane Meier, eine elegante, höfliche, immer etwas wehmütig wirkende Frau, die in der Modebranche gearbeitet hat, eine «geborene Verkäuferin», wie sie sagt. Von einer Garderobe wählt sie die schönsten Stücke aus und schmiegt sich in sie hinein. Ihr Sohn, so stellt sie es zumindest dar, hat sie gegen ihren Willen in ein Heim abgeschoben.
Da ist Martin Bigler, ein professioneller Spieler, der in den USA mit Backgammon und in der Schweiz mit Jassen erfolgreich war, aber jetzt nicht mehr spielen will: «Ich verliere immer.» Der ehemalige Deutschlehrer Christian Sonderegger beschreibt seine Demenz als Schwarzes Loch, «und alles, was es ansaugt, wird auch leer». Er wolle nicht verblöden, und Hilfe zu brauchen, sei ihm pein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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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sagt er im Gespräch mit Tatjana Bollhalder, die sich in einer Szene als seine Frau ausgibt. Bollhalder ist die Jüngste von allen, bei ihr wurde 2024 Frühdemenz diagnostiziert. Die ehemalige Mitarbeiterin der Stadtverwaltung St. Gallen spricht von der Demenz als «Demi», einer Art Geist, der auf ihren Schultern sitzt, sie beobachtet und durch den Alltag begleitet. Ein Versuch, die Krankheit anzunehmen.
Demenzbetroffene, die zu Schauspielern werden – es ist eine schwierig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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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e von «Das unendliche Jetzt». Der Film setzt das Wissen voraus, dass hier Theater gespielt wird. Wer nichts vorab darüber gelesen hat, ist verwirrt, umso mehr, als mit Juri Elmer und Klara Rensing zwei professionelle, nicht betroffene Schauspieler mit dabei sind. Man fragt sich oft: Was ist davon wahr, und wäre die Krankheit nicht tragisch genug, um vom Umgang der Protagonisten mit ihr im echten Leben zu erzählen?
Aber vielleicht wollen sie genau dies nicht, damit sie nicht nur als beschädigt und bedauernswert wahrgenommen werden. Das Spiel mag für sie befreiend sein, sie auch von der Krankheit distanzieren in den Momenten vor der Kamera. «I did it my way», so singen sie einmal alle gemeinsam das Lied von Frank Sinatra. Es gab auch ein anderes Leben.
Jedes Wort, jede Bewegung sei im Moment des Drehs entstanden, betonen die Filmemacher. Ihre Protagonisten beweisen es: Auch das Vergessen kann kreative Kräfte freisetzen.
«Wenn die Erinnerung verblasst»: im Kino (80 Minuten). «Das unendliche Jetzt»: im Kino (98 Minuten).
Trotz frühem Filmruhm wurde aus Eva Marie Saint nie eine Diva – nun ist die Oscar-Preisträgerin mit 102 Jahren gestorben
MARION LÖHNDORF, LONDON
Sie war blond und elfenhaft zart, doch schon in ihrer allerersten Rolle strahlte Eva Marie Saint auch Widerstandskraft aus: wie geschaffen als Gegenpart des explosiven Marlon Brando, dem sie in Elia Kazans Film «On the Waterfront» (1954) verfiel. Sie spielte darin die Klosterschülerin Edie Doyle. Für die Rolle gewann sie einen Oscar.
In ihren Liebesszenen geben Brando und Eva Marie Saint ein wie mit angehaltenem Atem aufeinander abgestimmtes Duett aus verhaltener Innigkeit, Widerstreben und erotischem Begehren. Noch mehr als ein halbes Jahrhundert später erinnerte sich die damals 86-jährige Schauspielerin: «Er war der beste Schauspieler, mit dem ich je gespielt habe.»
Die zweite Rolle, mit der Eva Marie Saint sich in die Filmgeschichte einschrieb, übernahm sie in Alfred Hitchcocks «North by Northwest» (1959) als mysteriöse Eve Kendall. Darin zeigt sich eine andere Facette der unnahbaren Blondine, deren makellose Erscheinung täuscht. Dicht unter der glatten Oberfläche liegen widerstreitende Gefühle, und Eva Marie Saint lässt sie aufscheinen: Kühle und Verwundbarkeit, Disziplin und Leidenschaft, Täuschung und Aufrichtig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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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re Darstellung in der Riege der blonden Hitchcock-Stars wirkte modern im Vergleich zum damenhaften Dahingleiten einer Grace Kelly oder Kim Novak, das noch aus einer anderen Ära zu stammen schien.
Eva Marie Saint war eine Nervenschauspielerin, sie liess Brüche in ihren Figuren erkennen. Darin harmonierte ihr Spiel besser mit dem Method-Acting eines Marlon Brando als mit Cary Grants geschliffener Performance der alten Schule. Dennoch schenkte ihr auch der «North by Northwest»-Regisseur Alfred Hitchcock eine würdige Liebessene, die an Elia Kazans Inszenierung in «On the Waterfront» heranreicht.

Eva Marie Saint
1924–2026
Im Finale des Hitchcock-Films zieht Cary Grant Eva Marie Saint ins Bett eines Schlafwagens, dann folgt ein Schnitt, und der Zug fährt als unmissverständlich sexuelle Metapher in einen Tunnel. Cary Grant hasste den Einfall, aber Eva Marie Saint fand den Gag brillant, wie sich Hitchcock später François Truffaut gegenüber erinnerte: «She had a wicked sense of humour, that one.»
Eva Marie Saint wurde geehrt, geliebt und in den achtziger Jahren noch in einem Pop-Song («Rattlesnakes» von Lloyd Cole and the Commotions) zur Ikone hochgeschrieben. Doch trotz ihrem frühen Filmruhm und ihrer Auszeichnung bei den Academy Awards im Jahr 1955 als beste Nebendarstellerin wurde aus der Schauspielerin nie ein Superstar, aus Eva Marie Saint nie eine Diva. Wie sie selbst in einem späten Interview erklärte, war sie dafür zu bodenständ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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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l eher war ihr fehlender Massen-Appeal wohl ihrem subtileren Spiel, dem diskreteren Sex-Appeal, einer Neigung zur kitschfreien Ernsthaftigkeit und Sprödigkeit zuzuschreiben. Eva Marie Saints lange Karriere blieb frei von Skandalen und Gerüchten. Sie heiratete 1951 den Regisseur Jeffrey Hayden und hatte zwei Kinder mit ihm. Ihre
Ehe überdauerte sogar ihre Karriere. Saint arbeitete stetig, doch die Zahl ihrer Filme in einer mehr als ein halbes Jahrhundert umspannenden Laufbahn ist vergleichsweise gering. Dabei wurde sie von Anfang an von namhaften Regisseuren besetzt, unter ihnen Fred Zinnemann («A Hatful of Rain», 1957), Otto Preminger («Exodus», 1960), Vincente Minnelli («The Sandpiper», 1965) und John Frankenheimer («Grand Prix», 1966). Wim Wenders setzte sie 2005 in «Don’t Come Knocking» als Mutter eines alternden Westernstars ein, gespielt von Sam Shepard.
Eine Mutterrolle ganz anderer Art übernahm Saint ein Jahr später in Bryan Singers «Superman Returns» (2006) als Martha Kent, Supermans Adoptiv-mutter. Noch 2014 war sie in der phantastischen Liebesgeschichte «Winter's Tale» mit Russell Crowe und Colin Farrell auf der Leinwand zu sehen. Am 6. Oktober ist sie in Los Angeles im Alter von 102 Jahren gestorben.
Der Stürmer ist neuer Rekordspieler der englischen Fussball-Nationalmannschaft – folgt bald der Ballon d'Or?

Harry Kane ist der Vorzeigespieler der englischen Nationalmannschaft.
JULIAN FINNEY / GETTY
SVEN HAIST, LONDON
Auf den Flachbildschirmen im Londoner Wembley-Stadion leuchtete die Zahl «125» in goldener Schrift auf – und jeder wusste, was sie bedeutete. Am Dienstagabend absolvierte Harry Kane sein 125. Länderspiel für die englische Fussball-Nationalmannschaft und zog damit mit dem bisherigen Rekordhalter Peter Shilton gleich. Der legendäre Torhüter hatte die Bestmarke vor 36 Jahren aufgestellt, als er nach der WM 1990 und zwei Jahrzehnten im Nationalteam seinen Rücktritt erklärte.
Die Einstellung des Rekords sei ein «exzellentes Privileg» und übertreffe «meine kühnsten Erwartungen», erklärte Kane gerührt. Er erschien nach dem 3:0-Heimsieg in der Nations League gegen Tschechien nicht in der Interviewzone, sondern im riesigen Pressesaal; dermassen gross war das Interesse an ihm.
Sein Vorgänger Shilton gratulierte ihm in einer Videobotschaft auf Social Media («A message for Harry Kane») und traute dem 33-Jährigen zu, in Dimensionen vorzustossen, die «vielleicht niemals gebrochen» würden. «Du bist noch immer voll dabei, Harry», motivierte ihn Shilton, 77. Der Veteran hätte einst selbst deutlich mehr Partien absolvieren können, hätte er sich zwischen 1972 und 1983 nicht mit Ray Clemence im Tor abwechseln müssen. Als Kane in der 82. Minute ausgewechselt wurde, erhoben sich die mehr als 75 000 Zuschauer ihm zu Ehren von den Si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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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Festlichkeiten hatte Kane zu diesem Zeitpunkt bereits auf seine ganz eigene Art gekrönt – mit einem Doppelpack. Bei seinem ersten Tor drückte er nach sehenswerter Kombination eine Flanke mit rechts aus kurzer Distanz zum 2:0 über die Linie (40. Minute), später köpfelte er eine Ecke zum 3:0 ein (57). Auch am Führungstreffer war Kane beteiligt. Er schlug eine scharfe Flanke vor das gegnerische Tor, die Tschechiens Verteidiger Vladimir Coufal in Kanes Manier spektakulär ins eigene Netz beförderte (27). Für England war es der dritte Sieg im vierten Nations-League-Spiel.
Mit 91 Toren für das Fussball-Mutterland ist Kane inzwischen auf Platz sieben der Länderspiel-Torjägerliste angelangt. Angeführt wird sie vom Portugiesen Cristiano Ronaldo (146 Tore). Kane verdiene «diese Bühne, diese Anerkennung», weil er ein aussergewöhnliches Vorbild sei, lobte Nationaltrainer Thomas Tuchel. Schon vor der Partie hatte der Deutsche eine Laudatio auf seinen Stürmer gehalten und erzählt, als kleiner Junge einst im Tor stets Peter Shilton nachgeahmt zu haben. Nun wünsche er sich, dass die nächste Generation ein solches Vorbild in Kane sieht, sagte Tuchel. Auch Jude Bellingham, der mit 23 Jahren bereits 60 Länderspiele bestritten hat und eines Tages Kane nachfolgen könnte, verneigte sich vor ihm. «Er ist der Beste, der dieses Trikot je getragen hat», befand der Profi von Real Madrid.
Die Lobeshymnen dienten freilich noch einem ganz speziellen Ziel, das Kane derzeit verfolgt. Er will den Ballon d'Or 2026 gewinnen. Dieser wird Ende Oktober in London vergeben, Kanes Heimatstadt. Kane gilt neben den beiden spanischen Weltmeistern Lamine Yamal und Rodri sowie den Franzosen Kylian Mbappé und Ousmane Dembélé als Kandidat mit den aussichtsreichsten Perspektiven.
Zwar hatte der Stürmer vom FC Bayern in der vergangenen Spielrunde sowohl auf Klub- als auch auf Länderebene erneut seinen ersten internationalen Titel jeweils knapp verpasst. Insgesamt 73 Saisontore sind dennoch eine Leistung, die es verdiente, mit der Weltfussballer-Auszeichnung gewürdigt zu werden.
Als letztem Engländer war der Goldpokal vor genau einem Vierteljahrhundert dem damaligen Shootingstar Michael Owen vergönnt gewesen. In der bis ins Jahr 1956 zurückreichenden Geschichte des Preises konnten überhaupt bloss vier englische Fussballer triumphieren: Erstgewinner Stanley Matthews (1956), Bobby Charlton (1966),
Kevin Keegan (1978, 1979) und Owen. «Jeder Spieler möchte der beste der Welt sein», betonte Kane. Es sei «eines der schönsten Gefühle», diese Art von Auszeichnungen zu erhal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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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solche Erfolge war für Kane lange Zeit nicht zu denken: Er musste sich alles hart erarbeiten. Sein Debüt in der Nationalelf gelang ihm vergleichsweise spät mit 21 Jahren im März 2015. Damals erzielte er 79 Sekunden nach seiner Einwechslung sein erstes Tor. Den Durchbruch schaffte er nach der missglückten EM 2016 unter dem neuen Trainer Gareth Southgate. Bei einem Überlebenstraining stach Kane hervor – durch seine Führungsqualitäten. Gemeinsam mit Southgate zog er die Mannschaft Stück für Stück aus dem Niederlagensumpf.
Die Nationalelf nahm seitdem immer mehr den Charakter ihres Vorzeigespielers an: bodenständig, teamorientiert, leistungsbereit. Tuchels Assistent Anthony Barry konstatierte unlängst, es gebe keinen Spieler solcher Bekanntheit, der trotzdem «so unkompliziert, so frei von jeglichem Ego» sei wie Kane. Dieser sei in jedem Spiel bereit, die «Drecksarbeit» zu machen.
Englands Öffentlichkeit blickte zunächst mit einer gewissen Reserviertheit auf Kane, da er kaum für Schlagzeilen jenseits des Fussballs taugt. Sein Lebensstil hob sich ab von den ewigen Eskapaden und Allüren anderer englischer Spitzenspieler. Kane gibt nicht viel mehr preis, als dass er mit seiner Jugendliebe Katie verheiratet ist, leidenschaftlich Golf spielt und Steaks liebt.
Die Anerkennung stellte sich erst mit den Erfolgen ein – und kurioserweise auch mit den Niederlagen. Für Titellosigkeit war Kane bis zu seinem Wechsel nach München im Sommer 2023 berüchtigt. Darin erkannten sich die Engländer immerhin wieder. Inzwischen reiht er sich neben historischen Fussballern wie Bobby Moore und Bobby Charlton ein. In Sachen Länderspiele hat er sie überholt – und wird dies in Kürze wohl auch mit Peter Shilton tun.
Am Dienstag spielte Lionel Messi ein letztes Mal für Argentinien – ein emotionaler Abschied für den 39-Jährigen und die Nation
FLORIAN HAUPT
Lionel Messis Tag begann akademisch. Der achtfache Weltfussballer musste dabei nicht in die Vorlesung, sondern übersprang gleich ein paar Abschlüsse. Von der Universität Buenos Aires wurde er zum Doctor honoris causa ernannt. «Es macht mich stolz, sagen zu können, dass ich Ehrendoktor bin», erklärte Messi bei der Entgegennahme der Insignien und konnte nicht anders, als zu grinsen. Mit Studien und Diskursen hatte ihn vorher wirklich niemand in Verbindung gebracht.
Fussballprofessor, klar, das ist er. Und als solcher versammelte er sein Publikum am Dienstagabend zum letzten Mal im argentinischen Nationaltrikot. Der Tag, der mit der Universität begann, war «der Tag, den wir nie kommen sehen wollten», wie Messi selbst erklärte; und was der argentinische Fussballverband AFA unter dem Slogan «Letzter Tango in Buenos Aires» vermarktete: der Tag seines Abschiedsspiels.
Die 85 000 Tickets für das Monumental-Stadion waren binnen zwei Stunden ausverkauft, auf dem Schwarzmarkt wurden sie mehr als fünfmal so teuer gehandelt, und für alle anderen gab es in Arenanähe ein zwölfstündiges Fanfest. Auch wenn der Gegner nur Benin hiess. Aber die üblichen Fussballnationen hat Messi ja alle irgendwann einmal besiegt, nachdem er 2005 in einem Testspiel gegen ein von Lothar Matthäus trainiertes Ungarn debütiert hatte – und vom Schiedsrichter Markus Merk schon eine Minute nach seiner Einwechslung wegen einer vermeintlichen Tätlichkeit die rote Karte s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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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nächst lief es auch nach 2005 in der Landesauswahl lange nicht glücklich für das Genie, das im Vereinstrikot des FC Barcelona den Weltfussball dominierte. Einen «pecho frío» nannten ihn viele Argentinier – wörtlich: kalte Brust –, einen Spieler ohne die letzte Passion, der sich im entscheidenden Moment wegduckt. Erst im Spätwerk seiner Karriere überzeugte Messi alle Kritiker. Die Brillanz wurde nun von Leidenschaft begleitet und potenziert.
Weltmeister 2022, Südamerika-Champion 2021 und 2024, zwei weitere WM-Finals: Nicht nur wegen der Erfolge wird er im Pantheon der argentinischen Mythen für alle Zeiten neben Carlos Gardel, Evita Perón und Diego Maradona residieren. Sondern auch, weil sich manchmal umso inniger liebt, was sich lange nacheinander verzehrte.
Und so nahm der Tag also seinen Lauf. Schon auf dem Weg fingen die Kameras durch die Fenster des Mannschaftsbusses ein paar Tränen Messis ein. Im Stadion schlug er sich dann wacker, während ein Veteran des Falklandkriegs eine Langversion der Nationalhymne sang. Die «selección» und die «Malvinas», das gehört im argentinischen Fussball seit Maradonas Zeiten fest zusammen und wurde jüngst auch am WM-Halbfinale 2026 aufgeführt. Messi schloss seine Augen, sie wurden anders als beim Trainer Lionel Scaloni erst bei den letzten Klängen feucht.
Als der Schiedsrichter den bereits mit rund einer halben Stunde Verspätung angepfiffenen Match dann nach gut zehn Spielminuten – analog zu Messis Rückennummer – für eine Hommage innerhalb der Hommage unterbrach, schien das dem Hauptdarsteller selbst ein bisschen rätselhaft. Zumal nur folgte, was auch vor und nach der Partie passierte: ein Feuerwerk und stehende Ovationen. Die Aktion gehörte zu den Einlagen, die mancher «so la la» fand an einer Inszenierung, an der sich Stilvolles (Musik a cappella statt europäischen Technostampfs) und weniger Stilvolles (übermässige Sponsorenpräsenz) abwechselten.
Messi mochte es zum Abschluss daran erinnern, dass die Dinge in seinem Fussballverband und seinem Land nicht immer auf dem Niveau seiner eigenen Exzellenz ablaufen. Während der seltenen Momente, in denen es nicht das Idol zu feiern gab, richteten die Fans im Monumental laute Gesänge gegen den AFA-Chef Claudio «Chiqui» Tapia. Es gilt im Land als Binsenweisheit, dass Messi, Scaloni und die anderen die Titel eher trotz als wegen des Verbandes gewannen.
Zu den Ärgernissen zählt etwa das Chaos der nationalen Liga, die seit Jahren in immer unübersichtlicheren Formaten daherkommt (zurzeit: dreissig Mannschaften in zwei 15er-Zonen mit anschliessenden Play-offs und zwei Titeln pro Kalenderjahr plus einem dritten für die Gesamtwertung).
Auch die jüngste Länderspielpause wurde von Polemik begleitet. Burkina Faso, erster Testspielgegner, schickte aus Protest gegen die angebotenen Reisebedingungen die Juniorenauswahl. Aus der beninischen Delegation sollen ebenfalls Klagen über eine bescheidene Betreuung gekommen sein. Ohnehin wurde das Land wohl nicht zuletzt deshalb ausgewählt, weil es die Teilnahme am Messi-Abschied als pure Ehre empfand und nicht mit üppigen Gagenforderungen garnie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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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r Messi war es ein umso Leichteres, zum 3:0-Sieg ein Tor und zwei Vorlagen beizusteuern und also mit einer Bilanz von 126 Treffern und 70 Assists in 208 Partien abzutreten. Wie so oft an der
WM war er mit 39 Jahren noch klar bester Mann auf dem Platz. «Aura nennt man das, oder?», so beschrieb Scaloni später die Präsenz des nicht nur seiner Meinung nach besten Fussballers der Geschichte. Der Trainer hatte vor 21 Jahren in Ungarn als Aussenverteidiger mit Messi im Team gestanden, nun sagte er: «Ihn bei dir zu haben, ist ein unvergleichbares Gefühl. Sehr schwer, es mit irgendetwas zu vergleichen oder es den Leuten verständlich zu machen. Das habe ich so bei niemandem sonst erlebt, und das wird jetzt nicht mehr da sein.»
In Argentinien, der Nation der Ikonen und Überfiguren, beginnt eine neue Zeit, im Fussball wie im Land. «Auf gewisse Weise fühlen wir uns schutzlos», sagte der Sänger der populären Rockband Airbag an einem Konzert in Messis Heimstadt Rosario. Argentinien ist, natürlich, auch die Nation der Theatralik.
In Buenos Aires endete der Abend mit einer Ansprache Messis. Er begann mit seinem verstorbenen Vater, nannte die Nationalelf das «Schönste, was dir passieren kann», dankte den Fans, die ihr «immer und überall ein Heimspiel» bescherten. Sein Mitspieler und Kindheitsfan Enzo Fernández heulte schon wie ein Schlosshund, und inklusive Ovationen ging es auf die zehn Minuten zu, da sagte Doktor Lionel Messi: «Ich rede ja so viel wie noch nie. Ich will halt einfach nicht gehen.»
Henri Kagan und Kenso Soai werden für bahnbrechende Experimente mit dem Chemienobelpreis ausgezeichnet

STEPHANIE LAHRTZ, GEORG RÜSCHEMEYER, JASMINE RUEEGG (GRAFIK)
Der Nobelpreis für Chemie geht dieses Jahr an Henri Kagan aus Frankreich und Kenso Soai aus Japan. Das hat die Königlich-Schwed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am Mittwoch in Stockholm bekanntgegeben. Ausgezeichnet werden die beiden Forscher «für die Entdeckung nichtlinearer Effekte und der Autokatalyse in der asymmetrischen organischen Synthese», so die Akademie. Das klingt äusserst sperrig. Dahinter verbirgt sich aber eine der grossen Fragen der Entstehung von Leben auf unserem Planeten.
Wenn wir unsere Hände mit den Innenflächen aneinanderlegen, berührt der linke Daumen den der rechten Hand, der linke Zeigefinger sein rechtes Pendant und so weiter. Im Fachjargon wird diese biologische Spiegelbildlichkeit als Chiralität bezeichnet, abgeleitet von dem altgriechischen Wort «cheir» für Hand. Interessant für Chemiker, aber wen juckt's, so könnten nun alle Nichtchemiker achselzuckend fragen. Doch diese Chiralität kann auch im Alltag eine grosse, ja sogar schreckliche Bedeutung bekommen, wie das Contergan-Drama zei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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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Mittel war ab Ende der 1950er Jahre ein weitverbreitetes Schlaf- und Beruhigungsmittel. Auch Schwangere nahmen es ein. Tausende Kinder kamen mit fehlenden oder verkürzten Extremitäten zur Welt, und beinahe ebenso viele starben bald nach der Geburt an Missbildungen. Es stellte sich heraus, dass der Wirkstoff von Contergan sozusagen ein Chiralitätsproblem hat. Die eine Spiegelbildform beruhigt. Die andere hingegen ist das Gift. Das Medikament enthielt beide Formen des Wirkstoffs.
Ein weiteres Beispiel für solch ein Spiegelbildmedikament ist ein Mittel namens Darvon/Novrad. Eines der Spiegelbilder stillt Schmerzen, das andere Husten. Körpereigene Rezeptoren können die Spiegelbilder also voneinander unterscheiden – und jede Form löst eine andere Reaktion aus. Auch unsere Nase erkennt Spiegelbildmoleküle. So riecht das eine Spiegelbild eines ätherischen Öls nach Minze, das andere nach Kümmel. Die Erkenntnis, dass viele chemische Substanzen und auch natürliche Moleküle wie das erwähnte ätherische Öl als Spiegelbilder vorkommen, ist unter anderem für die Herstellung von Medikamenten wichtig. So ist es in vielen Fällen wünschenswert – und manchmal absolut notwendig –, dass nur die eine Spiegelbildform produziert wird.
Nur, wie erreicht man das? Das Verdienst von Kagan war es, Mitte der 1980er Jahre eine Lehrmeinung zu hinterfragen. Kagans Kollegen nutzten damals bereits einen Kniff, um vermehrt die rechte beziehungsweise die linke Variante eines Moleküls herzustellen: Sie setzten dafür Reaktionsbeschleuniger ein, sogenannte Katalysatoren, die selbst chiral waren. Die Annahme dabei: je grösser der Anteil der einen Variante des Katalysators, desto grösser auch der Anteil des entsprechenden Produkts – vermeintlich ein mathematisch simpler, linearer Zusammenhang.
Doch Kagan zeigte, dass dies nicht so sein muss: In seinem berühmtesten Experiment fand er eine Reaktion, bei welcher der Überschuss einer der beiden Spiegelbildvarianten grösser war, als man auf Basis des geringen Überschusses des entsprechenden Katalysators in der Mischung vermuten würde – ein nichtlinearer Effekt. 1986 beschrieb Kagan gleich drei solcher asymmetrischer Katalysereaktionen. Laut dem Nobelkomitee war dies ein historischer Durchbruch, der viele Chemiker weltweit inspirierte, sich dem Phänomen zu widmen.
Kagan war damit auch der Lösung eines der grossen Rätsel des Lebens auf der Erde näher gekommen: Die Eiweisse unseres Körpers wie auch jene aller anderen Lebewesen bestehen fast ausschliesslich aus Aminosäuren der sogenannten L-Variante. Ihr rechtes Gegenstück, die R-Variante, fehlt in der
Natur weitgehend. Diese fehlte aber nicht immer. Höchstwahrscheinlich schwammen in der Ursuppe, aus der vor Milliarden Jahren der erste primitive Einzeller und damit die Urform allen Lebens entstanden ist, beide Spiegelbilder. Ein Experiment des nun ebenfalls mit dem Nobelpreis für Chemie bedachten japanischen Forschers Kenso Soai aus dem Jahr 1995 liefert wichtige Hinweise darauf, warum sich ausschliesslich die L-Form durchgesetzt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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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i hatte eine Molekülmischung gemixt. Er gab nun einen sogenannten chiralen Katalysator hinzu, in beiden Spiegelbildvarianten. Von der einen Form gab er aber einen Bruchteil mehr in die Lösung. Nach mehreren Reaktionsrunden wiesen mehr als 99,5 Prozent der entstandenen Moleküle nur eine Spiegelbildform auf. Die linke Hand hatte gewonnen. Es dürfte also reiner Zufall sein, warum wir alle zwar eine linke und eine rechte Hand haben, aber nur aus linken Proteinen bestehen. Vermutlich kam in der Ursuppe der linkshändige Reaktionsbeschleuniger minim häufiger vor als der rechtshändige. Und diese Linkshändigkeit aller unserer Proteine entscheidet auch darüber, wie unsere Zellen auf Moleküle reagieren. Manche Spiegelbildform wirkt als Gift, die andere nicht.
Für Kagan – und Frankreich – dürfte der nun verliehene Nobelpreis auch eine späte Genugtuung sein. Denn bereits im Jahr 2001 erhielten Forscher für Entdeckungen im Bereich der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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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ität und der Katalyse die Auszeichnung. Kagan wurde allerdings nicht berücksichtigt. Französische Forscher schrieben daraufhin einen öffentlichen Protestbrief: Henri Kagan sei der wahre Pionier.
Das veranlasste den damaligen französischen Forschungsminister, sich bei dem Direktor der Nobelstiftung zu beschweren. Viele Experten hielten das allerdings für unwürdig und kontraproduktiv. 2021 gab es erneut einen Nobelpreis für Forschung im Feld – wieder ohne Kagan. Nun hatte die Akademie in Stockholm offenbar ein Einsehen und hat den mittlerweile 96-jährigen Kagan doch noch berücksichtigt.
Der Chemienobelpreis ist mit insgesamt elf Millionen schwedischen Kronen dotiert und wird unter den Preisträgern aufgeteilt. Feierlich übergeben wird er traditionell am 10. Dezember, dem Todestag des Preisstifters Alfred Nobel, in Stockholm.
An der grossen Fashion Week waren die Designer für einmal mit Kleidern beschäftigt, die man tragen kann und auch will
JANA SCHIBLI, PARIS
Die Show des Modehauses Celine an einem Samstagmittag mitten in der Paris Fashion Week begann mit der Stimme der verstorbenen Dragkünstlerin Dorian Corey. «Everybody wants to leave some impression, some mark on the world», sagt sie in einem Ausschnitt aus dem Dokumentarfilm «Paris Is Burning» (1999). Jeder wolle einen Eindruck, einen Stempel hinterlassen. Aber, so fährt sie fort, man müsse dazu nicht die ganze Welt verbiegen.
Es ist ein Gedanke, der sich durch alle neun Tage in der Modestadt zog. Abstrakte Konzepte und grosse Statements blieben in den Kollektionen für Frühjahr/Sommer 2027 fast gänzlich aus. Lieber konzentrierten sich die Designerinnen und Designer auf ihre persönlichen Obsessionen oder auf die Dinge, die uns im Alltag beschäftigen.
Das kann man als pragmatisch ansehen. Die Luxusmode hat mit Umsatzrückgängen zu kämpfen; in Reisen und anderen Erlebnissen sieht man derzeit mehr Potenzial. Doch es ergaben sich durchaus gute Kollektionen. Denn kommerziell muss nicht gefällig heissen.
Wie eben bei Celine. Der Kreativdirektor Michael Rider versteht es, Kleider zu entwerfen, die einen mit ihren Eigenarten um den Finger wickeln: ein knöchellanges Kleid wie ein sonnengebleichter Teppich, ein pinkes, leicht zerknittertes Seidentop oder ein schwarzer Gürtel, so dünn wie ein Schnürsenkel, der um ein ganz weisses Ensemble gebunden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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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hnlich aufgelegt – experimentierfreudig, aber am Boden geblieben – wirkten die Jungs von Loewe. In ihrer Pressemitteilung sprachen Jack McCollough und Lazaro Hernandez von «relatability, wearability, desirability». Man sollte sich mit der Kleidung identifizieren können, sie tragen können und vor allem: sie wollen. Also dekorierten sie die Säume von schwarzen Caprihosen mit blumigen Foulards, die, so erfuhr man später im Showroom, abnehmbar sind.
Sportliche Kleidung beschäftigte auch Miuccia Prada. Sie habe so viele Menschen in Sportswear gesehen, sagte sie nach der Show für ihr Zweitlabel Miu Miu laut der «Vogue», dass sie ihr
Eleganz habe verleihen wollen. Das Resultat war eine modische Collage aus Surfershorts und Siebziger-Jahre-Prints, aus ledernen Deux-Pièces und kristallbesetzten Sportkleidern.
Oft entstehen die besten Kollektionen dann, wenn sich ein Designer oder eine Designerin einem Thema ganz hingeben kann und eine Obsession entwickelt. Bei Tom Ford ist das seit geraumer Zeit die Verführung. Bei Dries Van Noten war es diese Saison der Film, bei Schiaparelli die perfekte Jacke. Was ist Matthieu Blazys Obsession? Mindestens seit seinem Chanel-Debüt vor einem Jahr ist es Gabrielle Chanel. Auch jetzt erzählte er wieder Geschichten aus ihrem Leben. Delikate Lingerie-Looks wiesen auf ihre Anfänge in der Mode hin. Ihre Liebe zu Künstlern und Kostümbällen steckte in bunten, harlekinhaften Deux-Pièces und Kleidern mit Cinderella-Röcken.
Doch sogar der Phantast Blazy beschäftigte sich mit so Trockenem wie textiler Innovation. Nicht, dass das Resultat danach aussah. Die Jacken aus Tweed, der mit einer für Chanel neuen Technik gesmokt wurde, waren schlicht etwas leichter, transparenter und nachgiebiger als die kastige Jacke, die man von der Maison kennt.
Auch bei Dior, wo Jonathan Anderson sonst gerne abstrahiert, intellektualisiert oder sich bei Künstlern für eine Kollektion anstecken lässt, ging es vor allem um bezaubernde Kleider. Und um Leichtigkeit. Dieses Wort fällt jedes Jahr, wenn es um die Sommerkollektionen geht. Doch dieses Mal hatte es eine neue Dringlichkeit, gerade in Paris, wo Hitzewellen wiederkehrend waren und Anfang Oktober noch 25 Grad herrsch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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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 Hermès wirkten manche Kleider von Nadège Vanhée wie für eine maximale Brise geschneidert. Flatternde Hosenbeine liessen sich mit einem Reissverschluss erweitern, und Parkas aus Pongéseide glänzten im simulierten Sonnenlicht. Bei Akris zeigte Albert Kriemler, dass Emotionen nicht schwer wiegen müssen. Seine Kollektion – mit viel Seidenorganza und Leinencrêpe – war von den «Gefühlsfarben» der Wiener Künstlerin Martha Jungwirth getrieben.
Politische Aussagen gab es auf den Laufstegen in Paris kaum. In der Stadt fanden während der Fashion Week zwar Schülerproteste und Demonstrationen zur Pride statt. Sie führten aber einzig dazu, dass viele Shows wegen verspäteter Gäste verzögert anfingen. Eine Ausnahme war die Designerin Gabriela Hearst, die ihre Kollektion den Frauen Afghanistans widmete.
Zur letzten Show der Woche lud Louis Vuitton ein, das Kronjuwel des Luxusgüterkonzerns LVMH. Auch die Kollektion des Kreativdirektors Nicolas Ghesquière war braver als sonst. Witzige Hüte und mutige Proportionen fehlten. Dafür waren die Kleider sorgfältig geschichtet und umspielten den Körper sanft.
Wenn man sich Sorgen machte um die Luxusmode-Industrie, dann schienen diese hier, im hell beleuchteten Cour Carrée des Louvre, unbegründet. Hunderte von Fans warteten draussen auf die Ankunft von Hollywood-Schauspielerinnen und K-Pop-Stars. Die geladenen «Very Important Clients» posierten vor dem Laufsteg für Bilder, als hätten sie die Worte «Speicherplatz voll» noch nie gehört. Zum Schluss gab es für Nicolas Ghesquière zwei Wangenküsschen von Brigitte Macron.
Die Schweiz hat bei ihrer Gründung das Misstrauen der Bürger eingebaut – gerade deshalb ist das Vertrauen in den Staat so gross. Doch seit ein paar Jahren mehren sich Zweifel. Eine Fehlerkultur würde helfen. Von Christina Neuhaus

Der Schweizer Verteidigungsminister Martin Pfister wundert sich. Mit heftigen Reaktionen auf den Bericht der nationalrätlichen Geschäftsprüfungskommission zum verpatzten F-35-Kauf hatte er gerechnet. Nicht aber, wie er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en Zeitungen von CH Media sagt, «dass er das Vertrauen dermassen erschüttert». Offenbar kann er die Aufregung nicht verstehen.
Dass im Eidgenössischen Departement für Verteidigung, Bevölkerungsschutz und Sport (VBS) nur ein einziger Mann den Vertrag für ein milliardenschweres Rüstungsgeschäft ganz gelesen hat. Dass die Öffentlichkeit und das Parlament getäuscht worden waren und dass die Kontrollmechanismen beim Bund mehr oder weniger inexistent waren – alles nicht so schlimm. Im Parlament antwortete er auf eine kritische Frage: Kostensteigerung und Teuerung seien noch kein Skandal.
Auch Alain Berset, ehemaliger Bundesrat, wundert sich: Während der Covid-Pandemie war er der starke Mann in der Schweizer Regierung. Als auskam, dass sich seine rechte Hand regelmässig mit dem CEO der grössten Schweizer Boulevardzeitung über noch geheime Massnahmen austauschte, duckte er sich weg. Sein Kommunikationschef verlor den Job, es gab eine parlamentarische Untersuchung, doch an Berset blieb nichts hängen. Als Generalsekretär des Europarats sorgt er sich heute unter anderem um Desinformation.
Dass der zuständige Bundesrat in einer Zeit des Notrechts, also der eingeschränkten parlamentarischen Mitsprache und Volksrechte, versuchte, unter Mithilfe eines einflussreichen Medienhauses Druck auf den Bundesrat auszuüben – geschenkt. In Deutschland mussten schon hohe Politiker zurücktreten, weil sie während des Dienstes angesammelte Flugmeilen für private Reisen verwendet hatten. In der Schweiz können der Verteidigungsminister und der ehemalige Gesundheitsminister handfeste Skandale einfach wegwedeln. In kaum einem anderen Land haben die Menschen mehr Vertrauen in ihre Regierung als in der Schwe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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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Vertrauen in den Staat und seine Institutionen ist tief in der Geschichte der Eidgenossenschaft verwurzelt: Die Schweiz ist das einzige Land, das die 1848er Revolutionen nicht nur überlebt hat, sondern sie dazu nutzte, einen modernen Bundesstaat samt liberaler Bundesverfassung zu gründen. Während die Revolutionen in den Nachbarstaaten scheiterten, festigte die Schweiz ihre Demokratie, bewahrte ihre Neutralität und erfand sich als Sonderfall Europas.
Zehn Monate nach der Kapitulation der Sonderbundskantone wurde im September 1848 der moderne Bundesstaat gegründet. Die Liberalen hätten die Konservativen demütigen können, aber das taten sie nicht. Stattdessen schufen sie mit dem Ständerat eine zweite parlamentarische Kammer, in der alle Kantone zwei Sitze hatten. Um die Mitsprache auch auf direktdemokratischer Ebene zu garantieren, räumten sie den katholischen Kantonen zudem ein Vetorecht ein: Für jede Verfassungsänderung ist bis heute ein Ständemehr nötig. Als drittes Element garantiert der Föderalismus dafür, dass die Kantone dank eigener Verfassung, eigener Regierung, eigenem Parlament und eigenen Gerichten möglichst souverän bleiben.
Der Ausgleich, der damals geschaffen wurde, sorgt bis heute für das grosse Vertrauen, das das Land zusammenhält. Laut OECD-Studien sind 62 Prozent der Schweizerinnen und Schweizer überzeugt davon, dass ihr Staat im Grossen und Ganzen gute Arbeit leiste. Damit liegt die Schweiz 22 Prozentpunkte über dem OECD-Durchschnitt.
Seit ein paar Jahren hat dieses Vertrauen allerdings Risse bekommen. Rund ein Viertel der Bevölkerung gilt als demokratiemüde. Im September zeigte eine repräsentative Bevölkerungsumfrage des Think-Tanks Pro Futuris der Schweizerischen Gemeinnützigen Gesellschaft, dass die Schwe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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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nen und Schweizer nach wie vor Vertrauen in den Bundesrat, die Verwaltung und das Parlament haben. Allerdings ist weniger als ein Drittel der Bevölkerung der Ansicht, dass die Schweizer Politik in der Lage ist, in angemessenem Tempo auf globale Krisen zu reagieren. Und mehr als die Hälfte zweifeln daran, dass die Politik fähig ist, Lösungen gegen die starke Zuwanderung, die hohen Gesundheitskosten und die steigenden Mieten und Immobilienpreise zu fi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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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Bevölkerung hat allen Grund, misstrauisch zu sein. Dem Bundesrat und dem Parlament sind schon länger keine grossen Reformen mehr gelungen: Für die Finanzierung der Armee und der AHV muss der Staat, der 2029 fast 100 Milliarden Franken einnehmen wird, eine Steuererhöhung beantragen. Der Ausbau der Verkehrsinfrastruktur und der Energieversorgung stockt, und im Wettbewerb der Wirtschaftsstandorte rutscht die Schweiz langsam, aber sicher ab.
Kein Wunder, fragt sich mittlerweile fast jeder zweite Bürger, ob das komplexe Räderwerk der Institutionen nicht zu langsam ist für eine Welt, die sich immer schneller dreht. Doch die Schweiz ist nicht deshalb so erfolgreich geworden, weil sie schnell entscheidet. Sie ist so erfolgreich, weil sie die Macht begrenzt und die Bevölkerung praktisch überall mitreden kann. Föderalismus, direkte Demokratie, Kollegialregierung und parlamentarische Aufsicht brauchen Zeit. Sie sind im Grunde nichts anderes als institutionalisiertes Misstrauen gegenüber Bundesbern.
Die meisten Schweizerinnen und Schweizer wissen das. Nur 10 Prozent nehmen nie an den politischen Prozessen teil. Die anderen 90 Prozent beteiligen sich zumindest selektiv an Wahlen und Abstimmungen – immer dann, wenn sie etwas wirklich bewegt.
Doch seit einigen Jahren wird das Urvertrauen der Bevölkerung in ihre Institutionen auf die Probe gestellt. Die Massnahmenpolitik während der Covid-Pandemie hat den gesellschaftlichen Graben auch in der Schweiz vertieft. Die Zeit des Notrechts hat Spuren hinterlassen, die sich heute in Statistiken zeigen: mehr Kindsmisshandlungen, mehr psychische Erkrankungen, mehr Gewalt im öffentlichen Verkehr und mehr Menschen, die den Institutionen kritisch gegenüberstehen.
Die Corona-Jahre haben die politische Polarisierung weiter verschärft. Die Menschen in der Schweiz sehnen sich nach Konkordanz und mehrheitsfähigen Lösungen. Doch an der Urne wählen sie die Polparteien SVP und SP. Das setzt vor allem die beiden Parteien, die den Staat seit seiner Gründung im Gleichgewicht zwischen liberal und konservativ halten sollen, unter Druck. Im Kampf gegen die drohende Bedeutungslosigkeit bekämpfen sich die FDP und die Mitte gegenseitig – mit unverkennbaren Folgen für die Lösungsfindung im politischen Prozess.
Das ewige Gezänk der Parteien, vor allem aber die fehlenden Antworten auf die drängendsten Probleme, haben die Politikmüdigkeit der Bevölkerung verstärkt. Die Menschen wissen, dass es in der ganzen Welt keine stärkeren Institutionen gibt als in der Schweiz. Gleichzeitig zweifeln sie an der Effizienz eines Systems, das sich zunehmend im Kreis dreht.
Die Erschöpfung der Bevölkerung ist den Politikerinnen und Politikern natürlich nicht entgangen. Doch den Zwängen des Systems können sie sich nicht entziehen. Nach mehreren verlorenen Abstimmungen mit verhältnismässig sanften Tönen wird sich die SVP gezwungen sehen, wieder auf schwarze Schafe statt weisse Tauben zu setzen. Und das wiederum bedeutet, dass die politische Konkurrenz ebenfalls wieder lauter wird. Das belebt zwar den Wettbewerb, sorgt aber für zunehmende Zweifel an der Effizienz des Systems.
Die zunehmende Polarisierung verlangt eine Fehlerkultur, die die Schweiz nicht hat. Seit der Gründung des Bundesstaats wurden nur sieben Bundesräte zum Rücktritt gedrängt oder traten nach einer Niederlage freiwillig zurück. In einem Land, das die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 auf alle Schultern verteilt, muss selten jemand wirklich Verantwortung übernehmen.
Deshalb zeigt die Schweiz bis heute wenig Lust, die Fehler der Pandemie aufzuarbeiten. Man tröstet sich mit der Versicherung, in den meisten anderen Ländern seien die Einschränkungen viel schlimmer gewesen. Und deshalb konnte Alain Berset unbelastet von Zweifeln nach Strassburg entschweben, um sich von dort aus Sorgen über die demokratischen Institutionen in Europa zu machen.
Von dieser Kultur des Wegsehens und Verzeihens profitiert auch die ehemalige Vorsteherin des VBS, Viola Amherd. Falsch lagen während ihrer Amtszeit immer die anderen. Deshalb nutzte sie die Website des VBS auch regelmässig als Schandpfahl. Journalisten, die Kritisches über ihr Departement schrieben, mussten sich öffentliche «Richtigstellungen» gefallen lassen.
Heute weiss man: Viele Berichte, die am Fixpreis für den F-35 zweifelten, waren korrekt. Die «Korrekturen» waren reine Behauptungen. Die Hauptverantwortliche für den F-35-Skandal wollte entweder nicht sehen, was offensichtlich war, oder sie wollte verhindern, dass die Wahrheit ans Licht kommt. Heute geniesst sie im Wallis ihren Ruhestand.
Bundesrat Martin Pfister sollte es besser machen. Auch in einem Land, das auf Zutrauen gebaut ist, kann man Vertrauen nicht einfordern. Man muss es sich verdienen.
Neue Zürcher Zeitung

Kommt es in Berlin zu einer Regierung unter der Partei Die Linke? Die Spitzenkandidatin Elif Eralp bei einem Wahlkampfauftritt am 18. September. CLEMENS BILAN / EPA
Die Linke ist eher gefährlicher als die AfD. Wo bleiben bei SPD und Grünen die Berührungsängste? Gastkommentar von Monika Maron
Wer über die Ergebnisse der letzten deutschen Wahlen nachdenkt, riskiert ein Schleudertrauma. In Sachsen-Anhalt verfehlt die AfD nur knapp die absolute Mehrheit und sucht bis jetzt eine Schleuse, die ihr den Weg auf die Regierungsbank öffnen könnte.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wird Manuela Schwesig für ihre Aufholjagd gefeiert, die ihr zwar nicht den Wahlsieg, aber der SPD immerhin eine Koalitionsregierung gesichert und die CDU dabei aus dem Landtag befördert hat. Und während Friedrich Merz noch über den Bundeszwang für Sachsen-Anhalt nachdenkt, Hendrik Wüst und Lars Klingbeil dringend ein AfD-Verbot fordern, explodiert in Berlin eine Bombe. Berlin hat Die Linke zur stärksten Partei gemacht. Als gebürtige Berlinerin schreibe ich bewusst «Berlin» und nicht «die Berliner». Nicht die Berliner haben zusammengewählt, was ihnen jetzt blüht. Es sind die Zugezogenen.
Um jedem Rassismusverdacht zu entgehen, zitiere ich die Ergebnisse der Bundestagswahl von 2023, als noch das Wahlverhalten nicht migrantischer Neuberliner (weniger als zehn Jahre ansässig) mit dem Verhalten der Ur-Berliner (gebürtig oder mehr als zwanzig Jahre ansässig) verglichen wurde. Die Ur-Berliner wählten 33 Prozent CDU, 21 Prozent SPD, 13 Prozent Grüne, 10 Prozent Linke. Die Zugezogenen 29 Prozent Grüne, 18 Prozent Die Linke, 14 Prozent CDU, 16 Prozent SPD. Das war 2023. Würde jeder an seinem Geburtsort wählen, sähe das Ergebnis anders 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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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r die jüngste Landtagswahl wurden diese Zahlen nicht erhoben, bekannt ist aber, dass 51 Prozent der Muslime, die in ihren Landessprachen heftig umworben wurden, Die Linke gewählt haben. Ich nehme an, dass die wenigsten Muslime Anhänger der woken Bewegung, des Feminismus oder einer
Jetzt sitzen wir
in dem Schlamassel.
Rechts die AfD, links
die Islamlinke, dazwischen
eine nicht mehr genau
zu definierende Mitte.
kommunistischen Revolution sind. Wenn sie Die Linke wählen, dann wegen der erleichterten Zuwanderung und der versprochenen schnellen Einbürgerung, wegen der gesicherten Sozialbezüge, vermutlich auch, weil sie da am ehesten auf Verständnis für ihren traditionellen Antisemitismus hoffen dürfen. Nun wird es möglich, dass die SPD im Bund mit der CDU regiert und gleichzeitig in Berlin mit einer antisemitisch unterwanderten Linken samt ihrer Verbindung zur städtischen Clan-Kriminalität, die am Wahlabend sichtbar wurde.
Die Grünen haben während ihrer Regierungszeit gründliche Vorarbeit geleistet. Im September 2020 erklärte Benedikt Lux, innenpolitischer Sprecher der Berliner Fraktion von Bündnis 90 / Die Grünen, der Zeitung «Neues Deutschland»: «Wir haben die gesamte Führung fast aller Berliner Sicherheitsbehörden ausgetauscht und dort ziemlich gute Leute reingebracht. Bei der Feuerwehr, der Polizei, der Generalstaatsanwaltschaft und auch beim Verfassungsschutz. Ich hoffe sehr, dass sich das in Zukunft bemerkbar macht.»
Das Fundament für die Pläne der Linken haben die Grünen offenbar gelegt. Die Polizei soll reduziert und eingehegt werden, Sozialarbeit die Strafverfolgung von Messerstechern, Drogendelern und Clan-Kriminellen ersetzen, die bedingungslose Staatsbürgerschaft soll automatisch nach fünf Jahren erfolgen, ohne Sprachtest. Die Pläne der Linken lesen sich wie die Anleitung zur islamistischen Machtübernahme. Aber kein Ruf des Bundeskanzlers nach dem Bundeszwang ist zu hören, kein Wort vom Verfassungsschutz.
Während ein Teil der Deutschen in Sachsen-Anhalt die Machtergreifung der auferstandenen NSDAP befürchtet, sieht sich der andere Teil von der toxischen Verbindung aus Kommunisten, Islamisten und Kriminellen bedroht. Obwohl diese Islamlinke eher gefährlicher ist als die AfD, plagt die Berliner SPD und die Grünen bis anhin keine Berührungsangst gegenüber ihrem möglichen Koalitionspartner. Die Aussicht auf eine AfD-Regierung in dem kleinen Land Sachsen-Anhalt dagegen lässt die Verhinderungsphantasien ins Absurde schiessen. Über die tollkühne Idee von eintausend Juristen, die Wahl für ungültig zu erklären, weil Fraktionsgelder für den Wahlkampf verwendet wurden, kann die AfD nur hohnlachen und auf die absolute Mehrheit hoffen.
Aber jetzt sitzen wir in dem Schlamassel. Rechts die AfD, links die Islamlinke, dazwischen eine nicht mehr genau zu definierende, aber regierende Mitte. Wer ist eigentlich diese vielbeschworene Mitte? Grüne und SPD können es nicht sein, wenn sie mit einer unheiligen Allianz aus Kommunisten und Islamisten koalieren wollen. Und die CDU, das doppelte Lottchen? Zur einen Hälfte Merkelianer, zur anderen der mutlose Rest von Konservativen, darüber ein verwirrter Kanzler, der seine letzten Anhänger zur Verzweiflung bringt. Die Mitte ist zerbröselt, es gibt sie nicht mehr.
Diskussionsrunden und Familienfeiern sind zu politischen Minenfeldern geworden. Klimaapokalyptiker gegen Zweifler, Ukraine-Hasser gegen Verteidiger, Ostdeutsche gegen Westdeutsche und umgekehrt, von links und rechts befeuert. Auch der zerbröselten Mitte muss aufgefallen sein, dass die Deutschen etwas brauchen, das sie einen könnte und ihnen Sicherheit gibt im Strudel der sich verändernden Welt. Plötzlich sprechen alle Parteien auffällig oft von Heimat, und auch die schwarz-rotgoldene Fahne soll zurückerobert werden.
Heimat war bis vor kurzer Zeit ein kontaminiertes Wort, jedenfalls für Deutsche, wogegen für jeden Flüchtling der schwere Entschluss, seine Heimat zu verlassen, als hinreichender Beweis für sein Aufenthaltsrecht gelten konnte. Inzwischen haben alle Parteien und sogar einige Künstler gemerkt, dass es riskant ist, den Menschen ein Recht auf ihre Heimat abzusprechen, Weihnachtsmärkte in Wintermärkte umzutaufen und deutschen Schülern aus Rücksicht auf ihre fastenden muslimischen Mitschüler den Verzicht auf ihr Pausenbrot anzuraten.
«Da der Mensch aus der Herkunft lebt, trägt jede Neuerung die Last ihrer Rechtfertigung», schreibt der weise Philosoph Odo Marquard. Natürlich überholen die Weltereignisse oft das Beharrungsbedürfnis der Menschen. Ihnen aber die Einsicht abzusprechen, die unvermeidbaren Veränderungen von den vermeidbaren zu unterscheiden, zeugt von der Arroganz einer Klasse, die sich an ihre moralische Meinungsführerschaft in Jahrzehnten gewöhnt hat.
Wie sollen die Steuerzahler eigentlich verstehen, dass der Staat als Erste sie belastet? Warum nicht zuerst die, die mit ihrem Steuergeld versorgt werden, aber nie in das Sozialsystem eingezahlt haben? Warum wird nicht an den grosszügigen und zum Teil sinnlosen Auslandshilfen gespart und der längst versprochene Abbau der kostspieligen Bürokratie endlich durchgesetzt? Vermutlich wäre das Verständnis der Steuerzahler für die eigenen Verluste grösser gewesen, obwohl man natürlich fragen kann, wann dem Staat das Geld überhaupt re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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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 es scheint, dämmert es der CDU allmählich, dass es längst auf ihrer Seite der Brandmauer brennt, in deren Schatten aber der SPD eine Macht zugewachsen ist, die ihr nach dem Stimmenanteil von 16,4 Prozent nicht zusteht. Ein sachkundiger Hauptstadtjournalist prophezeite vor kurzem öffentlich, dass die CDU, sollte sie den Koalitionsbruch riskieren und das Wagnis einer Minderheitsregierung eingehen, sich auf die Unterstützung der SPD im Parlament natürlich nicht verlassen könnte. Wenn das wirklich so wäre, offenbarte es das ganze Dilemma des deutschen Parteiengestrüpps. Ginge es, wie immer beteuert, um das Wohl des Landes, würde die SPD selbstverständlich alle Vorschläge der CDU, die sie selbst für richtig hält, unterstützen. Wenn nicht, ginge es nur darum, die eigene Unabdingbarkeit zu behaupten um den Preis eines unregierbaren Landes.
Wenn ich mir vorstelle, was aus meiner Stadt Berlin werden könnte, sollte es wirklich zu einer Regierung unter den Linken kommen, wenn die Stadt mit muslimischer Zuwanderung geflutet, die Wohnungsnot darum grösser statt gemildert wird, wenn die Kriminalitätsbekämpfung behindert, dafür die Einbürgerung beschleunigt wird, um die Stimmen für die nächsten Wahlen zu sichern, dann ende ich in hilfloser Verzweiflung. Das alles könnte geschehen in der Hauptstadt der Bundesrepublik, vor den Augen der Regierung dieses Landes, die, wie auch die Regierungen vor ihr, für diese Zustände verantwortlich ist. Wäre ich nicht wie alle anderen Ur-Berliner in dieser Stadt zu Hause, würde ich mich fragen, ob man Berlin nicht opfern sollte als abschreckendes Beispiel für das ganze Land, ob man diese antisemitische, clanversippte Linke nicht vier Jahre regieren und SPD und Grüne ihre Schamlosigkeit beweisen lassen sollte. Aber die Gefahr, dieses Beispiel könnte zum Fanal werden für Köln, Dortmund oder Gelsenkirchen, lässt mich mit ganzer Kraft hoffen, dass den Berliner Sozialdemokraten und Grünen noch rechtzeitig das Gewissen schlägt, falls sie denn eins haben.
Monika Maron ist Schriftstellerin und lebt in Berlin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Gerade ist ihr Roman «Vier Minuten» im Verlag Hoffmann und Campe erschienen.
Kanzlerpartei im freien Fall
OLIVER MAKSAN, BERLIN
Die Christlichdemokraten blicken auf eine stolze Geschichte zurück. Seit Bestehen der Bundesrepublik regierten sie die längste Zeit. Die Bürger goutierten die Mischung aus unideologischem Pragmatismus und geräuschlosem Regieren. Wo europäische Schwesterparteien längst untergegangen oder im Niedergang waren, hielt sich die CDU als letzte grosse Volkspartei wider alle Trends. Doch heute weiss die CDU nicht mehr, wie ihr geschieht. Seine Partei sei in Teilen keine Volkspartei mehr, sagte der CDU-Chef Friedrich Merz kürzlich in wacher Einschätzung der Lage.
Einzelne Institute messen für die Unionsparteien auf Bundesebene nur noch 18 Prozent Zustimmung. Von den Werten für den beispiellos unbeliebten Kanzler Friedrich Merz ist da noch gar nicht die Rede. Die AfD wiederum führt seit Monaten stabil. Mit den Umfragen rast auch das Selbstbewusstsein in den Keller, die eigentliche Regierungspartei der Bundesrepublik zu sein. Hört man sich in der Partei um, herrscht trotz dem rasanten Niedergang Ratlosigkeit vor, auch bei hohen CDU-Funktionären. Sie spielen auf Zeit und hoffen, dass sich die Dinge durch gute Regierung und ein irgendwann einsetzendes Wirtschaftswachstum doch noch einrenken lassen. Neuwahlen wolle schliesslich auch die SPD nicht.
Das mag sein. Doch werden die Sozialdemokraten der CDU das Leben bis zum regulären Wahltermin im Februar 2029 so schwer wie möglich machen. Selbst die verabredete moderate Reform des Arbeitsmarktes will die SPD-Basis nur stark verwässert mittragen, wie ein neues Papier verschiedener Arbeitsgruppen zeigt. Sie erhöht damit den Druck auf Arbeitsministerin Bärbel Bas, die zum Unmut der CDU noch immer keine Gesetzentwürfe vorgelegt hat. In der Bundestagsfraktion der CDU nimmt die Geduld mit der SPD ab. Abgeordnete drohen damit, dem Haushalt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Finanzministers Lars Klingbeil die Zustimmung zu verweigern. Der Frust gerade junger Abgeordneter ist verständlich, schliesslich hatte die CDU vor der letzten Bundestagswahl eine Politikwende versprochen.
Der Kanzler wiederum steht dem hilflos gegenüber. Autorität hat Merz nach einer nicht abreissenden Kette handwerklicher und rhetorischer Fehler keine mehr. Sein politischer Spielraum wird zudem von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der CDU begrenzt. Diese haben ihn durch eine öffentliche Solidaritätsadresse vorläufig zwar im Amt gehalten und die gefährlich anhebende Debatte über einen Kanzlertausch beendet. Der Preis dafür aber ist politische Mitsprache. Die Macht in der CDU diffundiert also.
Das eigentliche Problem der CDU freilich liegt tiefer als die verfahrene Lage in der Bundesregie-
Mit einer überzeugenden Zukunftserzählung, wie sie Grüne und AfD haben, kann die CDU nicht dienen.
rung. Die Partei ist personell und programmatisch schlecht auf die Zukunft vorbereitet. Zwar hat Merz ihr im Rahmen seiner Möglichkeiten nach dem Linksruck der Merkel-Jahre wieder ein deutlicheres Mitte-rechts-Profil verpasst. Doch dieses tragen Teile der Partei eher aus Disziplin denn aus Überzeugung mit. Angepasstheit dominiert. Mit einer überzeugenden Zukunftserzählung, wie sie Grüne und AfD haben, kann die CDU ebenfalls nicht dienen.
Die Bürger wiederum trauen der CDU immer weniger zu, wie Erhebungen zeigen. Der Kredit, den die CDU in weiten Teilen der Bevölkerung hatte, ist aufgebraucht. Es wird ihr also nichts anderes übrigbleiben, als sich neu zu erfinden. Die Partei muss sich jetzt auf die Zeit nach Merz vorbereiten. Besonders die jungen Abgeordneten wissen, dass sich mit dem welken Lorbeer vergangener Jahrzehnte nichts mehr gewinnen lässt. Will die CDU eine Zukunft haben, muss sie sich mental von der Bonner Republik verabschieden. Stattdessen muss sie die neue Unübersichtlichkeit des deutschen Parteiensystems nicht beklagen, sondern aktiv annehmen. Dazu gehört auch, sich vom Konzept der Mitte zu verabschieden. Der Begriff dient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dazu, eine Allparteienkonstellation gegen die AfD zu etablieren. Doch aus Abgrenzung allein erwächst noch kein eigenes Profil. Auf das aber wird die Partei mehr denn je angewiesen sein, will sie eine Zukunft haben.
Brandmauer-Krise in Sachsen-Anhalt
BENEDICT NEFF
In Magdeburg wurde der Nachfolger von Hermann Göring gewählt, glaubt man der Darstellung von Eva von Angern, der Linken-Fraktionschefin in Sachsen-Anhalt. Der NS-Kriegsverbrecher Göring sei der letzte Parlamentspräsident einer rechtsextremen Partei in Deutschland gewesen. Am Dienstag wählte nun das Parlament von Sachsen-Anhalt den AfD-Abgeordneten und Immobilienkaufmann Tobias Rausch zu seinem Präsidenten. Das wäre in Deutschland schon schlagzeilenträchtig genug, aber hinzu kommt, dass seine Wahl mutmasslich mit Stimmen der CDU erfolgte. 48 Abgeordnete votierten in einer geheimen Wahl für den AfD-Mann: Da die AfD-Fraktion 39 Stimmen und das BSW 5 Stimmen hat (beide votierten offiziell für Rausch), verbleiben 4 Stimmen unklarer Herkunft. Die Abweichler werden aber sozusagen unisono der CDU zugeordnet. Rausch, der neue Parlamentspräsident, verkündete das auf dem Portal «Nius» im Ton der Gewissheit.
Der SPD-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zog am Dienstagabend mit anderen Genossen auf den Berliner Bebelplatz, wo 1933 die Bücherverbrennung der Nazis stattgefunden hatte. Hier sprach er von einem «einzigartigen Tabubruch der parlamentarischen Demokratie». Demokraten hätten in Magdeburg als Steigbügelhalter von Rechtsextremisten und Faschisten gedient. Ähnlich klang Lars Klingbeil: Die CDU müsse sich erklären. Der SPD-Vizekanzler erinnerte dabei an den Koalitionsvertrag, in dem die SPD und die Union festgelegt haben, dass sie jegliche Zusammenarbeit mit rechtsextremen Parteien ausschliessen. Kanzler Friedrich Merz bezeichnete die Wahl als nicht tolerierbar. Schon geht die Angst um, CDU-Abgeordnete könnten der AfD in wenigen Wochen auch noch zum Amt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von Sachsen-Anhalt verhelfen.
Die Abstimmung in Magdeburg zeigt zweierlei: Erstens, die Zweifel in der CDU an der Richtigkeit und an dem Erfolg der Brondmauer werden immer grösser. Zu Recht: In Sachsen-Anhalt hat die AfD bei der letzten Wahl 44 Prozent der Stimmen geholt (ein Plus von 23 Prozentpunkten). Die strikte Weisung aus Berlin wird offensichtlich nicht mehr von allen CDU-Politikern als verbindlich angeschaut. Die Brondmauer verkommt zur Phrase. Zweitens, die CDU wird zur Getriebenen ihrer eigenen Politik. Anstatt sich auf die drängenden Fragen – Rente, Steuern, Ukraine-Hilfe – zu konzentrieren, geht die Partei auf die Suche nach den Abweichlern und damit in den Selbstbeschäftigungsmodus. Die CDU offenbart wieder einmal, wie obsessiv sie sich mittlerweile über ihre Abgrenzung zur AfD definiert. Die frühere Ansage von
Die CDU offenbart wieder einmal, wie obsessiv sie sich mittlerweile über ihre Abgrenzung zur AfD definiert.
Merz, man schaue weder nach links noch nach rechts, war richtig. Aber sie ist leider vielfach widerlegt.
Die Brandmauer-Politik ist historisch nachvollziehbar. Nie wieder sollen Nazis in Deutschland an die Macht kommen. Hier liegt aber auch schon der Defekt der Brandmauer. Sie funktioniert nur unter der Annahme, dass Politiker der AfD die Nachfolger der Nazis sind. Dieser Beweis konnte nie erbracht werden. Die Brandmauer-Politik entbehrt einer gewissen Glaubwürdigkeit: Ehrliche Besorgtheit vermischt sich mit kühler Machtpolitik, die sich eines Konkurrenten entledigen will, indem sie ihn dämonisiert. Gleichzeitig ist die AfD eine glaubwürdige Distanzierung von der Nazizeit schuldig geblieben. Im Gegenteil verharmlost sie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immer wieder, sei es aus Überzeugung oder aus plumper Provokation. Ihre fehlende Distanzierung spiegelt sich nicht zuletzt darin, dass selbst rechtsnationale Parteien in Brüssel mit der AfD nichts zu tun haben wollen.
Geradezu grotesk mutet es allerdings an, wie die SPD versucht, die CDU nach der Wahl in Magdeburg vor sich herzutreiben. Während Pistorius auf dem Bebelplatz der Bücherverbrennung gedenkt und die Steigbügelhalter der Faschisten geisselt, denken seine Berliner Genossen über eine Koalition mit der in Teilen antisemitischen Linkspartei nach.
Neuer Krieg in Äthiopien
SAMUEL MISTELI, NAIROBI
Ende September ist im Nordwesten Äthiopiens ein Krieg ausgebrochen. Die Truppen der Regierung kämpfen gegen jene der 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TPLF), einer politischen Gruppierung, die Äthiopiens Regierung stürzen will. Dieser neue Krieg ist brandgefährlich. Nicht nur für die Bevölkerung von Tigray, wo vor wenigen Jahren erst Hunderttausende starben in einem vorherigen Krieg, den viele Analysten für den bisher opferreichsten des 21. Jahrhunderts halten.
Der neue Krieg ist so gefährlich, weil er das Potenzial hat, die Region um das Rote Meer gänzlich zu destabilisieren – eine Gegend, deren geopolitische Bedeutung seit Beginn des Iran-Kriegs noch grösser geworden ist und die gleichzeitig so anarchisch ist wie seit vielen Jahren nicht. Nach Tigray zu schauen, wäre deshalb dringend nötig. Die bisherigen Reaktionen lassen vermuten, dass die internationale Diplomatie den Konflikt unterschätzt. Dabei könnte dieser innert kürzester Zeit zum Flächenbrand geraten.
Um den neuen Krieg zu verstehen, muss man den letzten kurz rekapitulieren. 600 000 Menschen verloren zwischen 2020 und 2022 in Tigray ihr Leben; durch Waffengewalt, durch Krankheit oder Verhungern. Die Kontrahenten waren dieselben wie jetzt: die äthiopische Regierung und die TPLF. Die TPLF hatte zwischen den 1990er und den 2010er Jahren Äthiopien regiert, war dann aber 2018 von Abiy Ahmed, einem neuen, überaus ehrgeizigen Ministerpräsidenten, verdrängt worden. Zwei Jahre später eskalierten die Spannungen zum Krieg. Wirklicher Frieden kehrte auch nach einem Ende 2022 geschlossenen Abkommen nie ein. Und nun hat ein neuer Krieg begonnen. Die Ausgangslage: Die in der Bevölkerung unbeliebte TPLF sieht Krieg als letztes Mittel, um sich weiter an der Macht zu halten. Und die Regierung von Ministerpräsident Abiy Ahmed wittert die Chance, die lästige TPLF endlich zu beseitigen.
Nun fliegen in Tigray Drohnen und Granaten, Äthiopiens Armee hat es geschafft, die Regional-hauptstadt Mekele einzunehmen. Es ist womöglich nur ein Vorgeplänkel. Denn es besteht die Gefahr, dass dieser Krieg bald international wird. Abiy Ahmed liebäugelt seit Jahren damit, Äthiopien einen Hafen am Roten Meer zu verschaffen – wenn nötig mit Gewalt. Am naheliegendsten: die Küste von Eritrea, das an Tigray grenzt. Äthiopische Truppen marschieren nordwärts, Richtung eritreische Grenze. Für Abiy Ahmed könnte es verlockend sein, das Nachbarland mit der Küste anzugreifen. Zumal sich Eritrea auf die Seite der TPLF gestellt hat – und so einen möglichen Vorwand liefert.
Vergangene Woche haben Äthiopien und Eritrea ihre diplomatischen Beziehungen abgebrochen. Und am Montag sagte Abiy Ahmed im äthiopischen Parlament: «Äthiopiens Modernisierung kann nicht gelingen ohne Zugang zum Meer.» Für Eritrea klingt das nach einer unverhohlenen Gewaltandrohung.
Aber nicht nur Eritrea fühlt sich bedroht. Dessen Präsident Isaias Afewerki hat am Wochenende die Präsidenten von Ägypten, dem Sudan und Somalia getroffen. Nach dem eilends anberaumten Gipfel erklärten die Präsidenten, die Verwaltung des Roten Meeres sei einzig Sache der Anrainerstaaten. Es war eine Warnung an Äthiopien. Denn die meisten Nachbarländer Äthiopiens liegen mit Abiy Ahmed übers Kreuz. Und dessen Regierung unterstützt Abspaltungsbewegungen und Milizen in mehreren von ihnen. Im Sudan zum Beispiel die RSF-Miliz, die in einem der brutalsten Kriege der Gegenwart zahllose Kriegsverbrechen begangen hat.
Ein weiterer grosser Krieg in der Region wäre fatal. Im Sudan hat der Bürgerkrieg mehr als 13 Millionen Menschen vertrieben. In Somalia droht der endgültige Staatszerfall, weil mehrere Regionen die Zentralregierung bekämpfen und die Terrororganisation al-Shabab inzwischen über Drohnen verfügt. Dazu sind die Piraten vor Somalias Küste erstarkt.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s Roten
Meers, in Jemen, kämpfen die Huthi-Milizen um die Kontrolle der Bab-al-Mandab-Meerenge, diese ist für die Schifffahrt von zentraler Bedeutung.
Durch das Rote Meer geht in regulären Zeiten ein Drittel des globalen Containerverkehrs. Noch mehr Instabilität in der Region infolge des Kriegs in Tigray wäre ein Desaster für die Weltwirtschaft und die internationale Stabilität. Gemessen daran, was auf dem Spiel steht, sind die Reaktionen auf die Vorgänge in Tigray zahm. Die USA haben zur Zurückhaltung aufgerufen, auch die EU fordert Deeskalation. Das wird nicht genügen. Zumal die Afrikanische Union (AU), die die Führungsrolle einnehmen sollte, traditionell pfleglich umgeht mit Äthiopien. Die AU hat ihren Sitz in Äthiopiens Hauptstadt Addis Abeba. Sie will es sich mit der Gastgeberregierung nicht verscherzen.
Die Hebel, um Druck auszuüben, wären vorhanden. Die EU hat erst im April dieses Jahres 140 Millionen Euro an Entwicklungsgeldern für Äthiopien freigegeben. Sie hatte diese im vorherigen Krieg eingefroren. Die jetzige Freigabe begründete die EU damit, dass sich die Situation entspannt habe – offensichtlich eine Fehleinschätzung. Amerikaner, Europäer und Afrikaner sollten dringend auf einen Stopp der Kämpfe hinwirken. Denn jenseits der Tragödie für die Menschen in der Region ist dieser Krieg von globaler Bedeutung.
Neue Zürcher Zeitung
Weil die Staatseinnahmen rapide sinken, nimmt sich Peking seine Millionäre vor

Die Einkommen und die Möglichkeiten, reich zu werden, haben sich in China innerhalb von 25 Jahren vervielfacht. KEVIN FRAYER / GETTY
MATTHIAS KAMP, PEKING
Kaum hat die Kellnerin das Separee in der oberen Etage des Restaurants verlassen, lässt Zhang Wei seiner Wut freien Lauf. Regelmässig schauten bei ihm Abgesandte der örtlichen Behörden vorbei und forderten Geld, bricht es aus dem Unternehmer heraus. Mal fordern sie grössere, mal kleinere Summen. Angeblich habe er gegen Vorschriften verstossen.
Weigere er sich zu zahlen, drohten die Beamten mit Strafen, erzählt Zhang, der in Wirklichkeit anders heisst. Er hat keine Chance sich zu wehren, auch wenn er gegen keine Vorschrift, kein Gesetz verstossen hat – Behördenwillkür im autoritär regierten China.
Zhang Wei war 13, in China tobte die Kulturrevolution, als er die Schule abbrach. Er suchte sich Arbeit auf Baustellen und Fabriken; Jahre später gründete der so smarte wie ehrgeizige Chinese seine eigene Firma. Heute führt Zhang Wei ein Unternehmen für die Herstellung von Feuerwerk in einer Kleinstadt im Süden Chinas. Damit hat er es zum mehrfachen Dollar-Millionär gebracht.
Jetzt will der 54-Jährige sein Vermögen nach Europa transferieren, um es vor dem Zugriff der Regierung zu schützen und eines Tages an seine Kinder weitergeben zu können, wie er sagt. In China gehöre sein Besitz nämlich praktisch der Part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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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s sich die Behörden auf Unternehmer wie Zhang stürzen, hat einen einfachen Grund: China braucht Geld. Die anhaltende Krise am Immobilienmarkt hat während der vergangenen Jahre die Staatseinnahmen einbrechen lassen. Auch bei den Lokalregierungen herrscht Ebbe in den Kassen, denn die Einnahmen aus Landverkäufen an Immobilienentwickler sind weggebrochen. Jetzt suchen die Behörden nach neuen Einnahmequellen und «schütteln dabei alle Kissen durch», wie es der China-Experte Bill Bishop formuliert.
Auf Autobahnen stoppt die Polizei schwer beladene Lkw und schickt sie zum Wiegen. Oft sind die Waagen manipuliert, und der Fahrer muss eine Busse zahlen, selbst wenn sein Lkw nicht überladen ist. In manchen Städten verlangen Beamte eine Abgabe für die Stadtkasse, wenn sie Bürgern helfen, mehr als 50 000 Dollar – die jährliche Obergrenze – ins Ausland zu transferieren. Zugriffe wie bei dem Unternehmer Zhang Wei im Süden Chinas sind nicht an der Tagesordnung, kommen aber in regelmässigen Abständen vor.
Aus Sicht der Behörden sind die Übergriffe verständlich. Weil die öffentlichen Kassen leer sind, zahlen zahlreiche Städte ihren Lehrern, Beamten und Mitarbeitern des öffentlichen Dienstes wie etwa Busfahrern schon seit Jahren keine Gehälter mehr. Die Finanznot macht erfinder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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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n massiven Vorstoss unternimmt die Regierung derzeit gegen wohlhabende Chinesen, die ihr Vermögen im Ausland angelegt haben. Von ihnen fordern die chinesischen Behörden nicht gezahlte Vermögenssteuern.
Per Gesetz mussten Chinesinnen und Chinesen schon immer ihr sogenanntes Welteinkommen versteuern, also Gewinne aus Anlagen in Aktien, festverzinslichen Papieren, Immobilien oder schlichte Sparbücher im Ausland. Bis vor kurzem kamen die Anleger allerdings um ihre Steuerzahlungen herum, denn die chinesischen Behörden hatten keinen Überblick über die Erträge, die ihre Bürger im Ausland erzielten.
Zwar nimmt China schon seit 2018 am sogenannten Common Reporting System teil. Dabei tauschen Banken und Vermögensverwalter zahlreicher Länder untereinander Informationen aus, etwa zu Kontoständen oder erzielten Gewinnen von Ausländern aus Investitionen.
Doch erst jetzt haben die chinesischen Finanzbehörden die Masse an Daten ausgewertet und sich einen ungefähren Überblick über die Steuerschuld ihrer Bürger verschafft. «China hat vom Vorbereitungs-Modus in den Umsetzungs-Modus umgeschaltet», schreibt Jennifer Lu von der Beratungsgesellschaft Dezan Shira & Associates in Hongkong.
Während der vergangenen zweieinhalb Jahrzehnte sind Hunderttausende Chinesen reich geworden. Seit 2001 ist das jährliche Durchschnittseinkommen von 1000 Dollar auf heute 14 000 Dollar geklettert. China zählt heute mehr als 500 Dollar-Milliardäre. Teile ihres Vermögens legen diese zum Beispiel in Immobilien in London, amerikanischen Aktien oder westlicher Kunst an. Allein auf Konten in Hongkong haben Chinesinnen und Chinesen rund 1,7 Billionen Dollar deponi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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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Regierung macht Druck. Seit Monaten bombardieren die Finanzbehörden in zahlreichen Provinzen die säumigen Steuerzahler mit Briefen, Anrufen und Kurznachrichten. Manche Behörden haben laut Medienberichten spezielle Einsatzkommandos zusammengestellt. Diese haben den Auftrag, einzelne Milliardäre aufzuspü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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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Betroffenen haben noch bis Ende Oktober Zeit, ihre Steuerschuld auf Vermögen in ausländischen Stiftungen zu begleichen. Sollten sie die Frist einhalten, fallen keine Geldstrafen an. Die chinesischen Behörden fordern Steuern für die vergangenen drei Jahre, in manchen Fällen für die vergangenen fünf Jahre.
Unter den Reichen macht sich Unruhe breit. Viele von ihnen haben inzwischen Rechtsanwälte und Steuerberater engagiert, um sich gegen die Behörden zu wehren. Grosse Aussicht auf Erfolg dürften sie nicht haben. Einige der säumigen Steuerzahler versuchen deshalb mit einem Wechsel der Staatsangehörigkeit um ihre Verpflichtungen herumzukommen, berichten Experten.
«Der Run auf ausländische Pässe hat begonnen», sagt Alicia Garcia Herrero von der Beratung Natixis in Hongkong gegenüber der NZZ.
Eines der grössten Probleme ist die Festsetzung der Steuerschuld. Einigen Betroffenen haben die zuständigen Behörden eine exakte Summe genannt, andere haben sie lediglich mit einem ungefähren Betrag konfrontiert. Dieser sei als Ausgangspunkt für Verhandlungen zu verstehen, erklärten sie den Anlegern. Vieles scheint bei den chinesischen Steuerbehörden noch im Fluss zu sein. Locker lassen dürften sie allerdings nicht.
Viele Anleger suchen nach Wegen, ihre Steuerschuld zu begleichen. Einige nehmen Kredite auf, andere versuchen, Teile ihres Vermögens zurück nach China zu transfer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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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h einfach ist das nicht. So wie jeder Chinese und jede Chinesin wegen der strengen Kapitalverkehrskontrollen nur 50 000 Dollar pro Jahr ins Ausland überweisen darf, darf er auch nur 50 000 D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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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 zurück nach China transferieren. Einzelne Provinzen haben allerdings bereits signalisiert, die Obergrenze für Steuerschuldner aufheben zu wollen. Die Aussicht auf zusätzliche Einnahmen ist offenbar zu verlockend.
Allein bei chinesischen Investoren, die ihr Vermögen in Hongkong angelegt haben, könnten Steuern in Höhe von 100 Milliarden Dollar anfallen, haben die Analysten bei Barclays in einem sogenannten Extrem-Szenario ausgerechnet. Doch auch wenn aus Geldanlagen in anderen Teilen der Welt ähnlich grosse Summen in die öffentlichen Kassen in China fliessen sollten – es dürfte nicht reichen, um die gewaltigen Finanzlöcher zu stopfen. Chinas Gesamtverschuldung liegt bei mehr als 300 Prozent der Wirtschaftsleistung.

Globale Krisen, neue Allianzen, eskalierende Handelskonflikte: Der Podcast «NZZ Geopolitik» bringt Ordnung in eine unruhige Welt. Marlen Oehler und David Vogel analysieren mit ihren Gästen die geopolitischen Fragen, die uns derzeit beschäftigen.
Hier kostenlos hören:
nzz.ch/podcast/geopolitik

Neue Bürcher Zeitung
Bei Lindt & Sprüngli sind die Aktionäre unzufrieden – aber die Allmacht des Firmenpatrons können sie nicht brechen

Die Goldhasen von Lindt haben sich jüngst schlechter verkauft als üblich – wegen hoher Preise.
ENNIO LEANZA / KEYSTONE
MATTHIAS BENZ
«Exit» oder «Voice» – diese zwei Optionen haben Aktionäre, die mit der Leistung eines Unternehmens unzufrieden sind. Sie können ihre Aktien verkaufen («Exit»). Oder sie können über die Aktionärsdemokratie Einfluss nehmen («Voice»). Die Begriffe hat der berühmte Ökonom Albert Hirschman geprägt.
Bei Lindt & Sprüngli haben die Aktionäre jüngst ausgiebig «Exit» vollzogen. Im März musste der Kilchberger Schokoladekonzern ein erstes Mal einräumen, dass die Geschäfte schlechter laufen als erwartet. Vor Wochenfrist hat das Unternehmen nun zum zweiten Mal in diesem Jahr seine Geschäftsprognosen nach unten korrigiert. So etwas ist nicht mehr vorgekommen, seit Ernst Tanner vor mehr als drei Jahrzehnten die Führung von Lindt & Sprüngli übernommen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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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Ankündigungen haben die Aktionäre schockiert – und den Börsenkurs von Lindt unter Druck gesetzt. Im Februar notierte der Partizipationsschein der Chocoladefabriken Lindt & Sprüngli AG noch bei 12 800 Franken.

Ernst Tanner
Präsident
des Verwaltungsrats
von Lindt & Sprüngli
Jetzt ist er noch rund 7600 Franken wert. Mit einem Minus von 40 Prozent gehört Lindt & Sprüngli zu den schwächsten Valoren am Schweizer Aktienmarkt in diesem Jahr.
Eine Rolle bei dem Kursrückgang dürften sogenannte Short-Seller gespielt haben. Vor allem Hedge-Funds aus London hätten auf fallende Kurse bei dem Unternehmen gesetzt, sagen Marktbeobachter. Die Wette geht so: Ein Hedge-Fund leiht sich eine Lindt-Aktie aus und verkauft sie am Markt; bei der Rückgabe kauft er sie später am Markt zurück. Falls der Kurs dann tiefer liegt, macht der Hedge-Fund einen Gewinn. Laut Daten des Finanzdienstes Bloomberg gehört Lindt & Sprüngli derzeit zu den Titeln mit den grössten Short-Positionen am Schweizer Aktienmarkt.
Die Hedge-Funds vermuteten bereits seit März, dass sich die Geschäfte von Lindt & Sprüngli schlechter entwickeln würden als vom Management erwartet. Lindt hat in den letzten Jahren die Preise für seine Schokoladeprodukte um 40 bis 50 Prozent erhöht, weil sich der Rohstoff Kakao verteuert hat. Die Konzernführung ging lange davon aus, dass die Kunden die Preiserhöhungen für Goldhasen und Lindor-Kugeln akzeptieren würden, weil Lindt eine starke Marke ist.
Doch nun hat sich gezeigt, dass die Verkäufe vor allem in Deutschland, der Schweiz und Österreich deutlich zurückgegangen sind. Im Nachhinein gesehen haben die Short-Seller mit ihren pessimistischen Einschätzungen recht behalten. Am Markt gibt es grundsätzliche Zweifel, ob das auf Premiumschokolade ausgerichtete Geschäftsmodell von Lindt noch trä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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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Absturz des Aktienkurses hat den Druck auf das Lindt-Management erhöht. Das gilt auch für Ernst Tanner. Er ist zwar seit 2016 nicht mehr CEO. Aber als exekutiver Verwaltungsratspräsident ist er weiterhin ins operative Geschäft involviert.
Gleichzeitig hat Tanner einen Anreiz, dafür zu sorgen, dass sich der Aktienkurs erholt. Als grösster Privataktionär von Lindt & Sprüngli besitzt er 1,45 Prozent des Firmenkapitals. Noch im Februar waren Tanners Lindt-Aktien rund 435 Millionen Franken wert gewesen. Infolge des Kurssturzes ist sein Vermögen um geschätzte 165 Millionen Franken geschrump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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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r die Aktionäre von Lindt & Sprüngli ist «Exit» praktisch die einzige Möglichkeit, um ihre Unzufriedenheit auszudrücken. Denn über den anderen Kanal – also «Voice» – können sie nur begrenzt Einfluss nehmen. Aktionärsvertreter kritisieren, dass bei Lindt & Sprüngli die Aktionärsdemokratie eingeschränkt sei: «Die Firmeneigentümer haben zu wenig Möglichkeiten, um Änderungen bei Lindt & Sprüngli herbeizuführen», sagt Vincent Kaufmann, der Direktor der Anlagestiftung Ethos, die Abstimmungsempfehlungen für Generalversammlungen abgibt.
Lindt & Sprüngli hat eine spezielle Governance-Struktur. Einerseits ist viel Entscheidungsmacht in der Hand von Ernst Tanner konzentriert. Tanner ist seit 33 Jahren Präsident des Lindt-Verwaltungsrates. Gleichzeitig steht er den zwei wichtigsten Aktionärsgruppen vor: der Finanzierungsstiftung für die Vorsorgeeinrichtungen der Chocoladefabriken Lindt & Sprüngli AG und dem Fonds für Pensionsergänzungen der Chocoladefabriken Lindt & Sprüngli AG. Die beiden Vorsorgewerke besitzen rund 15 Prozent der Lindt-Namenaktien. Als Vorsitzender kann Tanner steuern, wie sie an der Generalversammlung abstimmen.
Darüber hinaus ist Tanner Präsident der Lindt Chocolate Competence Foundation, die das Lindt-Museum «Home of Chocolate» in Kilchberg betreibt und weitere Museen rund um den Erdball plant. Der 80-Jährige selbst pflegt zu dieser Machtballung zu sagen, es sei das Beste, wenn alles in einer Hand liege.
Anderseits begrenzen die Firmenstatuten den Einfluss der Anteilseigner. Bei Lindt & Sprüngli gibt es eine Stimmrechtsbeschränkung. Grossaktionäre dürfen höchstens 6 Prozent der Stimmen ausüben – ausser, der Verwaltungsrat gewährt ihnen eine Ausnahme, wie es bei den beiden Vorsorgewerken der Fall ist. Dies macht es für aussenstehende Investoren unmöglich, eine grosse Position an Lindt-Aktien aufzukaufen und Änderungen gegen den Willen des Verwaltungsrates durchzusetzen.
Zudem gibt es bei Lindt zwei Klassen von Aktionären. Ein Stimmrecht an der traditionsreichen Generalversammlung im Zürcher Kongresshaus haben nur die Eigentümer einer Namenaktie. Sie kostet derzeit rund 80 000 Franken, der Handel ist vergleichsweise illiquide. Inhaber von Partizipationsscheinen haben hingegen kein Stimmrecht, obwohl ihnen 40 Prozent des Firmenkapitals gehö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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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ch sind keine Stimmen laut geworden, die den Rücktritt von Ernst Tanner fordern oder sonstige personelle Konsequenzen im Management anmahnen. Befragte Aktienanalysten betonen, Tanner habe Lindt & Sprüngli zu einer Erfolgsgeschichte gemacht. Seit seinem Amtsantritt im Jahr 1993 hätten sich der Umsatz und der Aktienkurs des Unternehmens vervielfacht. Dieser Erfolg sei trotz oder gerade wegen Tanners Allmacht möglich gewesen. Die gegenwärtigen Probleme liessen sich nicht auf die Governance-Struktur schieben.
Es gibt jedoch auch Aktionärsvertreter, welche die Governance bei Lindt & Sprüngli seit vielen Jahren kritisieren. Der Unmut zeigt sich darin, dass Tanner an den Generalversammlungen der letzten Jahre jeweils nur knapp 80 Prozent der Stimmen für seine Wiederwahl als Verwaltungsratspräsident erhalten hat. Für die Gepflogenheiten von Generalversammlungen ist das ein schlechtes Resultat.
Die Wiederwahl Tanners abgelehnt ha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auch die Anlagestiftung Ethos. «Ernst Tanner ist schon sehr lange im Verwaltungsrat, er ist 80-jährig und nicht unabhängig», sagt Ethos-Direktor Kaufmann. Es brauche im Lindt-Verwaltungsrat mehr unabhängige Mitglieder und Kontrollmechanismen. «Entscheidend ist jetzt, dass der Verwaltungsrat eine sorgfältige Nachfolgeplanung macht.» Er müsse für eine regelmässige Erneuerung seiner Mitglieder sorgen, um frische Ideen und Kompetenzen einzubringen.
Der Sportwagenhersteller will sich auf alte Stärken zurückbesinnen und auf Qualität vor Quantität
JANNIK BELSER, BERLIN
Die Verantwortlichen von Porsche glaubten einst, ein Logo reiche aus, damit Kunden viel Geld für ein Luxusauto bezahlten. Ein schwarzes Pferd auf der Fronthaube sollte als Rechtfertigung für den hohen Preis dienen, auch wenn sich im Auto kein röhrender Verbrennermotor, sondern ein Elektroantrieb versteckt. Diese Haltung hat der Sportwagenhersteller aus Stuttgart Zuffenhausen nun korrigiert.
Der Porsche-Chef Michael Leiters stellte am Mittwoch beim Kapitalmarkt-tag eine neue Strategie für sein Unternehmen vor. Sie heisst «Sportwagenschmiede '35» und zeigt im Wesentlichen, dass sich der Sportwagenbauer auf alte Stärken zurückbesinnen will. Verbrennermotoren statt Elektroantriebe und Premium statt Ma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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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ters ist seit Januar CEO, die Umkehr bei den Elektrofahrzeugen hatte schon sein Vorgänger eingeläutet. So trieb Oliver Blume, der neben seinem Amt als VW-Konzernchef einige Jahre auch noch Chef beim Tochterunternehmen Porsche war, die Entwicklung von Elektromodellen lange voran. 2030 würden vier von fünf verkauften Porsches rein elektrisch angetrieben, sagte Blume noch 2022, als die Firma an die Börse ging. Vor einem Jahr gestand aber auch er ein, dass die Elektrostrategie von Porsche zu optimistisch war.
Beispielhaft zeigte sich das am Taycan, dem wichtigsten Elektromodell in der Produktpalette von Porsche. 2023 verkaufte der deutsche Sportwagenbauer weltweit noch 41 000 Taycan-Fahrzeuge. 2025 waren es 60 Prozent weniger. Und im ersten Halbjahr dieses Jahres setzte Porsche noch 6000 Taycan ab. Die Produktion des Modells wurd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aufgrund der tiefen Nachfrage immer wieder gestoppt, laut Berichten der «Wirtschaftswoche» könnte sie 2030 endgültig eingestellt werden.
Porsche will zwar weiterhin Elektromodelle anbieten. Gleichzeitig liegt der Fokus jetzt aber wieder woanders: Auf jedes rein elektrische Modell sollen künftig zwei Verbrenner- oder Plug-in-Baureihen kommen, wie Leiters ankündigte. Und über das wichtigste Modell des Sportwagenherstellers sagte er: «Der 911 wird niemals elektrisch sein.» Im Zweifel werde Porsche auch Strafzahlungen akzeptieren oder CO₂-Kompensations-Zertifikate bezahlen, sollten die Gesetzgebungen der EU das künftig verlangen.
Porsche scheint jedoch darauf zu wetten, dass die Europäer ihre bisherigen Massnahmen im Bereich der Klimapolitik aufweichen werden. Für die Autohersteller geht es dabei primär um das Verbrennerver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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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 das «Handelsblatt» und di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am Mittwoch übereinstimmend berichteten, wollen sich die französische und die deutsche Regierung demnächst im EU-Rat für eine Abschwächung einsetzen. Frankreich hatte sich dieser Debatte in der Vergangenheit widersetzt. Jetzt habe Deutschland jedoch Zugeständnisse bei den «Made in EU»-Vorgaben akzeptiert, nach denen staatliche Förderungen oder Kaufprämien für Industrieunternehmen an strengere Vergabekriterien geknüpft werden sollen.
Zudem will Leiters die Marke seines Unternehmens noch deutlicher im Premiumsegment positionieren. Ein Porsche soll ein Wagen für erfolgreiche Leute sein, findet Leiters. Wolfgang Porsche, Familieneigentümer und Vorsitzender des Aufsichtsrats, pflichtet dem bei. Er sagte am Kapitalmarkttag in einem eingeblendeten Video: «Wir bauen Autos für Leute, die montags mit der gleichen Leidenschaft unterwegs sind wie sonntags.»
Durch die Ausrichtung aufs Premiumsegment will das Unternehmen weniger Fahrzeuge produzieren – und mit höheren Preisen trotzdem Geld verdienen. Schon ab 200 000 jährlich verkaufen Wagen will das Unternehmen gewinnbringend sein. Noch vor wenigen Jahren hatte Porsche beabsichtigt, jährlich 400 000 Neuwagen zu verkaufen. Jetzt sagt Leiters: «Value over volume.» Um das einzulösen, will er die Individualisierungsmöglichkeiten erweitern.
Die Fokussierung soll Porsche mit einem schlankeren Betrieb erreichen. Mittelfristig will Leiters 40 Prozent der Führungspositionen streichen. Im Juli einigte sich der Aufsichtsrat zudem auf einen zusätzlichen Stellenabbau.
Manche Analysten halten diese Hochpreisstrategie für riskant. Porsche ist nämlich jetzt schon ein kostspieliger Anbieter: Die teuersten 10 000 Autos, die das Unternehmen 2025 verkaufte, kosteten im Durchschnitt 270 000 Euro. Mittelfristig hofft Porsche, dass dieser Wert bei 330 000 Euro liegen wird. Einzelexemplare, die Porsche auf Wunsch von besonders vermögenden Kunden herstellen will, sollen bis 13 Millionen Euro kosten.
Vor allem in China verlor Porsche in letzter Zeit rasant Marktanteile an günstigere Konkurrenten. Noch 2020 war das Land für das deutsche Unternehmen ein wichtiger Wachstumsmarkt: Jeder dritte verkaufte Porsche ging nach China. Jetzt rechnet der Sportwagenhersteller damit, dass nur noch ein Zehntel seiner Neuwagen in China verkauft werden wird.
Neue Bürcher Zeitung

Mit seiner jüngsten Imagekampagne scheint sich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in ein Wespennest gesetzt zu haben. K. LAMARQUE / REUTERS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krebste zurück – doch die Kontroverse geht weiter
ANDRÉ MÜLLER, TOLEDO
«Und am 14. Juni 1946 schaute Gott auf sein geplantes Paradies hinunter», erschallt es pathetisch aus dem Off, während die Kamera aus dem All auf die Erde und dann in Richtung Amerika stürzt, «und sagte: «Ich brauche einen Verwalter.» Und so gab uns Gott Trump.»
Die Werbespots, welche das Weisse Haus seit zwei Wochen auf den grösseren amerikanischen Fernsehkanälen ausstrahlen lässt, tragen dick auf. Einmal wird Trump als Gesandter Gottes gepriesen, einmal mit einem Löwen mit «riesiger Mähne» verglichen, dem «König des Dschungels», der die Schakale ab und zu in die Schranken weisen muss.
Für einen Aufschrei sorgte in den USA jedoch weniger der Inhalt an sich, sondern dass die Steuerzahler für die Werbekampagne geradestehen mussten. Sie sollte bis zu 20 Millionen Dollar kosten, mehr als die Hälfte davon wurde bereits ausgegeben. Das Weisse Haus finanzierte die Kampagne kurzerhand aus dem Budget der Grenzschutzbehörde. Mehrere Medien berichten übereinstimmend, dass Trump persönlich sein Team angewiesen haben soll, Staatsgelder zu verwenden. Er soll im Sommer überdies viel Zeit dafür aufgewendet haben, Videomaterial für die Spots auszuwä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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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m das Weisse Haus Steuergelder für politische Werbung verwendet hat, könnte es gegen eine Reihe von Gesetzen verstossen haben. Regierungskritische Gruppen wie Citizens for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s in Washington haben deswegen bereits aufsichtsrechtliche Beschwerden eingereicht.
Die Regierung bezeichnete die Spots als «öffentliche Bekanntmachungen» und verwahrte sich dagegen, dass es sich um politische Werbung handle. Es stimmt, dass die bisher veröffentlichten Clips vor allem die USA und Donald Trump persönlich lobpreisen und keine Politiker unterstützen, die für die laufenden Zwischenwahlen kandidieren.
Doch erachten viele Beobachter dieses Argument als Haarspalterei. In mindestens einem Video wurde Material verwendet, das Trump bereits für seinen Präsidentschaftswahlkampf 2024 genutzt hatte. Zudem ist der Kontext entscheidend: Der Midterm-Wahlkampf ist in seine entscheidende Phase getreten. In vielen Gliedstaaten können Wähler bereits ihre Stimme abgeben. Und Trump selbst bat seine Unterstützer im September am Parteikongress in Dallas: «Tut so, als stünde ich auf dem Wahlzet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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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Finanzierung hat auf demokratischer Seite für Empörung gesorgt. Maggie Hassan, demokratische Senatorin aus New Hampshire, hat im Senat eine Resolution gegen die Werbekampagne eingebracht, die von der republikanischen Mehrheit aber abgeschmettert wurde.
Dennoch stimmten auch einige bekannte Republikaner in die Kritik ein. John Kennedy, ein bekannter und einflussreicher republikanischer Senator aus Louisiana, sagte etwa im Fernsehsender CBS, dass kein Staatsbediensteter, «weder Donald Trump, Kristi Noem noch John Kennedy», öffentliche Gelder für private Werbung verwenden sollte.
Trump hat Anfang Woche auf den Wirbel reagiert. Auf Truth Social schrieb er, dass es «eine ziemlich 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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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 Sache» sei, wenn Werbung, welche die USA anpreise, mit staatlichen Geldern finanziert werde. Dennoch werde er die Werbung nun aus seiner eigenen Wahlkampfkasse bezahlen. Später stellte er indes klar, dass er dem Staat die bereits getätigten Ausgaben nicht zurückzahlen werde.
Auch der Entscheid, dass fortan sein politisches Aktionskomitee – im Englischen Super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kurz Super-PAC – die Rechnung übernehmen soll, könnte noch zu Kontroversen führen. Gemäss den Regeln dürfen Amtsträger auf Bundesebene eigentlich nicht selbst bestimmen, wie das Geld in diesen speziellen Spendentöpfen ausgegeben wird. Es ist jedoch kein Geheimnis, dass diese Regeln bisher noch nie besonders strikt angewandt worden sind.
Ende August lagen mehr als 400 Millionen Dollar in der Kasse von Maga Inc. Republikanische Senatskandidaten, die in Umfragen zurückliegen, hofften eigentlich, dass Trump dieses Geld einsetzen werde, um ihnen zur Wahl zu verhelfen. Der Präsident wartete aber ziemlich lange zu, bis er damit begann, Parteikollegen zu unterstützen. Bekannt ist etwa, dass sein Super-PAC den texanischen Senatskandidaten Ken Paxton unterstützt, der gegenüber seinem demokratischen Kontrahenten in Rückstand liegt. Dass Trump einen Teil seiner Kasse für eine persönliche Imagekampagne verwendet, dürfte nicht allen in der Partei gefallen.
Die Demokraten haben gemäss Umfragen in zahlreichen entscheidenden Wahlgängen die Nase vorn, weil die Bevölkerung sich über den Iran-Krieg, die hohe Inflation und insbesondere die Benzinpreise ärgert und die Republikaner dafür verantwortlich macht. Auch Donald Trump selbst ist ausserhalb seiner Kernwählerschaft zunehmend unbeliebt und daher nicht mehr die zuverlässige Wahlkampflokomotive, die er bei seiner Wiederwahl 2024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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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kann seine Basis zwar weiterhin begeistern, wie seine jüngsten Reden zeigten.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ist in letzter Zeit aber vor allem in Gegenden aufgetreten, die zuverlässig republikanisch wählen, nicht in den entscheidenden Swing States. Die Strategie kann unter den gegebenen Umständen durchaus richtig sein, wenn das Ziel darin liegt, die treuesten Wähler zu motivieren, sich an den Zwischenwahlen zu beteiligen. Es zeichnet sich nämlich ab, dass die Republikaner damit mehr Mühe bekunden dürften als die Demokraten.
Tatsache ist aber auch, dass viele republikanische Kandidaten insbesondere in umkämpften Rennen sich mehr oder weniger leise von Trump distanzieren, weil der Präsident und einige seiner Positionen – etwa seine starke Unterstützung für den Bau von KI-Rechenzentren – bei unabhängigen Wählern nicht gut ankommen.
Trumps neue Werbevideos hätten die Amerikaner eigentlich daran erinnern sollen, was er in seinen ersten zwei Amtsjahren alles erreicht hat und wie gut es dem Land eigentlich geht. Die Kontroverse um die Finanzierung der Werbefilme mit Steuergeldern droht diese Botschaft nun aber zu verdrängen.
Florian Brenninkmeyer wird Präsident der Zuger Familienholding Cofra
DIETER BACHMANN
«Heute die Vorbilder von morgen formen»: So lautet der Leitspruch des Malvern College, eines Internats in der malerischen Kleinstadt gleichen Namens im Herzen Grossbritanniens. Bei ihrem Absolventen Florian Brenninkmeyer scheint die Schule diesen Anspruch erfüllt zu haben.
Sonst hätte der Familienclan der Brenninkmeijers, der auf die Gründer der Modekette C&A zurückgeht, den 40-Jährigen kaum zum neuen Präsidenten ihrer Holding Cofra bestimmt. In dieser Gesellschaft halten die Nachfahren ihre Beteiligungen. Zu diesen gehören neben dem Bekleidungshandel insbesondere Investmentgeschäfte wie das milliardenschwere Immobilienunternehmen Redevco, das Private-Equity-Haus Bregal sowie der Asset-Manager Anthos.
Wie Cofra – mit Sitz in Zug – am Dienstagabend mitteilte, soll Florian Brenninkmeyer das Amt im kommenden April antreten. Er löst seinen Verwandten Martijn Brenninkmeijer ab. Der 56-Jährige hatte Cofra ab 2015 als CEO und seit 2018 als Verwaltungsratspräsident geführt.
Die unterschiedliche Schreibweise der Namen hat damit zu tun, dass sich die Nachkommen von Clemens und August (daher C&A) Brenninkmeijer in den über 180 Jahren seit der Gründung des Unternehmens in verschiedenen Weltgegenden und Sprachräumen niedergelassen haben. Während die Variante mit «ij» einst für den niederländischen und jene mit «y» für den deutschen Zweig stand, lassen sich heute die Mitglieder nicht mehr so einfach zuordnen. Florian hat seinen Wohnsitz in der Schweiz und ist niederländischer Staatsbü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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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h so gross die Sippe über die Jahrzehnte geworden ist (sie dürfte mit den eingeheirateten Personen mittlerweile über 1500 Mitglieder umfassen): Die Kontrolle über die Beteiligungen liegt allerdings in den Händen einer kleinen Gruppe. Das Aktionariat von Cofra bildet der sogenannte Unternehmerkreis aus fünfzig bis sechzig Familienmitgliedern. Teil dieses Gremiums werden können wiederum nur die Kinder dieser Familienunternehmer – und dies nur, nachdem sie erfolgreich einen rigorosen Selektionsprozess innerhalb der Cofra-Unternehmen absolviert haben. Dieser dauert rund fünfzehn Jahre.
Mit Florian Brenninkmeyer rückt nun die 6. Generation an die Cofra-Spitze. Er ist seit Januar vergangenen Jahres als Finanzchef der Holding tätig. Zuvor hat der studierte Betriebswirt nach dem traditionellen Stage für den Familiennachwuchs bei C&A bei der niederländischen Rabobank gearbeitet. Danach folgten verschiedene Managementpositionen bei C&A, Redevco und dann bei Co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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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ian Brenninkmeyer sei «die ideale Besetzung, um Cofra in das nächste Kapitel zu führen», so wird sein Vorgänger in der Medienmitteilung zitiert. Was in diesem Kapitel steht, schreibt die Holding freilich nicht. Der Finanzhintergrund des designierten Präsidenten lässt vermuten, dass die Familie sich zunehmend als Investmentmanager sieht und jene Bereiche noch an Gewicht gewinnen werden.
Das würde zu der Ansage passen, die der Cofra-CEO Boudewijn Beerkens vor drei Jahren in der NZZ gemacht hat: Es sei gut möglich, die verwalteten Beteiligungen auch dank externem Kapital in fünf oder zehn Jahren von damals 30 auf 60 Milliarden Euro zu verdoppeln. Heute beträgt das verwaltete Vermögen bereits rund
40 Milliarden Euro. Doch nicht alle Pläne, die die Brenninkmeijers damals verfolgten, sind aufgegangen. So ist die Familie vom Aufbau eines Bereiches für nachhaltige Nahrungsmittel abgekommen. Auch die Firma Dalsem, die auf Hightech-Gewächshäuser spezialisiert ist, hat Cofra, von den Medien weitgehend unbemerkt, erst kürzlich verkauft.
Ein anderer Bereich mit Fokus auf Nachhaltigkeit ist die Solarenergie. Hier hat Cofra den Solaranlagenbauer und -besitzer Sunrock im Portfolio. In-

Florian
Brenninkmeyer
Designierter Präsident
der Cofra-Holding.
wiefern sich die Holding auf diesem Gebiet künftig noch engagieren will, wird zu den Überlegungen gehören, welche man sich bei Cofra unter Florian Brenninkmeyer machen wird. In der Vergangenheit hatte die Familie schon einmal mit einem anderen Solar-investment viel Geld verlo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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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heikelste strategische Frage betrifft jedoch die Firma, mit der alles angefangen hat: Das Modeunternehmen C&A. Die Firma hat schwierige Jahre hinter sich, musste sparen und Läden schliessen. Die ehemalige Ikea-Managerin Giny Boer, die eine Modernisierung der Marke und der Läden in Angriff nahm, musste schon bald wieder gehen. Übernommen hat den Chefposten im Sommer des Jahres 2024 mit Edward Brenninkmeijer wieder ein Familienmitglied. Er hatte den Modehändler bereits vor dem Intermezzo mit Boer interimistisch geleitet.
Zu den Plänen für C&A heisst es bei Cofra auf Anfrage, man habe «vollstes Vertrauen in den C&A-Verwaltungsrat und die Management-
Die neue Führung wird sich die Frage stellen, ob Cofra noch der richtige Eigentümer für die Modekette C&A ist – und sein will.
strategie». Und: Das Geschäft «bleibt ein wichtiger Teil von Cofras Portfolio». Doch die überdurchschnittlichen Renditen, welche Cofra als Gruppe laut dem abtretenden Präsidenten Martijn Brenninkmeijer erzielen soll, suchte man während mehrerer Jahre bei dem Bekleidungshändler vergeblich.
Spekulationen über einen Verkauf von C&A gab es in der Vergangenheit immer wieder. Der Generationenwechsel an der Spitze von Cofra dürfte ihnen neue Nahrung geben. Die neue Führung wird sich die Frage stellen, ob Cofra noch der richtige Eigentümer für die Modekette ist – und sein will.
Doch ebenso ist klar: C&A ist nicht irgendeine Beteiligung. Es ist das Unternehmen, aus dem das Vermögen der Familie, ihr ungewöhnliches Eigentümermodell und letztlich Cofra selbst hervorgegangen sind. Gerade deshalb wäre eine Trennung von dem Geschäft etwas anderes als ein normaler Verkauf einer Portfoliofirma.
Eine deutsch-französische Initiative regt an, die EU solle chinesische Unternehmen vom Binnenmarkt ausschliessen können

Frankreichs Präsident Emmanuel Macron (links) und der deutsche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wollen der EU-Kommission mehr Kompetenzen in der Handelspolitik geben.
CHRISTOPH HARDT / IMAGO
MALTE FISCHER, DÜSSELDORF
Lange Zeit hat die deutsche Regierung die EU-Kommission gebremst, wenn es darum ging, europäische Unternehmen durch Handelsbarrieren vor Anbietern aus Drittstaaten zu schützen. Denn Deutschland erwirtschaftet 40 Prozent seines Bruttoinlandprodukts durch Exporte und ist deshalb auf freie Märkte angewiesen.
Doch jetzt vollzieht die Bundesregierung eine 180-Grad-Wende. Gemeinsam mit dem französischen Staatspräsidenten Emmanuel Macron hat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zu Wochenbeginn einen Brief an die EU-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geschrieben. Darin fordern die beiden Politiker die EU-Kommission dazu auf, «neue gesetzliche Instrumente» zum Schutz der europäischen Unternehmen vor ausländischen Wettbewerbern zu entwickeln. Europa sei mit marktverzerrenden Praktiken anderer Länder konfrontiert, die den Aussenhandel als Waffe einsetzten und dadurch den Wettbewerb verfälschten, schreiben Merz und Macron.
Mit staatlichen Subventionen, industriepolitischen Regulierungen und der Unterbewertung der eigenen Währung verschafften andere Länder ihren Unternehmen ungerechtfertigte Vorteile auf dem europäischen Binnenmarkt, heisst es in dem Schreiben. Das führe zu einer verstärkten Abhängigkeit Europas von diesen Län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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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h wenn Macron und Merz betonen, ihre Initiative richte sich nicht gegen ein bestimmtes Land, so ist sie doch vor allem als Warnsignal an China zu verstehen. Denn derzeit arbeitet die EU an Schutzzöllen gegen Hybridautos aus China, mit denen chinesische Anbieter die europäischen Märkte überschwemmen. Das chinesische Handelsministerium warnte jüngst davor, dass man im Fall von «diskriminierenden Beschränkungen» gegen chinesische Unternehmen «entschlossen reagieren» werde.
In Berlin und Paris fürchtet man daher, China könnte die Belieferung 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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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kunft des Welthandels: Wie widerstandsfähig ist die globale Wirtschaft?
16. November 2026, 18.30 Uhr
NZZ-Foyer, Zürich, und online
Zölle, geopolitische Spannungen und die Fragmentierung der Märkte fordern den internationalen Handel heraus. Was hält ihn zusammen – und wie lange noch?
Tickets unter nzz.ch/live pas mit seltenen Erden einschränken oder gar komplett einstellen. Das hätte weitreichende Folgen für die Wirtschaft. Bereits im vergangenen Jahr hatte China kurzzeitig die Ausfuhr von seltenen Erden eingeschränkt und dadurch Produktionsausfälle in Europa ausgelöst.
Seltene Erden sind für den Bau vieler Produkte unerlässlich, zum Beispiel von Elektromotoren, Windkraftanlagen, Smartphones und Rüstungsgütern. China hat mit einem Anteil von zwei Dritteln an der weltweiten Produktion und einem noch höheren Anteil bei der Verarbeitung seltener Erden ein faktisches Monopol beim Angebot dieser Rohstof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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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Initiative von Merz und Macron setzt daher bei zwei Punkten an. Kurzfristig wollen die beiden Politiker die EU-Kommission rechtlich in die Lage versetzen, China vom EU-Binnenmarkt auszuschliessen. Eine entsprechende Entscheidung der EU-Kommission soll nur mit einer qualifizierten Mehrheit der Mitgliedsländer gestoppt werden können. Dazu sind 55 Prozent der Mitgliedstaaten erforderlich, die zugleich mindestens 65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repräsentieren.
Durch die Initiative von Merz und Macron könnte die EU-Kommission rasch und flexibel auf einen Lieferstopp
Chinas bei seltenen Erden reagieren, ohne dafür zuvor um eine Mehrheit der EU-Länder werben zu müssen. In Berlin und Paris hofft man, allein schon die Aussicht auf eine schnelle Gegenreaktion aus Brüssel werde Peking davon abhalten, den Export von seltenen Erden nach Europa einzuschränken.
Denn Chinas Wirtschaft ist stark von Ausfuhren nach Europa abhängig. Weil die Binnennachfrage im Reich der Mitte schwächelt und die USA die Zollmauern hochgezogen haben, sind chinesische Unternehmen darauf angewiesen, ihre Überkapazitäten nach Europa zu exportieren. Ohne diese Möglichkeit müssten sie ihre Produktion zurückfahren und Arbeitskräfte entlassen. Das wäre mit der Gefahr sozialer Unruhen verbunden, die die Mach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frage stellen könnten.
Ob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angesichts der Initiative von Merz und Macron zu Zugeständnissen etwa in Form einer freiwilligen Selbstbeschränkung beim Export von Hybridautos nach Europa bereit ist, könnte sich bereits Ende dieser Woche zeigen. Dann trifft der EU-Handelskommissar Maros Sefcovic in Peking seinen chinesischen Amtskollegen Wang Wentao. Sollte Peking nicht einlenken, könnten die europäischen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auf dem EU-Gipfeltreffen in der nächsten Woche grünes Licht für die Initiative von Merz und Macron geben.
Neben der Möglichkeit, China kurzfristig vom Binnenmarkt auszuschliessen, wollen Merz und Macron Europas wirtschaftliche Abhängigkeit von China auch langfristig reduzieren. Daher fordern sie die EU-Kommission in ihrem Brief dazu auf, ein «neues Instrument zur Diversifikation» der Handelsbeziehungen zu entwickeln.
Wie genau dieses aussehen soll, ist jedoch unklar. Denn letztlich sind es die Unternehmen, die darüber entscheiden, woher sie ihre Vorprodukte beziehen. Staatliche Vorgaben zur breiten Streuung der Lieferbeziehungen oder Strafzölle bei zu hohen Importanteilen eines Landes stellen einen Eingriff in die unternehmerische Freiheit dar und setzen die Unternehmen zusätzlichen Kostenrisiken 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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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ichwohl findet die härtere Gangart von Merz und Macron Unterstützung bei den deutschen Unternehmen und ihren Verbänden. So erklärte jüngst Hildegard Müller, die Chefin des Verbands der deutschen Autoindustrie, gegen China gerichtete Handelsschutzinstrumente könnten «ab einem bestimmten Punkt der Wettbewerbsverzerrung» eingesetzt werden.
Dabei hatten sich die grossen Konzerne wie VW, BMW und Mercedes lange gegen Handelsbarrieren gegenüber China ausgesprochen. Sie fürchteten, Gegenmassnahmen Pekings könnten ihre Geschäfte im Reich der Mitte belasten.
Mittlerweile aber hat die Stimmung in den Konzernzentralen gedreht. Der Grund: China stellt Autos und Maschinen mit ähnlich guter Qualität wie Deutschland her und hat sich vom reinen Absatzmarkt zu einem der härtesten Konkurrenten für Deutschland entwick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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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er Ökonomen ruft die Initiative von Merz und Macron unterschiedliche Reaktionen hervor. Jürgen Matthes, Handelsexperte beim arbeitgebernahen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W), hält den Vorstoss für «richtig». Die EU brauche im Umgang mit China «einen neuen Kurs», sagt Matthes. Im Extremfall müsse die EU China schnell und weitgehend vom Markt ausschliessen können. «Diese Abschreckung ist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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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fan Kooths
Konjunkturchef
am Institut für Weltwirtschaft, Kiel
drohenden Handelskonflikt nötig, um Vergeltungsmassnahmen Pekings so weit wie möglich zu verhindern», sagt der IW-Ökonom.
Kritisch blickt dagegen Stefan Kooths, Konjunkturchef am Institut für Weltwirtschaft (IfW) in Kiel, auf die Initiative. «Anstatt die Unternehmen in protektionistischer Manier vor chinesischer Konkurrenz zu schützen, sollten die EU und ihre Mitgliedsländer lieber die heimischen Standortbedingungen verbessern», sagt Kooths. «Entsprechende Massnahmen haben die hiesigen Akteure selbst in der Hand, und sie bergen auch nicht das Risiko eines eskalierenden Handelskonflikts», so der IfW-Ökonom.
Zwar gebe es an der chinesischen Wirtschaftspolitik aus ordnungspolitischer Sicht viel zu kritisieren. Es sei aber wenig aussichtsreich, die dortigen Machthaber durch protektionistischen Druck marktwirtschaftlicher zu machen. «Eher wird die Wirtschaftspolitik hierzulande noch interventionistischer», mahnt Kooths.
IN KÜR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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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a) · Wegen der wieder aufflammenden Kämpfe zwischen Saudiarabien und den jemenitischen Huthi hat der Erdölpreis nach einer kurzen Entspannung am Mittwoch wieder angezogen. Der Preis für ein Fass Rohöl der Referenzsorte Brent aus der Nordsee zur Lieferung im Dezember stieg um 0,74 Prozent auf 101.32 Dollar. Zwar haben die Transporte durch die Strasse von Hormuz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zugenommen. Die britische Schifffahrtsbehörde UK Maritime Trade Operations hat im laufenden Monat allerdings bereits mindestens neun Angriffe in der Wasserstrasse gemeldet. Das entspricht bereits der Hälfte der Zahl der Angriffe, die im gesamten September in der Strasse von Hormuz und im Persischen Golf zusammen registriert wu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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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a) · Nach dem umstrittenen Einstieg der chinesischen Staatsreederei Cosco bei einem Terminal im Hamburger Hafen hat die Bundesregierung eine weitere Beteiligung in Deutschland untersagt. Die Grossreederei darf das Hamburger Logistikunternehmen Zippel-Gruppe nicht übernehmen, wie die Bundesregierung am Mittwoch entschieden hat. Das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 teilte mit: «Grund für die Untersagung sind Sicherheitsbede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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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a) · Die hohen Energiepreise infolge des Iran-Kriegs werden nach Aussage der Chefin des Internationalen Währungsfonds (IWF), Kristalina Georgiewa, noch einige Zeit bestehen bleiben. «Der Preisdruck könnte sich weiter verstärken, da die Nachfrage mit dem Beginn der kalten Jahreszeit auf der Nordhalbkugel steigt und die Länder ihre Reserven wieder auffüllen», sagte Georgiewa gemäss Redemanuskript in Singapur. Der Schock bei den Energiepreisen habe zwar unter anderem dank Energieeffizienz, Diversifizierung von Brennstoffquellen und Freigabe von Reserven abgefedert werden können. Zölle, Verteidigungsausgaben und eine hohe Staatsverschuldung könnten die Teuerung jedoch zusätzlich anhe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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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a) · In Hollywood bricht eine neue Ära mit den traditionsreichen Studios Paramount und Warner Brothers unter einem Dach an. Der von der Familie des Tech-Milliardärs Larry Ellison beherrschte Paramount-Konzern schloss die gut 110 Milliarden Dollar schwere Übernahme von Warner ab. Das neue Unternehmen mit dem Namen Skydance steht nun vor einer komplexen Integration und muss dabei eine Schuldenlast von Dutzenden Milliarden Dollar bewältigen. Hollywood befürchtet eine Welle von Stellenabbau – und Liberale in den USA eine politische Einflussnahme des Trump-Unterstützers Ellison auf den Warner-Nachrichtensender CNN. Die Familie Ellison hatte Paramount erst im vergangenen Jahr übernom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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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a) · Griechenland verdoppelt die staatliche Dieselhilfe für Berufsfischer. Die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Monate April und Mai 2026 steige von 16 auf 32 Cent je Liter, teilte das Landwirtschaftsministerium mit. Der Entscheidung waren Proteste der Fischer vorausgegangen. Mit ihren Booten hatten sie tagelang die Uferpromenade von Thessaloniki, der zweitgrössten Stadt Griechenlands, blockiert. Die Fischer forderten angesichts gestiegener Treibstoffkosten eine höhere staatliche Unterstützung. Für Juni, Juli und August wird die Beihilfe von 12 auf 24 Cent je Liter erhöht. Mit der Massnahme sollen die Fischer ähnlich unterstützt werden wie die Landwirte, die staatliche Hilfen für Düngemittel erhalten ha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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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 der Küste Favignanas herrscht schon vor dem Filmboom reger Verkehr, wie hier im September 2023.
IGOR PETYX / REUTERS


Ein Boot vor der Küste Favignanas, wo an Sommertagen der Verkehr auf dem Wasser kaum abreisst. Die Burg ist nur zu Fuss erreichbar und in schlechtem Zustand. BILDER GETTY
Der Dichtestress beginnt schon bei der Anfahrt. Von allen Seiten rasen kleine und grosse Schiffe auf die Insel zu. Aussenbordmotoren knattern, Gäste schreien auf Deck, und die 5000-PS-Dieselmaschinen der Tragflügelboote wählen röhrend das azurblaue Meer auf. Willkommen auf Favignana, der grössten der drei Ägadischen Inseln, ein paar Seemeilen vor Siziliens Westküste.
Hätte Odysseus im Jahr 2026 hier nach langer Fahrt anlegen wollen, er wäre nicht einmal bis auf eine halbe Meile ans Ufer herangekommen, ohne von einem Wochenendkapitän als Hindernis beschimpft oder abgedrängt zu werden. Vermutlich hätte er schon früher umgedreht. Denn vor der Küste liegt ein riesiges Schiff ohne Segel und Ruder, das selbst dem vielgewandten Griechen, König von Ithaka, gehörig in die Knochen gefahren wäre. Auf seinem Deck erwacht manchmal ein eherner Vogel. Unter donnerndem Brausen kreist sein mächtiger Flügel. Dann steigt das Wesen in den Himmel.
Tatsächlich ankert hier die «Anawa» samt Helikopter, die rund 100 Millionen Dollar teure Jacht des brasilianisch-schweizerischen Milliardärs Jorge Paulo Lemann. Der antike Seefahrer hätte darin wohl ein neues Wunder der Götter gesehen. Und wäre schnell davon gerudert.
Dabei sorgt ausgerechnet Ödysseus für das Gedränge. Oder besser gesagt der Mann, der ihn nach dreitausend Jahren auf die Leinwand brachte: Christopher Nolan, Hollywoods Mann fürs monumentale Kino. Sein Film «The Odyssey» hat Kassenrekorde gebrochen und spielte über 1,7 Milliarden Dollar ein. Damit ist er der erfolgreichste Universal-Film aller Zeiten. Seither will halb Italien Favignana s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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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 kümmert's, dass Homer in seinem Epos Favignana mit keinem Wort erwähnt. Höchstens einzelne Forscher bringen das Eiland mit einer namenlosen Ziegeninsel in Verbindung. Odysseus landete dort mit seiner Flotte, die Männer jagten ein paar Ziegen, dann segelten sie weiter zum Land der Kyklopen. Mehr bot die Insel an touristischen Highlights im Epos nicht.
Christopher Nolan aber machte aus Favignana Ithaka, Odysseus' heiss ersehnte Heimat. Er drehte an türkisfarbenen Buchten und in den alten Tuffsteinbrüchen. Die Grotten von Bue Marino, in denen Matt Damon den zotteligen und zerlumpten Heimkehrer spielte, sind nun derart überfüllt, dass der Trevi-Brunnen in Rom wie ein Geheimtipp wirkt.
Die Leute aus Hollywood stiegen aber vor allem auf den 314 Meter hohen Berg, der über Favignana wacht und an den Rücken eines schlafenden Drachens erinnert. Oben thront das Castello di Santa Caterina, eine Residenz aus dem 15. Jahrhundert. Der Aufstieg ist nur zu Fuss möglich. Hier hat Nolan Ithaka samt Odysseus' Palast nachgebaut: das Megaron, die grosse Halle, in der sich die Freier breitmachen, und Penelopes Gemächer, von wo aus sie aufs Meer hinausschmachtet und die Rückkehr des Gatten herbeisehnt.
Nirgendwo zeigt sich deutlicher, wie unvorbereitet die Behörden auf den Ansturm nach dem Film waren. Die Touristen haben Tatsachen geschaffen. Baustellengitter wurden zur Seite gedrückt, Bretter heruntergerissen. Wer es nicht lassen kann, in Penelopes Gemächer vorzudringen, klettert ins marode Castello. Viele tun es und sind bitter enttäuscht. Die Burg ist kaum mehr als schimmelndes, verspraytes Gemäuer mit dem Charme einer sizilianischen Bauruine. Nolan hat das Innere des Palasts in einem Studio in Los Angeles nachgebaut. Drei Stockwerke hoch und so lang und breit wie ein Fussballfeld. Die Fiktion hat das Original längst überholt.
Dafür hat man vom Berg einen 360-Grad-Panoramablick auf die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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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ft. Und auf den Bauboom. Die italienische Presse berichtet, Nolan habe Favignana gewählt, weil die Insel fast frei von modernen Gebäuden sei. Es dürfte nicht mehr lange so bleiben.
Der Bauboom, den der Film auslöste, bedroht das, was Nolan wählte. In der sonnenverbrannten Ebene spriesst schon der erste frische Rasen vor neuen
Villen. Auf einer Landzunge steht bereits ein Heliport. Noch wohnen einheimische Familien in der «prima linea sul mare», keine 20 Meter vom Stadtstrand entfernt. Aber die Immobilienpreise stiegen in einem Jahr um mehr als 10 Prozent. Je nach Makler kostet Wohn-eigentum zwischen 3400 und 4000 Euro pro Quadratmeter – drei bis vier Mal so viel wie im übrigen Sizilien. Wenig erstaunlich, dass internationale Immobilienmakler wie Engel & Völkers die Insel entdeckt ha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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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h das ist nur das Vorspiel. Laut italienischen Medien soll der Film Favignana in den nächsten drei Jahren über 250 Millionen Euro zusätzlich einbringen, in fünf Jahren könnte es eine halbe Milliarde sein. Der Bürgermeister Giuseppe Pagoto berichtet bereits von internationalen Investoren aus Nordamerika, dem Nahen Osten und Indien, die sich nach Luxusprojekten erkundigten: «Jahrelang renovierten die Leute Häuser und machten daraus Bed and Breakfasts.» Nun denkt man eine Hausnummer grösser. Ein verlassenes Feriendorf soll zu einem Fünf-Sterne-Resort werden, ein historischer Palazzotto zum Luxushotel.
Die Investoren sind die neuen Freier in Odysseus' Palast. Fragt sich, ob sie vom Hausherrn diesmal eingeladen worden sind. Dabei leben auf Favignana nur 3500 Menschen. Doch an Sommertagen fluten 40 000 bis 50 000 Besucher ihre Insel. Über Overtourism klagen die Favignanesi selten, für sie ist der Ansturm Geschäft. Die Restaurants sind voll, die Preise erreichen Zürcher Niveau. Selbst in abgelegenen Buchten bekommt man ohne Reservierung keinen Platz in der Beach-Bar. In den Gassen der Altstadt blüht der Fahrradverleih, oft macht die ganze Familie mit. Die Mammas putzen laut scherzend und schimpfend, während die Männer die Räder notdürftig flicken.
Historiker mögen an Favignanas Rechtmässigkeit als Ithaka zweifeln, dem Handel tut das keinen Abbruch. Wie sehr Homers Epos inzwischen den Markt dominiert, zeigen die Strassenkünstler. Ihre Motive folgen der Nachfrage. Noch gibt es zwar die alten Sujets: Fischerboote, Thunfische, das Meer. Doch immer öfter rudert und leidet Odysseus auf den Leinwänden.
Als die Lokalzeitung die Bewohner fragte, wie sie die Filmarbeiten erlebt hätten, machten diese aus Nolan und Co. schon Folklore. Der Maestro sei hier mit dem Fahrrad vorbeigefahren, dort hätten die Stars gesessen, und vor allem hätten die Filmleute in der verschlafenen Nebensaison Leben und Umsatz in die Tavernen gebracht. «Un tempo d'oro», eine goldene Zeit sei das gewesen.
Odysseus brauchte zehn Jahre für seine Heimkehr. Favignana reichte ein Jahr, um seine goldene Zeit zu erleben, und die scheint gerade erst angebrochen zu 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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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Z / pan
Die Alt-Bundespräsidentin stellt die Opfer-Stiftung Beloved nach Rücktritten neu auf – und trifft nun italienische Familien
RICCARDO DE LUCA / ANADOLU / GETTY
MATTHIAS SANDER, LAUSANNE
Fragt man Doris Leuthard dieser Tage, warum die Walliser Regierung sie ausgewählt hat als Präsidentin der Stiftung für die Opfer von Crans-Montana, verweist sie auf die Tragweite der Brandkatastrophe mit 41 Toten und 115 Verletzten. «Ich spreche Italienisch, Französisch, Deutsch und Englisch», sagt die Alt-Bundespräsidentin. «Mindestens am Anfang ist meine Aufgabe ausserdem recht politisch, weil man einfach nicht erwartet hat, dass so etwas in der Schweiz passieren würde.» Es gehe somit auch um die Reputation des Landes. «Da sind diplomatische Erfahrungen und Kontakte sicherlich wertvoll.»
Aus diesem Erfahrungsschatz kann Doris Leuthard an diesem Donnerstag ganz besonders schöpfen, wenn sie die bis jetzt wohl heikelste Mission in ihrem jungen Amt antritt. In Mailand trifft Leuthard zusammen mit Begleitern der Stiftung Beloved italienische Opfer und Angehörige, wie bereits im Februar Bundespräsident Guy Parmelin. Die Delegation wolle herausfinden, wer weiterhin hospitalisiert sei und wer welche Hilfe benötige, sagt Leuthard. Es gehe darum, welche Kosten der italienische
Staat übernehme, wo die Stiftung einspringen könne – und wo nicht.
Auch Leuthards Begleiter verdeutlichen, welch unterschiedliche Kompetenzen im Umgang mit den Opfer-Familien gefragt sind. Christian Cardon de Lichtbuer, der Geschäftsführer der Stiftung, arbeitete zuvor rund zwanzig Jahre für das Internationale Komitee vom Roten Kreuz, zuletzt als Kommunikationschef. Mette Berger, Mitglied des Stiftungsrats, leitete lange das Zentrum für Brandverletzte am Unispital Lausanne.
Und dann ist da Gian Lorenzo Cornado. Er war bis Juni Italiens Botschafter in Bern und kritisierte die Schweizer Behörden wiederholt öffentlich für fehlende Menschlichkeit im Umgang mit den italienischen Opfern. Damit ging er einigen Schweizer Politikern auf die Nerven, Aussenminister Ignazio Cassis sogar so sehr, dass er Cornado eine Dauerskandalisierung vorwarf.

Am 7. Januar 2026 wird in Rom eines der Todesopfer von Crans-Montana bestat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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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t Sommer ist der mittlerweile pensionierte Cornado als Privatmann Stiftungsrat von Beloved. Die italienischen Familien hätten ihn nach dem Rücktritt des vorherigen Vertreters einstimmig unterstützt, sagte Cornado damals der NZZ. Doris Leuthard ergänzt, sie kenne Cornado noch aus seiner Zeit als Uno-Botschafter in Genf. «Es drängte sich aus strategischen Gründen auf, ihn in die Stiftung zu holen.»
Mit anderen Worten: Leuthard wollte den Lautsprecher Cornado ausschalten. Tatsächlich hat man von ihm seither nichts mehr gehört. Hat sie ihn also eingemittet? Leuthard lacht am Telefon. «Ich denke schon.» Cornado selbst will sich auf Anfrage nicht äussern.
Zugleich dürfte Gian Lorenzo Cornado weiterhin das Gehör der Botschaft in Bern und der Regierung in Rom haben. Er könnte somit eine Art Schutzschild für die Stiftung werden, wenn es im Verhältnis mit Italien wieder brenzlig werden sollte. So ist zum Beispiel der jüngste Streit vom Frühjahr, welches Land für die Spitalkosten der italienischen Opfer im Wallis aufkommt, noch nicht abschliessend geklärt. Bundespräsident Guy Parmelin hatte der Regierungschefin Giorgia Meloni zwar die Kostenübernahme durch die Schweiz zugesagt, doch ein Entscheid des Bundesrats steht aus.
Die Stiftung Beloved hat einen schwierigen Start hinter sich. Ende
Februar, also knapp zwei Monate nach der Katastrophe in der Silvesternacht, verkündete der Kanton Wallis die Gründung der Stiftung, inklusive der Mitglieder des Stiftungsrats und des Startkapitals von 17 Millionen Franken. 10 Millionen Franken stammen vom Kanton, der Rest von privaten Spendern.
Die Stiftung soll Hinterbliebenen, Verletzten, direkten Angehörigen und Rettungskräften unbürokratisch helfen, schrieb der Kanton. Insbesondere soll die Stiftung unabhängig Gelder für Kosten verteilen, die «von anderen Instanzen nicht oder nicht rasch genug übernommen werden».
Bei Opfer-Familien entstand der Eindruck, dass alles nun ganz schnell gehen würde. Das ging es nicht. Erst im Juli gab die Stiftung ihren operativen Start bekannt, Anfang September meldete sie die ersten Hilfszahlungen. Mittlerweile gebe es Gesuche von rund 90 Betroffenen, sagt Doris Leuthard. Ein gutes Dutzend sei bewilligt worden, im Umfang von knapp 300 000 Franken. So bekämen zum Beispiel Eltern Geld, die viel Zeit bei ihren Kindern im Spital verbrächten und deshalb weniger arbeiten könnten. Eine Person liege weiterhin auf einer Schweizer Intensivstation, sagt Leuthard. Zehn befänden sich im ambulanten Rehabilitationszentrum der Unfallversicherung Suva in Si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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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 Leuthard wirbt um Verständnis, dass die Bearbeitung der Anträge Zeit brauche. «Wir wollen die Gesuche gut überprüfen.» Die Familien müssten etwa bestätigen, dass sie nicht andernorts für die gleichen Leistungen Gesuche gestellt hätten. Manche Antragsteller hätten sich zudem erst einmal pro forma für einen möglichen Bedarf in der Zukunft gemeldet.
Hinter vorgehaltener Hand wundern sich Opfer-Vertreter, dass die Stiftung noch keinen klaren Kriterienkatalog zur Geldvergabe hat, zumal sie hauptsächlich durch Steuergeld finanziert wird. Leuthard sagt, der Stiftungsrat erarbeite in den nächsten zwei Monaten verbindliche Indikatoren. «Wir wollen alle Gesuchsteller gleich behandeln.»
Auch das Waadtländer Parlament hat einige Fragen zu Beloved. So will die Kantonsregierung der Stiftung sieben Millionen Franken überweisen, aber die Finanzkommission zögert noch, die Zahlung freizugeben. 49 Tote und Verletzte von Crans-Montana stammen aus der Waadt, mehr als aus dem Wallis. Die Kommission wolle sichergehen, dass die Interessen der Waadtländer Familien in der Stiftung angemessen vertreten würden, sagt deren Präsidentin Florence Gross. Nach einer gewissen Verzögerung hat Gross die Vereinbarung zwischen dem Kanton und der Stiftung erhalten. In den kommenden Wochen will sie einen Bericht zum Thema vorlegen.
Beschwerden mehrerer Waadtländer Familien führten nach NZZ-Informationen auch zum Rücktritt des ursprünglichen Vertreters der Schweizer Familien im Stiftungsrat. Roberto Taibo, der in Zürich arbeitet, wurde etwa vorgeworfen, kein Romand zu sein. Ersetzt wurde er durch Anne de Montmollin, die mit einer Stiftung in der Trauerbegleitung tätig ist und die von mehreren Befragten gelobt wird.
Eine Lausanner Rechtsprofessorin wiederum trat im August nach NZZ-Informationen aus dem Stiftungsrat zurück, weil sie im Gegensatz zur Mehrheit ihrer Kollegen auf eine umfassende Prüfung der Hilfsgesuche gepocht haben soll. In den Augen ihrer Kritiker war sie zu bürokratisch. Ebenso trat der Vertreter der französischen Familien, ein General, nach wenigen Sitzungen zurück. Der Grund ist unklar. Er wie die anderen drei Zurückgetretenen – fast die Hälfte der neun Stiftungsräte – äussern sich auf Anfrage nicht. Leuthard versichert, dass die beiden noch vakanten Stellen demnächst wiederbesetzt werden sollen.
Es scheint wie so oft im Komplex Crans-Montana: Der Spagat zwischen Trauer und Geld, zwischen Geschwindigkeit und Gründlichkeit ist schwierig. Ähnliche Kritik wie an der Stiftung Beloved haben Opfer-Vertreter auch am runden Tisch des Bundes geübt, der aussergerichtliche Einigungen für raschen Schadenersatz erreichen soll. Die Zusammensetzung des Organs wollte dessen Präsident Laurent Kurth eigentlich Ende September bekanntgeben, nun hofft er auf diese Woche, wie er auf Anfrage sagt.
Doris Leuthard will nach vorne schauen. Hauptprojekt der Stiftung sei es derzeit, Online-Unterricht für Verletzte zu ermöglichen, die noch nicht wieder zur Schule gehen könnten. Bei Treffen mit Opfern in der Schweiz hätten sie und ihr Geschäftsführer festgestellt: «Für viele Jugendliche, die daheim oder in der Reha festsitzen, ist es extrem wichtig, wieder eine Perspektive zu haben.»
Ausserdem will die Stiftung psychologischen Beistand zur Verfügung stellen, wen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Wallis im November im Strafverfahren zur Brandkatastrophe erstmals Opfer befragt. Denkbar sei ein gesonderter Raum neben dem Befragungssaal. Und schliesslich will die Stiftung sich an der Gedenkveranstaltung des Kantons zum Jahresstag der Brandkatastrophe beteiligen.
Die SVP Schwyz nominiert den Regierungsrat André Rüegsegger für die Nachfolge von Guy Parmelin, doch er zögert
ADRIEN WOEFFRAY, BERN
Es ist eine etwas seltsame Art und Weise, eine Kandidatur anzukündigen – wenn es denn überhaupt eine sein wird. Ziemlich laut schrieb die SVP Schwyz am Dienstag in einem Communiqué, sie setze auf André Rüegsegger: «Regierungsrat soll Nachfolger von Guy Parmelin werden.» Ziemlich leise fügte sie hinzu, eine Anfrage sei offiziell platziert worden.
Kurz: Rüegsegger selbst hat sich noch nicht festgelegt. In der kommenden Woche sei eine Besprechung zwischen dem Wunschkandidaten und der Parteileitung geplant. Rüegsegger bestätigt dies auf Anfrage. Er sei über das Vorgehen der Partei im Bilde gewesen, wolle sich aber noch nicht zu einer allfälligen Kandidatur äussern.
Will die SVP Schwyz mit ihrem Vorgehen Druck auf den Kandidaten ausüben, ihn «weichklopfen», wie der «Bote der Urschweiz» schreibt? Dazu passt, dass man sich in Schwyz sagt, die kantonale SVP treffe keinen Entscheid ohne die Zustimmung des Nationalrats und SVP-Schweiz-Präsidenten Marcel Dettling. Er muss dafür sorgen, dass Bewegung ins Kandidatenkarussell kom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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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é Rüegsegger, fünfzig Jahre alt, wurde 2012 als «Jungspund» in die kantonale Regierung gewählt. Bis dahin galt er als «Scharfmacher» im kantonalen Parlament, besonders in Asylfragen. Nach seiner Wahl in den Regierungsrat habe er sich jedoch gemässigt – zumindest im Auftritt, sagen Beobachter. An seinen Positionen soll sich indes nichts geändert haben. Rüegsegger, sagen Insider, sei einer der «profiliertesten»

André Rüegsegger
Regierungsrat
Kanton Schwyz
Regierungsräte in Schwyz, «einer von zwei starken Männern» in der Regierung. Er sei «machtbewusst», «sehr bestimmt im Auftreten» und «sehr professionell». Vor allem aber «kollegial». Damit hakt er so ziemlich den gesamten Anforderungskatalog an einen angehenden Bundesrat ab.
Und während die SVP Schweiz in ihrem ausserordentlich präzisen Stellenbeschrieb «bei der Nachfolge ein besonderes Augenmerk auf die Fähigkeit zur
Übernahme der Führungsverantwortung für das EJPD und das VBS legen» will, sieht die SVP Schwyz Rüegsegger als «prädestiniert» für ebendieses Justiz- und Polizeidepartement. Regierungsrat Rüegsegger war während seiner ersten beiden Legislaturen Vorsteher des kantonalen Sicherheitsdepartements. Damit wäre er «der richtige Mann am richtigen Ort», schreibt die SVP Schwyz. 2020 übernahm Rüegsegger schliesslich die Baudirektion.
Vor allem aber ist Rüegsegger mittlerweile Doyen der Kantonsregierung. Gerüchte, wonach er die Schwyzer Regierung 2028 nach vier Legislaturen verlassen möchte, halten sich hartnäckig. Gleichzeitig dürfte Rüegsegger noch zu jung sein, um seine politischen Ambitionen endgültig zu begraben. Seine Partei schreibt denn auch, Rüegsegger sei im «idealen Alter» für den Bundesratsjob.
Eine Kandidatur für die nationalen Wahlen 2027 schliesst Rüegsegger auf Anfrage aus. Die SVP Schwyz wird ihre Nominationsversammlung Anfang November abhalten. Also Bundes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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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Vorpreschen der SVP Schwyz erfüllt wohl einen doppelten Zweck: Einerseits hievt es den schweizweit noch weitgehend unbekannten Regierungsrat auf die nationale Bühne, wodurch seine Chancen ausgelotet werden können, ohne Rüegsegger selbst zu verheizen – er befindet sich offiziell schliesslich noch in der Findungsphase. Andererseits gilt bei Wahlen gemeinhin: Wer sich zuerst bewegt, verliert. Die SVP Schwyz hat den Reigen nun offiziell eröffnet. Jede weitere Kandidatur ist zumindest nicht mehr die erste.
Piero Marchesi wird als Nachfolger von Claudio Zali vereidigt – die SVP wird in der Südschweiz immer stärker

Piero Marchesi (links) an der Vereidigung zum Tessiner Staatsrat in Bellinzona.
MIRKO AQUILINO / TI-PRESS / KEY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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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HARD LOB, BELLINZONA
Die Zeremonie dauerte nur knapp zwanzig Minuten. Am Mittwochmorgen leistete der bisherige 45-jährige SVP-Nationalrat Piero Marchesi im Saal des Grossen Rates von Bellinzona seinen Treueeid auf die Verfassung und versprach, seine Pflichten gewissenhaft zu erfüllen. Blumen, die Fahne seiner Heimatgemeinde Tresa, Familienangehörige und Parteifreunde sowie eine Ansprache des Präsidenten des Appellationsgerichts sorgten für den feierlichen Rahmen.
Die Tessiner Kantonsregierung ist damit wieder komplett, nachdem der Lega-Staatsrat Claudio Zali per Ende September nach knapp dreizehn Amtsjahren unter grossem öffentlichem Druck zurückgetreten ist. Die Eröffnung von Strafverfahren, unter anderem wegen Verletzung der sexuellen Integrität sowie Amtsmissbrauchs, hatte zu diesem Schritt geführt. Der «Fall Zali» erschütterte im Sommer die Institutionen und sorgte weit über die Kantonsgrenzen hinaus für Schlagzei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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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o Marchesi war bei den Wahlen im Jahr 2023 nach den beiden Lega-Vertretern Norman Gobbi und Claudio Zali auf dem dritten Platz der gemeinsamen Liste Lega/SVP gelandet, so dass er nun nachrücken konnte. Das Tessiner Wahlsystem kennt keine Ersatzwahlen. Allerdings beträgt die garantierte Amtszeit dadurch auch nur wenige Monate. Bereits im April 2027 stehen kantonale Erneuerungswahlen an.
Für Marchesi ist der Einsatz in die Exekutive ein grosser persönlicher Erfolg. Der ausgebildete Elektriker ist heute Manager und hat als Politiker die Ochsentour durchlaufen: Gemeinderat, Stadtrat, Gemeindepräsident, Grossrat, Nationalrat, aber auch SVP-Kantonalpräsident. Der Aufstieg in den Staatsrat ist die Krönung seiner politischen Karriere, denn dieses Amt zählt in der Tessiner Öffentlichkeit mehr als ein Parlamentsmandat im fernen Bern.
Es ist aber auch ein Erfolg für die Tessiner SVP. Vor 99 Jahren stellte sie mit Raimondo Rossi letztmals einen Staatsrat. Damals hiess die SVP noch Agrarpartei (Partito Agrario). Die Umbenennung in Unione Democratica di Centro (UDC), wie sich die Volkspartei auf Italienisch nannte, erfolgte 1971. Entscheidend war dann aber 1998 die Abkehr vom landwirtschaftlichen Fokus und die Angleichung der Positionen an die Linie der SVP-Leitfigur Christoph Blocher.
Bei den Kantonalwahlen von 1995 war die Partei mit 1,2 Prozent Wählerstimmen und einem einzigen gewählten Grossrat in die Bedeutungslosigkeit abgeglitten. Erst die «blocherianische Wende» brachte langsam wieder Erfolge, auch wenn parteiintern nicht alle damit einverstanden waren. 2015 erreichte die UDC fünf Mandate im neunzigköpfigen Grossen Rat, 2019 waren es sieben und 2023 dann neun. Noch bedeutender waren die Erfolge der Tessiner SVP-Kantonalpartei bei den nationalen Wahlen. Mit zwei Nationalräten und einem Ständerat stellt sie seit 2023 drei von zehn Parlamentariern in der Tessiner Deputation von B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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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s die Tessiner SVP in den letzten Jahren immer mehr Wähleranteile gewonnen hat, liegt unter anderem an der Emanzipation gegenüber ihrer Schwesterpartei Lega dei Ticinesi. Lange galt die SVP nur als kleine Juniorpartnerin der Lega, zumal beide Parteien im gleichen Wählerteich fischen und ähnliche Positionen vertreten. Etwa bei der strikten Ablehnung eines EU-Beitritts, dem Inländervorrang für Arbeitskräfte oder der Kritik an Migration und Grenzgängern.
Die Lega stellte ab 2011 zwei Staatsräte und hatte damit die relative Mehrheit in der Kantonsregierung. Somit vertrat sie immer stärker die offizielle Regierungspolitik. Die SVP konnte derweil als rechte Oppositionspartei punkten. Mit Volksinitiativen und Referenden schlug sie einige Pflöcke ein, insbesondere in der Finanzpolitik. Bei mehr als einem halben Dutzend Volksabstimmungen setzte sich die SVP mit ihren Positionen durch.
«Das Ja zur Einführung des obligatorischen Finanzreferendums, das fast alle Kantone kennen, war vielleicht unser wichtigster Erfolg», meint Sergio Morisoli, Grossrat und langjähriger SVP-Fraktionschef. Zuletzt stimmte die Mehrheit der Tessiner für die steuerliche Neutralisierung der Schätzwerte von Immobilien, eine von der SVP lancierte Volksinitiative. Auch eine Schulreform hat die Partei erfolgreich bekämp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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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esi vertritt klar rechte Positionen und will diese auch als Staatsrat in die Exekutive einbringen, natürlich unter der Wahrung des Kollegialitätsprinzips, wie er gestern an einer Medienkonferenz erklärte. Er wird von seinem Vorgänger Zali das Bau- und Umweltdepartement (Dipartimento territorio) erben, just das Departement, das er in den letzten Jahren häufig scharf kritisiert hatte. Regierungspräsidentin Marina Carobbio (SP) erklärte, es sei wichtig, nach der grossen Unruhe der letzten Monate die Institutionen wieder zu stabilisieren. Daher habe man auf Rochaden bei den Departementen verzichtet.
Schon bald könnte Marchesi in Sachen Kollegialität stark gefordert sein. Denn er ist Erstunterzeichner einer hängigen Volksinitiative einer rechten Allianz, welche die Deckelung und Reduktion der Anzahl Kantonsangestellten verlangt. Bleibt er auch nach den Wahlen von 2027 Staatsrat, muss er aufzeigen, wo er in seinem Departement den Rotstift ansetzen will. Gegenwind und Kritik von links sind ihm sicher.
Auch wenn der Staatsrat nun wieder komplett ist: Das Regieren im Kanton Tessin dürfte nicht leichter werden. Denn nun gibt es fünf Staatsräte, die der Lega, der FDP, der Mitte, der SP und der SVP und damit fünf unterschiedlichen Parteien angehören. Das Kantonsparlament ist seit den Kantonalwahlen von 2023 mit zwölf Parteien und Formationen so aufgesplittert wie nie zuvor. Stärkste Kraft im Tessiner Kantonsparlament ist traditionell die FDP.
Neue Schweizer Hilfsprojekte sollen die kritische Infrastruktur des Landes sichern, sagt Jacques Gerber, der Ukraine-Delegierte des Bundesrats
Herr Gerber, Sie sind vor kurzem von einer weiteren Reise aus der Ukraine zurückgekehrt. Wie ist die Lage?
Die Lage in Kiew hat sich spürbar verschlechtert. Allein während meines dreitägigen Aufenthalts gab es 35 Angriffe mit russischen Shahed-Drohnen und Raketen. Früher erfolgten diese Attacken meist nachts, mittlerweile dauern sie den ganzen Tag an. Die ukrainischen Behörden haben das Luftalarmsystem angepasst und zwei Stufen eingeführt. Bei Stufe Gelb – für einzelne Drohnen – geht die Bevölkerung meist nicht mehr in die Schutzräume, da das öffentliche Leben sonst komplett gelähmt wäre. Erst bei Stufe Rot wegen Raketengefahr suchen die Menschen Zuflucht. Die Belastung ist extrem hoch.
Russland nimmt verstärkt die Energie- und Verkehrsinfrastruktur der Ukraine ins Visier. Der Bundesrat hat nun beschlossen, in diesem Bereich mit weiteren 135 Millionen Franken Projekte von Schweizer Firmen zu unterstützen. Was ist das Ziel?
Damit wird Schweizer Expertise für die Un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genutzt. Kurzfristig ist ein Ziel, das Funktionieren einer minimalen Basisinfrastruktur zu sichern. Wir liefern Ersatzteile und Ausrüstung für das Stromnetz und unterstützen die ukrainische Eisenbahn, damit die Verkehrs- und Versorgungsnetze aufrechterhalten werden können. Längerfristig geht es auch darum, die wirt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Schweiz und der Ukraine zu stärken.
Hilft das der Ukraine, durch den Winter zu kommen, oder ist es bloss ein Tropfen auf den heissen Stein?
Die Bevölkerung ist sehr dankbar für unsere Unterstützung, die koordiniert mit anderen Ländern erfolgt. Aber die Zerstörungen sind gewaltig, und selbst wenn wir unsere Hilfe vervielfachen würden, reichte es angesichts des Bedarfs nicht aus. Für die Ukraine wird dieser Winter ausserordentlich hart.
Warum arbeitet der Bund vorderhand nur mit Schweizer Unternehmen, die bereits in der Ukraine aktiv sind?
Im Rahmen der internationalen Zusammenarbeit nutzen wir zunächst die Expertise von Schweizer Firmen, die in der Ukraine sind und das Umfeld gut kennen. Sie haben uns rasch umsetzbare Projektvorschläge eingereicht, aus denen wir mit den ukrainischen Behörden die besten ausgewählt haben. Künftig regeln wir die Vergabe über den neuen Staatsvertrag, mit transparenten Ausschreibungsverfahren. So können sich alle interessierten Schweizer Firmen um Aufträge bewerben, während wir gemeinsam mit der Ukraine Prioritätenlisten erstellen.
Diese Woche läuft die Referendumsfrist für den Staatsvertrag ab. Tritt dieser nun in Kraft?
Wenn das Referendum nicht ergriffen wird, tritt er in Kraft. Basierend auf dem Staatsvertrag können Ausschreibungen

Jacques Gerber
Ukraine-Delegierter
des Bundesrats
für den Wiederaufbau der Ukraine auf Schweizer Unternehmen beschränkt werden.
Kritiker von Alliance Sud, der Dachorganisation der Hilfswerke, bis hin zur Organisation für Entwicklung und Zusammenarbeit (OECD) bemängeln diese Bevorzugung von Schweizer Unternehmen. Das schwäche die lokale Wirtschaft und drohe die Projekte zu verteuern. Was entgegnen Sie?
Wir konkurrenzieren nicht die ukrainische Wirtschaft. Wir prüfen vor jeder Projektvergabe, ob lokale Anbieter die benötigten Güter oder Dienstleistungen erbringen können. Wir fokussieren uns auf einen Schweizer Mehrwert, also auf Güter und Technologien, die vor Ort fehlen. Zudem überwachen wir die Wirkung laufend und werden im kommenden Jahr eine umfassende Evaluation durchführen.
Die Ukraine gilt als korrupt. Wie stellen Sie sicher, dass Schweizer Steuergelder zweckgemäss eingesetzt werden? Ein Nullrisiko gibt es in keinem Empfängerland. Für Schweizer Unternehmen gilt das Antikorruptionsgesetz auch bei ihren Auslandaktivitäten. Sie tragen die Verantwortung. Viele Firmen verfügen über jahrzehntelange Erfahrung vor Ort. Ein Schweizer Unternehmen installiert etwa gegenwärtig 35 000 Fenster in Charkiw. Es stellt das Glas her und kooperiert für die Montage mit lokalen ukrainischen Partnern. Die Auszahlung unserer Gelder erfolgt erst nach der erbrachten Leistung und der Abnahme. Zudem überwachen wir die Umsetzung der einzelnen Projekte eng, um sicher zu sein, dass die gelieferten Güter tatsächlich am richtigen Ort ankommen und in Gebrauch sind.
Der ukrainische Präsident Wolodimir Selenski hat die jüngste Hilfe der Schweiz gelobt. Diese unterstützt ebenfalls Projekte für die Bahn. Ist das nicht heikel, da Kiew die Schiene auch für das Militär nutzt?
Das lässt sich in Kriegszeiten nicht absolut ausschliessen. Aber die Eisenbahn ist die wichtigste Lebensader der Zivilbevölkerung. Für Millionen von Menschen ist sie das einzige verbliebene Transportmittel für längere Strecken und sichert die Versorgung des ganzen Landes. Diese humanitäre und zivile Funktion hat für uns oberste Priorität.
Der Bundesrat sieht für den Wiederaufbau über zwölf Jahre hinweg insgesamt 5 Milliarden Franken vor. Ist ein Wiederaufbau angesichts der verstärkten russischen Angriffe überhaupt realistisch?
Für einen umfassenden Wiederaufbau braucht es Frieden. Gegenwärtig sind rund zwei Drittel unserer Mittel für die humanitäre Hilfe bestimmt. Es geht vor allem darum, das Überleben der Zivilbevölkerung im Alltag zu sichern, etwa mit der Reparatur von Stromnetzen oder durch neue Fenster. So können die Menschen trotz der Kälte in ihren Wohnungen bleiben.
Interview: Tobias Gafafer
Max Stenz verlor seine Frau beim Swissair-Flugzeugabsturz 1998 in Halifax – wie lebt man nach einem solchen Verlust weiter?
HANNA DED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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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liswil hat Max Stenz erst seinen Vater beerdigt, dann seine Mutter und schliesslich seine Frau. Der Pfarrer war immer derselbe. 1998 wurden die Überreste von Jeannine Pompili in einer kleinen Urne von Kanada nach Adliswil geschickt. In wenigen Wochen hätte sie ihren 43. Geburtstag gefeiert. Der Familie wurde angeboten, Jeannines Urne in einem Sammelgrab in der Nähe von Halifax beerdigen zu lassen. Doch Max Stenz wollte für die Kinder einen Ort schaffen, an dem sie trauern konnten und der symbolisierte: «Hier ist fertig.»
Jeannine Pompili war Flugbegleiterin auf dem Unglücksflug SR 111. In den späten Abendstunden des 2. September 1998 zerschellte das Flugzeug der Swissair vor der Ostküste Kanadas im Meer. Flug SR 111 war mit 229 Menschen an Bord von New York nach Genf unterwegs. 215 Passagiere, 14 Besatzungsmitglieder. 49 von ihnen Schweizerinnen und Schweizer, insgesamt waren Menschen aus 44 Nationen an Bord. Alle verloren sie in dieser Nacht ihr Leben.
Während das Leben der Flugzeuginsassen abrupt vorbei war, musste das Leben ihrer Angehörigen weitergehen. Irgendwie. Auch das von Max Stenz. Am Vormittag des 3. September musste er seinen Söhnen mitteilen, dass ihre Mutter diesmal nicht vom Fliegen zurückkommen w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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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Jahre später, ein Septemberabend in Wädenswil. Es ist warm und schön draussen, trotzdem ist das Foyer des Kinos Schloss Cinéma gut besucht. «Hallo» hier, «Ah, hoi zäme!» da, man kennt sich. Ob aus dem Ort, dem Kinoverein oder als direkt Betroffene der Tragödie von Halifax, ist nicht klar. Es spielt auch keine Rolle: Berührt hat der Absturz der Swissair-Maschine damals das ganze Land, und um ihn soll es an diesem Abend gehen.
Es ist die Vorpremiere des schweizerisch-kanadischen Spielfilms «111 – Echoes from Halifax». Im Film geht es um die Angehörigen der Opfer des Absturzes und um Trauerbewältigung. Der Regisseur Mauro Mueller hat sich von Zeitzeugen beraten lassen. Einer davon ist Max Stenz. Gemeinsam beantworten sie nach der Vorführung Fragen des Publikums. Ehe es im Saal dunkel wird, sagt die Kinomitarbeiterin ins Mikrofon: «Viel Spass kann ich euch nicht wünschen, aber schön, seid ihr alle da.»
Ein Jahr nach dem Unfall fliegt er nach Halifax. In einem Hangar wird das Flugzeug wieder zusammengesetzt. Stenz steht vor einem Drahtgerüst, an dem die Trümmerteile wie Puzzlestücke angeordnet werden. Wo Jeannine wohl gesessen hat? Er stellt sich vor, wie es irgendwann an der Tür klingelt und seine Frau dasteht, leicht zerkratzt. Schnell verschwinden diese Gedanken wieder.
Die Untersuchung wurde vom kanadischen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geführt. Sie dauerte viereinhalb Jahre, mehrere tausend Menschen arbeiteten mit. Das Wrack lag in fünfzig Metern Tiefe und war in Millionen Teile zersprungen. Die Behörde schrieb im Abschlussbericht, dass aller Wahrscheinlichkeit nach ein elektrischer Lichtbogen einen Brand in der Decke des Cockpits ausgelöst und den Absturz herbeigeführt habe.
tische Erinnerung durchlebt. Ein Spezialist, den die Swissair nach dem Unfall aufgeboten hatte, hat Stenz darauf vorbereitet. «Die Trauma-Belehrung» nennt er es. Der Spezialist erklärte der Gruppe von Hinterbliebenen, wie ein Trauma funktioniert und was Trigger sind, die ganz plötzlich alten Schmerz wecken. Herausfinden, welche Auslöser das bei ihnen sind, mussten alle Angehörigen für sich.
Stenz' Söhne schliessen nacheinander die Sekundarschule ab. Der damalige Personalchef der Swissair verhilft ihnen zu einer Lehrstelle. Der eine beginnt seine Lehre bei den SBB. Bei den Bähnlern gefällt es ihm nicht, er protestiert, bis er wechseln und seine Lehre am Flughafen Zürich fertig machen kann.
gilt die Kommunikation der Swissair als Musterbeispiel für gelungenes Krisenmanagement. Die Swissair kommunizierte schnell und mit Mitgefühl. Es wurden Krisenzentren in Genf, Zürich und Halifax eingerichtet. Am Folgetag des Unglücks flog die Swissair Angehörige an die Unfallstelle aus, zusammen mit Care-Teams aus der Schweiz. Max Stenz blieb damals zu Hause, die Kinder wollten es so.
Der Untersuchungsbericht liegt bei Max Stenz auf dem Wohnzimmertisch. Der Bericht ist zu einem Buch gebunden, drei Zentimeter dick. Stenz hat sich intensiv mit dem Bericht befasst. Aus technischer Sicht hat er ihn fasziniert.
Stenz weiss, was ihm da passiert ist: Er hat in diesem Moment eine trauma-
Der nächste Morgen, zwanzig Auto-minuten vom Schlosskino entfernt, steil oben am Hang in Adliswil. Max Stenz führt durch den Hintereingang seines Hauses, vorbei an seinem Musikstudio im Keller hoch ins aufgeräumte Wohnzimmer. Es gibt Kaffee mit Blick in den Garten, eine Katze liegt zusammengerollt vor der Hecke.
In diesem Haus hat Max Stenz schon mit seiner Frau Jeannine gelebt, an diesem Ort wurde er geboren. Hier haben Max und Jeannine ihre Kinder grossgezogen. Max hat als Architekt und Musiker gearbeitet, sass lange im Gemeinderat und war einmal sogar Gemeindepräsident. Jeannine war Flugbegleiterin bei der Swissair. Als sie nach der Geburt des zweiten Sohnes aufgehört hatte zu arbeiten, stand sie oft im Garten und schaute den Flugzeugen im Himmel nach. Bald darauf boardete sie wieder einen Flieger.
Inzwischen wurde ihr Grab auf dem Friedhof in Adliswil geräumt, nach 25 Jahren läuft die Ruhefrist ab. Trotzdem: Ein bestimmtes Geräusch, eine Situation oder eine bestimmte Frage reicht, und Max Stenz durchlebt die schlimmsten Momente seines Lebens wieder. Während des Podiumsgesprächs am Vorabend kommen ihm mehrmals die Tränen, es schüttelt ihn. Jetzt ärgert er sich: Als Country-Musiker, der es gewohnt ist, vor Publikum aufzutreten, sei das unprofession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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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Autotelefon. Ein guter Freund ist dran. Der Freund fragt: «Wo ist Jeannine?» «Ich glaube, in New York», antwortet Stenz. Als er zu Hause eintrifft, wartet dort schon eine Handvoll Mitarbeitende der Swissair auf ihn. Einer seiner Söhne bringt einen Schulfreund mit nach Hause. Ob er hier zu Mittag essen könne? Heute nicht.
Viele der schlimmsten Erinnerungen von Max Stenz stammen von dem Morgen, an dem er die Nachricht vom Tod seiner Frau erhielt. Bis zu dem Moment ist alles wie immer: Stenz und die Kinder gehen zu Bett, ein gewöhnlicher Donnerstag steht an. Schule bei den Jungs, Stenz muss arbeiten.
PATRICK GUTENBERG
Jetzt klingelt Max Stenz' Wecker. Er mag die Ruhe am Morgen, das Radio bleibt aus. Die Morgensendungen im Radio berichten über den Absturz. Viele erfahren auf dem Weg zur Arbeit das wenige, was man zu diesem Zeitpunkt über den Absturz weiss. In Adliswil trinkt Max Stenz seinen Kaffee, zwei müde Buben schälen sich aus ihren Betten. Die Buben essen ihre Cornflakes, dann laufen sie los in Richtung Schulhaus. Max Stenz setzt sich ins Auto, er hat eine Sitzung in Altstetten. Das Radio bleibt auch im Auto ausgeschaltet.
Zu Stenz' Sitzung kommt es an diesem Tag nicht mehr. Ehe er in Altstetten eintrifft, bekommt er einen Anruf auf
Alle schlafen. 4 Uhr 41 Schweizer Zeit meldet die Nachrichtenagentur Associated Press, ein Flugzeug der Swissair sei in der kanadischen Provinz Nova Scotia abgestürzt. In Adliswil drehen sich Max Stenz und die Kinder in ihren Betten um, es ist noch nicht Zeit, um aufzustehen. Im Zehnminutentakt publizieren die Agenturen neue Informationen. In der Ankunftshalle des Flughafens Genf steht auf der Anzeigetafel neben dem Flug New York – Genf «delayed», verspätet.
Sein jüngerer Sohn trauert laut, der ältere ganz still. Bald geht Stenz wieder arbeiten, nimmt wieder an den Sitzungen des Gemeinderates teil, dem er erst seit einigen Wochen angehört. Seine Söhne gehen wieder zur Schule. Die anderen Schulkinder sind neugierig und sprechen sie auf den Tod ihrer Mutter an. Um Max Stenz und seine Trauer machen die Leute im Ort einen B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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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Tag nach dem Unfall kam ein Nachruf auf Jeannine in der «Tagesschau». Wochen zuvor hatte sie für die Swissair in verschiedenen Uniformen gemodelt. Diese Aufnahmen liefen nun über den Bildschirm, unterlegt mit Musik und Eckdaten aus Jeannines Leben. Max Stenz schaut sich den Beitrag an. Und auch sonst alles, was berichtet wird. Was Max Stenz durch diese Zeit trug, waren seine Aufgaben: Kinder, Arbeit, Politik, Musik.
Stenz macht niemandem Vorwürfe. Auch nicht der Swissair, im Gegenteil: Die Swissair habe nach dem Unfall für alle Angehörigen geschaut. Bis heute
In der Zeit nach dem Unglück boten Nachbarn und Freunde Unterstützung an. Seine Söhne blieben lieber zu Hause, «sie assen lieber meinen Frass», sagt Stenz und lacht. Er setzte ihnen Brotbrocken in Milch vor. Er nannte es «Daddy’s Special». Sie assen es mit Fon-duegabeln. Spiegeleier konnte er auch, ebenso wie die Deckelchen von Joghurt-bechern abziehen.

Max Stenz war als beratender Zeitzeuge am Spielfilm «111 – Echoes from Halifax» beteiligt.
Max Stenz öffnet die gläserne Schiebetür zum Garten und lässt die Katze herein. Es ist die des Nachbarn. Sie frisst etwas Trockenf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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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hn Jahre nach dem Unfall bekommt Max Stenz von dem Sohn, der sich seine Trauer nicht hat anmerken lassen, einen Text überreicht. «Da kannst du einen Song draus machen.» Stenz komponiert daraus ein Lied.
«Da habe ich realisiert, dass er in seinem Seelenleben genau dasselbe erlitten hat wie ich», sagt Stenz. Seither ist viel Zeit verstrichen, Stenz' Söhne sind erwachsen geworden, Stenz ist zweifacher Grossvater. Heute trauert er nicht mehr. Kürzlich kam ihm ein neuer Gedanke: «Wenn jemand stirbt, sind die Erinnerungen irgendwie auch weg. Du selbst hast sie noch, aber du kannst sie nie wieder teilen.»
Mit Jeannine konnte Max Stenz oft mitfliegen. Er lernte, dass man Meeresfrüchte ja tatsächlich essen kann, wenn sie gut zubereitet sind. In Indien hatte er erst einmal einen Kulturschock. «Ich war halt ein Bünzli», sagt er, das gemeinsame Reisen hat seinen Horizont erweitert.
Zwei Jahrzehnte nach dem Unglück lernt Max Stenz seine heutige Partnerin kennen. Sie versteht, was ein solcher Verlust bedeutet, sie hat ihren Mann bis zu dessen Tod gepflegt. Von Anfang an sprechen sie über ihren Mann und über Stenz' Frau.
Angels fell right out of the sky There was no time to say goodbye Broken wings wrote on the blue Broken hearts and broken parts Prayed one day I'd be a whole Closed my heart to save my soul.
Max Stenz begleitet den Regisseur Mauro Mueller auf der Werbetour für den Film, obwohl es ihn anstrengt, wenn die Erinnerungen hochkommen. Zu seiner Freundin sagte er: «Wenn ich in den nächsten Tagen komisch bin, liegt es nicht an dir.» Warum tut er sich das dann an? «Weil ich es meiner Frau schulde. Man sagt ja: «111 – Echoes from Halifax» läuft seit 1. Oktober in den Kinos. «Wenn jemand stirbt, sind die Erinnerungen irgendwie auch weg. Du selbst hast sie noch, aber du kannst sie nie wieder teilen.» Max Stenz
📰 报刊故事还原:奥利弗·马克桑,柏林
📰 报刊故事还原:莱特斯自1月起担任首席执行官,而电动汽车战略的转向已由其前任开启。奥利弗·布鲁默(Oliver Blume)在担任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的同时,此前几年还兼任子公司保时捷的负责人,他长期推动电动车型的开发。2022年公司上市时,布鲁默曾表示,到
与此同时,经济协会援引了瑞士社会伙伴关系(Sozialpartnerschaft)的悠久历史。餐饮业协会 Gastro Suisse 主席比特·伊姆霍夫(Beat Imhof)在接受《新苏黎世报》采访时表示:“社会伙伴会找到解决方案,而不是
各国之间的敌对状态尚未再次恶化到那种程度。但特朗普威胁要将加拿大兼并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让人们重新想起北美历史上那段黑暗的篇章。“这是一个狂妄之徒的胡言乱语,”卡佩尔说道,“他想给湖泊改名是为了挑衅我们。他蔑视我们。他把我们看作应该回到他
尽管列日紧邻德国边境,但出于历史、经济和文化原因,这座拥有 200 000 居民的城市通常被认为是比利时“最像法国”的城市。因此,法国抗议浪潮的火花恰恰在这里引发最强烈的共鸣,并不令人惊讶。不过,在过去几天里,比利时几乎每个法语城市都举行了
当时,利希特瓦克在关于蒙克的记录中写道:“他的画看起来不像是在绘画,而像是从某种液体中洗刷出来的。”埃德瓦尔·蒙克最著名的作品《呐喊》,除了是一次可见的、流淌在画布上的情感波动——即纯粹的惊恐之情——还能是什么呢?而这幅西方艺术史上的标志性
巴黎的一场展览展示了这位法国画家如何影响了数代艺术家
保留病人的尊严——电影制作者们做到了这一点,她们知道何时必须关闭摄像机。另一部已经在瑞士电影院上映的纪录片也采取了同样尊重但方式不同的做法。
定。这部电影的前提是观众知道这是在演戏。如果没有提前阅读相关介绍,观众会感到困惑,尤其是当尤里·埃尔默(Juri Elmer)和克拉拉·伦辛(Klara Rensing)这两位专业的、非患者演员加入其中时。人们经常会问:其中哪些是真实的?而
尽管早年电影成名,但伊娃·玛丽·圣(Eva Marie Saint)从未变成一名名媛——这位奥斯卡奖得主现年102岁去世
瑞士在建国之初就将公民的不信任感纳入了体制——正因如此,人们对国家的信任度才如此之高。然而,近几年质疑之声日益增多。一种容错文化将有所帮助。作者:克里斯蒂娜·诺伊豪斯 (Christina Neuhaus)
对国家及其机构的信任深植于联邦的历史之中:瑞士是唯一一个不仅在1848年革命中幸存,而且利用这次机会建立起一个拥有自由联邦宪法的现代联邦制国家的国家。当邻国的革命纷纷失败时,瑞士巩固了其民主制度,保持了中立,并将自己塑造为欧洲的一个特例。
(dpa) · 在好莱坞,随着历史悠久的派拉蒙 (Paramount) 和华纳兄弟 (Warner Brothers) 归于同一屋檐下,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启。由科技亿万富翁拉里·埃里森 (Larry Ellison) 家族控制的派拉蒙集团完成
在法维尼亚纳岛海岸,早在电影热潮之前就已交通繁忙,如图中 2023 年 9 月的情况。
但这仅仅是序曲。据意大利媒体报道,这部电影预计在未来三年内将为法维尼亚纳(Favignana)额外带来超过 2.5 亿欧元的收入,五年后这一数字可能达到 5 亿欧元。市长朱塞佩·帕戈托(Giuseppe Pagoto)已经提到,来自北美、中
28年后的一个九月夜晚,在韦登斯维尔(Wädenswil)。室外温暖宜人,尽管如此,Schloss Cinéma电影院的大厅里依然人头攒动。“你好”这里一声,“啊,大家好!”那里一声,人们彼此相识。他们是来自当地、来自电影协会,还是哈利法克
事故次日,《每日新闻》(Tagesschau)刊登了珍妮的讣告。几周前,她曾穿着不同的制服为瑞士航空担任模特。这些影像现在在屏幕上播放,配以音乐和珍妮生平的关键数据。马克斯·斯滕茨看着这段报道,以及所有相关的报道。支撑马克斯·斯滕茨度过这段